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

劉性仁／文化大學中山大陸所助理教授 　日前兩份財政透明度報告顯示，中國大陸在省級政府財政透明度成績十分不理想，在財政透明方面仍有改進空間，《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及《預算法》等效果不彰，特別是在政府採購、住房改革支出及三公支出等，有待補強，以達法治政府的目標。 　預算信息固然重要，但更關鍵的恐怕在於決算信息；其次，大陸省市政府每一筆預算，都是納稅人的血汗錢，錢自然應花在刀口中，中央財政狀況不致太糟，但地方財政空虛不足也是事實，更何況大陸制度設計與其他國家或地區顯有不同，也應充分尊重每位納稅者之「知的權利」；再者，公開透明可以避免外界質疑，又符合法治國家要求，亦可朝向問責制的方向發展，使得制度更臻健全。 　建立法治政府需要不停修正及完善，法治政府不需要擔心公開與透明，公開透明才能養廉，才能杜絕貪腐，政府的任何財政報告都應合乎公開、明確、嚴密等原則，使人民能夠充分掌握政府各項財務狀況，對於收支分類內容以及支出來源也應該明確，使預算與決算能夠趨於一致，以達量入為出及法治政府之善治目標。 台灣 中國時報

神九上天，蛟龍下海，北京當局高調宣布這兩大頂尖科技進展，但民眾反應平平，沒有出現過去那種「群情激動，歡欣鼓舞」場面，這折射出當局進行政治動員的工具與手段愈來愈少，百姓更加關心自己的事、身邊的事。 當年楊利偉作為中國第一人飛上太空，從開始傳出飛天消息，再到楊利偉到各地巡遊，海內外的輿論跟蹤報道了半個多月，舉國歡騰，全國各大媒體對航天消息事無巨細，全方位追蹤，所有的頭版頭條都讓位給楊利偉，當局牢牢地掌握了輿論的主動權與引導權。反觀今次神九上天和蛟龍下海，雖然也展示中國高科技的最新成就，但輿論的反應便平淡了許多，民眾也沒有像以往那樣興奮。 老百姓關注度下降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當局好大喜功，百姓對類似的「成就」司空見慣。當年北京奧運會牽動十三億人的心，但之後上海世博會、廣州亞運會、深圳大運會，各種「盛會」接連不斷，而且安全保衞全面加強，開支不斷擠佔民生支出，使老百姓的心理發生變化，從盼望到厭煩，從關心到漠視。 另一方面，老百姓更加關注自身利益的事，從吃喝拉撒到官員腐敗，百姓的關注度不斷上升。中國政府「搞得好奧運，搞不好春運」、「神九能上天，食品皆有毒」的強烈反差，使百姓對當局忽視民生強烈不滿。在很多人看來，神九上天、蛟龍下海是政府的面子，與普羅大眾利益沒有必然聯繫，但食品衞生卻關係到千家萬戶，百姓也更加關注。 個人主義大行其道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過程，其實是集體主義瓦解、個人主義上升，民族主義瓦解、自由主義上升的過程。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政府官員說一套做一套、當面反腐背後貪腐的做法，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與信心大打折扣。愛國主義已沒有以往那種號召力，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卻大行其道，當局已無法有效地凝聚民心、整合輿論。 面對一個利益多元、輿論分化的時代，中共第五代全面接班後如何樹立權威、團結民眾，將是一個巨大的難題，當局已經無法通過辦一場盛會，或者發射衞星等方式進行政治動員，當局如果不切實改善民生，從老百姓切身利益做起，重新獲得民眾的諒解，執政恐怕無以為繼。中共這艘大船，現在不需要做騷的演員，而是需要解決問題的能手。 馮海聞 太陽報

