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眾抗爭

近日很多人都問：為甚麼第一位女太空人劉洋上太空了，同是中國女性的廿二歲陝西婦女馮建梅，卻因交不起四萬元罰款而被迫流產，誕下七個月大死嬰？為甚麼「蛟龍號」能潛入六千九百六十五米深海，卻查不到李旺陽死因？ 類似疑問還有很多：二○○八年至二○一一年，中國主辦了史上最奢華的北京奧運和上海世博，還有廣州亞運、山東濟南全運會及深圳大運會，共耗資逾萬億元。但是，二○一一年教育開支二千九百億元，中央的醫療撥款一千七百億元，合共四千六百億元。更甚者，為甚麼國產奶至今還是不能喝、益力多要到香港搶購呢？ 看似很難的送人上太空、深潛數千米等，中國人做到了；但看似很易的建立有效的食物安全監管體制，中國人做起來卻難如登天。這是中國政治體制造成的。 中共實行一黨專政，政權的認受性、合法性成疑。解決此問題，中共並非像多數國家那樣開放政制，讓人民以選票選出合法、認可的政權，而是「一手硬一手軟」。硬，建立舉世無雙的維穩系統，每年撥款逾七千億元去打壓所有威脅其政權的勢力：監控政治異見人士，鎮壓群體性事件（示威抗議活動），遣送堵截上訪寃民。軟，就是發展經濟、展示國力，使老百姓改善生活之餘，更要他們對國家成就引以為傲。 問題是，改善老百姓生活並非易事，即使投入大量資源也未必有很大效果，更何況欲壑難填，「不可使長飽，不可使長饑」，就是用來控制民眾預期。相反，把資源放在櫥窗工程、面子工程，其展示國力的效應就可成倍放大，讓人民心理好過點，醉倒於大國崛起的虛幻中。 神舟載人太空計劃，正是這類櫥窗工程佼佼者。目前全世界有能力發射人上太空就只有美俄兩國，更何況上太空代表了科技、現代、國力等，即使中國的太空技術落後美國多年，火箭負載能力只及美國十分一以下，但中國也能做到，就能說明中共治國有方，在中共領導下國力大增、科技能力走向世界前列。正因為這是很易產生的聯想，中共才不惜耗資數百億元啟動神舟計劃，劉洋自然成為國家英雌，所有太空人都能享受高幹式特權。 《新京報》曾報道，甘肅太空城附近有多個天然飼養場，乳牛場負責人表示，太空人到達基地前三個月，他們就選出幾頭精神十足、皮毛光亮的牛隔離飼養，並有一個月「休藥期」，把牛體內藥物分解、排泄，才向太空人供應新鮮安全牛奶。 正因為劉洋有此示範中共政績、展現中國國力的作用，她才被捧上天；相反，馮建梅只是十三億蟻民之一，她的命運如何，誰理會？ 張華 香港 蘋果日報

李凡 　從去年年底開始，廣東省在處理烏坎的群體性事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好評如潮。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廣東省委領導指出，廣東要根據烏坎事件的經驗進行總結，並進而考慮是否下半年在全省推廣的問題。從目前跡象來看，下半年廣東在全省推廣用烏坎方法來處理群體性事件的思路已經確定。 　基層自治遭破壞 　從廣東處理烏坎事件的辦法來看，在他們的眼裏，衝突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中一小部分貪腐人員和一部分精英組成的利益集團為了滿足自己的利益，才開始破壞了村民自治的規定，他們這些人頂著「官」的頭銜，實際上是既得利益的代表，他們不顧法制，操縱和破壞選舉，隨意干涉村民自治，破壞了中國基層民主既定的規則和法律框架，一些上級部門政府由於作風和利益等原因，也在實際上支援了這種破壞村民自治的做法。這樣才激起了村民的群體性抗議事件。 　烏坎事件的出現是農村基層民主和自治被破壞的結果。原因不在烏坎村民，而在於基層政府。這樣的結論，基本符合近年來中國農村基層民主發展的現況。但是像廣東政府能夠從村民自治被破壞來看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出現的原因的並不多，大部分地方政府將群體性事件的出現歸因於「刁民」、「境外敵對勢力」等，就是不從基層政府破壞村民自治來尋找原因。因此，對付群體性事件就是以高壓的辦法來達到維穩的目的，當然事情是越搞越糟。 　為什麼就不能換一個思路來考慮基層政治的穩定呢？廣東用烏坎的辦法給基層政治的穩定找到另外一個思路，就是用民主的辦法、對話的辦法、協商的辦法來解決基層政治的穩定問題。回歸村民自治是這個辦法的核心內容。 　在廣東政府看來，烏坎事件產生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沒有用基層民主和村民自治的框架來處理村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例如，烏坎的村委會選舉就是被當地的原村委會和黨支部所控制和操縱，他們用任命的辦法操縱村委會的選舉。這樣的村委會並不能代表村民的利益，進而產生了村民和地方政府的衝突。 　