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

读郑永年《台湾民主与中国的政治发展》有感 作者：丁礼庭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1-28 本站发布时间：2012-1-28 16:10:14 阅读量：20次 　　《台湾民主与中国的政治发展》【1】的文章中在学术界，人们认为存在一个东亚模式，主要指的是经济发展模式，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实际上，也存在一个东亚政治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就是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或民主化，中国可以向日本和‘四小龙’，尤其是台湾学到很多经验教训。如果中国大陆的人们仅仅局限于东亚的民主化进程，而忽视了全面民主化之前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那么就会不得要领。”【2】 　　这话在总体上是不错的，但也不能忽略了大陆和当初民主转型前的台湾社会之间的事实区别：一是：腐败问题相对当时转型前夕的台湾来说严重得多，这虽然和大陆规模庞大，存在管理上的困难有关，但这不是主要的，还应该看到蒋经国铁腕反腐的客观事实。二是，在严重腐败笼罩下的贫富二极分化事实，以及由此造成的被郑永年先生非常推重的中产阶级阶层的形成和发展的严重滞后。中产阶级阶层发展和形成相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严重滞后，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民主制度转型过程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必须提醒读者的是，在蒋经国先生执政下的二十年，台湾经济起飞，人均GDP翻了二番，从1976年的人均GDP的1150美元发展到1987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5397美元，最难能可贵的是在整整二十年中基尼指数从来没有超出过“0.3”。这和目前大陆的贫富二极分化严重和基尼指数超警戒是完全不可相比的。三是，而所有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在中国整个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民主化制度建设没有同步发展，而是长期地严重滞后的结果。 　　从这些事实上来分析，就决定了大陆不可能如郑永年先生所说的重复走台湾“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的民主化转型的老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就是，在中国大陆，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在现存的集权体制中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对其有效制约的力量存在了。说白了，就是在目前的中国大陆，在现有集权体制下，已经失去了像台湾那样中产阶级和国民经济同步发展的机会和可能，也就是已经失去了有效实现“再社会”和“再分配”中间步骤的机会和可能。请恕我冒昧直言，如果没有民主政治制度化步骤的跟进，大陆是很难实现“再社会”和“再分配”步骤的发展和完善的。甚至可以说是很难实现“十二五民生计划”的。尽管这个“十二五民生计划”本身只是一个增量型的“民生改善计划”，根本没有动既得利益群体既得的“奶酪”。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看到在“三公消费”的压缩等方面有什么明明白白的承诺。就目前来看，把提高劳动者收入的重担完全压在承担绝大多数就业量的民企身上的政策时不可能持续发展的。 　　如果我们承认，在目前的中国大陆，如果不能彻底压缩既得利益群体既得的“奶酪”，只在蛋糕的增量上做“再社会”和“再分配”的文章，是不可能有效地完成“再社会”和“再分配”的根本步骤的。看看中国大陆的现实状况，在“十二五民生计划”刚刚起步，就有权威的主流学者提出了“干部是改革的利益受损者”的呼声，而且张维迎先生还明确地强调要“要保障和补偿在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利益。”而且是要“足额地补偿改革受损者的利益。”请问，怎么个“足额补偿”法？蛋糕就这么大，你要足额地补偿既得利益群体的既得利益，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再社会”和“再分配”步骤和目标。张维迎先生这个观点如果说在十年前世纪之交时，还有能够成立理由，那么在当今中国大陆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坐大的社会现实中，已经完全失去了能够成立的现实基础。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事实，就是中央在调控房价的问题上是多么地艰难，从2009年底中央启动强硬的调控房价政策以来，和当时的房价水平比较，现在的房价水平最起码涨了30%。中央强硬调控二年多以后的今天，房价才刚刚止涨，根本还没有什么明显的回落的事实情况下，学术界就又出现了以保房价来保增长的说法。 　　这些事实，可以充分地证明了当前中国既得利益群体的力量已经坐大，所谓“政策不出中南海”的说法，就是中央面对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失去了收放自如的“铁腕”控制力。 　　中国大陆的客观事实及其结论就是，已经不能完全模仿台湾和四小龙“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的模式，静等“再社会”和“再分配”步骤现实后再启动“后政治”和“后民主”的步骤。也就是说中央面对已经坐大，尚未完全失控的既得利益群体，再也不能继续打压民间追求民主的民众力量，而是必须借助民众的民主力量来挤压既得利益群体的既得利益。