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

中国大陆从1949年后就一直在这种“被会商”教育模式下生存，学校不仅不能和西南联大相比，教师和学生素质也越来越差。此前的60年，中国除了拍马屁大师外，没有产生过真正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大师，也很好预言：在“被会商”制度下，未来60年也将不会有任何大师出现，包括拍马屁大师——这种大师，在前 60年已然登峰造极了。

日本说，这艘被捕的渔船不听停船命令、意图逃向中国海域。 日本海上保安厅说，他们在日本西南部的“排他性”海域逮捕了一名非法作业的中国渔船船长。 海上保安厅表示，周六（4月9日）早上，负责取缔外国渔船的水产厅巡逻艇在鹿儿岛萨摩市西南西方263公里海域发现了这艘渔船。 日方称，水产厅巡逻艇下令该渔船停船，但是渔船却切断渔网向西逃逸，在通知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经过11个小时左右的追逐之后，于中日地理中间线日方一侧海域逮捕了渔船船长。 海上保安厅随即以违反《排他性水域渔业法》逮捕渔船船长。 日本媒体报道说，被逮捕的船长自称是现年37岁的张小恩，渔船编号及登记地点不明。

2011年10期 《凤凰周刊》 黄章晋 3月18日，在不断询问和要求下，日本驻华大使馆终于在其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布了独立接受中国国民捐款的账号。此前，日本大使馆仅向询问者推荐“中国红十字会”作为接受方。 来自中国人的前所未有的善意和热情，起初显然令日本人有些意外。但这或许是此次日本人在地震后最大的收获。 感动日本与感动中国 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发生2个小时后，人民大会堂中国“两会”现场，一位工作人员急匆匆将一份文件交给主席台上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几分钟后胡批完字，文件又到旁边的温家宝手中。接下来，主管救灾的副总理回良玉、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以及主管外交的戴秉国接到工作人员提示后离席。注意到这一幕的外媒猜测，也许是因为日本地震。 日本政府震后第一时间宣布接受一切外来援助，中国政府是最早响应者—提供相当于3000万元人民币的援助物资。13日，中国国际救援队抵达日本；14日，中国第一批救援物资抵达东京；18日，胡锦涛亲临日本大使馆表示哀悼。 中国救援队的到来，获日本媒体大幅报道，连平时很不喜欢中国的读卖电视辛坊治郎和朝日电视的古馆伊治郎都给予了中国救援队极高的评价。 让日本人意外的是普通中国公民对日本地震的关切和同情。日本社会并不奇怪中国人对日本的排斥和仇恨，但地震后，在最能反映中国社会舆情民意的网站上，中国网民对日本的态度有了巨大扭转。最直接感受到中国人善意的，当属在华工作的日本人，有人收到多达几百条来自中国人的慰问短信。 3月16日，济南亚冠赛事山东鲁能对大阪樱花，客队入场时，没有惯例的嘘声，只有热烈的掌声。之后，全场肃静起立，哀悼云南盈江地震和日本地震遇难者，在场的日本球迷情绪失控，泪水奔流，齐齐打出横幅“谢谢中国救援”。 3月20日，在中国专职扮演“鬼子”的日本人矢野浩二突发奇想：把他感受到的中国人对日本地震的关切传达给国内。当天他就在在三里屯一带录下了150个人的视频祝福。 中国国民对日本的同情，是人性的力量，也是对日本在汶川大地震时的表现的积极反馈。 汶川大地震中，日本救援队同样获得了中国媒体的特殊关照，尤其是他们在每挖出一位遇难者时集体肃立默哀的入殓仪式，获得了普通中国人的极大敬意。日本救援队的表现，在日本的形象分上，甚至远胜于日本官方民间物资和款项的作用。 同样加分的，还有其在汶川大地震纪念活动中降半旗的举动。2009年5月12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同时为汶川遇难者降半旗。这条新闻在各大门户网站均进入跟帖排行榜前五，网民跟帖几乎全部集中于对日本的评价，且80%以上是正面回应。 对普通日本人在中国的善举，中国老百姓并不陌生，而日本政府正面形象的宣示，汶川大地震可谓第一遭。 从《阿信》到丁尚彪 日本在中国国民心目中的形象，犹如过山车，经历过一番1980年代初中日蜜月期后到1990年后陷入低谷。自1990年代以来，无论中日官方的关系如何，日本政府及日本人在中国国民中的形象一直不曾好转。 最能代表日本蜜月期印象的，当数在电视刚刚进入中国家庭时出现的电视剧《阿信》。《阿信》讲述了一个佃户的女儿白手起家，经历过日本大萧条、战争再到日本战后的崛起，终于成为巨富的传奇，也成为中国最早一批个体户的偶像。 当时的中国，在日苏北方四岛争端中，无论是出于对共同敌人的警惕还是对日本的友好，均向日本倾斜。而广岛原子弹轰炸后得白血病的小姑娘贞子折1000只纸鹤的故事，亦进入当时的儿童文学等课外读物。 但时移世易，1990年后，中日关系很快由官方层面的渐行渐远变成民间普遍的仇日反日。进入新世纪则达于顶点。紧随“阿信”之后风靡中国的高仓健、山口百惠等人一晃而过，中国的电视台从此难觅日剧踪影。 但新世纪后，中国部分影视作品却开始在日本受到不一般的追捧。描述中国人收留日本遗孤的电视连续剧《大地之子》中，日本遗孤在“文革”落难时，蒋雯丽扮演的角色如天使般降临，剧情产生强烈的移情效应，使蒋雯丽成为日本人最喜欢的中国女性。 而在中国叫好不叫座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市场也意外获得空前欢迎，则是日本与中国国民情感中微妙相通的最好体现。这部讲述山村邮递员把职业传给儿子的片子，深沉、朴素、宁静，美学上深得日本人喜爱。中国山村普通人家的父子情感和家庭情结，居然令当时父子感情冷漠、家庭观念淡薄的日本社会，勾起了对几十年前的日本人生活的记忆。 该片获得2001年度“日本电影笔会”最佳外国影片第一名，“日本电影艺术奖”最佳外国电影奖等多项荣誉，不但带动同名小说在日本发行近8万册，还使之被日本文部省选进高等学校国语教科书，后又选入中学国文教材。 真正算得上轰动日本的，则是2006年，日本富士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留学在日本的日子》的最终章《含泪活着》。这部由旅日华人张丽玲制作的纪录片，在日本的影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可与当年《阿信》在中国的影响匹敌。 2006年11月3日该片在富士电视台周末黄金时段播出后，在日本掀起感动大潮，前后收到日本国民近400万封观后感，创下了日本收视率的空前纪录。民调显示，一半的日本人看过张丽玲的纪录片。 这部以主人公丁尚彪在日本奋斗十余年，最终实现将女儿送到美国留学梦想的平凡故事，在日本被许多人视为人生教科书和吸取精神力量的源泉。 该片得到“片中有许多我们日本人已忘却或失去的美德”或“人生就应咬紧牙关，含泪前行，这是为欢笑做出的准备。如此世代相传”一类的感言和评价，与今天日本社会观念与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有关。进入后工业时代的日本，“新世代”的年轻人丧失了上一代日本人—全世界心目中标准日本人—的特征，这些被称为“草食动物”的年轻人，普遍缺少进取心，不愿学英语，不愿去日本之外的世界闯荡，不愿进大公司谋个终生奋斗的职业，他们更关心流行文化，做宅男宅女。 曾经为一代中国人提供过“阿信”这种精神力量的日本，在2008年金融风暴袭来时，发现自己在本土几乎已无法再找到这种奋斗的英雄。而在海那边的中国，举国在追逐富裕的奋斗中，则无处不闪现着往昔日本人的坚韧勤奋和卓越的企业家精神。从阿信到丁尚彪，中日两国国民的奋斗精神，悄然间完成了世代转移交接。 张丽玲在以一系列作品征服日本人的心灵同时，也扭转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误解和偏见。 