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截访

近日围绕山东临沂盲人陈光诚的事情，美国等西方国家媒体出现惊人的报道量。这些报道纷纷说陈光诚已经“闯入”北京的美国驻华使馆，并且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些个人要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连续以“无可奉告”回答包括陈光诚究竟在不在美国使馆等提问，美国领导人则避免提及陈光诚的名字。

　　今天上午10点过，一阵敲门声，以为是送网购快递的，打开门，是一老一少两位陌生人，老者像是来自农村，年轻的一位很像在校大学生。老伯见我神情讶异，先开了口：肖老师，我是专门来拜访你的。我把二位让进门，还是不知什么事。他告诉我，他看见我在报上发表的东西，早就想来，今天一大早从家乡（没记住是安岳还是岳池）赶来，就为来跟我聊聊。在石灵转车时遇见这位到成都办事的年轻人，带他来找到了我家。我估计，年轻人大概就在我们学校附近办事。听老伯说是看了我文章，对我的观点，他还用了“健康文化”一词。我好奇地问：什么文章？再接着听，我才明白，并不是我的什么文章，而是去年11月参考消息报道“培养中华小孝子工程”引起的争论时，有一两句提到我的批评性观点。老伯一直保存了这张报纸，放在他随身行李包里。 　　老伯说他已经75岁，自己干活养活自己。听到这，心想，他要跟我谈的很可能是农村养老困境。问他家里情况，他说两个女儿嫁的很远，家里就他和老伴。问起医疗养老等保障情况，他说，买了农村医保，每年交，每年都在涨价，只有住院能报销一部分，不住院，平时生病不能报销。其他保障呢？丝毫没有。听他说还在工地上打工，我更吃惊，75岁了，工地上能干什么呢？他的答复更让我吃惊：和浆灰。每天从早7点感到晚点，中间只有一点时间吃午饭。干这活很累，工时也太长，而且，没有防护的话，容易患尘肺病。我劝他：别干了，如果病了、伤了，挣点钱还不够治病治伤的。他说，老板也不想要他干了。他还告诉我，80年代出来做过小生意，挣了点钱，可是物价年年上涨，贬得没底了。听了，默然无语。 　　我想继续向他了解农村养老状况时，发现他并不是为了谈这个而来，他想的是：中国怎样才能有一种健康文化。我有点冒昧的问他有没有读过书，他回答：读过小学，平时爱买点报纸看。他表示他有一套关于怎么建立健康文化、反腐败、实现清廉政府的想法，简要说了说，有些见识还真不错。他说打算到北京向高层进言。我一听，劝老伯：“你可千万别！代价太大、风险太大。”他不解。我说，你这么大年龄，挣钱不易，到北京一趟往返路费、吃住，得花一大笔钱。住宿，肯定得找价格低廉的小旅店吧？这一来，很容易被当成上访者，果真如此，后果就很难预料了。去年一个到北京旅游的退伍兵被当成到京上访的暴打一顿抛在野外。再遇上什么紧张兮兮搞“护城河工程”时期、可预知或不可预知的敏感时期，被误伤几率更大。 　　老伯听了很失望，又表示，想见温家宝，当面进言。这个淳朴老农可能完全不知道一个普通农民要见高官，难于上青天。我问：你们县的七品官你能见到吗？他说：“见不到。”他当然也不知道中国官员出行那阵仗，封山封街，已成习惯，人民网津津乐道报道的马英九车队使一辆救护车延迟了几分钟，在这里根本不算事，封你个几小时的街，也是常事，而且绝不会报道，更没有道歉一说。这么一种阵仗，他哪有机会面见高官？ 　　我劝他，写信吧。他说，写过，信里还专门注明请给答复什么的。结果，信根本没出县城。其实，我也知道这没用。只有宽慰老伯：你想说想表达的，一直有人在说在表达，而且肯定不会像你要为此付出你承受不起的经济代价，也不会被当上访者遭遇不测。陪他来的年轻人也劝他别去。 　　听他叙述，觉得这位老伯还真是个很执着的人。去年选举，他还自己跑去要求参选，结果，不说也知道。 　　其实，这老伯想就“健康文化”、反腐向高层进言，想参选，原本是公民应有权利，若在正常国度，应该有多种渠道去实现愿望，但在这里，老人生存如此艰辛，75岁了，老无所养，还出来在工地干重活。上京进言，见高官，别说在这地方根本行不通，而且被当上访者而受伤害，几乎是肯定的。 　　老人和年轻人离开时告诉我，他们进校后到处打听，说他们是我的亲戚，才找到地方。一听他两叙述找我的过程，就知道准是被盘问过。连学生来帮我调试电脑，都有有司的临时工堵在楼口盘问，莫说他们。 　　2012-4-22

