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

作者：柴玲 深夜刚刚下班回来，友人从远方传来一份剪报，大大的标题：柴玲“让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我的下巴几乎要惊掉下来，如果我是个“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的人的话，那么六月四日被机枪坦克包围广场，我又何必非要与同学们坚守到最後一分钟呢？在带领同学们撤下广场时，我又何必要走在最前一排，夹在中间算了！(据说当时长安街上的许多中弹倒地的烈士都是最前排的)。在屠杀之後北京全国都笼罩在暴政压顶、血色恐怖、谎言遍地的时候，我又何必再没事找事，硬要把 屠城真相告诉全国、告诉全世界，害得自己成为中共通缉的要犯，也让家人备受连累，让未成年的弟妹失去我们的母亲和祖母，让中年的父亲失去自己的妻子和母亲。干脆说吧，如果我是个“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的人，那我根本就没有必要冒着危险参加运动，更不必接受做领袖的责任，安安心心地读我的书，求我的学，过我的太平日子好了！ 天安门屠杀只不过刚刚过去不到六年，烈士们的尸骨未寒，受害者的母亲、妻儿的泪水未干，下令杀人的元凶未受到法律天绳的惩罚，长安街上用血写成的“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历史”还历历在目；而个别的人为了利欲讨好当政者 ，挖空心思地为当政者出谋划策；另一个有亲共历史的人为了牟取商业暴利推销自己的纪录片，断章取义企图要标新立异；硬要把历史的黑白颠倒过来，先是去年戴晴叫嚷的“柴玲”要判重罪，“扰乱交通治安罪”；今天柴玲又成了个让“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的极端自私自利的人；丁学良又进而推广到整个文革後青年的道德观都有问题，所以那场震撼了全世界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只不过是由个别激进的份子领导的个别激进群众参加的激进的运动。用中共六年来的话就是一批暴徒而已。 至於当时成千上万参加支持运动的学生、民众、流汗流泪的港人、台胞、海外华人，都不过是些都是没有头脑判断的傻瓜，所以才受了激进份子和暴徒的蒙蔽！这样一来，就象当年的“平暴纪实”中把军队施暴与民众抗暴的顺序调转一下，便是戒严有理的依据一样；对於昨天那有目共睹的和平示威，今天把历史稍微换换就成了是彻头彻尾的“极端利己主义”和“疯狂”！这样既不违背当政者的精神，又可以一语惊人，真可谓是一箭多得啊！ 请你们尊重历史！戴晴声称的重罪，证据何在？！八九年中共官方报纸指出，五月份的北京是四十年历史上交通事故最少的一个月，现在的柴玲“让别人流血 ，而自己求生”依据的是断章取义我在运动中一个录音中的一段讲话，而不看历史事实：六月四号，当坦克军队团团的包围了广场，是我与五千同学最後守在广场！ 薛记者写文章时找不到我核证事实，可是，我运动中的录音又不只这一份，“我是柴玲，我还活着！”的讲话又不难找到，更好笑的是丁学良的关於我们这一代人的结论，连最基本的事实依据也没有，全然是兴之所来，言之所即，一点西方文化的实证精神都没有，丁先生还算是在哈佛读过书的呢！ 关於那个录音，我是有印象的。而且印象中许多关於天安门运动的书里也都登过，但目前手头没有原文，不知道在字句上有没有篡改。我做这个录音的背景是这样的：我被正式推举为天安门广场总指挥的第三天，在指挥部与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广场的局面已经由不安而趋向稳定下来。广场议会的超过半数的票决定坚守广场，要求人大召开紧急会议撤销戒严令，阻挡戒严成功和二十七日的全球华人大游行为媒体和大众造成了一种运动即将胜利的表面现象，可是，越在运动的中心，越会感觉到危险也越来越近了。就是迟早当年的“天安门事件”又要重演了：一批军警把天安门广场封闭起来，抓一批，打一批，然後全国实行大搜捕，大镇压。在录音里，就是我对“下一步我们能够期待的，就是流血了”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 指挥部从来也没有号召同学们在广场等待流血。相反我们在积极地寻找避免悲剧重演的方法。在我们尝试了其他的方法均未取得成功之後，看来唯一能够避免这个结局的就是从根本上阻止戒严实施，那就是，看一看还有没有可能使高级将领拒绝执行戒严，(这是随後的东欧苏联民主成功的关键！)事实上後来确有将领签名反对开枪。作为总指挥，我深感只靠广场的孤军奋战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指挥部配合北大筹委会开始有计划地从广场向全国各地输送同学，把广场上的二十万人减少到九千人以下。简称“星火燎原计划”。二十八日前後感觉到危险的来临，更觉得这个计划的紧迫性！