大国的精神 文化的同源与相似性，以及中国工业化的历程与日本的高度相似性，甚至中国经济融入世界过程中的经历，都使日本较所有国家都更容易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曾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参赞的津上俊哉在《我为何是亲华派》一文中曾谈到一个细节： 中国在日内瓦的一次入世谈判中，一位“极具学者风度的”计委产业政策处处长在回答西方国家代表关于中国汽车产业为何要制定国家产业政策时，津上俊哉敏感地留意到西方代表“那副或心不在焉或故作惊讶的表情背后”的蔑视，“我从直觉上感到日本人过去也曾多次经历过这种蔑视：即使拼命地说明也得不到欧美人的理解。这种无法使对方理解自己的悲哀，或许是亚洲人所共有的吧……从心底里对那位处长产生了共鸣……” 这种似曾相识的共鸣，使得日本在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时，能更准确地抓到中国人的痛点，尤其是在对中国的报道中，与西方媒体相比，有更多同情性的理解和体察，最典型者莫过于日本NHK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NHK的纪录片能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风靡一时，首当归功于2007年推出的系列片《激流中国》。关于立意，片头的介绍是：“夙愿的北京奥林匹克，还有一年，试图从经济优先转向真正大国的中国，如今种种矛盾汇集成激流汹涌而至。” 这个每集讲述一个中国当下最关注的社会问题的系列片，刚在日本播放完毕就会立刻被人配上字幕上传到中国互联网上。不少人看完其中的《富人与农民工》后，这样评论：对比中国的电视片，我不得不悲伤地承认，真正了解中国社会的，是日本人。 自此，NHK开始在中国网民中有了数量极为庞大的粉丝团体，各种义务翻译日本电视片的字幕团队应运而生。不但NHK每推出一部纪录片都会被迅速传到网上并被配上中文字幕，而且NHK以往制作的纪录片也会被人翻出来上传。NHK纪录片的网上传播，经由这部分人，极大地改变了相当部分中国网民对日本及日本国民的看法。 日本大地震中，心无芥蒂地鼓励并祝福日本的中国网民中，很大部分就是这些人。这似乎象征了，在经济交流增多和文化互相渗透，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开放程度大幅提高的时代，中日民间的国民情感开始一点点从低谷爬出来。 同时，在多数中国人看来，中国此次表现出的同情和善意，乃是中国人不计宿怨胸怀宽广的一个证明。这也许不无道理。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时，中国与日本之间，远有甲午战争之耻、近有“二十一条”逼迫中国和一战结束日本强夺胶东半岛之辱。但当时贫穷的中国，依然是全社会以极大诚意和善意救济日本。北洋政府号召国民不计战争前嫌，停止抵制日货。北平、天津、上海等城市成立各种救灾团体，社会尽全力捐助日本赈灾。中国救援队和救灾物品第一个抵达日本。与当时地震中有恶劣表现的日本相比，中国人身上更体现出了一种真正的大国气度和精神。 而当时的日本则是一个横暴的、对丛林法则的崇信远超其西方老师的国家。在老师面前，日本自卑而又自负地急于证明自己。它因此走过一段独特的历史：由一个受欺压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唯一一个非西方的列强；在把丛林法则发扬到极致的同时，遭遇了彻底失败，却又成功崛起；在第一次真正在经济和文化上实现了对欧洲列强的超越或可与之媲美的同时，政治上又长期甘为一个小国。 这种特殊遭遇，使之既拥有发达国家的观念和视野，同时又有能够体察落后国家的共鸣，其国民精神中被赋予了深沉、灵敏和纯朴的气质。生于多自然灾难的岛国，既有《日本沉没》的浓郁危机意识，又有《日本以外全部沉没》的嘲讽岛国狭隘心胸的自觉。 今天的中国，国民对日本依然难以摆脱敬佩与嫉恨交织的情感。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个体自由的不断拓展，正在不断改变这种心理。2011年，中国经济在总量上超越日本，这是100年来中日两国不可逆转的对比，它或许并未带来普通国民的强烈自豪，但却对中国国民的心态有着悄然而深刻的影响。日本震后，中国民间在表达关切的同时又不忘敲仇恨警钟的声音，也多少正是这种心态的流露：在天灾面前我们依然要同情，因为我们是心胸宽广的民族。 不能不承认，这正是一种逐渐回归的大国精神和气度。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7. | Permalink | 收听敌台 Post tags: 凤凰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辛亥，本是一场混合动力的革命。 　　从甲午（1895年）到辛亥（1911年）这17年间，中国内部养成了三种主要的政治动力。第一种是激烈的革命派，与清政府为敌，以颠覆为己任，以排满相号召；第二种是温和的君主立宪派，试图改良垂死的政府，并建立宪政；第三种是袁世凯的实力派，以袁氏为核心，以军队为资本，说不上有明确宗旨，惟利益所在，即驱驰所向。 　　清政府对第一种革命的力量固然要打压；光绪、慈禧两天内先后崩殂，宣统皇帝即位，摄政王载沣对第三种私蓄军队的力量也如鲠在喉，去之而后快，于是袁氏奉旨“回籍养疴”。而皇族内阁一建立，改良政府的宪政也就遥遥无期了，立宪党人自然不满。清政府就此隐伏下以一敌三的局面。 　　武昌首义，各省群相呼应，势如破竹，虽是革命党发动，而各省立宪派无不加入，竟没有一省的立宪党人与革命党敌对。除了在海外的梁启超尚发表“虚君共和”的议论，国内的立宪派人物或任民政长，或任都督，尽入革命政府。而袁氏的军队一时战，一时和，终于劝动清室退位，把共和国总统的名位纳入囊中。 　　首倡革命者孙中山也，何以推翻前清以后，掌握政权的却是前清之罢黜再起的袁世凯？简单说，一个凭口舌笔墨相号召，没有巩固的力量；一个有军队做基础，靠实力驾驭政治；孙的声势固然为袁所忌惮；袁的实力，却远不是孙所领导的革命党所能消解的。所以袁氏当国，孙始终局促一隅。 　　从癸丑（1912年）到戊辰（1928年），又一个17年。 　　以混合力量得天下易，以混合力量治天下难。共和国建立了，建国的三种力量却不能和平共事。于是，民国初期的政治情势，大抵是革命派和北洋官僚派（此时尚无“军阀”之名）对抗，立宪派夹在两者中间，多数时候倒在官僚派一边，残余的保皇派亦偶露峥嵘。 　　有力量者不肯守规矩，守规矩者往往无力量。官僚派不肯守规矩，革命党也不肯。这些分歧力量不可能一夜间归于一统，于是有“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有袁氏称帝，有溥仪复辟，有南北对立格局，有两个政府两个总统，有联省自治，有军阀混战。 　　这17年，当时的人一定觉得异样漫长。 　　北洋练兵，始于李鸿章，成于袁世凯。袁若不为自己谋总统，则所谓师、旅长者，或许仍是老老实实带兵，不致存非分之想。而既要他们拥戴自己，就不能不假以事权。这些人一旦占得地盘，军队不敷满足其欲望，渐渐就干涉民政、驱逐省长，忘乎所以，视为当然了。对中央政府来说，授权易，削权难，局面一变而为唐代藩镇模样。袁世凯在世之日，军队统于一尊，还没有派系可言，也无人敢萌此想、敢倡此说。到袁失势时，群雄失驭，结派系，植势力，昵所亲，于是便有了直皖两系、各地“诸侯”。 　　之后，皖系又分为靳派（靳云鹏）、徐派（徐树铮）。直系又分为洛派（吴佩孚）、津保派（反吴佩孚者）。对外则还笼统称“北洋”。后起者如张作霖之奉军（东北军）、冯玉祥之冯军（西北军），附属北洋派，每自命正统，口口声声“北洋团体”。“北洋军阀”，就成了国人瞩目的新名词。 　　一百年后，一般人皆以为军阀即“大老粗”。大谬不然。除少数行伍出身者，成名军阀多受过正规教育，再不济也上过“速成学堂”。黎元洪（严格说不能算军阀）与段祺瑞更是其中佼佼者。二人有不少相似之处：父母早丧，家境贫寒，少年时曾在军营中生活，读过私塾，入过军校。黎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教材兼用英文，之后曾赴日考察3次；段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之后留学德国两年。 　　二人又都有“贵人”提携：黎为张之洞训练新军，段为袁世凯创办军校。黎在湖北，劝张派遣青年学生赴日留学，之后中国留日学生中，湖北竟占四分之一（1906年为1360名），时人称“学界军界人才如此之盛，皆当日元洪一言之力也”。