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

《泰晤士报》  核心提示： 中国不是历史上首次有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为避开国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而推行挑衅性外交政策。经济迅猛增长，国内局势不稳，年轻人饱含民族主义激情，对外进行扩张，这些因素相交织的局面是我们以前就见过的。就我来说，我想起了德国100年前首次谋求世界权力的行动，它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问题。我们能否以一种不那么猛烈的方式控制这个过渡？问题的答案不仅会影响世界的繁荣，而且会影响世界的未来和平。 原文：Hackers in ‘all-out war’ with the West 发表：2012年3月11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无网络版 当西方人考虑中国的上升势头，他们试图安慰自己，中国也许善于集成，但是没有创新的能力。未来，就像iPhone一样，在加利福利亚设计，仅仅在中国组装。再想想，2009年，中国的新专利申请数超过了德国。他们已经在2004年超过英国，2005年超过俄国，2006年超过了法国。 过去十年来，中国的研发开支增加了六倍，科学家人数增加了一倍多，如今它的科学论文年产量和超级计算能力仅次于美国。 中国的电子工程师变得十分成熟老练，美国军方对美国硬件里安装的中国芯片深感忧虑，谁也不能肯定里面没有潜伏病毒。 北京的中关村是中国对硅谷的回答。20世纪80年代，它只是个卖电子产品的小小街道。今天，它拥有几家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研发实验室，包括联想。 25年前，联想成立时只有50名雇员。今天，它收购了显赫一时的IBM个人电脑业务，成为全球第二大PC制造商。 中国的蒸蒸日上可能令人生畏，但不妨想想另一种情况。假设中国经济衰退，那将意味着没有中国人投资于我们举步维艰的经济，不再有中国人花钱购买西方名牌货——也没有人再投资于西方急剧上升的国债。更糟糕的是，经济增长减速也许会激发中国内部远比工资和工作条件问题更具威胁性的力量。 我们自我安慰的一种说法是，随着中国人走向富裕，他们会逐渐接纳我们的价值观。但我对此毫无把握。我没察觉到西式民主深得人心。我察觉到的是中国民族主义日益高涨。 凌晨5点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你会发现那里已经人头攒动。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要来，他们会说：”看到红旗冉冉升起时，我的心情难以形容……是一种民族自豪感。” 乍一看，这种爱国情感稀松平常。但它有暗淡的一面，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它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猛烈抨击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方式。 去年我与反CNN的创始人见过面，这家网络组织专门质疑CNN这家西方电视台的报道。它绝非官方实体，它是青年人爱国情感的真实表达。在这些年轻人看来，中国政府面对西方的批评表现得太软弱。这一代新生力量的某些成员已经自认为以21世纪特有的战斗形式与西方开战了。 你也许以为中美对抗的战略前线位于南中国海，北京称之为”国家核心利益”。不错，中国大笔投资，升级其海军战备。中国在巴基斯坦瓜达尔修建深水码头，这儿靠近战略要冲霍尔木兹海峡。还有缅甸和斯里兰卡。去年，中国第一艘航母下水。但是事实上，作战前线在北京的网吧。在一家网吧，我见到了”红客”刘庆。”红客”是一帮电脑黑客，他们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捍卫中国的利益，抵御来自西方的攻击。攻击是他们偏爱的防御方式。 据军情五处称，中国黑客已经把矛头指向英国防务、通信、能源和制造业公司、政府部门乃至议会的网站。我问刘庆是否认为中美两国间有网络战，他回答：”我认为已经全面开战。” 正是像他这样的一批人，美国不得不新成立了一个网络司令部，英国政府现在有了一项国家网络安全计划。就常规军事力量而言，中国仍远远落后于西方。在网络战领域，差距小得几乎不存在。 中国会是我们的经济救星还是我们的地缘政治劲敌？假装答案无关紧要是没有用的。假如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黑你而不雇你，那绝对非同小可。事实会如何呢？我认为历史可资借鉴。 中国必定会增长，且必定会减缓增长。它的内部问题很严重，但没有严重到海外扩张、出口、投资、对外移民和技术革新相结合仍无法解决的程度。真正令人担忧的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领导人也许会设法利用公众的爱国热情。 这幅景象十分可怕。中国经济摇摇欲坠，骚乱频频发生，动荡局面再现。为安抚民众的愤怒情绪，政府迎合这一重新抬头的民族主义。它把自己的难题归咎于西方，对我们越来越带有挑衅性。 牵强附会？未必。那不会是历史上首次有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为避开国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而推行挑衅性外交政策。经济迅猛增长，国内局势不稳，年轻人饱含民族主义激情，对外进行扩张，这些因素相交织的局面是我们以前就见过的。就我来说，我想起了德国100年前首次谋求世界权力的行动，它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问题。它的崛起会重复德国100年前的灾难性轨迹吗？我们能否以一种不那么猛烈的方式控制这个过渡？问题的答案不仅会影响世界的繁荣，而且会影响世界的未来和平。