我真正地感觉到运动的成败不在广场的坚持，而在这个星火燎原计划的成功与否，所以去亲自参与这个计划应该是我比做广场总指挥更重要的任务。 另外一条做录音的原因，就是戒严令一下达，当时还是绝食团的指挥部就有种考虑，并且提供这种考虑的正是丁先生的同代人：认为中共对一般学生、民众不会太怎么样，但可能是要“枪打出头鸟”，所以，指挥部投票做出决议：从减少牺 牲的角度，指挥部领导成员应该下去隐蔽。那天晚上我也曾被保卫人员推进救护车 ，拉到一个住处躲了一夜，但是第二天当他劝我再向外地转移的时候，我一下子想通了，他李鹏杀我一个小小的柴玲有什么用，他们要消灭的是一种民主的理想。所以要让这种理想传播开来，想通之後我就立即回到了广场。二十八日前後，我已经知道自己是上了黑名单的人，深知我的一切都在中共的掌握之中，也许在我刚离开广场，还未来得及完成计划时，我就会神不知鬼不觉的“失踪掉”。所以我留下了这个录音：“最後的话”，想到万一不幸发生到我身上，我的民主理想也至少留给了後人。“我们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正如这段“绝食书”中表达的，象每一个参加运动的同学一样，我们是怀着对亲人、祖国、生命的热爱；为了人生存的最基本的权利和尊严而努力的。也正是因为对亲人、生命眷爱之深，所以才要让世界充满爱与自由！我当然不甘心被中共残害！我要求生，我要继续追随民主的理念，“如果这次运动失败了，我还要在下一次运动中再站出来，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我这段接下来的话就不知为什么没有被引用。 事情过去六年了，不了解当时情况的人们会忘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离开广场并不意味着更安全！六四清晨的最深重的伤亡不正是在长安街上、木樨地和记者 们看不到的外地吗？从一句“我想我不会在广场”的话，就解释成我要“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是对历史的最大的误解！更何况我本没有“逃走求生”的想法，又何谈解释呢？ 再一次回顾六年前的天安门运动，那是一场学生要求宪政改革、实现宪政民主的运动。我们的要求并没有超出宪法保障的公民自由权利和宪法规定的对政府的 监督制衡。监守广场的同学要求人大召开紧急人大会议撤销戒严令是他们的合法权利。我并不是个搞政治出身的人，象这场运动中的千千万万个青年一样，我自发地加入了，随着运动的发展，被推到了领袖的地位，也随着运动的深入，不断地成熟起来。我不是从没有感到怕过、失望过；也不是从没有过要在对亲人的眷爱与对广场同学的责任、在对生病的母亲的尽长女之孝与对祖国人民尽赤子之忠之间做痛苦的选择。至今仍对家人充满歉意。但是既然已受命於众，也只有不负众望。既是领导，就该比一般同学担当更大的危险！所以六四清晨，当小封、李禄和我带领着大 家从广场撤下来的时候，我们走在第一排，就是想如果他们把我们赶出广场再屠杀的话，那就让子弹从我们的胸膛上穿过，用我们的行动来告慰後人，完成我们指挥部的使命吧。 六年了，虽然自己与家人也从中受过无数的磨难，但作为一个活着的人，常常怀念那些倒下的战友，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总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继续推动中国宪政改革的事。我认为六四悲剧的原因是三条：最高领导人把武力镇压当作解决民意的唯一办法，并且肆意践踏宪法；而现有的政治制度又没有制衡的机制来制止悲剧；学生民众的进步力量与党内的改革力量没有形成联盟。因此，只有推动中国真正的实行宪政改革，中国的未来才会有保障。 邓後的中国，对六四的认识又会提到一个日程上来。如果我们大家能够继承学生运动的宪政民主目标，推进中国的宪政改革，那天安门烈士的血也不会白流了！相反，如果不尊重那血泪写成的历史事实，硬要把流血的责任从屠杀者转嫁到所谓的“激进”学生民众身上，甚至转嫁到文革後一代青年的道德价值上去，由此来为暴政统治编制合法性基础，阻挡中国走向宪政改革之路，那才是真正的可悲！ 原载《北京之春》

丁学良：真正的新左派首要主张是人权大于主权 2010年10月26日 14:13 南方人物周刊 【 大 中 小 】 【 打印 】 共有评论 1 条 核心提示： 中国根本就没有新左派。新左派的首要主张就是人权大于主权，中国有这样的新左派吗？欧洲跟科索沃关系紧张时，很多西方新左派在后面鼓动，摇旗呐喊，说人权高于主权，结果北约就打起来，连带把中国大使馆也炸了。 丁学良（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31期，作者：李宗陶 沈从乐，原题：《对话丁学良：中国只有老左派，没有新左派》 丁学良1992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一直从事比较现代化的研究和教学，先后工作于哈佛大学本科生院、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