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

进入今年诺贝尔奖颁奖季以来，各网站有关中国作家莫言是否将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猜测相当盛行。有作家表示，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那将是对中国文学界的一个鼓励；也有作家说，莫言的小说写得不错，但是他对当局的依附使他丧失了不少独立性。 十月初以来，网上出现不少有关谁将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预测；中国作家莫言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是被看好的两位作家。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揭晓大概也就是一两天的事了，打量一番被看好的作家也许是一件不无裨益的事情。 谈到1955年生于红旗下的莫言，纽约老作家董鼎山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的时候说，他几年前见过这位作家，印象中觉得他的东西写得不错：“他以前到纽约来的时候我跟他见过面的。我那个时候觉得他写得不错。” 不过，董鼎山表示，他对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很乐观。 杭州作家昝爱宗表示，莫言是一个对中国执政党过于依附的作家：“他（莫言）认为是革命的大熔炉培养了他，他不会忘本的。” 昝爱宗在简单介绍了莫言的身世后表示，莫言的创作欠缺阔大的视野和理想主义情怀：“环境造就他不可能突破主旋律格局去自由创作。他的作品肯定没有世界性的。” 但是，这位作家不吝赞许莫言的语言功底和文学技巧： “从（讲）故事层面上来说，他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 四川作家铁流介绍了莫言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蛙》之后表示，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莫言就算是能够贴近生活的了：“（《蛙》）这个书写计划生育写得比较真实。文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真实。” 作家昝爱宗表示，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界的最高奖项，标准是高的；中国当下还很难找出一个可以获得这个奖项的作家。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作者： 吴澧  |  评论(0)  | 标签: 诺贝尔 , 文学奖 , 莫言 金秋十月，网络疯传：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是莫言和村上春树两者选一。据说西方赌场盘口还是莫言大一些。老农最喜欢的就是架秧子起哄，赶紧从猪草篓底翻出一篇五年前——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写的文章，作些与时俱进的修订，巴巴地贴上来。 话说这“十年奋进，十年辉煌”，诺贝尔奖年年都发，却是一年一度与红朝无缘。我们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最气不过的是，连文学奖都要吃咱们豆腐，好像大红朝每年一千多部长篇小说都白出了似的。虽说有过一个高行健，但主旋律舆论只当他是法国作家。于是，一年一度，总有好同志或痛苦或愤怒地追问：为什么中国作家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皇家学院那几个老头儿也是可怜，其实他们做梦都想给中国人发诺奖，而且想了一世纪。１９１３年泰戈尔得奖后；应该就会想到中国的奖项，否则，１９３８年何必挑选赛珍珠？老头儿都能读英文，未必觉得赛珍珠英文有多棒，还不是因为她写了中国农民？现在若有机会跟老头们聊聊，一定会发现他们真诚地想给“不读外文书，一生在大陆”的中国作家发个奖。可人家是百年老店，有传统和牌子要维护。给你发奖可以，但你也要有点东西，能让他写在颁奖词里吧？ 什么东东可以写进颁奖词呢？老头们能读英法德文，但其他语言的玩艺，必须能过翻译关。你说中文写得多漂亮！这没用，漂亮中文未必译得成漂亮西文。马悦然说有位曹警察的方言写作如何美妙，但是，单靠这一条得奖，相当于别的评委全都放弃自己的判断而专听马老大的。都是眼高于顶的人，要他们服从，谈何容易。马老大一等一好人，老派绅士。女作家在他身边如沐春风，他永远走在外道，而且那么自然。但是，能否摆平王家学院那些骄傲的男同事，却是另一回事。 可以挤过翻译窄门而基本保持原状的，首先是作品的结构。结构可以相对独立于语言。比较文学要在结构主义兴起后才成为显学，这不是偶然的。你有新奇而精致的结构，就比较容易被选中。 