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

《 亡国不要紧，只要银子真 》     冯学荣                “亡国”这件事，有人在乎，也有人不在乎，当然，不在乎的人，嘴上往往也说得很在乎，而私底下却往往是另一套。            重 庆 出版社《 赛 金花其人》 这册史料，记录了以下一个被尘封的故事：            庚子年那会， 八国 联军 杀入北京 。德 军统帅 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由于人生地不熟， 让 京城名妓 赛 金花 ， 代他采 购军 需物品。 赛 金花 于是 照 办 了。           这个 “商机”，像长了翅膀似的，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有 不少胆子大的 中国 供 货 商 ， 开始 通过 赛 金花 ，向德军 供 货 。           咱 这 些供 货 商 鬼得很，他们 知道 ： 洋人不熟悉中国物价 。于是，他们 纷纷 哄抬 价格。 例如：一个 鸡 蛋 ，要 喊高几十倍的价 钱 、 卖给 德 军 。不少中国商人通 过这 一段 时间 的 “资敌” 买卖 ， 发 了一 大 笔 的“ 国难 财 ” 。            亡国在即。发一笔国难财。拥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但在民间有，在清军中也有。 冯 玉祥在《我的生活》里，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           清兵奉命抗击八国联军，不支，从北京城向保定方向 溃 逃。           其中，清 军 “ 武 卫 右 军” 的官兵，在 溃 逃的 过 程中，看 见 一个富 贵 少 妇 戴着两个金 镯 子，于是喝令她交出来，那女子性格倔 强 、不肯交出。清兵大怒，抽出刀来，将俩金镯子 连 同女的手臂一起，整个给卸了下来。           不料，这两个血淋淋的金镯子，引起了身边“战友”的眼红。于是，十分荒唐的一幕发生了：军中因为这两个抢得的金镯子，发生了火拼，你抢我，我抢你，一场混战之后，死伤枕藉。两个金 镯 子，害了整整一个 连 的兵。            国土沦陷，对有些人是坏事，可是对另一些人，则是机遇。庚子年战乱，俄国军队趁机杀进中国东三省，清军不敌，东三省的清政府衙门，纷纷关门打烊，这时候，东北大地，出现了治安真空。           草莽英雄张作霖，瞅紧机会了：衙门没了，我来保境安民！            于是，张作霖招兵买马，然后沿着各个村子，挨家挨户，干什么？收取“保护费”：现在衙门不是没了吗？咱东北不是土匪多吗？没问题！有我张作霖保你！你只要交了“保护费”，我张作霖保你平安！             这张作霖呀，就是这样起家的。                   当年，发国难财的有许多人，张作霖这一笔，发得还真有点人模狗样的。             在亡国之际，不但有些老百姓、土匪、丘八忙着发国难财，就是在满清贵族的圈子里，也有不少人在纸醉金迷。 曹汝霖 在其 《一生之回 忆 》 里面，记载了光绪皇帝的弟弟—— 载 洵 的一件往事。        辛亥年伊始， 载 洵 当上了“ 海 军 大臣 ”。当年的海军大臣，一项重要工作，是到欧洲采购军舰。 载 洵 的做法 常常是： 产 品 还 没看、价 钱还 没 谈 ，首先向洋鬼子伸手 ， 索要回扣。        洋鬼子的社会有新 闻 自由， 记 者多，触角广，嘴巴 大咧咧，才不给你 载 洵 面子 。 这 个腐 败 丑 闻 ，很快就在国 际 媒体上曝光。 载 洵 因此， 闻 名中外。          亡国在即，掌权者还在疯狂敛财。所谓日落黄昏，大概就是这个景象了。          果不其然，不出一年时间，大清王朝就轰然倒台了。           武昌起义一声枪响，与北京近在咫尺的滦州，清兵也造反了。北京的满清王公大臣们，顿时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此前吃、拿、卡、要积累的横财，这下要亡国了，这钱，要往哪儿放呢？         