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

    内容提要：本文从社会平等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本文的理论模型表明，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政府选择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即在社会群体之间没有特定长期偏好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更可能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革命所带来的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一个中性政府，采纳了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政策。但同时，政府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生产力较高的群体或地区，必然会扩大收入差距。     关键词：社会平等；中性政府；经济增长          一、引言          过去的六十余年，是中国由衰落走向复兴的时期。特别是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7%（国家统计局，2010），是二战后经济平均增长率持续30年在7%水平以上的十三个经济体之一（The Growth Commission ，2008），被称为经济增长奇迹也不为过。在纯经济学层面上，中国的经济成就来源于不断的市场化改革以及采纳了符合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增长药方（Perkins ，2004）。     但是，为什么中国能够采纳标准的经济增长药方呢？本文作者在一系列文章中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核心思想是，中国经济的成功依赖于改革初期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中性政府（姚洋，2009，2010；贺大兴、姚洋，2009）。     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 government），指的是不长期偏向某个（些）社会群体的政府。中性政府不是对社会群体毫无兴趣，也不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掺杂自己的利益诉求。相反，中性政府是自利的，也可能对社会群体采取掠夺性行为，只不过它的经济政策和群体的非生产性特性无关。换言之，它采取中性的态度，是它的策略选择的结果。由于它的中性选择，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才可以不受社会利益集团的限制，放开手脚把资源分配给那些最具生产力的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中性政府和几个已有的概念具有相通之处。一个是奥尔森的泛利性组织（奥尔森，2007）。所谓“泛利性组织”，就是其利益和全社会的利益重合度比较高的组织。奥尔森认为，和其他组织相比，这样的组织更可能做出对全社会有利的事情。把政府作为一个组织看待，中性政府就是一个泛利性组织。但是，中性政府之所以具有泛利性，不是它天生如此，而是出自它的策略性选择。另一个概念是发展主义政府（World Bank，1993）。这是从东亚的赶超经验里总结出来的概念，特指那些主动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政府。但是，和泛利性组织一样，发展主义政府要求政府天然地具有发展的冲动。相反，中性政府是一种策略性选择，但正因为此，这种选择才可能更持久，而不是像发展主义政府那样，取决于官员的素质和追求。第三个概念是阿里吉的“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里（阿里吉，2009），阿里吉区分了两种资本主义：一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即国家是资产阶级管理公共事务的委员会；另一种是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即国家属于全社会，而不服务于特定的阶级。阿里吉认为，中国实现了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中性政府的概念比“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更具体，有助于对具体政策的分析。     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基本上是一个中性政府，其起点是1978年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在此之前，党的工作被意识形态化，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内部争斗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层采取了务实的态度，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第一要务。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党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并在十六大提出的“三个代表”中得到体现。本文以上述转变为起点，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采纳了有利于增长的经济政策，而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却没有？本文的观点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少数发生过类似于法国大革命的社会革命的国家。20世纪完成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开启了中国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门（费正清，2000），其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打破了旧有的等级社会结构，建立了一个平等的社会。这里的“平等”指的是社会平等，即不存在排他性的强势社会集团，不存在一个集团主宰其他集团的情形。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无须顾虑强势集团的挑战，从而更可能成为中性政府。     社会平等不仅可以解释中国政府的中性性质，而且也可以解释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例如，政治学家Woo-Cumings 就认为，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平等的社会结构为它们战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为了防止中国台湾地区和朝鲜的反抗，日本统治者有意压制这两个地方的商业和政治精英，两地的社会结构因此变得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扁平。“这个变化具有强大的拉平效应，使得收入分配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平均，并为建立有效的干预型国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让它可以相对自由地放手建立它认为必要的发展同盟”（Woo-Cumings，1997，p.331）。虽然东亚经济取得了成功，但地区内部的差异巨大，中性政府可以较好地概括所有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因素。     然而，我们的解释似乎不得不面对一个悖论：既然社会平等是中性政府存在的基础，那如何解释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首先，我们的理论预测了收入差距的拉大：中性政府倾向于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其次，社会平等不等于经济平等。即使不存在排他性的强势集团，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变得不平等。第三，本文只探讨了政府的一个侧面，不能解释政府的所有行为。在对待收入不平等这个问题上，我们还需要考察政府的其它方面，特别是如何将民意集中形成政府决策的过程。     本文的主体包括两部分内容。理论部分构造了一个考察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以及经济效率之间关系的动态斯塔克伯格模型，经验研究部分给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的证据。在理论部分，本文完善和发展了我们之前的理论模型（贺大兴、姚洋，2009）。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仅仅在一个特例下给出了中性政府的定义，并证明了中性政府存在的社会条件，但是没有证明中性政府经济表现的最优性。     本文在更一般的条件下给出了中性政府严格定义，清晰地表达了社会平等透过中性政府改进经济表现的直觉和机制。更为重要的是，本文通过比较所有社会结构下模型的解析解，严格证明了中性政府的效率。     本文余下的内容安排如下：在接下来的第二节里，我们回顾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讨论本文理论模型在文献中的地位，并评论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已有解释。第三节给出理论模型的基本设置，第四节详细分析和求解模型，给出模型的关键性结论，并对模型进行简短的说明。第五节就模型所提出的命题给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的证据，特别讨论一些选择性的、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却扩大收入差距的政策。