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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 信息安全研究員:警察低調不執法,民間團體網上挨打

〔圖片說明:根據 Prolexic.com 這間網絡防禦公司的 24小時偵查系統 顯示,在5月23至24日之間,共錄得875個進行 DDoS攻擊的「機械程式」(bots)〕 原來香港這個小小的地方,在世界發動「分散式阻斷服務」(DDoS)的源頭國排名榜上,一直在30名之內。很多被用來發動 DDoS 攻擊的電腦,是一些中了毒的辦公室電腦,所以 DDoS的攻擊,在上班日子特別熾熱,放假關電腦後,「喪屍」(Botnet zombies) 的數目會大為減少。 挨打的民間團體 從事 信息安全研究工作 的 Anthony,除了幫助銀行和企業加強網絡保安,他亦幫助一些被攻擊的非政府組織和維權網站做「死因研究」。 他指出:「很多民間和維權的網站,都面對 DDoS 的攻擊,這些團體一般缺乏資源,而大部份針對 DDoS 防禦的公司都不會有非牟利的服務。更甚的是,他聽說有一家頗具名氣的 DDoS 防衞公司,拒絕了一個人權機構的免費體驗服務 (free trial) 申請,因為那公司在大陸有生意,怕得罪國內的客戶。」 令 Anthony 感到憤怒的是,香港警察絕少調查這些所謂「沒有造成經濟損失」的攻擊事件:「不論從加強本地網絡保安的角度,還是從保護小市民免受騷擾的角度,警察都應該主動調查並公佈調查結果。」 警察低調不執法 雖然很多 DDoS 的攻擊都是來自其他國家,但即使不能跨境執法,也應該調查並公開攻擊來源,讓市民得悉誰在背後騷擾我們。Anthony 估計,「他們也許害怕結果會令攻擊來源的國家感到尷尬」。 此外,他又指出,其實有不少進行 DDoS 攻擊的喪屍,是本地被入侵的電腦,不少防禦公司都會公佈了它們錄得的喪屍 IP,只要警察循著這些 IP 資料,主動通知這些登記用戶清除木馬病毒,若對方不處理,再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就能減少本地喪屍數目。 根據 Prolexic.com 這間網絡防禦公司的 24小時偵查系統 顯示,在5月23至24日之間,共錄得875個進行 DDoS攻擊的「機械程式」(bots),而香港在 DDoS 攻擊來源的排名是第25,長期高踞榜首的,則是來自中國的喪屍。 然而香港特區警察卻絕少主動調查,只有當被攻擊的對像是政府網站和金融機構,又或一些令全港市民憤怒的事件如鍾庭耀的民間公投,警察才「高調執法」,對民間和維權團體的騷擾,均不會主動行使調查權,低調地不執法。 中港法規有別,小心保護個人通訊 除了 DDoS 的攻擊,入侵網站管理系統及盗取密碼和資料等手法,也經常出現。Anthony 就曾經處理過黑客把整個網站的內容全都刪除掉的案例:「一般民間或維權團體,都會使用一些開放的內容管理系統,這些系統經常出現漏洞,要定期升級,否則就會形成缺口,讓黑客入侵盗取資料。此外,網站管理員的密碼要以字母和數字作組合,定期更換,並要好好管理好電郵系統,以免黑客透過入侵電郵而獲取密碼,最好的方法是透過雙重驗證的方法,鎖定進入郵箱的電腦和手機。」 當然,最重要的是確保自己的機器沒有間諜或木馬程式:「不要隨便打開電郵附件,即使它是從你的朋友寄來的也要先以電話確認才打開。大部份木馬或間諜都是針對 window 系統和 Microsoft word 等工具,要定期更新,或使用其他系統如 Ubuntu 或 Linxu。若你的電腦有間諜軟件,它能透過你的鍵盤,取得所有密碼。」 中文世界在電腦和手機應用程式的市場融合得很快,但因為兩岸四地法制有別,也會反映在電腦操作系統、軟件和應用程式的設計上。Anthony 提醒大家,「在下載軟件和應用程式前,要先上網查看它的安全性。因為國內要求互聯網服務供應商遵守審查和監控的法律,他們的產品會有一些相關的設置,譬如說QQ的對話會屏閉了敏感詞,也有報導說國內 we chat 用戶被監聽。其實最好的方法是開一部作上網用,買一個舊款手機作對話。此外,重要的聯絡,不要放在上網用的手機上,也不要開通『一卡兩號』的中港通電話服務,畢竟國內電訊經營者要遵從內地的法規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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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网 | 没有精神家园的人