这群满清贵族们还有一丝理智：往英国人的银行里放！为啥？英国人信得过。至少，他们当年是这样想的。         于是，这些满清王公们纷纷将自己的巨额钱财，存到英资“汇丰银行”北京分行。        这外资银行哪，见到存款量突然剧增，现金供过于求，于是宣布：“不但不支付利息，而且还要收取存款服务费。” 这群走投无路的满清王公们，连忙说：“我交！我交！多少我都交！”         可是，尽管英国人“信得过”，这群王公们忘了以下这一点：人家汇丰银行虽然是英资企业，可是里面的所谓 “理财经理”，华人可多的是。          结果，某些华人“理财经理” 趁此乱世，动了歪念，他们欺负那些满清王公大臣不懂得洋行手续，私自收受了钱款，以个人名义出具了《收条》，然后呢，携款潜逃！         许多受骗的王公大臣，后来只好找汇丰银行的洋人行长讨债。洋人行长却推搪说： “ 我可没有收你钱呀！ ” 于是，钱就这样打了水漂了。         国难财，你能发，别人也能发，不能只许你发，不许别人发。都是中国人嘛，咱有财一起发。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达官贵人们学精了：要存汇丰银行，干脆就存到香港去，那样最保险！           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唐纵，在《唐纵日记》 1939 年 11 月 11 日这一天，记下了这样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          香港《大公报》经调查之后披露：“中国要人” 存到香港银行里的钱，一亿元以上的，有三人；一千万元以上者，有三十人；一百万元以上者，有五百人。这部分“中国要人”的存款加起来，足以供中国军队抗日整整一年之用。           那么，这批“中国要人”是谁？唐纵显然不敢在日记里写明，以免惹祸上身。          这个故事，让我联想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当年那些农村娃子出身的抗日将士们，在前方抛头颅、洒热血、与日本鬼子拼死厮杀。而在重庆呐喊“焦土抗战”的“党国要人”们，却将自己富可敌国的财富、存到千里之外的香港外资银行、以备将来有一天中国亡了、好提取这笔钱财、到国外养老去。           喜欢看横店抗日神剧的中国青年，没想到咱的抗战，还有这一幕吧？            上梁不正下梁歪。国难当头，在中国的广大农村，不少的地主老财们，仍然是优先维护自己的身家，我管你打日本还是打谁，城头变幻大王旗，你不找上门，我的钱也还是我的。            这不， 《杨成武回忆录》 记录了他艰难筹款抗战的一则往事：            抗战期间。河北 某地 。 八路军 杨成武设宴， 邀 请当地的 地主老财们 吃饭 。           这地主老财啊，多少都见过些世面，知道这部队长官找上门来，基本上没啥好事，一般来讲啊，是退财的居多。           于是，老财们 为了自保， 在饭桌上 纷纷指证席间的大财 主 王莆 ，对杨成武说 ：“ 这 王财主最有钱！ 这王财主最有善心！ ”           在众人的指证之下， 王 莆 财主 知道自己无处可逃，于是 只好 硬着头皮站起来、假装 慷慨陈词 ：支持抗战， 认捐五万 元！ 其他的小财主见状， 松了一口气，各自掏了些出来，意思意思就算了。            这些财主们也许相信：日本皇军不会抢他们的钱财。这个姑且不论，但是，一片国土沦陷，首先四出抢劫的，往往不是侵略军，而是当地的土匪。           陶恒生在他所著的《高陶事件始末》里面，回忆了他所目击的香港沦陷的丑陋一幕。            1941 年 12 月 8 日，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之下，英军从香港撤退。在日军入城之前，香港陷入了半日的治安真空。