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場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中国重庆传媒报道，市委书记薄熙来上周五(24日)再度主持重庆市委常委会议，赞扬国家主席胡锦涛「314 总体部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分析认为，这明显是薄向中央输诚，亦反映王立军事件对薄熙来的负面影响未必如早前般严重，但不可能扳回颓势。 官方新华网今天(27日)更以《薄熙来：市民的整体素质 此乃一城一地发展之本》为题，引述《重庆日报》报道薄在重庆主持该市宣传文化工作会议的讲话，显示薄的政治局委员之位可能得保。 在此之前，新加坡《联合早报》26日引述北京多名消息人士指，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并非寻求政治庇护，而是希望能等到中央派员接管，让他安全离开重庆。报道又指，王立军年初曾发生过幻想症状，逗留美领馆期间，王亦曾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精神病症状，相信这次事件将被定性为精神病发作，受牵连的薄熙来可能只须面对进入政治局常委机会大降的「刑罚」，未必须要「辞去」政治局委员一职。据报，美方已将王立军的谈话录音全部交予北京当局。 《重庆日报》今天亦继续报道薄熙来主持会议，昨日(26日)亦在头版报道薄主持市委常委会会议，听取贯彻「314总体部署」的汇报，会议提出要以「314总体部署」为总纲，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重庆科学发展。 薄熙来在会上说，经过五年努力，重庆经济总量增加，社会公平正义，下一步还要以「314总体部署」为总纲，进一步改革开放，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和促进共同富裕，努力推动科学发展，不辜负中央的重托和人民的期待。 「314总体部署」是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参加重庆代表团会议时对重庆发展作出的「三大定位一大目标四大任务」指示，被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称为重庆加快发展的「重要指针」，但薄熙来07年底接任市委书记后，鲜有提到「314总体部署」，更多讲「唱红打黑」，标榜「重庆模式」。而胡锦涛亦一直未有到过重庆，即其政绩未受肯定。王立军事件后，薄改口强调「改革开放」及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显有向北京表示忠诚之意，但评论指「为时已晚」。 不过，王立军事件发展与薄熙来大跳「忠字舞」，相信未必能挽回薄「入常」(进入政治局常委)的机会，常被中国官场用作「出口转内销」的海外网站近日报道，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入常」机会大增，更有指已成定局，相信是「试水温」之作。 重庆市政协委员们与薄熙来（中）唱红歌 大公报 陈晓彬摄

美國之音 中文網 在中国即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之际，一些公民发起了寻找人大代表的活动，要求各地人大代表公布他们的联络信息。参与过人大代表选举的独立人士说，目前的选举制度决定了公民很难联系到人大代表。 一些网友最近以“一群关注中国民主法治建设和社会长远平稳发展进步的微博网友”的名义，发起了一场“寻找人大代表”的行动，敦促全国人大订立法规或工作程序，要求各地人大在网站上提供每一位人大代表的联系信息，包括电话和电子邮箱，以方便选民寻找、接触、联系他们的人大代表，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落实。 *网友发现86%人大网站无代表联络方式* 这些网友访问了全国各省市的人大网站，发现52%的人大网站没有列出代表名单，34%的人大网站虽然列出了代表名单，但没有任何关于代表的介绍，也就是说各地86%的人大网站没有告诉民众如何去联系他们本区的人大代表。 在此之前，另一些公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了一封《关于公开各级人大代表联系方式的请求》，并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公民联署。信中说，当公民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不仅见不到人大代表，连他们的基本联系方式都找不到，虽然一些人大网站公布了代表名单甚至照片，但根本不提供联系方式。公开信促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参考香港立法会官方网站公开的信息，要求各级人大在其官网上公开本级人大代表的具体联络方式，包括办公地址、电话、电子邮箱，以便人民群众与人大代表保持正常的联系。