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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多数被认为是进步的运动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侵蚀着个人自由，而与此同时，那些珍视自由的人士在反对这些运动的方面也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这些珍视自由的人士却发现自己在很多时候竟与那些习惯于抗拒变迁的人处于同一阵线。从当下的政治现实情势来看，他们除了支持保守党派（the conservative parties）以外，通常没有别的选择。 　　自由的扞卫者与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之所以会共同反对那些发展趋势，乃是因为他们各自的理想都遭受到了同等程度的威胁，但是这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他们的理想实际上并不相同。 　　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乃是一种反对急剧变革的正统态度，这很可能是一种必要的、且毫无疑问也是一种广为人们持有的态度。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保守主义在欧洲政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兴起之前，保守主义的对立面一直是自由主义。 　　在美国的历史中，则不存在与此类似的冲突，因为欧洲所谓的“自由主义”，在这里正是美利坚政体赖以建立的基本传统：所以美国传统的扞卫者亦就是欧洲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我必须坦率承认，我对把自己的立场称作自由主义的立场也忧心忡忡，所以我将在后文为自由党派（the party of liberty）考虑一个更合适的名称。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不只是因为“自由主义者”一词在今天的美国已成了频繁导致误解的根源，而且也是因为在欧洲，居于支配地位的唯理论的自由主义（rationalistic liberalism）长期以来一直就是社会主义的先驱之一。 　　保守主义，从其性质来看，无法对我们现在的行动方向提供一种替代性选择。它或许能通过对当前潮流的抗拒而成功地延缓那些并不可欲的发展变化，但是由于它并不能指出另一种方向，所以它也就无力阻止它们继续发展。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保守主义的命运就必定是在一条并非它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被拖着前行。 　　保守主义者对于那些不利于其社会发展的偏激影响，一般只持有一种温和且适中的反对态度，而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却必须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反对为多数保守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所共同拥有的一些基本观念。 　　保守主义者不仅向社会主义者妥协，而且还常常掠其之美，这已经成了一种惯常之事。保守主义者由于没有自己的目标，所以只能是“中间道路”（the Middle Way）的倡导者，而且他们也只为一种信念所支配，这个信念就是真理一定存在于两个极端中间的某个地方——结果，不论哪一翼出现一种更为极端的运动的时候，他们都会随之转移其立场。 　　毋庸讳言，自由主义的理想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充分的实现，而且自由主义也从来不曾停止过追求或展望对既有制度的进一步改进或完善。自由主义并不反对进化和变革；凡是在自生自发的变革被政府的控制所窒息的地方，自由主义便要求对政策进行重大修改。就目前的大多数政府行动而言，当下世界的自由主义者几乎没有理由期望维持现状，亦不可能不要求变革。实际上，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最为迫切需要的乃是彻底清除对自由发展所构成的一切障碍。 　　在美国，人们仍然有可能通过扞卫长期确立起来的制度来保护个人自由，但是我们绝不能以这个事实来掩盖上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区别。对自由主义者来说，美国的那些制度之所以极具价值，主要不是因为它们已确立久远，也不是因为它们是美国的，而恰恰是因为它们符合自由主义者所珍视的理想。 　　保守主义者对自由发展的赞誉论说，一般来讲只适用于过去的那些自由发展。他们的特点就是缺乏勇气去迎接同样属于不是出于设计的种种新变化，而正是在这些变化中会生发出人类奋斗所依凭的各种新工具。 　　正如保守主义论者自己也常常承认的那样，保守主义者的态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恐惧变化，怯于相信新事物，而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则是基于勇气和信心，基于一种充分的准备，即使不能预知变化将导向何方也要任它自行发展。 　　如果保守主义者仅仅是不喜欢制度和公共政策发生迅猛激烈的变化，那么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大加反对的；而且仅就这点而言，主张谨慎、稳健和渐进的观点，也确实很有说服力。 　　但是，事实上保守主义者却倾向于根据他们怯懦的思路运用政府的权力去阻止变革或者限制变革的速率。在对未来进行展望时，保守主义者又对自生自发的调适力量缺乏信任，然而正是对这种自生自发调适力量的信任，使得自由主义者毫不犹豫地接受各种变革，即使他们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必要的调适。 　　事实上，自由主义者认定，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市场所具有的自我调节力量无论如何都能够做出适应新情况的必要调适，尽管任何人都无从预见这些力量在每一个具体的情势中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人们之所以常常不赞成任由市场自发地起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乃是人们无力想象离开了审慎考虑的控制以后如何能够在需求和供给、出7口和进口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上达致某种必要的平衡。保守主义者，只有在确信有某种更高的智慧在关注和监督着变革进程的时候，只有在知道有某个权力机构在负责使变革“有秩序地”（orderly）展开的时候，才会感到安全和满意。 　　