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

看山 这一次倒薄，策划者的谋虑之深长，筹算之精准，都可列入权斗教科书。首先，薄熙来案看似发端于去年 11 月 15 日的海伍德之死，其实真正的发端是去年 5 月初开始立案侦查的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局长谷凤杰一案。谷凤杰是王立军的铁杆部下，铁岭是王的起家之地，查谷凤杰，剑指王立军的意向明显，这就触动了千里之外重庆的两根神经，最终掀起一场大地震。 对王立军来说，谷凤杰被查，意味着有人要“搞他”，他不得不抓紧自保，包括找到和抓住薄熙来的把柄，以期更紧地与薄的命运绑在一起。对薄熙来、谷开来来说，既然有人用这种办法对付王立军，就必然也会有人用同样办法对付自己，所以，必须加快清理此前“不当操作”留下的痕迹。其实，这种清理应该早就在进行，谷凤杰案促使清理必须加快，而忙乱之下，乃有与海伍德的矛盾和冲突发生；再加上负责收尾工作的王立军，此时已经心生别志，终于酿成惊天大事件。可见，从海伍德之死，到王立军被免职，再到滞留美领馆等一系列剧目，线头都牵在策划谷凤杰案的那人手中。 至薄熙来“不再兼职”，倒薄者更是动作不停。主要手法是通过“传谣”和放料，以舆论和海外大国的力量，逼迫“中央”加速对薄熙来的处理。要知道，虽然“中央”对拿下薄熙来已有初步共识，但几个人并非站在一条线上。有人坚定，有人含糊，有人明里、暗里地抵制。通过舆论提前曝光，可使“中央”陷入被动，迫其不得不加紧处理；收到爆料后，美、英等国作为事件“有关国家”的介入和催促，更使“中央”没有了退路和回旋余地。有坚决倒薄者主导决策于内，有“消息人士”爆料于外，事态自然朝着策划者设计的方向发展。 然后，薄熙来终于被宣布停职、立案调查。在公开的文告中，有关人士也堪称煞费苦心，目的是打掉薄的道德形象，彻底将其搞臭。通过“谷开来与海伍德因经济利益问题产生矛盾”一说，暗示薄家有不菲的经济利益，而非薄熙来在“两会”上所说的“没有财产”；同时暗示谷开来在从事经济利益活动，而非薄熙来所说的“在家做家务”；通过“薄谷开来”的称谓，暗示薄妻已有海外身份，薄本人就是民众最敏感、愤恨的“裸官”。这样三炮齐放，不管海伍德案最终调查结果如何，薄已声誉扫地。 由于案件牵涉到英美等国，由于十八大前党内多种势力博弈激烈，也由于薄熙来并非等闲官僚，而是太子党出身，党内底蕴深厚，所以，海伍德案完全栽赃的概率较小。倒薄者的主要功夫，还是下在对外公布时的信息取舍和语言诱导上。这种诱导，不仅仅是起暗示作用，而是为下一步预作铺垫。在接下来全国各地各层级，重点是北京、重庆的“大表态”中，表态者自然会把隐藏的推测揭示出来，将暗示变为明示，把薄熙来搞臭。 迄今为止，策划者让我们看到的最后一个动作是：突然间，爆料的矛头指向了周永康，大量周的“丑闻”被集中放料出来，印证了笔者在《从现在开始，温家宝危险了》一文中所说的：“自从胡温力主拿下薄熙来起，就使江系有关人员在一支名为王立军的枪口下再无遮挡，只能选择退让或是中枪。”——不要小看这种爆料，事实证明，由于放料方来历不凡，即使再荒诞的消息，背后也可能有着内幕的影子。 这一回，看起来薄熙来已经在劫难逃。薄的失败，关键在于他没有达到足够高的权位，却树起了高高的旗帜。马基雅维里有一著名观点：先知只有武装起来后才可能成功，否则必然失败。所以，穆罕默德成功了，耶酥失败了。这话放到当下中国就变成：没有足够的权位，改革不可能成功。所以，商鞅、王安石、张居正、薄熙来都失败了，秦始皇、雍正却获得成功；所以，朱容基观《商鞅变法》剧而落泪 …… 薄熙来的倒下，并不意味着“重庆模式”的终结。正像车裂商鞅者却用商鞅之法致秦于强大一样，“第五代”接班后，很可能继承重庆模式的许多做法。换言之，习近平或其他接班者，很可能成为薄熙来的政治传人。原因很简单，重庆模式是中共能够从当前重重危机中走出来、成功实现自救的唯一有效方式，也是中国实现和平转型的唯一可行方式。其他一切，都只能在重庆模式实施后所奠定的基础上，才能找到运行的空间。当然，习近平或其他人虽有足够权位，却不可能真正成为薄，不可能完全复制薄的做法。能够借鉴多少，取决于实际掌控权力的大小。由于权力基础和周边关系的不同，权力再大，也不可能做得薄这么彻底。同样的做法，后来者对特殊利益集团的触动将会小得多，实际效果和大众受到的实惠也要小得多，但同时反对方的反弹也会小得多。这样，在兼顾包括特殊利益集团在内的多方利益，只是有所抑制的前提下，这种做法反而有可能持续走下去。这样的做法，这样的操作者，是否就足以把中国这艘航船驶出险滩？