回歸到村民自治 　同樣烏坎的上級政府也沒有用村民自治的辦法來解決烏坎村的選舉問題，而是包庇和支援原來的村委會和黨支部，使得村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擴大，釀成了群眾事件。因此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回歸到村委會原來所具備的村民自治原則，真正做到讓村民進行公平公開的選舉，讓村委會真正代表村民的利益，政府不要干預。 　依照村民自治的原則，村民的土地該賣不該買、賣多少，由村民自己決定。依照村民自治的原則，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就可以避免，從源頭上來解決政府和社會衝突的產生。在這樣開明和寬容的態度下，烏坎重新進行選舉，這個選舉嚴格按照村委會選舉的辦法和程序進行，一切公平公開。這樣，烏坎回歸常態，群體性事件落幕。 　這樣的思路，是回歸到原來已經有的村民自治原則和相關的制度，並不是什麼制度創新。但是這個回歸，卻可以解決一個複雜的政府和社會衝突。至今看來，這樣的思路解決烏坎問題是成功的。如果廣東的其他地方都採用這樣的辦法，是否可以取得同樣的成功？如果成功的話，那麼回歸村民自治就是廣東地區解決農村大規模群體性衝突的成功經驗，是一種新的思路。這對大陸而言有很大的意義，尤其是對中共十八大以後的治國和維持穩定是有重大的意義的。 （作者為大陸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 台灣 中國時報

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现象和突出特征，是警察无处不在，他们对公民正常、合法活动的干预、压制，对人权的侵犯，达到了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和谐社会”的口号与警察国家的现实，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和讽刺。 最近几年，作为对《零八宪章》的签署与发表，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北非一系列国家发生“茉莉花革命”的回应，中国的当政者越来越依靠警察力量来维持他们所谓的“稳定”。在对自己的执政合法性丧失信心后，当政者对形势的判断有一种病态的敏感，他们觉得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是即将燎原的星星之火，他们的对策是要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他们把国家的大量资源用于对社会的监视和控制，并在指导方针上提出“社会管理”即全面控制社会的概念。当极权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大势已去，面临中国正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历史潮流，这种恢复极权主义全面控制社会生活的企图既不得人心，又明显不能成功。这种倒行逆施加剧了社会内部的矛盾，扼杀了社会的生机，毒化了社会的空气，当政者的所作所为败坏了中国的形象，中国的人权状况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抗议，但他们只是以“反华阴谋”的说辞来自欺欺人。 警察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侵犯，他们无所不在的监视、控制、镇压行动，是极权-后极权国家最突出的特征。柏林墙倒塌之后，人们可以在反映苏联、东欧国家社会生活的各种记录——展览、博物馆、电影、小说、回忆录，等等——中了解到警察形形色色的活动，体会到人们在警察制度下的遭遇、痛苦、不幸和种种感受。中国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警察化特征，警察监控社会和侵犯人权的基本方式与特点，值得记录下来，以供后人了解、研究这段历史。 必须指出，本书记录的中国公民与警察的遭遇，只是历史真相的一个侧面，远远不是全部。我们只是把近两三年在网上流传的，我们手上现成的文章挑选了一部分收入本书，而没有做约稿、组稿的工作，警察无处不在的情况使得约稿、组稿无法进行。本书各篇文章的篇幅、体例、风格的不统一是这种困难条件的反映。 我们知道高智晟、郭飞雄、刘晓波、艾未未等重大案例，我们无法把他们的遭遇包括进来，也没有条件约请他们的亲友提供描述他们遭遇的记录。