最近大家似乎总在努力地回到过去。杂志社在做《我的故乡在80年代》专题,电影院播放完《致青春》又放《中国合伙人》,连做纪录片的朋友也将我拉进放映间,让我一个人看完了《青春致敬青春》的样片。虽然名字相似,但那是一部和《致青春》完全不同的纪录片,讲述的一群失去梦想的年轻人和一位已经是高级别国家干部的抗战女老兵,一同到俄罗斯寻找当年那段燃烧着激情与热血的故事——所有的人,最近都在不约而同地,寻找自己“精神的故乡”。 也许,它是一本书:《安娜·卡列尼娜》、《平凡的世界》、《OnePiece》。也许是一首歌:《加州旅馆》、《一无所有》、《海阔天空》。然而,时代的细节是如此渺小,往往不足以解释我们的出处。 我们精神的故乡在哪里?这个问题听起来真有点无聊。但是,当我站在白天的十字路口中央、下班时间的地铁站、开场前的电影院、星期天的广场,看到那么拥挤的人潮,我经常有一种违和感。 在我们的人生舞台上,时代的布景板非常任性,经常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就被看不见的手随意置换。 这样的结果是,彼此都是下一个时代派来的陌生人,就如同海洋里突然出现的巨大鱼群。 各自随波逐流,为了觅食,凑和地在一起而已。 大部分的鱼其实并不关心,自己来自哪里,要去哪里。但迷惘也就这样发生。也许,那些热衷于寻找“精神故乡”的人,就是想从来时的路找到未来的救赎。 “60后”是政治生活下的蛋,“70后”是理想主义下的蛋,“80后”是商品社会下的蛋,90后则是网络时代下的蛋。 作为一个“80后”,精神故乡在哪里? 我们听Walkman、看港片,忙于早恋也担忧高考。学过唐诗宋词、接受过社会主义教育、目睹过改革开放、崇拜过港台偶像、受过日韩流行文化影响、接触过西方先进思想、拥有金融理财观,还是最早的网民。 “80后”集体记忆里有多啦A梦、周星驰与Nike运动鞋,说不清是多元化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往往一个观念还没有形成,社会就已经步入拐点,于是又疲于奔命地准备好接受时代的转型。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城市化转型期,资源开始迅速向北上广集中。小皇帝出了家门,变成了“飘一代”。这也是备受宠爱的一代,许多人年过三十,还不太懂得如何爱父母与爱别人;他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自己本身依然是一个孩子;他们为房子车子奋斗,但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奋斗。 抱歉的是,虽然联合国认为44岁依然是青年,但80后的青春早已散场,而且不是每个人都跟得上时代。 “80后”考上大学,学位就开始贬值了;熟读成功学,却遇到阶层天花板;结了婚,就成为了三文治一代。“80后”的工作进入了橡皮人模式,婚姻进入闪婚+闪离模式,生活进入了Hard模式。他们结婚买房多数靠啃老;他们错过了那个快速致富的时代,没有成为富二代也难以成为富一代;他们本来好不容易来到“北上广”,但现在居然又要逃离逃离“北上广”。 社会进步太快,所有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80后”回首过去,尽找到些不可复制的经验。 时代潮流浩浩汤汤,不小心就会被冲到时代边上。 “80后”面对着一个充满差距的社会:这里面有城乡的差距、财富的差距、社会关系的差距、工作的差距、人与人的差距。“80后”是接力跑的后两棒,更多人是输在起跑线的人。不济者沦为蚁族,中庸者沦为房奴,佼佼者都是富二代。跟不上的人只好成为屌丝。 王蒙对“80后”作品的整体印象就是“没有昨天的人”,但谁还有空关心那个变得那么快的昨天?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特别的年代。对当时已经年富力强的人来说,“80年代”是精神的故乡,是生命中的第二个故乡,他们因此重获新生。 但对在8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他们随之分享了物质生活的剧变,也经历了精神生活的沦陷。 他们是中国第一批真正热爱自己的人;他们活在一种新的物质文明之中,但这种物质文明无法赋予他们任何关于精神的意义。 所以,“80后”不要寻找精神故乡。因为当他们开始长大的时候,也是中国人开始扔掉过去的时候。很多时候,“80后”致敬的,只是“60后”、“70后”的青春。“80后”,其实是一群没有精神故乡的人。 来源:http://dajia.qq.com/blog/182962009475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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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共间谍潜入西藏流亡社区败露

中国安全部门派遣的一藏人警察在西藏流亡社区搞间谍活动及恐怖阴谋被揭发。此外,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感谢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同意为五千西藏难民发放移民签证。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指,这让争取自由斗争的藏人深受鼓舞。 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星期四发布声明称,一名潜伏在西藏流亡社区多年的中共藏人警察所从事的间谍活动及恐怖阴谋目前已被证实。 