保守主义者这种不敢相信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的特点，是同它的另外两个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是它对权力机构的偏爱，二是它对经济力量的不理解。 　　由于保守主义者不相信抽象理论和一般原则，所以它既不理解一项自由的政策所依凭的那些自生自发的力量，也不拥有一个制定政策性原则（principles of policy）的基础。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秩序乃是权力机构不断加以关注的结果；因此，为实现秩序这一目的，就必须允许权力当局根据特定情况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而不能用僵化的规则将它束缚起来。 　　遵从原则，实则预设了对社会各种努力得以协调所依凭的一般性力量的理解，但正是这样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特别是有关经济机制的理论，是保守主义明显缺乏的。 　　保守主义者在如何维持社会秩序的一般认识方面是如此地贫乏，以致于他们的现代追随者在试图建构一个社会秩序的理论基础时，都会毫无例外地发现他们所求诸的几乎全是那些自视为自由主义者的着作家。麦考利（Macaulay）、托克维尔、阿克顿勋爵和莱克（Lecky）等人，当然都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而且也为人们所公认；即使是埃德蒙·伯克，自始至终也是位“老辉格党人”，而且他如果知道有人会将他视作托利党人的话，那么他也定会感到不寒而栗的。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主要的问题上做进一步的讨论：一是保守主义者对业已确立的权力机构所采取的行动往往表示出一种特有的亲善态度，二是保守主义者的主要关怀乃在于如何使这种权力机构的权力不被削弱，而不在于将它的权力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这种态度和关怀很难与维护自由的立场相容。 　　只要强制或专断的权力被用来实现保守主义者认为是正确的目的，那么他们就不会反对这种强制或专断的权力。他们确信，如果政府掌握在正派人的手中，它就不应当受到太多僵化规则的束缚。既然保守主义者在本质上是机会主义者且毫无原则可言，那么他们的主要期望也就必定依赖于明智善良者的统治——然而，这种统治所依据的不仅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见到的那种示范，而且还要依靠人们赋予他们并由他们强制实施的权力。 　　如同社会主义者一般，保守主义者较少关注应当如何限制政府权力的问题，他们更为关注的则是由谁来行使这些权力的问题；同时，如同社会主义者一样，保守主义者还认为自己有权将他们所持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其他人。 　　我说保守主义者没有原则，实是指他们并不具有这样一些政治原则，亦即那些能够使他们与持有不同道德价值的人进行合作以建立起一种双方都能遵循各自信念的政治秩序的原则。正是对这类能够使不同的价值共处共存的政治原则的承认，才使得人们有可能在使用最少的强力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和平的社会。对这类原则的接受，意味着我们同意宽容善待许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当然，较之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保守主义者的许多价值观念，对我更具吸引力；但是对一个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个人赋予特定目标的重要性，并不足以构成强迫他人去追求这些目标的充分理由。 　　欲与他人一起成功地工作和生活，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忠诚于一个人自己的具体目标，而且还需要对某种类型的秩序有一种智识上的承诺，在这种秩序中，即使在那些对某个人来说是根本性的问题上，也应当允许其他人追求不同的目的。 　　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自由主义者认为，道德理想和宗教理念都不是强制所能施加的恰当对象，但是不无遗憾的是，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不承认强制所应当具有的这种限制。 　　我有时觉得，自由主义最为显着的特征就是它认为，那些关于行为善恶的道德观念，并不能证明强制为正当，因为这些道德观念本身亦不能直接干涉或侵入他人确受保护的领域；而正是自由主义所具有的这一特征，使其既明显区别于保守主义，也根本区别于社会主义。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翻然悔悟的社会主义者在保守主义老巢里要比在自由主义阵营里更容易找到新的精神家园。 　　最后，保守主义者的立场还依赖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一些受到公认的优越者，他们所承袭的生活标准、价值观念和社会地位应当受到保护，而且他们对公共事务也应当比其他人有更大的影响力。 　　当然，自由主义者并不否认某些优越者的存在——这是因为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平均主义者——但是，他们却不承认任何人拥有判定谁是优越者的权力。保守主义者倾向于扞卫某种业已确立的等级制度，并且希望权力机构能够保护他们所看重的那些人的社会地位；然而自由主义者却认为，任何对业已确立的价值的尊重，都不能证明下述做法为正当：为了保护这些优越者免受经济变革力量的冲击而诉诸特权、垄断或任何其他源出于国家的强制性权力。 　　虽然自由主义者充分认识到了文化精英和知识精英（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elites）在文明进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自由主义者还是认为，这些精英并不具有特权，他们必须在同样适用于所有其他人的规则之下通过对自己的能力的证明来维护其地位。 　　与此紧密相关的乃是保守主义者对民主的一般态度。我在上文已经明确指出，我并不认为多数统治是一种目的，相反，我认为它仅仅是一种手段，甚或可以认为它是我们所必须加以选择的诸种统治形式中所具危害最小的一种形式。但是，我相信，当保守主义者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弊端归罪于民主制度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自欺欺人，因为毋庸置疑，首恶乃是无限政府（unlimited government）。这意味着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行使无限的权力。