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

又穿帮了:他们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让你知道

网易新闻中心和广州日报的标题为《奥巴马国情咨文四提中国 坦言个别领域已落后》。 法制网·环球频道和中国新闻网的标题为《奥巴马国情咨文四提中国 认为美国面临竞争危机》。 当然也有一些相对客观的报道,但总体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美国在衰落,连美国总统自己都承认他们面临巨大的危机和挑战,并且在很多领域都被中国赶超。换言之,中国取得的成就已被美国认可。 如果有耐心浏览奥巴马讲话的全文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新浪财经、中国日报网刊登的奥巴马讲话全文,在尾声有这样两段话: “我们不应该对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心存任何幻想。改革学校、改变能源使用方式、减少赤字,这一切都并非易事,这需要时间。我们会围绕一切事情展开争论,这会使难度变得更高,成本、细节、每一个法律条文。 尽管我们民主有时会出现争议、挫败及混乱,但我知道在场的各位都不愿意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人做交换。” 这两段话看上去也没有什么问题,前后衔接无碍。但如果查一下英文原文,就会发现其中大有猫腻儿。几个英文学习网站刊登了奥巴马讲话的全文,与中文版不同的是,在上述两段话中间突然冒出一整段话: “We should have no illusions about the work ahead of us. Reforming our schools, changing the way we use energy, reducing our deficit — none of this will be easy. All of it will take time. And it will be harder because we will argue about everything. The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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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增长乃万恶之源

按照央行既往规律,每月一提准,隔月一加息,端午龙舟赛时分,也到了加息窗口打开之际。但央行却偏偏按兵不动。莫非想顺延到本周末? 不过,正如我们所知,央行在货币政策决议方面基本傀儡一个,加息提准等重大货币政策决策都由温相领导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进行。于是,经常出现一个电话打到小川同志的办公室,央行匆匆忙忙宣布提准或加息的搞笑局面,再加上风传由于政治派系不同,温相与周行长关系疏远,进行经济决策时,谁的话都听得进去,偏偏不理会央行的意见,于是,经常造成央行货币政策打架的尴尬局面: 2011年5月12日,央行宣布于2011年5月18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举将收回流动性约3800亿元。按照一般货币政策调控的逻辑,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有替代央票回笼流动性之效,通常在央票一二级市场利率倒挂,发行受到限制,但又不得不回笼流动性以对冲公开市场到期资金及外汇占款时使用。 可是,5月12日当周,一则发行了三年期央票深锁流动性,利用公开市场完全可以对冲到期资金,二来货币政策所亟需解决的是实际负利率局面,理当加息而非提准,彼时提准虽也可视为央行的履职,但多多少少令货币政策的观察和研究者们看不太明白。紧接着,伴随提准而来的,是货币市场资金面紧张,SHIBOR与质押式国债利率节节走高(当然,从流动性分析来看,货币市场资金面紧张不独因提准的影响,但提准所带来的紧缩预期,无疑是一根搅屎棍,扰乱货币市场秩序)。 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为了缓解货币市场资金面的紧张,5月余下时间段中,央行在公开市场投放了1230亿元——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公开市场货币政策与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打架。基于一月份SHIBOR暴动的经验,央行不可能不知道提准对货币市场的伤害,既然如此,何必先搅屎,再亡羊补牢? 一个可能想到的解释在于,央行只具备公开市场操作的决策权(操作频率高,常规武器),而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则须温相拍板决定,这种政出多门造成了货币政策之间的不协同。另一个政治延宕货币政策调控的例子在于,现在通货烈烈,众人皆诅咒央行2009-2010年投放了过多流动性,且货币政策转向有点为时过晚,而笔者从与央行人士的交流之中了解到,一则央行于四万亿之初即已警示了通胀风险,而被温相无视,二则2010年二季度通胀破3%之时,央行即已递交了加息的报告,但一直未曾获批。 央行果其傀儡哉! 回到端午节加息事宜。端午节为何没有如市场预期般加息,会将利率决策顺延至本周末么?这可以拆分成两个问题,第一,有没有加息的必要性,第二,如果需要加息,是什么延后了加息的步伐。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加息是为了对抗通货膨胀及其预期。从通胀预期来看,由于旱情推高了食品价格,同时翘尾因素回升,各机构对于5月CPI同比预期很高: 同时注意到,受翘尾因素影响(即CPI同比数据中源于上年的涨幅),6月CPI或将较5月继续攀升: 从CPI的走势,以及名义基准利率仍未到达两会期间制定的4%CPI目标的情况来看,加息还未到可以终止之时,仍存在加息的必要性。那么,是什么延宕了加息决议? 2011年5月9日,王岐山在中美第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时曾有这么一番耐人寻味的话语,“ 据彭博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周一表示,经济增长模式在内部达成一致是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王岐山还表示,通货膨胀是目前中国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 ”(参见《 王岐山:经济增长模式在内部达成一致是当前最大挑战 》)。由此来看,高层内部的分歧正是延宕加息决议的关键。 那么,分歧可能是什么? 检视温政府的经济政策,很容易发现,近些年来政府的工作目标都可归结于九个字:保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一如黄益平老师于《 “三难选择” 》所强调的那样,这三个目标并不兼容,“ 保增长、调结构和遏通胀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这意味着,决策者也许需要重新考虑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在这三个目标之间做出新权衡,而关键在于改变调结构与保增长的相对重要性。 ” 由此不难猜度,高层内部的分歧,应集中于保增长与其他两项经济目标之间。保增长,故希望降低紧缩性政策的出台频率,延宕加息决议,保增长,故宁愿牺牲调结构与控通胀的目标。