这其中颇多不确定性，能够确定的是，如果由薄熙来掌舵，中国本来是可以走出去的。有传言说，薄一生最佩服两个人：秦始皇和毛泽东。这种传言不知真假，但秦、毛、薄三人确实有一共同点，那就是：能够治天下，不能治左右——这或许也是将这种体制运用到极限后的共同点。 虽然“第五代”可能用重庆之方，但薄熙来的处境并不会因此好转，反而注定了更加不能见光。所以，从立案调查并公布“丑闻”的一刻起，薄的命运已经跌到不可能再低的最低点。虽然有关文件还将薄的问题定位于“违纪”，称其“ 对亲属和身边人员教育不力，并对有关办案人员违规处理”，似有将薄、谷切割之意，但这显然只是为安薄之心，试图阻止其铤而走险。调查还在进行，罪名还待罗织，而且这种“网开一面”，对薄熙来这种政治即生命的人毫无意义——他已经不可能更倒霉了，对手其实已经把底牌掀开了。现在，是薄熙来反击的时候了。 从王立军出事后薄熙来的表现看，他显然也是有底牌，并且已做好最坏准备的。本来大家都在棋盘上博弈，现在我被限制了不能落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一个又一个棋子地落下，那么不如干脆一把将棋盘掀了，让大家都玩不成——薄熙来未必有掀翻棋盘的能力，但他或许有把盘中几个人掀下来的本事。但关键在于，薄案的进展较快，缺口打开后，控制和涉及的人员将越来越多，薄安排的放料者，是否还能够或敢于放料，这是个疑问。薄毕竟不是王立军，不是搞刑侦的，据说王安排了 8 个放料者，薄最多安排 3 个。如果薄瓜瓜还在海外，一切都不是问题。以薄瓜瓜的身份，媒体趋之若鹜，正可将爆料的效应放到最大，令“中央”无法回避。但是，薄瓜瓜很可能已经被骗回国。他在海外，“中央”对薄谷下手也会有所顾忌——小孩子此前太顺，肩膀上担不了多少重量。 最后一个问题是：薄案是否还有逆转的希望？当然有，看起来是铁板一块，其实可以导致逆转的节点并不少。只要有突发事件的冲击，就可能激起事态的变化，例如：薄谷开来暴毙。

“重庆事变”之后中国的政局呈现出一种奇诡的局面，“王立军扳动了中国的枪机”，使得中国僵硬的政治格局突然戏剧化起来。首先是故事的主人公薄熙来一路直下，而且整个“薄家庄”也被牵扯了进去。这多少有点让人联想起几千年中国王朝发生的事情。明明是一桩政治事件，骤然间穿插了刑事谋杀。薄案最后的结果如何也许不需过分地管他，但是薄王事件对中国政治格局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

沈泽玮        2009年5月，时任国民党主席的吴伯雄到中国大陆访问，与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会面，吴当面夸薄是“大陆马英九”。 　　如果以中共中央周二晚上11点发布的消息做参照，吴伯雄抛出的“大陆马英九”的生动比喻可能只触及了外表而非核心。马薄两人均长得帅气挺拔，喜欢小秀英语，两人都当过部长，也娶了学法律的太太。但马英九的守法精神恐非薄熙来所能及，马夫人周美青的善心朴实，看来也非薄谷开来所能媲美。 　　“大陆马英九”现在似乎更趋近“大陆陈水扁”。 　　阿扁因贪污腐败被定罪，薄熙来则因“严重违纪”，恐难逃牢狱之灾。扁夫人吴淑珍被指有坐在轮椅上数钞票的习惯，薄太谷开来则被指涉嫌杀死一英国公民。男人出事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因为管不了老婆，到底是谁影响谁、谁害了谁，现在都不好说。 　　61岁的阿扁口才了得，搞宣传包装手法高明，走到哪里都是新闻点。有台湾朋友说，2000年总统选举去听阿扁竞选演讲，情绪不断被撩起，简直像中邪。 　　阿扁玩民粹玩得出神入化，打“爱台湾”牌打得炉火纯青，不断以意识形态绑架深绿。2000年风光上台，2008年落寞下台，因贪腐被判入狱后，最伤的是台湾的独派和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因为阿扁，台独等于贪腐、选择民进党就等于选择贪腐的帽子，永远可以被强扣在独派和民进党头上。 　　62岁的薄熙来作风高调，喜欢彰显个性魅力也善于利用媒体塑造个人形象，走到哪里都是媒体焦点。他在2007年主政重庆后，没多久就独树一帜地展开以操作“唱红、打黑、共富”为主的重庆模式。但这个接近群众运动式的重庆模式也引起改革派忧心，重庆是否要走上文革的回头路？ 　　