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10年修改通过的人大代表法第七条规定，代表在出席人大会议前应当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为会议期间执行代表职务做好准备。第四十五条又规定，代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人民群众对代表履职的意见，回答选民的询问，接受监督。 去年参加过广东省江门市人大代表选举的王全平律师说，公民依法要求公开人大代表联系信息是正确的行动。 王全平说：“你既然是人民的代表，你就应该让人民找到你。如果人民想反映情况都找不到你，那么你这个代表就是虚伪的了。如果你隐藏起来，你的选民找不到你，那么你这个代表是怎么当成的，这就有疑问了。” *前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是根本问题* 北京学者和维权人士许志永曾经连任两届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并自愿将自己的联络方式公诸于众。他说，人大代表普遍不公开联系方式的根源在于目前人大的选举制度。 许志永说：“主要是选举制度的问题。在这种选举制度下选出来的代表真正有公益心的、热心公益的代表不多。缺乏竞争性选出来的代表大部分不太关心公共利益，不太热心公共利益。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最近在人民网上发表的评论说，70%的全国人大代表是各级党政官员，剩下的30%大部分是大型企业或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在独立参选人刘萍看来，有这些背景的人大代表不愿意接受人民的监督，自然也不会公布自己的联系方式。刘萍去年独立参选江西省新余市区人大代表，并因此遭到打压。 刘萍说：“只能说是怕监督，我们国家缺少的也是监督。没有监督，任何事情都是冠冕堂皇，都是假大空，什么人权民主都是假大空。没有监督，也必将走向腐败。” *人大代表法规定代表集体行动统一安排* 至于为什么各级人大的官方网站不主动登出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广东江门市的王全平律师说，答案可以在人大代表法当中找到。2010年修改后的人大代表法第二十条规定，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第三十条规定，乡镇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根据统一安排，开展调研等活动。第四十条又规定，县级以上的人大常委会是人大代表履行职务的集体服务机构。王全平认为，这些法律条文显示官员们不放心人大代表单独与选民接触。 王全平说：“有些领导害怕这些人大代表去接触群众，去接触选民，害怕他们个人去进行宣传。就是说，一切要集体活动。你这样等于是限制了人大代表接触群众。” 中国公民提出公开人大代表联系信息的要求已经提了很多年，人们不指望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会对此作出重大决定。2006年2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报道，江西省人大即将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人大代表的基本资料，包括通讯地址、至少一个电话号码以及电子邮箱。但是六年后的今天，江西人大的网站公布的人大代表资料仍然没有列出任何联系办法。 图片来源: 江西人大官网截屏 江西人大官网列出代表名单但无联系方式

張倫　　 法國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副教授 打印文稿 王立軍叛逃美國使館，戳破重慶模式的光環。 王立軍叛逃美國使館，難免不讓人聯想起四十年前林彪出逃的９１３事件。對當代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那個事件不僅在政治上也在思想上影響巨大。它動搖了幾代人的信仰，毛的神話和文革路線開始崩解。今天，政治社會文化的多樣性發展，使得王立軍事件不具有當年那樣整體性的後果，但其對當代國人的思想、對中國的思潮走向肯定還是具有重大影響的。 不安全的重慶模式 談王立軍就不能不談重慶模式。不管我們如何歸納重慶模式（經驗），其要點不外乎１）靠打黑給民眾以安全感，２）推動民生，「五個重慶」的建設，政策適當向社會中下層傾斜，３）以唱紅為標誌，強力進行道德及思想觀念文化整合，４）所有這些政策的實施都借助權力的強力介入。 相關内容 專輯：王立軍事件 薄熙來強調落實胡錦濤重慶部署 《重慶日報》報道薄熙來接見郭台銘 然而現在，作為參與創造這模式的核心人物之一，王是在用自己的行動向世人宣告：他自己就是最不信重慶模式的；重慶從根本上講是不安全的。