声明指出,来自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嘉黎县措拉乡的33岁藏人边巴次仁在2009年被中国当局派遣到印度搞间谍活动,在此之前他是那曲一名防暴警察。边巴次仁承认说,他是被当时担任那曲地区地委委员、地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处党委书记、处长李玉泉派到印度西藏流亡社区执行间谍任务。李玉泉后被调到昌都地区,担任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处党委书记。 声明说,边巴次仁被派往印度前曾接受过全面训练,包括情报搜集与分析技巧、格斗体能训练和武器操作训练等。他在1999年参军入伍,2002年退伍后,当年从嘉黎县一乡警察到四川成都接受两年公安特训,结束后被选为那曲地区公安处防暴大队警察,一直工作到被派往印度为止。 据边巴次仁本人披露,李玉泉要求他负责收集西藏流亡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涉及“恐怖活动”的情报,他还被要求及时汇报达赖喇嘛的健康状况和活动日程。他曾冒充流亡政府安全部工作人员同非政府组织成员、重要人物和新抵达印度的藏人等进行接触来获取情报,之后通过电话、互联网如QQ及手机微信等进行定期报告。 声明说,边巴次仁后来受李玉泉指示去毒害于2010年年初流亡到印度的那曲地区比如县藏人扎西坚参(又名扎西顿珠)和四川甘孜州德格县八邦乡藏人嘎玛益西(又名扎西),以制造西藏流亡社区存有“恐怖活动”的假象。为了执行这场恐怖阴谋,自2012年以来,李玉泉曾两次召边巴次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并随其他中国代理商一起亲自指示如何毒害上述两名青年,李还在边巴次仁面前测试三种不同的有毒物质,毒死两只小狗和一只鸡后,再递给他。 声明指出,自2009年起,边巴次仁收到从李玉泉处寄来的超过110万印度卢比,以完成间谍和谋杀任务。 不过边巴次仁的恐怖阴谋被险些遭他毒害的扎西坚参和嘎玛益西识破,并向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揭发了他的罪行,使得中国当局的这一渗透并试图破坏西藏流亡社区的阴谋被曝光。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在声明中对扎西坚参和嘎玛益西勇敢揭发的行为表达赞赏,并呼吁所有藏人积极合作,遏制中共安全部门的渗透行为。 此外,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一通过了一项移民改革法案的修正案,指将在未来的三年内,向生活在印度和尼泊尔的西藏难民发放五千个移民签证。 这项修正案是由加州民主党参议员戴安•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发起,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Patrick Leahy)和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联署支持。目前这项修正案正在讨论中,由参众两院最终通过后,才能被正式制定,整个过程还将需要数个月的时间。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对此表达感谢,并指这是藏人针对中共高压统治展开新一波的抗争之际,美国及时向西藏难民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同时体现美国政府与国会两院议员长期声援西藏的延续。 西藏人民议会政治委员会委员格桑坚参星期四向本台表示,美方的这一修正案让遭受苦难、争取西藏自由斗争的藏人深受鼓舞。 “现在全球经济下滑,很多国家都在收紧难民政策的时候,美国国会上议院(参议院)能够通过在未来三年以内为五千民西藏人提供难民签证,我认为这对在中共打压下遭受苦难的藏人来说,是一件深受鼓舞的事情,也充分体现了美国政府、美国国会对西藏的人权、对西藏的宗教文化的尊重。因此,对于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这一法案,我作为一名议会议员深表欢迎。我也希望这一法案在美国下议院(众议院)也能够通过,这将会对争取西藏自由斗争的藏人来说,应该是深受鼓舞的一件事。”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丹珍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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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许德发:华人、建国与解放——马来西亚独立50周年的再思考

