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专制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批判狭隘的极端主义的文章，但在互联网上被改成不同的标题转载，引起了很大争议。有评论者认为，极权主义才是中国极端主义的主要根源，因此目前中国大陆难以摆脱极端思潮的困扰。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6月14日在其观点版上发表题为《摈弃狭隘的极端主义》的文章，批评现在中国存在的许多极端言论。文章表示，因为有消极腐败现象，就把国家说得一无是处；因为有为富不仁就对所有富人怨恨；批评社会问题就被说成抹黑中国等，都是非友即敌、非红即黑的极端主义思维方式。文章认为，极端主义的判断纽曲了事务的本来面貌，违背事务存在的现实逻辑，不仅是对他人权利的漠视和侵犯，更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表示，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落实中共中央“凝聚共识”政策的系列文章之一。 “这文章的主要观点就是跟中共的主旋律要凝聚共识共发展相互呼应的。所以它基本上是说相互平等一点。不要走极端，不要非红即黑，非敌既友。实际上就各打五十大板。取一种平衡的情况。至于它整个文章没什么太大问题，观点也是比较平和的，但是文章被转载在网络上以后，反而出现了他所说的极端主义的大表现。” 这篇文章被国内各网络转载，却更换了原来的标题，以吸引更多读者，却在中国的互联网引起不小的争议。本台记者在网上查询，发现有关文章转载时的标题主要有两个版本：一为“因部分腐败现象批评国家是极端主义”，二为“视批评为抹黑是狭隘的极端主义”。刘先生认为，这两个不同的标题，正好反映出目前中国左派和右派的观点立场。 “其中有个标题就是说因为部分腐败去批评国家是极端主义，这个主要反应的是左派的一些思维。这拿出来以后，遭到网民的一致唾骂。另外也有把它的标题换成视批判国家为抹黑中国是极端主义，也是吸引了网民大量参与和讨论。这情况实际上反应了目前中国社会的价值观，第一个是比较混乱；第二个处于一种分裂状态。” 不少网民对“批评国家是极端主义”的说法提出了强烈质疑。在美国的专栏作者章天亮博士便是其中之一。 “国家和政府是两个概念。其实大部分批评都是政府或执政党，而不是在批评这个国家。但中国长期以来把党、政府和国家这几个概念都混为一坛。你一批评政府的话，共产党马上就跳出来说你不爱国什么的。我觉得这就属于一种极端主义的思维。国家又不是你们家的是吧。虽然是一党专政，但是国家还是人民的。” 在中国的刘先生表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极端主义言论，而在中国，大量的极端言论却主要来自官方垄断的新闻媒体，这和官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 “极端主义如果追溯它根源的话，实际上就是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你不爱国就说你是卖国，你不是英雄它就说你是汉奸。中共高层一路走过来基本上都没有善终的，不是被批倒批臭就是出大问题。所以不从根本上解决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问题，极端主义在中国必然会存在下去。” 章天亮博士认同这个观点，他强调，中国的问题不是极端主义而是极权主义。 “通过极端主义可以看出，它不但垄断人们做事的权利，还垄断人们说话的权利。对媒体的控制，对互联网的搜索，不让老百姓看，而且还不让老百姓说。这做的已经不是极端主义了，应该说集权主义比较贴切一点儿。极端主义是集权主义的一种表现。所以，集权主义不解决的话，根本解决不了极端主义。” 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表示，社会需要理性思维和健康的讨论，如果大家都能以清醒的头脑、平和的心态看待问题，社会就会更少矛盾更多和谐。章天亮则认为，这应该是对一个国家政府的要求，但在集权体制之下，难以实现全社会的平和宽容。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孙中山曾将民生、民族与民权合称“三民主义”，这“三民主义”曾经是20世纪中国人追求光明未来的主旋律。但在缺乏公民意识的极权或威权国家，民族主义极容易被煽动成盲目排外，民生主义则很容易被导向民粹主义，作为民生保障与富国足民前提的民权，更是极易被挤压至可有可无的境地。中共建政60余年以来，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邓小平的“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其实都是为了解决民生。至于民权的落实至今未见，民主话题更是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 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中，弘扬民族主义与保障民生的途径完全不同。在民主国家，民族主义完全只是公民出于自愿的一种政治表达，民生则属于经济权利，这都是民主制度予以保证的公民权利，没有民主制度，民权有如无根之木。但在非民主国家，民生的保障往往需要依靠统治者的仁慈与开明，比如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意识到“文革”的后果是民不聊生，让百姓吃饱饭才重要，于是开始允许发展商品经济，开放农村集市，一步步走上在政府控制下的市场经济道路；民族主义更是经常被专制统治者用来转移国内矛盾，服务于外交。 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是普京构建强权政治的基础，但因为俄罗斯已进入开明专制，政治领导人当选必须经过民选这一程序，所以民意最后还是得通过选票体现，哪怕这选票是通过“购买”或者操纵得来。