莫非,加息的推迟当真因为温相心中的保增长念头,又蠢蠢欲动? 为何高层的分歧会在这个时点出现? 检视宏观经济数据,如笔者于《 硬着陆,Are U Ready? 》中所分析的一般,2011年4月PPI、PPIRM、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以及PMI均显现出经济减速的迹象,5月PMI进一步下降至52%,延续了此种担忧。宏观经济数据的恶化,劳动力成本与融资成本的上升,迫使决策者考虑经济增长问题,从而动摇了调结构与控通胀的决心,甚至于,如果经济增长出现进一步减速的迹象,为了保增长三字,温相没准再度启用刺激政策,化担忧为流动性? 保增长乃万恶之源! 客观地分析保增长政策。 为何要保增长?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保增长是为了解决失业问题。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解决就业,乃1929年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不二法门。凯恩斯认为,经济陷入停滞的原因是流动性陷阱,即人们更愿意持有货币,而不是消费以及投资,故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通过减税增支(财政政策),和维持低利率环境(货币政策),拉动三驾马车消费C、投资I、以及净出口NX前进,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轻松了解 凯恩斯 与 哈耶克 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不妨观看EconomicStory出品的 Keynes V.S. Hayek Ⅰ:Fear the Boom and Bust 以及 Keynes V.S. Hayek Ⅱ: Fight of the Century )。 可是,对于中国而言,失业问题是经济增速下降造成的吗? 回顾历史,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保持高速,被引以为“中国奇迹”,乃至拔高到“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境地。可即使这样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失业问题也不曾得到很好的解决。“就业难”、“失业大军”、“毕业即失业”的字眼依然充斥着社会,当年的大学扩招,现在的考研考公务员热,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失业?可见,在中国,造成失业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经济增长得不够快,换一个角度阐述,保持了经济的增速,也解决不了失业问题。 保增长解决失业,多多少少有点自欺欺人。 然则,造成失业的原因何在,又该如何解决? 经济增长无法解决失业问题,原因在于经济的增长模式无法吸纳足够多的劳动力,进一步推论是,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保增长,而是调结构。 从生产角度看,调结构的寓意是打破国有企业对上游环节的垄断: 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利润最高的上游环节被几大行业性国企垄断,一般民企则困于下游,为争夺浅薄的利润而拼得头破血流(参见《 国家电网帝国 》)。这种利润分配不均的根源,并非在于技术,而是行政准入门槛,以及国企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经济学原理中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垄断性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有限,它总是倾向于以少量的劳动力制造稀缺的商品,通过抬高价格,将消费者福利据为己有,同时造成社会福利损失。 一组公开的数据是,央行6月1日发布的《 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主报告 》中提及,“ 2010 年,全国各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个数、从业人员稳步增加,资产规模增长较快。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共计19.5 万个,从业人员308 万人,分别比上年增加0.6 万个和20.7 万人;资产总额88.8 万亿元,同比增长19.9% 。 ” 从这组数据中不难计算得出,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人均资本 2883 万元,2010 年19.9% 的银行业资产同比增长吸纳了7.2% (=20.7/ (308-20.7 )×100% )同比增长的劳动力 。 垄断型国企无法创造出更多的就业,但在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因政治原因偏向国企,加剧了民企的生存困境(参见《 价低量少 投资饥渴症与中国宏观经济 》),反而抑制了创造就业能力更强的民营经济。而当意图解决失业问题的经济刺激政策,如四万亿出台时,资源又多流向国有部门如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部门(参见《 发改委公布4万亿投向构成及中央投资项目进展 》),进一步对民间资本形成 挤出效应 ,国进民退。 事实上,打破垄断,解决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存之道,即使在中央政府层面,也有定论。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发布 《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又称新36条) ,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领域。但是,在国有垄断壁垒森严,国有资本实力雄厚的情况下,若不对国企进行进一步改革,削弱国有资本力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领域都只有死路一条。故新36条颁布一年多来,民间资本未见其动,处境愈发恶劣了。 从支出角度看,调结构的寓意是改变三驾马车在国民经济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由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向内需推动型经济增长转型。 这一点,从2010年的数据可略见一斑(参见《 价低量少 投资饥渴症与中国宏观经济 》): 投资占比过重,消费不足,带来的结果无非两项,浪费(不正常的折旧与重置投资,前者如豆腐渣,后者如再建一个豆腐渣),以及产能的扩大。产能扩大后,需要寻找产品的销售地,当国内消费能力明显不足时,只能销往国外,形成顺差,进而造成外汇占款涌入与输入型通货膨胀。 而从创造就业的能力来看,投资所带动的部门明显比不上消费所带动的部门(一般而言,投资所带动的部门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消费所带动的部门资本有机构成较低,这也就意味着,同样的资本投入,消费所带动的部门能够容纳更多的劳动力)。但依中国国情而论,一旦陷入到“保增长解决失业问题”的思维定势之中,政府所能倚靠的工具,恰恰是对就业不那么亲和的投资。 