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国政府“维稳”思维的逻辑盲点
近几年来，“维稳”不仅成为中国政府天天念叨的“二字经”，也衍生为一个日益庞大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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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良知在乱世——谭作人式的脊梁
2010年6月9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二审判决：对谭作人维持原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谭作人五年有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阅读更多[房地产] 纽约唐人街该不该重建？
一 群房地产开发商委托对纽约市坚尼路(Canal Street)进行重新规划研究，以逐渐推进一项引发争议的努力，允许唐人街主干道两侧建更高的建筑。 Michael Rubenstein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开发商想在坚尼路建超高层写字楼及公寓以取代街道两侧的低矮建筑 这些开发商说，坚尼路作为主要交通枢纽及商业中心，意味着应允许建超高层写字楼及公寓以取代街道两侧大部分的低矮建筑。但他们将不得不解决这项努力会损害唐人街的经济与遗产之忧。 ABS Partners地产开发公司的利普斯坦因(Keith Lipstein)说，坚尼路是纽约市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而现在却有些破败了。至少从商业立场出发，他积极支持将该区重新规划，以实现密度最大化。 利普斯坦因的公司管理着一处一层楼的房产，现在是位于坚尼路与拉法叶街(Lafayette Street)之间的菲尼克斯购物中心(Phoenix Mall)所在地，该处房产由ABS公司部分高管及长岛（Long Island City）房地产公司First Pioneer Properties Inc.共同所有，他说这处房产可以开发成一幢12层高的综合应用建筑，但目前的地区规划只允许建六层高的建筑。 这位房产开发商对坚尼路有此初步重新规划意向，正值唐人街商业及社区领导人发起为重振及保存这片历史社区而进行更大范围的努力之际。该事宜由华埠工作小组（Chinatown Working Group）挑头，这一社区机构希望就唐人街的综合规划达成一致，并在今年底向纽约市提交规划方案。 组成华埠商业及业主团体(Chinatown Business and Property Owners Group)的这些开发商，希望能劝说华埠工作小组在考虑社区更广泛的规划方案时采纳他们的建议。代表该社区开发商的规划顾问伍德沃德(Douglas Woodward)说，坚尼路一直缺乏应有的重点。 但唐人街某些团体正在推动一项在很大程度上会限制大兴土木的竞争性重新规划方案。唐人街及下东区保护联合会( Coalition to Protect Chinatown and Lower East Side)发言人Josephine Lee声称，允许坚尼路建更加密集化的超高层建筑，会损坏唐人街的活力。 Josephine Lee说，唐人街的繁荣是由小型规模经营驱动的。如果这些小商家没了，居民也没了，这种经济从根本上说就将消亡了。 对坚尼路进行任何重新规划都将花费数年时间。任何一项推荐的重新规划方案都将必须通过纽约市严格详尽的土地使用审查程序，还必须经市议会批准，市议会将可能受到两方面的压力夹击。 尽力限制建筑物加高的唐人街及下东区保护联合会与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城市事务与规划教授安各堤(Tom Angotti)合作制定其提议方案。安各堤说，该联合会旨在保护唐人街的优先权，这意味着要支持一种不同的开发方案，这种方案更能实现这一社区渐进式的有机增长。 开发商团体的规划顾问伍德沃德受雇于新泽西的房地产公司Edison Properties。这个团体又雇佣了WXY Architecture + Urban Design的首席设计师维兹(Claire Weisz)来探究如何改善坚尼路的步行环境与公共空间。 离坚尼路一步之遥，在中央街与喜士打街（Hester Street）之间有一个Edison的停车场。Edison Properties的负责人高提斯曼(Jerry Gottesman)想把这个停车场改造成一个与Ludlow齐高的办公楼或公寓建筑，Ludlow是高提斯曼在下东区建的一幢高层建筑。 开发商们说最近才开始研究这项方案，现在讨论重新规划计划为时过早。但唐人街的未来一直是争论的焦点话题，开发商们能否说服这一社区接受他们的方案还不甚明朗。华埠工作小组联席主席所罗门(Jim Solomon)说，其方案的哪一部分能被华埠工作小组全体接受还有待观察。 Anton Troianovski
阅读更多德中关系: 两中国外交官涉嫌在德国从事间谍活动
chine falungong 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会山前抗议中国当局的迫害。 作者 柏林特约记者 丹兰 德国检察院正在就两名中国高级官员在德国从事间谍活动展开调查。根据《明镜周刊》的独家报道，这两名中国外交官涉嫌刺探德国法轮功圈子的内幕。其中一位高官乃副部长级官员，是“610办公室”负责人。该办公室受北京的委托，专门负责打击法轮功。 根据德国检察院掌握的情报，这两名中国官员于3月在柏林招募了一位来自北德的法轮功教徒做线人。这位学者随后往中国发送了大量的法轮功内部的电子邮件。德国检察院为此于5月份搜查了他的住宅，并已立案对他进行调查。但此人拒不承认自己犯有间谍罪。他说，两位中国人是以学者身份与他接触。他从来就不知道对方是秘密间谍。 去年底，德国外交部曾要求中国驻慕尼黑领事馆一位官员离开德国，因为这位外交官在招募刺探慕尼黑流亡维吾尔族社团的情报人员时被当场抓获。中方于去年12月召回了这一官员。 明镜周刊还报道说：德国总理默克尔数周后将访问中国。这新一轮间谍风波可能会给默克尔访华带来包袱并影响到德中关系。 tags: 公民社会
阅读更多南方周末：环境信息公开咋这么难 29份信息公开申请表的遭遇
