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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来源： http://googleblog.blogspot.com/2010/09/tools-to-visualize-access-to.html 翻译：wmr 当谷歌的服务被封锁或过滤时，我们不能有效地服务我们的用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在为自由表达最大化和获得信息权利而努力。为了推动这些信息流通的透明，我们建立了一个在线 透明度报告 和允许人们了解哪些政府要求我们删除内容和谷歌的服务在哪里被封锁的工具。 与所有公司一样，谷歌的服务偶尔出现中断。我们的新跟踪工具帮助我们和别人追踪这些中断是由机器故障还是由政府引起的，每个交通图表显示对某一国家和服务 的历史传输模式。图表在信息收集时更新，之后按比例尺0到100单元规范化。这个新工具——全球性包括中国——将会替代只显示中国的产品可用性的 谷歌服务在中国大陆的可用性 图表。图表显示当政府封锁信息和切断电缆时信息流动的中断。 4月，我们还创建了 一个网站 ，显示政府获取用户信息和请求谷歌移除网站或审查内容的情况，今天我们以2010年前6个月的数据更新这个互动式 政府请求地图 。我们还以我们过去六个月看到的数据更新了统计趋势。2010年的新数据包括我们被要求删除的单独项目数量，平均国家（例如，平均一个请求要求的网址。）您可以在 这里 了解更多关于数据趋势。我们认为，一个具体步骤，我们希望，将鼓励双方公司和政府同样透明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实际的行动，我们希望鼓励公司和政府一样变得透明。 自由表达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之一。我们相信，更多的信息意味着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自由，并最终导致个人有更多的权力。自由表达，当然，也是谷歌业务的心脏。 我们的产品是专门设计来帮助人们创造、沟通、分享观点，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信息。我们希望这一步能实现更大的透明度——以及这些工具——将帮助关于信息自 由流动的讨论。 Posted by David Drummond, SVP, Corporate Development and Chief Legal Officer 欢迎订阅《政府丑闻》博客！ RSS地址： http://feeds.feedburner.com/GoveCN 《政府丑闻》RSS广告： 威众安全路由器，硬件翻墙解决方案！ http://bit.ly/9T4yAg YesVPN，美国VPN服务包月仅10元！ http://bit.ly/YesVPN

原始来源：http://hzdaily.hangzhou.com.cn/dskb/html/2010-09/19/content_940115.htm 编辑说明：看来那个笑话说的对，如果把TG的所有干部抓起来全部枪毙，有人会冤死，如果排成一行，隔一个毙一个……不过眼前这一幕劣币驱逐良币，也算是纯洁了裆的队伍吧 　　 像我这样下台的实际上就是被贬      郭宝成在世博论坛上的发言在上午11时，题目为“推进城乡一体化”。 　　“农民进城买套房，不是城市化，如果教育、医疗、养老等配套保障制度跟不上，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国家每年花3500亿补贴欠发达地区，全国可以实行免费医疗。” 　　他的个性发言，谈的还是神木医改，也点燃了听众的兴奋点，短短十来分钟的发言，不断被台下热烈的掌声打断。 　　都市快报：网上传你调任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神木百姓在网上发起挽留活动。 　　郭宝成:这是事实，不是传言。 　　其实（调任）6月份就定下来了。6月11日，我正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市里来电，说有紧急会议要开。 　　我去后，市领导找我谈话说“省里说你年龄大了，组织决定任命你为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下午，市委常委会会议就宣布，我不再担任榆林市委常委、神木县委书记。 　　