高行健有这玩艺。《灵山》里三种人称的交织叙述，有多少读者看得懂且不论，至少写在颁奖词里还是满光彩的。另一位英法德文之外的奖主，土耳其的奥尔罕·帕慕克也是有这玩艺的。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里，表面上看，狗啊马啊还有树啊都会自己讲话，实际上这些都是细密画家为姨夫画的画，他们在咖啡馆再随手画在纸上，让说书人编故事。所以被害的高雅先生身上才会有那幅马的素描，而破案线索就从这里展开。 第二就是思想或思想的冲突，这玩艺也是可以挤过翻译窄门而仍然保持个七七八八的。但所谓有思想，很难定义，缺乏可操作性。换个说法吧，就说作品自成一个世界。这话怎么讲？举个例子，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大概可算文学里的第一个经济理性人，他在孤岛上按理性原则处理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类事情。后来英国侦探小说鼻祖威尔基·柯林斯写《月亮宝石》，里面一个老仆人待《鲁滨逊漂流记》如另类《圣经》，遇事就去翻，寻找处事的启发。这种书就是自成一个世界，可以放在侦探小说里当作理性原则的宝箴，指点疑案的侦破。 高行健的《灵山》有这玩艺，里面有儒释道三教的世界观。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也有这玩艺，帮助你在相当程度上理解穆司令的世界。比如，第３２章女主角谢库瑞要办离婚，她让男主角黑渡过海峡，去找沙菲依（Shafii）教团的法官，而不要找他们所属的汉那菲（Hanafi）教团的法官，因为前者对女人比较同情（汉那菲和沙菲依都是逊尼派四大教团之一）。人性的需要，总会顶出教义的裂口。地球上任何地方都不是铁板一块。这对西方不了解穆司令的人，多少有点启发。再比如这部小说里，画家们寻找凶杀证据时，女人居住的内室却是不搜查的。美国大兵如果懂得这点文化差别，或许在伊拉克不至于冲进民居个个房间都要搜，搞得男人很愤怒，要去参加游击队。 这一思想要求，并不是张艺谋大片那样弄几个红灯笼挂挂，或好莱坞电影里让华人角色讲几句拐了四、五个弯的儒家格言。这不是配多少中国元素的问题，而是作者对传统文化有深刻理解，自然而然地写出一个不同的世界。读过他的作品之后，你可以延伸到作品之外，理解那一群人对作品未必写到的各类问题的态度。就像读了又一位英法德文之外的奖主川端康成的小说，可以大致了解日本人的独特美学。 为什么要说“传统文化”的世界？因为老农不相信中国作家能对当代文明写出什么新思想。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男作家是一伙没有思想的人（女作家咱不评论）。你能回过头去，对祖先的思想有所了解，用白话把这些思想写入小说传下去，足够伟大了。 中国作家里，比较接近上面所提结构、思想两条标准的，还是莫言莫大叔。刘再复和高行健都欣赏莫言，他们的看法会影响马老大。日本那个大江健三郎也很欣赏莫言。文化接近的大腕作家的话，也会有点份量。 上面两条是常理，常理之外还有政治考量。老头们当然不会纯粹出于政治考虑而发奖，但也不会反对得奖者带来政治好处。瑞典人今年或许很愿意给莫言一个奖，以解决刘得奖为挪威带来的红祸。但姿态也要两边都做，这边连个保外就医都不给，那边怎么发？就算两边默契了，还要刘得奖配合。如果他宁愿把牢底坐穿，不接受先保外、再流放的安排，那也没辙。总不能让莫言直接去劝：老弟啊，你放心出去，牢里的事，别烦心，这一阵我先替你坐着。 说起来，这中国的诺奖，还真是最难弄的。 瑞典人曾想给鲁迅颁奖。鲁迅不但拒绝提名，还写信给探询的朋友：“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十年后，颁奖给赛珍珠。她的小说《大地》，当年横扫美国排行榜。评论家还将《大地》与福克纳同期出版的《我弥留之际》相比较，他们说福克纳笔下的密西西比农民充满辛酸怨恨，而《大地》中的中国农民坚忍不拔。这样的生活态度，感动了三十年代大萧条中的美国人。中国人却觉得书中农民的穷相污辱了他们。七十年代中美关系解冻，赛珍珠想再看看自己度过前半生的那块土地。外交部回信说她一贯诬蔑中国人民，不得入境。 今年或之后，如果红朝真的有人得奖，或许会短暂欢喜，但主旋律媒体早晚会煽动我们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痛斥瑞典人：这是和平演变的大阴谋，用心何其毒也！这样的坏结果，鲁迅也料不到。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３０日原稿；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９日修订）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吴澧的最新更新： 爱国太多情，就是非理性 / 2012-09-30 01:21 / 评论数( 8 ) 菲越非小国，谈判乃正道 / 2012-09-20 00:55 / 评论数( 6 ) 喝英式烈茶，消美国闲愁 / 2012-09-10 00:32 / 评论数( 4 ) 周公重诚意，日相服高义 / 2012-08-30 00:42 / 评论数( 11 ) 虽是运动员，可作文化人 / 2012-08-20 00:11 / 评论数( 6 )