由此来看,保增长解决不了失业问题,解决失业,必须要调结构 (当然,调结构的内容并非文中所述如此抽象简略,还包括由粗放式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型,建设节约型社会,降低对外依存度等)。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继续保增长? 黄益平老师于《 “三难选择” 》中指出,“ 还有一个政府从未公开表述,却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动机,就是 GDP 增长实际是考察各级政府工作成绩的最重要的经济指标。清华大学教授李宏斌研究发现,改革30 多年来,省委书记和省长能否得到升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任期内当地GDP 的增长速度。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央只是根据这个指标作出人事任命决定的,但是GDP 指标在各级政府考核中的重要性是公开的秘密。 ” 更进一步地,与民主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极权国家,权力的分配自上而下,官员的选拔与任免权掌握在上级。为了相对有效率地从竞争者之中选拔官员,需要建立一套可供量化的绩效考核体系。在所有的指标之中,地方GDP成为了重要的依据之一。 由此来看,保增长不仅仅是个经济议题,更重要地,它以政治议题的身份出现在中国这个特定舞台之上。再加上打破国有企业对上游环节的垄断,以及利率、汇率、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等,行至今日,已更多地是一项政治改革,在一党专政,强调党对各种资源的控制权的背景下,几无成功的道理( 打破国有企业对上游环节的垄断,意味着削国资委的权力;利率市场化改革,需要打破国有商业银行对银行业的垄断,允许私人银行存在;汇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则必须承受人民币升值的后果,削弱商务部的权力;而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则需打破国企对资源行业的垄断,引入竞争,同时也意味着发改委职能丧失,按理当裁撤 )。 为何温相2010年以来屡屡强调政治改革是保障经济改革成果不致流失的唯一道路?以上的问题想必他也心里有数,只是,个人能力和魄力有限,其身也算不上光明正大,再加上高层中无人应和…… 保增长乃万恶之源,但迫于体制,又不得不保增长。中国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这问题,那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一个问题。 对政府不抱幻想,但对时代有信心。 最后,假使温相看着惨淡的经济数据,忍不住了,孤注一掷继续保增长?恐怕,增长还没保到,房价却会疯狂的报复性反弹,一飞冲天吧!这不就是自扇么?   Related content: 硬着陆,Are U Ready? 货币投放回归常态 须谨防顺周期效应 价低量少 投资饥渴症与中国宏观经济 CPI与上月持平 拐点还是驻点,会加息吗? 不悲不喜 3月CPI及未来行情研判 Better Related Posts Plu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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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我们脱离凶恶

2008年的时候,在一次访谈中陈丹青曾说过一句话,一直于我心有戚戚。他说:“此刻的中国是一个充满剧情的时代。”就在陈丹青说出这话的同一年,中国倾举国之力举办了有史力来最奢华的奥运会;两年之后,她的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奇迹”、“中国模式”等词语开始被人们广泛谈论。表面上看,她似乎繁荣昌盛、光鲜动人,可只有生活在其中的人才知道,在这荣耀的背后隐藏了多少看不见的画面,湮没了多少听不见的声音。大二时起,我开始对抽象的宏大叙事感到无比厌烦,并热切的渴望用自己的双眼、双耳、双脚去感知这个被称为祖国的地方。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了甘小二和他的《举自尘土》。 从刚知道这部电影时起,我便将它放上了“最想看的电影”的列表,一是因为它讲述的是这个国家中最普通的一群小人物的故事;二是因为这几乎是第一部以中国基督徒——这个和我有同样信仰的一群人为主角的电影。可惜这部电影从未公映,只在各个影展中播放,所以一直没有机会观赏。阴差阳错,没想到竟然在香港求学期间偶然看了这部电影。 电影的故事很简单,可以说就是一个河南农村基督徒妇女的生活速写:丈夫因职业而患矽肺,经济拮据之下只能在村里的诊所输液等死;女儿的学习非常出色,却因交不起学费而被勒令退学;而女主角小丽只能靠起早贪黑的做蜂窝煤和昧着良心为村里公认的坏人陈顺军运砖来赚取微薄的收入,以支撑丈夫的生命和女儿的学业。生活的重负让这个还算年轻的妇女透不过一口气,整部电影里除了必要的应和,她几乎一言不发。在中国,这似乎是一幕再普通不过的悲剧故事。对于农民,这个1949年以来被掠夺的最干净、牺牲的最彻底的群体中的大部分人来说,生活本身就成为一场无止尽咒诅,充满了苦难、无奈和绝望。在这样的处境下,基督信仰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小丽的信仰很虔诚,她背负着生活的重担,却仍坚持去教会练唱;面对每餐相同的稀饭馒头,却仍不停祷告谢饭;在陪伴久卧病床的丈夫时她坚持带着圣经去读经、祷告……可最终她的女儿却因拖欠学费被勒令退学,她的丈夫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被终止治疗,而她也不得不在丈夫的终止治疗同意书上签字,用自己的双手结束了丈夫的生命。 卡尔•马克思曾说过这样一句人人皆知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后来成为了大多数中国人对宗教的看法并被写进了中学的《思想政治》教科书。我们在十五六岁的懵懂年纪便被教导宗教除了能让人在苦难中自我麻醉之外不能带来任何其他改变。小丽的故事似乎成为了对这句话的最佳诠释,就算你的信仰再敬虔,苦难仍是苦难,荒凉依旧荒凉。主耶稣不能让帮你的女儿缴清学费,主耶稣也不能让你的丈夫起死回生。那么,信仰的意义何在? 这个反问似乎掷地有声,但信仰带来的改变却常常与我们原本的期望大相径庭,就像耶稣的来到并没有给犹太人带来一场复国运动,而给是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了一个新的生命。门徒们在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后的心灰意冷,便是我们此刻的伤心绝望。我们以为对小丽来说救赎就是丈夫身体健康、全家奔向小康,可耶稣却说救赎就是“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分享我的生命”。 小丽的生活中充满了太多艰辛和无奈,如果非得在其中找些明亮之处,便都与教会有关:在丈夫卧病在床时弟兄姊妹们的代祷和探望;在女儿辍学之际弟兄姊妹的奉献和帮助;甚至连丈夫去世后的葬礼,也因为坟前的那场证道而显得平安。在令人绝望的生活面前,许多人都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但小丽却没有选择沉沦。整部电影中,我不曾看到她流露出对生活的埋怨或是绝望,只是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做着各种各样能使生活变得稍好一点的事情。