“在解放运动向建国运动转化的过程中,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其他少数族群遭遇了许多挫折和重大的灾难。但在全球化的时代中,人类利益、理想与认知上的多元化,其实已经无可挽回。马来民族主义者最终必须面对这样的客观事实,而华人社会应该善于把握国际政治与思想趋势,使其可以冲击及洗涤国内的闷局。” 上世纪的二次大战后,亚非等第三世界国家掀起壮观的民族解放斗争运动,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而马来西亚也跟上此浪潮的尾澜,获得了独立。独立可说是民族解放思潮的具体实践。步入今年8月,马来西亚建国亦将届半个世纪。可以预期,我们从现在开始,将陆续看到各方面如何大肆迎接国家的50周岁诞辰。 从历史长河的角度而言,50年不算长,但确实有其特殊的意义。毕竟这意味著自独立之后,国家已经历差不多两个世代了。也许可以确定,庆祝活动将不免大力宣传民族和谐以及独立之后即执政的国阵政府的“丰功伟绩”。然而经历了整整两代人之后,马来西亚社会似乎也到了省思“独立”之于国家意义的时候:当年响彻云霄的“民族解放”口号意味著什么?尤其是马来亚之独立,对作为非土著和少数族群的华人社会又意味著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从这些追问中理解及掌握1957年以降马华史上所出现的新兴“问题丛聚”(problematiques)。这些镶嵌于当代客观历史情境的新兴问题丛聚,既是上述历史脉络的延续,同时也是当代华人社会之开展所必需回应、甚至是解决的课题。本文尝试把“独立建国”置放于近代民族解放运动思潮的脉络下,审视其所得所失,以及华人社会在其中之进退失据的处境与问题。需要事先说明的是,这是一个非常初步的讨论,主要目的在于提出一种思路,在史实的选择上不可能面面俱到。   独立是以民族解放为前提   对作为移民社群的马来西亚华人而言,独立建国之于他们大体上是相当被动的,因为他们的(中国)政治认同之本土转向较为迟缓,也没有诸如马来人具有土著地位的合法性处境(至少殖民地宗主国也如是视之);他们也没有北美、澳洲这类移殖国中白人占多数人口的优势位置。从一开始,马来西亚华人就夹在土著马来人与殖民宗主英国人之间,欠缺政治法统与现实实力,因此所谓的“民族解放”,往往不在他们“天赋”的权利之中。然而,这并不意味著华人社会自绝于这道激昂的近代思潮。实际上,由于长期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外延,马来西亚华人也在1920年代兴起了一股波澜壮观的社会主义思潮,而“民族解放论”正是社会主义思潮的题中之义。受到影响的左派青年,曾热切的投身于马来亚共产党的民族解放运动,甚至于走进森林进行武装斗争,与英殖民政府抗衡。独立之后,合法的左翼劳工党也曾把不少青年席卷而去,直到1970年代之后才逐渐衰歇。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整体左派本身大体对自己所强调的“解放论”究为何意似乎亦不太明确,学理建设当然更为单薄。大体上,他们的“民族解放论”倾向于反殖民、反帝国统治,不与殖民当局合作,期望马来亚民族的自决,但却忽略了“民族解放”最后其实是以个人的解放、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民族自决的一个统一信念是,只有在政治上独立了,人们才能实现自尊。 从世界的角度而言,在近代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过程中,所谓的解放在实践上也似乎仅仅意味著从西方殖民统治之下取得独立。换言之,如果没有殖民压迫的存在,民族自决便失去其合法性,这也是许多国际法学者的共识。因此,在非殖民地化时期结束之后,自决的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历史往往走向了反面。学者就指出,在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国家地位的赢得既没有带来发展,也没有带来自尊。许多国家并没有资格表明自己已经实现了自决理想中所允诺的东西;在非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常见的一个嘲讽,即在于人权平等的欠缺。自治的允诺之一其实是在政治独立的自由气氛中,个人将会充分享受他们的人权,得到包括自尊的满足。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果往往可能给民族带来独立,但吊诡的是,它并不给人民带来解放。他们推翻了外来的压迫,换取的却是对自己人压迫。萨伊德即以反殖民思想家法农(Fanon)对殖民地国家本土精英的批判指出,民族独立不必然会带来人民自由作主意义上的民族解放。因此,民族独立的思想需要转变为关于解放的理论,“现在必须经由一个非常迅速的转型,(民族意识)转化为社会和政治需要的意识,而使其丰富并深化,换句话说,转变成(真正的)人文主义。” 从近代民族建国思潮的角度来说,所谓“独立”都是以人之“解放”为前提的。它以自由、平等、自决、民主为核心观念。“解放思潮”所到之处,其实意味著每个人都要重新考虑个人的位置、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解放思潮就是从传统的社会脉络中解放出来,重新给个人与其他的关系定位。