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

裸官受到民众的斥责、受到制度的约束理所当然。 所谓祼官，即官员的配偶和子女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一个国家的公务人员或者国有企业人员，有很大一部分成为祼官，意味着这个国家隐患重重。 从金融学来解释，祼官是风险对冲。深入了解国内政治经济情况的人率先看到政治经济风险，因此安排家人出国，如果将来风险上升，就可以坐收境外经济发展的红利，如果判断失误，中国经济发展不错，官员可继续利用自身占据的有利地形，攫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就像普通投资者同时持有黄金和美元一样，当黄金价格下降美元价格就上升，而美元指数下降黄金价格就上升，以此对冲风险。 正常的人员流动是资源配置的有效工具，无可厚非，但一个国家，官员成为“祼泳”急先锋，则是国家之不幸。 因为这些官员对未来信心不足，预做狡免三窟的布置，可进可退，这些官员可以称之为理性经济人，却不可能成为带领国人冲过改革险滩的领头人，他们缺乏破釜沉舟的勇气、缺乏改革的决心。官员为官，首先想到的是获得对冲之后的差价，还把官位期权在当期兑现，把职位当成套利的砝码，当家属到达国外之后，利用一切办法获取资金、获取教育资源。笔者几年前偶遇一位在美国常青藤大学执教的朋友，他忧心忡忡地说，十年前美国常青藤大学的中国学生大多考试选拔而来，而目前官员子女尤其是高官成为常青藤大学的一景。 中国的祼官到底有多少？今年3月28日，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有多少”裸官”？恐怕这个统计数字现在还拿不出来。”而在2006年5月23日，公安部、审计署首次就打击经济犯罪工作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称，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有800人左右，近年来陆续缉捕到位的有320人，直接涉案金额有近700亿元人民币。 其他数据则高得多。今年5月23日，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联席会议在京召开。这是2007年该机制建立以来的第三次会议。该机制是由纪检监察机关、党委组织部门，以及司法、外交、公安、金融等职能部门共同组成的反腐败大网。最高检披露，自2000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仅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的其中5年的缴获赃款赃物金额，就达到541.9亿元。 另据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向《中国经济周刊》披露，据研究中心的估算，自2000年来外逃官员保守估计仍有近万名，携带金额约1万亿元。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金融系统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携款潜逃的重灾区。在他们的调查中，外逃贪官中，金融系统、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占87.5%，其他部门约占12.5%。如果把国企与金融系统视作“准公务员”，既掌握行政又掌握经济大权的半官半商们，成为腐败重灾区。 庙堂之上，尽是“对冲将军”；庙堂之远，也就充斥了投机人士。最搞笑的是，在国内集中明星拍摄的主旋律影片，据有心网友一一数来，主演居然绝大多数是境外人士。可以想象，如果境外友好人士替我们议政，如果境外爱国人士替坚守国内的人爱国，遍布各个行业的不诚信，也就有了源头活水。 个人的理性选择，个人的对冲与套利，有可能成为集体的最大命门。别的不说，只要西方国家管住了中国的官二代与富二代，中国的未来落于谁手，也就可想而知了。 认识到了这一命门，相关的规定已经出台。2010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规定领导干部必须报告本人婚姻变化及配偶和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状况、本人有关收入，本人及配偶和共同生活的子女房产、投资等事项，这是目前中国监管“裸官”的主要规定。2009年11月，深圳市出台《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裸官”不得担任党政部门正职。 2012年1月4日，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全票通过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 一些官员显然并不认同禁止祼官。今年2月20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发布我国第一份《裸官监管调研报告》，法治国情调研组分别在北京、四川、贵州等23个省市，面向公职人员和公众，开展了“公职人员廉洁从政法律机制”问卷调查，向23个省的公职人员发放问卷1617份，回收有效问卷1464份。调研组同时也对公众发放了问卷。调查发现，公职人员对“裸官”的认同度相对较高，有38.9%的公职人员认为配偶可以拥有外国国籍。 祼官并非无路可去，他们可以下海到金融领域去当对冲基金经理，他们可以炒作权证，进行期权套现，就是不能成为社会的精英领导中国改革，一个不相信公司的人不可能成为好的CEO，同理，一个不相信本国未来发展的人，绝不可能成为一个明智而坚定的改革者。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楚江，ftchinese.editor@ft.com