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现象和突出特征，是警察无处不在，他们对公民正常、合法活动的干预、压制，对人权的侵犯，达到了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和谐社会”的口号与警察国家的现实，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和讽刺。 最近几年，作为对《零八宪章》的签署与发表，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北非一系列国家发生“茉莉花革命”的回应，中国的当政者越来越依靠警察力量来维持他们所谓的“稳定”。在对自己的执政合法性丧失信心后，当政者对形势的判断有一种病态的敏感，他们觉得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是即将燎原的星星之火，他们的对策是要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他们把国家的大量资源用于对社会的监视和控制，并在指导方针上提出“社会管理”即全面控制社会的概念。当极权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大势已去，面临中国正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历史潮流，这种恢复极权主义全面控制社会生活的企图既不得人心，又明显不能成功。这种倒行逆施加剧了社会内部的矛盾，扼杀了社会的生机，毒化了社会的空气，当政者的所作所为败坏了中国的形象，中国的人权状况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抗议，但他们只是以“反华阴谋”的说辞来自欺欺人。 警察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侵犯，他们无所不在的监视、控制、镇压行动，是极权-后极权国家最突出的特征。柏林墙倒塌之后，人们可以在反映苏联、东欧国家社会生活的各种记录——展览、博物馆、电影、小说、回忆录，等等——中了解到警察形形色色的活动，体会到人们在警察制度下的遭遇、痛苦、不幸和种种感受。中国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警察化特征，警察监控社会和侵犯人权的基本方式与特点，值得记录下来，以供后人了解、研究这段历史。 必须指出，本书记录的中国公民与警察的遭遇，只是历史真相的一个侧面，远远不是全部。我们只是把近两三年在网上流传的，我们手上现成的文章挑选了一部分收入本书，而没有做约稿、组稿的工作，警察无处不在的情况使得约稿、组稿无法进行。本书各篇文章的篇幅、体例、风格的不统一是这种困难条件的反映。 我们知道高智晟、郭飞雄、刘晓波、艾未未等重大案例，我们无法把他们的遭遇包括进来，也没有条件约请他们的亲友提供描述他们遭遇的记录。我们还知道一些遭到警察刑讯和虐待的事件，对于了解历史真相，披露这些事件是必需的，但我们没有做这种努力，因为，虽然这些事件的受害者中有不少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得知，他们在出狱前受到严厉警告，甚至被迫作出保证，不得讲出他们的遭遇。为了免使这些受害者因为加盟本书而再次陷入危险的境地，我们不得不舍弃了本来可以展现的，非常有价值的内容。 我们坚信，全面反映历史真相的时候终究会到来。 编辑本书的初衷和侧重点不是要反映当代侵犯人权的严重和残忍。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人的情况早已记录在案，我们不是要在这个方向重复和增添新篇章，我们想反映的，是警察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他们活动的公开化、日常化。 与苏联东欧秘密警察的活动方式不同，中国警察既不神秘，也不威严，中国公民遭遇警察不是偶然、个别、例外的，而是大量、经常的，不是在暗处，而是在明处。他们可以打个电话就上你家，或者不打电话就来，长久以往变成常客；他们可以定期请你喝茶、喝咖啡、进饭馆，俨然成了酒肉朋友；他们可以在被监视对象的家门口、楼下、小区入口处安营扎寨，人手不够时大量雇佣保安、城管、农民工，每人每月只给一千多元，为了监视一个人雇八个人，三班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这时警察像包工头，拉起一支乱七八糟的临时工队伍——可以想见，这支队伍是不敬业、没有效率、没有士气的。 之所以这样，原因在于需要监控的公民太多，即使按照国家的恶法和警察的惯例也没有长期关押的理由，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也没有这样做的空间，对人们的监控和短期扣押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出于“千万别在我这里出事”的心理，出于“一定要平安度过这段敏感期”的命令。对个别人士，他们采取柔性方式：明明是扣捕和拘押，却要安排成旅游，入住宾馆，呆在度假村，他们要人们相信这是“人性化”措施，其实是想规避法律程序方面的难题；而对于绝大多数监控对象则凶相毕露，打、骂、侮辱、虐待，甚至对于身体残疾或身有伤病的人也是如此。 在本书中，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人大多具有法律意识和知识，还有人本身就是维权律师，因此，在遭遇警察的过程中，他们充分地利用现行宪法和法律来捍卫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在此过程中读者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些自称的执法者根本不懂法，他们需要受害者向他们普法，当然，即使在了解相关法律之后，他们仍然做践踏法律的事。读者可以从本书的多篇记录中看到，遭遇警察的过程，就是在所谓“执法者”面前宣传和捍卫法律的过程。许多公民在遭遇警察时表现出区别于以前的“臣民”、“顺民”的勇气，他们以现行宪法、法律为武器，有理、有利、有节地抗争，而警察的无法无天则是中国进入新世纪后法治不断倒退的明显标志。 本书指称的警察只是中国庞大警察队伍中的一支，他们是政治警察、思想警察、文化警察，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不应该存在这种性质的警察。尽管中国警察队伍中的腐败和黑暗触目惊心，尽管警匪一家的现象不是个别，尽管警察与黑社会合为一体在一些地方不是秘密，但总的来说，中国老百姓还是把警察视为保护自身安全的力量，而不是威胁、侵害公民权利的力量。人们对那些在公路上辛劳执勤的交通警察，在边境、丛山和密林中执行危险任务的缉毒警察，对为缉拿凶犯而呕心沥血工作的刑侦警察，对一切为社会正常运行而坚守岗位的警察，充满敬意和爱戴，但这绝不包括政治警察，他们令人生厌和生畏，他们是警察中的异类，是通向公民社会的障碍。 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当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当“建立法治国家”作为真正的政纲而不仅是口号提出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缔政治警察。 放眼中国的未来，政治警察终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徐友渔，中国人权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