都市快报：你有心理准备吗？ 　　郭宝成：没有，很突然。 　　宣布后我要求发言，并提了个要求，这个人大的官衔我不要，给我一个副厅级调研员就行，我到基层做调查工作去。我请市委书记将这个话带到省里，但没有结果。 　　都市快报：有网友说这是“罢官”，你怎么认为？ 　　郭宝成：他们说得没错。 说得好听点是正常的调动，是“退居二线”。但像我这样下台的，实际上就是被“贬”。 　　都市快报：现在是“神木模式”改革的关键时期，你伤心吗? 　　郭宝成:伤心倒说不上。我在神木13年，当了3年县委副书记、5年县长、5年县委书记，也为当地百姓做了一些实事。2009年，神木县医疗、教育、住房、扶贫等十大惠民工程投资13亿元，免费医疗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推行得也很顺利，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 　　只是原本还打算再做一点事情的，比如制造、加工、物流体系等，都已经在调研了。 　　 55岁的郭宝成，“退居二线”了 　　这位因推行“全民免费医疗”而名扬全国的陕西省神木原县委书记，在“全民免费医疗”推行一年零三个月后，调任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说：“说得好听点是正常调动，实际上是‘退居二线’”。 　　《榆林日报》9月13日发布消息称，日前，榆林市委研究，并经陕西省委、省委组织部同意：免去郭宝成神木县委书记职务。 　　实际上，在3个月前，他已经不再担任神木县委书记。 　　郭宝成神木主政5年，力推民生政策改革，一是从小学到高中实行12年免费教育；另一个是全民住院实行“免费医疗”。这两个先于东部发达地区实施的“免费政策”，让偏僻的神木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 　　很多人担心，郭宝成“退居二线”后，“神木模式”会不会“人走政息”。 　　9月10日，2009中国年度改革人物郭宝成，受上海世博会之邀，出席在绍兴举行的“经济转型与城乡互动-全球视野中的村镇与小城市”论坛。 　　在世博论坛上，郭宝成坚持认为，不管角色如何转变，神木免费医疗模式是正确的，希望后任者能继续推行下去。 　　都市快报记者专访郭宝成，从这位改革者眼中，揭秘神木“免费医疗”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榆林市紧急召开常委会议认为神木捅了娄子抹了黑郭。宝成证实，免费医疗推行前，并没有向省、市领导透露，因为担心被否决。在推行2个月后，一经媒体报道，带来了多方质疑，并引发了一场公关危机。 　　 媒体危机还遭到了榆林市委常委会的批评，认为神木为政府抹黑了。 　　都市快报：推行过程是保密的吗？ 　　郭宝成：是的。实际上，从调研到出台方案再到实施，都是保密的。 　　2009年3月1日开始实施。县委常委会定下一个口径：半年不说话，先干。等条件成熟后向社会公布。 　　结果，事情还是被媒体报了出去。说实话，记者写得比较中肯，但在转载过程中越来越负面了，质疑声一片。 　　都市快报：遭遇了一次媒体公关危机。 　　郭宝成：很多外地媒体赶来调查说，医院人满为患呀，神木财力不济呀，更有媒体将此事上升为倒退回吃“大锅饭”的状态。负面报道铺天盖地。 　　都市快报：当时在医院，记者确实看到很多病人。 　　郭宝成：说实话，前两个月确实有点乱，人多。不过这也是预料到的。 　　你想，以前老百姓无钱看病，现在看病不要钱了，谁不往医院挤。病人激增因为过去看不起病，说明“政府欠农民的账太多。” 　　都市快报：怎么应对的。 　　郭宝成：只是乱了一阵子，等7个定点医院全开放后，病人分散了，也就稳定了。例如县人民医院的住院部，本来还预备了200张病床位，后来根本就没用上。倒是媒体的报道一浪接着一浪轰炸。 　　5月中旬，榆林市紧急召开常委会议，提出5个问题，认为神木在这个事情上捅了娄子，抹了黑。 　　都市快报：被媒体批评，还被领导批评。 　　郭宝成： 有同僚幸灾乐祸嘲笑：“你神木是个县，明显味道不对嘛。” 　　我说，如果出了问题，我一个人承担，摘我乌纱帽。 　　随后决定，对记者采访放开，基调是神木推行免费医疗坚定不移走下去，事情也很快就转入正面了。 　  “免费医疗”推行起来并不难      现在哪个县一年拿不出1.5亿       郭宝成说，从执行来看，现行的合作医疗是有瑕疵的，太复杂，执行起来有些不便。而“免费医疗”推行起来并不难，是执政者要不要实行的问题。对于钱，他说少修半条路，少建个宾馆，钱不就来了。 　　都市快报：有人说，神木是煤炭大县、中国百强县，有钱才能搞免费医疗的，“神木模式”很难复制？ 　　