更为重要的是,人作为人皆具有同样的尊严与价值,因而应受到政府的平等对待,并享有基本的权利。这是美国独立革命及法国大革命以来,民主社会最根深蒂固的信念。联合国于1948年12月10日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也做出类似的宣示。联合国大会于1952年通过的《关于人民与民族的自决权》亦指出:人民与民族应先享有自决权,然后才能保证充分享有一切基本人权。举例而言,美国的《独立宣言》就基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这个宣言不仅指民族的平等,而更重要的是指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地宣告:“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治者同意所授予的。”宣言中短短几句,就已依据自然法宣告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真理”。它明确揭示了作为一个民族所要达到的目的,即“独立和平等”。换而言之,美国的《独立宣言》就是民族独立的宣言,也是民族平等的宣言。随后,无论种族还是民族平等原则,在西方各国宪法中,都先后陆续有了规定和体现。印度宪法也规定,国家对公民不分宗教、种族、种姓、性别、出生地一律平等。在当今世界上各国宪法中,没有规定国内各民族平等的已少乎其少。简言之,按照“民族解放”的意含,其实“独立”意含著平等、自由以及宪政的建构,其目标是解放个人。然而马来西亚之独立除了对马来人主权“解放”之外,还意味著什么?若从上述角度叩问,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即这标志著所谓马来人议程(Malay Agenda)的开始,一个马来民族国家建构的开始。   最后关头:独立与失落的平等   要理解马来亚的建国走向,我们必须追问马来亚建国的主要力量及其形态。实际上,支撑马来亚独立的民族主义力量,主要来自于巫统的马来建国主义。他们的基本观点是:马来亚的土地是马来人的土地、马来亚的文化是马来人的文化——这是一种原地主义的论述。按照这种逻辑,华人不属于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在心理上不忠诚于马来西亚。因此,华人所面对的建国力量并不是一个既强调民族自决、同时又强调这种自决应当导致自由民主宪政之自由主义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不管幸与不幸,华人因素已成为马来西亚国家建构中,影响国家走向的关键因素。华人的存在,在战后如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被视为一个问题,被看做是对土著的威胁。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马来西亚独立后逐渐走向马来霸权的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克服“华人问题”。从1961年的教育法令、1962年的宪法修正、1965年的废除地方选举及新加坡被驱逐出马来西亚、到1969年五一三排华事件发生后的一系列种族性政策之出炉,诸如新经济政策、国家文化政策,等皆使这个走向达到了高点,并基本完成建立了马来国家(Malay Nation)。换句话说,国家极大的推动了政治和社会的民族化进程,马来国家之建构可说走向了“独立解放”的另一反面,并距离“民主化”越远。因此,我们可以概括言之,独立之后的马来亚是一种“民族化”,而非“民主化”的建构。 事实上,许多研究已经显示,国族主义与平等的自由主义是具有紧张关系的,这也可从马来西亚的政局得到例证。诚如前述,由于历史的因素与马来人的危机意识,他们发展出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威权制度,封闭、仇外,而非以启蒙运动的理性和普遍人道主义为基础,以建立开放、多元社会的民族主义。显然的,处在第三世界诸如马来西亚此一“半桶水”式的变调民族“解放”运动下的少数族群,真正意含上的“独立”与“解放”之实践难度,由此可想而知。因此从历史角度而言,独立建国之时,殖民地政府既退,但华人民众思想中似乎没有出现“解放感”。对华人而言,走了英殖民宗主,来了马来土著霸权,华人对前途更为难定及感到不安。 1950年代独立运动下的华人,可说是处于一个迫切需要安慰的时期。一方面他必须选择身分认同,另一方面则必须面对不可知的未来,而分裂的母国(中国)无力帮助他,他自身也没有实力自救。随著独立运动和国家宪法之制定等历史性事件的接踵而至,这股不安与骚动愈演愈烈。这是因为正要拟定的宪法将决定他们在这个国家的未来与前途。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人产生决定性影响。马来西亚独立前夕的宪法制定谈判,正是这种“关键时刻”。当时颇能代表一般华人的全国注册华团工委会就认为,“如未能在宪法上明文规定华人在本邦之地位,恐无平等之可言。如在宪法尚未通过之前不争取,将来悔之已晚。”