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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记者组织严厉谴责，就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3月14日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宣部对中国国内媒体发布的只能按官方新华社通稿报道的事前审查禁令。 无国界记者组织严厉谴责，就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3月14日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宣部对中国国内媒体发布的只能按官方新华社通稿报道的事前审查禁令。 无国界记者也很担心，最近开始在中国大陆推行的微博网络实名制，以及中国领先的网络服务商百度、新浪对官方网络审查的驯服配合（在最近官方期刊中描述的，在百度和新浪中设立中共党委协助网络管制），以及在中国的两会最后一天通过的，引起广泛争议的新《刑事诉讼法》。 无国界记者说，“中共宣传部对媒体关于如何报道新闻，哪些新闻不许报道严厉指令，日益加强的网上审查以及秘密拘留合法化，这一切显示中国政府正在全力围攻新闻自由。对媒体的限制与中国公众的要求完全对立，甚至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话也被限制和审查。” 无国界记者呼吁，“目前，许多大型中国网络公司，如运营微博的新浪、腾讯，运营通讯软件的腾讯以及网络搜索引擎百度，在协助中国政府监视网络和控制网络舆论方面涉入很深，我们呼吁，他们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不再担当政府的监控工具。” 事前审查 无国界记者获知，计划报道温家宝总理在中国全国人大闭幕式后的年度记者招待会的中国媒体们，都收到了据信是来自中共中宣部的新闻指令，要求对温家宝的发言，只能以随后的中国官方新华社的电稿为准，不许改动字句，也不得组织任何评论和解读等。 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从今年的3月5日开始，人大闭幕后的总理记者招待会是中国媒体时政报道的焦点，而温家宝则是任期内最后一年以总理身份亮相这次发布会。 秘密拘留 在本次人大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国人大中批准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该修正案允许当局在嫌疑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情况下，可在在一个秘密地点（指定居所），不带任何正式指控的情况下，将其扣押长达6个月。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73条规定》,“第七十三条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此前，中国的警方已经广泛使用这一方式对付异议者，如艾未未等，但在法律层面，这一“软禁”或“失踪”是非法的，而此次刑事诉讼法后，这一作为将被合法化。 根据该法律的其他修订，警方应当在拘留后24小时通知家属，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了总则。法律修改内容还涉及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并增加规定特别程序。修正案还禁止使用酷刑下获得的信息作为证据，要求审讯时录像，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 NGO工作者熊伟在新浪微博上发起呼吁，要求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推迟表决，他的呼吁信息被转发了18000次，并在3月12日被删除。 公司责任 自2011年底以来， 中国领先的互联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 有所加强。根据北京市委主办的党刊《前线》刊登的一项官方调研显示，9家北京大型网络公司建立了中共基层党组织，其中，新浪和百度还建立了中共基层党委。 官方称，在网站中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是使网络管理工作“主动、有效的必要选择”。报告列举了中共基层组织在网络管制工作中的工作。比如，新浪网的中共党员针对网上的虚假信息，成立“辟谣联盟”，发动党员采集捕捉大量“正确”的信息引导网友，“净化”网络环境。 报告敦促其他网站所有者创建类似党的委员会，并表示党和政府已为此拨出专项资金。 美国卡内基 – 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的 一项研究 ，凸显了了在中国的社会网络审查的有效性，尤其是在中国的政治敏感地区。在中国社交网络上，近一半的来自西藏的消息被删除，而在北京和上海占10％左右。 在2011年，除了网络审查加强外，在中国“失踪”也更频繁。 