在这个真空期内，香港的土匪乘机出动，他们对全市的商店和有钱人，展开了疯狂的抢劫，而不少有钱人又不甘心被抢、他们奋起反抗，于是，一时间，香港变成了民匪互相残杀的人间地狱，尸横遍地。            土匪当然不知亡国恨。          广州沦陷之后，日军扶持下的伪政府，贪官污吏一如沦陷之前一样，继续醉生梦死。当年的 广东省禁烟局缉私队队员许耀震，在《广州文史资料第 43 辑》，写下了如下的一则回忆：         1943 年，沦陷时期。许耀震到广州市解放中路“纪纲街”某户，查缉私烟。不料，广东省财政厅秘书长卫某，突然从此户内冲了出来，大声喝道： “ 你查什么查呀？老子我抽的烟，正是你们禁烟局的领导送我的！ ”           许耀震这才知道：黑幕重重，此地不宜久留，于是，拔腿就逃。           国土沦陷，禁烟机构仍然在利用手上的职权，发国难财。           当然，私贩鸦片的，还不算是最黑，更黑的事情，发生在围困时期的长春。《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 13 辑，收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1948 年 5 月开始，长春城被围。城内爆发了饥荒。在饥荒中，有人看到了“商机”。这人将路边的儿童诱骗到自己家里来，杀死，煮熟。次日，他将这些儿童香喷喷的肉，端到街上来叫卖。这个人一共杀死了 11 名儿童，后来因为有一个儿童逃了出来报警而案发。于是，警察将他逮捕，审讯之后，立即枪决，并张贴了《布告》，以儆效尤。            当时已经是国共内战的时候。国民党军队也丝毫不知亡国的危险，持续腐败。在 史料《吴国祯口述回忆录》里，上海市长吴国祯，讲述了以下的一些事情：           有一次，国民党军队将领汤恩伯，找吴国祯哭诉，说自己的部队没有汽油了，很困难。吴国祯于是给汤恩伯想办法、弄了一批汽油给他。不出一会儿，部下就来向吴国祯市 长 报告： “ 汤恩伯将刚刚领到的汽油、在上海的黑市上抛售牟利了。 ”            还有一次，汤恩伯索要军饷，吴国祯派人到汤恩伯军中清点人数，事后得知：汤恩伯临时找了些和尚过来、套上军装、冒充士兵。汤恩伯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滥竽充数、向吴国祯多要一些军饷，动机应该是清晰的：中饱私囊。            不但如此，吴国祯还曾经亲眼目睹：国民政府给国军士兵发工资的钱，从上海一箱一箱地运上船，船只是象征性地在海上转了个圈，又运回上海来了。国军将领们将这些钱取出来、在上海炒货，把上海的物价，都给炒上去了。            不但国军将领这样做，就是孔祥熙的公子 孔令侃，也参与了这场“淘金热”。            在亡国之际，国民党军政界的权贵，还在忙着发财。结果，从上海开始，中华民国的金融秩序陷入巨大的混乱，国民经济迅速崩溃，民心大失，国民党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被彻底压垮。            有些事情，往往要在亡国之后，才能明白过来。            《湖南文史》第 46 辑，收录了这样一个故事：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岛之后，命令部下统计撤退来台的国军官兵的总数。下面报上来，是 80 多万。           蒋介石看到这个数字，惊呼道： “ 有那么多吗？ ” 于是，他让心腹宋达去核查。 3 个月后，宋达终于核查清楚了：真实数字是 55 万人。之前各部队的长官，虚报了 25 万人。          为何要虚报士兵人数呢？因 为长 官 们 要贪污 “空饷”。可见，当 时国民党军队 的“空饷率”，竟然可以高达 45 ％——也就是说：当年的国民党部队，在纸面上每八个士兵，就有三个是假的：查无此人。             商女不知亡国恨。亡国不要紧，只要银子真。                                                                 