最后，第六节总结全文。          二、文献回顾          目前已有丰富的理论文献探讨不平等和政府政策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大多数文献研究的是民主国家中经济不平等如何透过投票（Alesina ＆Rodrik，1994；Benabou ，2000；Hassler et al ，2003）或院外活动（Esteban ＆Ray ，2006）来影响和扭曲政府政策。其中，Esteban ＆Ray （2006）的研究和本文的关联较大。在财富和经济能力不平等都影响院外活动的前提下，Esteban ＆Ray（2006）将院外活动视为个体发送给政府显示其能力的信号。显然，较多的财富会使个体更有能力进行院外活动。由于个体的能力分布和她们的财富分布不相关，即使政府追求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不平等也会扭曲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本文的模型提供了关于非民选政府的类似理论。在Esteban ＆Ray （2006）的模型中，经济平等会降低院外活动作为能力的信号的强度；在本文的模型中，社会平等会降低群体权力扭曲政府政策的强度。在两个模型中，平等都使得政府更加有效地分配资源。但是，一个区别是，Esteban ＆Ray （2006）的模型是建立在能力是私人信息的前提下的，经济平等减少了政府获取个体能力信息的成本，而本文假设信息是完全的，平等使得各个群体更有效地表达意愿，从而增进效率。     另一个区别是，我们没有假设政府追求社会产出最大化，因此，中性政府下的社会产出永远只是次优的。显然，研究主题的差异——Esteban ＆Ray （2006）研究民选政府，本文研究非民选政府——自然导致模型在其他方面的差异。     关于非民选政府的研究最近也有所发展，其中大多数的文章着眼于研究为什么非民选政府、特别是那些失败的非民选政府能够长期存在的问题（Padro-I-Miquel，2007；Acemolgu，Ticchi＆Vindigni，2007），但最近的两篇文献研究了为什么一些非民选政府能够比其他的非民选政府取得更好的经济增长表现。Besley＆Kudamatsu（2007）提供了二战后非民选国家经济表现的详细记录，并试图解释部分国家经济成功的原因。在他们的文章中，选举团（selectorate ）决定领导人的人选。在一个简单的声誉模型中，他们发现当选举团的力量不依赖于在位领导者时，它更换领导人的威胁就变成可信的，领导人因此会选择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Gehlbach＆Keefer（2008）发现，当执政党有较长的历史时，非民选政府的经济表现更为优异，他们将其视为政党制度化正面作用的证据。特别地，他们的模型将党内信息共享视为政党制度化的最重要特征。信息共享意味着党的成员了解领导人的行动，并通过行使否决权来约束领导人，这会降低领导人对党的成员的掠夺能力，从而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     上述两篇文章都强调了在位群体对领导人的约束作用，本文与之不同之处在于，本文主要研究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另外，在理论上，执政者在本模型中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更重要的是，本文建立了社会平等和更优的经济表现之间的关联。     在最近解释中国经济成就的文献中，钱颖一和他的合作者（Qian＆Weingast，1997；Qian＆Roland，1998）、诺顿（Naughton，2004）、谢千里和张军（Jefferson＆Zhang ，2008）也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解释。钱颖一等人强调财政分权作为一个约束中央政府的承诺机制和约束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但也有部分文献批评钱颖一等人过分强调了财政分权的作用。例如，在比较了中国和俄国财政分权的表现后，布兰查德和施莱弗（Blanchard ＆Shleifer，2001）认为，单独的财政分权不足以产生一个保护市场和促进增长的政策，中国的成功较多地与政治集权有关。事实上，1994年的财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中央再集权的现象。     诺顿基于对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保持一个有效的官僚系统的认知而提出了另外一个解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官僚系统在很多方面是比较有效的，特别是它能够执行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指令，这是因为经济增长能提高官员的政绩，进而增加官员的收入和升迁的概率（Li＆Zhou，2005）。不可否认的是，有效的官僚系统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成功。但是，我们怀疑它是否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科举制度从隋朝起就存在了，但中国至少在过去500年内没有发生较快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诺顿没有解释为什么官僚体系的领导需要经济发展。     谢千里和张军区分了政府合法性的两个源泉，一个是程序，另一个是表现。     他们认为，中国政府采用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因为它追求的是基于表现的合法性。本文的模型也可以推导出这个结论，因为政府必须保证合适的经济表现以安抚社会群体。事实上，威权政府都不注重程序上的合法性，而且大多数希望通过给人民带来福利改进而获得合法性。然而，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单独追求表现的合法性也不足以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     在前面提到的文献中，Gehlbach＆Keefer（2008）、Besley＆Kudamatsu（2007）也提供了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尽管他们的文章不是针对中国的。     Gehlbach＆Keefer（2008）对政党制度化的关注值得一提。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方面实现了制度化，如退休制度、平稳的领导更替、更加正规和理性的决策程序以及党内更多的权力共享等等，这些变化有助于中国共产党采取更合适的经济政策。不过，这个理论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采用了有利于整个社会而不是仅仅有利于其成员的政策。在Besley＆Kudamatsu （2007）的模型中，党的领导人采取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权力比较稳定。但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看作外生给定的，将失去解释的关键效力。在取得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拥有很高的支持率，但由于前三十年所犯的错误，在改革初期，党的革命红利已经大为削弱。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党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众的高支持率。     …………          五、改革时期的中性政府          本节结合上一节的理论命题，给出并讨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的证据。在此之前，我们首先明确几个问题。一是分析单位问题。我国政府层级很多，经济分权体制独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行为存在很大差异。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所讲的政府，如果不加特别说明，一律是指中央政府；也就是说，我们的分析单位是全国，而不是局部地区。某个局部地区在政策上可能受到歧视，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受到歧视的原因可能是该地区的生产能力较为低下，因此，政府政策仍然符合中性性质。二是群体的定义问题。中国的社会群体分化不像其它国家那样清晰，但是，当考察具体的政府政策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比较清楚地辨认出不同的利益群体。比如，当我们考察国有企业改制的时候，工人和企业经理就是两个利益诉求不同的群体；当我们考察汇率制度的时候，这样的群体就变成了出口企业和普通消费者。三是政府政策的所指问题。在我们的模型中，政府决定两个政策，一个是税率，一个是政府服务。在现实中，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决策理解为政府政策对不同群体的损失和收益的实质性影响。     此外，我们还需要明确讨论一下我们的理论模型所暗含的几个对政府的假设：其一，我们假设政府是务实的，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可以根据情形确定自己的政策；其二，我们假设社会群体具有对政府进行“革命”的能力，而政府需要对此作出回应；其三，我们还假设政府可以区别对待不同的社会群体。关于第一个假设，我们注意到，过去三十多年是党摆脱僵化的意识形态，走向务实主义的时期。关于第二个假设，“革命”在此可以理解为任何可以削弱政府执政合法性的行为，如示威游行、在报刊和网络上发表批评文章等。在我们的理论模型中，不成功的革命相当于对政府合法性没有任何威胁的行动，成功的革命则是有威胁的行动，而成功且剥夺了在位群体财产的革命是有严重威胁的行动。事实表明，中国政府非常关注民众的诉求，特别是当这样的诉求会演化为群体性事件的时候。     