我们还知道一些遭到警察刑讯和虐待的事件，对于了解历史真相，披露这些事件是必需的，但我们没有做这种努力，因为，虽然这些事件的受害者中有不少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得知，他们在出狱前受到严厉警告，甚至被迫作出保证，不得讲出他们的遭遇。为了免使这些受害者因为加盟本书而再次陷入危险的境地，我们不得不舍弃了本来可以展现的，非常有价值的内容。 我们坚信，全面反映历史真相的时候终究会到来。 编辑本书的初衷和侧重点不是要反映当代侵犯人权的严重和残忍。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人的情况早已记录在案，我们不是要在这个方向重复和增添新篇章，我们想反映的，是警察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他们活动的公开化、日常化。 与苏联东欧秘密警察的活动方式不同，中国警察既不神秘，也不威严，中国公民遭遇警察不是偶然、个别、例外的，而是大量、经常的，不是在暗处，而是在明处。他们可以打个电话就上你家，或者不打电话就来，长久以往变成常客；他们可以定期请你喝茶、喝咖啡、进饭馆，俨然成了酒肉朋友；他们可以在被监视对象的家门口、楼下、小区入口处安营扎寨，人手不够时大量雇佣保安、城管、农民工，每人每月只给一千多元，为了监视一个人雇八个人，三班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这时警察像包工头，拉起一支乱七八糟的临时工队伍——可以想见，这支队伍是不敬业、没有效率、没有士气的。 之所以这样，原因在于需要监控的公民太多，即使按照国家的恶法和警察的惯例也没有长期关押的理由，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也没有这样做的空间，对人们的监控和短期扣押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出于“千万别在我这里出事”的心理，出于“一定要平安度过这段敏感期”的命令。对个别人士，他们采取柔性方式：明明是扣捕和拘押，却要安排成旅游，入住宾馆，呆在度假村，他们要人们相信这是“人性化”措施，其实是想规避法律程序方面的难题；而对于绝大多数监控对象则凶相毕露，打、骂、侮辱、虐待，甚至对于身体残疾或身有伤病的人也是如此。 在本书中，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人大多具有法律意识和知识，还有人本身就是维权律师，因此，在遭遇警察的过程中，他们充分地利用现行宪法和法律来捍卫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在此过程中读者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些自称的执法者根本不懂法，他们需要受害者向他们普法，当然，即使在了解相关法律之后，他们仍然做践踏法律的事。读者可以从本书的多篇记录中看到，遭遇警察的过程，就是在所谓“执法者”面前宣传和捍卫法律的过程。许多公民在遭遇警察时表现出区别于以前的“臣民”、“顺民”的勇气，他们以现行宪法、法律为武器，有理、有利、有节地抗争，而警察的无法无天则是中国进入新世纪后法治不断倒退的明显标志。 本书指称的警察只是中国庞大警察队伍中的一支，他们是政治警察、思想警察、文化警察，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不应该存在这种性质的警察。尽管中国警察队伍中的腐败和黑暗触目惊心，尽管警匪一家的现象不是个别，尽管警察与黑社会合为一体在一些地方不是秘密，但总的来说，中国老百姓还是把警察视为保护自身安全的力量，而不是威胁、侵害公民权利的力量。人们对那些在公路上辛劳执勤的交通警察，在边境、丛山和密林中执行危险任务的缉毒警察，对为缉拿凶犯而呕心沥血工作的刑侦警察，对一切为社会正常运行而坚守岗位的警察，充满敬意和爱戴，但这绝不包括政治警察，他们令人生厌和生畏，他们是警察中的异类，是通向公民社会的障碍。 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当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当“建立法治国家”作为真正的政纲而不仅是口号提出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缔政治警察。 放眼中国的未来，政治警察终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徐友渔，中国人权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