普京青年团支持普京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希望国家更强大”，二是“西方人不要对俄罗斯政治指手划脚”。他们的团歌是“15年前，当我们的国家毁于一旦，他们嘲笑我们；我们的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积蓄，没有退休金，没有未来；但是，现在我们重新站起来了，现在，我们要行动，我们将会更加坚强，因为我们的祖辈曾经在战争期间流血牺牲保卫祖国！” 当年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俄国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普京上台后利用俄罗斯优质的天然资源与石油价格上涨这一时势，迅速扭转了俄罗斯的经济形势。这歌词说明普京的选票来自于解决民生，让俄罗斯人看到了国家强大的希望。 但中国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奠基于信奉者的自我欺骗，当局者也不需要象普京那样用社会福利、经济利益、为青年人提供进入各级政府的管道这种方式购买。对付不同层次的人民，北京当局娴熟地使用不同的手法。 对于知识界的新老左派，当局在打压各种针对当局的批评意见，却为新老左派留下一扇窗户，让他们以自己拥有特殊活动空间而沾沾自喜，并以消灭不同意见为己任。这一点已经为过去十余年的新左与自由主义的“交锋”所证明，当局捆住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手脚，让新左放开手痛击，形成了自由主义的败局，不少自诩为自由主义的知识人纷纷倒戈。 对于中国民间底层成员怀念毛泽东的思潮，当局固然有不喜欢的一面，但更多地是加以利用。当局不喜欢的是这类人物借怀念毛泽东批评时政，但对他们认同毛的专制与反西方民主的排外情绪，则从不忘记加以利用。政府与民间毛派也经常默契地在玩“扮傻游戏”。对于参与扮傻游戏的民众来说，明明是一党专制的政府在掠夺民众生存资源如土地住房，但民众却硬要装出一副（也许是真心）相信中央英明，是地方政府这班“歪嘴和尚念坏了经”。这种“扮傻游戏”上演到近两年，导致出现这样一种政治奇观：一部分人选择相信温家宝是党内改革派领军人物，只是由于党内保守派多方掣肘，才使温家宝无所作为。甚至有关温家妻儿经商致富的消息，他们也宁可相信这是温的政敌造谣中伤。另一部分人选择相信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是出于让底层受益的惠民考虑。这类人的信仰本身就是种悖论：现有体制放纵官商结合掠夺民众，但对未来的希望则寄托在这一体制的开创者毛泽东身上。他们对于毛亲手制造的种种国家之罪假装不见，将毛时代幻化成平等、公正、人人有工作（实际是连当工人都需要打破头）、有免费医疗的社会，以此作为镇痛剂。 这种出于生存焦虑的民粹主义，其必然结果是对政治强人的期待。本来，在俄罗斯曾经有相当大影响的民粹主义，对领袖人物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但中国这块肮脏的土壤中，时至今天，从政治泥潭打滚出来的的领袖人物，并没有什么人符合这一道德期待。但不少中国人却可以自欺欺人对心中的领袖美化，这种精神，说是犬儒也罢，说是阿Q也罢，就是中国的国民精神。 六四至今已逾23周年，反观这23年中国政府与民间互动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主线：90年代前期，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再次启动经济改革，为国人提供了一副精神镇痛剂，一段时期内，“六四学生也有错，是学生不撤出天安门才导致镇压”、“向前看”成为一种主流意见。在经济学界，腐败是瓦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谬论也堂而皇之登上殿堂。21世纪零年代，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共，无论是国内的异见者还是关注中国人权政治状态的美国，都一致认为可以通过温和方式让中共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于是国内有“护宪维权”之说，在法律框架内维权成为抗争活动的主流形式，这种活动的最大特点是不提政治权利要求，比如选举权、游行集会权、自由结社权与新闻自由等权利，将重点放在经济权利（如征地拆迁利益受损）及司法受害申诉等上面。这条道路艰难行进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时，此后基本成了断头路。在真正的维权律师屡遭打压之后，国内不少社会底层只好将希望寄托于毛泽东回归。薄熙来的民意拥戴就来自这种因生存焦虑而引发的民粹主义。这种焦虑之严重，已让民众来不及辨识薄的真正政治意图。 中国民心思变，已经是凡有眼者也可见之事实。但这种求变心态究竟出于生存焦虑还是出于权利意识觉醒？这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很重要。因为前者可以通过政治强权实行资源再分配获得缓解；后者则必须是制度变革。民众大多是短视的，民主制的希腊在面临危机时，民众尚且为自己的福利可以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在中国这种极权体制下，民粹主义更容易抄近路，走与强权相结合的道路。 民粹与民主，在今后的中国谁主沉浮？这关系到中国今后能否摆脱专制桎梏。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乐观。只要滋养民粹主义兼民族主义的土壤存在，就算薄熙来从中国政坛上消失，这种类型的政治人物在中国却始终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