生活给予了她最沉重的负担:重病的丈夫、幼小的女儿和赤贫的家庭。可在她的身上,我分明又看到了人性中最闪亮的东西:信心、盼望和爱。 电影的结尾,小丽用弟兄姊妹的奉献缴清了拖欠的学费,女儿终于可以重返校园。晚饭的时候,小丽和女儿坐在饭桌前,唱起了那首谢饭歌:“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Jesus, for the food, for the food. Thank you for your blessing, Thank you for your blessing. Amen, Amen!”歌声中听不到恐惧和担忧,让人感到的只是母女俩的感恩和上帝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 用导演甘小二的话说,这便是“肉体的战栗和灵魂的平安”。英文中词典对“救赎”(Redemption)的是这么定义的:“the state of being made free from the power of evil.”我恍然大悟,原来救赎的含义,便是主祷文中那句“救我们脱离凶恶”,而“灵魂的平安”便是救赎的果效:即使身在无尽黑夜之中,眼里却看见光明;即便身处死荫幽谷,心中却充满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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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周刊:来自中国一文不值的股票 | 华尔街见闻

德克萨斯州的退休人士John Bird发现一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存在造假行为,他的研究引发了一波做空中国公司的热潮。   作者Dune Lawrence   2009年4月的一个夏天,John Bird在德州奥斯汀的办公室的电脑上搜索信息,想知道一家6500英里之外的中国公司是否在讲实话。   62岁的Bird 发现,一家名为 “ 中国天一医药 ” ( CSKI )的公司,主要经营 “ 磁化 ” 痔疮软膏和减肥药,年报中显示每七天出售一次库存。   Bird 的第一笔业务开始于 1970 年代,他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经营一条拥有 9 家电影院的院线。当时,观众吃的爆米花和糖果每 3 天进一次货,但杯子等物品的供应却是以数月为周期。平均的周转周期为 8-10 天。但 Bird 的研究发现,天一医药的运转周期本应该比 7 天更长。因为包装用的硬纸板和胶水是整批买入,只是一点点的随着订单消耗。     “ 他们的库存消耗竟比一个炸面圈店还要快, ” Bird 评价道, “ 就好像有人告诉你他开车以 600 公里 的时速在你面前经过一样,简直是天方夜谭。 ”   Bird 表示,不止一家中国公司在资金上超速运转,天一医药只是其中之一。他列出了 350 家中国公司的名单。这些公司从 2004 年以来,通过反向并购(借壳上市),借助快倒闭的在美国公开上市的壳公司获得控股权。   持有这些借壳上市公司股票的,主要是一些面向散户投资者的基金,包括奥本海默的小盘基金和 PGJ等 ,并在大量小盘指数基金的追捧下一路走高。   一家加州新港滩的投资银行罗斯资本( Roth Capital Partners ),是众多为中国公司募资的机构中最活跃的,最近对中国借壳上市市场进行了评估。他们列出了了 94 家市场资本在 5000 亿至 10 亿美元之间,平均日交易量至少 5 万股的中国公司,他们的股票总市值高达 200 亿美元。   一家公司的说法可以违反基本的商业逻辑,愤怒的Bird在一番研究后发现, 很多所谓的中国奇迹 ,只是一场 “ 赤裸裸的 ” 欺骗。   同时,Bird的研究吸引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审计公司的关注,据最近一些媒体报道,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也开始关注这一市场的漏洞和监管上的缺陷。   虽然这些股票在美国市场交易,要遵守美国规则,但这些公司的资产和主管大多在中国。他们按自己的方式运营,让伤害方和 SEC 感到无力。   Bird 说,现在才刚刚开始,“这个东西最后必然会破灭。每一个反向并购的公司都是欺诈。” Bird 没有开始专门打击中国股,但他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   Bird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大陆,只在1959年去过香港。他通过Manuel P.Asensio的网站做空中国公司。Asensio2006年曾因拒绝与一个对误导性研究报告的调查合作而被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禁止从事经纪业务,现为财务顾问。他的网站常发布卖空的消息,他们于2009年4月报道了天一医药,质疑公司的历史和频繁更换审计员,并刊载了Bird的调查。   Bird发现,天一医药是彗星技术和美国加州制药集团的合资公司。彗星技术是一家“空头公司”,在内华达州注册,唯一的业务是收购了一家有前途的企业。美国加州制药集团由哈尔滨天地仁医药科技公司持股。哈尔滨天地仁公司从1994年开始在生产非处方药。天一医药的股价2006年底为8美元,2007年上升75%达14美元。因为公司承诺要进军高端市场,完成祛疣喷雾到基因重组技术的转型。当然,股价上升也可能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良好预期。2008年天一医药从场外交易公告牌移师美国证券交易所,进而进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Bird翻阅了哈尔滨天地仁公司在英国、印度和中国供应商的信用报告,发现报告的数据分别符合三国规定,但却不符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经过两个多月的邮件和电话联系,Bird联系到了信用报告出具机构青岛联信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Terry女士,并获得了相关文件。文件来自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SAIC),对Bird和他的追随者而言,这些文件就像是“给一个临终病人照X光”。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是中国政府对市场的指导、监管和执法机构。文件显示,作为天一医药的母公司,哈尔滨天地仁制药2008年的销售额为693万元,按照当年汇率相当于100万美元。但在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报告中,天一公司称2008年的销售额为9180万美元,其中天地仁公司占65%,即5970万美元。Bird想通过报告追踪天一医药的客户和供应商,但文件显示由于公司规模太小,没有记录公司的订单和库存清单。   2009年8月,Bird开始慎重下注。他登陆自己的账户,在以15.7美元的价格卖空3万股。   Bird将他搜集的证据发给美国证交会,天一医药和天一医药的审计公司——新泽西州克兰福德的摩尔史蒂芬公司(现名MSPC会计师事务所)。Bird称,洛杉矶证交会的官员Junling Ma和Nasdaq的一名执法官都打电话向他询问了SAIC文件的事情。他同时在Seeking Alpha网站和Yahoo财经发表了相关资料。但所有这些在一开始并没有对天一医药产生任何影响,天一的股价仍随着其他的中国股票一路走高。   