【老虎庙按】杲占强，北京的一位年轻的社会学者。认识杲占强已经多年，相交虽早，之间言谈却寡，往来亦少。记得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在同去 胡绩伟老人家做客 的前年。我当然明白，这种往来不会影响关系，更不会疏远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我换过电话，却总要悉心保留他的号码……昨天，杲占强却忽然打来了电话，并且告诉了我10月29日 他独行北京地铁，表达公民意见的事情。此事令我吃惊，如此内向之人，一介书生，却如何有了如此勇气？我遂将此事发布微博。这件事情在微博上引起反响。所幸的是，微博里的所有跟帖表达，好似与杲占强的初衷同步：公民只是在表达健康、理性的诉求！且所行均在法律之内。微博上的跟帖也都显示出极其光明、平和、理性的一面。大家似乎从杲占强这样一位普通的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了“公民意识”幻变出的一个朗朗乾坤。一线晨曦隐现，我们还有如许之路可走，那就是你的自我，自我认识，自我行为，自我担责。公民社会岂不就在你我心间和脚下吗？！ 　　下面的文字是杲占强的回忆。那块牌子已经被没收了，据杲占强说之前有做的不成功的一块，和没收的那块基本一样。当杲占强拿着这块牌子准备出发时，在他居住的楼下遇到广告喷绘商店的老板，老板得知他将要做的事情后，立刻动手免费为他制作了一块更加精美，而且更大的一块（已被没收）。老板说这是好事情，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支持你。基于上述，我们就有了下面的一张附图和文字。其中的牌子是那块之前制作稍嫌简陋的。     【 附 】 杲占强的回忆 虎庙大哥： 　　昨天弄了很晚，发不上来。今天早上才发出。 　　我看了大家的跟博，当时是这样：从天安门西地铁口出来前行不到十米，警察三人迅疾前来，有一二围观者被驱散，牌子（公务员财产应该公开，而且必须公开——一名公民）和包（内有手机、名片、钱币、公交卡）即被没收。由两名警察强制我进入地铁口旁边的一辆警车里，此时警车内有两名着衣警察和一名便衣女子，另外还有四五个游客被收在车中（原因不详）。便衣女子对我厉声喝问，另一人未经我的允许将我包中物品倒出。 　　坐在驾驶员位置上的警察A则相对温和：“有什么问题可以到有关部门反映，不要到天安门上访。你的身份证？” 　　我：“我不是上访，我作为一个公民只是在表达健康、理性的诉求。” 　　同时，他们打电话向对方报我身份证号。对方及时回复：不是上访者，家住昌平，可以放行。 　　然后对话继续： 　　警察B拿着我的名片：“字是你写的？天安门是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吗？！如果被国外拍了照片，不是给国家抹黑吗？引起围观出了问题，你能负责的了吗？” 　　我：“天安门是人民的广场，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宪法中有言论自由，我的理解是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 　　警察女：“有意见可以在网上说，天安门不可以！这块牌子我们要没收。” 　　我：“你们没有权力没收！” 　　警察B：“有没有权力你说了不算。” 　　车内其他人（有行李箱）在哀求放了他们，警察厉声喝止。 　　警察B令我下车，同时威胁：如果再要牌子，性质就变了。我考虑到和这些人无理可讲，遂下车。旁边一大姐（一直在地铁口）摇头叹息：唉，没有用。    　　　　　　　　　　　　　北大纵横高级合伙人   杲占强   收藏到： Del.icio.us

  薄粉是中国民间颇大的一股势力。认定薄是中国改革均富的希望，他们对薄熙来贪污，谋反，谋杀的罪名一直不愿意接受相信。我也曾被薄的理论迷惑，知道他与周永康勾结以后，便不再对他寄望，就他把重庆工程利益送给周的儿子，我认定他们的反贪打黑是有条件，有范围，有目的的。中国不是只有他们在反贪，辛子陵就是因为指出一党专制的弊端而被周永康之流关押了起来。他对很多事情的批评其实与薄粉一致，所以我提议薄粉应该看辛子陵的诉求，以便中国民间各种势力在评击中国现状的过程中团结起来。   中共著名的改革派政论家辛子陵先生，去年初因为发表支持温家宝的言论，受到党内的压制和半年软禁的处分。九月份辛子陵委托夫人在谢韬追思会上宣读一篇讲稿，竟被指为鼓吹暴力革命，进而遭到无限期软禁的惩罚。以下是些辛文章的载录：  如果说上世纪40年代在野时的中国共产党还表现出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党，一个反对贪污腐败的廉政党，一个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党，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掌权60年之后，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对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党，一个贪官“前扑后继”的党，一个为维护权贵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 　　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报告披露：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市民300年的工资。