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外楼 | 连清川:官场无义战
我少年时代曾经有过极其宏伟雄壮的政治理想，属于改天换地的那种（……好吧，谁小的时候没有过“吾不出，如苍生何”的僭妄与愚蠢呢？）。不过，大学早期在一段微型政治中我就已经发现，那实在不是我这种心无城府的人玩的。如果真的进入，我恐怕属于那种尸骨无存的类型。所以我活到了现在。 自然后来当官场小说流布大江南北的时候，我都敬而远之。一来这些小说的营养成分实在有限，无非尔虞我诈，兼带成功学教材；二来多数此类小说的作者对于现代政治的理解和研究迹近于零，既无对政治人文的关怀，又无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反思，无非腥膻色，帽子拳头加枕头，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隐秘而公开的窥探欲，无趣得很。 所以当编辑命题作文让我去看《二号首长》的时候，我实在有点犯嘀咕，也很怀疑自己能写出些什么有用的东西来。 不过我读下去的时候发现这的确是一本好看的小说，而且不是一本简单的小说。作者黄晓阳严格来说是一个新闻人，在湖南的一本杂志当总编（无怪《二号首长》的主人翁唐小舟就是从记者身份转换入省委书记秘书的）。不过，恐怕正是这种新闻行业中人的身份，使之能够更加洞察中国政治名利场中的诡谲风波，也更加能够明晰政治文化的现代规则，从而意图写作一本不普通的官场小说吧。至少小说中并无惯常的官场成功学的洋洋自得，反而有着深刻的阅尽群山独怆然的苍茫，对于官场杀戮乃是持批判态度的。 在《二号首长》的第一部第二部中，虚构的江南省省委书记赵德良发动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包括扫黑、反腐、经济建设等等，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在政治斗争或权力斗争的背景之下进行的。其间对于官场潜规则与腐败，有着细致而坦白的叙述。例如对于官员清廉的讥讽。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任何一个官员，即便自身不主动参与贪污受贿这样明确的腐败之中，即便是接受下级与企业的馈赠，其数目也庞大到令人瞠目。其间所揭示的恐怖情形与制度涵义在于，按照现今中国的制度安排，腐败与交易乃是一个制度性的合理性结果，于是个体的自我约束已然毫无意义。所有有志于从事政治的人只有接受与不接受制度的选择而已。不接受制度，自然就玩不下去；接受制度，便意味着必然要进入残酷的政治斗争。因此，在书中赵德良感慨道，他已然褪去了理想主义的外衣，而只剩下了灰色的现实主义的内衣。 如果腐败乃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恶的话，那么政治或权术斗争更是一种不得不尔的手段。赵德良意欲改造江南省的现状，造福于民，必得扫黑，必得反腐，必得进行经济建设，必得抗险救灾。而没有权术斗争，所有的这一切无一能够推行下去。于是所有的这些政治运动，都成为其施政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扫黑即政治，政治即扫黑。而所有的一切行动，都必然是不彻底的，且不公正的，且目的不纯的。目前的政治制度，尤其是人事制度之安排，其本身就是决定一切社会政策与行动的指南。人事替代政治，权术替代行政。人治制度乃是政治制度之根本。 这已然触及或者揭发中国政治之底色与性质。岂是一本简单的官场小说？ 不过，不知道是否因为环境所限，还是写作本身的需要，抑或是黄晓阳本人的政治理解水平，《二号首长》本身正邪分明，黑白清晰。小说的主线，是赵德良乃是中央所委派的省委书记，到江南省扫平地方割据势力，“建设幸福和谐江南”。这自然是中规中矩的主旋律，亦算是万众期待的海晏河清，符合中国公众的政治理想。以赵德良为首的光明的中央势力，通过一系列阳谋，打掉了以省长陈运达为首阴暗的地方割据，形成的乃是和谐共处，政经双飞的锦绣。执两用中，本就是中国政治的最高智慧。终于造就的江南稳定发展的格局，政治虽未清明，但政通人和，百姓安居，难道不就是最好的结果吗？ 小说中很有意思的一点，在于省长陈运达深研《东周列国志》，熟谙官场厚黑规则。而赵德良酷爱《论语》，崇尚中庸正大。不过，他似乎也熟识东周，并曾以此敲打和提醒陈运达。不过，在我读来，无论是虚构人物，还是黄晓阳自己，都忽略了所有人都熟识的一点：春秋无义战。同理，官场亦无义战。赵德良看起来一系列正义与光明的行为，与所谓海晏河清的结果，都是对现代政治文明的践踏与反动，从而使中国现今政治的理想与现实，实际上都是于中国转型现代国家的一种阻碍与消解。