但Bird通过SAIC对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调查还是引起了一些投资者的注意。一些人开始失望,这种情绪开始蔓延,一些做空者开始跟进,如洛杉矶Citron Research的Andrew Left,香港的Muddy Waters Research和在纽约经营一家小对冲基金Kerrisdale Capital的29岁耶鲁毕业生Sahm Adrangi。   在美国借壳上市要比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要容易,因为在中国,公司将会面临漫长的审批和很高的盈利要求。面向新兴企业的创业板,2009年10月才出现。香港创业板上市同样困难重重,最小现金流和预期市值都有严格要求。   洛杉矶一家专注于中国公司的投资关系公司CCG称,相比之下,在美国借壳上市只需要三个月时间和一百万美元的手续费。根据DealFlow媒体的1月6日的数据,2010年有78家中国企业成功在美国借壳上市,在2004-2009年间这样的企业共有294家。   美国东部集团的Charles Hung Jr.称,天一医药上市的花费在60万至80万美元。天一的上市由这家位于洛杉矶的投资公司一手操办。Hung和他父亲曾在天一医药参观一个多礼拜,看了货架上的商品和公司的管理状况。公司CEO刘彦青有医药市场推广和新闻业背景,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获清华大学EMBA学位。   从本世纪出开始,Hung父子先后参与了四家中国公司的借壳上市。其中有三家公司(包括天一医药)都与犹他州商人Jack M.Gertino有联系的公司合并。Gertino长期投资房地产行业和从事轿车调试特许权经营。他获得了天一药业163581股股份,并允许获得更多份额,以及合并后两年内“财务和管理计划”的顾问协议。Gertino说在天一医药之前他已经做过十几单类似的生意。Gerinno曾到天一医药去过两次,他评价说这是一家“非常棒”的公司。    Hung父子还为天一医药和E-Fang会计事务所牵线搭桥。E-Fang是加利福尼亚州一家由两个合伙人组成的公司,从事美国财务审计工作有两年时间。Hung回忆说E-Fang公司办事“非常周密”。2008年12月, E-Fang公司因为重大失误和违反职业标准被加州会计委员会吊销执照30天,并处以3年的观察期。但委员会没有透露惩罚的具体原因。Hung表示,今后如果没有经过前十大会计事务所的审计,他绝不再接收借壳上市案件。   其他从事这一业务的人还有Benjamin Wey,他创造了一个职业专门负责介绍中国公司到美国纳斯达克等交易所上市。Wey出生在中国,总是乐衷于讲述自己如何在1992年揣着仅有的62美元来到美国,如何一边在中餐馆做兼职厨师,一边在俄克拉荷马浸会大学求学的峥嵘岁月。如今,他在华尔街办公,在中国有60名雇员,在争着与他合作的众多公司中,他只挑选1%作为合作伙伴。   Wey说他的客户们并不想坐以待毙。在美国,组织一次成熟的公开募股既昂贵又困难,这部分是因为银行并不愿意为小公司担保。他说“这些公司之所以要借壳上市并不是因为其好或者不好,而是因为别无选择。”   在曼哈顿38楼的会议室里,Wey描述了交易的流程:首先从他的公司,美国纽约国际集团,募集私人资金在纳斯达克等交易所借壳上市,一旦公司有了足够的信誉就进行更大数额的二次募股。他通常会安排九个中国本土员工帮助公司安全度过在上市前7到11个月的监察期。“有很多陷阱,要小心避免。”他评论道。   2007年的时候,美国证券交易所除牌了一家Wey帮助借壳上市的一家肥料公司,Bodisen生物科技,因为纽约邮报等媒体报道该公司有关高管持股和向Wey的公司支付报酬的信息披露既不完整又不准确。俄克拉荷马证券部2005年也指责Wey没有披露他与一些公司的咨询关系以及在他卖掉股票却没有告知股民们存在风险。Wey同意不再在不承认指控的州从事证券业务。   Waldomushman.com上的公布消息数周之后,天一医药承认其SAIC和SEC的报告中存在“重大差别”,但他们向投资者保证他们向美方提交的报告的真实性。至11月,天一医药的股票从15美元跌至12美元,然后开始爬升。Bird对此非常失望。    “我公布SAIC的文件是希望让公众警醒,但收效甚微。”Bird说,“所以我想,应该采取进一步行动。”Bird在哈尔滨雇佣了一名私人侦探,以每小时59美元的报酬让其拍下天一医药的设施,调查其土地记录。他希望能发现天一违法的证据,但事与愿违。他又开始研究天一医药的专利。天一公司的七个专利2007年价值160万美元,2008年升值1510万美元。2009年12月28日,天一的股票涨至24.25美元,比08年上涨42%。    这意味着Bird需要用现金来弥补他的损失,因为券商们需要一个缓冲或保证金来确保短期销售能够得到解决。股市上涨的时候,Bird正和妻子在新西兰,因为时差问题,他们不得不每晚交易至3-4点弥补保证金。 他回到家时已经筋疲力尽,损失近9万美元。他没有努力减少自己的损失,而在三月份一纸诉状将天一公司的审计单位MSPC告上法院,控告其在审计工作中没有发现天一医药在财务称述中的明显错误。Bird没有直接诉讼天一医药,因为天一的公司资产在中国。“我肺都气炸了,我这人很固执。”他说。MSPC审计部门负责人Michail G.Mullen拒绝对正在进行的诉讼进行评论。MSPC负责中国相关工作的合伙人Richard J.Montalbano透露,MSPC审计了3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和一些想上市的公司。MSPC在业内还存在其他问题。2009年4月,SEC下辖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公布的调查报告中指出MSPC存在明显的“审计失误”,报告称MSPC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发行方的财务报告。   至2010年5月,另外一些看空者开始出现。他们和Bird一样,手持SAIC的文件。底特律的会计师Steven R.Chapski,在Seek Alpha网站上公布了自己对另一家公司,电缆制造商利华国际的2009年SAIC文件和SEC文件的分析,他同时引用了天一医药的案例。作为回应,利华国际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开了2009年SAIC的文件和SEC文件的调解。但Chapski继续质问:“我至今没有听到任何人告诉我我的想法为什么不对。”   6月,由Kerrisdale Capital的Adrangi匿名运行的博客类网站Chinesecompanyanalyst.com,指责中国海洋食品集团伪造SEC的财务报告。网站引用SAIC的文件显示,公司2008年的收入比向美方报告的要少85%。Adrangi还质疑中国海洋食品集团2010年1月斥资2780万美元收购石狮香河食品科技,他指出香河公司2009年购买专有藻类饮料配方时,配方的价值只有8776美元。中国海洋的股票6月下跌了30%。公司称其2009年的SAIC文件与SEC文件是一致的。   11月,Adrangi又将矛头指向中国教育联盟,一家网络教育公司。8月份和公司主管会面之后,他委托朋友查阅了公司网站。果然发现问题,于是Adrangi开始追随Bird的步伐。“是Bird开启了这个先河,”他说,“因为他,大家都去查看SAIC的文件。”   Adrangi获取了中国教育联盟的SAIC文件,并赴实地考察商店的产品和培训中心。这些指控似曾相识。SAIC文件显示2008年的网络教育收入不到100万美元,而提交SEC的文件中却写着1600万美元。公司六年里更换了4名审计员,相对于其他竞争者财务指标变化频繁。Adrangi的报告11月29日发布,两天内中国教育联盟的股票猛跌39%。这让他的基金当月获得30%的利润。2010年,中国教育联盟的股票下跌59%,但他们否认Kerrisdale报告中的所有指控,推出股票回购计划,并向SEC出示了银行结余的文件。   