段在小站、保定，督办随营军事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当时陆军最高学府）、参谋学堂，北洋军官多半受教于他，蒋介石即段学生。中国近代之军事教育段功不可没。 　　民国建立，黎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段五任总理，一任执政。 　　当其时也，中国政权不稳，财经崩溃，受制他国，亟需统一而未能统一，省能自立于国，国乃因此而不能自立于世界。统一之必要无人否认，牵涉己身便不肯就范。至于统一之方法，时人主张无非两种，一则倡和平法治，一则恃战争武力。17年中绝大多数军阀割地自雄，真正具有统一抱负者不过五六人，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是主和的代表，段祺瑞、吴佩孚是主战的代表，孙中山则时而主和时而主战。做出最初尝试的，是黎元洪和段祺瑞。黎倡导法制、尊重国会，联络南方，以和为贵；段则力推集权，不守成规，团结北洋，以战为方。二人虽都无私心可言，于是亦不能合作。然而，和难，战亦不易，终于无一成功。统一之任留给了他们学生辈的蒋介石。蒋的成功，某种意义上说也维持了17年。 　　《孙文学说》有言：然当同盟会成立之初，则有会员疑革命方略之难行者，谓“清朝伪立宪，许人民以预备九年，今吾党之方略，定以军政三年、训政六年，岂不与清朝九年相等耶？吾等望治甚急，故投身革命，若于革命成功以后，犹须九年始得宪政之治，未免太久也”云云。予答以“非此则无望造成完全之民国”。 　　望治甚急，而完全之民国非一革可成。共和时代，亦且不和。 　　黎元洪与段祺瑞，两位民国初年的斗争者、合作者，共和民主的蹒跚实践者，在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国终了而民权中国未定的情势下，主动或被动地进入历史舞台，其成败荣辱，堪为后人之镜鉴。 　　黎元洪与段祺瑞：和难，战亦不易 　　绝大多数军阀割地自雄，真正具有统一抱负者不过五六人，做出最初尝试的是黎元洪和段祺瑞。黎倡导法制、尊重国会，联络南方，以和为贵；段则力推集权，不守成规，团结北洋，以战为方。二人虽都无私心可言，于是亦不能合作。然而，和难，战亦不易，终于无一成功 　　本刊记者 施雨华 发自北京、天津、武汉 　　劝进与劝退 　　当年，一位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后来担任过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的顾问）曾计划写一本关于辛亥革命的书。孙中山问他进展如何，他说，“已经写了，只有10个字：无须领导人，革命已成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仓促起事竟获成功，随即，将湖北新军第二十一协协统黎元洪推为鄂军都督。 　　随后各省纷纷独立。一个月左右，除直隶、河南、山东及东三省，革命军政府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了。情势危急，清廷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袁提出6个条件：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起事的人；四、解除党禁；五、委以编制和指挥军队的全权；六、给予充足的军费。 　　清廷已别无他法，只好命袁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军务。 　　于是袁世凯让幕僚刘承恩、蔡廷干劝黎元洪“务宜设法和平了结，早息一日兵争”。此时湖北方面，黄兴等人刚刚抵鄂，湖南援军陆续到来，士气高昂，颇欲一战。但黎元洪不忘做袁的“思想工作”：“公果能来归乎？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袁世凯知道革命军这时还不好说话，传令猛攻汉阳。不久，汉阳失守。 　　轮到段祺瑞出场了。袁世凯命他南下任湖广总督，兼领冯国璋所指挥的第一军。段清楚袁的心思，一到汉口就“主张和平”，任由部下“迭与湖北民军往来”。之后冯国璋被调回北京，南北议和开始。段的代表和黄兴的代表签订密约：其中第二条是“组织共和政体，公举袁项城（袁世凯字项城）为大总统”。 　　12月25日，孙中山突然回国。次年1月1日，孙就任临时大总统。段祺瑞震惊不已：他认为黄兴和南方背信弃义，“协约未约，南人先组织政府，公举大总统，有悖协约本旨。”前线又架起了大炮。孙中山不得不退让：“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于是，段祺瑞领衔前线四十多名将校联名吁请清政府“明降谕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之后又发电催促，“现在全局威迫，四面楚歌……是陷九庙两宫为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 　　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数日后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当选副总统。一个月后，段祺瑞就任陆军总长。革命军都督“劝进”袁世凯，清廷湖广总督“劝退”皇室，共和国奠定了。 　　瀛台楚囚 　　当选之后，黎元洪坐镇武汉，遥领副总统和参谋总长之职。对有声望、有实力的“民国元勋”留守一方，袁世凯是很不放心的。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7月，国民党人发动“二次革命”讨袁，两个月便告失败，原先掌握的4个省丢失殆尽，孙中山、黄兴又一次亡命海外。北洋势力发展到了长江中下游。认定“非袁则乱”的黎元洪这次站在袁一边。等战事告一段落，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黎元洪的湖北都督就做不下去了。 　　当年12月，袁派段祺瑞到鄂。段在汉口下火车后渡江见黎元洪，商量整顿军队之事。公务了结，黎送段过江上火车。不料两人上车之后段反而下车，把副总统留在车上。与此同时任命段祺瑞代湖北都督的总统令也就下来了。但两个月后袁世凯又令段芝贵接任湖北都督，段祺瑞回陆军总长任上，他这个湖北都督，纯属过渡。 　　致家乡父老的通电里，黎元洪写道：“……今者燕京之行，原因磋商要政，将来驻都回鄂，两难预揣……遥望汉江，不禁泪下……”他怕是想不到，回鄂，将是身后之事。 　　北京方面迎接的规格是很高的。黎抵达北京时，袁世凯以自己所乘坐的金漆朱轮双马车来接他–去年夏天这车拉过孙中山。他就这样被迎进中南海，袁早已替他安排下住处–瀛台，当年光绪被幽禁的那个孤岛，说是为了确保安全。他的房里，挂有楷书一幅，题款“臣全忠敬书”，正是光绪幽居时所写–他不敢以皇帝自居，只好假托“全忠”之名。“我做了光绪的替身。”后来黎元洪常常向故交这么哀叹。 　　时任总统府机要处处长唐在礼熟知黎当时的处境： 　　当时府里警卫严密，出进瀛台的人很有限，黎当然对于这样的“优待”不免有些情绪。袁知道我和黎有一段渊源，就叫我去联系黎、照顾黎，并且郑重地叮嘱我，如果黎有所要求，一般的要让他十足满意，不用请示，马上给他办到。所以黎那时推荐什么人，安排个挂名差事，每月拿几百块钱，只要黎开口，提示姓名，我如奉到袁的命令一样，总是当天替黎办到……黎表面上似乎没有担忧的神情，但他内心难免也有些不满……有时黎要见几个湖北的老朋友，我就一一给他找到……我病后就更常去黎处坐坐谈谈。黎不大说什么，送钱去，他总是如数照收。 　　后来，黎夫人吴敬君患病，黎向袁世凯提出：瀛台太冷，不宜养病，须另找住处。袁起先只是敷衍：“别的地方也是一样，还是这里好。”此时袁、黎两家已经订亲，黎家二小姐嫁给袁家九公子。黎亲家说得多了，袁亲家不得已，只好让儿子袁克定花10万元买下东厂胡同的一所房子，送给黎元洪。黎元洪一直记着这笔账。后来袁世凯病逝，他送了10万元的奠仪，把“房钱”还了。 　　我非亲王 　　东厂胡同的黎大德堂如今已烟消云散，只剩下一处当年的小楼委屈地守在中国社科院考古学所里头，边上是几年前新建的王府井访问学者公寓，隶属于社科院。 　　黎家从瀛台搬到东厂胡同，是在1915年下半年，这时袁世凯称帝的“谣言”早已甚嚣尘上了。 　　袁世凯先解散了国会，同时组织制订新约法。他设立了总统的咨询机关“参政院”，在立法院成立前代行职权。虽然黎元洪一再力辞，袁还是让他当了议长。