薄熙来抓对了部分民意的脉搏，他的举措迎合了部分民众对贪污腐败、贫富分化等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为他赢得以民粹主义为基础的支持力量，更使他成为部分左派学者和舆论拥簇的政治代理人。薄熙来出事后，左派气势受到沉重打击。 　　魅力型领袖往往深谙民粹的秘诀。薄扁两人都以操作民粹主义赢得部分民意，但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明显差异是，台湾实行的是民主选举制度，大陆基本上还是人治强过法治。在民主选举中，候选人必须争取民心民意，才能抢得每一个选民背后所代表的每一张票；在人治色彩浓厚的政治体制里、在高度强调团结统一的党文化里，欲挟民意求突进，则可能有反效果。 　　一薄一扁，反映了在一个中国底下，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之间存在两种制度的巨大差异，以及它所体现出来的两种社会面貌。 　　台湾的选举制度确保主政者的表现和操守，定期受到民众监督，避免出现权力腐化和道德堕落的现象。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是第二层把关，只要私德败坏、贪污违法，堂堂总统在下台后也必须接受法律的审判和制裁。 　　台湾政治虽然看来乱糟糟，但社会稳定度相对高，政治权力的交接也能平和进行。在阿扁入狱前后，蓝绿阵营的媒体和舆论虽然每天吵不停，但官方无须一再高举维稳大旗或加大宣传统一思想，社会本身就可对矛盾和争议进行自我调节和平衡。 　　与之对照，中共中央本周二晚上公布“薄熙来事件”的初步调查后，大陆官方不止没有放松对网络舆论的管理，还通过官方平面和电子媒体连日宣传，借访问十几名各地党干部和民众的形式，表达维护党中央的决定，进一步强化全党立场。 　　说到底，没有什么比国家的民主与法治建设更重要。除了促进司法独立，大陆更应加大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对官员的权力监督及深化权力交接的稳定性，才能长久有效地维护社会真正的和谐稳定。 《联合早报》

人民日報13日發表評論員文章，題為《自覺遵守黨紀國法》，全文如下： 「我國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律的尊嚴和權威不容踐踏。不論涉及到誰，只要觸犯法律，都將依法處理，決不姑息。」日前，中共中央對薄熙來同志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公安機關公佈對尼爾·伍德死亡案進行依法複查結果並將犯罪嫌疑人移送司法機關，得到了廣大黨員群眾的衷心擁護，自覺遵守黨紀國法，成為全黨全國人民的普遍共識，凝聚著改革發展穩定的強大力量。 無論是作出依法依紀予以徹底查清的果斷決策，還是貫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則，無論是採取正確有力的各項措施，還是將相關情況及時向社會公佈，中央的處理決定，既是落實從嚴治黨的根本要求，也是維護社會主義法治的必然之舉。同時也充分說明，代表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決不允許有凌駕於黨紀國法之上的「特殊黨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沒有特權、制度約束沒有例外，任何人觸犯法律都將受到嚴肅追究和嚴厲懲處。 國無法不治，民無法不立。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嚴格遵守法律，這是現代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依法治國，是我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證。作為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大力弘揚法治精神，增強全體公民的法律意識，對於穩定社會秩序、維護國家利益、保障公民權利，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當前，我國正處於社會轉型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時期，面對體制轉軌、社會轉型、思想多樣、利益多元的新形勢，只有所有社會成員都自覺遵守法律、維護法律尊嚴，才能維護正常社會秩序、創造良好社會氛圍，才能更好地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也才能談得上實現公平正義、推進社會和諧。 