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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1月 10日 保护记者委员会谴责中国网络作家入狱 记者: 美国之音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REUTERS 贵州省网络作家陈西(资料照片) 保护记者委员会2012年1月9日谴责中国网络作家陈西被判刑10年的消息。该协会称，这是最新针对中国异议人士的严刑。 保护记者委员会援引陈西妻子张群选的话说：“陈西呼吁民主和人权，这一愿望就是他所有的罪名。” 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人鲍勃.迪茨评论说：“陈西受到的严刑判决意味着中国当局加紧了对异议人士的控制。中国对政府批评者的处罚看来更加严厉了。” 根据该委员会的研究，受到颠覆国家罪指控的网络作家最高刑期通常是5年。但中国最近对一些活动人士加重了刑罚。中国政府2009年判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入狱11年；2011年3月，四川作家陈卫被叛入狱9年。 由于陈西被捕与他的写作无关，因此保护记者委员会未将他纳入其1011年的记者入狱名单中。 相关文章 2011美中网络交锋-黑客与网络战 2011年，美国与中国之间发生多起和互联网相关的事件，牵动双方政府以及私人企业，美国之音为您回顾2011年美中之间重大的互联网事件，以及2012年的可能发展。数码边疆基金会….. 《武汉宣言》要为中国网络“把关” 中国网络政策阻碍美商家，美国施压 RSSリーダーで読むために変換しています まるごとRSS

今年才过去几天，中国在内政“外交”方面已经奇招迭出。胡锦涛在《求是》杂志 今年第一期上的讲话，有如吹响了中西“文化战”的号角，防止西方文化价值观渗透、加强思想控制成了中国内政的重点。 “外交”方面，一举扭转以往被美国等敦促实行民主的被动态势，由外宣刊物的主力《环球时报》发文“应督促美国改革开放”，作者刘志勤，身份是瑞士银行驻北京代表。 该文有许多逞口舌之能之处，比如“根据美国在2011年的表现,人们对奥巴马强调的3A级国家 定义有了新解读:美国是个Arrogance（自傲）、Aggressive（自狂）、self-Appreciation（自恋）的“3A”国家,，但这不是重心。重要的在他与《环球时报》看来，美国需要“改革开放”的是什么？ 刘认为美国需要“改革”的是“美式两党制”。文章说，“美式两党制只是表演民主的‘二人转’而已：一个‘捧哏’，一个‘逗哏’。民生被政治家玩弄于股掌之中，所谓的反对党只是为反对而反对。近来，不少西方国家频频向世界显示的‘民主体现’，是把前任国家首脑送进法庭，似乎这就是自由之精髓。然而这恰恰证明西方民主选举的局限性和欺骗性：连自己政府首脑都选举不准的民主，肯定不是真正的民主，它只能给国家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 如果没有后一段关于“民主体现”的举例证明，读者还真不太能够理解他对两党制的不满究竟在何处。有了这一说明，刘志勤的意思很明显：一旦某人成为领袖，不管曾犯下什么样的罪错，都不能送进法庭接受审判，只要发生审判前元首的事情，“肯定不是真正的民主”。 但该文显然犯了好些个低级的常识错误： 一、民主制度的最大优势不是在于其不犯错，而是其纠错机制。选错了国家领袖的情况当然会发生，但不论其地位如何显赫，只要违犯法律，就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这比中国“为尊者讳”，“刑不上党与国家领导人”的人治好不知多少倍。在刘志勤（包括中国许多官员）看来，“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既然为官一方，以民脂民膏自肥是天经地义之事。至于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怎么能够因区区腐败而接受审判？ 二、他说审判国家元首的事情经常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这也有失偏颇。将曾被送上法庭审判的前国家元首逐个数，计有：南韩全斗焕：那是个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军政府；卢泰愚，是南韩在有民主形式无民主实质的民主制下非正常选举产生的“民选总统”。菲律宾马科斯，产生于威权政治控制下的“民主选举”。至于埃及的穆巴拉克、突尼斯的本•阿里，他们登位均通过威权统治下的“民主选举”产生，并非真正民意。秘鲁藤森受审，但其政府是军政权；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受审，但台湾也非西方民主国家行列。西方民主国家的民选元首被送上法庭的，只有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一人，他是因其在任总统前担任巴黎市长期间，通过编造的政府职位为他的政党成员支付资金。让巴黎纳税人蒙受了大约相当于140万欧元的损失，因此法国一家法庭于2011年12月15日认定前总统希拉克挪用公款和损害公信力罪名成立，判处他两年监禁，缓期执行。