台灣 中國時報 美國智庫學者李侃如今天表示，總統歐巴馬雖然經常提到中國民主，但他並未對大陸施壓，推動中國民主發展並非歐巴馬政府的中國政策核心。 　曾任美國國家安全會議亞太資深主任的李侃如（Ken Lieberthal），與外交學者英迪克（Martin Indyk）、歐漢倫（Michael O’Hanlon），在研究歐巴馬外交政策新書「歷史轉折」（Bending History）的座談會指出，歐巴馬是外交政策的「現實革新者」（Pragmatist Progressive），並總結他過去3年的外交表現。 　李侃如認為，「大陸當局擔心美國在中國推動民主，試圖改變大陸一黨獨大的政權，也懷疑美國阻擋中國取代美國當老大；事實上，歐巴馬努力和北京領導人建立關係，希望將中國帶進國際社會。」 　英迪克指出，「歐巴馬見到小布希總統在中東強推民主的教訓，因此並未推動全球民主，他傾向與專制政權共同解決問題。阿拉伯之春期間，歐巴馬外交政策做了些許調整，認為爭取民主是阿拉伯世界的事，美國不應成為故事的一部分，但必須站在歷史正義的一邊。」 　歐漢倫說，「歐巴馬厭惡戰爭，這反映在敘利亞和伊朗問題上。」 　對於歐巴馬中國政策的表現，李侃如評分給A減。他表示，「中國是北韓以外，亞洲最難預測的國度，中國需要新政策推動改革，過去30多年的發展模式，現在已出現負面效果；雖然北京又提出5年計畫新模式，但當前中國政治力量能否操控令人質疑。」 　中國政權交接，美國也將進行總統大選，李侃如說，「北京當然希望歐巴馬當選，而非共和黨的羅姆尼（Mitt Romney），北京傾向與熟悉對象打交道；羅姆尼已經多次放話將中國列入操控貨幣國家名單，雖然他不見得能這麼做，但話已說出。」 　至於美國如何因應中國崛起和美國衰退的挑戰？李侃如認為，「美國得先解決自己國內政治效率不彰和財政問題，改變國家方向，攘外得先安內，才能有效執行政策，做正確的決定。」1010312

台灣 中國時報 中國已經崛起，但中國的國際身分卻愈來愈受到正負雙面的評價與爭議，中國與歐美國家的貿易爭端層出不窮、中國海外勞工頻傳被綁架事件、「走出去」的中國企業紛傳阻力，都凸顯中國的外在處境正面臨嚴重的考驗。 　美國務卿希拉蕊日前在美國和平研究所紀念尼克森訪問中國40周年研討會演說，呼籲北京應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並以實際行動證明中國的崛起符合全球利益，同時還拐彎抹角地指出中國在海外大肆掠奪資源的不當。她引用電影《蜘蛛人》的一句話??「隨著強大影響力而來的是重大責任」，提醒中國不能只做一個有選擇性的利益夥伴，而必須扮演與其國際地位相稱的角色。 　中國自改革開放採取擴張性對外經貿政策後，迅速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許多預測都認為，中國將在10到20年內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但近年來，經濟活動所引起的摩擦，屢見不鮮，中國企業收購海外礦產或資源開發，經常造成當地環境生態被破壞的後遺症。歐盟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調查案例激增，美國針對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成立「貿易執法單位」，或紐西蘭民眾強烈抗議中國企業收購該國16處乳業農場等，都讓中國無形中背負了新殖民主義掠奪者的罵名。 　根據歐洲媒體報導，短短十年間，中國企業與移民蜂擁前往非洲，已超過歐洲列強四百年累積的總數。中國在非洲從以往的「救星」，淪為目前的「淘金客」角色，主因在於北京經援非洲出於務實主義思維，完全不受政治價值觀的約束，遑論事前建立應有的行為規範。中國在第三世界的投資，多了些政治經濟利益考量，少了幾分道德訴求。中國對蘇丹或辛巴威等獨裁政權的援助，就如同現在面對敘利亞阿塞德獨裁者一樣，為了堅守「不干預他國內政」的原則，但也失去了國際形象。 　以中國在非洲開採資源的方式與速度，長期下去必然會嚴重影響非洲的生存環境。《黑暗大布局：中國的非洲經濟版圖》一書的3位作者，曾經耗時1年走遍非洲15個國家，最終整理出反對中國「掠奪」非洲資源的現實理由，其中包括剛果森林被砍伐殆盡、奈及利亞河岸受重金屬汙染、蘇丹遍布中資油管或喀麥隆港都出現超級中國餐廳等現象。 　中國文化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很深，歷朝君主多半重文治而輕武功，更不曾有帝國主義或殖民擴張的霸道行為。就外交政策而言，王道是重仁義，反對濫用武力。孔子所謂的「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或孟子「不忍人之心」的思想，體現的都是王道精神。鑒於中國崛起已帶給許多國家疑慮或不安，北京近來積極運用文化軟實力，不過是想創造一個更有利於內部發展的外部環境。 　其實，中國實現「濟弱扶傾」、「以鄰為伴」與「合作共享」外交路線的捷徑，就是回歸王道思想。中國對外正在改善中的「四種能力」??政治影響力、經濟競爭力、形象親和力、道義感召力，目前最需要提升的還是道義感召力。希拉蕊在演說中強調「全球正在注視中國是否會調整其外交政策」，說明了北京還欠缺了幾分與大國責任相對應的自覺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