郭宝成：过去我当书记时不好说，现在我可以坦白地说，中国任何一个县域，都可以推广、借鉴神木模式。保障水平可以因地制宜，穷一点的地方报销水平可以低一点。 　　都市快报：还是钱的问题。 　　郭宝成： 钱在我看来不是问题，前提是要不要搞的问题。 　　当时，有人说要建一个高级宾馆。花那么多钱建好了还不是给一些富人和官员用，老百姓有谁会去住，我当时就否定了。 　　其实， 少修半条路，少建一个宾馆，什么钱都有了。 　　我算一笔账，你就明白了。免费医疗其实一年算下来，全县近40万人，人均就花400元，总共就花1.5亿元。 现在中国哪个县，哪一年拿不出1.5亿元。 　　都市快报：你觉得 “神木模式”还有没有可改善的空间？ 　　郭宝成：今年作了些调整，门诊报销水平从一年100元提高到200元，这张门诊医保卡，全家都能用。 　　重点保大病住院，乡镇医院住院的起付线是200元，县医院400元，县外医院3000元，低于起付线的病人自付，高出的部分政府全包，每年最高报销不超过30万元。 　　有些问题就是在摸索中解决的。 　　都市快报：你怎么看待现行的农村合作医疗？ 　　郭宝成：我感觉还是有些瑕疵的。我曾调研过，合作医疗在实施过程中太繁杂。村民报销时要到处找人签字，有时连车费都不够。比如，治病用去3元钱，但找人签字、报销，来回路费就要花去3.5元。 　　我走了谁敢取消它老百姓首先不答应      在近3个小时的采访中，郭宝成显得有些伤感，也许不在县委书记这个位置上了，显得很坦承。借着会议的空闲，酷爱书法的他，在绍兴王羲之兰亭，写下了“仁者爱人”的留言。 　　都市快报：你离任之后，“神木模式”会不会继续往前走？ 　　郭宝成：我想肯定会往前走的。这是一项让千千万万百姓获益的政策，谁敢说取消它？老百姓首先不答应！ 　　花钱不多，是个好事。当时我就说过这个话，肯定能搞下去，开弓没有回头箭。 　　神木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我们力争在2020年成为全国十强县，所以财政不成问题。 　　搞不搞免费医疗关键不在钱而是在于一把手的执政理念郭宝成坦承，在神木推行“免费医疗”，幕后推手就是他。 　　他说，在中国一把手的权力高度集中，搞不搞免费医疗， 关键不是有没有钱，而是一把手的执政理念。“碰到一个好的一把手，是老百姓福气；换言之，则劳民伤财。” 　　都市快报：神木是怎么想到率先去做这件事的？ 　　郭宝成：教育、医疗等几座大山压在老百姓身上，负担太重了。 　　5年间，神木从一个西部山区贫困县，经过发展林业、煤炭等经济，已经有了很厚实的基础。就想让农民真正融入城市，在推行了12年免费教育后，推动免费医疗也成了自然。 　　我一直说，农民进城买套房，不是城市化，如果教育、医疗、养老等配套保障制度跟不上，很难真正融入城市。 　　我想做的，是抹平少数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社会鸿沟。 　　都市快报：听说有一次你调研一个病重家庭时还哭了？ 　　郭宝成：嗯。一个五口之家，原本过得很不错，两个孩子在外打工，一对老夫妻在家种几亩地，还养了好几头猪，每年家庭收入也有五六万元。 　　结果老汉一场病，将整个家庭拖垮了。 　　10多万积蓄用完了不说，还将家里值钱的东西全变卖了，家徒四壁，病也没治好。 　　老汉绝望了，家人把他从医院里接回来，在家等死。看到这个失去生机、凄凉的家，心酸，我掉泪了。 　　都市快报：还有其他原因吗？ 　　郭宝成：实际上也是想缩小贫富差距。真正生大病了，富人和当官的都会去大医院，而农民呢，没有钱。 　　都市快报：推进过程中，有人说你扮演了推手的角色，你怎么看？ 　　郭宝成：说实话，我是幕后推手。 　　在中国，还是一把手政治，很多事情都是一把手说了算。推行过程中，例如救助残疾孩子的“康复工作委员会”和救助孤寡老人的“特殊人群工作委员会”，我要求自己做主任，我不做，难推行呀。 　　搞不搞免费医疗，其实关键不是有没有钱，而是一把手的执政理念。 　　神木全民免费医疗新闻附件神木全民免费医疗2009 年3月1日，神木在全国率先推行全民免费医疗改革：凡是拥有当地户籍并参加医疗保险的城乡居民患者（占当地人口的99%点多），在指定的乡镇医院住院开支 200元以上、县级医院住院开支400元以上部分，均由县财政埋单，每人每年的医疗费用最高可以报销30万元。 欢迎订阅《政府丑闻》博客！ RSS地址： http://feeds.feedburner.com/GoveCN 《政府丑闻》RSS广告： 威众安全路由器，硬件翻墙解决方案！ http://bit.ly/9T4yAg YesVPN，美国VPN服务包月仅10元！ http://bit.ly/YesVPN