嚴密的組織紀律性，是我們黨的一個鮮明特徵;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嚴守黨的紀律、自覺接受黨的紀律約束，是我們黨的重要優勢，也是黨始終保持先進性的重要保證。對黨員幹部而言，如果說遵守國家法律是基本義務，那麼遵守黨的紀律則是基本要求。遵守國家法律就是時時處處模範踐行國家法律，遵守黨的紀律就是要首先遵守黨的政治紀律，自覺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一致，堅決貫徹中央的決策部署。王立軍事件、尼爾·伍德死亡案件和薄熙來嚴重違紀問題再次警示我們，只有堅決執行黨的紀律、遵守國家法律，立身不忘做人之本、為政不移公僕之心、用權不謀一己之私，在任何情況下都不逾越法律、紀律和道德的底線，切實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才能真正做到清清白白為官、堂堂正正做人、乾乾淨淨幹事。 「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面對複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面對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我們要繼續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有效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圓滿完成「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必須有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必須依靠全體人民的團結奮鬥、開拓進取。不斷增強紀律和法治觀念，自覺遵守黨紀國法，我們才能更好地增強黨和國家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為改革發展穩定營造良好環境，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堅實保障。

 旺报 　　《人民日报》昨天刊登刘晓江上将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长文，有几点值得注意，这是因为在政治局委员薄熙来被扳倒后，一个军方高级将领在党报发表政治性极强的长文，自然是一件极敏感的政治动作，难道不怕犯「枪指挥党」之嫌？ 　　确实，解放军将领的政治性文章应当登在《解放军报》，刘的长文登在党报，因为长久以来，其个人和家庭就是改革开放路线的代表，某种程度上，刘家和老爱整同志、翻脸不认人的薄一波、薄熙来父子，具有高对比性。 　　刘的岳父是反左直至鞠躬尽瘁的前总书记胡耀邦，其父刘西元中将曾任38军政委，1957年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正是胡耀邦。而薄一波当年没少告胡耀邦的状，让其错愕、痛心至死。 　　其次，刘文章中要批的军中「迷惘」者，并不是近来谣传和薄熙来亲近的几个太子党上将，而是被称为「暗流」的谣言。 　　因此，刘晓江这次出手是为保驾护航，效忠才是第一。谈到保驾护航，1980年刘晓江出任刘华清祕书，当时刘华清担任副总长。刘华清在1989年以军委副主席职务为江泽民的改革开放路线保驾护航。 　　在中共中央将崇毛的薄熙来「拨乱反正」后，刘晓江的长文因此是面向全党、全军。 　　至于军中暗流，《解放军报》也承认「不为暗流所动」。「暗流」是什么？据港媒说，在处理薄熙来的关键时期，军队内部有高级干部同情薄，且在过去就明确支持过重庆的做法，军队内外流传着「浏阳河」的说法。 　　在军队指的是总后政委刘源和二砲政委张海阳。既然刘晓江提出几个「坚决」，就表明除了前述二位上将外，再加上常务副总谋长章沁生上将传主张「军队国家化」，「浏阳河」之说自然是谣传了，不应妄议、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