重慶的安全只對那些甘當順民、且不會與上級有利益衝突、對領導沒有威脅的人來講才存在，否則，重慶就是危險的。事實上，李莊案時人們對重慶的質疑說到底就是這一點。 當公民與主政者、下級與更大的權勢者的意志與利益有衝突的時候，法律還能否提供保證公民甚至是劉少奇那樣一個國家主席的基本權利，這就是問題的關鍵，也是文革後幾十年圍繞中國法治建設的爭論的核心。打黑沒有錯，但不講法律就是只能是黑打，雖可帶來暫時的效果，卻因對法治精神的破壞而最終無法建設一個真正公正的社會，無法讓公民甚至打黑者本身的權益得到保障。 「唱紅」後面的黑 唱紅，在這個畸形市場經濟、價值壞頹的時代，薄熙來本意或許要利用人們對革命時代那種純樸理想主義的懷舊，鼓吹集體主義，重塑某種社會風尚，通過強化人們對體制的認同來強化對其作為紅色元老子弟的執政合法性的認可。 作為與「黑」的對立面的「紅」，代表正統、革命理想、犧牲奉獻，代表道德純潔、昂揚的精神……但，在薄熙來高誦雷鋒之歌的背後究竟是些什麼，許多文革的過來人其實並不那麼幼稚——國內某大學的老師就跟筆者開玩笑地說：唱紅就是自己兒子去牛津、哈佛，讓走不了的百姓兒子在家唱革命歌曲。 只是，這種事實上的反差，這次通過王立軍之口（「薄熙來是偽君子」，「黨內最大的野心家」「不擇手段」「貪污」等等）　向世人再一次捅破：唱紅的始作俑者其實也並不見得那麼「紅」，甚至很可能很「黑」，與其反目是需要跑到外地、外國才可能保命的。且不論現在報道出來的王的這些話是否有誤，但王的行動本身至少已說明這後一點。 民族主義與新老左派 重慶模式這幾年得到許多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憤青的追捧，更得到新老左派的極力讚揚。此次事件，對些涉世不深、對文革缺乏了解、對重慶模式抱浪漫想像的年輕人肯定是個相當大的衝擊，不過，震撼過後，接下來的思考肯定會有助於他們更好地認識今日中國，探索明日中國應走的道路。 在毛式的老左派眼裏，重慶是革命傳統的燈塔，社會正義之地，反西方的堡壘；薄熙來則是他們寄望無限的領袖。但薄最重要的助手、打黑英雄像林彪當年一樣，竟背叛人民、背叛黨，欲投靠美國人，成為他們眼中的叛徒，顯然，此舉讓他們憤怒難堪。如薄再因此政治上受挫，可以預見，在這樣一個極端貧富不均的背景下，毛式的思潮和力量不會就此絕跡，但因此受到某種挫折、勢頭在一定時期弱化也是可以預料的。 至於那些不遺餘力地為重慶當局出謀劃策，進行理論論證的新左學人們面臨的尷尬可以說是不言而喻。我們不能排除其中有人或許懷學術真誠和良善願望，但利害的盤算、帝王師之夢、學界權威的企望等都可能是造成這種尷尬的誘因。也許，一個教訓就是：變動的大時代，持守學者的良知和謙和，警惕名與利的誘惑，對權力保持距離和批判，永遠以民眾的權利為首要的考量標準，是保證其避免類似尷尬的最好的選擇。 重慶模式與中國模式 在筆者看來，重慶模式說到底與現行中國模式沒有區別，只是其一個亞種。它只在「打黑」和照顧民生上比當下的主導模式走得更遠而已，這也是為什麼它受到一些人讚許的原因。也正因此，即使薄政治上淡出，北京官方也絕不可能公開否定重慶模式，最多只會對其中某些做法提出意見，不會對薄在渝的所作所為全部否定。 事實上，在現體制不進行大的改革的前提下，重慶式的做法最符合這個體制的本性和習慣。（最近官方推動全國學雷鋒不外乎是另一種唱紅）只是由於規模的不同、地區的差異，重慶可推可做、能得到些效果的在全國卻不盡然，且不談中央政府是否還具有那種執行能力。可以想見，全國版的學雷鋒唱紅終無法收其預想效果。 正如筆者過去撰文提及的，重慶模式說到底依然是一個權力導向而不是公民權利導向的模式。不管它是否帶來某種現實的好處，這種模式的致命症結就在於它無法根除其不確定性、無法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如：重慶一邊招商引資，一邊假打黑之手搶奪一些私人資本，這個矛盾現象的本身有一個內在的邏輯，就是權力的考量：看哪個對我的政治利益有用。 因此，誰能保證那些引來的新資將來不會在某天也被冠上「黑資」遭沒收？誰又能保證民眾得到的好處不會一夕被再次剝奪？——前不說六十年前的剝奪，就是今日，中國大地上那眾多悲慘的訪民中，多少人不是一夜間被權貴從一個已進入中產甚至是富有階層的人士拋向一貧如洗的境地？ 大時代中各種探索包括重慶的某些具體探索都應該被允許且有其意義，但前提是不管冠以何種左中右名號，公民權利的增長和保障應該是衡量這一切探索的根本，舍此，便有誤入岐途甚至遺害深遠的可能。不僅對民眾，對主事者也是如此。應該把奉為重慶模式的一條重要經驗的「群眾路線」的邏輯推到底：決定群眾命運的領導人本身也應該「從群眾中來」，由群眾根據他們的利益選出、確認和監督，而不僅是些民生政策的確定。 最後提一句，事實上，與重慶類似的這種帶有民粹政治特點的發展模式，在世界各國現代歷史上尤其是發展期都不同程度地出現過，其後果和最後結局，往往取決於其演變方向。德國民眾因希特勒上台所享有的福利和光榮而對其的支持程度顯然是薄熙來無法相比的，其災難的歷史在此也無需贅言。或許，王立軍事件的最大意義在於戳破重慶模式的光環，有關中國未來道路選擇的論戰將在一個新的高度上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