延伸而言，若非对中国政治运作制度，以及包括黄晓阳在内的公众对中国政治制度这种似是而非的政治理想的改弦更张，中国式转型的未来真是前途未卜。 赵德良与陈运达之间的官场战争，包含着一系列用现代政治文明与原则来衡量的不义。 原则上之不义。赵德良自忖其政治战争，乃是建立在于国于民的福利之上，不过手段上所采用的乃是权术斗争。事实似乎也证明了他的正确性，这也是主人翁唐小舟对他心悦诚服的原因。然而，赵德良的行为，以及中国政治的现实，在我归纳可为三句话：有规则不透明，有程序不正义，有理想不道德。甚至，可以在中间全部加“地”，成为“有规则地不透明，有程序地不正义，有理想地不道德”。赵德良所谓的阳谋，无非是利用这些运动，实用性地进行社会的改造与提升。然而，其所应用的法律、制度、规则，全部在为目的服务时为之扭曲。程序的行使，乃是为目的服务。惟有当目的合理时，程序便开始产生意义。若无，程序便失效。而政治道德亦必须服务于政治理想。也就是说，当政治理想的高尚存在的时候，政治道德，或者更加准确的说，政治的职业化，便被牺牲了。 这一切，均在黄晓阳的叙述中，有意无意地得到了正义化。亦即，黄晓阳，包括他所代表的公众，都认同这样的一种假设：政治乃是一种服务于公共福利的事业，而当公共福利得以呈现之时，当政者应当便宜从事。 我说这乃是对政治文明的践踏。因为现代政治的原则乃是对于个体正义的深刻怀疑，因此乃建立制度，安置程序，摒弃理想，以现实主义为准则，建立政治的职业化安排。理想替代制度是一种可怕的图景，其判断的根基并非一种可衡量、可标准化与可制度化的道路，而端在少数个体的私人判断。它有可能触发良好的结果，亦可能触发灾难性的结果。并且非制度化的结构，乃是一种随时可能腐化的结构，造成社会的周期性经常性震荡。 我这种想法，常常被人指斥为幼稚。我恰恰以为，现代政治文明就建立在这样幼稚的思维之上。政治从业者固然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亦需要一颗幼稚的赤子之心，才能顺应制度的要求，遵循现实主义的路线，从而渐次寻求公共福利的提升。 理想并非不义，理想凌驾制度，便是不义。 再往下追索，赵德良的目标正义吗？在我看来，其目标上也是不义。赵德良身怀中央的期望，到江南省来扭转陈运达所铸就的地方割据主义。这个目标，真是现代政治中的一个笑话。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央地矛盾乃是最突出的。现代中国中似乎央地矛盾也是一个至为重要的环节。但可惜，这一切，同样是传统政治思维中可憎可悲的篇章。 如同一国之于世界，一个地方之于一国，自然有着庞大利益差别与诉求。地方需要因地制宜，建设自我的制度、战略与方法，这点根本无可厚非。那么谁最能够代表一个地方的利益，最适合担任地方的官员？自然是对该地熟悉与热爱的人。故而现代政治制度中的联邦制，一方面在国家层面照顾地方平衡，议员的选举，由地方进行；而在管理之上，完全由地方自由选举安排。这乃是充分尊重与符合地方利益的制度安排。 中央政府代表全国利益，自然官员来自四面八方，有能者居之；地方政府代表地方利益，应当来自本地并且与中央斗争获取对本地最有益的政策与制度安排，这如何便错了？因此，由陈运达所代表的地方官僚集团，充分而实在地抗战赵德良所代表的侵蚀地方利益的中央势力，可谓是地方英雄呢。 中央不明了中央职责所在，地方无法自行建设地方的福利，这才是中国现实政治中的荒诞之处，赵德良反而大言不惭地来削藩，不是对现代政治文明的践踏，是什么？ 再则，按照小说的叙述，赵德良行为上的不义，更是俯拾便是，如何能够抨击与矫正陈运达的地方势力？在人员的任用上，虽然多从地方提拔，但是其最初所倚仗的黎兆平的同学关系，后来所倚仗的自身提拔官员，不也和陈运达一样？在个体道德上，他的妻子所发家的过程，他与电视台主持人巫丹之间隐隐约约的情人关系，光明到如何地步？而主人翁秘书唐小舟，也不过是一个依仗个人地位，抢权抢钱抢女人的俗物，有何光明可言？我多少觉得这是黄晓阳的春秋笔法，事实上正是要指出的，是官场之中，无一个正义之士。 因而在我看来，《二号首长》尽管笔锋所指，意图砍杀中国制度结构的深层矛盾，然而到最后，不过落入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窠臼，终归无法指向现代政治文明的通途。 中国政治之现状，如何衡量亦都是一个官场。政治是现代社会中的一项职业，由一系列的制度、原则和规范所约束，其运作包含着对现代文明的尊重与施行。尽管小说的真实性多少存疑，但其所反射的现状却毋庸置疑。 走出传统的官场，而走进现代的政治，方才是中国制度建设的根本。可惜，无论从小说，还是从公众的理解，还是从当前的发展，这一步，还不知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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