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专制

王建勋: 宪政之我见

宪政之我见 作者:王建勋 近一段时间以来,报刊上登载了数篇批评宪政的文章。这在过去百年历史上并不多见。自清末变法立宪以来,除了极权年代之外,走向宪政基本是国人的底线共识。   批评宪政的声音一出,不仅遇到了连绵不断的反驳,而且引起了知识界对宪政诸问题的论争,尤其是“社宪派”(“社会主义宪政派”)与“普宪派”(“泛宪派”)之间的论战。这种争论,一方面凸显了理论界宪政知识储备的不足,另一方面展现了人们对实现宪政的不同设想。鉴于此,澄清宪政之真义,在当下之中国显得尤为迫切。   “宪政”究竟意味着什么?概而言之,宪政是一种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安排和思想观念。宪政也意味着一种特定的治理状态,一种限权宪法得到有效实施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政府的权力受到有效制约,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良好的保护。宪政的核心在于限制权力,而迄今为止,人类发现限制权力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分权,包括横向的分权和纵向的分权。前者亦称“三权分立”,意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各自分立并相互制衡;后者亦称“联邦主义”,意即全国性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分立并相互制衡。   毫无疑问,分权制衡是宪政的精髓。其作用机理在于以权力制约权力,或者,用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话说,“用野心对抗野心”。分权制衡的安排使得任何一种权力都不是至高无上的,使得任何一种权力都有边界,并受到来自其他权力的制约和对抗。横向的分权制衡使得三种不同性质的权力之间相互牵制,纵向的分权制衡使得不同的政府之间互相掣肘。这种双重的分权制衡可以有效地约束权力的行使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为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提供一种“双重安全阀”(麦迪逊语)。   宪政反对任何形式的集权,或者说,任何形式的集权都与宪政不容。集权的危害在于,造就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不论行使权力者是什么样的人物或者机构。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是任意和武断的。麦迪逊指出,所有形式的集权,不论是集中在一个人、几个人还是许多人手里,不论其是世袭的、自命的还是民选的,都可以被恰当地定义为专制。托克维尔也曾说:“不受限制的权力本身就是一个糟糕而危险的东西。……当我目睹绝对命令的权力和手段赋予任何力量时,无论它被称为人民还是国王,无论它被称为贵族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无论它被称为君主国还是共和国,我都会说,它播下了暴政的种子,并且,我将到别处去生活,服从其他的法律。”可见,哪怕某个人或者机构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也不能赋予其所有的权力,也不能让其集所有权力于一身。   无论是横向的集权还是纵向的集权,都倾向于导致绝对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构成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严重威胁。横向的集权,将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和裁决案件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手里,不仅无法纠正任何一步骤带来的错误,而且将确立、适用规则与暴力机器结合在一起,权力的行使难免沦为暴政,正如孟德斯鸠担心的一样。纵向的集权,将一个共同体中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一个政府手里,没有其他的力量能够防止其滥用,地方自治将式微,地方自由将消失。   宪政的要义在于确立一个有限政府。它意味着政府的权力是有边界的,其行使受到严格的限制,且以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为目的。这种政府的权力不是天生的或者神授的,而是来自于共同体的成员,来自于每一个个人,来自于他们的授权。因此,其目的甚至唯一目的,就是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政府没有——也不应当有——任何独立于个人之外的利益,它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了保护个人的利益。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宪政是一种生活方式。宪政确保人们自由而和平地共处,确保人们理性地对话和交往,确保人们建设性地解决纷争。宪政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并在此基础上确保人们达成和平相处的共识,或者说,宪政最大限度地尊重个体的价值和选择,并在此基础上确保他们构建和平的公共生活。宪政将个人与社会恰当地结合在一起,将自由和秩序妥善地交融在一起,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清晰地区分开来,又使它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宪政社会里,个人是自由的,但以不损害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为前提,正如约翰·密尔提出的“不伤害原则”;同时,个人的自由也不受公共权力的侵害,公共权力的行使须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依归。   廓清宪政的涵义之后,便不难发现反宪派的观点的依据,他们认为宪政是资本主义的,而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所以中国不应当搞宪政。他们的逻辑是,宪政的制度元素是私有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违宪审查、联邦制等,而这些与社会主义实行的公有制、人大制度、议行合一、司法受制于党的领导等截然对立。坦率地说,反宪派的看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实际上,就他们所作的二者之间的对比而言,他们的看法大抵站得住脚,因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基本理念之间的确存在着根本区别,而宪政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确存在着亲和性。反宪派的错误之处在于,他们抱着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放,拒绝宪政和资本主义。他们的主张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反观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不难发现,它与宪政之间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信奉产权公有(公有制)、计划经济(命令经济)、契约干预等,而这些都是宪政所反对的。产权公有削弱甚至摧毁了个人独立和自由,因为个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财产基础遭到破坏;计划经济意味着个人的自由选择受到严重限制甚至被完全剥夺,政府通过计划掌控着个人的命运,使其成为一个可以任意摆布的棋子。   有人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经济制度,与宪政完全可以共存。这种看法站不住脚,即使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仅仅看成一种经济制度,它与宪政之间的对立关系也十分明显。经济制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旨在控制人们的经济生活,控制产品和财富的生产。但正如作家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Belloc)所言:“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也就是说,控制了财富生产或者经济生活,就等于控制了一切,控制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哈耶克说得很明确:“经济控制不只是对人类生活一部分——该部分可与其他部分分离——的控制;它是对实现我们所有目的之手段的控制。无论谁拥有对这些手段的唯一控制权,也必然决定它们服务于何种目的,决定何种价值排在前面、何种价值排在后面,决定人们应当相信什么以及为什么而奋斗。”中国改革前的状况验证了这种说法的可靠性。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所改革的对象,正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正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这一点,又是宪政的基本主张。在宪政社会里,所有的政党都必须事实上在宪法和法律之下进行活动。 —— 原载: 《炎黄春秋》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August 11, 2013 关键词: 宪政 其他相关文章 中央秘密文件视宪政与人权为威胁 今日中国与1992年时有何不同 中国走俄国之路真的更惨吗? 宪政无关乎主义 “反宪政”的荒唐逻辑 宪政只能通过公民立宪实现 反宪政逆流不单纯是词汇之争 宪政,学术代替不了政治 海内外华人联合签署《公民宪政共识》挺宪政 西北政法大学青年副教授 谌洪果在法理研究生时政学习会上的12分钟演讲 莫让浮云遮望眼 扫除阴霾见蓝天 中共对宪政的爱恨纠结 宪政:国际共运头上挥之不去的幽灵 邵建: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是宪政 台湾为何能和平完成宪政转型? 他们为什么践踏常识? 改革派法学泰斗聚首誓师,与“宪政”共存亡 当前反宪政思潮评析 中国为何不能宪政 宪政大辩论和狗屎烤蛋糕 中国共产党1949年前的民主宪政诉求 为宪法流血的第一个中国人 ——宋教仁百年祭 宪政的涵义 中国民间的宪政运动和反腐运动 中国之梦:实现宪政转型的设想(之三)——宗教自由(上) 中国之梦:实现宪政转型的设想之(二.上) 中国之梦:实现宪政转型的设想 (之一) 纽约“胡赵精神与宪政转型学术研讨会”现场辩论(1) 中国传统文化有宪政思想吗? 中国之梦:宪政还是强国? 以宪政民主原则主导政治改革 民国宪政派微博遭到镇压 “中国宪政改革”研讨会在纽约举行 论官僚社会的宪政转型 与律师朋友谈宪政法律 时事大家谈: 儒学宪政是否优于民主政治 蒋庆、贝淡宁谈中国的儒家宪政 民主 民主宪政 公民社会 解决六四问题是启动中国大陆民主宪政变革的真正按钮 《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全本)》序言 多维的英格兰宪政史 错案的根源 中国为什么需要宪政改革? “立宪党国制”是否可能——宪政社会主义评析 天没亮,路正长 本土自由思想与舶来民主宪政思想榫接于19世纪中期 再续祖辈建立而父辈失落的民主宪政梦——观民国101年台湾大选 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附件3) 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主报告) 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分报告10) 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分报告9)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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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石男 | 破壳的鸡蛋:老潘的尴尬表演

