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

红人加藤 ”混“在中国 “所有活动取消了。” 6月8日中午，加藤给我发来短信。这意味着他的“西部高校行”活动遇到了难题。按照计划，这本是他在中国的告别演出，两个月后，他将离开这个生活了9年的国家，去往下一站美国。我回复道：也好，这下可以名正言顺给自己放个假了。 很快他打来电话，情绪低落。显然，这样一种告别方式让他难过。“很遗憾，我本来准备在最后那场讲座时大哭一场的，”他说，“但是现在没有机会了。” 半个月前的南京，他在回答一个读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提问时，谈到年轻人应该多一些渠道了解历史。这个答案没能让在场的一位女听众满意。很快，一篇《致加藤嘉一，也致困惑的年轻人》以及针对他的愤怒情绪在网上如病毒般四下蔓延，“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的标签贴到了他身上。在甘肃省教育厅的直接干预下，加藤对甘肃农业大学的访问被“坚决制止”。连带的一系列反应，终于导致“西部高校行”泡汤。 “你知道我的立场。”他有些委屈，“要是我一直否认或者质疑南京大屠杀，那你说我能走到今天吗？” “但听众也许只关心你回答‘有’或者‘没有’。”考虑到他的糟糕情绪，我尽量压抑住一些调笑他的想法。 他却颇为沮丧，甚至产生了一些幻灭感：“我在中国的9年就像泡沫。”在过去的无数场合，类似的“敏感问题”他被问过很多次。他自评表现得不错，“一直没有回避过问题”。“你越做越觉得自己不会失控。”同样的问题永远有人在问，当关卡一遍遍重复，冲关者的神经难免麻木。 我想起他说过“中国人最烦日本人说教”，显然这回他没忍住。中国人更习惯外国人彬彬有礼，宾主一团和气。但如若不是那些超越和气的言论，加藤就不是今天的加藤了。 “我是日本人” 每次机场入关，加藤注意到，中国海关官员似乎对他比对旁人要多点兴趣。 “您这次来是做什么？”护照递进窗口，玻璃里面的人盯着电脑屏幕像是一激灵，猛然发问。 “我——是来促进中日友好的。”加藤稍作迟疑，狡猾地答道。 “哦，这样……”海关官员拿捏了一下这个虚头巴脑的回答，又问：“那么这次呆几天呢？” “不好说。” “为什么？” “因为贵国计划赶不上变化啊！” 日本人习得的这套中国太极屡试不爽，两人相视一笑，加藤便被放过关去。“其实他们对外国人一般是不问的，”加藤说，“我觉得屏幕上可能有个什么东西，肯定不是黑名单，不过大约也是‘需要关注人群’一类吧。”不少人怀疑他是间谍。“你见过到处接受采访的间谍吗？”他反问。 中国人的议论并非没有理由。5月7日，加藤从美国参加一个会议回到北京，跟我在好运街喝完一杯扎啤，已是深夜11点。“我要去见使馆的人，”他忙着告别，“得跟他汇报下参会的情况。” 在加藤的文章和访谈中，常能看到他有意无意透露跟中日双方的“有关部门”都很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加藤的导师朱锋就曾批评过他“爱吹牛，说大话”。“这是一种保护。”他说，“我说大话是有根据、有战略的，你们不要随便欺负我。我肯定不是随便说我认识薄熙来，不然恐怕早有人‘搞’我了吧。” 我曾看到加藤在日本电视节目上的表现，毕恭毕敬，甚至唯唯诺诺。那个在《锵锵三人行》上翘起二郎腿指点江山的加藤完全不见踪影。他很清楚在相隔一个时区的两个国度，举止言行也得像拨时针一样作出调整。“我并不爱中国”，他说，“爱上的话，我就死定了。我不是大山（演员）那样的老外，保持距离是我的底线。” 如果中日必有一战，你支持哪边？——加藤常被问到这个问题。“诸位，我是个日本人。”他顿了顿，眼神变得严肃冷酷，又重复一遍：“我是个日本人啊！” “我没勾引啊” 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加藤接到一个民族问题智囊机构的会议邀请。在此之前，他写过一篇《中国民族政策的下一步》发表在FT中文网上。 “我说领导，其实，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落脚点是很清楚的，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里把‘民族’两个字去掉，不能是别的，绝对是对的！”在被问到“如果是你怎么办”时，加藤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一定相信我，没错的。” “你看哪一个国家是最像贵国的，哪一个国家是你们最希望成为的？毫无疑问，美国嘛。美国难道没有民族问题吗？他们的问题比贵国严重多了，贵国绝对不是个另类啊。人家怎么搞的？你不管是外地人外国人还是外星人，都可以享受同样的权利但要承担同样的义务，这才是平等公平的民族政策。美国做到了，贵国为什么做不到？ “现在民族问题来源在哪里？汉族对少数民族不满，因为他们从小享受特权，考试加分；少数民族也不满，他们不会汉语，找不到工作。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不管是什么民族，他的起点应该是平等的，取消掉那些特权，让他们学普通话。在身份证上去掉‘民族’，不要把民族等同于身份，它不过是个户口的东西，去掉它。” 与会者点点头：“这个问题，动起来会涉及到方方面面……”话音未落，加藤已经起身开始收拾文件。“抱歉领导，我有点事，得先走了！” 他承认自己是故意的。“人家是部长级的干部，我在他听到最高潮的时候走掉，很少有人会在他面前这样吧？他会觉得这个人很不一样，很牛逼啊！他赶紧上来拉住我要手机号，我知道这样肯定会有下次的。” 我开玩笑说，这是在勾引。他摆出一副无辜样子，“我没勾引啊……那我跟你说，我是个外国人，人家地位比我高，什么都比我大，那我靠什么？我只能靠我的逻辑，我的素材，甚至是对场地的支配——你必须让他觉得这个人有魅力！你不能光靠逻辑，中国现在好的观点太多啦，但是你给他制造一种失落感，那就不一样了。” 2012年1月，《学习时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的《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文中写道：我个人倾向于将来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入乡随俗 对于想要认识的人，加藤的古怪招数还有很多。某人去厕所，加藤跟在后面——哎你好你好！会场里，某副部长衣服挂在椅子后面，他故意走过去把衣服碰掉，——啊，对不起对不起！——噢，加藤君！“这种事情很重要。”他说，“其实就是搭讪，但这需要魄力。细节决定成败啊。”我问他从哪学来的这套，他两眼一横：“没学过啊，哪里学？我觉得这方面我可能是有天赋的吧，天生就会这个。” 加藤喜欢中国的饭局，因为总能认识一些新的人，他们会给他带来一些行业内幕，这些都将是他下一次写作或演讲的素材。而中国人的热情也并非没有理由，一个来自日本的名人出现在饭局上，会让东道主感到“很有面子”。而他对热点问题的点评，又总是能精准地抓住人们的目光。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微博上只有3件事：吵、闹、搞。”他喜欢用日本人中意的数字3来概括自己的见解，“我对中国的未来有3个判断：没有信仰的公民，没有共识的社会，没有蓝图的改革。”听众屏气凝神，饶有兴味地聆听他对时弊犀利的点评。这些观点算不上新鲜和高明，但一个外国人以流利的汉语和自信的口气说出来，多少总比那些普通话也讲不清楚的学究更具观赏性。 “西方记者经常问我，为什么你这么受中国人喜欢。”他洋洋得意，“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纽约时报》老说这毛病那毛病人家是不爱听的。你看中央的讲话——‘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要学会入乡随俗。” 加藤在公共场合的表达语态是保守的，听他在讲台上以一种过于流利的语速高谈阔论时（他少有语误，几乎不打磕巴），我有时会想起那些央视评论节目里谁也不想得罪的嘉宾。出于对中国政治的解读，《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是他每天必看的，显然受到了一些影响，以至于“在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这类表达都能随手拈来。 “你说话很像长辈哎。”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演讲时，一位与他同龄的提问者委婉地调侃他。 长期关注他的同济大学学生周阳说，“加藤跟韩寒的区别，可能是前者说了50%而后者是70%，差的那20%可能是语气，或者是一些感性的东西。但就是这点差别给我的感觉是，加藤出于害怕而保留，但我不知道他在害怕什么。”他则抱怨学生们没有仔细听。“不要放弃的是希望，不要忘记的是绝望。”他一字一顿，但台下反应冷淡。没有人为他这句苦心设计的警句鼓掌，这让他有点痛心，“因为他们不知道前途是绝望的。” 但在私下里，哪怕是演讲的互动环节，他就会放开很多。在中央财经大学的演讲提问中，学生们问到“十八大”和台湾问题，他很兴奋，甚至提到“两国两制，这就是事实”。“没人找我麻烦。”几天之后我问候他“别来无恙”，他表示毫无压力。“因为那是互动，别人问到我才说的啊。”他再次露出狡黠的微笑，“要是我在演讲中间提，那就死定了。” “上下左右我都掺和” 在一次媒体人的聚会上，我听说FT中文网给加藤的专栏稿酬为每篇两万人民币。当我当面向他求证时，他颇有些愤愤然：“我告诉你，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每篇500元！” FT中文网是加藤最重视的发言阵地，因为“会被中南海里的人看到”。“人脉就是这样扩大的。”他说，有些官员会因为在这里的文章而找到他。截至2012年6月7日，加藤在4年时间里共撰写文章168篇，算得上是这里最勤奋的作者之一。所涉话题从四川地震到薄熙来，从“左右派”到地沟油，不一而足。 加藤曾同时是《环球时报》和《南方周末》的评论撰稿人。在中国的舆论分野里，这样的现象并不多见。有人直斥他“两边倒”，“左右投机”。但他表示自己既非左派亦非右派，“我认识很多人，但我不混任何圈子。我不排斥任何派，上下左右我都掺和。” 2009年，《环球时报》筹划“60周年系列评论”。此时加藤已有了一定知名度，编辑部打通他的电话，想请他写第一篇，主题是“强调中共体制的优越性”。 说到此处，加藤诡谲地一笑。他委婉地表示能否做下调整，对方仍然坚持。经过协商，最终确定的标题叫“否定体制不是中国民意主流”。这个拗口的名字让他想了很久，后来发现他还是说错了两个字。 与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走得近成为加藤在日本国内被质疑“为中共代言”的主因。早年他回日本去电视台做节目，负责人很警惕地给他出了道题：“当代世界的主流是自由民主还是共产主义？”据说此题用以检测他是否“在红色中国被洗脑”。 “你不跟他们打交道怎么了解这个体制呢？”他反问，“我为什么要给《环球时报》写文章，因为他们会给我‘提供思路’，这些‘思路’往往能让我了解一些内幕。我会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他们就说现在有这么个情况，敏感时期，上级布置了一个任务……这样我就了解了。” 日本问题学者余一（化名）回忆加藤刚来中国时与他相见的情形。“我觉得他不同于普通日本年轻人，求知欲很旺盛，对社会有自己的见解。”他把加藤介绍给国内一家新闻杂志，“我一直对他很器重，相信他这样的年轻人，能为中日关系的好转做一些事。” 加藤其后的涉猎显然远远超出了余一的设想，他更有兴趣去谈论“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之类宏大问题。但加藤在中日两国的专栏里的一些表现，让余一对他感到失望。