而后，参政院修正了总统选举法。要点是：一、总统任期改为10年，连任无限制；二、总统任满时，参政院如认为政治上有必要，得为连任之决议；三、总统的继任人由总统预先推荐，写下名字，藏在金匮石室中。黎元洪对此类法案无不反对，但无可奈何，只有不到会消极抵制。待到代行立法院及代表“请愿”、“劝进”，黎即毅然辞职绝不参与了。在此期间他的湖北同乡张国淦常常去东厂胡同，两人谈到局势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相对泣下。 　　此时，袁世凯要当皇帝之心路人皆知。但袁坚决不承认，他曾对张国淦说：总之皇帝我决不做。大凡做皇帝者，多半为子孙计。我的儿子克定的本领，叫他布置锡拉胡同，尚能胜任，叫他布置洹上村，便办不了。中国这样大，他哪能胜任？” 　　袁世凯一旦称帝，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将何以自处？他的左右商议说，袁做皇帝，其子孙得以世袭；如果规定总统世袭，其子孙亦得世袭，有君主之实无君主之名，也许能将“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保下来。他找来张国淦等人讨论，无果而散。 　　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第一道诏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并命在京一定级别以上官员赴东厂胡同致贺。 　　册封之前消息已传出。黎元洪在家里召集会议，商量如何应对。张国淦说：“副总统果能保持约法上名义，中外观瞻所系，比较上还能达到安全地步，况且事变尚未可知，容有转危为安之一日，即不幸危险发生，副总统为创造民国之人，与民国始终，亦自足以千古。”黎于是点头，“我志已定，决不接受，即牺牲个人，亦所不惜。” 　　12月15日晨，京城文武由国务卿陆徵祥率领请见致贺，黎元洪回答说：“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革命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支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说完转身就走。 　　袁世凯不死心，又派成衣匠到黎家，说要为黎元洪量制亲王制服，黎说，“我非亲王，何须制服？”坚拒。之后政事堂送公文到黎家，上书“武义亲王开拆”字样，也被黎退回。自此，袁派驻黎家的旗牌官、内卫等无不深恨黎元洪，终日大声痛骂，故意使他听见，“黄陂置若罔闻”。 　　两位亲家就这样来了几个回合。向例过年时两家有年礼相送，年末袁遣人送来的年礼以红帖书“赏武义亲王”字样。黎拒收。袁改为“姻愚弟袁世凯”，黎才收下。 　　君子动口不动手 　　府学胡同36号的段祺瑞旧居，现在已无从寻觅了，附近倒是开了家叫“府上”的咖啡店。据说，袁世凯和人打麻将赢了，对方把一套值30万大洋的房子抵押给他，他转手就送给了段祺瑞。这是袁的优点：不贪财货。段不肯接受如此大礼。袁就说，这是我送给干女儿的嫁妆。 　　袁世凯所说的干女儿是段祺瑞的继室张佩蘅。当年她的父亲随袁的叔祖打捻军阵亡，袁世凯把她收为义女，视若己出。她在洹上村长大，袁家称其大小姐。段原配吴夫人去世，袁世凯把她嫁给了段，所以说袁是把段当女婿看的；段则始终以恩人视袁，因为袁对他还有知遇之恩。 　　不过这房子就在陆军部后面。也许袁还有督促他上班之意。须知这位陆军总长常常不到部办公，把事情交给次长徐树铮处置。袁世凯曾感叹：“小站旧人现在暮气沉沉，华甫（冯国璋字华甫）要睡到下午；芝泉（段祺瑞字芝泉）则经常不上衙门！” 　　当年的“北洋三杰”中，王士珍归隐家园；冯国璋外放南京；只有段祺瑞在中央，不但长期任陆军总长，还兼总统府军事处处长，军队的编制调遣、将领的选拔补充，几乎由他说了算。加上长期担任各军校校长，北洋军新生力量多是他“门生”，他不听袁世凯调度的时候渐渐多了。 　　袁世凯怎么会容许下属“功高镇主”？1913、1914年，他忽然重用蒋方震、蔡锷、王士珍等人，并设立陆海军统率办事处，裁撤总统府军事处，陆军部也被削弱。不久，又成立一个“模范团”。袁世凯自任团长。第一期毕业，成立拱卫军四旅、炮兵骑兵各二团、机关枪一营。第二期时改任袁克定为团长，毕业时成立拱卫军二旅。这就相当于“皇家武装”了。 　　当时袁、段之间磨擦最巨的，就是模范团。 　　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部分条款，段祺瑞更不上班了，说是病了。袁准了他的病假。到8月，正式免去了他的陆军总长，因为他反对帝制。 　　段祺瑞曾几次向袁劝诫，帝制不可为。袁恼羞成怒说，“这是克定和杨度他们讨论研究的问题，你何必这么多话！”后来，就以身体不适为由不再见他。段夫人几次骂丈夫“没有良心”，段怕老婆，低声说：“我对老总统爱莫能助啊。” 　　当时陆军部曾发生茶役偷安炸弹的事件，日本外务省办的《顺天时报》说这是政治阴谋，袁世凯想要除掉段祺瑞。据任陆军部卫队营长的曹树洞说，段在家中差点遇刺，他干儿子罗凤阁因受他多年厚恩，事到临头不忍下手，正要说是受谁指使，段说：你别说了，我也不问。你要说了你的命也没了。你称病吧，以后不要来了。 　　此后段祺瑞更加闭门不出了。有人传说他被软禁了。软禁倒还真没有，但袁克定对段反对帝制非常不快，便打算用恐吓手段对付他。段夫人听到传闻后通过养母于夫人告诉袁世凯。袁当即把儿子叫来了，说：“你姐夫是对帝制有意见，但不是用兵而是用口。我听说你在外边对他有不利行动，应尽快停止。他是我们家的至亲，现在事还没有定，我们内部就这样，将来更不堪设想。”之后段的安全算有保障了。 　　当时有人劝他秘密去天津住，他不为所动。后来他对弟弟段启勋说，我受袁氏数十年知遇之恩，如潜出去声讨他，违背旧道德，更遭袁氏父子之忌，也许更危险。只有将死生置之度外，听其发落了。这次的荒唐事，完全是袁克定一手造成，将来的史家可大书曰：袁克定弑父。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劝进，次日临时通知在居仁堂登基。引人注意的是，黎元洪和段祺瑞这两位“重臣”都没来。 　　各为其主 　　时任美国大使芮恩施这样评价段祺瑞：他不是一个政客，厌恶政治理论。他总是愿意把事情交给部下去处理，而部下往往使他采取一种他本来不愿采取的方针。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气息奄奄，进入弥留状态。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被召入府内，待袁托孤。那天徐世昌到得最迟。袁世凯看到他，轻轻摇头，意思是自己不行了。徐宽慰他：“总统静养两天自然会好的，现有何事吩咐？” 　　袁以家属托付他，还没来得及提出继任人选已不能言语。良久溘然长逝。经过商议，在场诸人决定推举黎元洪继任–黎具有法理优势，可以安抚袁世凯称帝后独立的各省。 　　6月29日，黎元洪发布大总统令，确定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为当前要务。同日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半个月后，南方撤销袁世凯称帝后建立的军务院。 　　在废除帝制前后，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三人为挽救时局有不少合作，常常联名向西南各省通电交涉。段祺瑞在袁世凯时代也不轻易去总统府，这次为表示客气，亲自到府向黎元洪面呈阁员名单。黎要求补充两人更换三人他也答应了。至此两人的合作还算顺利。 　　不久黎元洪在湖北的幕僚陆续来京，都觉得段祺瑞不如冯国璋好说话，主张联冯抑段。而段祺瑞那边，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非常跋扈，常常因小事和总统府的人冲突。见黎元洪时只管催促盖印，黎问及公文内容就以不应干预责任内阁抗辩。 　　此时国民党阁员、议员占大多数且拥护黎元洪。挟黎自重的内务总长孙洪伊和徐树铮无日不起冲突。结果两人双双去职。 　　使府院彻底失和的是对德宣战案。 　　1917年2月3日，美国与德国绝交，准备参加“一战”，随后便展开对中国的外交活动。段祺瑞召集在京外交家商讨后，提出一个方案：先向德国抗议；继而绝交；绝交时再讨论宣战与否。对这个步骤，黎元洪起先没提出异议。 　　2月9日，中国对德国提出抗议。3月14日，与德国绝交。