冯学荣    2014 年 3 月 10 日星期一   香港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韩复榘简历”中的关键词 　　 韩复榘是令我疑惑的一位历史人物，一些颇具笑点的笑话和不战而退的污点让其“臭名昭著”，但是在民国乱世，这样一个形象的将领怎能坐拥一方，崛起于江湖之上？ 　　 2011年4月27日，我揣着好奇和不解在北京见到了韩复榘的次子韩子华先生（1923～2013）。此时，他虽已88岁高龄，但依然坐立挺直，面含微笑，声音洪亮，对与乃父的人生交集侃侃而谈，记忆犹新。作为唯一健在的韩复榘之子，他虽然只与父亲相处至15周岁，但生活细节和人物交集居然经历颇多。 　　 2011年5月15日，北京万安公墓，韩复榘的后人们聚集至此，这天他们举行仪式为韩复榘墓换上了新的墓碑。我也受邀来到现场，吸引我目光的是墓旁的“韩复榘简历”，内容让我大吃一惊： 　　 韩复榘，字向方，河北省霸州人。7岁入塾读书，20岁投笔从戎。在辛亥革命中，曾参加滦州新军起义，此后历经讨袁（世凯）、驱张（勋）、倒曹（锟）诸役。北伐战争时期任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连战连捷，首占北京，始有“飞将军”之誉。38岁任河南省主席，40岁调任山东省主席，41岁授二级上将衔。七七事变后，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在鲁省英勇抗击日寇，所部伤亡过半。1938年1月，因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被蒋介石谋杀于武汉，享年47岁。 　　 “投笔从戎”、“飞将军”、“英勇抗击日寇”、“因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谋杀”……在这个韩复榘后人达成集体共识的简历里，这些关键词足以激发非议，但其后人依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下了这些内容。 　　 这是为什么？ 　　 “用治军的办法执政” 　　 1930年9月韩复榘主政山东后，很快改组了省政府，提出“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四项施政计划，称吏治要“务使人各清勤，事无拖沓”、清乡要“除暴安良”、禁毒要“密查严搜，有犯必获，依法惩治，期速肃清，以挽政风，而救民命”等。（《韩复榘公布治鲁纲领》，《中央日报》1930年9月19日） 　　 在主鲁期间，韩复榘对教育颇为重视。他制订了《山东省各县强迫儿童入学办法》，将初小人数从1929年的50余万增加到1933年的100余万。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国立青岛大学，次年改名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名为国立，其实大部分经费由山东省库支付。以韩复榘为首的山东省政府大力支持该校的创办。他还增设了许多完全中学、一所医学专科学校、八所乡村师范和四所职业学校。 　　 同时，韩大力支持并推行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他说：“中国紊乱至此，非从农村整理入手不可。余个人对此迷信甚深。”（《山东民国日报》，1934年3月1日） 　　 “父亲对梁漱溟非常尊重，当面称之为‘梁先生’。凡梁漱溟所提建议，父亲大多采纳。”起初，韩复榘划出邹平、菏泽、济宁3个县为乡村建设实验区，以后扩展到菏泽、济宁两个专区共19个县，所有专员、县长和保安司令都由“乡建”派人士担任。乡村建设研究院掌握了地方军政大权，时人称其为“第二省政府”。但是，韩复榘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起到主观支持但客观破坏的作用，梁由韩延请到济南工作，但韩抗战期间在撤退正规军的同时，也下令正在抵抗的民兵进入河南。“看到自己的子弟和武装都被夺走，而这些正规军在日本面前不战而退，农民们感到自己被乡建工作者欺骗了。