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加藤的日文文章呼吁“全体国民保卫钓鱼岛”，但在中文专栏里，措词则变成了“双方各有各的立场和说法”。 “他的立场作为日本人没有问题，”余一说，“但是一个以写作、演讲为部分生活来源的人，应以公正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不能在日本说日本人爱听的话，来到中国，就说中国人爱听的。” 以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要求加藤显然有些苛刻。两年前接受我的采访时，加藤说他的理想是一名政治家。“你不能光讨好某一派。各种人的支持你都需要，这样才不会被人抛弃。” “我一点头，他们会马上去做” 复旦大学校内的咖啡馆，过往的女生抛来景仰和害羞的眼神，窝在沙发里的加藤不时抬眼观望，显然不愿错过与粉丝四目相对的机会。 他在学生中的号召力让人惊讶。在5月7日后的两周内，他在京沪两地的大学里开了5场讲座，场场爆满。两个南通的大学生，每周二坐两小时长途汽车来上海，只为听他在复旦新闻学院开的一节选修课。年轻人对偶像的崇拜让人心疼，很多被选中的提问者一脸幸福茫然地站起来，用颤抖的声音问：你为什么这么成功…… 在中国，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里恐怕没有几人能拥有如此人气。“印象深刻是这个人的感染力，”《环球时报》编辑谭福榕说，“跟他聊天你会感觉很大的气场，他指导了一切话题的走向。”媒体爱说他是“日本的韩寒”，他不喜欢。“我不跟任何人比较。”有朋友试图撮合他跟韩寒搞个对谈，他拒绝了。但访谈中聊到兴之所至，他也会说：“我比韩寒高啊，而且高很多呢！” 他的最新一本书叫《致困惑中的年轻人》。跟那些励志书一样，封面上的他玉树临风，志得意满。编辑的推荐语是：日本在华最具话语权专栏作家首部奋斗智慧书。加藤嘉一与你促膝深谈：年轻人该怎么活，怎么学，怎么奋斗！在讲座去程的出租车里，我从包里拿出一本《致困惑中的年轻人》。他有些好奇地说：“呦，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本书呢。”我递过去，他连连摆手，那眼神就像见到丑陋的新生儿心生厌恶的父亲。“不用不用，我从来不看我的书。” “最近我出了一本烂书。”在讲座中，这本书被当作奖品送给提问者。当他给学生们亮出样书时，他总这么说。观众席里出版公司的编辑就坐我旁边，冲我苦笑。 图书编辑跟我抱怨，加藤一个劲催他们推进促销活动。这表明他很关心销售情况，毕竟关系到收入。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他在中国受欢迎程度的晴雨表。 “著作”并不是个让他愉快的话题，因为他觉得那些书都不够好。“最好的部分都被删掉了，比如谈论体制、民族，或者台湾、西藏。” 在过去5年里，他在内地共有7本书面世。但他最得意的那本《爱国贼》，反思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崛起，没有获准在大陆出版。“曾经协商过，他们让我把书名改成《爱国的准则》，我没同意。” 毫无疑问，他的新书会被摆到“励志·成功学”一类书架上，这一主题恰恰是他所不屑，至少他曾反对过。谈及此书，他纠结的表情隐晦地表达了对自己的不满意。 无论如何，加藤已经成为某种象征。每天，他都会收到很多邮件让他“滚回去”，当然也有不少求助的来信。年轻人向他倾诉成长中的苦恼，“加藤先生我要不要入党？”学生家长忧心忡忡地问：“我的孩子是不是该出国留学，像您一样？”或者“您觉得留学是去美国好，还是日本？” “在他们看来我是个成功人士，”加藤说，他认为在这些纯操作性的问题面前，中国家长束手无策，表明他们缺乏自信，而国内的教育环境则让他们丧失希望。“我知道他们很想让我说：‘对，应该留学，去美国。’只要我一点头，他们会马上去做。” “这是我想要的状态” 每次讲座结束，只要时间允许，加藤都要在现场滞留很久。他说自己在网上名誉欠佳，在现实中就得对粉丝们好一点。粉丝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将他围住，他们的提问如告解般小心翼翼。只等加藤一开口，他们就会露出得到安抚的表情。 加藤有些不好意思，报之以日本人特有的羞赧。“但这是我想要的状态。”他说，“我希望我在年轻人面前是一个值得追随的存在。”有时他也会摆摆架子，斥责那些不得要领的提问者：“我要让他们觉得既亲切又严肃。” 他很自信自己的口才，和对讲座现场的掌控能力。走进大学的频率和人气让他自豪，并有意无意与其他公知做比较。“比如某某某，他的书很好，但演讲就不那么好。”这位躺枪的公知对加藤的评价是：“加藤的耐力和语言能力都很好。但人的精力有限，还是应该专注于一些领域。” 大学校园里的主体90后，却让他感到有些压力。“不好伺候啊，说得不好他们马上就不耐烦。”台下的风吹草动他都很在意。“手机关一下。”“最好不要聊天。”或者干脆沉默几秒钟，一脸愠色逼视那些不恭的观众。这可以理解为日本人对秩序和礼貌的强调，不过对于一个演讲者而言，这多少有点神经质。 在外交学院的嘉宾休息室里，几个学生记者围住加藤采访。他说到也在反思自己是否适合从政，一位女生随口附和道：是啊，我也觉得你可能不大适合。深深陷进沙发里的加藤突然直起身板，“谁说我不适合？”他怒目圆睁，直视那位被吓呆的女生。“你等着，我会用行动证明给你看。”听上去简直有点像恐吓了。之后女生又提了一个问题，似乎想寻求两人间的和解。加藤大声打断她：“作为一个长辈，我不得不指出你的问题太愚蠢。”看样子“长辈”的自尊受到了一些挑战——虽然人家只小他几岁。 很难说这到底是自卑还是自大，抑或是硬币的两面。事后他承认自己有些失控。“我就是‘菊花与刀’啊！”他哈哈大笑，所有的矛盾与纠结，似乎都可以用60年前美国人对大和民族的总结来解释。那本书是他来中国之后读到的，也许让人难以置信，这个在中国言论市场上著名的“第三眼”（其FT中文网专栏名），人生的第一本课外书竟是2003年来中国之后读的。 来中国之前的加藤堪称悲催。一个底层的家庭，一个事业失败的父亲，为躲债不停搬家，最多的时候一年搬了二十多次，“比中国农民工搬得还多，你让我哪来安全感？”他总是学校里的新人，日本小孩也欺生。个头高，好出风头，外地人，作为在群体中被孤立的理由已经很充足了。冷落和排挤，恰恰戳中了自尊的加藤的痛处。某次拖鞋里被扔虫子后他动手打了人，而他的怒吼听起来却更像是哀怨：你们联合在一起不理我，你觉得这样对吗？你觉得这样的日子快乐吗…… 他对黑社会并不陌生，不择手段的黑道规则亦见怪不怪。9年前登上飞机离开日本时，他只觉得自己是祖国的弃儿。连他自己都未想到，多年后去一个崇尚“白猫黑猫论”的国度闯荡，竟一路顺风顺水。那些曾让他身陷囹圄的黑势力在异国他乡，便是酒桌上要与他握手“做兄弟”的人。 “我坦白告诉你，”他语气神秘，“把我介绍给黑帮的全是官员。”他说在中国最信任的人就是这些黑道的朋友，因为他们“简单直接”，具有“武士道精神”。在东莞的一次政警学商头脸阗凑的饭局上，某位神秘身份者表示读过加藤的文章，“崇拜得不得了”。他邀请加藤作为嘉宾出席他们的“例会”。在那里，几百号兄弟要听他“讲两句”。 “在当前这么一个复杂特殊的发展阶段，为了维护社会的正义，为了纠正社会的不公，我觉得中国需要一批协调的、缓冲的一些组织团队。希望阁下你们以合理合法合情的方式，为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他用一种庄重和喜感混杂的口吻复述那段话，完后便像个恶作剧的少年般冲我大笑起来。 “我感谢中国，它给了我自信。我很清楚如果不是此时此地，那么事情就是另外一种样子。”接受完咖啡馆的采访，加藤回到在复旦第一宿舍的住处。说这番话时，他靠在躺椅上，若有所思地品尝一种巧克力。零食是他给自己的奖赏，也是给童年的补偿。“吃这种东西的时候感觉很幸福，非常幸福。” 窗外是让人安静的欧式老楼屋顶，落日余晖穿过颀长的水杉潲进窗台，光影斑驳变幻。3天后，他将赴南京先锋书店为新书签售。在那里，有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在等着他。 （实习记者乔芊、王悠、王杨卡佳对此文亦有贡献） 不该放弃的是希望——对话加藤嘉一 “我到中国以后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想到的。开端没有想到，结束也没有想到” 先锋书店事件 人物周刊：之前想过自己会在这个问题上出状况吗？ 加藤嘉一（下称“加藤”）：我一直还是很自信的，一直觉得这个问题自己处理得不错。我太相信自己的控制能力和支配能力了。现在回想起来，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场，尤其是涉及到中日间历史，包括钓鱼岛这样敏感的问题上，会有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其实这么久了，现在才有，算是运气很好了。 人物周刊：重新来过你会怎么说？ 加藤：首先，我会这样说，如果我说“南京大屠杀”，那我就回不去日本了。如果我说“南京事件”，我应该就在这里呆不下去了。所以我会说，当年在南京发生的屠杀事件，这个说法中方日方都能接受，这是我的智慧，对吧。当年在南京发生的屠杀事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日本只有在这个问题上，诚实地、低调地、谦卑地面对，尊重中国国民的民族感情，才能够友好地相处。我始终对名古屋市长的说法是有意见的，我已经公开地批评他。但是，至于当年在南京到底死了多少人，死的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好好地动员中日双方历史问题研究会，请双方的历史学家共同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好好交流，而不要将它政治化。我的态度就是这个。 人物周刊：我觉得在一些问题上，你在中日两边的表达确实不太一样，比如钓鱼岛问题。 加藤：我不可能主张这个岛是中国的，不可能。我跟你说，这个不是得罪，而是说，毕竟你看到了不同的体制，感受到了不同的舆论环境，你面向这里的读者，如果要让他们好好地思考，就要表达得温和中庸辩证，至少在中国，你不这样表达人家是根本不接受的。如果你只是盲目地强调日本的立场，这种态度人家是不接受的，那你的表达还有什么意义啊。 人物周刊：那么现在，是不是该感谢你终于获得了休息的机会？ 加藤：（想了很久）好像可以让自己很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一些做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不可控的事情。可能很多时候，你也没有走该走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有点太快了，太仓促了。我到中国以后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想到的。开端没有想到，结束也没有想到。 底线问题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在看《人民日报》？ 加藤：当然！每天，绝对每天。《人民日报》、《新闻联播》。我最看不惯的那些媒体人，忽略了《人民日报》。比如说，温家宝回忆胡耀邦，发在某一天的第二版。还有《新闻联播》。比如说，胡锦涛和金正日会谈，旁边有习近平。这种事情我一定会关注。通过公开的报道，从外部观察政治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也会思考，然后去问，问那些核心的人。 人物周刊：跟中国人交流过被骂的问题么？ 加藤：前一段时间，中央有一位退休的前高官当面感谢我。我说最近很痛苦，到处被骂。那位同志说，我看到了，加藤同志，您受罪了，您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该被骂的应该是我们。我说那些骂我的人根本不是反日，他们根本不知道日本是什么，他们缺乏宣泄……我为什么不被整，就是这个原因。 