现代民主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坦率言之，若是为某些少数精英所掌握，会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同样，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使我们认为，我们不应当像限制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那样，去学习限制多数统治的权力。无论如何，与任何其他制度的优点相比，民主制度作为一种和平变革和政治教育的手段具有更大且更多的优点；因此，我无法对保守主义的反民主倾向抱有丝毫同情。对我来讲，实质性的问题不是谁来统治，而是政府有权做什么。 　　由于保守主义者不相信任何理论，并且除了接受那些已为经验所证实者以外对未知事态又毫无想象力，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在思想的斗争展开之前就已丢失了自己的武器。与自由主义对观念具有长远影响力的根本信任不同，保守主义被种种从某个特定时期继承来的观念所束缚。而且，既然保守主义并不真正相信论辩的力量，那么它最后的依凭通常就只能是诉诸某种更高的智慧（superior wisdom），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智慧之所以是“更高的”，实是以某种自我妄称的优越品质为基础的。 　　尽管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把所有的变化都视作进步，但他们确实把知识的增进视为人类奋斗的主要目标之一，并期望在知识的增进过程中能够逐步解决那些我们希望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一如我们在上文中所述，自由主义者并不只是因为新事物是新的才偏爱它，而是意识到创新乃是人类成就的本质所在。自由主义者时刻准备接受新的知识，而不会考虑这种知识的即时性影响是否为他们所喜欢。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保守主义者的态度中最应当加以反对的一点，就是它拒绝接受有充分根据的新知识的倾向，而他们之所以采取拒绝的态度，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这种新知识似乎会带来的某些后果，换言之——或者更为直截了当地说——仅仅是因为他们所具有的那种蒙昧主义所致。 　　一些人之所以反对——比如说——进化论或者所谓的对生命现象的“机械论”解释（mechanistic explanations），其原因只是他们不喜欢某些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这些理论所导致的道德后果；对于持这种态度的人，我几乎无法忍受。对于那些甚至把人们追问某些问题的做法都视作违背本分和大不敬的人，我就更不能忍受了。 　　由于拒绝面对现实，保守主义者只能削弱其自身地位。另一方面，唯理主义者因其预设的缘故，而致使其从新的科学洞见中所得出的结论，也常常与事实和这些洞见根本不符。 　　众所周知，唯有通过积极参与对新发现的后果进行分析或阐释，我们才能了解它们是否适合于我们的世界图景，如果适合，那么我们也需要通过分析和阐释，以认识它们是如何适合于我们的世界图景的。 　　如果我们的道德信念真的被证明为是建立在一些已被认定是错误的事实性假设（factual assumptions）之上的，那么通过拒绝承认事实的方式而顽固地扞卫这些道德信念，就很难称得上是道德的。 　　其实，保守主义的态度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正在改变着我们文明的种种观念，绝不会承认任何国界的限制。但是，如果一个人拒绝接受新观念，那只能使其丧失在必要时有效抵制这些观念的力量。显而易见，观念的丰富和增进，乃是一个国际过程，而且只有那些充分参与这些观念讨论的人，才能对此一进程施以重大的影响。 　　仅仅宣称一种观念是非美国的，非英国的或是非德国的，就不予接受，这显然不是一种真正的论辩；同样，仅仅因为一种错误的或邪恶的理想出自于本国一位爱国者的构设，就将它说得比其他理想都好，当然也不是真正的论辩。 　　在这里，我只想指出一点，即正是这种民族主义的偏见常常为保守主义架起了通向集体主义的桥梁：根据“我们的”工业或资源进行思考，可以说与要求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把这些国家资产置于国家管制或指令之下，只距一步之遥。但是仅就这一点而言，从法国大革命导源出来的欧洲大陆自由主义并不比保守主义好多少。不言自明的是，这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乃与爱国主义（patriotism）相去甚远，而且反对这种民族主义与珍重一个民族的各种传统亦是完全相容的。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珍爱并敬重自己社会的某些传统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我对陌生的和不同于这些传统的事态抱有敌意的理由。 　　我们认为，保守主义者所具有的那种反国际主义的倾向，还时常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确，这一论点初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但是人们只需稍加思考，便能理解此一道理；这是因为人越是不喜欢新颖陌生的事物、越是认为他自己的方式优越，就越是容易把“教化”别人当作自己的使命——其方法并不是通过自由主义者所欣赏的那种自愿的且自由的相互沟通，而是以那种赐予别人以有效统治的恩惠的方式加以实现的。 　　颇具意义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又能经常发现保守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联手对付自由主义者的现象，这不仅发生在英国或是德国，而且还发生在美国。在英国，韦伯夫妇（the Webbs）和他们所领导的费边主义者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者；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和殖民扩张主义同流合污，并得到“社会主义者争取议席运动”集团的支持；在美国，即使是在老罗斯福执政时代，人们也可以看到：“沙文主义者同社会改良者联手，并组织起一个政治党派；它甚至威胁要执掌政府大权，并运用此一权力去实现他们的凯撒式家长政制（Caesaristic paternalism）的纲领。这个危险之所以在今天看来是被躲过了，乃是因为其他党派只是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和在相对微弱的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纲领”。 　　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说自由主义者占据着保守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中间的位置，因为他们既与保守主义者常常诉诸的那种神秘主义（mysticism）相去甚远，也与社会主义者所采用的那种赤裸裸的唯理主义相距千里；社会主义者居然想根据其自己的理性开出的模式来重建所有的社会制度。 　　