绝交后就是参战了。 　　国民党议员不愿段祺瑞在外交政策上获得成功提高威望，便想先借机倒段再议外交。黎元洪左右的倒段派也是这么想。黎本人也担心一旦参战，一则胜败难料，二则军方势力可能加强，尤其担心段接近日本会惹出事来。段那边除徐树铮独持异议，其余人多主张参战，并希望借机倒黎。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总编辑、传记《段祺瑞》作者周俊旗认为段坚决主张参战是因为看到了以下可能性：一、摆脱政敌的掣肘；二、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三、得到协约国方面财政上的支持；借参战之机加强自己控制的军事力量。 　　请看段祺瑞在《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中提出的参战条件：一、停付德、奥两国赔款，暂缓10年偿付协约国赔款；二、进口关税增至7.5%，待厘金裁撤之后增至12.5%；三、取消《辛丑条约》中不允许中国在天津驻军等条款。 　　如果这些条件能兑现，中国政府的财政问题可以得到极大缓解。 　　有话好好说，宣战案原本是可能通过的。段祺瑞左右的人却提议联络督军开会，给总统府和国会施加压力加快进度。督军们应召到京，知道不需出兵，纷纷赞成参战，还集体拜会各协约国的公使。 　　他们也去拜见了总统。一向好脾气的黎元洪怒不可遏：你们为什么擅离职守跑来北京？你们都是军人，凭什么闯入国务院和总统府干涉国政？你们有什么资格与外交使团往来？督军们意外遭到痛斥，有点懵了，唯唯诺诺退了出来。 　　5月6日，内阁通过“对德宣战提交国会案”之后，办了对德宣战大总统提交国会咨文，段祺瑞率阁员请总统盖印。这是交国会审议的正当程序，黎元洪稍稍翻阅即交监印官盖印。不料监印官唐浩镇（黎元洪长子黎绍基岳父）认为参战必败不肯盖印。段怒而离去。黎只好亲自盖印，让张国淦带回国务院。 　　5月10日，国会开全院委员会审查提案，并未表示反对。不料外面忽然来了数千人的“公民请愿团”，要求当日通过宣战案，否则不许议员出院。这是段的下属傅良佐自作主张，段并不知情。弄巧反拙的是，国会受威逼之后决定搁置宣战案。于是督军们联合签名要求解散国会。 　　黎元洪扣下呈文，发表了“三不宣言”抵制军人干政：不怕死，不盖印，不违法。 　　因“督军团”和“公民团”的事，各方面抗议声此伏彼起。内阁成员纷纷辞职，段偏偏不辞，还拟了补充阁员名单。当夜黎元洪原本要发罢免段的命令，看到这份名单并无段派中人，又放下了。但第二天早晨他受倒段派影响，还是免了段的总理。 　　段祺瑞在免职令发布后就去了天津，致电各省说：“查共和各国责任内阁制，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以上各件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祺瑞概不负责。”之后各省督军就开始闹独立。国会已经通过的总理李经羲不肯到任，声言必须十三省督军盟主张勋同来才能就职。于是黎元洪发出请张勋进京“调停国事”的总统令。段祺瑞得知后对幕僚曾毓隽说：黎此举必上当也。 　　张勋6月8日到天津后，提出了解散国会的条件。黎元洪明知违法，时势所迫，只好听命，并通电说：“……安徽张督军此次北来，力主调停大局，以解散国会为前提，如不满足其要求，他将不再负调停之职，各省军队将自由行动，亡国之祸，即在目前。元洪筹思再三，为保存共和政体，保护北京人民，保持南北统一大计，迫不得已，才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 　　14日，张勋入京。 　　今日君再来 　　张勋这人，有时还蛮天真的。 　　6月30日晚，定武军统领苏锡麟接到命令：明日一早挂龙旗。他连忙赶往张勋公馆劝说：“大帅！从徐州出发前，张文生（张勋部属）要我向大帅说，复辟这件事办不得，他们大家签字赞成复辟那是假的。再说，把国家大权交给皇上，那是总统和国务总理的事，咱们办不了。请大帅千万别管这件事。”张勋说：“事情弄到现在，不办也不行了。再说我也愿意办，就是他们骗我，为这事死了也心甘情愿。” 　　次日张勋拥清帝复辟，溥仪连发9道“上谕”。北京城里冒出了各种各样的龙旗和清朝袍褂。紫禁城内，几位太妃乐得天天去烧香。张勋飘飘然说，“他们推翻清室的人，被称为革命伟人。现在老夫推翻民国，难道不该称为复辟伟人吗？”于是，张大帅又有了“伟人”的名号。 　　段祺瑞早就明确表示，张勋如复辟，一定扑灭之。7月2日，陆军部机要科科长龚维疆跑到天津找段祺瑞，提议去上海联络孙中山，通电讨张。段笑着说，如果不去南方呢？龚说，您在北方主持，学生即刻去陕西。段说，你小子怎么这么霸道！说完抬头看钟，手夹纸烟出门，龚维疆跟随他来到一个地方。一看，梁启超、汤化龙、叶恭绰、靳云鹏、傅良佐、段芝贵等人都在。秘书张伯英同译电员正在另一间屋译电，凑上前一看，正是段祺瑞讨逆通电文稿–梁启超、汤化龙的手笔。 　　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成立讨逆军，兵分两路向北京进发。同时他接受黎元洪任命，恢复了总理职务。 　　张勋进京，只带了十营兵马，大部队还在徐州。他事先跟张文生说好，宣布复辟之后，由张再调四十营兵马开赴北京。电报只说“速运花四十盆来京”，以免泄密。结果这时他真收到了四十盆花，气得连连说，“坏了坏了！这小子也抽我的梯子！” 　　“辫子军”一触即溃。8日讨逆军兵临城下。东路军进逼北京时，航空学校有两架飞机飞临“辫子军”阵地投弹，继而又在紫禁城投弹两枚。据说这是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次以空军配合作战。 　　12日，讨逆军攻城。战斗中途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劝张勋去荷兰使馆躲避。张不肯，被强行架上汽车送去使馆。后来，他向人骂那些“盟友”背信弃义：“就是你们总统（冯国璋）从前亦是赞成的，我有大家开会时的签字凭据，宣布出来让全国人看看，是不是我姓张的一个人要这样做？只有段芝泉是劝我不要干的，惟他可以打我，别人不配！” 　　段的亲信徐树铮参加徐州会议时就没反对，私下还对人说：“张勋是复辟脑袋，先让他去做，我们机会就来了。”所以有人说他诱引张勋复辟，假张勋之手驱黎，然后再打倒张勋，以恢复段祺瑞的地位。 　　7月14日，段祺瑞亲至日本使馆请黎元洪复职。黎心中有愧决心下野，一个月后去了天津。 　　和难，战亦不易 　　2011年1月12日，我成了天津小站练兵园唯一一个参观者。设在城墙内的军事博物馆很有特色，然而除了军史展览竟间或有钱币、雕塑、佛像等展出。担心纯正的历史无人关心吗？忽然想起段祺瑞：到天津后他可曾回自己最初发迹的地方看看？ 　　黎元洪走了，冯国璋来了。段祺瑞眼下有两个紧要问题：一是参战，一是改造国会。段对旧国会早不耐烦，要以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选举法，召集新国会。对此，西南各省一致反对。孙中山率海军南下，请国会议员到广东集会，拥护黎元洪组织政府（黎未去）。于是集合一百五十余位议员开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元帅，成立南方护法（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军政府。南北形成分裂格局。 　　段祺瑞一贯主张武力统一。他的战略是用湖南、四川做征服两广、滇黔的基础。直系经常以号召和平掣肘。段知道这是冯国璋的意思，就递了辞呈。冯就势免了他的总理。激愤的段向北洋军人发了一道长电文，说，“就任以来……私冀发挥我北洋同袍之实力，统一国家，奠宁宇内，庶几人民得以安堵，法治乃能设施。此次西南之役……既非私心自用，又非黩武佳兵，耿耿此心，可对同志……今日中国……所谓法律护国有名无实……环顾国内，惟有我北方军人实力，可以护法护国……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兆……倘能达我愚诚，北方实力得以巩固，艰难时局得以挽回，则祺瑞今日之辞职实为万不可缓之举……伏愿诸君子……以北方实力即国家实力为念……” 　　简略地说，他以为要社会安定、法治通行，就要统一中国。他不信约法、国会能护佑中国，认定惟有北洋军人的实力可以巩固国家，挽回时局。 　　此时独立各省也不愿和解，一面联合，一面进攻湖北。皖系乘机重提武力解决的主张。冯国璋只好命曹锟等率兵入鄂。徐树铮又引奉军进直隶胁迫冯氏。