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

薄熙來去職後左派陣營大亂。香港蘋果日報報導，挺薄猛將、曾罵「香港人是狗」的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被指因在薄事件上出賣國家機密被國安扣查。孔昨在微博承認曾被國安約談、拘留五天，原因是他與重慶市委「重慶模式」課題經費糾紛有關，稱已退還項目費用100餘萬人民幣。 左派陣營學者司馬南昨在微博透露，「孔教授進國安絕非因出賣國家機密，只待了五天，現在平安了」。孔慶東則稱：「國安找我談話與朝鮮無關，跟重慶市委『推廣重慶模式』課題經費上一點小小糾紛而已，且本人已退還項目費用100餘萬元，現在很平靜坦蕩。」 兩人微博被廣泛轉貼後，又被刪除，孔反指「有人造謠」；有北京網民指司馬南也被國安約談，司馬南昨指：「我被誰約談了，您在北京居然造謠這麼大膽？」 薄熙來為推銷「重慶模式」，下令當局斥巨資宣傳，包括出書、拍電視片及出錢僱請孔慶東等有影響的左派學者，為重慶唱好。薄熙來下台後，司馬南曾在網上公開挺薄，譏諷溫家寶。孔慶東則公開批中南海對薄罷官是「發動反革命政變」，挺薄不遺餘力。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

震惊中外的王立军事件至今已近一个半月，王本人既失踪又失声，官方提供的只是没头没脑的“性质严重”和“影响恶劣”等等判词。在王形同人间蒸发的同时和背后，是公民人身安全和自由的权利的被藐视，也是与此相关的司法程序在当代中国的弃如敝屣。现在王立军的这个被“黑掉”的命运看来又由他昔日的老板薄熙来分享了。   我常常想，中国文化确实象很多人说的那样，有很强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的表现之一，就是把很当代的事情看作是历史，从而在它们和自己之间建立其一段心理距离，把它们的后果很心安理得地承受下来。这种历史感其实是一种麻醉剂，起到的是淡化，减轻甚至遗忘的效果。当然这种历史感又常常是逆向的：越是离自己的近的，就越强调其“历史”性，例如六四，文革，大饥荒，大跃进，反右，等等；越是离自己远的，越是强调其“现实”性，最突出的是从1840年到1945年的所谓“百年耻辱”。   以王薄为主角的重庆事件很可能再一次强化这种“历史感”。当王立军投奔美领馆的消息传开后，几乎没有人不认为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既然是大事，中央应该也必须很快会对公众作出交代。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人们在等。等到薄也出事了，很多人认为，这一下好了，说明王的问题也搞清楚了，中央很快会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等啊等，等到现在，这样的交代还没有下文。从中国官方媒体的页面上来看，没有一点迹象表明中南海很迫切地想给等得心焦的人民一个交代。与此同时，中国网络空间不乏对官方的嘲弄和幸灾乐祸，中国特有的民间嘲讽文化得到了一次极大的发泄。但是，人们应该认识到，王薄固然被“黑打”了，中南海的洋相也出大了，但中国的公众也再一次遭受了极度的轻蔑和羞辱。在党的“家事”面前，公众的等待是无足轻重的，公众舆论的压力也是可以置之不理的。什么“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你越是关心的事，我越是不会让你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个现代国家的政权对“民意”如此轻藐的吗？   至少在现在看来，如果中南海的政治文化不出现根本性变化，王薄事件的结局非常有可能象无数让中南海觉得难堪和棘手的问题一样，在一段时间的消声和冷处理之后匆匆结案，寥寥数语对外做个交代，从此谁也不准再提，就这样成为“历史”。而中国公众也很可能只能象过去无数次地重复过的那样，无奈地接受这个现实，并在一刹那把它归入“历史”：“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反正就在最近十年间，形形色色的大事和要案出得还少吗？每一次开始时不都是惊天动地，最后不都是不了了之，现在回想起来还不是恍如隔世？   王薄事件不由得让我想起很多年前自己写过的一篇评哈金的小说《等待》的文章，感叹中国人的宿命就是只能“等待”。哈金的那本小说讲述了一对有情人等待了二十年才终成眷属的故事，他们之所以等待了这么久，完全是因为特定制度和文化的束缚。是那个特定的制度和文化把个人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存在，他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愿望被时间碾磨成随风而逝的粉末。文章中这样说：   有心的读者还能在《等待》中读出一层更深刻的涵义，这就是小说主人公二十年的等待实际上浓缩了现代中国人的命运。     为 什么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从十九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开始，中国人就在等待，等待一个叫做慈禧的女人改变她对中国和世界的想法，变得开明一点，宽容一点， 让国家民主，给国人自由。