自由主义者极其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并不知道所有的答案，而且自由主义者也并不能确信他们所知道的答案就是正确的答案，甚或也不能确信人们能找到所有的答案。同时，自由主义者也极乐意从任何已经被证明为有价值的理性不及（non-rational）的制度或习惯中寻求帮助。 　　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愿意正视这种无知，并承认我们所知甚少，但却不会在其理性所不及的地方声称存在着一个掌握着超自然的知识渊源的权威。我们必须承认，从某些方面来讲，自由主义者基本上是怀疑论者——但是，除此之外，它似乎还要求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怀疑，以便让其他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追求他们的幸福，以便一以贯之地坚持作为自由主义本质特征的宽容。 　　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的显着区别，就在于前者从不认为自己有权把自己的精神信仰强加于其他人，而不论他们的精神信仰有多么深奥神圣，而且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精神领域和世俗领域乃是完全不同的领域，绝不应当加以混淆。 　　我已经指出，虽然我一生都把自己视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晚近以来，每每当我称自己为一自由主义者时，所感到的疑虑亦愈来愈多，这不仅是因为自由主义这一术语在美国常常会引起误解，而且也是因为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我的立场与欧洲大陆的唯理论的自由主义之间，甚至与英国的功利主义者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of the utilitarians）之间，都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欧洲大陆式的自由主义者所欲求的乃是将一种前设的理性模式强加于世人，而不是为自由发展提供机会。 　　然而，我们应当牢记，当我努力加以重述的那些理想最初在西方世界传播的时候，代表那些理想的党派拥有着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名称，这便是“辉格”。 　　正是英国辉格党人的理想，激励了在整个欧洲展开的那种后来被称之为自由主义的运动，并为美洲殖民地的开拓者提供了种种思想资源，他们把这些理想带到美国，并用它们来指导独立战争和创建宪政。事实上，这种传统的性质后来因具有全权性民主（totalitarian democracy）和社会主义倾向的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的增加而被改变了，然而，在这个传统的性质被改变以前，自由党派便一直是以“辉格”这一名称而着称于世的。 　　从历史上看，辉格主义才是我所信仰的那些观念的确当称谓。我对思想观念的进化了解得越多，就越能真切地认识到我简直就是一个至死不悔的老辉格党人（Old Whig），而这个名称的重点在这个“老”字上。 　　确实，以辉格命名的这个党派的后来的历史，甚至会使一些历史学家都感到怀疑：过去是否真的存在过一套独特的辉格原则？关于这个问题，我同意阿克顿勋爵的观点，即虽然许多“原则的倡导者，最初只是一些最不知名的人士，但是由辉格党人最早提出的市政法之上存在着一种更高级法的观念，则是英国人的最高成就，也是辉格党人留给这个民族的最伟大的遗产”，对此，我们还可以做一点补充：这一观念也是辉格党人留给世界的最伟大的遗产。此一原则构成了盎格鲁一萨克逊诸国共同传统的基础；它是欧洲大陆自由主义从中吸取的最具价值的一部分；它也是美国政府制度赖以为基础的根据。在美国，它的纯粹形式并不是经由杰斐逊的激进主义为代表的，也不是通过汉弥尔顿甚或约翰·亚当斯的保守主义为代表的，而是通过“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思想反映出来的。 　　对于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尤其是对于许多从社会主义者转变而来的保守主义者来说，辉格主义是最令他们厌恶的名称，而这也表明了他们的本能倾向。辉格主义始终是一个一贯反对各种专断性权力的唯一一套理想的名称。 　　人们完全可以追问，这个名称是否真的如此重要。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总体上仍然是自由政体，因此在那里，保护现存事态常常就是保护自由。如果在这样的国家里，自由的扞卫者自称是保守主义者，的确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尽管仅仅根据倾向而将他们与保守主义者联系在一起的做法也时常会引起很多麻烦。即使人们赞同相同的制度安排，我们也必须追问，他们赞同这些制度安排，究竟是因为这些制度安排已经存在，还是因为这些安排本身是可欲的。 　　的确，不同取向的人虽然都全力反对集体主义潮流，但是我们却绝不能因此一表面现象而掩盖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对完整自由（integral freedom）的坚信，乃是以一种在本质上是前瞻性的态度为基础的，而不是以任何怀旧的情感为基础的，也不是建立在对既存事态的罗曼蒂克式的赞慕的基础上的。 　　在保守主义者已经接受了大部分集体主义的纲领——这种纲领长期以来一直左右着政策，以致于与之相关的许多制度都已经被人们视为当然而接受下来，甚至还成了创制这些制度的“保守主义”党派的骄傲之本——的地方，要求对自由的扞卫者与保守主义者做出明确的区分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正是在这里，自由的信奉者定将与保守主义者冲突交火，而且他们也只能采取一种本质上激进的立场，以反对种种流行的偏见、业已确立的立场和根深蒂固的特权。愚昧和滥用，绝不会因为已成为业已确立的政策性原则而有所改观，变成善事。 　　政治哲学家可能会希望政府小心谨慎地推进政策，并且也可能主张在未得到公众舆论支持之前不要轻易地推行政策，但是他们却绝不可能仅仅因为当下的舆论支持某些安排就接受它们。 　　在当下的世界，一如19世纪初期的世界那般，主要的任务乃在于将自生自发的发展进程从那些因人的愚昧而造成的障碍或困扰中解放出来，所以政治哲学家的希望就必须立足于说服那些——根据倾向来看——“进步”的群体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尽管这些群体目前可能正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寻求变化，但是他们至少愿意用批判的眼光去检视现状，并且愿意在必要的时候去改变这种现状。 　　不无遗憾的是，政治哲学家必须把后一个问题留给那些“世故且狡猾的人去处理，他们的俗称便是政治家或政客，而且他们的决定往往会受到即时性的变幻不定的情势的支配”。 　　