人物周刊：对底线的掌握程度也有关系吧。 加藤：我没有失控过。那些学校团委，他们会向其他学校咨询，他上回过去没事吧？只要我到了，他们都说很好、很给力，还帮他们释放学生的情绪。一方面我是挑战维稳，同时促进维稳。请我来对他们是一个挑战啊，你有风险，如果失控那就完蛋啦…… 人物周刊：自己评价外籍身份加了多少分？ 加藤：我的结论是，我跟中国人起点是一样的，前提是你的中文足够好。中文足够好的外国人有多少？太多了，你不要以为人家是外国人就怎么着了。那这个外国人是个SB怎么办？你不要以为中国官员跟外国人接触是没有风险的。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冒风险见我？因为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而且他们要的，我能给的，都是最没有风险的东西，政策讨论嘛。跟钱、权、女人都没有关系。我惟一感兴趣的，是要通过他们观察这个社会。 无奈的希望 人物周刊：跟官员们聊些什么？ 加藤：我对他们说领导，最近我发现，你们的大学生很困惑，主要跟贵国的体制有关，跟国情有关，媒体和大学都很困惑，跟制定的政策有关。我这样来开场，其实我是想问他一个问题。他微笑，表示了解情况。我说今天中国是个移民潮，尤其是像您这样的高官，基本都把自己妻子和孩子弄到国外去，为什么？他说，我们怕国家乱。我说好，这是您的选择，但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这个机会的。您说国家乱，能不能使它不那么乱，能不能适当地改革户籍、看病、上学、土地等等问题。现在经济发展还比较快，所以大家还可以有一种忍耐力，如果经济发展没这么快了，社会矛盾激化了，那个时候真的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我建议逐渐放权。 人物周刊：就是说你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是不乐观的？ 加藤：从这么一个对话就能知道。我说能不能改，他说我们知道这些，但是我们先得保护自己。他说的就是他自己。他说，既得利益太庞大啦，改一个，要伤一个。碰这个，就得动到那个，明白吗？我们也知道不改不行，但是很难改，太大了，太复杂了。有历史的，有体制的，有外因有内因，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原因绑在一起。 人物周刊：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年轻人？ 加藤：大学团委是希望我能够向他们传达一些希望的。 我对中国抱着的是无奈的希望。一方面感到无奈，我又不得不抱有希望，中国崩溃我们必然会崩溃的，我们希望这种事不要发生。但中国如果不去做该做的改革，一定会发生。那怎么办？我们做的事情，只能是参与、围观，推动一些你能够推动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这样跟学生说会心安理得吗？你没有告诉他们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或者说隐瞒了一些。 加藤：当然我得说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们是不可能的。 人物周刊：大家还把你当成一个希望的象征，偶像啊，榜样啊。 加藤：所以我也在微博上说过，不该放弃的是希望，不该忘记的是绝望。 相关日志 2012/06/10 — 邵旭峰:加藤嘉一在中国遭遇冰火两重天 ——都是“日本”惹的祸 2012/05/22 — 加藤嘉一:北京离重庆有多远？ 2012/02/26 — 加藤嘉一:低效的伦敦 2011/09/23 — 加藤嘉一:地沟油的底线 2011/07/27 — 加藤嘉一:动车事故启示录 2011/06/08 — 加藤嘉一:中国高铁的未来 2011/05/30 — 加藤嘉一:中国大学生，你没资格抱怨政府 2011/05/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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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张雄 发自北京、上海 日期：2012-06-15 混，是一门学问，讲究说学逗唱 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非典”时来到中国。2005年开始在海内外媒体发表言论，著名媒体评论员、专栏作者，出版著作多种。近日因南京大屠杀言论引发争议。（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加藤正在给复旦大学的学生演讲，主题是“年轻人该怎么活，怎么学、怎么奋斗”（图/苏嘉溪） 国年路复旦大学第一宿舍，加藤嘉一在上海的住所，他与小区里的老人攀谈（图/苏嘉溪） 加藤在路边古董摊上翻看一本民国的小册子（图/苏嘉溪） 加藤嘉一（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红人加藤  ”混“在中国 “所有活动取消了。” 6月8日中午，加藤给我发来短信。这意味着他的“西部高校行”活动遇到了难题。按照计划，这本是他在中国的告别演出，两个月后，他将离开这个生活了9年的国家，去往下一站美国。我回复道：也好，这下可以名正言顺给自己放个假了。 很快他打来电话，情绪低落。显然，这样一种告别方式让他难过。“很遗憾，我本来准备在最后那场讲座时大哭一场的，”他说，“但是现在没有机会了。” 半个月前的南京，他在回答一个读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提问时，谈到年轻人应该多一些渠道了解历史。这个答案没能让在场的一位女听众满意。很快，一篇《致加藤嘉一，也致困惑的年轻人》以及针对他的愤怒情绪在网上如病毒般四下蔓延，“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的标签贴到了他身上。在甘肃省教育厅的直接干预下，加藤对甘肃农业大学的访问被“坚决制止”。连带的一系列反应，终于导致“西部高校行”泡汤。 “你知道我的立场。”他有些委屈，“要是我一直否认或者质疑南京大屠杀，那你说我能走到今天吗？” “但听众也许只关心你回答‘有’或者‘没有’。”考虑到他的糟糕情绪，我尽量压抑住一些调笑他的想法。 他却颇为沮丧，甚至产生了一些幻灭感：“我在中国的9年就像泡沫。”在过去的无数场合，类似的“敏感问题”他被问过很多次。他自评表现得不错，“一直没有回避过问题”。“你越做越觉得自己不会失控。”同样的问题永远有人在问，当关卡一遍遍重复，冲关者的神经难免麻木。 我想起他说过“中国人最烦日本人说教”，显然这回他没忍住。中国人更习惯外国人彬彬有礼，宾主一团和气。但如若不是那些超越和气的言论，加藤就不是今天的加藤了。 “我是日本人” 每次机场入关，加藤注意到，中国海关官员似乎对他比对旁人要多点兴趣。 “您这次来是做什么？”护照递进窗口，玻璃里面的人盯着电脑屏幕像是一激灵，猛然发问。 “我——是来促进中日友好的。”加藤稍作迟疑，狡猾地答道。 “哦，这样……”海关官员拿捏了一下这个虚头巴脑的回答，又问：“那么这次呆几天呢？” “不好说。” “为什么？” “因为贵国计划赶不上变化啊！” 日本人习得的这套中国太极屡试不爽，两人相视一笑，加藤便被放过关去。“其实他们对外国人一般是不问的，”加藤说，“我觉得屏幕上可能有个什么东西，肯定不是黑名单，不过大约也是‘需要关注人群’一类吧。”不少人怀疑他是间谍。“你见过到处接受采访的间谍吗？”他反问。 中国人的议论并非没有理由。5月7日，加藤从美国参加一个会议回到北京，跟我在好运街喝完一杯扎啤，已是深夜11点。“我要去见使馆的人，”他忙着告别，“得跟他汇报下参会的情况。” 在加藤的文章和访谈中，常能看到他有意无意透露跟中日双方的“有关部门”都很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加藤的导师朱锋就曾批评过他“爱吹牛，说大话”。“这是一种保护。”他说，“我说大话是有根据、有战略的，你们不要随便欺负我。我肯定不是随便说我认识薄熙来，不然恐怕早有人‘搞’我了吧。” 我曾看到加藤在日本电视节目上的表现，毕恭毕敬，甚至唯唯诺诺。那个在《锵锵三人行》上翘起二郎腿指点江山的加藤完全不见踪影。他很清楚在相隔一个时区的两个国度，举止言行也得像拨时针一样作出调整。“我并不爱中国”，他说，“爱上的话，我就死定了。我不是大山（演员）那样的老外，保持距离是我的底线。” 如果中日必有一战，你支持哪边？——加藤常被问到这个问题。“诸位，我是个日本人。”他顿了顿，眼神变得严肃冷酷，又重复一遍：“我是个日本人啊！” “我没勾引啊” 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加藤接到一个民族问题智囊机构的会议邀请。在此之前，他写过一篇《中国民族政策的下一步》发表在FT中文网上。 “我说领导，其实，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落脚点是很清楚的，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里把‘民族’两个字去掉，不能是别的，绝对是对的！”在被问到“如果是你怎么办”时，加藤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一定相信我，没错的。” “你看哪一个国家是最像贵国的，哪一个国家是你们最希望成为的？毫无疑问，美国嘛。美国难道没有民族问题吗？他们的问题比贵国严重多了，贵国绝对不是个另类啊。人家怎么搞的？你不管是外地人外国人还是外星人，都可以享受同样的权利但要承担同样的义务，这才是平等公平的民族政策。美国做到了，贵国为什么做不到？ “现在民族问题来源在哪里？汉族对少数民族不满，因为他们从小享受特权，考试加分；少数民族也不满，他们不会汉语，找不到工作。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不管是什么民族，他的起点应该是平等的，取消掉那些特权，让他们学普通话。在身份证上去掉‘民族’，不要把民族等同于身份，它不过是个户口的东西，去掉它。” 与会者点点头：“这个问题，动起来会涉及到方方面面……”话音未落，加藤已经起身开始收拾文件。“抱歉领导，我有点事，得先走了！” 他承认自己是故意的。“人家是部长级的干部，我在他听到最高潮的时候走掉，很少有人会在他面前这样吧？他会觉得这个人很不一样，很牛逼啊！他赶紧上来拉住我要手机号，我知道这样肯定会有下次的。” 我开玩笑说，这是在勾引。他摆出一副无辜样子，“我没勾引啊……那我跟你说，我是个外国人，人家地位比我高，什么都比我大，那我靠什么？我只能靠我的逻辑，我的素材，甚至是对场地的支配——你必须让他觉得这个人有魅力！你不能光靠逻辑，中国现在好的观点太多啦，但是你给他制造一种失落感，那就不一样了。” 2012年1月，《学习时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的《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文中写道：我个人倾向于将来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入乡随俗 对于想要认识的人，加藤的古怪招数还有很多。某人去厕所，加藤跟在后面——哎你好你好！会场里，某副部长衣服挂在椅子后面，他故意走过去把衣服碰掉，——啊，对不起对不起！——噢，加藤君！“这种事情很重要。”他说，“其实就是搭讪，但这需要魄力。细节决定成败啊。”我问他从哪学来的这套，他两眼一横：“没学过啊，哪里学？我觉得这方面我可能是有天赋的吧，天生就会这个。” 加藤喜欢中国的饭局，因为总能认识一些新的人，他们会给他带来一些行业内幕，这些都将是他下一次写作或演讲的素材。而中国人的热情也并非没有理由，一个来自日本的名人出现在饭局上，会让东道主感到“很有面子”。