原始来源：http://www.bullogger.com/blogs/fakegland/archives/366660.aspx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8期，口述：瞿独伊 撰文：周海滨 原题：《瞿秋白女儿独伊追忆父亲：九泉下仍遭受莫大凌辱》 　　我没有想到自己人整自己人，比国民党整我们还厉害。很多新疆监狱的人在“文革”的时候都被整死了。包括我母亲，就 是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的。 　　瞿独伊，瞿秋白的独女。瞿秋白去世时，她只有14岁。从5岁见到父亲，到14岁从报纸上得知父亲被杀 害的消息，她在父亲身边只生活了短短的4年。然而这段充满父爱和亲情的时光，却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人生记忆。 　　如今，89岁的瞿独伊 独自生活在北京，回想起自己漫长的人生，她想说的还是“好爸爸”的温暖。 　　采访列宁 　　我虽然不是秋白的亲生女儿，但 是他对我比亲生的还亲。我母亲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个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被人称为有“超群的美貌”，人家喊她“小猫姑娘”。二十岁出 头的时候，她和我的生父沈剑龙相爱成婚。我生父不愿意吃苦，有点儿少爷的样子，经不起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的引诱，堕落了。 　　我原 名叫“晓光”，有点天刚破晓的意思。后来改名独伊。因为我的生父对我母亲不好，她心中怨愤，决定只生我一个孩子，因此改名叫独伊。我现在就一直叫这个名 字。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秋白和母亲在上海结婚，沈剑龙还亲临祝贺。他们此后成了好朋友，经常书信来 往，写诗唱和。 　　在认识母亲之前，父亲曾以北京《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莫斯科采访列宁，是最早向中国系统地报道俄国十月革命后社 会状况的新闻先驱。 　　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父亲采访报道了这次大会的盛况。7月6日，父亲在安德莱厅看 到了列宁。他在当日就兴奋地写下新闻报道，最早向中国人描述了列宁的形象。 　　他说，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语和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 果断，自然流露出政治家的诚挚果毅，他的演说常常被霹雳般的鼓掌声所吞没。 　　让父亲记忆深刻的是，他在会场的走廊上追访列宁。列宁停下 来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指给父亲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让他参考，然后说了几句话，便道歉忙碌去。 　　1922年12月21日，父亲应 陈独秀邀请，回国主编《新青年》季刊，结束了第一次苏俄之行。这时，他才24岁。 　　苏俄生活 　　1928年4月30 日，父亲第二次动身去苏联，筹备中共“六大”；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母亲带着我，与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一起，也秘密来到莫斯科。 　　“六大”在中共历史上很特殊，会址不在国内而在国外。我去了没多久，“六大”就开了，开会时我还记得，是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 ——银色别墅举行的。 　　由于当时没有找到幼儿园，李文宜阿姨就带着我，她当时是列席代表。现在正式的代表都已经去世了，我恐怕是唯一目 睹“六大”开会情况的人了。当时我天真活泼，每逢休会，我常常给那些代表唱歌、跳舞，现在我还喜欢跳舞，我跳舞喜欢找最好的舞伴跳。 　　中共“六大”后直至1930年7月，我们一家共同在苏联工作和生活，在那片赤色的土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 　　1929年初春，父亲的 肺病又加重了，不得不去马林诺的列宁疗养院修养。