其主席刘伯群曾疾呼道: 全马华人已面临了最后关头,如不及时争取,恐已无机会了……经过冗长时间之讨论,乃认为目前本邦华人已面临了生死关头,非从速派出代表团赴英向英廷力争平等待遇不可。为了我们下一代,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非力争不可。 这一席极为沉重的谈话值得我们在此加以援引,因为它可说是现代华人社会沿袭半个世纪之“危机叙事”的最初表述,而且也道出了华人危机意识的根本核心源头,即“平等”仍是未解决的优先问题。华人社会的忧虑,最终凝聚成一股“争取公民权运动”,极具代表性的华团代表们在吉隆坡举行了“全马华人注册社团争取公民权大会”,针对华人公民权、母语教育及马来人特权通过四项议案,即所谓的“四大原则”: (一)凡在本邦出生的男女均成为当然公民; (二)外地人在本邦居住满5年者,得申请为公民,免受语言考试的限制; (三)凡属本邦的公民,其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 (四)列华、印文为官方语言。 他们发布了宣言,对宪制的要求开宗明义地定位在“建立公正”(to establish justice)的话语上,并在论述上诉诸普遍人权为其支撑点,更重要的是它尝试在“支持独立”的框架中提出问题,从而给“公正”二字烙上了历史的自然性和正当性。在华团的论述中,他们似乎期待以公民国家(citizen state)的方式形成新国家。他们强调以联合国人权宣言作为依据。但必须立即指出的是,这些原则都是攸关华人的集体利益,而未能突破华人本位的思考模式。这四大原则大体指向了一个平等、多元的国家想像,可说是对马来国家建构之反动,当然最后华人的争取功败垂成。除了公民权之发放稍微放松之外,他们其他的要求无一实现,这即注定了华人今后的不平等待遇。宪法基本显现了马来国家的原形态,马来人被规定享有没有限定时间的特殊地位,马来文与伊斯兰教分列官方语文及国教。 对老一辈华人而言,华人在英殖民时代的际遇要比独立后的马来人主权时代好,因为当年至少两大族群都是被统治者。当时的华人认为,独立后的宪法与政策比过去更为不利华人。例如,华团领袖梁志翔认为,马来人建议的新工业条例,较诸殖民地政府更加严厉,与其独立得不到互助平等,不如维持殖民政府的统治。英国人即使自1920年代之后开始实行亲马来人政策,但也不及独立后严厉风行的马来人特权政策那么苛刻。那时独立思潮是整个时代的主旋律,甚至于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无人可否定。然而就整体而言,除了亲英的土生华人之外,当时的一般华人很少有鲜明的“不独立”意识。在这个新兴国家的诞生中,华人领袖大体都保持一种当时被报章称为“光明正大”的立场:“独立第一,团结第一” 。公民、平等观念事关生存权,自然也著重,而且西方现代思想毕竟也多多少少“转化”了华人思想,但却未形成一种深刻、绝不放弃的意识。诚如前述,左派之间虽流行过波澜壮观的解放思潮,但其所强调“马来亚民族解放”仅是“反殖”、“反帝”,而对当时华人而言更为重要的“人之解放”普遍民权观欠缺深刻的理解。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当时人大多似乎把“Merdeka”仅仅视为“独立主权国家” 。 当然当时大形势也比人强,即使后来被誉为族魂的林连玉,虽曾喊出“如果不做马来亚头等公民,亦绝不做二等公民”的话,但最后仍然基于“独立”为重,谢绝赴英伦请愿的华团四人之行。华社可说处于两难之中。刘伯群也指出,“独立是每一个人都表示欢迎的,我们绝对拥护独立。……对于不平等的待遇,我们要争取,但并非反对独立” 。华人社团都尝试从不损“独立”的角度争取利益,“互相容忍”、“忍让为怀”是当时华社的一种主语。即使在宪法势必底定之际,林连玉只能无奈的说:看来我们已处失败的边缘,“我们只能在事实上通过(宪法),我们亦要留问题存在,做继续争取,是为第一原则。” 显然的,华人社会在“和平相处”与“平等”之间,做了对前者的抉择。整体上,时人似乎没有深刻认识到“独立”的真正意义:如果没有平等,独立有何意义?究竟是独立第一,还是平等第一?林连玉在4年后的1961年,因为争取母语教育而被褫夺公民权,实已表明了“平等”更为重要。实际上,即使华人公民权后来在政治妥协下稍有放松,大部分华人都获得公民权,但早期的巫统却不把它等同于“国族地位”(nationality),当时的首相东姑直到1966年之前,从不承认国族地位是公民权的基础,而且一直拒绝谈及国家的国族称谓,因为担心这将为马来人及非马来人之间的平等铺路 。显然,巫统在公民权课题上虽做出让步,但他们并不放弃“马来国家”的建国理想:只有马来人才具国族地位。 国家新宪法通过后,当时的《南洋商报》社论极为深刻、沉重地指出了“不平等”宪制已是无法改变之事实,并呼吁“现在华人应回应华团呼吁,注册为国民,选出最能代表公正民意之代表,以留来日修宪之可能。” 显然的,面对不可挽回的狂澜,华人社会只能寄希望于不可知的未来,这其实预示著我们后来所看到独立后如火如荼的公民权申请运动,以及1960年代风起云涌的国家机关争夺战,而在1969年达致高潮,但却又以沉重的“五一三”种族暴动而告终。   走向普及人权观与破解国族主义   显然的,在马来国族主义者所谓与生俱来的自然、天赋利益之大论述底下,华人的平等认知与要求,竟在身为移民的“原罪”性中变得那么的“过分”、“无理”以及“缘木求鱼”。