而他对热点问题的点评，又总是能精准地抓住人们的目光。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微博上只有3件事：吵、闹、搞。”他喜欢用日本人中意的数字3来概括自己的见解，“我对中国的未来有3个判断：没有信仰的公民，没有共识的社会，没有蓝图的改革。”听众屏气凝神，饶有兴味地聆听他对时弊犀利的点评。这些观点算不上新鲜和高明，但一个外国人以流利的汉语和自信的口气说出来，多少总比那些普通话也讲不清楚的学究更具观赏性。 “西方记者经常问我，为什么你这么受中国人喜欢。”他洋洋得意，“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纽约时报》老说这毛病那毛病人家是不爱听的。你看中央的讲话——‘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要学会入乡随俗。” 加藤在公共场合的表达语态是保守的，听他在讲台上以一种过于流利的语速高谈阔论时（他少有语误，几乎不打磕巴），我有时会想起那些央视评论节目里谁也不想得罪的嘉宾。出于对中国政治的解读，《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是他每天必看的，显然受到了一些影响，以至于“在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这类表达都能随手拈来。 “你说话很像长辈哎。”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演讲时，一位与他同龄的提问者委婉地调侃他。 长期关注他的同济大学学生周阳说，“加藤跟韩寒的区别，可能是前者说了50%而后者是70%，差的那20%可能是语气，或者是一些感性的东西。但就是这点差别给我的感觉是，加藤出于害怕而保留，但我不知道他在害怕什么。”他则抱怨学生们没有仔细听。“不要放弃的是希望，不要忘记的是绝望。”他一字一顿，但台下反应冷淡。没有人为他这句苦心设计的警句鼓掌，这让他有点痛心，“因为他们不知道前途是绝望的。” 但在私下里，哪怕是演讲的互动环节，他就会放开很多。在中央财经大学的演讲提问中，学生们问到“十八大”和台湾问题，他很兴奋，甚至提到“两国两制，这就是事实”。“没人找我麻烦。”几天之后我问候他“别来无恙”，他表示毫无压力。“因为那是互动，别人问到我才说的啊。”他再次露出狡黠的微笑，“要是我在演讲中间提，那就死定了。” “上下左右我都掺和” 在一次媒体人的聚会上，我听说FT中文网给加藤的专栏稿酬为每篇两万人民币。当我当面向他求证时，他颇有些愤愤然：“我告诉你，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每篇500元！” FT中文网是加藤最重视的发言阵地，因为“会被中南海里的人看到”。“人脉就是这样扩大的。”他说，有些官员会因为在这里的文章而找到他。截至2012年6月7日，加藤在4年时间里共撰写文章168篇，算得上是这里最勤奋的作者之一。所涉话题从四川地震到薄熙来，从“左右派”到地沟油，不一而足。 加藤曾同时是《环球时报》和《南方周末》的评论撰稿人。在中国的舆论分野里，这样的现象并不多见。有人直斥他“两边倒”，“左右投机”。但他表示自己既非左派亦非右派，“我认识很多人，但我不混任何圈子。我不排斥任何派，上下左右我都掺和。” 2009年，《环球时报》筹划“60周年系列评论”。此时加藤已有了一定知名度，编辑部打通他的电话，想请他写第一篇，主题是“强调中共体制的优越性”。 说到此处，加藤诡谲地一笑。他委婉地表示能否做下调整，对方仍然坚持。经过协商，最终确定的标题叫“否定体制不是中国民意主流”。这个拗口的名字让他想了很久，后来发现他还是说错了两个字。 与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走得近成为加藤在日本国内被质疑“为中共代言”的主因。早年他回日本去电视台做节目，负责人很警惕地给他出了道题：“当代世界的主流是自由民主还是共产主义？”据说此题用以检测他是否“在红色中国被洗脑”。 “你不跟他们打交道怎么了解这个体制呢？”他反问，“我为什么要给《环球时报》写文章，因为他们会给我‘提供思路’，这些‘思路’往往能让我了解一些内幕。我会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他们就说现在有这么个情况，敏感时期，上级布置了一个任务……这样我就了解了。” 日本问题学者余一（化名）回忆加藤刚来中国时与他相见的情形。“我觉得他不同于普通日本年轻人，求知欲很旺盛，对社会有自己的见解。”他把加藤介绍给国内一家新闻杂志，“我一直对他很器重，相信他这样的年轻人，能为中日关系的好转做一些事。” 加藤其后的涉猎显然远远超出了余一的设想，他更有兴趣去谈论“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之类宏大问题。但加藤在中日两国的专栏里的一些表现，让余一对他感到失望。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加藤的日文文章呼吁“全体国民保卫钓鱼岛”，但在中文专栏里，措词则变成了“双方各有各的立场和说法”。 “他的立场作为日本人没有问题，”余一说，“但是一个以写作、演讲为部分生活来源的人，应以公正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不能在日本说日本人爱听的话，来到中国，就说中国人爱听的。” 以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要求加藤显然有些苛刻。两年前接受我的采访时，加藤说他的理想是一名政治家。“你不能光讨好某一派。各种人的支持你都需要，这样才不会被人抛弃。” “我一点头，他们会马上去做” 复旦大学校内的咖啡馆，过往的女生抛来景仰和害羞的眼神，窝在沙发里的加藤不时抬眼观望，显然不愿错过与粉丝四目相对的机会。 他在学生中的号召力让人惊讶。在5月7日后的两周内，他在京沪两地的大学里开了5场讲座，场场爆满。两个南通的大学生，每周二坐两小时长途汽车来上海，只为听他在复旦新闻学院开的一节选修课。年轻人对偶像的崇拜让人心疼，很多被选中的提问者一脸幸福茫然地站起来，用颤抖的声音问：你为什么这么成功…… 在中国，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里恐怕没有几人能拥有如此人气。“印象深刻是这个人的感染力，”《环球时报》编辑谭福榕说，“跟他聊天你会感觉很大的气场，他指导了一切话题的走向。”媒体爱说他是“日本的韩寒”，他不喜欢。“我不跟任何人比较。”有朋友试图撮合他跟韩寒搞个对谈，他拒绝了。但访谈中聊到兴之所至，他也会说：“我比韩寒高啊，而且高很多呢！” 他的最新一本书叫《致困惑中的年轻人》。跟那些励志书一样，封面上的他玉树临风，志得意满。编辑的推荐语是：日本在华最具话语权专栏作家首部奋斗智慧书。加藤嘉一与你促膝深谈：年轻人该怎么活，怎么学，怎么奋斗！在讲座去程的出租车里，我从包里拿出一本《致困惑中的年轻人》。他有些好奇地说：“呦，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本书呢。”我递过去，他连连摆手，那眼神就像见到丑陋的新生儿心生厌恶的父亲。“不用不用，我从来不看我的书。” “最近我出了一本烂书。”在讲座中，这本书被当作奖品送给提问者。当他给学生们亮出样书时，他总这么说。观众席里出版公司的编辑就坐我旁边，冲我苦笑。 图书编辑跟我抱怨，加藤一个劲催他们推进促销活动。这表明他很关心销售情况，毕竟关系到收入。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他在中国受欢迎程度的晴雨表。 “著作”并不是个让他愉快的话题，因为他觉得那些书都不够好。“最好的部分都被删掉了，比如谈论体制、民族，或者台湾、西藏。” 在过去5年里，他在内地共有7本书面世。但他最得意的那本《爱国贼》，反思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崛起，没有获准在大陆出版。“曾经协商过，他们让我把书名改成《爱国的准则》，我没同意。” 毫无疑问，他的新书会被摆到“励志·成功学”一类书架上，这一主题恰恰是他所不屑，至少他曾反对过。谈及此书，他纠结的表情隐晦地表达了对自己的不满意。 无论如何，加藤已经成为某种象征。每天，他都会收到很多邮件让他“滚回去”，当然也有不少求助的来信。年轻人向他倾诉成长中的苦恼，“加藤先生我要不要入党？”学生家长忧心忡忡地问：“我的孩子是不是该出国留学，像您一样？”或者“您觉得留学是去美国好，还是日本？” “在他们看来我是个成功人士，”加藤说，他认为在这些纯操作性的问题面前，中国家长束手无策，表明他们缺乏自信，而国内的教育环境则让他们丧失希望。“我知道他们很想让我说：‘对，应该留学，去美国。’只要我一点头，他们会马上去做。” “这是我想要的状态” 每次讲座结束，只要时间允许，加藤都要在现场滞留很久。他说自己在网上名誉欠佳，在现实中就得对粉丝们好一点。粉丝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将他围住，他们的提问如告解般小心翼翼。只等加藤一开口，他们就会露出得到安抚的表情。 加藤有些不好意思，报之以日本人特有的羞赧。“但这是我想要的状态。”他说，“我希望我在年轻人面前是一个值得追随的存在。”有时他也会摆摆架子，斥责那些不得要领的提问者：“我要让他们觉得既亲切又严肃。” 他很自信自己的口才，和对讲座现场的掌控能力。走进大学的频率和人气让他自豪，并有意无意与其他公知做比较。“比如某某某，他的书很好，但演讲就不那么好。”这位躺枪的公知对加藤的评价是：“加藤的耐力和语言能力都很好。但人的精力有限，还是应该专注于一些领域。” 大学校园里的主体90后，却让他感到有些压力。“不好伺候啊，说得不好他们马上就不耐烦。”台下的风吹草动他都很在意。“手机关一下。”“最好不要聊天。”或者干脆沉默几秒钟，一脸愠色逼视那些不恭的观众。这可以理解为日本人对秩序和礼貌的强调，不过对于一个演讲者而言，这多少有点神经质。 在外交学院的嘉宾休息室里，几个学生记者围住加藤采访。他说到也在反思自己是否适合从政，一位女生随口附和道：是啊，我也觉得你可能不大适合。深深陷进沙发里的加藤突然直起身板，“谁说我不适合？”他怒目圆睁，直视那位被吓呆的女生。“你等着，我会用行动证明给你看。”听上去简直有点像恐吓了。之后女生又提了一个问题，似乎想寻求两人间的和解。加藤大声打断她：“作为一个长辈，我不得不指出你的问题太愚蠢。”看样子“长辈”的自尊受到了一些挑战——虽然人家只小他几岁。 很难说这到底是自卑还是自大，抑或是硬币的两面。事后他承认自己有些失控。“我就是‘菊花与刀’啊！”他哈哈大笑，所有的矛盾与纠结，似乎都可以用60年前美国人对大和民族的总结来解释。那本书是他来中国之后读到的，也许让人难以置信，这个在中国言论市场上著名的“第三眼”（其FT中文网专栏名），人生的第一本课外书竟是2003年来中国之后读的。 来中国之前的加藤堪称悲催。一个底层的家庭，一个事业失败的父亲，为躲债不停搬家，最多的时候一年搬了二十多次，“比中国农民工搬得还多，你让我哪来安全感？”他总是学校里的新人，日本小孩也欺生。个头高，好出风头，外地人，作为在群体中被孤立的理由已经很充足了。冷落和排挤，恰恰戳中了自尊的加藤的痛处。某次拖鞋里被扔虫子后他动手打了人，而他的怒吼听起来却更像是哀怨：你们联合在一起不理我，你觉得这样对吗？你觉得这样的日子快乐吗…… 他对黑社会并不陌生，不择手段的黑道规则亦见怪不怪。9年前登上飞机离开日本时，他只觉得自己是祖国的弃儿。连他自己都未想到，多年后去一个崇尚“白猫黑猫论”的国度闯荡，竟一路顺风顺水。那些曾让他身陷囹圄的黑势力在异国他乡，便是酒桌上要与他握手“做兄弟”的人。 “我坦白告诉你，”他语气神秘，“把我介绍给黑帮的全是官员。”他说在中国最信任的人就是这些黑道的朋友，因为他们“简单直接”，具有“武士道精神”。在东莞的一次政警学商头脸阗凑的饭局上，某位神秘身份者表示读过加藤的文章，“崇拜得不得了”。他邀请加藤作为嘉宾出席他们的“例会”。