从希拉克犯法程度与影响范围，比之前面列举的任何一位都要轻微得多，但就这些在独裁专制政权下轻如鸿毛的罪，一旦查出就被追究，不正好说明民主政治的优越性？ 在刘志勤及《环球时报》看来，一个曾担任法国总统十余年的人，竟然因为“让巴黎纳税人蒙受了大约相当于140万欧元的损失”，就被送上法庭，这样的民主制如果在中国实现，掀翻的可能不只是王的宝座，还有无数官吏的身家性命。而阿位伯之春后几个独裁者受审的“悲剧”，更是让独裁者们不寒而栗。一想到这样的前景，刘志勤们不由得就担心起来。考虑到刘志勤的身份是瑞士银行驻北京代表，这银行曾被称为“独裁者财富保险箱”，只能说他无意中泄露了中国的“国家机密”，即中国的官员，从中央到地方，无官不贪。 刘文认为就是美国应当“开放”的是思想舆论市场，接受更多外部声音。刘志勤写下这段文字时，可能完全没看以下现实：新华社、CCTV、《中国日报》、中国国际 广播电台等早就在美国攻城掠地，新华社在纽约时代广场与路透社、纽约时报等比邻而居。新华社CNC World 24小时滚动播出英语节目。至于在美国的华文媒体，除了法轮功系列的之外，基本被中共纳入麾下。但信息平台的搭建只是有了信息发布的能力，而信息的发布不等于信息的到达，更不等于被受众接受。中国政府又不能在美国成立中宣部，关闭其他媒体，只许中国外宣媒体在美国独霸市场，一枝独秀。 《环球时报》通过刘志勤这么一位“对外开放”的产物来敦促美国“改革开放”，也算是先向美国扔块问路石，于内，算是呼应了胡总书记“文化战”的号召；于外，也算是对美国长期以来“干涉中国内政”，以各种方式敦促中国“和平演变”报了一箭之仇：现在咱天朝也敦促你美国“改革开放”，看你老美怎么接这招？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迅速的中国经济增长已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在中国崛起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现象：中国无疑是冷战后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之一，但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对全球化准备很不充分的世界大国。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赢家之一这一说法，也许大家都能接受。最重要的理由是，全球化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宝贵的机遇，使中国能够利用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迅速成为世界工厂。没有全球化，中国的经济起飞不可能会这么快。 相比之下，中国对全球化准备很不充分这一论点可能会引起争论。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评估中国适应全球化的能力。 总的来说，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一个大国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具有竞争力，必须拥有一套“与时俱进”的外交理念和价值观，有强有力的民营的跨国公司，并有高度国际观的高端人力资源。用这三个指标来衡量，中国适应全球化的能力显得明显不足。 首先，中国没有一个适应全球化的新的外交理念与为其服务的战略和政策。长期以来，中国的外交理念是“现实主义”。这一理念把世界看成一个大国为建立霸权和影响而竞争的战场，以国家主权和安全作为最高价值，视军事和经济实力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唯一保障。这一外交理念指导下的战略是所谓的“韬光养晦，”即中国将在其尚不具备和世界其它大国竞争的实力之前保持低调。在过去30多年里，可以说这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战略。它避免了中国和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冲突，并免费利用西方提供的全球公益品（如自由贸易、海上航行安全和各种国际规则），中国的经济由此得以高速发展。现在，这一战略已过时。“韬光养晦”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尚未遍布全球时无可非议，现在这一战略显然不能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更进一步说，由于全球化本身是国际自由主义（即体现自由贸易、国际主义、国际秩序等一系列概念的理念）的产物，以现实主义为外交宗旨的国家适应全球化都有很大困难（因为国际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体现在美国的外交战略中，这对美国并不是一个问题）。对中国来说，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使中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扮演了一个日益尴尬的角色。