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正在下降，但它依旧在试图阻碍对其不利的信息流通，或者对某些信息加以粉饰，直到其不再显得“负面”。 今年5月，中国官媒《北京日报》撰文称，”唱响主旋律是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现阶段层出不穷的负面新闻报道是因为某些媒体”受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观念所蛊惑”。 而在上周，美国使馆测量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再次触动了北京当局对负面新闻的敏感神经。中国环保部官员吴晓青公开指责美使馆”干涉内政”。而讽刺的是，美国 使馆的测量数据是公布在被中国屏蔽的推特网站上，这些信息即使再负面，能接触到它的中国居民也绝对是少数。但不管怎样，美国使领馆公布的中国城市空气质量 数据令中国当局感到尴尬，而中国环保机构自己公布的污染状况显然被粉饰得好很多。 北京的空气污染 事实上，空气质量只是中国宣传机器试图掩盖的一小部分信息。任何可能威胁政权、影响安定、揭露领导层私生活的信息都会被过滤、压制。美国时政杂志《外交政策》近日撰文，罗列了北京最为忌惮的6类”坏新闻”。 坏新闻第一类：经济数据 一般来说，体现中国经济增长的都能归类为”好新闻”，极少会触碰当局的红线。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减速，也随着全球经济当今更为依赖中国，全球经济界也对中国经济更为关心。 提供真实的信息有利于建立市场信心，北京当局此前也坦诚地报道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经济数据，包括工业产出下滑等信息。但近来有消息称，中国当局开始试图向外 国投资者掩盖中国企业的财政报告。此前，今年5月，政府还规定四大审计事务所在华分支必须在2017年前由中国籍人士担任总裁，否则就不准继续在华开展业 务。这条规定，难免使人联想到去年数名外国籍四大高管纷纷辞职，他们此前表示在审计中发现不少中国企业的不规范操作。 而有时，官方数据也会被自己人屏蔽。2007年，一份政府报告使用环保部和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指出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但高层认为此类信息令人不快，导致这些数据再也没能重见天日。 坏新闻第二类：刑事犯罪 日益增多的暴力犯罪和群体事件 与毛时代相比，中国当前对待犯罪问题已经坦诚现实地多。官方数据显示，犯罪率正在上升，而谋杀案发数则在2000~2009年间减少了1半。 2010年，中国社科院公布报告，反而提出暴力犯罪率在上升。这些专家甚至认为，暴力犯罪数量并非刚刚开始上升。那是否意味着官方数据此前十年都在说谎？ 当然，官方使用的罪案数量统计程序已经过时，这是造成以上现象的部分原因。而当局试图阻止中国民众日益同情暴力犯罪分子的情绪上升，则可能是另一个理由。 就在今年初，就哈尔滨一名医生被病人持刀刺死，《人民日报》进行了网络调查，结果2/3网民都认为”杀得好”。中国官方明显对这种趋势感到不安，很快，该 网络调查页面就被删除。 坏新闻第三类：社会不稳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令北京领导层万分焦虑。 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对城乡收入差距还算坦诚。不过，统计局称，2009年到2011年间，城乡收入比从3.33缩小到了3.13。但其他方面的数据却显现 了相反的趋势。而如果计入城市高收入阶层的灰色收入，该差距还要更大。甚至某些官方媒体都对此提出了质疑，指出政府没能有效采取措施缩小城乡差距。 乌坎只是一个特例 “群体性事件”也是北京的敏感话题。这些事件通常都是官员揽权引发民愤。去年的广东乌坎只是个特例，它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 村镇发生的”群体性事件”难以为外界知晓。外国媒体经常使用估计的数字，称中国每年此类事件共有约10万起。中国政府可能知道真实的数据，但也决不会公 布。 坏新闻第四类：领导人的私生活 关键时刻,丢卒保车. 中国的高层领导对他们的私生活讳莫如深。普通人只会知道胡锦涛妻子叫什么名字，除此之外便难以了解国家主席的其他生活侧面。官方媒体只会报道领导人的公开 活动，报道他们体恤民情。一名中国记者甚至因为报道了胡锦涛患有糖尿病，而遭解聘。与之相比，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私生活，则在不断地被各路媒体所报道。 那中国领导层又在刻意隐瞒什么呢？以薄熙来为例，他在政坛失宠倒台后，有关他和家人的纸醉金迷生活被曝光。同样的例子还有贪污数亿的前铁道部长刘志军。但很多时候，公开某些官员的腐败行为，很可能只是高层的丢卒保车。当然，普通人无法了解谁是车，谁是卒。 大干快上的铁路扩建 隐患何其多 坏新闻第五类：大型工程 中国的大型工程总是令人惊叹：全球最长的胶州湾跨海大桥，三峡大坝的蓄水发电能力，上海磁悬浮的运行时速。这些数据当然予以公开，而且是带着强烈的自豪感公开。 不过，在光鲜靓丽的外表后面，相关信息就少得可怜。三峡大坝在筹建期间就有人担心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建成后又有相关机构观测到大坝对地震、山体滑坡等自 然灾害有诱发作用。而政府在2011年也终于承认对三峡工程非常担心。但是，详细的信息依然未予公布，据猜测，当局担心长江流域的上亿居民会因这些真实数 据而感到恐慌。 而去年造成数十人丧生的温州铁路事故，则牵出了腐败官员一味要求赶工，忽视质量，无视安全标准的惊人事实。但在事故过去将近一年后，这些事情又逐渐淡出了媒体，中国政府则得以重新大干快上，建设其雄心勃勃的高铁网络。 坏新闻第六类：沉重的历史 讳莫如深的沉重历史 中共在进行自我批评时，总是尽量避免力度过大，以免危及其自身合法性。当局回顾自己的执政历史，大跃进、文革稍有触及，而89年的六四事件则是绝对禁区。 尽管北京时任市长陈希同近日在新书中承认，六四是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悲剧，但是”陈希同表态”此事本身，也同样不会见诸于中国国内媒体。 当局也不会公布1960年前后的人口统计数据。通过这些数据，可以较为方便地测算出究竟有多少人死于当时所谓”三分人祸，七分天灾”的饥荒。 《外交政策》杂志文末指出，与以上这些”坏新闻”相比，美国使领馆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只能算作”最为无害的坏新闻”。 来源：《外交政策》 编译：文山 责编：石涛 德国之声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