2010年6月,香港研究机构Muddy Waters开始向东方纸业(ONP)发难。东方纸业是河北保定一家造纸商,2009年股票上涨了24%至10.48美元。Muddy Waters的Carson C.Block是一个律师,在上海建立了Love Box Self Storage为其父亲的公司W.A.B.投资公司提供咨询服务。W.A.B.致力于推进小公司投资。   Muddy Waters在6月18日的报告中说,东方纸业的“目的是筹集并侵吞数以亿计的资金。”报告指控东方纸业将2008年的收入夸大27倍,2009年的收入扩大40倍。东方纸业否认了指控,但其股票却在报告发布的四个交易日内狂跌40个百分点。8月份他们宣布邀请Loeb&Loeb法律公司协助独立调查后,股票有所反弹但随即下跌。   11月,审计委员会公布了总结报告,反驳了Muddy Waters的指控(包括SAIC和SEC的不匹配),但没有将调查内容完全公开。   东方纸业审计委员会的主席Drew Bernstein表示,卖空者只是利用了美国投资者的疏忽和中国公司高管的缺乏经验。“这些中国的高管们在获得美元的时候,并不完全了解他们行为的义务和责任。再加上许多美国投资者甚至‘无法在地图上找到中国’,就形成了卖空者们的一场完美风暴。”   和许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一样,东方纸业由Roth Capital包销。就卖空的问题,Roth澄清道:“中方和美方文件之间的差别并不构成错误或欺诈,这些数据只是更大范围调查的一个方面而已。”   Roth由来自艾奥瓦的三兄弟经营,从2003年开始帮助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至今该业务已占其业务量的24%,筹集资金共31亿美元。Roth去年的年度增长会议吸引了1000多家机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和350家公司进行接洽,其中包括100家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   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Roth为中国绿色农业、哈尔滨电力、中国天然气、中国抗生素、万德汽车技术、东方纸业等企业管理股票销售。这些企业都受到了类似的质疑和指控,如中方和美方文件不符,超额收购和选择小审计公司等。但相关监管部门还没有对这些公司采取行动。   Roth公司的CEO兼董事长Byron Roth说,卖空行为还在继续。确实有不少中国公司存在欺诈行为,但大多数还是还是值得投资的。“美国增长率超过20%的企业可不多,你不能一棒子打死所有企业。”他提到,“罗斯公司也开始审查SAIC的文件了。”   2010年8月,Bird从对MSPC的诉讼中得知SEC正在对天一医药进行调查。他立即在雅虎的聊天室主持了一场关于天一医药的讨论。8月,天一医药发布二季度报告,称SEC开始立案调查其审计工作。   7月12日,PCAOB发出审计警告,指出一些美国会计师既不到中国实地考察,又不参考当地审计助理就轻易发表意见。警告列举的公司无一例外全部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一份2010年3月31日结束,长达27个月的调查显示,至少有40家美国小审计公司参与了这些中国公司的审计工作,这些审计公司往往合伙人不足5人和专业员工不足10人。PCAOB的副审计长说“如果你投资的公司所有的运营都在中国境内,那么你必须问一问公司审计的质量。”   PCAOB执法调查部主任透露,PCAOB已经启动对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调查,并与SEC展开合作。“如果有美国公司审计中国境内注册或运营的公司,我们的调查员将保持持续关注。”   2010年春季到夏季,Bird开始加大对天一医药的下注,并减持东方纸业、中国抗生素、中国海洋食品、中国天然气和中国媒体快报等公司的股票。   9月,天一医药下调了其2010年年收入的预期,从1.6亿至1.64亿美元下降至1.28亿至1.36亿美元。消息宣布后第一个交易日,天一医药的股票下跌31%。John Bird从中获利1百万美元。   不久,其它的赌注开始应验。11月,Muddy Water发布关于里绿诺国际(Rino International)的报告,他指控这家污染控制设备生产商伪造客户关系,夸大2009年收入达17倍之多。几天后,绿诺承认它的一些合同并不存在。绿诺的股价2010年暴跌85%。   投资者还开始甩卖由绿诺的审计方Frazer Frost公司审计的其他公司的股票,如哈尔滨电力,该公司股票随即下跌15%。哈尔滨电力也在Bird的卖空名单里。   数天后,企业治理研究公司Audit intergrity,告诉投资者警惕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Audit Intergrity评估过近2万家公司,其系统用100多项会计和治理指标为公司打分,如果公司排名靠后,很有可能说明他们只是玩弄数据而已。Audit Intergrity公司的董事长James A.Kaplan说:“我关注这点已经一年多了,但由于这些公司是中国品牌一直被长期忽视。中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如果这是一家中国公司,那么它一定很棒,能赚很多钱。”   Kaplan在12月3日的报告中写道,“在审计的时候,投资者往往被这些公司“中国外衣”蒙蔽了双眼。很多股票事实上一文不值。”   尽管如此,仍不乏笃信者。孟菲斯Pope Asset Management的Bill Wells是天一医药和其他借壳上市公司的主要投资者,他依然力挺中国公司:“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增长强劲”。Wells的公司管理着6.5亿的资产,从2005年中国大盘股走高以来一直购买借壳上市公司的股票,他说:“如果这些企业能克服公司治理问题,那么喜人的涨势和丰厚的汇报非常有吸引力。”SEC文件显示,截至2010年6月30日,Pope Asset持有天一医药1040224股股票。九月末,公司仍持有723647股。   奥布韦斯中国机会基金管理着3亿美元资产,但只有不到5%的资产投入了借壳上市的企业。该基金资深分析师Jeff Pappy同样保持谨慎的乐观:“现在,大家因为欺诈问题普遍不看好这些公司,但总有些独具慧眼的人能看出其中的机遇。我们要么再也看不到这样的中国企业,要么他们的估值已经到了底部。”   刚过去的圣诞节里,Bird没有再到新西兰去度假,而是一边在夏威夷的海滩聆听曼妙的海浪声,一边接连不断地收到那些他卖空的股票的好消息。天一公司的股票2010年缩水69%。Bird从他赚到的100多万美元中拿出50万进行抗癌症药物的研究。他对天一公司审计员的诉讼仍在审理中。Bird手上仍卖空了175000股中国公司的股票,他希望下一个好消息会来自美国证交会(SEC)。但对Bird的两项请求,证交会并没有回应,并拒绝予以评论。    “整个事件并不复杂。天一医药是个骗子公司,它费尽心机只为了尽可能多的捞到钱。”Bird评价说,“但只有当公司快要破产,他们的罪行暴露了,SEC正在调查。”令Bird不解地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其他投资者却看不出来:“每分钟都有蠢货愿意排着队把他们的钱扔进这个‘终身难得的机会’,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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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们为什么要建三峡?