近来,潘石屹又红了,这次不是因为跟任志强之间的甜蜜基情秀,而是因为在央视流着口吃表忠心。看潘石屹的表现,不禁鼻酸。在墙面前,鸡蛋不但可能被击碎,还可能被剥光蛋壳,任意羞辱。 但是,如果潘石屹有足够的历史知识,他也许会从中国古代学习一种更好的避祸方式,那就是佯狂避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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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中国历史上皇权的持续强化

猜防之心到了这样的程度,无论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都足以引起皇帝的警惕。以至于身边臣僚们比自己睡得早些起得晚些,或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江南富足翁”睡到“日高丈五犹披被”,皇帝也不能释怀。大臣劝皇帝读《大学衍义》,就被怀疑是在讥刺皇帝没读过《大学》,连家带口把人家打入监牢五年。专制的心思就这样越来越变得无微不至,皇帝的猜防之心自亦深入骨髓,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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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ot | 自我审查和严厉惩罚构建有效的审查体制

记者Mitch Moxley刚到北京进入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工作时,以为会有一段间谍电影般刺激的经历,共产党间谍越过肩膀偷窥,过滤电子邮件,监听电话,深夜遭穿毛式服装的人的威胁。但现实要单调枯燥的多。他在回忆录《Apologies to My Censor》回顾了这段经历,认为中国的审查是卡夫卡式而不是斯大林式。他的经历在在中国媒体工作过的外国记者中间十分普遍,想在中国施展身手的外国记者发现,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修正语法和语句结构,真正的内容生产出版流程他们基本插不上手,他们的编辑建议通常会完全被忽视。Moxley注意到,中国媒体最重要的是自我审查,中国记者知道他们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编辑知道什么能或什么不能出现在报纸上。媒体从业者如履薄冰,他们知道如果犯错引起审查人员的注意会有什么后果,轻者罚款重者关闭。自我审查和严厉惩罚构建了有效的审查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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