在这个乡村疗养所，父亲爱上了滑雪，后来回到莫斯科，他还去滑过雪。 　　在这分离的一个 多月里，父母之间多次通信，有时一天甚至写两封。父亲经常在信中提及我，他说：“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 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独伊。”父亲还给我写信，信里说，“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那时由 于没有幼儿园，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孤儿院，我很不愿意在那个孤儿院里呆，老是哭。但是没办法，爸爸妈妈要我在这里念书。爸爸来看我的次数比较少，妈妈来的次 数多一些，李文宜阿姨来的次数最多。每次他们来我就哭，说不在这里呆了。他们走了之后，我一遍遍地坐他们坐过的地方，走他们走过的路。你不能理解，我是那 么的那么的想他们。 　　我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父亲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路过商店总不忘买一些带到孤儿院给我吃。我当时也不知道秋白不 是我的亲生父亲，就以为他是我的亲生父亲。 　　后来我转到了依凡城一个森林学校，实际上叫儿童疗养院。在森林学校，为了讲究卫生，无论男 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我冬天去的，第一次剃了头发，很不喜欢。父亲为了安慰我，给我写信。 　　独伊：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 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 独伊、小和尚。 　　我叫他“好爸爸”，因为妈妈喜欢他，让我叫“好爸爸”，所以他每次签名都是“好爸爸”。但是我在森林学校时，父亲没时 间来看我，大概来了一两次。 　　他们有一次冬天来看我，我坐在小雪车里，爸爸拉我，假装跌一下。我就笑他，说：“爸爸那么大都跌跤，我都 不跌跤你还跌跤。”他喜欢画一个滑雪板，或者是一个兔子，我爸爸多才多艺，一笔一划就画出来了。 　　再后来，我到了国际儿童院了。国际儿 童院里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孩子，我们大孩子常去幼儿班，带那些不同国家的小朋友一起做各种游戏。 　　1930年，父亲从苏联回国主持党的 六届三中全会，母亲也要一起回国，我还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临行前，他们对我说，有事要去南俄，也就是现在的乌克兰，很快就回来。我没能与父亲再见上一 面。我当时发烧在医院里，母亲回国前一天去医院看我，我还责怪妈妈不遵守时间。 　　我根本不会想到，父亲这次回国就是我们父女的永别。 　　秋白之死 　　1934年初，父亲被派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而母亲则留在上海。博古只叫我父亲去，不叫我母亲去，借口说母亲的工作没有人 能代替，就是有意让他一个人去。 　　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仓促中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父亲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根据张闻 天的回忆，中级干部是由他决定谁留谁不留；高级干部是由周恩来、李德、博古最高“三人团”决定的。得知此消息后，毛泽东两次找到博古，要求带父亲走，却遭 到拒绝。博古以父亲患病为借口，说：“不带，留着。”父亲当时听说要留下来，心情很不愉快，他也希望走，但是还是服从组织决定。那时候博古是最高领导，他 犯了两次错误，一次是不让母亲去苏区，一次是不让父亲参加长征。如果我母亲去了，对父亲的身体健康和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也不至于在苏区艰苦条件下拖着 病体生活。当然我也不恨他，因为这是历史造成的。 　　第二天，陈毅看见我父亲还在就很诧异，问他怎么还不走，陈毅说，“我的马比你的马 好，你赶紧骑上去追上队伍”。父亲说，“我要留下来的。”陈毅说，“怎么要留下来了？”父亲说，领导决定的，要我留下来。