段祺瑞的总理又复任了。起先战事很顺利，曹锟的部下吴佩孚很快攻下长沙、衡州，段祺瑞还亲往湖北犒师。 　　但直系的江苏督军李纯和江西督军陈光远仍不出力；曹锟回了天津；吴佩孚因湖南督军被无功的张敬尧夺去不愿再战，后来干脆公然通电请求停止内战。 　　武力统一政策执行不下去了，但段手头还有两个锦囊。一是号称要参加欧战的“参战军”，一是徐树铮通过“安福系”控制的新国会。当年10月冯国璋结束任期，新国会选徐世昌为总统。同时段祺瑞辞去总理之职，继续任参战督办。 　　南方军政府内部也矛盾重重。所谓的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军阀有军而无政府，除了海军孙中山得不到支持。 　　1918年4月非常国会提出改组军政府，改大元帅制为七总裁合议制。孙辞去大元帅，不久赴沪。 　　年底，协约国与德国签订和约，中国也兴起呼吁和平的声浪。南北双方次年2月开始和谈，谈了几个月最后全无结果。 　　欧战既已结束，“参战军”名不正，先改为国防军，又改为边防军。徐树铮担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1919年10月他率军进入外蒙，使其在11月17日取消自治回归中国。 　　皖系又得意了。直系则一面与南方妥协，一面与奉系接近。1920年3月开始，由南方军政府提供数十万“撤防费”，吴佩孚撤兵北上。直奉两系8个督军暗中组织八省联盟，预备倒段。 　　7月，徐世昌免去徐树铮的职务，命边防军由陆军部直辖。段祺瑞愤而召开军事会议改组边防军为定国军，讨伐直系；曹锟和张作霖也联名通电讨段。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直皖战争只进行了5天就以皖系一败涂地告终。 　　直军进逼北京城时，徐树铮乘着汽车到银行提款，去琉璃厂书店还账。店主惊愕地说，如此小事何劳总司令大驾。徐笑道：“此刻不来还就还不了了。”后来他进日本使馆躲避，日本人把他藏在汽油桶里，装上汽车直驱天津，搭日轮到上海。 　　段祺瑞则自请免去职务，仍坚持住在府学胡同家中，听凭处置。直到局势稳定下来，才步黎元洪后尘去了天津。 　　依法而来，依法而去 　　1922年6月1日，吴佩孚在洛阳和参谋长李济臣通电话，问到北京情形。之后李给北京的钱宗泽挂电话责问：吴大帅发怒，将来一定要将徐赶走，你为何不好好办？钱宗泽着慌了，忽略“将来”二字，次日一早即向总统府喊话：吴大帅要徐世昌赶快腾出总统府！当日下午徐世昌匆忙出京。 　　吴佩孚一向不喜欢徐世昌，通电不称总统而称菊人先生。但此时刚打赢第一次直奉战争，原本还想暂时由徐来维持。 　　此前，孙传芳通电说：“……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法，共选副座。非常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销。倘有扰乱之徒，即在共弃之列……”吴于是响应“南北两总统同时退位”主张，拥护黎元洪复出恢复“法统”。这样，一则孙中山无法再以“护法”为名，二则利用旧国会制宪可以遏制联省自治潮流。 　　黎元洪起先拒绝了。他当过一回没有兵权的总统知道其中苦楚。但经过和幕僚商议，他以大局为重，发出主张“废督裁兵”的通电，痛责督军制造成的危害，以督军们解除兵权、还政于政府为出山的条件。曹锟接电后大骂：“做现成的总统还要提条件！我们捧他上台，他却叫我们下台！”但为了实际利益，还是发动督军们做出口头承诺。于是黎元洪11日通电：“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候国会开会，听候解决。” 　　更富政治经验的孙中山则提出“工兵计划”，说直系要表示诚意就先把半数军队改为工兵，否则他还要把“护法”的旗帜打下去。然而直系的武装还没解除，他的武装反先被陈炯明解除了。孙远遁上海，次年才回到广州自任大元帅。 　　西南各省已经树立自治的旗帜，一面表示尊重中央，一面主张“建设联邦化的单一国”。一些言论团体–如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也赞成采联邦制，说“只有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军权的代价”。 　　7月1日黎元洪发布命令：地方自治，原为立宪国家根本要图……将来制定宪法，所有中央与各省权限，必定审中外之情形，就偏畸之弊害。一俟宪典告成，政府定能遵守，切实施行……国家统一前途，实嘉赖之。 　　8月26日，宪法审议会通过两个议案：一是各省在不抵触国宪范围内可自制省宪；二是地方制度章中应规定关于省宪的原则。 　　民国的和平统一，此时仿佛有些微茫的希望了。 　　哪会这么容易呢。在直系来说，黎元洪是个过渡性的招牌，曹锟迟早取而代之。问题就出在“迟”、“早”上。曹锟急于做总统，吴佩孚却想先借黎统一南方再选举曹锟。以曹的津保派为主的议会开始闹事，借财政总长罗文干涉嫌受贿案把以吴的洛派为主的内阁倒了。这是1922年底的事。 　　此前国会刚刚恢复时有一些议员主张此次国会专事制宪：民国成立10年多了，竟还没有正式的宪法，实在不像话。另一些人则主张先解决总统任期问题。热心制宪的议员想拉长黎的任期，制定宪法再选举总统；另一批议员想缩短其任期，以便早日和曹锟交易。制宪派不得已决定“大干快上”：1923年8月31日前完成宪法，9月30日前选举总统，宪法于同日公布。但附曹派不到会，凑不足法定人数。制宪派就提出修改会议规则：一是减少所需的法定人数，二是出席者可得出席费20元，缺席者扣岁费20元。 　　但出席费从哪儿来呢？ 　　两院议长去见黎元洪，请他设法筹措。黎见事关制宪，立召总理和财政次长、税务督办等当面议定由海关建筑费中拨120万。曹锟方面得知后，责以事先未交国务院主办，违背责任内阁精神。黎回复说：“……当时国会议决、议长请求……元洪曾遍约阁员，下及财次、公司筹议，始转商税司，缓筑海关，批明用途，乃获定约，不虞今日复有后言。元洪赞助制宪，心在救国，纵责过失，犹胜阻挠，此可请邦人共鉴者也……” 　　管你是何程序、目的，曹派的人先胁迫内阁辞职，然后就开始“逼宫”。 　　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警察总监薛之珩等于6月7日集合数百人到总统府，借口内阁无人军饷没有着落，要求总统负责。8日，乞丐公民团到府闹事。9日，北京警察全体罢岗。随后黎宅电话和自来水管被阻断。12日，冯、王辞职，不负维持秩序之责。经历过复辟的黎元洪决心不轻易言退。请看他的通电：“罢岗开会，全城鼎沸，谣言纷起，皆谓有政治作用……元洪依法而来，今日可依法而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何留恋？” 　　13日，黎元洪决定离京。他咨请两院撤销复职时提交的辞职公文，并向两院和外交团声明：“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定于本日移津。特闻。” 　　同日，他发出了7道大总统令，交印铸局发布。其中一道是：“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督理，着即一律裁撤，所属军队归陆军部直接管辖。此令。”但印铸局已经被曹派把持，这些命令都未发出。 　　下午1点多，黎元洪乘火车赴天津，临行将大总统印信交如夫人危文绣带到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但火车行至天津新站被直隶省长王承斌下令摘去火车头，相持之中黎开枪自杀未遂。次日凌晨他告以实情，印信交接完，这位民国总统才重获自由。 　　黎元洪刚走，冯玉祥、王怀庆马上自己复了职。曹锟笼络了五百多个议员贿选成功。这些议员想找回点脸面，于是十余年没制成的宪法两三天内完成二读三读，在10月10日曹锟就任那天公布了。 　　握在手中的杯子 　　民国军政界要人多半有大宅，段祺瑞没有。府学胡同那套房子说是袁世凯送的，却并没有房契。老袁死后房主拿着房契找总理要房，段祺瑞只好搬家。 　　段祺瑞的部属、学生，想到自己都有房子，惟老段借住人家的，觉得说不过去。原拟集资代买，后来演变成了代建。房子建在吉兆胡同，建筑费用大超预算，差点成了烂尾楼。建成后，府学胡同的房子便物归原主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直系败北。张作霖和冯拥戴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秘书厅就设在吉兆胡同房子的前院。