然而，慈禧的所作所为逐渐断绝了人们的希望，但他们又开始了另一种等待，等待慈禧的死亡，希望她的继承人能比她开明和宽容，一直 等到1908年。就这样，一个顽固的老妇人让几亿中国人等待了两代人的时间。我们并不能说慈禧统治下的中国没有进步。相反，中国有了铁路，有了电报，有了 无数新的产业和运输业，大城市的面貌也改观了。然而，这些物质层面的进步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政治和思想的进步，而这种滞后将使得中国付出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动 荡作为代价。     到了二十世纪70年代，很多中国人又开始了等待，等待一个叫毛泽东的共产党皇帝死亡。在70年代中期，很多人都有一种预感：毛 泽东的死亡将会结束一个时代。1976年毛泽东的死亡和四人帮的垮台成全了这种乡愿，中国人有了可以正大光明地讲“四个现代化”的自由，但却没有讲第五个 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的自由。在这一点上，70年代末的中国人比不上1911年在民主的旗帜下推翻独裁的先人。   到了80年代，自由和民主的理想再一次开始在中国传播，于是很多人又开始了等待，等待一个叫邓小平的人改变想法，变得更加“向前看”，让中国融入“国际大循环”，加入民主化的世界潮流。1989年 “六四”之后，他们从等待邓小平改变想法转为等待他告别人世，想当然地以为他的继承人至少会比他开明。就这样，在邓小平退出政坛之后，一个叫江泽民的扬州戏子又让人们等了至少十年。在人们对江泽民不抱希望之后，根据同样的乡愿，他们又开始等待一个叫做胡锦涛的人。一直等到2004年，当听到这个人说要向北 朝鲜和古巴学习、并向知识分子开刀的时候，他们等出一个“胡不如江”的结论。而现在，又有消息说，胡锦涛也在挑选接班人，其中有一个叫李克强，很年轻很能干，说不定到了他那一代接管政权，中国会有大的变化。   在哈金的《等待》中，男女主人公年复一年，在希望和失望的交替中等了二十年，终于等出了头，但他们都已经是人到中年了。他们接受了这个现实，因为这是他们的宿命。每当读到这里，我都会想：难道无尽的等待也是更多的中国人无法逃脱无法改变的宿命吗？   程映虹， 《纵览中国》

 2012年 3月 23日 世界媒体看中国：北京的紧张 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本星期早些时候，北京传出发生政变的谣传。谣传使国际媒体记者们闻风而动忙碌起来。在证实那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谣传之后，国际媒体记者们这几天又进入了另一种忙碌。 他们现在忙的是对他们的观众、听众、读者分析、解说为什么中国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会出现军事政变的谣传，为什么这种谣传会让千百万中国人尖起耳朵倾听小道消息，瞪起眼睛搜索官方禁闻，为什么会让中国最高领导层寝食不安。 *谣言或离谱，紧张很真实* 中国很大，很复杂。中国不但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也拥有错综如蛛网、保密如罐头、偶尔露峥嵘的政治。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前重庆市委薄熙来的突然遭解职及其在公众场合的消失，以及北京政变谣传的出现，充分地展示了中国政治的厚密难测。 如何用七八百或千把字的有限篇幅大致不差地把中国的大致面貌、尤其是把过去一个多星期来跌宕起伏得令人头晕目眩的中国政情对不熟悉中国或中国政治的读者说个清楚，这对全世界最优秀的记者来说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面对这个超严峻的挑战，美国西部大报《 洛杉矶时报 》驻北京记者巴巴拉·德米克在星期四发表的报导中进行了奋力拼搏的尝试。她的报导的题目是，“中国的政变谣传或许荒唐离谱，但紧张的形势却实实在在。”她的报导的头两段是： “上个星期中共一位很有权力的市委书记被解职，其余震依然在摇撼中国。这种余震将一种动荡的成分注入了中国政府先前期望大力展示的政治稳定之中。 “本星期，中国国营媒体报导说，来自司法公安部门的3300名中共党员干部将被送到北京接受意识形态再培训。这一命令本身就够不同寻常的了。但更不同寻常的是，这一官方报导没有提中国主管司法公安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而召集这次培训会的就是政法委。” *中共高层骑虎难下* 德米克在这里要说的是中共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上个星期四被解职之后北京所呈现出来的紧张气氛，但她首先点出了当今中共最高领导班子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公安司法部门总管周永康。 中国太复杂，中国政治太复杂。即使是薄熙来这一件事，说起来也是头绪繁多。在这里，我们只好借用中国传统说书人的传统说法，“花开两朵，各表一支，”先说薄熙来，再说周永康。 却说北京（以及当今中国）目前的紧张气氛的来源是薄熙来被突然解职的事件。