最后，如果把对社会群体的定义和政府政策联系起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第三个假设。     几乎所有的政府政策都同时制造得利者和失利者，政府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总是要在社会群体之间进行取舍。如果一个群体从中得益，则这个群体就可以被理解为我们理论模型中的在位群体；反之，它就是在野群体。     最后，在我们的理论模型里，政府是一个全面的、精于计算的行为主体，这个假设在现实中肯定是不成立的。但是，在具体政策上，把政府看作一个精于计算的主体还是合适的，因为具体政策的得利者和失利者是比较明显的。实际上，我们的理论模型也可以看作是对政府具体政策的描述，而不是对它的整体政策的描述。     在完成了以上准备工作之后，我们可以讨论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政府的中性性质。显然，要详细讨论这个问题，需要一篇长文，超出了本文的范畴。这里，我们将采取举例的方式，试图说明，中国政府既没有屈服于精英的力量，也没有迁就民众的短期利益，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主要是以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为导向。     反映第一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价格双轨制改革。于1985年正式开始实行的价格双轨制是在两种倾向——完全抛弃或继续坚持计划定价——之间的一种妥协。价格双轨制允许国有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配额之后在市场上自由销售产品和购买原材料，而市场价格往往高于国家计划的价格。     价格双轨制降低了改革的阻力，让我国平稳地完成了价格改革，刘遵义、钱颖一和罗兰（Lau ，Qian，and Roland，2000）因此把它称为“没有失利者的改革”。但在现实中，双轨之间的价格差额创造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企业和控制配额的政府官员可以通过把配额卖给其他企业和个人，从而轻易致富。控制配额的往往是党内或政府的强势人物，因此，对很多学者来说，像价格双轨制这样的部分改革会造就一些坐享好处的利益集团，从而使进一步的改革变得非常艰难。但是，中国的发展证明，这种预言错了。在1994年，最后的双轨制价格——双重汇率——被取消，双重价格被统一成单一的市场价格。在这里，借着价格双轨制而成长起来的市场力量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90年代初已经占到工业增长和出口的半壁河山（Lin ＆Yao ，2001）。     另外，私营企业也在90年代初发展起来。但是，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原材料和产品都依赖市场价格，它们的快速发展是在夹缝里发生的。因此，它们迫切希望改变双轨制产生的“资源错配”，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双轨价格的并轨。     反映第二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国有企业民营化。邓小平南巡之后，广东顺德和山东诸城开始了国企的民营化。经过广泛的调研和讨论，中央政府于1995年出台了“抓大放小”的政策，决定保留500到1000家大型国有企业，允许较小的企业租赁或转让。从“放小”政策衍生出来“改制”，在很多情况下，改制就是民营化。到2005年底，1995年的国有工业企业中的76.7%都已经民营化或破产了（Garnautet al ，2005）。与民营化相伴随的是国有企业就业数量的下降。裁员的高峰发生在1998年，这一年国有企业中有二千万员工下岗或失业。从1995年到2005年，近五千万国有部门的职工经历了下岗或失业（Garnaut et al ，2005）。对党而言，这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挑战。但是，政府没有因此停步不前，而是一方面低调进行民营化，另一方面尽最大可能帮助下岗失业工人再就业。这个策略被证明是有效的。到2005年，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接近尾声，大多数失业和下岗工人找到了新的工作或进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来。下面着重举例说明我们的理论模型中的一个重要推论，即一个中性政府会选择性地采取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哪怕这些政策会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回顾一下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所采纳的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就短期而言，它们都不是利益中立的，而总是偏向某些群体，长期累积起来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采取这些看似歧视性的政策，恰恰是因为它是中性：因为并不特别地照顾任何群体的利益，它才可能放开手脚采取“有偏”但却和生产能力匹配的经济政策。城乡收入差距和对外开放是两个很好的例子。     农村改革一开始是一个“有偏”的改革，它以提高农产品价格为核心，从而让农民得益，城市居民受损。家庭经营的重新确立，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们的收入进一步提高。尽管政府对城市居民的食物补贴也增加了，但总体而言，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城市居民，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城乡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8倍缩小到1985年的1.8倍。但是，自1985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就没有缩小过，到今天已经达到3.5倍（国家统计局，2010）。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政府对城市投资力度的加大难逃其责。然而，从纯粹经济收益的角度来看，在农业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后，投资城市比投资农村的收益大得多，因此，这既符合政府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     对外开放是比农村改革更加“有偏”的举措。对外开放以特区为先导，在特区设立之初，中央政府给了它们非常优厚的政策待遇，其它地区对此表现了极大的不满。中央政府的反应不是取消特区，而是确立了沿海开放政策，给予沿海开放城市和特区差不多的政策。这个政策开启了沿海和内地差距拉大的大门，但对中国经济的起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大陆由此完成了中国台湾和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完成的从进口替代战略到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型。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入世之前，国内对入世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有许多讨论，普遍观点是，入世将对我国的农业、汽车制造、零售业、金融业以及电信服务业产生巨大的冲击。政府并没有被这些担心所左右，入世之后的结果也表明，入世之前的悲观预测多数是错误的。除大豆和棉花之外，多数农产品的出口增加了；汽车市场发生了“井喷式”增长，自主品牌不仅没有萎缩，而是有了巨大的发展；金融和电信行业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只有零售业受到的冲击较大。总体而言，中国的出口自2001年入世到2007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保持了年均29%的高速增长，速度接近20世纪90年代的两倍（国家统计局，2010）。     改革时期中性政府得益于20世纪的中国革命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对社会平等的深化。20世纪的中国革命打破了封建社会关系，把中国领入现代化的大门。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尽管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政体完全不同，但在社会结构和经济政策方面，两者惊人地一致。在农村，两岸都完成了土地改革，完成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遗愿；在城市，大陆没收了官僚资本，但保留了民族私人资本，台湾地区则没收了日本殖民者的资本，但也保留了私人资本。两岸社会都被均等化了，其结果是，两岸都可以放心地采取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     相比之下，其他发展中国家却存在深刻的社会不平等以及由此而生的政治和经济不平等。以印度为例，种姓制度和宗教至今仍然是影响其政治的重要力量，一些政客和宗教领袖以种姓和宗教为依托建立起庞大的政治势力，左右政府政策（Mehta ，2005）。另外，尽管印度政府很早就通过了土地改革法案，但至今仍然有11%的农民没有土地，在印共长期执政的西孟加拉邦，更是达到30%以上（Mukerjee，2009）。尽管印度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凭的比例高于中国，但其文盲率却达到40%，其中多数是地位低下的妇女。另一个例子是菲律宾。在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是发展中国家当中的明星，但是，马科斯长达二十年的独裁统治却毁掉了菲律宾的经济，而马科斯统治的基础是地方上的旧势力。在殖民时代，这些旧势力是殖民者的统治工具，殖民时代结束之后，他们非但没有消失，而且得到发展壮大（陈衍德，2004）。