也就是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和完善政治民主化进程，借助民间的民主力量，来完成“再社会”和“再分配”的步骤，并及时提前进入“后政治”和“后民主”的步骤。甚至可以这么说，当前的中国大陆，如果没有政治民主化的制度转型的及时跟进，在现有集权体制下，已经根本不可能实现如郑永年先生所说的能够完成整个民主化全过程中“再社会”和“再分配”的步骤了，更不要说在“静等”完成“再社会”和“再分配”步骤后再启动“后政治”和“后民主”的步骤了。 　　2012年1月28日星期六 　　【1】、【2】：郑永年《台湾民主与中国的政治发展》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1922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每年无论地方还是中央开两会，人大代表都会有雷人的话语，雷人的提案产生，这些雷人的语言和提案，成了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他们给社会不满意的炸药包放上了导火索，随时随地按着个人的性子点燃引线。今年的雷人语言和提案更有增加官员对立、加速社会崩溃之势。本人试通过以下几例进行说明。 　　第一例，刁民体。在佛山两会南海区代表团的分组讨论现场，人大代表方明说：“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

    深圳书记王荣“哭穷”为啥引起哄堂大笑？                                          作者: 疯舞长戟                             深圳书记王荣“哭穷”为啥引起哄堂大笑？       1月9日，在深圳市政协关于进一步推进深圳文化创新发展、大力提升市民文明素质的专题议政会上，市委书记王荣、市长许勤等多位市委常委出席了大会并聆听委员发言。委员们发言，大家鼓掌最多的是关于“三公消费”的话题，以致于市委书记王荣也加入了讨论的行列。（据《晶报》12.01.10）       现在有种“文化现象”，就是当人们对某种事物感到厌烦又解决不了时，往往就会创造“段子”来发泄“无奈”。       深圳这次专题议政会，大家鼓掌最多的、讨论最“热闹”的就是“三公消费”问题……       有委员说，手机上有个段子：官员伤肝，百姓伤心，描述非常形象——十年、二十年前，百姓对“三公消费”的关注还没那么高，那时候我在长三角，乡镇里如果村食堂里不冒烟，老百姓还提意见，因为冒烟才有客人、商人来。吃，是有利于发展的！（全场大笑）但现在老百姓更关注三公消费了，这是时代的进步，现在确实到了必须通过制度规范的时候。       政协委员谈到三公消费，也把“聆听”发言的市委书记王荣的兴趣聊了起来，他也加入其中。       王荣说，现在的大酒店，我这个收入，一顿饭都请不起。浪费太大，三个菜能解决，为什么要上八个十个呢？吃的内容，也可以简单化，你吃的东西自己都记不住。一瓶茅台酒卖那么贵，一个菜卖那么贵，如果不是公款消费，绝不会有那个价——公款吃喝，确实扰乱市场经济！       王荣“哭穷”，立刻引起全场鼓掌和大笑。       王荣是党的“高级干部”。党的“高级干部”收入在大酒店都请不起一顿饭，这个“包袱”抖得好！       王荣的“包袱”言简意赅，意味深长。       “一瓶茅台酒卖那么贵，一个菜卖那么贵，如果不是公款消费，绝不会有那个价——公款吃喝，确实扰乱市场经济！”王荣的说法一针见血，一言以蔽之。       王荣，不愧是学者型官员！他那种“幽默”和“自嘲”，就是一篇“时评”，就是一篇“杂文”。       他说：“最难最难（解决）的是公款吃喝。问题很复杂。在座的企业界人士，你们的交往方式主要也是吃饭啊，而且还要喝”……       他的这段说法，又引来一片掌声。       说实话，王荣作为一名党的领导干部，他既是“三公”的“消费”者，也是“三公”的“消费”的“受害者”。       从他的话语中也透露出对公款吃喝的讨厌……       他说：“在苏州时我们做了个事：中午吃饭不许上酒水，大家都高兴，客人也觉得好。抓醉驾抓得也好（台下笑）。所以有些制度上的改进，可以让公款吃喝降下来。陪客也可以少点，不用五六七八个（台下笑）。现在温饱问题解决了，官员们想吃的也不是太多（台下笑）。要透明、节约，用之于民生改善。”       深圳政协委员们的鼓掌和笑声，不仅仅是因为王书记见到了“点子”上，不仅仅是因为王书记的“讽刺”和“幽默”。政协委员们的鼓掌和笑声，是不是也包含着痛苦和无奈，是不是也包含着解决公款消费的渴望？       对于“三公消费”，王荣有自嘲，有讽刺，也有厌烦。更可贵的是，也有寻求解决的办法的“理论”——“要透明、节约，用之于民生改善”。那么，就看上边的决心有多大了……

出现了专制国家求解放的新模式——利比亚模式 即，民众示威抗议，占领个别城市，国际社会宣布建立禁飞区，然后民众向专制政府进军。这种模式避免了美军直接解放伊拉克所付出的代价，也比轰炸南联盟更有推广可能。

但草根韩寒却不应该是这样的，人们不禁要问了，这还是那个曾经说出“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一种叫中国逻辑”；“可以不为自由而战，但不能为高墙添砖加瓦”；以及“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等一系列名言的韩寒吗？这是怎么了？难道hold不住了吗？对此，也有网友认为，国民素质低绝对不能成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借口，要知道，国民素质低正是专制独裁的产物，也正是专制独裁统治者最希望看到的，并且还希望这种状态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彼此相安无事，并美其名曰为“和谐”。