根据无国界记者的统计，大约有 100名记者 和 网民 因报道和言论被抓捕甚至被判刑，根据一些敢于谈论他们遭遇的人们的说法，许多人在去年的茉莉花事件的逮捕和失踪后，遭到虐待和刑讯。 微博匿名时代的结束 在北京网管办的最新规定下，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新浪微博上，用户必须提供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登记，海外用户则必须提供自己的手机验证，之后未进行实名认证的微博老用户，将不能发言、转发，只能浏览。 据路透社报道，新浪微博的3亿会员中，迄今有有1900万用户登记了他们的真实身份。 随后，上海和广州的预计将按照北京的前例，很快施加类似的用户规则。这一举措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它几乎肯定会导致用户的自我审查。 到现在为止，在中国这样官方严厉控制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的国家里，微博客网站已经成为中国公众获取新闻，尤其是与主流宣传不同的新闻和观点的的主要来源， 中国在2011-2012年记者无国界的新闻自由指数中，在179个国家中，排名仅为174位置，在无国界记者本周公布的 “互联网公敌” 名单中，中国继续名列其中。

当乌坎村民经历了从抗争到选举的荆棘之路，他们就已经不再是去年 9 月之前被欺骗、被欺压的村民了，而是知道去争取权力或权利的新公民。他们将会监督新的村委会，让未来掌权者不能像以往那样毫无节制的贪腐，他们会知道，这就是民主投票的好处 。 　　我们正在目睹一场民主实践如何慢慢成形，一群人如何逐渐成为公民。 　　村民代表大会现场。 　　 2 月底的一个寒冷夜晚，我在乌坎村的一个戏台上，围观正在举行的村民代表大会。这场大会的目的是要从 109 位村民代表选出七名召集人。会议没有主持人，因为他们担心主持人会强势主导议程。村民手上的香烟缓缓升起，他们彼此激动地用我听不懂的方言讨论着。 　　这不正是最古典的民主场景吗？不论是最早的雅典，或者美国早期的“城镇会议” (townhallmeeting) ，作为民主的原型，都是一个政治社区的成员一起参与公共讨论与审议，来决定这个共同体的事务。 　　不只是我眼前的现场体现了民主的原貌，从去年 9 月的村民抗争，到现在正在进行的村委会重新选举，乌坎不是正在摸索一条从无到有的民主之路？早在他们抗争之始，原来的村委会干部畏罪逃走，村民成立临时理事会，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自我治理之路。然后，正如乌坎的 90 后青年代表张建兴在博客上所写的：“集会，游行，上访。我们把宪政社会在一个农村演绎得淋漓尽致。” 　　今年 1 月，他们从抗争转向民主。 1 月中旬，上级党委将林祖銮任命为该村新的党总支部书记； 2 月 1 日，乌坎选出筹备 3 月份村委会选举的“重新选举委员会”，这是村民首次一人一票选出的； 2 月 11 日，村民又选出 109 名村民代表，代表乌坎七个自然村一共 14000 多居民行使本村最高权力； 2 月 12 日，新一届村民代表参加了第一次全体村民代表大会； 3 月 3 日和 4 日，在经过两日前的公开竞选演说会后，村民选出新的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主任依然是林祖銮。整个过程，公平公正公开，并且是乌坎人自己摸索出的规则。 　　村委会楼门口贴着一副春联。 　　在村子中，我们看到大街小巷的墙壁上都贴着选举公告，或是呼吁大家去投票，或是说明投票流程。村委会楼门口还贴着一副春联──“春归乌坎一人一票选明天，喜上眉稍小镇小村行自治”，里面的工作人员正在热热闹闹地筹备 3 月初的村委会选举。 　　在中国近年来越来越激烈的维权行动与维稳逻辑的强烈碰撞中，乌坎模式确实是极为特别的。当然，这个民主是极其有限的。一方面，村民最初的抗争是为了要拿回被村委会干部非法卖掉的土地，但新出现的权力结构是否能争回土地，恐怕不太乐观。乌坎人对此心知肚明。去年 12 月和薛锦波（在被警方拘禁中死亡）一同被逮捕的青年洪瑞潮在发表选举政见时就说：“这次投票，关系乌坎的未来，希望大家杜绝姓氏、关系的拉票，选出来的，是为收回乌坎土地的。”林祖銮也屡屡强调这是他上任之后最重要的工作。另一方面，这个民主实行的区域毕竟只是个村子，尤其在目前的党国体制下。 　　然而，当乌坎村民经历了从抗争到选举的荆棘之路，他们就已经不再是去年 9 月之前被欺骗、被欺压的村民了，而是知道去争取权力或权利的新公民。他们将会监督新的村委会，让未来掌权者不能像以往那样毫无节制的贪腐，他们会知道，这就是民主投票的好处。 　　刚刚 21 岁、一路参与抗争的张建兴看的很清楚：“记住，我们拼命记住乌坎还没成功，不是我们预想的结果，就不是成功……今天之后，它没有结束，是开始，是一路豪歌，一路狂野。” （本文作者张铁志，台湾知名政治与文化评论人，现任台湾《新新闻周刊》副总编辑，今年于两岸出版《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 U2 的抵抗之声》，并担任多个 NGO 的理事与董事。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来源 :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