尽管马科斯的独裁统治已经结束二十年，但菲律宾仍然处于地方旧势力的控制之中，2009年11月发生在棉兰老岛的屠杀事件就是旧势力之间火并的结果。世界银行2008年的发展报告发现，土地分配不平等是阻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其背后的原因是大土地拥有者左右着国家政策，阻碍教育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World Bank，2008）。          六、结语          本文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解释。我们通过理论模型和经验例证阐述了如下逻辑：20世纪革命所造就的平等社会结构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社会基础，在此之上，党完成了从激进主义到务实主义的转变，党所领导的政府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它关心的不是短期和局部利益，而是社会的长远利益。我们的解释不是对中国经济成功的唯一解释，而是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经济增长的政治逻辑。     我们想提醒读者的是，在一定意义上，中性政府是一个很弱的概念，它只要求政府不长期支持某些社会集团。但是，中性政府却不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常态，而是特例。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四种政府形态比较普遍，即精英主义、民粹主义、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混合、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交替。精英主义政府就是来自精英阶层或与精英基层结盟的政府，民粹主义政府就是用再分配政策讨好民众的政府，前者为少数人服务，后者则置国家的未来于不顾。在当今世界，纯粹的精英主义政府或纯粹的民粹主义政府都比较少见，两者的混合或交替是更普遍的情形，前一种情形主要出现在南亚，后一种情形主要出现在拉美。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政府完全可能是精英主义的，在存在极端不平等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可能出现。在这样的国家里，精英利用他们的政治和经济优势操控选举，左右政府政策，而大多数普通百姓则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但是，正因为此，这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呼声也很高：普通百姓有被剥夺的感觉，因此要通过民主程序要求更多的再分配。中国是少数特例之一，而正是这个看似一般的特别之处，却足以解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表现方面的巨大差异。     由此引出了本文最后一个结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中国不是一个“常态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平等的社会结构和由此产生的中性政府定义了中国的独特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够保持这种独特性？中国是否会变成一个“常态的”发展中国家？种种迹象表明，做出一个乐观的回答将越来越难。     一个可能的图景是，当前的收入差距演变为社会壁垒，并最终葬送平等的社会结构。但是，对此的讨论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畴，有待作者或其他研究者做进一步的认真研究。          *贺大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hedaxing@gmail.com；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yyao@ccer.pku.edu.cn.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和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制度转型研究”（项目编号04JJD790002）的支持。作者感谢Lee Benham、Daniel Bromley、Michael Carter、Oded Galor、Yukon Huang 、Phillip Keefer、John Knight 、Gerard Padro-I-Miquel 、Debraj Ray、MaryShirley 、彭锋、文贯中等人的建设性意见。文章初稿曾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哈佛大学、布朗大学、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纽约大学、纽约新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世界银行、三一学院、瓦莎学院、香港大学等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讲过，作者对与会者的评论表示感谢。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阅读全文请下载PDF文档

萧功秦：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转型体制 进入专题 ： 发展政治学 后全能体制    ● 萧功秦 （ 进入专栏 ）       提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是通过试错反弹的方式的路径来逐渐实现的，它体现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逐渐转变为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有限多元化的后全能主义体制。本文分析了伴随并影响这一政治转型过程的五个历史—政治要素，它们是决策精英的世俗理性化、社会与文化领域的有限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去魅化，政治上的脱两极冲突化，政治录用体制的技术官僚化。本文以此为基础，来考察后全能体制的一些主要特点、矛盾及其发展前景。     关键词：发展政治学 后全能体制 历史政治要素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中国政治体制或结构，在政治学上如何归类？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当下中国人生活在什么样的政治结构里？这无疑是政治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迄今为止，国际政治学界还较少有学者对中国这样一个从社会主义全能体制演化过来的新型政治结构做过类型学考察。这一结构肯定不能再归类为政治学中的“极权政体”，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威权型政体，当然更不是竞争性的多元民主政体。如何判断这一结构的类型特征？可以说这是中国变革对政治学界提出的一个问题。     当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社会主义全能体制中演化过来的，它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渐具备了威权体制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范围与幅度已经比改革开放以前时期大为缩小，仅限于与政治稳定有关的那些方面，政治控制的范围已经相对放宽，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出现有限的多元化，意识形态在政治生活中的功能作用逐渐转换，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在已经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型权威政治模式，本文把它称之为“后全能主义的技术专家治国的权威主义模式”。下面，本文想对改革开放过程如何形成这样一种转型体制，作一些简要的分析，然后，将从几个方面来谈一谈这一政治体制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五个历史政治要素          要认识现行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最好的办法是对这一结构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考察，历史溯源的方法能使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一结构如何从旧结构中演变过来的。我们就可以从中国社会如何从旧体制中剥离出来的过程中，认识现行体制的结构特点。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转型并不是理性有计划的设计的结果，中国的政治家在针对中国出现的具体问题、矛盾与困境，通过不断地“试错反弹”来修正决策，并在试错中进行制度创设，以解决面对的各种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自然地演化出一种新的体制。人们走出导致社会结构转变的第一步时，并不一定考虑到下一步发展，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确实是相当形象地表征了中国转型的非计划性。下面，本文想把中国转型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五个历史—政治要素对转型的影响，来考察中国政治发展问题。     