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Underground Catholics in Gao Ja Di village, Inner Mongolia, by Jordan Pouille
Underground Catholics in Gao Ja Di village, Inner Mongolia, by Jordan Pouille
阅读更多发布者Sophie Beach | 5 月 25, 2010
Underground Catholics in Gao Ja Di village, Inner Mongolia, by Jordan Pouille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 aggregator | 5 月 22, 2010
按:这是今年三月份,承梁治平老师之邀,在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进行的一次演讲,感谢洪范任琳女士的整理。评议人是劳动合同法的起草人常凯先生,及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社会责任办公室…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 aggregator | 5 月 18, 2010
作者:宋淼 | 评论(3) | 标签:富士康, 九连跳, 工会, 缺位
富士康的九连跳引起的社会反响很大,不过我很怀疑他最终能否在制度层面有所结果。这个“制度层面”的结果并非仅仅是法律之类的重大进展,而是目前高层对此事的看法能否进入制度建设思考的层面,以及在实际上能否有丝毫的举动以推动此类事件的缓解与解决。
工会的名存实亡,由来已久,我们用不着去寻找这种与中国社会政治定位看起来完全背反的现实的原因。我们需要是去面对,去解决。关于面对,如果我们的政府不肯面对,实际上,民间一直都有人在面对,并且尝试解决。他们往往最初只是因为简单的恻隐之心,只是因为看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实,只是因为他们觉得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可以有如此的事情发生,他们不仅看到了而且行动。当他们的行动因为个人力量有限的时候,他们会自发地联合起来,他们往往不能在政府那里注册,所以他们就是传说中的草根NGO。
(1)我知道的珠三角工人维权NGO
2008年,我因为汶川地震而开始关注中国公益慈善界,开始关注中国NGO。在此期间,我发现有一类NGO其实活动很早,活动的成效很显著,那就是关注工会的NGO。或者跟珠三角地区经济文化较发达,与国外文化接触较多有关,NGO在珠三角地区的发展也早于内地。其中的佼佼者,曾经获得包括《南风窗》这样的主流媒体的认可和褒奖,社会影响曾经进入主流言论领域。这些起步很早的NGO,资金大多来自国内的基金会和大型企业,发展良好,有些已经开始进行社会企业的转向,为珠三角企业提供供应链研究、规划等服务。
但是,这些“红极一时”(其实红也是在一个小范围内)的NGO,很快销声匿迹。原因很简单,他们揭露的珠三角地区大企业血汗工厂的事实,以及他们对工人进行的维权培训与服务,引起了包括当地政府在内的各方的关注,并从政治的角度对之进行了打压。珠三角地区有关工人维权的NGO一直都在活动,只不过,媒体一直对之保持沉默。甚至,其中有一部分因为各种各样的报道而被抹上财务混乱、负责人中饱私囊等标签,使之远离原本应该被关注的区域(工人维权),进入另外一个公众深恶痛绝的区域(贪污等是公众最讨厌的)。
2009年,笔者去深圳出差,曾顺道拜访一位在工人维权领域非常资深的前辈。这位前辈媒体记者出身,正是由于接触了诸多不可思议的现象,才毅然决定终身从事为工人维权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在初期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并逐步实现向社会企业的转化,希望不依靠国外基金会的支持,就能完成自身的生存发展,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的纯粹的NGO。可惜,事与愿违,不久他们就受到关照,资金来源受到质疑之外,原本对于保持联系的媒体也一夜间销声匿迹。此后三年,他们一直挣扎在生存边缘,除了自己的网站,外界几乎看不到任何他们的信息。
2009年,深圳开始推动NGO的发展,对部分NGO通过购买服务来扶持。我看到的跟风文章中,有时候会看到类似的维权机构。他们的前辈,不论是学历、起点、资金来源、社会活动能力等方面都比他们高得多,尚且烟消云散。相比之下,这些年轻的NGO基本处于自发状态,并没有完全吸收过去及西方NGO发展的经验教训,在经历了初期的热情之后,很快陷入困境(主要是经济困境)。我看不到他们的未来,我看到的是,维权NGO成为他们青春期的泡泡,一波又一波的起起落落,对他们或者不无意义,对珠三角那些仍然生活在机器和体制重压下的工人们,却基本没有什么意义。
(2)“中国梦”与“美国梦”
既然NGO不能指望,我们只有寄望于来自政府的力量引导。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帝原谅我居然再次这么写),我们的政府一直在工会作为工人维权机构上没有进展。我们一边为了“中国梦”的辉煌成就而骄傲,一边因为工人群体为“中国梦”的实现所付出的代价而无可奈何。
“美国梦”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家喻户晓,他直接推动了美国的快速发展,并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全世界各地的人蜂拥至美国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上个月,当矿难发生以后,奥巴马在矿工的丧礼上以总统的名义反省“美国梦”的代价。和辉煌的“美国梦”相比,奥巴马那即便是政治表演术的演说中对生命的尊重令人动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在制造业中创造的奇迹几乎是全部中国奇迹的最初和最核心的那一部分。一年又一年从内地像候鸟一样往返的中国特色珠三角工人群体,他们在离开家乡的时候何尝没有一个“中国梦”。
和“美国梦”一样,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中国梦”。这些不同身份的“中国梦”差别之大,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因此,“中国梦”的内涵如此驳杂,以至于我们不能像描述“美国梦”那样给它一个大致的轮廓。具体到这些候鸟一样的工人群体,在某些层面上,“中国梦”和“美国梦”如此相像,在另外一些层面上,他们的“中国梦”却更有着不忍细看的残酷。