作者： 查理十三   前阵子美国电影《Innocence of Muslims 》引起中东穆斯林的强烈反感，引发穆斯林抗议并最终引发暴力事件，导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声身亡。这部默默无名的影片因为这一系列事件而名闻天下，整个白宫都被他搞得焦头烂额。不过这种情况在我国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我们的广电总局的中国电影审查标准明令禁止“可能引起国际、民族、宗教纠纷的情节 ”的影片。而最近电影导演娄烨也将其新片《浮城谜事》的整个审查过程在网上公布，一时间引起无数热议，电影审查制度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客观的说电影审查在全世界都是存在的，只是审查的主体和表现形式不一样而已。美国是全世界言论最为自由的地方，就算《Innocence of Muslims》惹出了天大的麻烦，他的拍摄者也不用为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但是在美国审查却依然是存在的，他们的审查表现为分级限制和自我审查。纯粹的审查是违背美国宪法的，但是分级制度却可以在不违背宪法的前提下限制一部影片的制作和发行，假如一部电影因为过于血腥的暴力场面和情色场面被MPAA定为NC17级，这就意味着17岁以下的观众无法观看该片，电影尚未上映就流失掉一大批观众，观众群的流失必然影响上座率，进而影响影院的排片量，因而影片的发行范围也会缩小。发行的缩小必然导致票房收入的减少，这是电影公司的老板们不愿意看到的景象，接着就出现了电影拍摄过程中的自我审查，假如一部电影可以拍成PG13（可能包括不适合13岁以下儿童观看的内容 ）干嘛要拍成R级(17岁以下必须由家长或成年监护人陪同 ),当年电影《珍珠港》因为战争场面过于血腥险些被定为R级，但是经过制片方对战争场面的重新剪辑处理，最终电影还是被定为PG13级，这就意味着电影可以赢得更多17岁以下的观众，但是电影确实以牺牲其战争戏的艺术性为代价的。随着近年美国电影观众的日益年轻化，好莱坞更喜欢制作一些合家欢似地的电影，这样就可以把一家大小全部吸引近电影院，而且各种电影周边产品的消费主力军也是年纪相对轻的观众，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子，对着绿巨人玩具大呼小叫，好莱坞的自我审查也越来越严重，以至于近年NC17的电影几乎要绝迹了。除了暴力、情色、粗口等内容，是否政治正确也是好莱坞自我审查的一部分，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因而种族问题就变成这个国家最敏感的政治话题，也是好莱坞最关切的问题。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是影史上划时代的作品，很多人都认为是这部他将电影从街头马戏带入艺术的殿堂，但是这部戏对于3K党的美化描写却遭到大面积的抗议和地址乃至在一些地区被禁。经历了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后种族主义更是成为了过街老鼠，绝对是上不了台面的，好莱坞也形成了一套种族搭配模式，比方说警匪片的拍档通常会有一个有色人种（《致命武器》系列、《48小时》系列），不守纪律的白人神探通常会有一个成天教训他的黑人上司，华人一般担任警局的文职和技术支持一类活。假如是以某个族群的犯罪问题为背景的话，那么肯定会安排一个该族群的演员出演主要正面角色。相对来说对现任领导人和国家政策提出批评和讽刺就显得容易多了，奥巴马的竞选口号已经被调侃了无数次，布什总统还没下台奥利佛斯通就开始鼓捣《布什传》，迈克摩尔更是在2004年弄了一部《华氏911》直接叫板布什政府。但是批评和讽刺也得有个度，如果得罪了现任领导人或者现行政策的支持者那就意味着又要流失一部分观众。当然也有专门为反对现任领导人的群体拍摄的电影，就像《华氏911》。当然好莱坞和华盛顿的关系也不都是批评和讽刺，也有如胶似漆的时候。好莱坞拍戏的时候经常要用到各种飞机、航母、军事基地什么的，而军方也偶尔需要好莱坞替他们宣传形象，这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托尼斯科特导演的《壮志凌云》，影片拍摄得到军方大力支持，而最终的电影业很像一出征兵广告，到后来斯科特拍摄军方不太那么正面的片子的时候，军方也没那么爽快了。受益于宽广的发行渠道，在好莱坞主流作品的自我审查越来越严重，但是各种主打特定市场的电影依然有广阔的空间，低成本的血腥恐怖片还能大行其道，直接发行DVD的动作片，每年可以卖到数十亿美元，美国的色情片制作业也是红红火火。前面我们提到的MPAA是一个非政府的行业协会组织，也就是说在美国政府几乎无法插手电影的制作和发行，一切的检查都是依靠行业和闯作者的自律，对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压力基本都来自市场。