这里的“历史—政治要素”，指的是在一个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为解决现实矛盾与困境而在试错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些制度与策略选择，或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出现的社会变动，这些制度选择或社会变动一旦在发展过程中自然演变出来，它们又会对政治体制或结构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某一时期历史上相继出现的“历史—政治要素”，来透视这一社会在结构层面上出现的变动。通过对这种历史要素与结构层面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考察，可以把历史分析方法引入政治发展研究。本文也是运用历史方法研究政治结构转型的一个初步尝试。     首先，中国政治转型的第一个历史政治要素，是文革后掌权的革命元老派世俗理性的觉醒。中国改革开放所导致的政治结构演变，起源于文革结束以后的革命元老派的世俗理性的推动，所谓的世俗理性(Secular Reason)也可以称之为常识理性，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为解决面对的实际问题，运用功效最大化原则来做为行为取舍标准的理性态度。这种世俗理性也可以称之为经验理性，它与那种以意识形态教条原则为推论大前提的“先验理性”有根本的不同，它使人们的行动摆脱了教义、信仰与迷信对于人们行为选择的干预。这种日常理性，起源于对文革极左思潮及信仰造成的灾难后果的反思与纠错。这种世俗理性表现在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白猫黑猫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样一些朴素论断中。邓小平作为老共产党人，对中国在极左思潮影响下造成的贫穷落后，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在改革初期，他说过，“我们的人民太好了，我们犯了那么多错误，他们还支持我们”。正是这种负疚感的压力，成为他改革开放的思想动因。中国元老政治家中的世俗理性的觉醒，是中国的革命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众所周知，革命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实际上是一组革命救世主义的信念，它与世俗理性原则正好对立。这种救赎理论的魅力与感召力也就在于这种彼岸信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信仰主义已经膨胀到了极端。于是引起了历史的反向运动，文革的左祸唤起了邓小平这样的元老派文革受害者的日常理性思维觉醒。实际上，这种理性态度决非个别元老派所独有，可以说文革后期多数中国人都产生了从先验的教条主义思维向世俗理性的回归。世俗理性的苏醒可以说是一种集体心态。当它渗透到执政党内部，并通过掌权的元老派邓小平得以表现出来时，这就标志着执政党逐渐发展为务实的、以世俗理性为政治选择的核心标准的发展型执政党。     政治转型的第二个要素，是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多元化。世俗理性对于中国政治转型的意义，在于一种新的逻辑环节的形成。我们可以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字里行间，看到以下政治逻辑环节的反复强调：在邓小平看来，一，什么是社会主义，过去并没有搞清楚；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人民富裕起来；三，要使人民生活好起来，就要发展生产力；四，要发展生产力，就要改革开放，就要搞市场经济。五。中国现代化要从温饱、小康到富裕逐渐过渡，市场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手段。等等。     市场经济是一个强大的瓦解旧极权体制的火车头。它的魔力的触角所及，就使劳动力与投资者得以脱离原来的严密控制的计划极权体制与国家对人身的控制，社会成员获得了自由流动的可能，社会空间自主性得以出现，又刺激了社会成员的个人竞争力也得以提升，并唤起了个人的自主意识与个人主义意识的维权意识，长期被全能体制压抑的“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经济自主性则被调动起来。经济领域的多元化，进一步导致经济以外的领域的多元化的出现，例如，社会领域作为经济领域的补充与服务组织，从而获得了合法性，也随之获得了自主性。     人们可以注意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在经济与社会领域出现多元化的同时，文化领域也开始出现有限的多元化，只要不构成对执政党的地位与国家安全构成直接或间接的挑战，非政治性的“第二文化”也获得了自主性与合法存在的空间。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同时，文化多元化与社会自由流动也会相应发展，社会文化、教育、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的社团，作为“第二文化”，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     而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多元化，使原来的社会主义极权体制或全能体制逐渐蜕变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极权主义，本质就是政治上的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支配与控制，社会并没有自主的细胞。所有的个人与机构都是国家大机器上的零部件，而市场经济激活了中国人的微观活力。整个社会动起来了。不自觉的去极权化过程就此开始。中国逐渐朝向后全能主义转变。     第三个要素，是意识形态的去魅与转型。革命救赎性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是全能主义最重要的特征，换言之，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改革以前的社会主义全能体制，即国家全面支配社会的政治体制，是依靠一种全面控制社会精神领域的意识形态“圣德”作为其基础的。革命意识形态为全社会提供了一个未来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的目标意识，一切政治行为与思想观念，只有根据这一革命意识形态原则，才能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意识形态教义与信仰，承负着全能体制的合法性功能与社会凝聚功能。只要一个社会受这种圣德型意识形态支配，就是全能主义社会。这种意识形态淡出，是脱全能主义化的重要标志。     这种意识形态是如何得以转变，从而使社会得以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得以相对自由地发展的呢？首先，由于传统官方意识形态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起到抗阻作用，根据官方正统的的意识形态教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以及对西方世界的开放，均被判断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与受外国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改革政治精英为了不让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经济改革构成阻力，就不得不对意识形态进行改造。邓小平所采取的意识形态战略是，对意识形态的符号系统予以尊重的同时，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体系进行创造性的新的解释，通过这一新的解释，使官方意识形态一方面能提供改革开放的合法性解释，另一方面，又可以能运用这一意识形态的禁忌与威慑力，来保护执政党的统治权威的合法性，以利于转型时期的权威控制与政治稳定。邓小平所作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创新工作，可以说充满了变法易教的政治智慧。下面，可以简略地回顾一下，执政党自八十年代以来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的创新过程。     首先，意识形态创新的第一阶段，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的提出。这一理论的实质就是，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是应该根据常识理性的功效，而不是以教条的信仰，来作为选择标准。其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根据这一理论，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即“初级阶段”完成市场经济化，才有可能在未来去实现“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目标，这就巧妙地为市场经济提供了进入中国的准入证。     第三阶段，是“三个代表论”，在这一理论表述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成为判断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基本坐标。换言之，执政党不像革命党时期那样，以强调要实现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制，作为自己的权威合法性基础，根据这一理论表述，执政党只要运用各种被实践验证为有效的手段，来达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生产力与文化得到发展，那么共产党就可以始终保持统治的合法性的地位。这样，意识形态通过创造性的解释与转化，消解了革命党时期的乌托邦终极承诺，三个代表理论是意识形态去魅化过程的最重要、也最关键的阶段，这一意识形态发展实在太重要了。实际上，执政党提出的“政治文明论”以及“和谐社会论”，乃是上述去魅化过程在逻辑上的自然延伸。在政治文明的话语中，传统的革命概念也已经完全消失，平均主义理想彼岸的终极承诺，已经被与世界文明主流接轨的内涵所取代。     综上所述，意识形态转型的特点，就是意识形态信仰的去魅化。