据说解放后周恩来出面以两套四合院加每月100斤小米的代价向段家置换了这套房子。这事后来成了糊涂账。当年的“老段府”成了今日的总参大院。《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夏雨演的马小军就住在那儿。 　　幕僚曾毓隽对局面始终不乐观，认为张、冯只因群龙无首暂时推段出面。一天，两人谈论局势，段说：“云沛（曾毓隽字云沛）！你不应当对国家事采取如此消极态度。”曾说：“并非消极。我认为老总在如此形势下急于上台，好比是一张三条腿的桌子，一攻便倒。”段刚好手中有个茶杯，就说：“这杯子固然是锔在一起的，我握在手里暂时可以不碎，若我放手便落地碎了。” 　　为使杯子不碎，段祺瑞想了不少办法。 　　他尝试与国民党合作。可惜孙中山到京不久即病逝。开吊之日他正要亲往唁奠，有人来报告说国民党将在他致祭时“出以非常手段”。左右的人劝阻他。他就临时以脚痛旧疾发作、不能行动为由改为派代表。此后国民党无法合作了。 　　在此前后执政府召开善后会议。之后开始筹备国民代表会议和起草新的宪法。12月12日国宪起草委员会通过宪法草案。然而国民军和奉军之间的战事使这份草案永远失去了审议的机会。 　　1926年1月1日，受挫的冯玉祥被迫下野，把职权交给部属张之江。1925年底，冯设局邀请出国考察归来的徐树铮北上，段祺瑞未能阻止。张受冯之命于廊坊截火车枪杀徐树铮。据说，张信奉基督教已很狂热，事后频频祈祷，三句不离耶稣。 　　当时段祺瑞身边有人主张通电下野，有人则主张为国事忍辱负重，段犹豫数月，不幸又发生“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国民军与奉军在津沽一带混战，封锁海口，英美等国向执政府提出通牒，要求大沽口至天津停战，排除水雷地雷，不干涉外国船只过往。3月18日前得不到满意答复，将采取“必要手段”。 　　3月17日执政府称通牒内容“本国政府视为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希望各国能“从容妥商”，“勿取激烈之措置”。也就是说，段拒绝了。 　　但通牒已然刺激了中国人的自尊心。 　　就在那天，在李大钊倡议下，国民党（时国共已合作）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总工会等近两百个团体开联席会议，决定第二天开国民大会。代表们还进行了一次游行，在执政府门前和军警发生冲突。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告诉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警备司令部指示与市民学生接触时，官兵要万般忍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说，士兵所受教育有限，简单率直，能做到这样忍耐吗？恐怕难免要酿成事故。段宏纲说，只有靠你们尽最大努力来维持防止。 　　3月18日，数千学生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了示威大会，提出八国如不收回通牒即驱逐公使等6项主张。而后一路游行向执政府而去。结果卫队开枪，47人死亡、两百余人重伤。 　　奇怪的是，之前几次游行，国民军都随行保护。但那天代理警备司令李鸣钟虽派人带去承诺派兵的消息，却并没有真的派兵。而最初3声枪响是来自“执政府门楼的窗户里”而不是卫队。 　　次日执政府通缉徐谦（中俄大学校长，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李大钊等群众领袖。据说事后徐谦去找冯玉祥，想说服他驱逐段祺瑞，但冯就在20日到外蒙古去了（据冯日记。奇怪的是，国内出版的冯氏日记“一月一日至三月十九日日记原稿缺”）。冯在日记中说获知“三·一八”是在库伦（乌兰巴托）。20日，执政府发布对死难者的抚恤令，并调查军警“正当防卫”是否超过必要程度。同日贾德耀内阁全体辞职。 　　事件的真实经过现在已很难还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段祺瑞不在现场，也未下令开枪。但他已成为众矢之的。当时的报纸报道，悼念“三·一八”死难同胞大会上段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直皖战争后开始食素，此事后更决然）以赎罪。 　　4月9日夜，国民军包围段祺瑞宅。因曾毓隽提前派人送来纸条告知国民军将有行动，段祺瑞事先去了学生崔子良家中。段宏纲则预先以机枪布防。对峙一夜，国民军退去。 　　段祺瑞先是在崔子良家中住了两天，11日去了东交民巷，通电政变消息。15日国民军撤出北京。段派人到天津去迎接张学良，张不理会。他知道执政之路到此为止了，在妻弟吴光新陪同下回到了天津。 　　据说，火车经过廊坊时，他打开车窗西望，历10分钟之久。这里正是徐树铮被杀之地。 　　许多年后段家后人祭祖时也要给徐上香。这是段祺瑞的遗训。 　　从事实业，勿问政治 　　黎元洪复任时，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为了巴结他，挑选40名警察组成卫队。黎去北京时就把这支卫队带去了，不再用军队担任警卫。郁闷或者无聊了，他会找几个熟识的卫士聊天，说后悔不应该出山。1923年6月13日凌晨，他亲自把卫士们推醒，说：“收拾东西，咱们马上回天津！”于是这40名警察又回到了天津。在总统身边他们呆了一年零三天。 　　黎元洪认为自己受胁迫离开北京，仍是合法的总统，就想在天津召集国会，组织政府。他以个人名义向银行借了12万元，设立“国会议员招待所”，凡由北京来的议员，都给500元“旅费”。钱很快告罄了，议员却来了又去。之后孙、段、张组反直同盟，不少议员南下，渐渐有了两百余人（浙江督军卢永祥拿了100万元）。一些议员请他前往上海参与新政府的组建。老友章太炎也催促他早日南下。最后卢永祥一道密电（是别人伪造的）使他下定了决心。 　　1923年9月，黎元洪来到上海。出乎他意料的是，卢永祥和淞沪护军使何丰林都很冷淡。他在寓所召集各省代表谈话，广东代表汪精卫说，我对黎先生很敬佩，但对在上海组织政府不感兴趣。其他省的代表说要先请示本省长官。何丰林甚至发布告示：倘有破坏秩序，扰乱治安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 　　11月初，黎元洪乘船前往日本疗养。半年后回到天津，从此不问政治。第一次息隐天津时他就开始投资实业，此时更专注于此。据相关资料，他先后投资银行、厂矿七十余家，金额不少于三百万元，与此同时还广泛捐资助学。 　　1926年10月，他突发脑溢血，生病期间，所养的两只孔雀突然死了一只。 　　两年后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到山东，要没收黎投资最多的中兴煤矿。他急忙找人向蒋疏通。蒋说：“别人的我没收，黎黄陂的我不能没收。”但他先是向中兴摊派了100万元的短期债券，之后又是100万元的军饷。为了凑钱，黎元洪身心俱疲。 　　1928年5月25日他在看赛马时突然昏倒。6月1日，让秘书起草遗嘱，告诫子女要从事实业，勿问政治。两天后65岁的黎元洪在寓所病逝。另一只孔雀也在这时死了。次日凌晨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北洋军阀的时代就要过去了。 　　黎元洪的遗嘱以通电方式发表，其中包括：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实行垦殖政策，化兵为农工，勿使流离失所；振兴实业，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早定政治方针与教育宗旨；民元以来，凡无抵触国体之创制，均应一律保持，请勿轻议纷更；和平统一，利国富民。 　　开祭时，他当年的死敌、晚年的近邻（两人的居所相距不到两公里）段祺瑞也来到灵堂，“三鞠躬毕，喟然而叹，似有无限感慨者”。 　　“八勿”的“复兴之道” 　　如今，北京和天津之间，每日往返城际列车一百多趟，单程只需30分钟。而90年前，往返京津的路途，往往意味着命运的折转。 　　民国政客在北京呆不下去，一个转身，就住进了天津租界的豪宅。