刘桂明按语:     长江中下游触目惊心的旱情,又一次将三峡工程的争议纳入了国人的视线。     其实,三峡工程从其列项开始,就一直处于争议之中。只是因为领导的一意孤行,终于搁置了所有的争议并将其作为重大政绩工程正式上马。     现在涌现出来的各种争议,多是似乎带有讨伐与追究之意。但是,从民主与法制的视角来看,如果真要追究什么人的什么责任,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再说,即使三峡工程有误,现在也无法去炸毁它。所以,更重要的是,要反思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程序性。      博主妄加猜测,如果当年动议的三峡省正式设立,今天会是什么样呢?或许作为省会城市的宜昌将比现在繁华与发达。好在最终的结果是三峡省并没有如愿诞生,应运而生的却是开始并未考虑的重庆直辖市。                  三峡是个好大坝                                            作者 韩寒 最近三峡大坝广受争议,很多人士认为三峡工程忧虑颇多,例举出了比如容易引发地震,容易生态失衡,容易引发旱灾等一系列问题,并且引用黄万里先生说过的三峡大坝迟早要被炸掉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我作为三峡大坝的拥护者,认为这些都是杞人忧天,三峡大坝不光利大于弊,而且有百利而无一弊。   众所周知,三峡工程的上马有颇多周折,甚至在人民代表赞成大会上都出现了几百票的反对和弃权票,这的确是百年一遇。但是,这些都没有阻挡三峡工程的上马。江中有大坝,海里有航母,这一公一母,一爸一妈,无疑是中国国力强盛的象征。在此,我将一一反驳那些反对的声音。   反对派认为,三峡大坝建成以后,上下游的生态会失衡,我认为在三峡大坝建成以前,生态已经失衡了,所以这个反对意见不成立。   反对派认为,三峡大坝建成以后,成为一个重大的显眼的军事目标,一旦敌人对三峡大坝实施打击,能源供应和下游人民都会遭殃。我认为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的非常圆满,我们在下游的城市里布置了大量类似富士康之类的企业,一旦三峡决堤,城市被淹,全世界都将无法享用到中国廉价劳动力带来的恩惠,最关键的是,美帝将无法生产苹果手机,光这一点,外敌就不敢对三峡大坝发动攻击。   反对派认为,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将引发地震。首先这些都是推论,无法证实,其次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汶川地震都是由三峡大坝引起的,我们看汶川地震三周年,晚会都叫中国奇迹,而地震对我们来说不存在反思,全是各种伟大的胜利。把逻辑关系捋顺了以后就可以总结出:三峡大坝引发中国奇迹,完成伟大胜利,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好的事么?   反对派认为,三峡大坝建成以后,会引发旱灾。今年,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水面只有往年的十分之一,很多人对此颇为担忧,觉得江西省政府一定很头疼。其实你们不懂,地方财政主要依靠土地买卖,湖面又不能卖,所以我觉得江西省应该把握机会,在鄱阳湖的湖口修建一个大坝,连那十分之一的水都不要剩下,这样,江西政府将瞬间多出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供买卖,而卖点自然是鄱阳湖的遗址,平原上的盆地,万水之源,聚宝之盆,开启您的财富生活。再请一个当年力保三峡工程的老人,在鄱阳湖遗址上画一个圈,建立一个经济特区,那又是一段佳话,而且对内陆经济的推动绝对是不可估量。   有些人利用三峡大坝攻击一些领导人,说他们的想法是“我死后,哪怕他洪水滔天”,我想告诉这些别有用心的人,领导们恰恰和你们想的相反,领导就是因为害怕死后洪水滔天,所以才力主修建了三峡大坝,这样他死后,最多上游滔天。只要下游不滔天,虾米总是有得吃。所以,这一条也是站不住脚的。   综上所诉,三峡大坝,百利无弊,谁还有什么反对意见么?         你绝对没有想到的三峡工程:无法挽救的严重负面影响(转)   第一∶三峡大坝蓄水之后,清水下泄,造成大坝下游长江干堤发生严重崩岸。        2004年冬,荆江长江干堤发生多处崩岸。2006年春传来岳阳长江干堤发生严重崩岸的消息,湖南省水利厅负责人紧急赴京向水利部和国家防总汇报险情。一千多年来,长江干堤保护着中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1998年长江洪水后中央政府动用几千亿国债加固长江干堤,1991年联合国又资助长江干堤维修。三峡大坝蓄水后发生的长江干堤崩岸问题和黄河三门峡工程建成后的情况十分相似。1962年黄河三门峡水库下泄清水导致黄河大堤溃塌,中央为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加以讨论,决定改变工程运行方式,并开始改造。黄万里教授用“清水顶冲长告急”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长江干堤长告急,社会就不得安定,穿着新衣的皇帝也无法睡个安稳觉。    第二∶三峡水库蓄水后,三峡大坝阻碍长江航运的畅通。     三峡工程根本不能使万吨轮船直达重庆,最多只能使万吨船队在一年中的五、六个月的时间内直达重庆。万吨船队只不过是将四艘或者六艘驳船捆绑在一起而已。三峡水库蓄水后,三峡两线五级船闸的通过能力马上得到饱和,运行的实践证明,三峡两线五级船闸的单向通过能力不可能达到每年五千万吨,最多只能保证单向通过能力每年三千万吨左右。目前长江货运需要用机械翻坝来协助完成。原计划在1997年完工的升船机至今未见踪影,客轮过船闸的平均时间为七小时,乘客难以接受,造成长江客运和三峡旅游事业的萎缩。      第三∶三峡工程开工以来,三峡库区一直是中国社会最不稳定的地区。     三峡工程移民对安置工作不满,每年信访的次数高达八万多件次,连年持续不减。三峡工程的所谓开发性移民措施,不但没有使百万移民致富,而是使绝大多数移民陷入赤贫状态。负责三峡工程移民信访的官员将移民生活用“三低”和“三无”来描述∶收入低于搬迁前的水平;低于安置地当地农民的水平;家庭生活水平处于当地贫困线之下以及无田种,无工做,无出路。三峡工程移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一颗炸弹,随时可能爆炸。      第四∶到2006年年初,上报批准的三峡工程移民113万人已经安置完毕,批准的400亿元人民币移民安置费已经全部用完,但是还有数十万居民要搬迁安置。     由于前期移民安置存在问题多,造成未来移民安置工作的进展更加困难。特别是,三峡水库蓄水后的实践证明,三峡水库的水面不是一个平面,而是有坡度的斜面。根据已经发表的数据,水力坡度为万分之零点五。按照目前水库泥沙砾石淤积发展的情况来看,未来的水力坡度将超过泥沙组预测的万分之零点七(每一百公里七米高的水位差)。