什么叫意识形态的去魅化？更具体地说，意识形态的概念符号系统依然存在，意识形态的神圣性，法统的至高地位仍然存在，意识形态作为合法性的来源仍然不可动摇，然而，意识形态的内涵却悄然发生了根本转化。原有的乌托邦成分已经被消解，信仰主义的成份、平均主义的未来理想的因素，已经从这一意识形态的内涵中被剥离、剔除了出来，这一过程就是意识形态的去魅过程，即从教条信仰主义向功效最大化的世俗化过程的发展过程。经过这一番意识形态改造，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符号系统，仍然起到保护政权的作用，并起到威慑作用与对基本的政治游戏规则的规范作用。“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政治游戏规则的底线，人们可以看到，实践真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三个代表论，政治文明论，在现在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其原有的革命党的价值内涵已经淡出。作为一个推进市场经济现代化的执政党的意涵，即世俗理性内涵，却越来越突显出来，它不再否定改革开放后的一切新生事物。意识形态的世俗化最终消解了全能主义政治的最核心的特点，即通过不断强化阶级斗争，来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目标的特点。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已经没有了教条信仰。意识形态在政治生活中的控制作用实际上在淡出。脱意识形态化后的中国政治，在事实上已经转变为一种新型的威权主义政治。这是脱极权化的又一重要发展。     中国改革的第四个要素，是政治上的脱两极化。一般而言，社会主义全能体制一旦进入改革阶段，当政的改革派精英，就会面对来自在保守方面的党内意识形态官员与来自激进的知识分子自由派的双重挑战。而且，处于保守与激进两极的势力，各自拥有特殊的政治优势与至高点，党内保守派拥有官方正统意识形态话语解释权，他们可以运用这种政治资源，把改革派解释为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处于另一极的激进的自由派，则掌握了自由民主的优势话语权以及国际势力的支持。处于两种政治势力压力下的中间派改革家，如果处理不妥，就会在两极压力的互动过程中被边缘化。邓小平的政治战略，在于巧妙的采取中间偏保守的联盟策略，先联合保守一方面，共同打击自由派激进势力，使之在八九年被边缘化。当保守派失去了激进派的对立面而不再有用武之地以后，邓小平又不失时机地摆脱了保守派势力，在九二年南方讲话以后，使保守派边缘化，通过起用大批技术专家，来充实中间派的政治力量。     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基本战略，实际上是作为改革的中间派，与激进派建立结盟关系，这种“中间—激进联盟”虽然被西方国家誉为突破共产体制最有利的方式，但实际上却是最失败的方式。其原因在于，当戈尔巴乔夫与激进派的叶利钦结盟时，激进派掌握的自由民主的话语优势，能够相当有效地侵蚀、瓦解作为中间派的戈尔巴乔夫掌握的共产党的组织资源，实际上，叶利钦代表的激进派正是运用这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优势，来使共产党组织被“妖魔化”，成批共产党人纷纷退党，共产党组织则在这种冲击下渐渐瓦解，导致戈尔巴乔夫成为没有权力基础的空架子而最终失败。     我们可以把邓小平使激进与保守势力先后边缘化的政治过程，称之为中国政治转型的“脱两极冲突化”。这一“脱两极化”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一个政权在转型过程中如果不断受到来自保守与激进的两极势力的挑战与压力，它就不可能在政治上获得稳定地位。只有在脱两极冲突化以后，才可以形成具有充分主动权的、有效的新权威主义政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已经正式进入了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体制。     第五个要素，录用方式的技术专家化。全能主义的官员体制，是根据“突出政治”的意识形态效忠与革命化的标准的干部选拔制度建构起来的。而邓小平则通过“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项标准，来选拔干部人材，而同时符合这四项新标准的，恰恰是那些体制内的技术官僚，这样，二十多年以后，中国各级执政层实际上通过新陈代谢，完成了从革命干部向技术专家型官员的更迭。这一执政层相对于革命元老而言，他们一般具有超越意识形态思维的工具理性与务实的决策风格，这种技术专家执政层，对于中国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政治向现代化政治的平稳过渡，对于摆脱保守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与激进的西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思维对决策的干预，对于克服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左右政治势力冲突的两极化，无疑具有特殊的积极意义。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能从左右两极意识形态与政治势力的拉锯冲突中摆脱出来，激进自由派与原教旨意识形态保守派逐渐在九十年代以来逐渐边缘化，中国能在保持现存政治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渐进地变革与发展，此种技术型官员执政模式无疑发挥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     以上五个方面的历史要素的分析表明，中国在文革以后，经过了邓小平的新政阶段，通过世俗理性化、社会与文化领域的有限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去魅化，政治上的脱两极冲突化，政治录用体制的技术官僚化，逐渐从全能体制向有限多元的后全能体制的发展型权威体制转变。     应该说，这种体制已经具有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稳定性，一种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必须以一定的广泛的社会阶层作为其社会基础时，才有可能实现。中国新权威主义的官员基础是技术专家型官员，而其社会基础，则是近年来已经迅速发展起来的城乡中产阶级。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兴起了中产阶级，这里指的中产阶级，包括白领阶层，例如医生、律师、大学教师、中小型企业负责人，以及那些拥有相对稳定的较高收入、受过现代教育、具有专业技能比较富裕的生活的阶层人士。虽然中国当下的中产阶级，还不能用西方标准的中产阶级来加以衡量。如果说，中国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在90年代初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社会基础，那么，自1997年后，随着南方讲话后经济总量的急剧提升，中产阶级是新权威主义的受益者与拥护者。     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中国的改革精英对于转型过程并不是有意识地、刻意地去追求某种既定的政治模式，中国转型是非设计的，而是自然演化的。是在给定条件下，通过面对困境而进行试错过程中，在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把这些试错后认为成功的经验定立为制度，人们可以称之为试错型的制度创新。当邓小平说到中国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他心目中并没有预定的具体的政治模式作为目标，他只是以“中国特色”来容纳更多的非斯大林主义的模式的可能范围，可以把“市场经济”、特区制度、工具性的价值追求、不受原有信仰支配的意识形态、以及凡是可以用来发展生产力的所有的新事物，统统放在“中国特色”的框架中来，同时，他没有忘记用“四项基本原则”来确定游戏规则的边界。     在研究中国改革战略，何以较之苏联改革更为成功时，有一个重要因素特别值得指出，那就是，邓小平个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本文宁愿从政治学的角度，而不是从他个人的人格魅力来加以解释。     从古今中外的集权国家改革史的历史来看，一般而言，改革精英主要来自体制外的少壮的“清流党人”，然而，这些改革精英往往缺乏体制内的经验、威望与影响力，也缺乏组织资源。相反，体制内的元老派往往习于所安，思想守旧，又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们往往在历史上的改革中充当保守派的角色。一般而言，在一个封闭的集权时代，有改革志向的人缺乏经验与政治资源，有政治资源与经验的人又恰恰缺乏改革志向，这种矛盾正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集权体制改革屡遭失败的原因所在。记得当年戊戌变法前夕一位中国官员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了一句后来不幸而言中的话：“默察京师大局，其老成者苦于素无学术，其新进者又苦于未经历练。有有君无臣之忧。”     如果元老派一旦出现改革家，那么，就具有了特殊的三大政治优势，这是一般“清流”改革家所不具备的。一是元老派拥有丰富的体制内政治经验。这使他们对于改革所必须把握的分寸感与底线意识有清楚的认知，这就是所谓的“老马识途”。其次，是他们长期政治生涯中积累的个人威望，他们可以运用这种威望来推进难度较大的改革，而不致于引起强烈的反弹，从而可以大为降低改革的成本与代价，他们在经历挫折以后，也由于具有威望而有更大的政治回旋余地。第三，他们在长期官员组织实践中形成的丰富的组织资源人脉关系，使他们足以形成自己的改革基础。中国八十年代邓小平改革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于，正是由于文化革命，使邓小平这样的重量级元老派作为文革的受害者，加入了反思派与改革派的潮流，当他成为掌权人而进行改革时，他在这一官员组织体制内的政治经验、威望、组织人脉资源优势，就成为改革最需要的政治稀缺资源，为顺利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从政治战略角度而言，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中国近代戊戌变法的失败，均可以从与邓小平新政的比较中得到启示。          