薄熙来不就是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吗。就算是他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免去了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北京又有什么好紧张的，中国最高领导层又有什么好紧张的呢？ 显然，这些问题是报导中国新闻的西方记者所不得不面对的又一个挑战，不得不跨越的又一道高坎。在星期五发表的报导中，英国《 金融时报 》驻北京记者吉密欧（Jamil Anderlini）试图通过描写北京的街景，让自己的读者明白中国最高领导层为什么在解除薄熙来职务之后如此紧张。 吉密欧首先讲述了薄熙来在被解职之后立即销声匿迹，他试图到薄熙来在北京的住所探访、采访薄熙来或其家人，结果吃了看守住所的军人或武警不客气的闭门羹。于是，他退而求其次，在薄熙来住所附近试图与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人攀谈： “在被问到他如何看薄熙来住在这样一个大豪宅里、周围却是相对破烂的住房的时候，这位工人说，薄熙来作为一个中共高干，中共元老、毛泽东闹革命时的同事薄一波的儿子，有权住这样的房子。 “他说，‘在重庆他做了不少好事，尤其是打黑。’ “中共所面临的挑战就在这里。在多年来的宣传把薄熙来描绘为一个打击犯罪、不说废话、根红苗正的革命接班人之后，中共如今必须向人们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要被解除职务，而且可能已被拘禁。 “自中国 皇朝 时代以来，尤其是自共产党王朝建立以来，中国政坛时常出现达官贵人今天被捧上天、明天给摔下地的例子。不过，中国已经至少有20年没有见到薄熙来级别的官员遭到如此清洗的事情了。” *中共的震耳欲聋的沉默* 英语里有所谓的“震耳欲聋的沉默”(deafening silence）的说法。薄熙来被解职以及迄今为止的中国政情的发展，给这种所谓的矛盾修饰法（oxymoron）的真实性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证。 在薄熙来被解职（官方的说法是“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一个多星期过后，中国官方还是迟迟没有拿出一个解释，对中国公众说明为什么、以及有什么必要如此不留情面地将他解职。 但是，薄熙来在中国国内的左派和毛派支持者在他被解职消息宣布的第二天抢先提出了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这就是薄熙来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将他如此解职实际上等于是“反革命政变。” 在中国的特殊政治语境中，“反革命政变”这种说法相当于号召中国人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左派和毛派所崇拜的中共已故的领袖毛泽东在1965年明确表示，假如中国发生反革命政变，他期望并向相信中国人民和军队会重新进行武装斗争。 毫无疑问，中国当局负责媒体控制的当局明白这种说法的严重性。因此，给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提供讲坛的网络电视节目据报导被随即叫停。 然而，中共高层对薄熙来为什么被解职一事所保持的震耳欲聋的沉默依然在继续。这种沉默明显地让通常总是跟中共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 环球时报 》感到难受和心慌。 于是，《环球时报》星期四做了一件非同寻常、非同小可的事情，这就是发表了一篇题为“重庆调整后的中国社会理性”的社论，对党中央在关键时刻的长时间失声沉默提出了正面的进谏，间接的批评、直接的抱怨： “实际上全社会都在等待党中央的进一步权威声音。…我们也希望一些结论的形成能更快些。权威声音来得越快，社会就越清晰，公众也越踏实。在一些时候，速度的意义远远超过速度本身。” 显然，《环球时报》认为，中共党中央的动作太慢了，慢得不可理喻，慢得让全社会感到焦急，焦躁，困惑，悬心。 *中共当局的紧张忙碌* 在《环球时报》社论的写手看来，中共党中央的动作或许太慢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共党中央的动作也是飞快的。 日本主要报纸《 朝日新闻 》星期五发表报导说，中共中央在薄熙来被解职的第二天就采取了大行动。该报导的题目是：“中国当局指令加强网络舆论监控，严控重庆事件信息。”报导说： “本报获悉，中共向党内各部门发出6条内部通知，要求对领导层保持忠诚。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事件导致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解职，中共党内发生的动摇和反弹扩散。这一不同寻常的指令是就此而发的。指令还要求加强网络舆论监控。” 《 朝日 新闻》在这里所说的是被泄漏出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5日发出的“ 关于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并滞留事件进行调查评估的通报 。”