在一些地区，愤怒的百姓杀掉了乡村干部和学校校长并烧毁了学校”。此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曾暗杀过梁漱溟留下来的信徒”。〔（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 　　 “有人在电视上说，我父亲刮地皮，金条装了一火车。这怎么可能呢？金条装了一火车，那是多少钱呢？”在韩子华的记忆里，“我们小时候穿新裤子，膝盖部位要预先打上补丁，以防磨破；布鞋前面，全部都是皮包头。”事实上，韩复榘还是在极力营造自己的清廉形象，如不准亲属在山东任职。“我二伯伯曾经担任过青岛市牛照局长。这是青岛市长沈鸿烈看我父亲的面子私下让他当的。父亲知道这事情后，立刻让他辞了。” 　　 “军人出身的父亲用治军的办法执政，以带兵的手段管理公务员。父亲整肃吏治，首先从改变公务员形象开始，要求山东公务员的服装必须像军人一样简约朴素，整齐划一。 　　 为严肃公务员风纪，山东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如县长以下公务员出入不准乘坐汽车或人力车；同僚之间不准称“老爷”、“大人”，要称官职或“先生”；不准“浮华”、“侈丽”，要崇尚节俭；不准年关节间馈送礼品；不准机关举行娱乐宴会；不准冶游饮宴；不准挟妓观戏或挟妓侑酒；不准在大街上边走路边吸烟；不准公务员家属佩戴贵重饰品；贪污500元以上即枪毙等。但是， 实际上山东同其他国统区并无本质区别，官员贪腐成风。在军队里， 他的师长、旅长等大小军阀竞相营私舞弊。韩复榘无奈地表示：“无奇不有，百恶具备；贪污、苟且……骄奢淫逸， 充满了整个社会。”（《山东省政府公报》第349 期，1935年8 月25日） 　　 “韩复榘断案” 　　 “父亲管理极其严格，以致人们都说父亲爱杀人。”这其中饱受诟病的就是“韩复榘断案”。 　　 一次，山东省政府参议沙月波派一个名叫小道的听差去省府送信，正值韩复榘在审问土匪，出于好奇，便站在一边看热闹。审判结束后，执法队误将小道及被判处死刑的土匪一并拖到八号汽车上，准备拉去枪毙。小道连声喊叫：“我是送信的！” 　　 韩复榘说：“送信的也不是好东西，也该枪毙。”原来他误认为小道是给土匪送信的。事后，沙月波带着小道的母亲去见韩复榘，问及小道被杀之事。韩复榘笑道：“现在他是小盗（道），将来就是大盗。”不过，1936年，在第三路军军法处任职的王慰农与沙月波同车由北平前往保定，王慰农问及此事真伪，沙月波予以否认。（参见韩宗《韩复榘与西北军》，团结出版社2012年版） 　　 也有过这样一个案例：有个妇女，已被判处枪决，她5岁的儿子抱住韩复榘的双腿大哭大闹，韩复榘只好将这名妇女释放了。（王慰农《韩复榘统治下的济南见闻》，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对父亲的“人治”审案不乏草菅人命，韩子华没有否认。“刚去山东的时候，父亲什么案子都审。父亲是穷苦人出身，觉得老百姓太可怜，他要像包公那样当一个清官，替天行道，为民做主。在他那里，老百姓和当官的打官司，当官的占不了便宜。他判案判得最重的两种人，就是土匪和吸毒贩毒的人。起先，他审讯的范围仅限于盗匪一类案件，到了后来，便发展到刑事案件、民事诉讼、民事纠纷等无所不包。他什么案子都审，法院就不干了：案子你都审了，还要法院干什么？” 　　 韩复榘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县视察，经常亲自接案问案。他审理案件一般先听军法官念案由，然后三言两语即断一个案子，如以“打一百棍，罚苦刑两月”定案。这终究是一言堂的人治，难免主观武断。国民政府司法部出面干涉，审了一年多民事案子的韩复榘从此不审了。 　　 但有三种案子，韩复榘还是要亲自审理：一是土匪案，当时山东土匪猖獗，匪患为全国之最，经韩复榘的严刑峻法，山东治安大好。二是贩毒案，那时只要卖大烟一律枪毙，无论数量大小。“对于抽大烟的人，父亲采取的是第一次抓着打一顿，第二次还是打一顿，第三次就枪毙，事不过三。贩毒的人抓住了，直接枪毙。有很多日本人贩毒，也被枪毙了”。三是贪官污吏案，韩复榘建立了高级侦探队。“这些侦探定期写密报，直接送到父亲那儿，贪污受贿的公安局长、县长常常被监禁或枪毙”。