二、后全能型的权威政体的社会经济效能          在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现行政体如何从全能体制中演变的过程以后，下面，本文将进一步分析这种特殊的权威政体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从政治学角度来分类，我们可以把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分为政治学意义上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全能主义新政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运用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与政治资源来推进一场新政运动，整体政治结构仍然是全能主义的，如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新政策的自上而下推行，党运用全能主义政治的资源来实现政治稳定等。在这一新政过程中，一些非全能主义的新事物开始逐渐在社会生活中发展了起来。新政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渐进的“脱全能主义化”过程。而到了九十年代南方讲话以后，市场经济引导下的社会多元化结构已经基本形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已经摆脱了全能主义，而进入了后全能体制。由于执政中心已经摆脱了激进自由派与党内保守派的两极挑战与压力，中国已经进入了后两极冲突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新权威主义从而具有了不受挑战的中坚地位。我们称为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了。     与拉美与东亚权威政治相比，中国的权威体制具有“后全能主义”体制的特点，如前所述，这一体制是从改革以前的社会主义全能体制演变过来的。现行的权威政治，仍然继承了全能体制下的大部分组织资源，如执政党的一党领导，党组织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参与与组织渗透，以及党中央对基层的组织动员力，国家政权对传媒、国家机器、社团组织，对作为国家命脉的大中企业的有效控制，等等。所不同的是，在改革以前，所有这些政治资源，是用来实现终极目标的工具，而在改革以后，上述一党政治的政治资源，是被用来维持市场经济下的政治稳定、巩固权威主义秩序，完成中国向市场经济社会的平稳过渡的工具。这些政治资源是在工具意义上使用，其范围与幅度已经大为减少，社会成员的自由度已经大为增加，政治控制的范围局限于与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有关的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行体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权威主义，而不是全能主义。从转型政治学的角度而言，中国与越南均属于从全能主义蜕变过来的权威政体。我们可以称之为“后全能主义型的技术官僚权威政治”。也可以简称为“中国越南模式”。     1.后全能体制与全能体制的根本区别。这种模式在各种权威政体中，具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具有从全能主义政治中继承下来的政治资源。它与拉美型的军事强人权威政治相比，与东亚权威政治相比，由于拥有从全能主义体制继承下来的政治资源，从而具有更强的对社会情势进行宏观控制的能力，具有更有效的对突发事件与危机的处理能力，以及对风险形势的承受力与适应力。人们可以从中国对抗沙斯与防洪抗灾运动中，看到这种体制在突发事件中强大的动员能力，这种动员能力是以原来的全能体制政治资源为基础的。另一方面，从社会分化程度而言，由于它是从极权体制中蜕变过来的，这就决定了它的民间社会发育的程度、社会多元化的分化程度、市民社会的自主程度，以及民间人士对政治参与渠道，则远不如其他权威政体。     2.后全能体制的经济优势。这种后全能主义型的技术专家的权威主义，对于经济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种权威主义模式下的低政治参与度，与高经济资本投入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更具体地说，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通过抑制激进自由派与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保守派这两极政治势力的政治参与，并通过对民间政治参与的严格制度限制，来实现政治稳定，并以此来创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正是由于这种“低度政治参与”下的政治的稳定，客观上为吸引国内外资本的高投入提供了极为有利条件。而资本高投入，与人口众多的中国几乎可以无限供应的低廉劳动力的结合，形成了在国际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生产力。中国权威政治下的低政治参与与高资本投入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打破了后发展国家一般难以摆脱的低水平循环，即“低生活水平——低储蓄率——低经济投入——低生产率——低生活水平”之间的恶性循环，形成了“高投入——高增长——高生活水平——高储蓄——高投入”的良性发展，实现了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起飞。近二十年来，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讲话以来，中国实现了平均年增长率8%以上的持续经济繁荣。根据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权威人士对中国未来中长期的经济作所出的预期，中国经济总量有可能在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高盛公司认为中国可望于2021年超过日本，2041年超过美国。我们可以认为，权威政治下的低度政治参与，与高度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3.延时效应的积极意义。中国后全能主义权威政治的另一个发展优势在于，它具有一种“延时效应”。由于长期积累的矛盾与问题，必须要有解决的时间，而在后全能主义的权威主义强控制下，即政治低参与条件下，可以强制地使政治稳定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得以持续，这就有可能为难度较大的改革与发展赢得时间。这就在客观上为政府通过长时间的经济发展来解决旧矛盾，提供了可能的机会。我们可以把这种通过强力来抑制政治参与膨胀，称之为延时效应，自下而上的政治诉求为权威体制强制地抑制了。这一抑制的结果并没有解决矛盾，而是延缓了矛盾的表面化，从而为政府治理需要长时间才能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提供了喘息的时间，使政府有足够长的时间与回旋余地，来解决前一时期没有解决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并有可能在一个比较充裕的时间段里，把前期遗留的矛盾加以化解。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又可以在下一长期间段逐渐化解。政府有更为充裕的条件来应对发展中的困局。     这种权威政治强控制下的“延时效应”，是第三世界那些如同“走马灯式”更迭的早期议会民主政治难以获得的。例如，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广泛流传的一句民间顺口溜“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反映的是脑力劳动者收入普遍不如体力劳动者的问题，这种“老大难”问题，只有在“延时效应”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得到解决，而不是通过“倒阁”式的政治参与与罢工请愿来解决。通过延时效应来解决经济社会矛盾，是发展型权威主义模式最大的优势所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情况与印度作一个对比：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20年平均增长率为6%。2003年达8%，但却在政治参与度高的竞争制民主条件下被选下台。这是因为，经济发展从逻辑上说，首先得益者是高科技人员、律师、中产阶级，中下阶层得益相对较少，于是在普通大众中产生了相对挫折感，并在竞争制选举中把票投给左翼政党。而权威主义则可以通过用压抑政治参与的“延时效应”解决问题。     质言之，我们可以把这种“后全能型”的政治权威模式概括为具有刚性调控能力的“低政治参与高经济投入”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后全能政治运用强大的国家机器与政治资源动员能力，以刚性方式来排除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政治动荡与危机，应该说是具有其他类型的权威政治所没有的特殊的优势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后全能型”的权威政治模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后发展国家来说，是一种有助于应对各种复杂矛盾，有助于在秩序稳定状态下，完成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发展模式。     在这一体制下，以下的良性循环的可能性是不应被排除的：在低政治参与高经济投入模式下，经济增长普遍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一方面，缓解了专制下的民主，增加了权威的合法性与可信度，有助于持续的政治稳定，而经济繁荣过程中，中产阶级与中间收入层的不断扩大，他们对民主的期待成为新的合法性标准，新一代执政者为获得受治者群体的广泛认同，势必以推进民主来实现这一新的合法性目标。