该通报解释了王立军进入美国总领馆试图寻求庇护的原因（他担心在薄熙来手下有生命危险），并说（中共）中央要求各级（中共）党委和政府要力办六件事情，其中之一是： “牢牢地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各新闻舆论单位要自觉遵守新闻宣传纪律，严格按中央统一口径报导有关消息。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及时封堵和删除造谣、抹黑和煽动性信息。适时释放正面信息。增强网上正面舆论的影响力。要加强监听检查，严防境外反动出版物流入境内。” *“文革”的气氛再降临* 3月13日，在中国人大年会闭幕时的记者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以严厉的措辞不点名地批评了先前被广泛认为大有可能进入下届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从而揭开了接下来一个星期跌宕起伏的中国政治剧的序幕。 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多次提到，要警惕给中国人带来大灾难、大浩劫的“文革”卷土重来。 然而，过去一个星期的事态发展，让经历过“文革”（其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文革”依然有记忆的人恍如重返“文革”氛围之中。 中国的公众和国际媒体又像“文革”时期的中国人一样，开始仔细关注官方新闻当中究竟出现了哪些领导人的名字或画面，哪些领导人没有出现，并由此猜测那些没有出现的领导人是否遇到了政治麻烦，遇到了什么样的、多大的政治麻烦。 薄熙来倒台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公安司法总管周永康如今就受到了中国公众和国际媒体的如此这般的关注。在本届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周永康在薄熙来被解职之前的几天，还高调表示赞扬和支持薄熙来。 *再说周永康* 星期四，中国全国政法宣传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政法部门总管周永康难以解释地没有出席，立即受到中国国内外观察家的注意，因为本星期早些时候，中国有谣传说，被认为是薄熙来亲密盟友的周永康在北京策动了针对中共最高层一些领导人的政变。 中国官方的 新华社 星期五发出电讯说，“周永康致信（全国政法宣传工作会议）对当前政法宣传工作提出要求。”新华社这则电讯出现的时机，导致许多人认为它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反倒暗示周永康很可能出了问题。 在言论出版不自由的中国、有关高层政治的新闻受到严密控制。因此，中国的新闻媒体对这类消息不能进行任何报导。于是，有关的揣测传闻满天飞，在互联网上四处窜，如 “自本周一晚传中南海‘政变’后，周永康一直没有在媒体亮相，而政治局九常委中，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和李长春已相继亮相，另贾庆林、吴邦国、贺国强未现身。” 这样的传闻及其所陈述或暗示的道理非常符合中国国情，但显然也有很多问题，其中包括逻辑问题。例如，贺国强被普遍认为是现今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同盟。贺国强没有亮相说明了什么，只有天知道。

　　从小我就听人说过红旗轿车的坏话。那人是我爸，当年他在驻外使馆工作，说街上绿灯一亮，人家的车“嗖”地去也，咱这红旗，且喘呢，惹得后面的车大唱赞美诗。 　　如今好了，红旗的娘家一汽集团人士说，红旗品牌经过多次更新换代自主创新，从安全性能、静音舒适、系统控制、质量保障等综合性能上，能够满足国内省部级以上官员的乘坐需要。 　　注意这最后一句话，确实有多个信源证实了一汽的说法：省部级领导将要配红旗。 　　为什么领导要坐红旗？因为红旗是自家孩子，是自主品牌。 2009 年国务院《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要求，各级政府和公共机构配备更新公务车，自主品牌所占比例不得低于 50% 。今年 2 月 24 日，工信部就《 2012 年度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征求意见，入围的 25 家车企、 412 款车型，都是自主品牌。 　　这回自主品牌该狂欢了吧？且慢， 2005 年奇瑞就进入了政府采购目录，但实际订单并未大增，官员坐奇瑞的甚少。如果说政令不出中南海，那么，不出工信部就更不稀奇了。 　　眼下大家都说自主品牌好，但自主品牌的茅台却高兴不起来。今年两会上，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说，不要把茅台酒和公款消费必然联系在一起，“至于有的地方说不能上茅台酒，但上一瓶进口的拉菲，会比茅台酒贵得多。” 　　书记说到点子上了：自主品牌的帽子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内容，是钱。 　　其实，领导早就卡住这道关了。 