29个被申请环保信息公开的城市中，12个积极回应，3个明确拒绝回复，1个提出无理要求，另外的13个则始终保持沉默 2010年5月20日，南方周末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简称“试行办法”），向内地所有31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的环保局发出公开2010年以来该局行政辖区内受到环境行政处罚的企业名单及处罚事由的申请。 当天，除拉萨和海口两地因缺乏基础信息未能发送外，剩余29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通过南方周末办公室的传真机向各地发出，但接下来等待这一张张申请表的却是一路波折。 这是什么东西？ 申请发出后，记者进行了电话确认，各地环保局的态度迥异，很多环保局工作人员甚至直接反应“这是什么东西？”（各地对南方周末的申请的第一反应见表一） 按照上述两法规定，各部门接到申请之后应在15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截止到2010年6月23日，29份申请中，南方周末接收到南京、合肥、天津、北京、昆明、贵阳、西宁、上海、郑州、福州、重庆、银川、杭州、太原、南宁、武汉16个城市的回应，但回应内容颇有不同。 其中，南京、合肥两市回复了诉求内容，并打来电话确认。南京市环保局在接到申请四天后，第一个发回传真告知该市在2010年1月—5月期间，有15家企业因不同原因受到了环保局的行政处罚，在其《2010年行政处罚清单》上列出了行政处罚相对人和处罚事由；合肥市于6月1日发回传真告知该市前五个月间有9家企业受到环保局行政处罚，并详细列出了处罚相对人、案由、立案时间和处罚内容以及决定下达时间。郑州市环保局表示接受公开申请，但要求申请者另外填写一份表格，目前正在新一轮的申请进程中。 而北京、昆明、福州、上海、银川五地均以电话告知此类信息均已在网上予以公布，不再另行公开，后经记者上网查阅发现确已公开。6月18日，记者再次向未作回应的17个城市和地区发出申请，重庆、南宁、太原、武汉加入回应之列。武汉市环保局在截稿前最后一刻回复公开两例处罚信息。 与上述城市的或积极或消极回应不同，贵阳、天津、西宁三地明确拒绝了申请（拒绝理由见表二），杭州市环保局则要求申请者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和相关机构证明复印件，否则不予提供，但南方周末并非法人机构，所以申请中断。 其余的13个城市在经过南方周末记者的两轮申请之后，仍保持沉默。 理由很牵强 针对各地内容迥异的反应和回复，南方周末特地邀请了两位致力于研究信息公开和环境法立法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竺效和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杨素娟做出点评。 在竺效看来，“你们申请的内容本来就属于应依据职责主动公开的政府环境信息的范围。”他进一步解释说，根据上述两法的规定，环保部门应当在职责权限范围内向社会主动公开环境行政处罚的情况。 杨素娟教授也认为，“他们（环保部门）应该承担主动公开的义务，而不需要你们专门提出申请。”她认为，尽管对于如何公开没有明确规定，但如果有地方试图以经济不发达、基础设施不完备而拒绝公开是非常可笑的，“信息公开可以有多种方式，（环保）局门口有一个公告栏也能公开啊。”（针对三个拒绝公开的城市和杭州的专家点评见表二） 多年来，各种NGO一直是促进和推动环境信息公开的重要力量。2009年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指数），研究数据显示我国的环境信息公开仅仅是艰难起步，而且各地差别巨大。 “必须有越来越多的实例让大家看到，用先进地区带动落后地区，才能慢慢变好。”胡元琼强调，她是NRDC驻北京的中国环境法项目律师，“消除顾虑，就必须要用实际的案例来证明。” 在她看来，各省市并不积极的反应是一种普遍现象，这和各地的经济发展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必然，她的研究表明，一些中小城市的信息公开工作做得甚至比发达大城市更好。 胡元琼提醒，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各地信息公开的尺度，新疆、西藏等地由于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有的地区连网站都没有，但通过其他的方式，如报纸、电视、公告栏等方式公开一样属于信息公开。“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与不做。” 表一 态度千奇百怪 表二 理由五花八门 竺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素娟：中国政法大 学环境资源研究所副所长 表三 29个城市对南方周末信息公开申请的回应态度 统计 “绿行者”行动统筹/徐楠 李伯根/图 真正的压力来自地方 事实上，环保部门还是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先行军。环保部门是在国务院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后第一个执行的部委，并详细出台了相关细则，走在了全国各大部委的前列，既便如此，细则距离真正的信息公开尚有较大距离。“大家关注得不够，重视不够，也没有意识。”杨素娟说。“试行办法”的不完善也是问题之一。胡元琼说，由于“试行办法”缺乏具体的操作指南，一些基层环保局在面对收到的部分申请，不知道该如何归类，无法准确回复。 在胡元琼看来，信息公开难以实现的真正压力不仅仅源于环保部门自身，还来自地方。她解释说，地方环保局不归环保部管，而是归属各地方人民政府，由于各地招商引资和自身形象以及政治等因素，地方政府会在公开负面信息例如排污受罚企业上对环保局施压。 尽管不公开法律规定的信息，是属于没有履行“试行条例”所规定的义务，但“谁会那么较真呢？”胡元琼说，“靠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难了，如果一个人非得较真，他得先提出申请，环保局不回应或者没有回复所需信息，可以再进行复议，如果依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可以再起诉，但有多少人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上一页 1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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