在那里，几百号兄弟要听他“讲两句”。 “在当前这么一个复杂特殊的发展阶段，为了维护社会的正义，为了纠正社会的不公，我觉得中国需要一批协调的、缓冲的一些组织团队。希望阁下你们以合理合法合情的方式，为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他用一种庄重和喜感混杂的口吻复述那段话，完后便像个恶作剧的少年般冲我大笑起来。 “我感谢中国，它给了我自信。我很清楚如果不是此时此地，那么事情就是另外一种样子。”接受完咖啡馆的采访，加藤回到在复旦第一宿舍的住处。说这番话时，他靠在躺椅上，若有所思地品尝一种巧克力。零食是他给自己的奖赏，也是给童年的补偿。“吃这种东西的时候感觉很幸福，非常幸福。” 窗外是让人安静的欧式老楼屋顶，落日余晖穿过颀长的水杉潲进窗台，光影斑驳变幻。3天后，他将赴南京先锋书店为新书签售。在那里，有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在等着他。 （实习记者乔芊、王悠、王杨卡佳对此文亦有贡献）   不该放弃的是希望——对话加藤嘉一 “我到中国以后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想到的。开端没有想到，结束也没有想到” 先锋书店事件 人物周刊：之前想过自己会在这个问题上出状况吗？ 加藤嘉一（下称“加藤”）：我一直还是很自信的，一直觉得这个问题自己处理得不错。我太相信自己的控制能力和支配能力了。现在回想起来，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场，尤其是涉及到中日间历史，包括钓鱼岛这样敏感的问题上，会有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其实这么久了，现在才有，算是运气很好了。 人物周刊：重新来过你会怎么说？ 加藤：首先，我会这样说，如果我说“南京大屠杀”，那我就回不去日本了。如果我说“南京事件”，我应该就在这里呆不下去了。所以我会说，当年在南京发生的屠杀事件，这个说法中方日方都能接受，这是我的智慧，对吧。当年在南京发生的屠杀事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日本只有在这个问题上，诚实地、低调地、谦卑地面对，尊重中国国民的民族感情，才能够友好地相处。我始终对名古屋市长的说法是有意见的，我已经公开地批评他。但是，至于当年在南京到底死了多少人，死的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好好地动员中日双方历史问题研究会，请双方的历史学家共同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好好交流，而不要将它政治化。我的态度就是这个。 人物周刊：我觉得在一些问题上，你在中日两边的表达确实不太一样，比如钓鱼岛问题。 加藤：我不可能主张这个岛是中国的，不可能。我跟你说，这个不是得罪，而是说，毕竟你看到了不同的体制，感受到了不同的舆论环境，你面向这里的读者，如果要让他们好好地思考，就要表达得温和中庸辩证，至少在中国，你不这样表达人家是根本不接受的。如果你只是盲目地强调日本的立场，这种态度人家是不接受的，那你的表达还有什么意义啊。 人物周刊：那么现在，是不是该感谢你终于获得了休息的机会？ 加藤：（想了很久）好像可以让自己很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一些做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不可控的事情。可能很多时候，你也没有走该走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有点太快了，太仓促了。我到中国以后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想到的。开端没有想到，结束也没有想到。 底线问题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在看《人民日报》？ 加藤：当然！每天，绝对每天。《人民日报》、《新闻联播》。我最看不惯的那些媒体人，忽略了《人民日报》。比如说，温家宝回忆胡耀邦，发在某一天的第二版。还有《新闻联播》。比如说，胡锦涛和金正日会谈，旁边有习近平。这种事情我一定会关注。通过公开的报道，从外部观察政治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也会思考，然后去问，问那些核心的人。 人物周刊：跟中国人交流过被骂的问题么？ 加藤：前一段时间，中央有一位退休的前高官当面感谢我。我说最近很痛苦，到处被骂。那位同志说，我看到了，加藤同志，您受罪了，您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该被骂的应该是我们。我说那些骂我的人根本不是反日，他们根本不知道日本是什么，他们缺乏宣泄……我为什么不被整，就是这个原因。 人物周刊：对底线的掌握程度也有关系吧。 加藤：我没有失控过。那些学校团委，他们会向其他学校咨询，他上回过去没事吧？只要我到了，他们都说很好、很给力，还帮他们释放学生的情绪。一方面我是挑战维稳，同时促进维稳。请我来对他们是一个挑战啊，你有风险，如果失控那就完蛋啦…… 人物周刊：自己评价外籍身份加了多少分？ 加藤：我的结论是，我跟中国人起点是一样的，前提是你的中文足够好。中文足够好的外国人有多少？太多了，你不要以为人家是外国人就怎么着了。那这个外国人是个SB怎么办？你不要以为中国官员跟外国人接触是没有风险的。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冒风险见我？因为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而且他们要的，我能给的，都是最没有风险的东西，政策讨论嘛。跟钱、权、女人都没有关系。我惟一感兴趣的，是要通过他们观察这个社会。 无奈的希望 人物周刊：跟官员们聊些什么？ 加藤：我对他们说领导，最近我发现，你们的大学生很困惑，主要跟贵国的体制有关，跟国情有关，媒体和大学都很困惑，跟制定的政策有关。我这样来开场，其实我是想问他一个问题。他微笑，表示了解情况。我说今天中国是个移民潮，尤其是像您这样的高官，基本都把自己妻子和孩子弄到国外去，为什么？他说，我们怕国家乱。我说好，这是您的选择，但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这个机会的。您说国家乱，能不能使它不那么乱，能不能适当地改革户籍、看病、上学、土地等等问题。现在经济发展还比较快，所以大家还可以有一种忍耐力，如果经济发展没这么快了，社会矛盾激化了，那个时候真的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我建议逐渐放权。 人物周刊：就是说你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是不乐观的？ 加藤：从这么一个对话就能知道。我说能不能改，他说我们知道这些，但是我们先得保护自己。他说的就是他自己。他说，既得利益太庞大啦，改一个，要伤一个。碰这个，就得动到那个，明白吗？我们也知道不改不行，但是很难改，太大了，太复杂了。有历史的，有体制的，有外因有内因，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原因绑在一起。 人物周刊：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年轻人？ 加藤：大学团委是希望我能够向他们传达一些希望的。 我对中国抱着的是无奈的希望。一方面感到无奈，我又不得不抱有希望，中国崩溃我们必然会崩溃的，我们希望这种事不要发生。但中国如果不去做该做的改革，一定会发生。那怎么办？我们做的事情，只能是参与、围观，推动一些你能够推动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这样跟学生说会心安理得吗？你没有告诉他们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或者说隐瞒了一些。 加藤：当然我得说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们是不可能的。 人物周刊：大家还把你当成一个希望的象征，偶像啊，榜样啊。 加藤：所以我也在微博上说过，不该放弃的是希望，不该忘记的是绝望。 原文点击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6/16.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小站！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刘江永：国家模式决定大国兴衰 进入专题 ： 国家模式 大国兴衰    ● 刘江永       摘要：战后迄今，两制并存状态经历了冷战时期的“对立共存”和冷战后的“包容共存”，在21世纪，多种国家模式竞争是否会催生两制“合作共存”的历史进程，值得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真研究。展望未来，国家模式竞争仍将是决定大国兴衰与世界格局的关键因素，多种国家模式竞争将直接影响两制并存的态势。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自我完善，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或国体的改变，而是国家模式的调整、完善和发展。     　　     早在1986年，笔者曾撰文指出，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与多种国家模式竞争”，国家模式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大国兴衰和两种社会制度的前途。当时还特别指出，苏联虽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其国家模式问题严重，必将失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本国国家模式的完善与发展，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变革，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25年来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当年笔者的学术假说，并将继续检验它的可信度。     在预测未来20年大国兴衰的时候，国家模式竞争规律仍将产生作用。如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已经过去20年，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更加清晰。2011年爆发的欧债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等一系列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西亚北非发生“阿拉伯大变局”、利比亚战争等，似乎又揭开了未来历史的帷幕。与其相比，近20年来，中国在这个纷乱动荡的世界“闹中取静”、“乱中稳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长足发展。美国《新闻周刊》惊呼，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美国“生活在恐怖时代”，而“这10年真正的大事是中国从第三世界国家崛起为地球上第二大重要国家”。