如此发展下去,许多新建的移民城镇要被淹没,就是重庆部分市区也要被淹没,包括朝天门码头,包括许多新建筑。      第五∶所谓的排浑蓄清措施无法解决水库的淤积问题。     虽然中央政府为了防止砾卵石淤积问题的出现,在嘉陵江和金沙江上建造了和正在建造多座大坝,阻挡砾卵石和泥沙进入三峡水库,但这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多只是把问题在时间轴上作个推移,把更严重的问题留给子孙。三峡水库蓄水之后,有约百分之八十的泥沙淤积在水库中,而且主要是淤积在水库的尾部。由于水土流失进入水库的红土微粒,粘性强,和粗沙、砾卵石、掺杂在一起,组成坚硬沉积层,和黄河中的细沙的特性有很大差别,排浑蓄清措施对这样的沉积层根本没有办法。重庆港口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重庆市已经做出计划,将重庆港上迁到寸滩和下移到万洲。      第六∶三峡蓄水之后,水流变缓,河流的自净能力大减,三峡水库水质明显变坏,特别是过去水质好的支流河段,水质恶化问题更加严重。     三峡工程论证时,三峡河段的水质是全中国最好的,大部分河段属于二类水。虽然现在三峡河段的水质为三类水,但是由于这期间水质指标的更改,现在的三类水只是当年的四类水。由于三峡水库水质问题,三峡库区的各市、区、县都不准备把三峡水库作为生活饮用水源,而要另辟水源。可见三峡水库水质问题之严重。      第七∶三峡工程的电并没有照亮半个中国,目前三峡工程的发电量不足全国发电量的百分之三。     三峡工程也没有为老百姓、特别是被涉及的居民提供“廉价”的电力。老百姓承担经济改革的成本,经济改革所创造的经济利益却流入利益集团的口袋,三峡工程则是最好的实例。    第八∶ 三峡工程能达到工程效益的条件之一是未来的气象变化是可知的。     三峡水库运行三年的实践证明,现在的科学水平和预测技术都无法保证气象预报(包括长期、中期和短缺)的准确。2004年秋三峡水库调度出现错误,为了保证发电机能够正常运行,在洪水期间抬高蓄水位,加重上游、特别是开县、万州的洪水灾害。同样, 2006年夏天三峡水库调度再次出现错误,虽然重庆库区已经出现旱灾的迹象,三峡水库仍大规模“泄洪”,造成水库水位不足,加重重庆旱灾的程度。      第九∶三峡水库蓄水之后,三峡地区仪器可测到的地震次数明显增加。     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生破坏性的地震,但是地震专家认为有可能发生六级或六点五级地震。但是三峡库区的建筑,特别是三峡工程开工之后的新建的民居建筑物都没有抗震设计,一旦发生六级或六点五级地震,一场地质大灾难不可避免。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说,三峡库区的滑坡地带一共一百五十余处,三峡水库蓄水至海拔135米后,三峡库区的滑坡地带上升到一千五百余处,是论证报告的十倍。受水库波浪的淘蚀,白帝城所在的山体有可能会坍塌下来的危险,现在白帝城海拔130-180米处加砌水泥围墙,以防万一。但是这水泥腰箍破坏了白帝城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第十∶三峡水库正造成血吸虫病的蔓延,从高发病的湖南、湖北向原没有血吸虫病的重庆、四川发展。三峡库区已经发现血吸虫病患者。      第十一∶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远超出论证报告所估计的范围和强度。根据台湾的研究报告表明,三峡水库蓄水后,对台湾的东海渔业资源产生不利影响。而国内根本不让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第十二∶按照目前的设计,三峡工程根本无法让北京喝到长江的水。要想让北京喝到三峡水库的水,还需要加高三峡大坝,或者新建泵站和隧道、新挖运河,其造价相当于再造一个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出现的问题 (一) 论证     1) 在1992年3月17日《文汇报》发表的《三.峡.工.程的前前后后——钱¥正¥英访谈录》中,谈到1986年你是怎么主持三.峡.工.程重新论证的。你对记者说,“我开始也没有想到重新论证由我主持”。这真让人大吃一惊,因为几乎所有关心三.峡.工.程的人都记得,这项投资大、工期长、涉及面广、科学技术水准要求高的大型综合性工程,理所当然地本应交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组织论证,而且国务院确实已经这样做了。那时,你怎么找到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通过怎样一场争论将这“权”要到手里,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知这一节你是完全记反了,还是为将来推卸宏观论证失误的责任而有意作如是说。     2) 1986年由你主持组织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有正副组长10人(后扩大为12人),全部由原水利电力部的正副部长、正副总工程师,和长办、三#峡开发总公司筹建处、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等积极主张“早上快上”的人士组成。对于治理长江很重要的航运、地质地震、生态环境、机电设备、财政经济等部门,却都无领导人参加。尽管邀请了有关部门专家412名,但在所组成的12个专家组中,10个组长由原来水利电力部所属单位的领导担任,其余4个专家组,也有原水利电力部派任的副组长。所有的讨论审议各专题论证报告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论证领导(扩大)会议,都只有领导小组成员、正副组长、顾问及特邀顾问参加,绝大部分一般专家没有机会发表意见。这种组织形式的领导权,是否完全控制在以你为首的原水利电力部领导手中?这是贯彻了中央和国务院1986年文“要注意吸收有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发扬技术民主,充分展开讨论,得出有科学根据的结论意见”吗?     3) 在全国人大审议三.峡.工.程前的几个月内,新闻媒介收到许多专家学者对三.峡.工.程各种看法的文稿。当这些文稿送水利水电部审查时,为什么只让发表附和你们意图早上快上的一面之词,而不许不同意见发表? 在人大会议期间,只发给人大代表你们的宣传材料,为什么不把论证过程中内部的和外面专家学者提出的不同意见也发给代表们? 请问这种做法,符合“百家争鸣”的方针吗? 给人大代表“兼听则明”的条件了吗? 贯彻民主化、科学化的精神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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