(网友棵子) 与此同时，韩寒还认为，现在中国人的不满，都是关于个人利益，而不是普遍的自由或正义问题；“最关键的是，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了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韩寒的这个说法无疑是错误的，究其原因，他大大低估了民众的素质，从大连到乌坎，从城市到农村，中国民众早已经证明了他们有着良好的自我组织能力与素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上作者张铁志的文章说，不论是独立参选，还是民众抗争，这其实就构成了公民社会，民众的素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高的，并且可以不断给执政者施加压力。 文章强调说，在一个全能主义社会之下，广大民众必须在一切可能情况下去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或者说权利，逐渐壮大公民社会，而不要去自我预设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无论如何，韩寒应该知道，并不是他写一篇文章《要自由》，自由就会自己降临，如果你自己首先缴械了，那么执政者是不会把任何东西白白送给你的。 此外，韩寒又说，“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么革命、普选、多党制，以及推翻某某，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之所以这么说，韩寒的理由是，他从选举依赖金钱，而共产党拥有大量资金，于是便得出了共产党必然获胜，因此普选并不是中国所需要的奇怪结论。对此，有网友反驳说，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财富被集中到少数人、或少数家族手中的时候，革命差不多就要发生了。 作者赵进斌的文章说，欧洲的天鹅绒、中东的茉莉花，包括卡扎菲被乱枪击毙等等，究其根源，不也都是因为这个吗？事实上，民主的内涵其实再简单不过，我的理解就是你想当总统也好、首相也罢，想连任主席也好、总书记也罢，必须得问问这个国家大多数选民手中的选票，而民众人人手中握有的那张选票，掂量掂量究竟投给谁好，这就是民主。这也是对如何实行和实现民主路径最好的诠释，那些鼓吹什么想要民主就得“走十万八千里，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取得“真经”的花言巧语说辞，八成不怀好意。 另一方面，民主就是你在竞选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之前，必须首先把自己的家庭财产公之于众，而不是像某些社团那样，已经执政60多年了，还是借口什么“条件不成熟”，而“一直还在研究”；也不是自己一方面在国内喋喋不休地大念爱国经、三公消费永无止境；另一方面却让自己的老婆孩子拿外国绿卡远走海外。再者，民主就是在你当选之后，必须要兑现你当初竞选时所承诺的东西，不能拿自己当人民代表几十年以后，当初说得天花乱坠的那些东西，至今却还在让广大民众翘首以待，望眼欲穿。如果再不兑现的话，民众早晚有一天要用选票把你们轰下台去。 此外，韩寒认为民众素质低是民主无法实现的原因，这个观点也不新鲜，但却是一个偏见，去年英年早逝的著名宪政学者蔡定剑先生对此曾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早已批驳了这种偏见。中选网上作者洪振快的博客文章说，按照通常的理解，农民的素质不如城市居民，但蔡定剑先生去了很多地方，搞了很多调查，结果却显示，就对民主的热情——选举的积极性、主动性而言，中国的现状是农村高于城市，农民高于城市居民。就世界历史经验而言，蔡定剑先生举例说，当年逃往北美的那些清教徒，还有流放到澳大利亚的那些罪犯，他们的素质未必就很好，他们都能搞出很好的民主，这就说明民主跟民众素质实际上没有太大关系。 英国在17世纪、美国在18世纪就建立起了民主制度，若论民众素质，似乎没有证据和理由说已进入21世纪的现代中国仍然差于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美国。按照某些人的设想，民主与素质正相关——似乎经济发达、生活水平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民主意识更强、更看重民主权利。然而，中国的现实则恰恰与之相反。蔡定剑先生观察到的现象却是，许多农村基层民主的开创者和发源地，不少都是在经济不很发达，问题比较多的“问题村”、“后进”村里搞起来的。 这些地方由于经济不发达，乡村干部腐败，农民负担重，村里问题多，上级党委、政府对村里领导班子难以指定安排，这才想到放手让村民选举，自己解决问题。但这一放手，没想到反而放出了真正的民主，人们发现这些所谓“落后”的农民，原来他们并不愚昧落后，并不缺乏民主素质，而是人为地禁锢了他们的民主诉求，束缚了他们的民主权利。韩寒认为中国民众，尤其是偏远地区的普通民众，“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民众只要拿到钱就满意了。这与蔡定剑先生的调查相反，很显然，韩寒受了偏见的影响，对问题缺少研究，其观点与事实不符。 洪振快的文章最后强调说，韩寒无疑是天分很高的人，但正如有人所说，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易中天先生认为这很无聊，反问“你读书多，你学术好，你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这种反问不无道理。但无论是韩寒，还是易中天先生，恐怕都不会认为自己在民主问题上比蔡定剑先生更有发言权吧。 综上所述，有网友点评说，对于韩寒，我向来主张实事求是，尊重、期许加宽容，杜绝棒杀也反对捧杀！现在更是希望其远离“中国逻辑”，靠近逻辑，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而逐步增加一点沉稳厚重 (网友缪一轮)。这位韩老兄，有一个目的算是达到了：引起大家对自由民主等的关注，但是，如果大家以前不关注的话，他说得再多也没人理他，可见，本来大家就是关注的。有人说他应该读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这位老兄读没读我不知道，但肯定没读懂，不能再拿他年纪还小当借口了，在他这把年岁， 人家托克维尔连书都写出来了。(网友国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