①展望未来20年的国际大趋势，国家模式竞争还会继续决定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上演大国兴衰的新剧。     本文着重从时代特征和国家模式角度探讨当代大国兴衰的某些规律，从理论上解释世界主要大国在社会制度性质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兴衰起伏的根本原因。文章提出国家模式竞争是决定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为论证这一点，笔者对苏联(俄罗斯)、美国、日本和中国等不同国家模式的特点及竞争结果做了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为在理论上进行探讨，本文还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等概念的区别做了理论上的说明。笔者希望这项研究能有助于对国家兴衰规律的探讨，对大国未来趋势的预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及未来国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国家模式竞争决定大国兴衰     　　     作为理论探讨，就不能不首先说明所述主题的基本概念。当下，或许有人并不情愿使用“国家模式”，特别是“中国模式”的说法，而情愿使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之类的表述。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并非同一个理论概念。“中国道路”是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社会形态的概念，主要是相对资本主义而言的。而“中国模式”绝不是“中国样板”的意思，因为模式也有失败的，如“苏联模式”、“美国模式”等。“中国模式”实质上讲的是国家形态概念，即政治学上的概念。事实上，相同社会形态的国家有不同的国家形态，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也有类似的国家形态。“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国家形态上的集中体现。因此，在学术理论的探讨中，不宜对“中国道路”还是“中国模式”采取二者必居其一的简单做法，而要认真研究这两个概念不同的理论内涵，并用于指导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     当代国家不平衡发展现象的实质，主要是当今时代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国家模式，即国家形态是一种客观存在。国家模式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都不是绝对固定不变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条件下，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形态与治国方略。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实际上就是对本国国家发展模式不断完善与改进的过程，也是借鉴其他国家模式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而与时俱进的过程。     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相互关联，又有其各自的特定范畴。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形态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社会形态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及共产主义社会。其研究的范畴包括所有制的性质、国家政权性质等。与其相比，国家模式则是相对社会形态而言的国家形态范畴。它主要包括国家结构、国家政体、政党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对外战略等与国家发展相关的诸多重要方面构成的国家发展形态。由于世界各国国情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自然条件、历史文化背景各异，所以各国国家形态便自然会出现不同的模式。     列宁生前谈到时代变革进程时曾特别指出国家形态的重要意义。他在《统计学和社会学》提纲中曾提出，“国家的类型是这种更替的历史阶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一种新型的国家”、“最高类型的民主国家”。②遗憾的是，由于列宁过早去世，没能完成他那部宏大而富有创意的著作，而他那独到而闪光的思想火花又因为过于微弱而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成“最高类型的民主国家”，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笔者认为，列宁所说的“国家的类型”就是指国家形态，即国家模式，包括某一国家(地区)所特有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国家形态与社会形态相联系，同时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社会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形态具有决定意义，而国家形态的成败又会反作用于社会形态。只要有国家就会有国家形态。由于世界各国国家形态各异，各国决策者治国方略不一，所走道路不同，因而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固定而统一国家模式。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国家模式的客观存在，以及国家模式竞争的客观现实。国家模式竞争理论涉及到走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探讨与总结，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问题。     二战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模式竞争”时代，正是国家模式的竞争导致了大国的兴衰。未来30年，这种并存与竞争时代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能够确保本国国家发展模式在改革中不断完善的国家将巩固和发展自身的社会形态，而在国家模式转型中失败的国家则可能滑向衰落。     　　     苏联解体与斯大林模式破产     　　     二战后以来，两种社会制度与不同国家模式竞争在大国之间普遍展开，并引起国际格局大分化、大改组。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决定的，相当复杂。从理论根源上讲，苏联解体正是这种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是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破产，而绝非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失败。     1917年“十月革命”后诞生的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战胜了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多次武装干涉，于1922年正式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没有被纳粹德国的入侵摧毁;在战后初期阶段，苏联取得了快速发展，并成为与美国鼎力的世界超级大国。从1946年到1980年，苏联实行了七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据苏联公布数据，1982年与1950年相比，苏联国民收入增长了8倍以上;工农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12倍和13倍。苏联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12.6%升至1982年的20%。这期间，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4%，总量从相当于美国的31%上升到67%③，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苏联则开始走下坡路。     从理论角度看，当时苏联只强调其社会形态同资本主义对立，而没有国家模式的概念，因而从理论上不可能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自己的路。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绝对化，把自己的观点作为真理的标准，“而不许离开半步”。④当时的苏联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后，世界出现“两个平行与对立的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日趋衰落，活动范围日趋缩小，“并必然要遭到彻底失败”。⑤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苏联一方面不断通过僵化的计划经济加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另一方面企图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依附或服从苏联的所谓国际分工。然而，这种斯大林模式不仅造成苏联的畸形发展，而且导致苏联与东欧国家、中国等国家关系恶化，最终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苏联解体的重要理论根源之一也是由于在理论上没有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作区分，没有做到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同时扬弃苏联模式的历史垃圾，而是把者两者统统抛弃。     从实践方面看，苏联国家模式的失败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倒退。由于缺乏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做必要的理论区分，对于何谓苏联模式也有不同看法。有的中国学者认为，“苏联模式，应是指苏联的社会主义形式，其特点是高度集中”。⑥其实，所谓苏联模式，是以高度集中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过度的军备竞赛、对外结盟扩张、推行强权政治等为特征的国家模式。