在这里尺寸之地也藏龙卧虎：离任的大总统、前内阁总理、下野军阀……鞍山道38号段祺瑞公馆（又是借住）数年前还挂着“天津市和平区教师进修学校”的牌子，今天终于成了“段祺瑞旧居”和“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对面的张（此“张”即黎元洪任协统时的上司张彪）园和不远处的静园，都曾是溥仪的“行在”。数百米外段祺瑞老部下靳云鹏的故居则成了天津市文物公司。敲了敲段公馆沉重的红漆大门，几乎听不到声音。不会有人来开门了吧？ 　　因家中人口众多，平日又无积蓄，老段常要受部下、学生的接济。1928年秋，蒋介石第一次到北平–他在保定陆军学堂求学时，段是他校长，听说此事后，便派人送上两万元钱。此后三四年间又送了数万元。生活问题于是解决。 　　1932年，段的另一位学生、直皖战争中的对手吴佩孚来到北平。此时北洋政府被国民政府取代，他和段一样是失意军阀。直皖两系的旧人却还想借机撮合两人，于是决定利用班禅讲经的机会安排见面。 　　这一天，吴佩孚到得较早，过一会儿段祺瑞才从天津赶到。吴迎上去用他家乡的蓬莱话说了一声：“老西（师）来了！”恭恭敬敬鞠了个躬。不知是不是故意，段祺瑞用手指着自己的耳朵，说：“我耳背。” 　　段刚坐下，张学良就派人送来一张纸条，大意是：接蒋介石来电，法会别有作用，希望赶快离开。段说：“那我就走，叫打电话预备专车吧。”说罢就上车站去了。据说他没认出吴佩孚。送他到车站的人向他说：“那个长袍马褂向你打招呼的就是吴佩孚。”他才恍然：“那就是吴佩孚呀！” 　　蒋介石对段祺瑞在津闲住总放心不下。他认为段虽在野却有潜伏的力量。这时候中日关系复杂微妙，他很担心日本人把段推出来组织傀儡政权，就想卑礼厚币把段请到南方，就近监视行动。 　　1933年1月19日，蒋派人携亲笔信到天津，请老师南下颐养，以便随时就商国事。段对来人说，我老了，不中用了，介石如认为我南下对国事有益，我随时可以上路。于是1月22日到南京。蒋本人在下关码头等候。次日段乘夜车赴沪，蒋也送至车站。 　　在世界学院暂住一个多月后，段祺瑞搬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居住。1934年农历二月初九他七十大寿，沪上人士想为他庆祝，他拒绝了，只在玉佛寺以素宴招待各界。段祺瑞断荤茹素，多年来营养不良，继之又长期患胃病，医生劝他开荤增加营养。他说，人可死，荤不可开。侄子段宏纲令厨师把去油鸡汁加在菜或汤内。不久被他发觉，说，我自庚申年（1920年）吃素念经差不多二十年了。如今国难日深，我老了，效国无力，但求早日超脱，你们万不可再恶作剧，增加我的罪过。 　　1936年秋后，国事更恶化，段祺瑞伤感更甚，竟拒绝诊治和服药，亲拟遗嘱，因无财产，无一字提及家事。在遗嘱中他提出了“八勿”的“复兴之道”： 　　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宝存国粹；治家者勿忘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11月1日晚，段祺瑞陷入昏迷，2日晚逝世。南京政府下令以元首礼国葬。吴佩孚亲撰挽联，并请人赴段宅吊唁。他曾对人说：余对合肥之丧，一度任秘书，一度任帖写（衙门中抄写小吏），此为有生以来第一次，惟对段夫子一人而已。挽联联文为：“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另有一大匾，四个大字为“还我河山”。感慨系之，不只追悼段合肥而已。 　　1936年11月9日段祺瑞的灵柩运抵北平前门车站，吴亲自到车站迎接，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那已是宋哲元冀察政权的时代了。宋的武器装备非常简陋，大炮都没有，放几响土炮，就算是礼炮了。 　　（主要参考资料：陈志让《军绅政权》，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杜春和等《北洋军阀史料选辑》，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程国安《黎元洪传》，侯杰《黎元洪》，鲁永成等《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周俊旗《段祺瑞》，李洁《文武北洋》，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感谢武汉发改委程涛平先生、南开大学侯杰先生、天津社科出版社周俊旗先生、中南民族大学程国安先生、武汉方志馆董玉梅女士接受采访或提供帮助） 　　性情与轶闻 　　辛亥革命时，黎元洪首先想到的是家人。清兵进攻汉口时，他托人在上海的公共租界租房子，把家人送去避难。黎家人在上海不随便外出，遇人问话，不说来自武昌，也不说姓黎，而说姓吴–用黎的妻子吴敬君的姓。 　　黎在天津时，每日8点吃早餐，餐后浏览报纸。看到中国的政局恶化，就用练习毛笔字来排遣烦闷。午饭后他会睡午觉。晚饭后和家人在客厅里聊天，除新闻外多是家长里短。他很喜欢在这时听留声机。9点回卧室就寝。 　　黎感到精神不振时，便在清晨骑马出游。黎家的花园里有个自建的网球场，他常在下午打上一小时网球，到了冬天便把网球场改为溜冰场，自娱自乐。在北京任大总统时，他常到北海去溜冰。 　　黎的另一个爱好是京剧。每逢春节，黎家总是邀请京剧名角和杂耍艺人到府演出。在北京时，他常到城南游艺园看戏，这是大众游乐的场所。黎出门看戏或看电影多不要人跟随，相当平民化。 　　黎下野后虽不过问政事，但对国庆节非常重视，常说，我作为民国的一个平民也应该庆祝。他会准备焰火和露天电影，让百姓在其寓所与他共度国庆。有时他会在私人戏院里举办舞会，戏院楼上有西式冷餐、果汁饮料供客人食用。 　　黎家在天津盖房时，曾买美国木材大王罗伯特·大来的木料。大来就此大肆宣传，说中国总统盖房都用他的木材。钢笔大王派克拜见黎时送了一支金笔给他并请他签名，之后将其签名制成广告四处宣传。 　　黎热心教育，屡屡助学。他捐2000元中国银行股票开办天津北塘第一所小学。南开创校他捐“七长公债”1万元。家乡黄陂创办前川中学他捐款3万。他还曾拨中兴煤矿10万元股票，筹备创办江汉大学。后学校未成，筹款被用来建了一座体育馆，即现在武汉大学的宋卿（黎元洪字）体育馆。 　　袁世凯女婿薛观澜说，段祺瑞与袁克定诸人，悉心揣摩袁世凯作风。袁克定学会不送客，段祺瑞学会不开口。袁的总统府机要处长唐在礼说，段“有主张，不轻于表示，但一经表示，如不采纳，他就不高兴”。 　　执政府成立后，湖北督军萧耀南派人去见段，说：“萧督军是执政任统制时的士兵，由当兵直到主持一省军政，都是执政培植的，他爱戴执政，犹如赤子之对慈母。”段答：“你告诉萧督军，他是一省的疆吏，他应该对国家对人民好，才是正当的；对我个人好有什么意义呢？” 　　段见围棋即笑逐颜开，某次和薛观澜对弈想悔棋，薛情急，“老段”二字脱口而出，段一笑置之。另一次，薛和参谋总长蒋雁行在执政府门房下棋，下到一半，忽然看见段执政（彼时国家元首）侧坐桌边，已观局多时。蒋总长抱头苦思，段大乐。 　　段对文人有礼貌，对武将不假词色。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到执政府，他常当着很多人的面，指着陆说，“这是我从前的兵。”曾任陕西督军的陈树藩说段有很多事误于妻弟吴光新，段说，“小学生（段任保定速成学堂总办时陈是学生）又在乱说，小学生又在乱说。” 　　吴清源11岁时和段下过棋。当时每个星期天一早，棋手们就会去段家跟他下棋，之后一起吃早饭。吴清源赢了那盘棋。段输给一个孩子心情大坏，一个人进了屋，早饭也没和棋手们一起吃。之后他就不再和吴下棋，但如约以学费的名目赞助吴，每次100块大洋。 　　段从不吃滋补品，但烟瘾很大，下棋或办公时，纸烟决不离口。在北方时，长期吸红司令牌，当时每听8角。到上海后知道这牌子涨到1元以上，改吸国产白金龙牌，当时每听仅4角多。他常告诫晚辈不许奢侈浪费。亲戚眷属偶然穿时髦或艳丽衣服，都不敢去见他。 　　段与子对弈，子败，段大怒：“弈棋雕虫小技，而你犹不能出人头地！”次日复对弈，子胜，段又大怒：“像你这样无大志大才，也只有在消遣功夫上胜人一筹了！”段最得意的手法，就是打入对方，在对方的空里活上一块，美其名曰：公园里搭建小房子。后来他看到日军在东北张牙舞爪，说：“建个小房子可以，但不能据为己有。”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打喷嚏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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