这也就是美国政府拿《Innocence of Muslims》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原因。当然也有个别极端的例外情况，在周星驰的《国产零零漆》中，曾经出现过一部美国色情片《春潮烂漫海棠红》，这部电影的女主角Traci Lords因为在拍摄本片时尚未成年，最终政府已本片有未成年人参加色情演出为由禁掉了该片，不允许任何人发行和持有该片。 像美国这种完全依靠行业自律和市场压力的电影审查模式虽然也存在很多问题，并且也时不时的闹个笑话，但是还是在大多数现代化国家得到采纳。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模式，那就是完全以政府为主导的一种审查模式，就像中国这样。中国电影早在民国时期就存在电影审查制度，但是当时的审查制度并没能像今天这样深刻的影响到中国电影，1947年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因为批评国民党在重庆大后方的腐败几乎被禁，但是导演郑君里行贿了负责了电影审查的官员，最终电影得以顺利上映。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共产党一直十分重视电影，把电影当做一个最重要的宣传手段，是党的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因此对于电影制作发行审查的权力一直牢牢的控制在手里，新中国第一部被禁的电影是《武训传》，这部电影讲述的山东武训行乞办学的故事，为了迎合新中国的政治氛围，电影中加进了一段宣扬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戏，这部戏最开始是得到周恩来的肯定的，但是片中武训质疑暴力革命的戏依然惹恼了毛泽东，之后毛发动了一场对于该片的大批判运动，这部电影一时间成为整个中国文化政治运动的中心，这是之前任何中国电影都没能“享受”的待遇。《武训传》的遭遇完全属于躺着中枪，在此之后的很多年中国电影一直都必须紧跟着党的路线走，最终完全沦为党宣传的工具。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电影工作者受到毛泽东讲话精神的影响，拍摄了不少反映他们内心真实想法的电影，比方说吕班拍摄的讽刺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的《新局长到来之前》《未完成的喜剧》，但是这场双百运动很快演变成一场恐怖的反右运动，导演石挥因为在电影《雾海夜航许》中刻画了不是伟光正的干部形象，被多电被打成右派，受到迫害，最终自杀身亡，和石挥有类似遭遇的电影人还有很多。电影人刚刚想表达一点自己的想法，然后立刻又被一棍子打死，彻底回到党意识形态宣传工作者上来了。但是有审查就会有反抗，哪怕是跪着造反。1958年严寄洲和郝光拍摄的《英雄虎胆》加进了女特务阿兰和解放军侦察科长的感情戏，并加进了一段二人跳舞的镜头，为当时无数群众所默默喜爱，但是江青同志却认为该片“美化特务阿兰， 跳摇摆舞一场是资产阶级生活大展览，歪曲了侦察部队形象，雷参谋化装后，比敌人还象敌人。剿匪不靠发动群众，只靠派进去， 与《林海雪原》都是学苏联的。”其实那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审查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的标准而言，完全由政治风气和领导人的喜好而定，电影和电影人的命运也像小孩子的脸苦笑不定，就像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过几天也可能变成内奸、工贼、叛徒。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中国电影几乎全面停产，整个10年拍摄的完全是按照江青的“三突出”原则拍摄的为政治服务的电影。而同一时期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由于赫鲁晓夫文艺政策的影响出现了大量像《雁南飞》《第四十一》这样的佳作，甚至诞生如塔可夫斯基这样的大师。 文革技术后，整个社会出现了一股反思文革的潮流，党也适当的放宽了文艺政策。一时间出现了不少反思文革、制度、人性、社会问题的影片。吴永刚的《巴山夜雨》、谢晋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杨延晋的《苦恼人的笑》《小街》都对文革作出了反思，郑同天的《邻居》反映了文革之后大学教员的住房问题以及当时社会的腐败作风，由郑义编剧的《枫》反映了文革中武斗的情形，很多年后被人称为中国的《大逃杀》，但是很快就有一部电影触及到了党审查的底线，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了1980年的电影《太阳和人》，这部电影尖锐的提出了“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 这样的问题。