其虽以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示人，但在军事、对外战略模式方面则与美国的国家模式没有多少区别。苏联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一度高达14%，而轻工业日用消费品和食品供应却长期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而特权阶层则作威作福。     前苏联工业基础好于中国，但因优先发展军事，与美国争霸世界，国家经济结构严重失调、资源能源空耗，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模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经济长期落后，粮食严重依赖进口，官员腐败蔓延，党的威信扫地，国家凝聚力下降、离心力上升，国内民族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激化，国际处境孤立。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成为苏联走下坡路的助推器。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所谓“新思维”， 开启了全面否定苏联的“公开化”，在展开有效经济改革之前首先启动所谓“政治改革”，结果就像按错了改革顺序的按钮，造成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泛滥”，⑦不仅搞垮了苏共，而且最终搞垮了苏联。     总之，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乏经验，而战争期间遗留下来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沙俄时代的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对外扩张战略等，也是导致美苏冷战及西方社会对社会主义偏见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反对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于缺乏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概念的区分而陷入极大的盲目性和内耗，最终导致中俄关系分裂，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甚至是苏联自身和平解体。     　　     金融海啸折射美国模式的弊端     　　     2008年9月15日，在美国经营了158年的雷曼兄弟证券公司申请破产保护。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最大的银行倒闭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称：“此次危机甚至可以说是百年一遇，要比我之前见过的都要严重”。鸠山由纪夫指出，“这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由冷战后美国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破产所导致的。”⑧     美国这场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房地产泡沫经济引起次债危机，金融投资缺乏监管，金融衍生产品过度投机等造成的。实际上，这场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自由金融经济模式的弊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指出，“资本主义不受任何阻碍而横行于世”，结果使人们“生活在恐慌型经济的新时代”，“阻碍通向世界繁荣的巨大障碍只有一个，只有那些造成人们思考混乱的落后于时代的教义”。⑨他预言，“这种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其他的意识形态或理想肯定会出现。这种大萧条持续的越长，越严重，便越可能早日诞生。”⑩     小布什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基础上推行新保守主义政治。，对内放手让石油、军火、金融大亨赚钱，少数利益集团和权贵暴富，制造了虚假繁荣;对外以强权甚至先发制人的战争手段推行“自由”、“民主”，颠覆别国政权，占领战略要地，制造了悲惨世界。美国模式失败实际上起源于2003年3月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这一点与当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有相似之处。它证明，无论采取何种社会制度，一旦国家发展模式出轨，对外发动战争，都会自食恶果。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完成了从伊拉克撤军，放弃了“单边主义”而改为暴力的多边主义，在发动利比亚战争后把指挥权交给北约，让盟国承担更多的战争预算开支。然而，美国尚未从阿富汗撤军，又与伊朗处于紧张对立状态。21世纪以来，美国模式的失败表现为“四升四降”。     “四升”是：第一，美国军费开支与安全成本上升。美国国防开支从2001年的2800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约7100亿美元。据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测算，美国为伊拉克战争耗资可能达4.3万亿美元，若包括阿富汗战争可达5万亿美元。 第二，美国财政赤字与内债外债上升。2010年美国财政赤字高达1.43万亿美元，超过印度经济总量，相当于全美人均负债4700多美元。第三，美国失业率上升至9%以上。第四，美军伤亡人数上升。据美国国防部统计，在过去10年里，美国超过46000名士兵受伤，6200多名士兵身亡。仅驻伊拉克美军就丧生近4400多人，超过“9·11事件”2973人的死亡人数。     “四降”是：美国经济地位下降、美元地位下降、美国安全感下降、美国软实力下降。2010年美国贫困率为15.1%，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人，为52年来最高。社会财富高度向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少数富有的美国人集中，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有数据显示，5%最富有的美国人拥有全国72%的财富。     美国的高财赤、高债务、高失业率达到一定限度，必然造成国内社会矛盾尖锐化。2011年9月17日起蔓延之今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一个月内扩大到美欧日澳等全球82个国家951座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演变为社会危机。面对住房、医疗和教育价格飞涨，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人遭辞退或停发工资，另一方面银行却接受大量救助，忙于高薪分红，人们对此强烈不满。     与此同时，欧债危机的发生与欧洲经济不景气，也使“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另一种形式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等国上演。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这场经济与社会危机，反映出西方各国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危机、阶级矛盾的深化，彼此拖累大，相互救助难。这堪称是苏联解体以来，西方国家遇到的最深刻的复合型危机。     　　     日本衰落与国家模式转轨失败     　　     从1868年明治维新算起，140年来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经历了三次转型，既有成功也有失败。这期间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改变，但国家形态则发生根本性变化。     第一次国家模式转型是明治维新，日本从封建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随即走上帝国主义道路，采取了军国主义国家模式，终遭到惨败。第二次国家模式转型是1945年战败后，日本采取了“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贸易立国”模式，于1968年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为保持社会稳定，日本通过遗产继承税等手段防止贫富差距扩大，也颇有成效。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在经济发展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再次进行国家模式转型，放弃了“轻军备”路线，接受了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造成泡沫经济。     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日本多次出现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其根本原因之一是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转型失败。日本正经历一场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金融、政治全面危机。其主要标志是：第一次出现长期萧条，20年来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1%;第一次经历“泡沫经济”破灭，房地产价格持续20年低迷;第一次造成政局如此动荡，20年内日本首相平均不到一年半更换1次，近5年居然换了6位首相，经济、财政政策难以保持连续性。     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冷战后日本背离了战后“富国、轻军备”的国家发展模式。这与美国的经济衰落与外交施压关系密切，但主要取决于日本的国内决策。例如，日元被迫升值，企业改变终身雇佣制和持股结构，通过立法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协助美军作战，为应对“中国威胁”购置大量美国武器等。这些必然使日本丧失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优势。风靡一时的“日本模式”几乎成为失败与衰落的代名词。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前会长小岛明指出：“日本脱离了不断改良变革、适应变化的模式，便会面临失败与危机。过度信奉富国强兵的‘强兵’模式是失败例子。