这就是作为少数移民及其后代在强调“原地主义”的“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悲剧。正如学者甘格利和塔拉斯所指出的,“民族自决原则(指的是建立纯粹单一民族的国家)不能解决种族少数民的地位。少数民族问题注定会出现,因为无论政治地图如何划分,在每个国家都会出现不满意的少数民族” 。显然的,华人等少数族群在近代新民族国家观念下深受其害,华人的前途从根本上系于如何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进行韦伯所谓的“解魅”工程。抚古思今,华人社会也应该从自身的痛苦经验中体认国族主义之害,而不自陷于狭隘的国族主义关怀里头。法农认为,通往真正的民族自我解放和普世主义,首先诸如民族主义的认同论式之意识必须被超越,代之以新而普遍的集体性(优先于特殊性) 。这值得我们沉思,普遍民权正是最可以得到所有人认可的价值。 从上述可知,华人社会在权利危机的促迫下,尽管在制宪时期曾诉诸联合国人权宣言作为其正当性话语,并锲而不舍的强调普遍人权意识,甚至初步萌现与认知普遍公民权的意义,但是这个认知又是基于一种“民族集体利益”而来,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普及人权观。实际上,在独立运动时期,大部分政党包括马来人或华人社会都从族群角度切入,围绕著各自关心的种族性议题,诸如公民权、官方语言、马来特殊地位等,而真正具有普遍人权视野的,似乎只有由一位锡兰人辛尼华沙甘领导的人民进步党。该党在宪制白皮书公布之后,向首揆东姑呈递备忘录,批评新宪制规定立法机构可基于“治安需要”而对基本人权及言论自由实施限制,但却没有指明必需“合理”。它认为,宪制并没有对人权及言论自由提供补助,以防范立法机构对人权的侵害,反而使立法机构在宪法之上,而且也没有赋权于最高法院,使“无理的限制”不生效 。该党进而言道,连带的报章自由、集会自由也受到影响,都把人权交予立法机构,而没有对立法机构剥夺人权提出补救方法 。华人议员之中,只有杨世谋律师在立法议会新宪制二读中提出类似的质疑 。 一般而言,一个社会在特定的发展阶段,相应于它所面对的内外环境,会形成某种特定的政治论述,一则藉以澄清它所必须处理的政治问题,二则藉以凝聚关于政治价值的共识。这种论述的发展与演变、积累,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政治集体意识的历史,对于其成员的自我认知与迈步方向,有相当的影响。因此,看看什么论述特别突出、什么论述又淹没不彰,可以揭露这个社会集体意识的内容与结构 。从马来西亚独立迄今的政治取向而言,华人社会显然缺乏许多思想传统,这是它无力回应各种官方论述的原因之一。华人社会尽管抗拒马来同化政策,并存有保护自身文化传统的心态,却始终发展不出比较鲜明的保守主义倾向。在政治上,保守的座标是“相对于现状”或可以认同的社会体制,但马来西亚却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保守的。同时,尽管华人危机所造就的“平等叙述”,使华社彷佛还有自由主义的淡影,但显然也缺乏一个比较自觉的自由主义传统势力。华人社会好讲“平等”,其大意是指机会平等,却没有思想力度,因理论建设上的长期忽略,往往论述无力。还好的是,华社存有一道不太深刻却很激越的左翼传统。这个可贵的左翼传统,曾经提供至少到1980年代华人社会面对危机时所需要的激越精神与反抗压迫的传统,也为1980年代的华人民权运动,留下某种精神泉源。 从1980年代开始,危机进一步迫使华人社会明确提出普遍人权观,并进一步成立划时代的“民权委员会”以落实华人利益之争取,同时把关怀面推及至国家层面上的各议题,诸如其他原住民问题、扶弱政策、言论自由、官方机密法令等,可说是华人社会斗争史上的一大进展。柯嘉逊将之誉为“大马民权运动之春”,“在大马现代史上,这个辉煌时期是前所未有的。” 但我们必须认知,人权不应该只是工具,它更是一项目标。人类当然难免有自身的利益共同体,但这之上还有普遍人权利益作为座标。 另一点可特别补充的是,二战之后许多新兴国家取得国家在政治上之独立,但却未完全摆脱西方殖民在文化意识和知识形式的殖民状态,因此出现了所谓“后殖民批评”的论述。这是一个曾经由“民族解放”所许诺的理想幻灭之后,人们对之前的反殖民主义感到悲观,但又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以建立一个新的反殖民主义理论的阶段。然而在马来西亚,这道当今风靡一时的后殖民理论批判却似乎使用不上。这是因为后殖民反的是殖民主义,在马来西亚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当我们反掉殖民遗产之后,留下来的却可能是更加霸权与肤浅的东西,包括制度与认知。这就是为何至今,我们往往只能诉诸英国在独立前夕遗留下来的“宪法”,作为争取权利的依据。尽管这套宪法已经被修改得漏洞百出,原本也不平等,却是许多非政府组织争取民权的最后防线。比之前人对宪法的敢于质疑,这不啻是一种后退,也说明了马来西亚独立之后实际民权状况之倒退。   