并引发了一场长达两年的真论，甚至将当时最高层的邓小平和胡耀邦也卷了进去，最终这部电影被禁，后来台湾方面处于特殊的政治目的在台湾拍摄了该片，并使用了剧本作者白桦原著的名字《苦恋》。1980年代中国社会风气、经济和政治初步开放，观众也能接触到欧美、日本、港台的电影，相比较国产电影，这些电影更具吸引力，各大国营制片厂也开始根据观众的需求拍摄一些商业电影，于是银幕上出现了喜剧、武打、犯罪、惊悚、乃至裸露镜头。80年代末的电影《寡妇村》上映时打上“儿童不宜”的字样，这或许是中国大陆电影分级意识的开始。整个八十年代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电影审查最为宽松的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也是在那样一个环境下横空出世。时至今日还有人为周晓文的《最后的疯狂》叫好，不是因为电影本身，而是因为他是一部国产片。有朋友看完《谢飞》的本命年后兴奋不已，大呼这样的电影，现在根本无法通过审查，当年还能得金鸡百花奖。进入20世纪90年代，电影审查收紧，以至于这一时期最令人兴奋的国产片基本都是禁片，张艺谋信心满满的派出了他最为观众认可的《活着》出人意料的被禁，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也被禁，后来因为在戛纳得奖才得以解禁，但是时至今日仍然不能在电视台播出，田壮壮的《蓝风筝》也被禁，第五代最杰出的三位导演接连被禁，而他们的电影被禁的一个重要原因都是因为电影反映了文革。这段80年代可以在电影反思的历史，在90年代成为了禁忌，90年代出现的第六代导演干脆就以地下导演的身份出场。而90年代最后一部可以称为杰作的大陆电影《鬼子来了》同样难免被禁的命运。在这个10年，擅长历史题材的第五代发现历史常常成为禁忌，而关注当下和个体命运的第六代则完全沦为地下。除开地下的和被禁的，整个90年代的国产电影显得异常的平庸。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腾飞，电影产业也迅猛发展，然而此时却出现一个吊诡的景象，随着国家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电影审查制度却越来越严厉，电影的艺术品质也在不断下滑。在保守而平庸的90年代我们还能在银幕上看到一些反映人性和社会面阴暗的作品，比方说张艺谋的《菊豆》，就算电影容易被禁，电影人也愿意常识敏感题材，那么到了新世纪这些题材几乎消亡。新世纪以来，过往的主旋律题材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商业片，而国产电影的审查标准也越来越严厉，对于电影内容的限制也越来越多，在这种审查环境下，我们的商业电影也被迫朝着一个吊诡的方向发展。这些年国产警匪题材影片不少，但是我们却看不到一个张丰毅在《龙年警官》里演的桀骜不驯的警察，因为在现在电影里警察不能说的话，不能干的事太多。新的电影审查标准似乎要将国产电影完全引向歌颂生活、歌颂祖国的真善美境地。现实题材禁区多，迫使电影制作者把目光转向古装片，于是一时间戏院里尽是些飞来飞起的古代人，古装片观众看累了，于是又转向民国，电影人失去了关注当下的热情和动力，或许有一天他们还会失去这种能力。拍完了野合、乱伦、通奸的张艺谋居然在知天命的年纪拍起了纯情戏。早在90年代基本就被香港电影人摒弃了的民族主义元素，又被他们重拾，以迎合国内的审查制度。电影《叶问》本来是主要描写国内的门派之争的，但是剧本送审后被要求修改，不能破坏民族团结，最终被改成拳打东洋鬼子，第二部又升级为拳打西洋鬼子。许多讲述特区香港故事的电影为了能在内地上映被迫做出修改，变成殖民地香港的故事，很多事情只能发生在1997之前，于是观众可以轻易的在一部讲述96年故事的电影中找到一部06年才上市的手机，电影《金钱帝国》很魔幻的片头加上了香港97回归之后社会清正廉洁，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香港一直就是全世界最清廉的地区之一。陈嘉上拍摄《画皮》为了通过审查，被迫把女鬼改成了狐狸精，难道在我们的审查官员眼里，女鬼和狐狸精的差别真的有那么大吗？今天的中国电影审查制度已经完全脱离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观众在现实中每天都可以接触到大量暴力犯罪、官员贪腐、不道德男女关系的讯息，但是我们的电影审查却想要完全在电影中杜绝这些东西。有上亿中国人经常烧香拜佛，电影里却不能有神神鬼鬼，他们似乎想用电影为观众塑造一个理想世界，就像少年吴宇森为了逃避周遭恶劣的环境常常躲进电影院，但是都说了是少年吴宇森，我们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成年人，三岁小孩哭了你用糖哄他，三十岁老爷们儿骂娘了你还用糖哄他，这是对大家智商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