有学者将珠三角工人的生活描述为“碎片化”,实际上这个颇为学术的说法形象地描述了工人群体的身体在珠三角工业发展中的遭遇。事实上,富士康的九连跳之外,那些碎掉的手臂、脚、腿,瞎掉的眼睛,被化学品毒害的身体器官,一直存在。我在深圳一家维权NGO早年出版的资料中看到大量的因工致残的图片,配合详实的调查数据,令人触目惊心,他们的后继者的命运显然并不会比他们好多少。他们并非像富士康九连跳的职工那样是飞来之物,他们一直存在,他们一直沉默。富士康九连跳只不过将这些原本一点点碎掉的碎片,以集体的形式进行表演,他们逼迫我们睁开我们闭上 的眼睛,看见我们本来早就看到但却不愿面对的事实。
富士康九连跳一夜之间成为社会热门话题,但是我看到的是,“富士康并非是最恶劣的血汗工厂”。在无数个富士康面前,工人群体像羊群一样挤满张开大口的工厂的门口。当他们背井离乡来到深圳,当他们除了青春和肉体一无所有,当他们不仅做着自己的“中国梦”,还要承担着巨大的家庭责任,他们挤满工厂的门口完全不能用来论证富士康是否是血汗工厂。他们或者有着自己的“中国梦”,或者只是要活下去,他们根本管不了是否公平,管不了青春之后又有什么,他们的选择只在于进入这个或者那个,富士康。
当他们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富士康的时候,他们必须接受一系列“富士康们”规定的制度和条件。他们从来不曾有任何议价的能力,因为他们彼此是孤独的个体,在富士康这个庞然大物面前,如此渺小,不仅不堪一击,甚至阴影下的生活中被一再教导需要“感恩”——为了一个宿舍的床位、一顿工作午餐、一点点加班费、一份总算发下来的工资。如果他们不满意,他们有如下诸多选择:辞职后或流浪或进入下一家富士康,继续工作,或者,跳楼。
(3)工会不昌,跳楼不止
工会问题的重要性,以工人革命起家的当局最明白不过。但是,这不是我们一味忽视或压抑工会发展的理由。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中国制造和中国速度而牺牲了一部分工会职能,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有着历史的残酷,那么,当中国已经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中国已经一再宣称进入“盛世中国”,中国的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再也没有任何理由因为“发展”而忽视工人群体的基本权益。
即便我们不是从道义上认识工会的重要性,而是从社会主旋律的角度看,工会昌明也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工会作为工人的“娘家”,并非是个口号,而是一个个孤身在外的工人的依靠。当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他们可以通过工会向外表达。当他们的精神受到压抑,他们同样可以通过工会与资方沟通。当他们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渠道与相关各方保持沟通,当他们的未来总还是有一点希望,当他们在人群中不再感到孤单无援,当他们在家人、亲人和朋友面前不再觉得无能而愧疚,他们何至于纵身一跃,以求获得解脱?
不仅如此,解决长期以来劳资双方不对等导致的其他恶劣结果也须借力工会。前些天,相关部门称中国22年来工资支出在GDP中的比重一直呈下滑趋势。与这种趋势相对应的却是中国国内资产加速向少数群体集中,中国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中国社会整体消费力被包括房价在内的诸多大山打压,社会矛盾严重激化。2010年以来,幼儿园连环刺杀案在全国各地的爆发,与富士康九连跳交互发生,一个是杀人,一个是自杀,两者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却从一个层面表示目前社会矛盾必须得到各方的重视。和幼儿园配武警并不能解决全部幼儿园安全问题一样,富士康请再多的心理学家和各路大师,一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九连跳的蔓延。
如果说解决幼儿园惨案涉及的是全社会范围内的社会分化问题,涉及的方面众多,有些无从下手,那么,工会职能恢复无疑是解决富士康九连跳事件的可能的突破口之一。相比于宏大的社会分化问题,工会作为工人群体的代表,在与资方的沟通中,不仅有助于解决工人群体自身的问题,减少、防止类似富士康九连跳事件的发生,还能有序解决(作为社会底层群体的)工人群体在与资方的交涉中长期以来的失语问题。工会的发展离不开有序的管理,完全可以在现行的体系内(如仍然由党代表总体负责),推动工会作为维权机构的部分职能的发展,既不会产生失序问题,也从客观上推动企业向科技、管理要效率,而不是长期享受低工资、低福利带给他们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而不肯长大,影响中国企业整体上向国际水平进军的步伐。
恢复工会的部分职能,操作起来并不简单。在没有先例的情况,参照过去珠三角地区工人维权NGO的部分做法不无裨益。因为上述NGO往往建立的起因非常单一,组织弱小因此致力的领域也相对单一,例如,有些NGO只关注伤残问题,有些NGO只关注职工受性骚扰的问题,还有一些NGO则关注单身职工的婚恋问题等等。在现有工会的框架下,参照过去成功的NGO的做法,摸着石头过河,不仅不会产生冒进而导致的失序,更可以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的工会文化的经验教训,并最终实现制度层面的建构,全面推动工人群体融入和谐社会。
上述努力能否得以实践,要看上层对富士康九连跳问题的认识是否能归结到工会问题上,更要看上层是否能从社会发展的必然及现阶段的策略上看待工会职能部分恢复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关联。世博会之后的中国,再也不能以发展为名牺牲包括工人群体在内的普通民众的利益,我们必须反思“中国梦”的代价,并及时拿出有智慧的对策。为了“中国梦”不成为噩梦,工会之昌明,是为之始!
宋淼 我要公益网(www.51gongyi.org)总干事
2010-5-18
发布者ranyunfei | 5 月 18, 2010
冉按:自从512大地震后开始,我持续关注灾后重建及公民社会的建设和NGO的发展,办这份电子周刊已经两周年了,请欲共同推进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朋友们和各NGO组织继续支持。谢谢大家。
阅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