政治哲学家的任务只能是影响公众舆论，而不是组织人民采取行动。只有当政治哲学家不去关注那些在当下政治上可行的事务，而只关注如何一以贯之地扞卫“恒久不变的一般性原则”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有效地完成他们的使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怀疑是否真地存在着一种所谓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a conservative politcal philosophy）的东西。保守主义可能常常是一种具有实际效用的箴言，但是它却无从为我们提供任何能够影响长期发展的指导原则。 欢迎订阅《政府丑闻》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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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总理：开始访谈之前，我想让你知道我会用发自内心的话回答你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你提出的所有问题，我都将有一说一。我经常对人说，有时候我可能没有说出我的想法，但只要我说出来，那么我说的都是真实的。我想你正在采访的是一位政治家，同时他也是一个普通人物。我习惯对话而不乐于长篇大论，所以你可以随时打断我，提出你的问题。这无疑会让我们的对话更加愉快。 　　扎卡里亚：我期待这次谈话的机会，首先我要感谢您给我们这次访谈机会并让我们感到荣幸。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我想也是许多人想知道的。您怎么看当前这场影响美国的金融危机？您是否因此而认为美国模式有许多我们刚刚才意识到的缺陷？ 　　温总理：我是6年前担任中国总理一职的，在此之前我是副总理。在副总理的任上，我经历了另一场金融危机不过发生在亚洲。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决定人民币不贬值。通过这一举措，我们成功地克服了诸多困难。不过，现在美国的问题是由次级信贷危机引发，随后房利美和房地美出现问题，雷曼兄弟集团、美林证券、美国国际集团也相继陷入困境。这些大型的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都出现了系统性问题。 　　这让我感到发生在美国的这场危机产生的影响可能波及全球。不过，面对这场危机，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今天的世界不同于1930年代人们生活的那个世界。因此，我们这一次应当携手共赴危机。如果美国的财政和经济体系出了问题。那么其影响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中国，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会感受得到。 　　我注意到，美国政府为防止一个孤立的危机演变成系统性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我希望这些措施和步骤能够取得良效。我也希望这些措施和步骤不仅能够拯救美国的几个大型金融公司，也能帮助稳定美国的经济并确保美国的经济将来能够平衡发展。 　　扎卡里亚：如果反观中国经济，您知道，现在有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将出现大幅下滑。许多人预测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放缓至7％。您认为这是否会发生？果真如此，我想知道您认为在中国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温总理：是的，的确如此。中国经济以年均9.6%的增速增长了30年。这是一个奇迹。特别是在2003至2007年间，中国获得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而同时，消费物价指数（CPI）年均增长不足2％。可以公正地说中国经济实现了相对稳定和快速的经济增长。这段时间，中国一直积极地采取调控措施。我们之前的考虑是防止快速的经济增长变得过热，防止较快的物价上涨演变成明显的通货膨胀。不过，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我指的是美国的次贷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严重的金融震荡。 　　结果，我们看到外部需求下滑，中国的国内需求在短时间内也几乎难以飞快增长。因此，中国经济确实有衰退的危险。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调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适应外部的变化。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抑制价格上涨和控制通货膨胀之间的平衡。此外，还要保持创造就业机会和抑制通货膨胀之间的平衡。我知道实现所有这些领域的平衡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们需要采取灵活、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来适应外部的变化，以在保持通货膨胀低水平的同时确保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 　　扎卡里亚：如果美国陷入严重衰退，您认为贵国还能继续增长吗？ 　　温总理：今年上半年，或者看看今年前八个月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美国一旦衰退肯定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我们知道，10年前中美贸易额只有1026亿美元，然而今天这一数字飙升至3020亿美元，实际上增加了1.5倍。美国需求减少肯定会影响中国的出口。美中两国的财政紧密相连。如果美国的金融部门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就会担心中国资本的安全。这就是为什么从一开始我就明确表示，美国的金融问题不仅关系美国本国的利益，也关系到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利益。 　　扎卡里亚：换一种说法，就是我们相互依存。中国是美国短期国库债券的最大持有者，据估计，价值接近1万亿美元。这让一些美国人感到不安。您能否打消他们的顾虑，保证中国永远不会利用这种地位作为某种形式的武器？ 　　温总理：我已经说过，我们相信美国的实体经济部门仍然基础坚实，特别是高科技和基础工业。现在问题出现在虚拟经济部门。不过如果这一问题得到合理解决，那么美国仍有可能稳定本国经济。中国政府殷切希望，美国能够尽快稳定本国经济和金融。我们也希望看到美国能够持续发展，因为这将有利于中国。