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导致经济结构多元化，而对这种多元社会结构中的多元利益群体的整合，又必须采取民主协商与妥协的方式。一旦民主政治不但成为对执政者的合法性要求的尺度与标准，而且也成为社会整合所必须的条件，这一种情况下，经济发展与民主化就具有了正相关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低参与与高投入的发展模式，从长远来看，最终将为未来的中国特色民主创造必要的经济条件，虽然中国未来成功的民主转型，仍然需要一系列其它复杂条件的支持。     4.后全能型权威主义能否防止“类苏丹化”。虽然，中国现行发展模式对于改革中前期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功不可没，然而，正如任何事物均具有两面性一样，在中国进入改革中期以后，又往往带来权力层腐败与两极分化的结构性问题，这一体制的弱点就逐渐地表现出来，如果处理不当，甚至会进一步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境。     低政治参与与高腐败发生率之间的正相关性从发展社会学角度而言，权威体制的低参与度，虽然有助于抑制过度参与膨胀，从而有利于改革启动期所需要的政治稳定，然而，“低参与”也具有“两面刃”的特点，首先，以“低参与”为特征的权威政治难以避免权力层与管理层的腐败。这是因为，权威政治是以权威性的资源配置为基础的，一般而言，权威配置是以排斥自下而上的权力制衡为条件的。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监督的缺乏，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官员接触经济事务的机会的急剧增多，寻租现象的普遍存在，就势必增加腐败发生的概率。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当严重的腐败发生率，引起社会公众日益强烈的不满时，某些当政者与部分地方当权官员为了维护自己的非法利益，他们会以“政治稳定”为理由，进一步抑制与排斥自下而上的对政府官员的批评，把对腐败现象的揭露视为反现行体制的非法行为，并利用自己的权势来阻遏对自己的监督与批评。正因为如此，其结果实际上就会形成“低参与——高腐败发生率——强权威控制——低政治参与——高腐败发生率”之间的恶性循环。缺乏自下而上监督的权威体制，虽然在鼓动经济投资方面如鱼得水，但管理层腐败也会由于缺乏有效监督而日益严重。     综上所述，一方面，由于权威政治下的地方一级官僚，在低参与制度保护下，可以避免面对体制外的强大的政治挑战，由于体制的约束，民间社会并不存在挑战并制约这一官员利益凝固化的有效力量。因而很容易在官僚层中形成尾大不掉的利益垄断与排它性的分利集团，例如，农村地区的“费改税”制度难以推行，干部精简困难重重，中央政府保护农民利益的诸多政令无法落实等等，均与这些政令与地方官员推行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而进行消极抵制有关。     另一方面，又同样恰恰是“后全能体制”的特点，中国社会内部自组织力量的天然缺乏，中国通过内生的市民社会与自主性社会机制来缓解矛盾的机制，比拉美与东亚权威主义体制更为缺乏。缺乏多元试错机制。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改革进入中期以后，权威政治下的官员利益已经出现凝固性与内封闭性。“后全能体制”的刚性，又起到有效扼制自主性民间声音的惯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央一级缺乏治理这种转型期官僚病的决心，地方官员利益在没有面对挑战者的情况下，势必不断凝固化，自我封闭化，在某些“天高皇帝远”地区，将出现一种退化了的权威政治亚类型，即“苏丹式政权”(SultanisticRegime)。苏丹式政权是权威政治中的一种极端私人化权力类型。更具体地说，此类权力者甚至可以在完全不受传统习俗与惯例的约束的情况下，极端任意地行使权力，把权力范围的一切视为自己的私产。例如，人们可以回忆起中国新闻中曾经报道过的某位地方官员的名言：“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这正是那种无须意识形态包装的“苏丹式用语”的显例。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部分地区官员的“苏丹化”倾向？这是由于全能主义时期的意识形态信仰，对某些地方官员的约束力已经逐渐弱化，而权威政治的低参与特点，又使地方官员的行为失去有效监督机制的制衡，只要存在着这种既不受旧规则约束，又不受新规则约束的、完全受个人不开化的利己心理支配的失范状态，地方政权中就会出现当权的保护人与受其任命的被保护人之间的相互利用的依附型上下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苏丹化”或“准苏丹化”倾向将是不可避免的。赖昌星、禹作敏式的人物之所以在中国现实生活中层出不穷，部分农村社会出现的干部“土豪劣绅化”、“地痞化”、“恶势力化”，正是某些地区，尤其是一些不发达地区已经出现“苏丹化“倾向的明显征候。     地方政权苏丹化，一般可以通过自上而下控制的途径避免，也可以通过自下而上民间制约途径来防范。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后全能型权威体制下，民间自下而上的制衡力量极其贫乏，因此，如果后全能主义治国者放松对地方官员的有效控制，失去对地方“苏丹化”的应有的警觉，刚性的后全能体制，反而更容易陷入地方政权“苏丹化”的陷阱。     而且，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一旦进入“类苏丹化”陷阱，由于后全能体制下的地方官员，拥有强大的政权手段对民间社会进行控制，用以保护自己的一己私利，要克服苏丹化就会更为困难。而且，由于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对官员控制的程度，在后全能体制下渐渐式微，上级当权者往往“宽容”下级的违法行为，来换取下级对自己的效忠。这就会进一步不自觉地纵容腐败势力的恶性发展。另外，在后全能体制的权威主义体制下，由于没有充分畅通的渠道，有关社会非常状态的信息就不能及时被中央所掌握，这也增加了全社会抗衡地方“苏丹化”的难度。          三、余论     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全能主义体制在经济多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社会的有限多元化，以及意识形态的世俗化，这样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实际上就不知不觉地完成了从全能主义政治向“后全能主义”政治的历史转变。     由于这种“后全能主义”具有多元的市场现代化导向性，以及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的有限的多元化，因此，它本质上就属于新权威主义范畴。而中国技术官僚领导精英从全能主义体制所继承下来的强力资源等政治遗产，就成为实现这一权威政治既定的目标的工具。这种“后全能型”的新权威主义，具有巨大的刚性处理问题的能力与国家强力资源，从而比一般意义上的权威主义政权，具有更强的组织动员力与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从而能维持“低政治参与下的高资本投入”式的经济发展。这是一种强势的权威主义。比起拉美型、东南亚型、南亚型权威主义，具有更强的督导能力与动员能力。另一方面，这种权威体制是从全能体制中自然蜕变出来的，全能主义体制的市民社会空间的缺乏，也使这一体制在发展体制外的社会监督机制方面，在形成民主多元制衡能力方面，先天不足。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在今后十年内，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由于“后全能型”权威政治对强力资源的有效控制，因此，不太可能出现动员型的街头政治与社会危机。然而，与一般权威主义政体相比，由于民间社会制约权力腐败的能力难以发展，自下而上的途径抵制“类苏丹化”的民间力量较为脆弱，因此，只有在制度上建立一种有效防止腐败的机制，发展民间社会的自主性，健全法制，才能有效防范地方政治中出现“类苏丹式”现象的泛滥，这一点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挑战。     如果经济发展培育的社会多元化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弱势群体得到相应的利益保护，中国社会两极化趋势就会得到抑制，社会的中产阶级化，将有助于社会大众的民主需求的稳定增长，民众对政府的统治合法性也会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新的领导人，也会在这种要求的刺激下，尝试以民主的制度创新，来符合民众对合法性的新需求。中国可能按以下良性发展的逻辑走出权威主义，即从现今的发展型的后全能主义的权威主义，走向更大程度的社会多元化，并经由权威主义向后权威主义过渡，从后权威主义向中国的民主体制过渡。     从发展政治学的角度而言，本文认为，中国民主化必须经由从全能主义向权威主义过渡的这一阶段。这是因为，全能主义破坏了社会的所有的自组织细胞，而这种自组织细胞是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中国经由后全能主义的权威体制，客观上为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多元化提供了台阶，随着这种自组织细胞在社会内部的发展，中国的民主化才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目前正处于这一过渡阶段的中期。来源: 浙江学刊      进入 萧功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发展政治学 后全能体制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众生诸相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0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