在许多涉及全球事务的政策问题上（如气候变化，自由贸易，防核扩散等），中国关注的仅是其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一立场不仅使中国在许多国际场合被孤立，而且最终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由于西方国家提供国际公益品的能力衰退，现有国际秩序无法容纳中国这样一位超级“搭便车者”，若中国不为全球化提供公益品，全球化将不可持续。中国也会失去从全球化中得到的巨大利益。因此，中国最需要的是解放思想，培养新的国际观。 另外，要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富有竞争力，中国必须拥有民营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先锋和主力。但是，中国最缺的是这类跨国公司。除了Lenovo和华为之外，中国可以说没有一家大型的民营跨国公司，造成这一局面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国进民退”的经济政策。北京对民营企业的限制和歧视，使中国民营企业的规模得不到发展。而中国能走出去的大型国企都是资源型企业，它们的商业行为在国外一般不受欢迎。一是它们得到中国政府的各种补贴，因而被认为是从事不正当竞争。二是它们投资的领域都涉及国家安全，因而被认为别有用心。在过去20年中，中国并没有因为缺乏自己的民营跨国公司而错过全球化的机遇。这是因为中国在全球化中扮演的是一个相对低端的角色，仅从事外包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作业，附加值极低。最关键的角色，如研发、开拓市场、品牌等，都由美欧、日本和南韩的跨国公司扮演。简单地说，中国是在替国际跨国公司打工。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打压策略是有效的，因为中国政府毕竟避免了茉莉花革命在中国爆发。2011年茉莉花浪潮确实没有波及到中国，但是，没有迹象显示，茉莉花革命的幽灵在中国已经成为历史。从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观之，将2011年说成是中国经历重要转折的一年也许并不为过。 “中国模式”的破灭 这一年，中国无论是在其亚洲周边地区还是在对美欧关系上均受到强大压力。中国外交在南中国海触礁，美国重新调整全球战略，战略防务目标明确指向中国。曾经在外交上刻意容忍中国的欧盟如今也在人权问题上摆出强硬姿态。与此同时，7月份的动车事件虽然发生在中国国内，但在这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全世界目睹了被认为属于中国奇迹的中国铁路高速发展背后所隐藏的危险。对于世界舆论说来，2011年的中国动车事件意味着片面追求速度的虚妄，“中国模式”的破灭。对于不少的羡慕中国效率和批评西方民主不足的西方人说来，如果效率意味着劣质和危险的话，那么这个专制有利效率的梦于是破灭。无法保证生命安全的速度充其量不过是毛时代的大跃进的重演而已。 群体抗议成为社会日常景观 从另一角度，对内的打压并没有遏制住中国社会冲突的加剧。官方的打压促进了社会的觉醒，日益增多的民众看到了社会的不公，看到了制度腐败的不可救药。不少人走向绝望，更多的人走向了反抗。2011年是中国维权意识空前明晰，维权热情空前高涨的一年。由北至南，从西到东，族群维权、工人罢工、商人抗税，失地农民争地，公民反对污染，动辄数以千计甚至数以万计的示威者群起抗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散步、静坐、示威、抗议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日常景观，中国社会俨然已呈燎原之势。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出现了广东乌坎村惊天动地的民主革命。乌坎有组织的民主维权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民主革命，因为乌坎事件包含了理性、和平、自治、民主、权力转移等多种民主革命所必须具备的因素。将乌坎同20年前的捷克“天鹅绒革命”相比，除了乌坎仅仅是中国中央政权之下的一个小小的村镇之外，乌坎完全具备同天鹅绒革命相比的条件。也许，有人说，乌坎人并没有彻底割断对中央政府的幻想。但这正说明了乌坎人的理性。 同捷克的天鹅绒革命一样，如果没有全中国势如燎原的维权大潮的支撑，如果没有中国互联网乃至整个世界舆论的支持，乌坎革命不可能取得阶段性成功。天鹅绒革命的最后成功，有赖于苏联及整个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同理，乌坎人现在绝非高枕无忧。如果中国有千千万万个乌坎村在新的一年里起来集体维权，有更多的个体站出来支持艾未未，声援陈光诚，那么乌坎革命的最后成功就会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