陈毅觉得很不公平，但也没办法。 　　中央红军出发那天，父亲把自己的一匹好马送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让马夫跟着徐特立上路。 　　大概在1936年，父亲牺牲以 后，廖承志跟博古看到我父亲牺牲的报纸。博古感慨地说：“如果他跟我们一块儿走，就不至于牺牲。”博古对我父亲之死是有责任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脸红了。廖 承志看出来他很内疚。1981年在常州修瞿秋白纪念馆的时候，我把这个事说了出来，在场的很多人都流泪了。 　　“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 史，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枪毙他的宋希濂可以作证，我父亲绝不是叛徒。我和我女儿曾经去问过他一些 事，宋希濂说父亲就义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神态从容。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而中纪委复查组则以更多的材料证明，“四人 帮”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 　　虽然宋希濂是亲手杀死我父亲的人，我们光明磊落、不卑不亢地去看他，他也不尴尬。 他说，我对你们怎么说，就对红卫兵怎么说。他很坦率地说：“我看了瞿秋白《多余的话》，没有什么叛变自首，没有出卖谁，也没有出卖组织，不过有一点消极的 情绪。”他都看得很清楚，我们自己人却看不清楚。 　　莫斯科的儿童疯人医院 　　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国际儿童院的孩 子们在乌克兰参观休息。看到一份《共青团真理报》，报上详细报道了我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4寸大小的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惊 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后来我就晕倒在地。 　　我休克了，不能说话、不能动，还在哭，但是我能听到别人说话。有人说，她是不是死了？我 想说我没死，但是又说不出来。老师就拿一瓶香水擦我全身，这样我才能动了。 　　当时特别难受，就想妈妈以后怎么办，以后一定很痛苦。我就 一直哭，吃不下饭。回到国际儿童院，我到晚上不能睡觉，得了失眠症，也影响到孩子们的休息。 　　老师就把我送到莫斯科的儿童疯人医院。和 我较好的一个日本小朋友知道老师要送我去那，就说，“他不是疯子，她就是想她爸爸。”在这个儿童疯人医院，有些小孩把大便抹在墙上。在那里待了一个月，没 有人管我，也没有人来看我，只有那个日本朋友给我来信，安慰我。 　　父亲牺牲后，母亲第二次来苏联，参加第七次共产国际大会，她就把我从 疯人医院接了出来。母亲当时在国际红色救济会做中国部的委员。她那时候很痛苦，因为父亲刚刚牺牲。晚上母亲拿出父亲写的信和文章看，他俩感情很深，这些信 写得很热情，他说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独伊，我很想赶紧回来，回到莫斯科，看看你，拥抱你。母亲在台灯底下，一边看一边掉泪。我就说妈妈你不要哭，爸爸 已经过世了，你不要哭，我给你唱歌，我就一首歌一首歌地唱，唱了《马赛曲》、《儿童进行曲》等好多俄文歌给她听。 　　从新疆监狱到秦城监 狱 　　1941年9月，苏德战争爆发三个月后，我和母亲启程回国，途中被新疆军阀盛世才软禁。 　　那时，我们还没有受到 什么虐待，院子锁着，没有自由，但是房间没有锁门，大家可以互相来往。中间搬了好几次，最后一次是在第四监狱，待的时间最长。吃饭是一天两顿，一桶没有一 点油水的烂白菜汤，放一点盐，然后一木箱馒头，馒头里面掺了沙子，吃起来哧溜哧溜响，馒头不限制，随便吃，但是没什么营养。 　　刚进监狱 时，我们带了一些衣服，我还带了溜冰鞋，托看守帮忙变卖，买了一点羊尾巴油，吃馒头的时候抹一点，就有油水了。我们还买了葡萄干和牛肉干，牛肉干舍不得 吃，一年四次节日的时候，我们趁机给男监的同志，一人送5、6个牛肉干。我们自己主要是抹点羊尾巴油，吃点葡萄干。 　　一共有150人被 关押在那里，除了我们这些苏联回来的路过人员，还有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我们呆了4年，出狱时只有130人，好些不是病死了，就是牺牲了（毛泽民、陈 潭秋、林洁如三位同志就被杀害），或者早就叛变了。