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　 　　辛子陵说： 顽固派坚持“五不搞”，拿出来的对策是“叁统一”，所谓“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句话表面看来很全面，很辨证，很和谐。落实下来只有变了质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完全是漂亮的空话,成为掩护特权和腐败的遮羞布。 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局学习会上说：“当前党内深层次问题是变质，是领导干部队伍变质。”10党要求他们代表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造福一方。由于人民无权监督他，制约他，许多地区的“一把手”打着坚持党的领导的旗号，成了恶霸，成了山大王，把自己管辖的地区黑社会化、山寨化。福建省周宁县，有一任(1996年至2003年)县委书记叫林龙飞，实行新“叁光政策”：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他说到做到了。他与22 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后来东窗事发。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请教吴邦国委员长，全国2800多个县，像周宁县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统治下，怎样“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统一到林龙飞那里，他既代表党，又代表人民，还代表法制，就弄出个新“叁光政策”来。这样的“叁统一”，是不是彻底败坏了党的声誉!是不是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下在瓦解党! 辛子陵继续说：再看“依法治国”。最近，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萧扬被“双规”。12萧扬在位十年，曾被主流媒体吹捧为“一个最具平民情结的首席大法官，一个最具魄力的司法改革家，一个最具朝气的当代法学家”;萧扬有句名言：“各级法院要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壮士断臂的气概，坚决彻底的清除法官队伍中的害群之马”。他曾先后十一次专门就法院反腐倡廉工作发表讲话。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穿着黑袍的首席大法官，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竟是司法界害群之马的头子。在他的黑袍笼罩下，在原籍广东省法院系统，尤其是法院执行局系统，培育了多名腐败法官骨干，建立了法官利益集团，开设了司法黑市，对案子明码标价，经济案按数额大小分成，刑事案以案件重轻定价。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案件对他们来说已经完全不存在是非的分辨，犯罪性质的考量，而是办一个案件能捞多少钱，能索多少贿。在分局、区院抓(或放)一个人，20-80万元，在市局、市院50-150万元;判(或少判)6个月50-200万元，判(或少判)1-3年80-300万元，判(或少判)5年100-300万元，判(或少判)7-10年的300-500万元，判(或少判)10年以上的300-1000万元。十年来，这个集团累计勒索受贿高达1,500多亿元。13这就是我们十年来“依法治国”的一个缩影。在萧扬的操控下，法律的正义性和公正性，荡然无存。 　　中国的“人民法院”在变质成为谋利衙门的同时，由于黑白是非颠倒，人心不服，制造了一个庞大的上访群体。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件冤案，几乎都与周永康控制的公检法有关。公检法在中国其实是与黑帮连接在一起了，薄周的打黑怎能得人信任。 辛子陵摆出这些事实来，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权力要制衡，人民当家作主要落到实处，要有载体，这明明是在救党，却被与周同流的北京市政府无限期软禁。 薄熙来其实是萧扬的翻版，他们在高谈反贪均富的时候，做着一般人不敢做的黑勾当。从那帮结伙的人周永康，吴邦国等就可以看到他们是中国的万恶之首。难得胡温痛下决心清除毒瘤，薄粉却被薄的空谈迷惑而阻碍改革，真是令人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