结论   在解放运动向建国运动转化的过程中,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其他少数族群遭遇了许多挫折和重大的灾难。但在全球化的时代中,人类利益、理想与认知上的多元化,其实已经无可挽回。马来民族主义者最终必须面对这样的客观事实,而华人社会应该善于把握国际政治与思想趋势,使其可以冲击及洗涤国内的闷局。 简而言之,以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的话来说,独立50年来,我们面对的还不是一个“正派的社会”(decent society)。“正派社会没有二等公民”,它是以一律平等的公民身分形成一个人人同样受尊重的群体。实际上,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角度来看,以国民为基础的现代国家,并不容许不平等的公民之出现。据此而言,1957年的宪法与制度是不符合现代国家的原则与要求的。经历两代人之后,今天再回头以近代民族解放思潮中最关键的“独立与平等”原则来审视国家的宪法与政治格局,我们不由得不惊怵于“变化”之微少。显然的,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于华人还是一个远未企达的目标,我们离“正派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托克维尔在1835年便指出,追求平等是现代一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华人社会似乎别无他法,还是必须回归“解放思潮”——强调人类普遍追求的民权观,并加以深化它。   (作者许德发,苏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学高级讲师。)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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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三亚市政府无任何赔偿强拆村民房屋引抗议,两名村民被刑拘(图)

(维权网信息员霓虹报道) 2013 年 4 月 16 日 、 17 日,海南省三亚市政府,组织了上千名军警,将三亚市荔枝沟镇丹州村二组、六组的上千户村民的房屋其中一部分强行拆除,据村民们说,如果全部拆完,价值过十亿,引发村民群体抗议,三亚当局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抓捕了其中两名村民。       但当地村民不愿意说出具体是谁被抓了,但有村民指事发当天遭受到军警的镇压,很多人被殴打,而且连老人孩子也不放过。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向信息员反映:这些房子都是没有产权的,因为在 90 年代政府将他们的土地征用后,一直没有任何安置补偿,村民们为了生计,自己筹钱陆续修建了这些楼房,有的还刚刚竣工没多久,修建这些房屋的主要目的是用于出租,以解决一家人土地被占用后的生计问题,谁知修建了很多年的房子,政府却突然说是“违章建筑”要予以拆除,村民们实在不理解,如果他们的行为真的违法,当初修建的时候,政府官员们都干什么去了?       另一位村民告诉信息员:  2012 年 07 月 17 日 ,三亚河东区管理委员会与石家庄联邦伟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三亚东岸村改造和湿地公园项目建设拆迁安置、土地征收整理的合作协议。联邦公司作为三亚东岸村改造和湿地公园项目拆迁安置、土地征用整理的实施主体出资建设,负责开展拆迁安置、土地征收整理等相关工作。 根椐规划,东岸村改造项目南起迎宾路,北至荔枝沟,东起海螺路,西至凤凰路,占地约 2390 亩,目前村民总户数 1684 户,总人口 3761 人,村民住宅 1601 栋,建设总面积 1010943 平方米 。此次强拆村民房子位于三亚东岸湿地项目规划占地约 1000 亩。     这次“拆违建”就是石家庄联邦伟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要拆迁补偿安置条件与村民谈不拢后,通过给政府施压,政府就想办法来“拆违建”,试图将这些村民 修建了十多年的无产权房屋,当成违章建筑拆除后,帮助开发商扫清“赔偿”的障碍。      一位大爷气愤的对信息员说:自从 2003 年以来,三亚市政府就没有批准村民宅基地建房报建,丹州村民没有田地耕作,也没有就业安置,该如何生存?我们只能在自家荒地建房自用之余对外出租赚租金维持生活。村民因为家庭成员增加在自家的土地上盖房为何就成了违建?      虽然村民们怨气很大,但一旦涉及到具体问题,村民就不愿意提及,甚至连被刑拘的人的名字和家属都不愿意向信息员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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