张守仁是韩复榘夫人高艺珍的干儿子，曾担任济南市公安局西南乡公安分局长，但此人在家里私立公堂，专门审问有关毒品的案件，罚钱私没，没收了毒品不向总局呈缴。后有人向韩复榘告发，韩复榘派人调查张的种种恶迹，均属实，坚决命令枪决张守仁。（闫润田《一个便衣外卫的回忆》，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汇编《一代枭雄韩复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韩复榘办案速审速决，他对案子的处理，一是枪决，二是释放，判刑的很少。既没有判词，也不大重视人证物证，一经判决，马上执行。 　　 韩宗喆认为祖父不是审案而是判案：“审案其实都是军法处的事情，他们审过了，韩来判案。军法处报告案情，由韩做决定怎么判。韩跟冯玉祥的时候，西北军里有一个习惯，到一个地方，先去看监狱，发现监狱非常黑暗，如同人间地狱，韩对此印象非常深，就想将来做地方官时，一定好好解决监狱及司法问题。那个时候官员没有法治观念，全靠人治。地方官审案在当时也非常普遍，地方官审案甚至还被认为是亲民的表现。韩很热衷这件事情。” 　　 韩复榘断案主观武断，感情用事，三言两语，粗枝大叶，从现代法治角度看显然是非常荒唐的，冤假错案肯定会有。韩子华说：“愿以韩复榘后人的身份，向韩复榘主鲁期间受到不公正处置、受到伤害的人及其后裔，致以最诚挚的歉意。” 　　 “犯上”、不贪 　　 西北军人都知道：韩复榘胆大包天。有人说：在韩复榘的字典里，没有“怕”字。韩子华说： 　　 父亲当年发动“甘棠东进”，率领一万子弟兵，胆敢与十几万西撤的大军背道而驰，擦肩而过，令人瞠目。当冯玉祥雄踞北国，如日中天时，父亲敢于离他而去；中原大战结束，西北军土崩瓦解，冯玉祥走投无路，父亲把他恭迎到泰山，完全不考虑蒋介石的感受。石友三被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正、副总司令联手打垮、通缉，只有父亲不怕结怨蒋介石、张学良，把落魄的石友三藏进山东省政府。七七事变后，当时备受官方与民间误解的张自忠逃离日本人控制的北平，首先想到的是去济南，而不是别的地方。因为他最了解父亲的性格。 　　 父亲桀骜不驯，率性自由，从不轻易服从，对绝大多数国人早已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一种本能的抗拒。难怪西北军人都说：韩复榘有“犯上”的毛病。 　　 傅瑞瑗于1980年代说过这样的话：“韩先生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不能受一点气，不能忍，太容易冲动，‘小不忍，则乱大谋’，最终落一个悲剧的结局。” 　　 父亲的座右铭是“不怕死，不爱钱”，应该说基本上做到了。父亲的个人收入究竟有多少呢？这是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据何思源（担任过山东省政府主席，一直位居山东省最高权力中心。他不是前西北军人，不是父亲的亲信，而是蒋介石派到山东的人）说，他对韩复榘在军费方面的收入不了解，但韩复榘多次说过：“我不喝兵血！”就其行事看，是可信的。在省款方面，何思源是知道的：韩复榘每月薪俸675元，特别办公费1000元，特别开支费20000元，这些都是在预算以内。特别开支费包括支付顾问、参议的薪水、车马费以及馈赠、应酬等开支。另外如冯玉祥带一营卫兵在泰山居住两三年，亦由此款供给。 　　 父亲不置房产、地产，这在当时的军政官员中也算是另类。那个时代的人一旦有了钱，首先想到的就是买房子置地。父亲在河南、山东当省主席，一直住公房，母亲劝买房，父亲说：“有我在，不买房也有房住。我不在了，买了房也是人家的。” 父亲生前曾有三处房产；一处在北平，是张学良送的；一处在青岛，是沈鸿烈送的；一处在南京，人称“韩公馆”，只有这处房产是他出于政治上的原因，(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7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