另外，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泡沫景气时，许多人误以为空洞的泡沫是实力，自我陶醉于日本经济会永远繁荣”，结果也失败了。“日本发展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应“认清时代潮流”，建立一种“不断适应情况变化的有活力的模式”。民主党前代表小泽一郎指出，冷战时期吉田茂“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路线创造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但那是在技术、市场和安全等方面全面依靠美国才实现的。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此时，“领导人的作用是指明新时代的蓝图，并引领整个社会，但却出现了小泉首相这种做秀的政治家，对内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在外交上毫无批判地追随美国”。美国模式的失败使日本失去了传统的大市场，而中国模式的成功则使日本获得新的海外最大市场。然而，问题在于，日本在经济上视中国的发展为机遇，在安全保障方面则把中国作为对手，这种扭曲的对华政策必然妨碍其进一步通过中国经济增长拉动本国经济回升的进程。     　　     中国的国家模式有待不断完善     　　     塞内加尔国际大学校长克劳德·恩亚福纳2009年3月在该校举行的“中国文化日”活动中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已成为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如果从国家模式角度看，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既有教训也有经验。     第一阶段，新中国的前30年“高开低走”，遇到了曲折和挫折。其根本原因在于采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和计划经济的国家发展模式。在这30年，无论是模仿还是批判当时的苏联模式，都没能使中国走向辉煌。在冷战时期，中国的国际环境恶劣，国内极左思潮盛行，“10年文革”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阶段，新中国的后30年突飞猛进，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成功地踏上改革开放之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成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模式转型，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成为近年来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GDP)1990年不到日本的13%，2010年则达58786亿美元，同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3年的4.6%上升为2009年的14.5%，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贡献国。2011年，中国外贸总额达36420.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5%。2000年至2009年，中国外贸年均增长16% ，远超过同期世界贸易3%的年均增长率。     从2006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和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外汇储备在世界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从2001年的10.3%升至2009年9月的27.6%。按市值排名，世界前三大银行为美国花旗银行、美国美洲银行和英国汇丰银行，2009年则让位给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近20年来，在苏联国家解体、日本经济萧条、美国金融海啸等历史性重大变故和冲击面前，中国模式的成功巩固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存在，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大亮点。     有一种解释认为：中国模式可以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特指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主动创新、大胆实践并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的和平崛起的一整套思路、经验和理论。也有人指出，中国模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整套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较为协调发展的模式，是现代中国在数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摸索出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科技模式、文化模式、社会发展模式等子模式的综合和升华，是当代中国各级各类组织模式的抽象和概括。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指中国在保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前提下，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发展模式。中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称，他多年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这种看法符合系统唯物主义“多合为一”的事物结构法则。当代中国的国家形态，即中国模式具有“多元一体”特征。国家发展形态是个大系统，由若干子系统所组成。各国的国情与历史逻辑决定了该国国家类型的结构特征。例如，“一国两制”便反映出当今时代特征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为实现国家统一而允许在一个国家内的局部地区保留不同的社会形态，而且两制可以在一个国家内 “合作共存”。这既符合当代“一球两制”的现实，又高于全球“两制对立”的现实。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初步形成“多元一体”的国家发展模式，即“多元”组成“一体”，“主体”汇聚“多元”，相辅相成。如上图所示，它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1)经济制度和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和所有制形式并存;(2)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多种形式的分配方式与合法收入来源多样化;(3)经济体制运行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采取法制、规划、行政、财政、税收、货币等多种手段进行国家的宏观调控;(4)国家政体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主体，政府各部门分工合作，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5)政党制度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主体，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多党合作制;(6)民族人口结构是以汉族为主体，56个民族团结统一，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7)社会形态与国家结构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局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国两制”;(8)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主体，借鉴世界上的所有进步文明。(9)文化艺术是以中华民族传统中精华为主体，吸收全人类所有健康、卓越的文化艺术成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0)中国外交是以政府总体外交为主体，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党、议会、民间、经济、科技、环境、军队、公共外交等与之相互配合，相辅相成。     过去30年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是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中国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自我完善，中国未来的发展，也要继续依靠国家发展模式的不断完善和创新。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或国体的改变，而是国家模式的调整、完善和发展。其中包括通过合理的税制改革和依法治国，实现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努力改善民生;通过不断完善符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发展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造福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国际战略环境预测与国家应对战略研究”阶段性初步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JZD0040-2)     　　     【作者简介】刘江永，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国家安全。主要著作：《当代日本对外关系》、《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中日关系二十讲》等。         进入专题： 国家模式 大国兴衰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372.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5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