当然，我们担心中国在美资本的安全。不过，我们相信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特别是在这种困难时期，中国一直向美国伸出援助之手。我们确信，这种援助将有助于稳定全球经济和金融，有助于防止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出现巨大震荡。我相信现在合作是头等大事。 　　扎卡里亚：我是否可以问问您，中国在更广泛意义上的角色？许多人将中国视作一个现实的超级大国。他们困惑，为什么中国不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解决诸如达尔富尔问题、伊朗及其核抱负问题？人们希望，中国能够成为–用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的话来说–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希望中国能够更积极地参与处理世界政治问题，但到目前为止中国表现并不积极。您会如何评价这种情况？ 　　温总理：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需要首先纠正你提问中的措辞。中国现在并不是一个超级大国。尽管中国有13亿人口，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连年取得相对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中国仍然存在着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仍然有8亿农民生活在农村，数千万人没有脱贫。事实上，中国还有6000多万城乡居民依靠基本生活补贴为生。而且，每年我们需要为2300万左右的城市失业者和大约2亿进城务工的农民担责。我们需要不懈地努力，认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中国不是一个超级大国。这正是我们需要集中精力专注于自己的发展、努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原因。 　　扎卡里亚：不过，中国政府确实可以向苏丹政府、伊朗政府或缅甸政府施压，让他们冲释高压政策。贵国和这三国都有关系。 　　温总理：这牵涉到你的第二个问题。实际上，中国是国际社会中一个坚持正义的国家。我们从不拿原则做交易。以你刚刚提及的达尔富尔问题为例。中国一直主张解决达尔富尔问题需要采用双重路线。中国是第一批向达尔富尔派遣维和部队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向苏丹提供援助的国家。此外，我们还努力敦促苏丹各方领导人进行接触，以尽快找到一个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案。 　　扎卡里亚：您是否认为，如果伊朗得到核武器将会给整个世界带来威胁？你认为世界应当如何作为来努力避免出现这种可能？ 　　温总理：我们不支持伊朗出现核武器。我们认为伊朗有权基于和平目的开发利用核能。不过，伊朗开发核能的努力必须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证条款，而且伊朗不应该发展核武器。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是鲜明的。我们希望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对话予以解决，希望我们能够敦促伊朗当局放弃发展核武器的想法，承担国际个原子能机构的保障条款责任。尽管如此，我们希望能够利用和平谈判来实现这一目的，而不是肆意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就像处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一方试图将另一方逼上绝路，那么可能适得其反。这将无助于解决问题。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尝试将另一个逼入困境的话，那么结果反而达不到。那将无助于解决问题。我们的想法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加剧紧张态势。 　　在这里，我也向你提出一个问题：难道你不认为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付出的努力，以及我们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实际上已经帮助朝鲜半岛的局势一天一天好转吗？当然，我知道仍然需要时间寻求一个完全、彻底的朝核问题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帮助实现东北亚的安全和稳定。不过，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采取的方式和付出的努力，证明在方向上是正确的。 　　扎卡里亚：我很荣幸您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总理阁下，我想告诉您，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努力一直为美国和全世界所赞赏。当然这更使人们希望中国能用与在朝鲜同样有效的方式积极参与其他领域，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效果。 　　温总理：我们从几年来的六方会谈中获得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六方会谈取得进展也得益于六方之间的密切合作。 　　扎卡里亚：我可以问您有关另外一组可能的会谈吗？达赖喇嘛此前表示，他现在似乎愿意接受中国统治西藏，接受在西藏施行社会主义制度。他所寻求的是文化自治和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这组会谈显然局限于（流亡）藏人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较低层次上。您为什么不利用您的权力和谈判技巧亲自处理这一问题呢–为中国人民，当然还包括生活在中国的西藏人民的利益计，您或胡锦涛主席可以直接同达赖喇嘛进行谈判，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 　　温总理：我们和达赖喇嘛的问题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宗教或文化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是扞卫中国的统一还是容许分裂国家活动的重大原则问题。在对待达赖喇嘛问题上，我们必须采取两条路径。一方面，我们承认达赖喇嘛是一个宗教领袖，他在西藏、特别是在信奉佛教的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洗认识到，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宗教人士。