2004 年国管局出台标准，部长级干部用车排气量 3.0 升以下，价格 45 万元以内；一般公务用车排气量 2.0 升以下，价格 25 万元以内。去年 11 月，《细则》下来了，比 2004 年的规定更狠了，一般公务用车排气量不超过 1.8 升，价格不超过 18 万元。 　　那么，正省部级的红旗该多少钱？按照 2004 年的标准， 45 万。但 45 万下得来吗？ 　　红旗轿车是中国高级领导用车，每逢国庆阅兵，红旗都光荣地担任检阅车。 1958 年红旗轿车问世，能享有红旗配车标准的是副主席、副总理、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和最高法院院长及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以上的四副两高领导。但红旗车多靠手工生产，油耗大，成本高，产量低——还有启动慢， 1983 年停产，这 20 多年间，只生产了 1540 辆。 　　如今借着正省部级的东风，一汽集团大干快上，要投资 17.85 亿元，计划在今年年底推出公务轿车红旗 C131 车型， 2013 年实现 3 万辆产能，重振红旗雄风。 　　对此大家应该充满信心。中国人原子弹都能造出来，红旗车当不在话下。只是，红旗 C131 两三千辆的市场，要想收回近 18 亿元的投资，要想把成本控制在 45 万元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据传红旗轿车“是自主品牌，完全由一汽自主研发”。其实，红旗轿车一直在借鉴。 1959 年生产了 10 辆红旗 CA72 轿车，是以 1955 款的克莱斯勒高级轿车为参照。 1990 年代，一汽与外资合作，形成了大红旗和小红旗系列产品。小红旗采用奥迪 100 的底盘和外形，加上克莱斯勒的发动机技术， 1998 年改名为红旗 98 新星。大红旗 CA7460 是一汽与美国福特公司联合开发，使用 4.6L 的 V 形 8 缸福特 462 型发动机， 1998 年 11 月下线。 2009 年红旗盛世上市，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全部来自日本丰田皇冠 12 代，据传 2011 年销量仅两辆。不热烈。 　　红旗确实是自主品牌，但内容真不敢说完全自主研发。至少，红旗的国产化率不会超过桑塔纳。其实桑塔纳倒挺像自主品牌的，就像《国际歌》，挺亲切的。 　　红旗如何完成 45 万成本的任务？当然要扩大产量。但至少在一两年内，红旗必须严格控制在 3000 辆之内，只给正省部级配用，而 3 万辆的产能绝对要保密。这叫惜售，树立品牌。早先官员出行，都有人敲锣举牌开路，诸如“巡抚”、“钦点翰林”之类。如今省了举牌的了，红旗车一亮相，哪的门卫都不敢拦，不是省部级，也是省部级待遇。 　　接下来嘛，悄悄地放开，给钱就能买红旗。有省部级的光环，还怕不热烈吗？还愁没规模吗？ 红旗这是要学拉菲呀，馊主意。据说，中国市场一年消费拉菲数百万瓶，但在法国，拉菲一年的产量仅 20 多万瓶。假拉菲臭了街，还是坐红旗喝茅台吧，都是自主品牌。 来源 : 中国青年报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作者麦克雷伦（A. McLaren）分析表示，中国号称「讲民主」不犯法，薄熙来自己也把民主挂在嘴边，不过他说得太响亮，走民粹路线，结果却功高震主。 薄的行事风格彷彿中国真是民主国家，不过党代表一切，党才是最后的胜利者，中国大陆党营媒体14日帮薄熙来发了政治讣闻。 在西方媒体眼中，中国大陆官场充满难以理解的困惑，西方的民主理论在中南海行不通，「华盛顿邮报」指出，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政治仍充满秘密与晦涩。 华邮指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才在记者会说「中国要迈向经济和政治体系改革，改进领导体系」。隔天薄熙来便垮台，温家宝似乎向全世界宣告现代中国自相矛盾的面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系再度展现秘密运作的本质。 对西方媒体来说，曾任大陆商务部长的薄熙来，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领导开放市场，行事风格充满魅力，是现代化极需的对外人才。但薄熙来在重庆回头唱起红歌，走左派路线，已令人不解，如今遭一夜拔官，对中国政治的问号又多了一个。 西方世界对中南海权斗充满好奇，但看得「雾煞煞」，从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月访美，美国高层忙著「认识」习近平便可知一般。 不过对华府的中国通来说，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事件后，薄熙来下台不过是迟早的事，无需大惊小怪。 至于「北京帮」对「上海帮」，「太子党」斗「权贵派」，「改革派」战「极左路线」等大陆坊间流传的街头巷议，对施行民主制度的西方来说，战局犹如民初军阀割据，是齣难解的戏码。 对于中国大陆官场政治，美国国务院负责处理东亚外交事务的部门向来少做评论，王立军逃至成都美国领事馆要求庇护，在馆外遭大陆公安包围的事件，国务院也只愿证实有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