1946年6月10日，经过党的营救和张治中将军的努力，我们才获得自由，分乘10辆大卡车奔赴延安。 7月10日到延安时，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说实话，在新疆监狱里，女同志没有受刑，也没有被拷打。我的一位狱 友，没有死在新疆监狱，后来却死在了“文革”监狱里。我没想到中国人是如此的兽性，说她是叛徒，嘴里塞布，手脚绑着，头朝下，一上一下倒插进农村的茅坑 里，慢慢给弄死的。 　　我也蹲了10年的牛棚，每天吃一个窝头，5分钱的菜，一个月12元钱。那时说我们都是叛徒，我则是“叛徒、军统特 务、苏修特务、国民党员”，说我们集体叛变、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也具体说不出我们做了什么坏事。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里上班，先被关在一个办公室里，上厕 所，要敲门叫人来开门。有人就开，把我押到厕所去，回来再锁上。没人就得忍耐。我在牛棚里蹲了十年，笔纸都没有。睡在温室大棚的草地上。每天吃饭以前要请 罪，向毛主席鞠躬，鞠躬以后可以吃窝窝头和五分钱的菜。 　　我没有想到自己人整自己人，比国民党整我们还厉害。很多新疆监狱的人在“文 革”的时候都被整死了。包括我母亲，就是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的。 　　母亲解放后先在妇联国际部工作，然后担任妇联副主席，全国女工部部 长，“文革”被逮捕以前在检察委员会工作。她身体一直不好，关在秦城监狱里。母亲在监狱里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号码，在新疆监狱的时候我们还有自己的名字， 还有人格，但那时母亲已经没有了。我去看她的时候，叫了她的名字，她说，“你叫了我的名字？”我说，“是啊，不叫你的名字怎么来看你？”她说，“这下糟 了，他们知道我是谁，对我更不好了。” 　　我给周总理写信，请求让我母亲保外就医，但是保外就医只有三天，她就去世了。 　　父亲和鲁迅的知己之交 　　父亲和鲁迅交往密切。鲁迅赠给父亲一句话：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他认识父亲之后不久写 的，因为我父亲非常理解鲁迅，思想跟他一致，写了1.7万字的《序言》。鲁迅看了以后说：“你写得太好了，好像从没有人写我是从一个进化论者到一个革命 者。” 　　据母亲回忆，父亲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在1932年的夏天，父亲在冯雪峰的陪同下拜访了鲁迅。父亲跟鲁迅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他们 见面以前就很熟悉了，互相通过看文章了解了对方。1931年9月1日，鲁迅一家三口，为了避免特务盯梢，冒雨来看父亲，父亲喊鲁迅为“大先生”。 　　在上海，父亲三次在鲁迅家里避难。1932年冬天，母亲被特务盯梢，父亲立即转移到鲁迅家里，鲁迅这时去北京探望母亲，只有许广平和周海婴在 家；1933年2月，父亲又有危险，再次转移到鲁迅家中避难。1934年父亲去苏区前，上门向鲁迅辞行，鲁迅和许广平坚决要睡地板，把床铺让给父亲。 　　我父亲被捕以后，身份还没有暴露，就给鲁迅写信，暗示他原来是国民党的医生，被俘虏以后给红军当医生，想通过一个假口供让鲁迅想办法营救他。鲁迅筹了 50大洋，准备保释。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做，叛徒就出卖了我父亲。 　　许广平回忆说：“秋白逝世以后，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 已，甚至连执笔写字也振作不起来。”鲁迅亲自编辑出版父亲的译文集《海上述林》，这成为鲁迅生命最后时间里的一项重要事情。这让他备感宽慰，十几天后便溘 然长逝了。 欢迎订阅《政府丑闻》博客！ RSS地址： http://feeds.feedburner.com/GoveCN 《政府丑闻》RSS广告： 威众安全路由器，硬件翻墙解决方案！ http://bit.ly/9T4yAg YesVPN，美国VPN服务包月仅10元！ http://bit.ly/YesV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