达赖喇嘛建立的所谓流亡政府实行神权统治。这个所谓的政府的目标是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达赖喇嘛在世界许多地方不停地鼓吹所谓“大西藏”自治思想。实际上，达赖喇嘛追求的这种所谓“自治”的真实目的是利用宗教干涉政治。他们企图将所谓的“大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许多美国人并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大西藏”到底有多大。实际上，它包括西藏、四川、云南、青海和甘肃，共计5省区。其覆盖面积占中国领土的四分之一。 　　几十年来，我们对达赖喇嘛的政策一直没有改变：即只要达赖喇嘛愿意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要达赖喇嘛放弃分裂活动，我们愿意同他本人或他的代表进行接触和谈判。 　　现在，谈判的结果取决于他是否有诚意。1950年代西藏事件[叛乱]之后，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先生也会见过达赖喇嘛的代表。 　　因此，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我是否同达赖喇嘛进行接触。关键是这种接触和谈判的效力问题。 　　我们希望他能用切实的行动显示诚意，打破僵局。 　　扎卡里亚：您希望看到达赖喇嘛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显示他的诚意？ 　　温总理：实际上，我已经明确表示过，我们观察任何人，包括达赖喇嘛，我们不仅察其言，也观其行。 　　他的诚意就是放弃分裂活动。 　　扎卡里亚：之后，您会和他会面吗？ 　　温总理：到那时，一切有赖于形势的发展。当然，谈判可以继续，根据谈判的进展，我们也可以考虑提升谈判级别。 　　扎卡里亚：温总理，正如您所说的，贵国9.5%的经济增速持续了30年，这是历史上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如果有人过来问您，“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成功模式是什么？”您将如何回答？中国成功的关键是什么？是一种什么模式？ 　　温总理：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你可以想想这个事情——大约30年前，为什么中国不能像随后几十年那样快速发展？我想这归功于我们在1978年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这就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改革开放政策大大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社会主义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 　　扎卡里亚：人们会认为这是自相矛盾的。你们实行市场经济，即市场配置资源，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都要集中计划。你们是如何让两者相得益彰的？ 　　温总理：我们经济政策的完整规划是，在政府的宏观经济指导和调控下，充分发挥各种市场力量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 　　过去30年里，我们获得一条重要的经验，即确保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调控各种市场力量方面的作用。 　　如果你熟悉亚当·斯密的经典着作，你就知道他有两部着名作品。一部是《国富论》，另一部是关于道德和伦理的书。前者更多地探讨的是“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力量。后者探讨的是社会公平和正义。在这后一本书里，亚当·斯密强调政府在国民财富再分配方面发挥调控作用的重要性。 　　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财富都集中于少数人手里，那么这个国家几乎就看不到和谐和稳定。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当前的美国经济。处理美国当前的经济和金融问题，不仅需要看得见的手，也需要看不见的手。 　　扎卡里亚：我是否可以问您–有些美国人和欧洲人，特别是人权观察人士说，中国在过去的数年里强力压制人权，他们一直希望奥运会能够带来中国的开放，不过它带来的是更多的压制。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温总理：中国通过主办奥运会，实际上已经变得更加开放。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看到 –也已经看到这一点。在中国，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得到保障。中国政府重视并保护人权。我们将这些原则写入了中国宪法，我们也认真地执行这一规定。我想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确保其人民享有宪法赋予他们的每项权利。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我并不认为，我们在人权方面没有缺点。在有些地方有些领域，我们确实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然而我们一直不懈努力加以改进，我们希望进一步改善我们国家的人权。 　　扎卡里亚：来到中国后，我住在一家酒店里。当我在电脑里敲进“天安门广场”这几个字的时候，我遇到了防火墙，有人称其为“中国功夫网”（正式译法为“中国防火墙长城”，此处采取草根译法）。如果没有在互联网上自由搜索信息的权利，那么你能说这是一个先进的社会吗？ 　　温总理：中国现在拥有2亿多互联网用户，许多人、甚至西方也承认中国的网络自由。不过，中国像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为维护国家安全，也采取了一些合理的限制措施。这样做是为了安全，为了国家的整体安全，为了大多数人的自由。 　　我也可以告诉你，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你可以看到许多严厉批评政府的帖子。 　　我们正是通过浏览互联网上这些批评性的意见，努力找到存在的问题并改进我们的工作。 　　我认为一个制度或政府不应该畏惧批评性意见或观点。只有关注这些批评，我们才可能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工作，取得更大的进展。 　　我经常浏览互联网了解时事。 　　扎卡里亚：您喜欢哪些网站？ 　　温总理：我浏览了许多网站。 　　扎卡里亚：诚蒙您的仁慈，我想问您一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想知道的问题。有一副非常着名的、您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您从处理1989年那一问题上的经历中获得了什么教益？ 　　温总理：我认为，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推动政治改革，因为我们的发展本质上是全面的发展，我们的改革也应当是全面的改革。 　　我想，你提问的核心是关于中国的民主发展问题。我认为，就中国的民主发展而言，我们有三个领域有待改进： 　　第一：我们需要渐进地改进我们的民主选举制度，这样国家权力才会真正属于人民，才会服务于人民。 　　第二：我们需要改进司法制度，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而且我们需要有一个独立而公正的司法制度。 　　第三：政府应当接受人民的监督，这就要求我们，号召我们增强行政事务的透明性。政府接受新闻媒体和其他党派的监督同样是非常必要的。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我们需要考虑中国的国情，我们需要引入适合中国特色的制度，我们需要采取渐进的方法。 　　扎卡里亚：有人说您正在研究日本的制度，因为日本是民主制度，但只有一个政党可能赢得选举。您认为这种模式适合中国吗？ 　　温总理：我认为世界上有三种民主形式。重要的是民主的内容。这意味着，从根本上来说，民主，重要的是这种民主形式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的呼声和利益。 　　我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民主制度。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这种民主首先应确保人民的民主选举权、监督权和决策权。 　　这种民主也应当帮助人民在一个自由和平等的环境里实现个人的全面、充分的发展。 　　这种民主应当建立一个成熟的司法制度之上。否则，就可能产生混乱。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依法治国并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因。 　　扎卡里亚：我们多次谈到选举。您认为25年之后，中国会举行竞争性的全国选举吗？是否有可能出现两个政党竞选像您这样的职位？ 　　温总理：我很难预测25年之后的事情。我相信，中国的民主将继续发展。20-30年之后，整个中国社会将变得更加民主、更加公正，司法制度将进一步改善。我们看到的社会主义将更加成熟并变得更好。 　　扎卡里亚：温总理，我最后问您两个私人问题。您说您读过很多次马可·奥勒留的着作。奥勒留是一个着名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我读过他这样的话，人不应沉湎于自我，也不应沉湎于自私自利的追求，而应更加关心整个社会。最近我到中国后，我为那里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感到非常震惊。您是否正向您的国人发出一种信号，让他们少考虑考虑个人，多关心关心社会？ 　　温总理：我确实多次读过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他的文字深深地打动了。书中的那些人物伟大一时。他们现已随风飘逝，只留下一个故事，甚至只留下部分情节。因此，我得出结论：只有人能够创造历史，书写历史。我非常看重道德，我坚信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应多多重视道德和伦理。在我的心目中，正义是衡量伦理和道德的最高标准。当我们思考经济问题时，我们更多地想到公司、资本、市场、技术等等。我们也许忘记了某些方面，比如信仰和道德。只有当我们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全面破解经济的本源。确实，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公司以道德为代价追求利益。我们将永远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仅靠这种手段是不能长久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倡企业道德、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 　　这就是为什么上午我回答这个问题时，我说我相信经济学家的血管，我们应该看见道德的血液。我们考虑经济问题时，想的较多的是公司、资本、市场和技术等等这些实体因素。我们可能忘记了背后发挥作用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同样受看得见的因素，比如信念和道德的影响。只有当我们把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看时，我们才能看到经济DNA的全貌。 　　当然，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些公司实际上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抛弃了道德，我们决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不会允许以道德沦落为代价发展经济，因为这种方法决不可能长久。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提倡企业道德、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的原因。 　　扎卡里亚：阁下，请允许我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您肯定一直在关注美国大选。您对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这场陌生的竞选和选举有什么样的看法？ 　　温总理：美国的总统选举应当由美国人民来决定。不过我密切关注的是大选之后的中美关系。 　　近年来，中美关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我们希望，无论什么人当选总统，无论什么人入主白宫，无论哪个党派赢得大选，都能继续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无论谁当总统，领导新政府，中国都希望继续推进和发展与美国的关系。 　　扎卡里亚：和您的谈话非常愉快。谢谢您，总理阁下。我想您的人担心我们有点儿超时。谢谢您的友善和坦诚。 欢迎订阅《政府丑闻》博客！ ： http://feeds.feedburner.com/GoveCN 捐赠《政府解密》，帮助我们尽快上线！Paypal账号： Donate@UploadLeaks.com 广而告之： YesVPN，美国VPN服务包月仅10元！ http://bit.ly/YesVPN 威众安全路由器，硬件翻墙解决方案！ http://bit.ly/9T4y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