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 《亚洲时报》在线:中国老人为西方保健公司提供了良机
核心提示:西方的养老服务业者一直盯着中国的老年人市场,但是要真正打开中国养老服务业的大门,他们还需要跨过文化、管理、商业模式等重重障碍。 原文: China's elderly offer opening for West's healthcare companies 作者:Benjamin A Shobert 发表:2011年9月14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王伟”翻译 【译者志愿编辑配图。图片来源:网络搜索】 为中国的老龄化人口提供服务很久以来一直是中国最有前景的市场机遇之一。十多年来,西方的养老服务业者一直盯着中国市场,视之为该行业发展的一个关键。 上周西雅图的卡斯可德 (Cascade) 医疗保健(公司)宣布将在上海开办一家全新的养老服务中心,这是北美养老服务行业(在中国)的第一笔重大投资,但预期这只是此类投资的第一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最近的讲话说,”五年之内将我们必须增加三百四十万张床位。”而这还只是人口老龄化巨浪的前锋――到 2050 年这股巨浪将使得中国人口中的一半以上是超过 65岁的老年人。对这个没有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的国家来说,这既是一个引人瞩目的商业机遇,也是一个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尽管外资投入这一市场可能会解决一些这方面的需求,伴随着西方养老服务企业在中国的扩张,首先获益的将是高档端市场。北京越迅速地鼓励外资进入这一市场板块,经验证商业模式就能越快地呈现出来,中档市场的解决方案也会随之浮现。 其他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的西方行业,投资有成也有败,它们都进一步验证了一个简单的教训:你必须针对中国人的口味把你的产品本地化。尽管从在老年人护理这方面,西方企业带入中国养老服务市场的是最佳行业实践,在针对中国市场调整商业模式方面他们还需要寻求帮助。 根据这种情况,一些西方养老服务业者以跟中方合资的方式探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 2011 年 4 月美国 CRSA 与广东邦家退休社区服务公司之间的合资协议。 约瑟夫・克里斯丁(Joseph Christian)是一位中国养老服务市场领军专家、香港 DLA Piper 公司的房地产律师,他认为,合资让美国养老服务业者有些进退两难,”他们会有顾虑,如果他们冒险与一家中国公司合资,一旦这家中国公司从他们这里学到了这一行的诀窍,他们就会被赶回美国了。” 然而,由于美国的业者并不十分清楚让他们的模式符合中国人的口味的最佳方式是什么,而中国的业者也不十分清楚世界一流养老服务机构该是什么样子,在市场探索的初级阶段采用合资方式还是合情合理的。 如克里斯丁所见,”私营的、逐利的老年房产业在中国还是一种全新的商业形式,我认为在中国的投资人和开发商之间对怎样进入这一市场还有相当的不确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中国业者还是西方的先行者,都还没有一个成功的模式能浮出水面。 因此,根据克里斯丁的经验,”几年以来,中国的保险公司和开发商都在向有经验的从业者寻求帮助,最好是来自美国,因为那里这个行业比较成熟、规模大,能够帮他们了解这一复杂的行业。” 与中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除了通常的”如何”、”是否”有道理等问题之外,美国的养老服务业者要成功建立养老服务的商业模式还要面对一个关键问题――有人甚至称此为”阿喀琉斯之踵”――把送老人进养老院变成一种可敬、可取之举,而不是逃避尽孝道的行为。这种行为更多被人认为是可敬的、甚至是地位的象征,它才能更多地被中国人家庭所接受。 在中国,儿女对父母尽孝是一种神圣的责任。几千年来,儒家的孝道要求中国人在老一辈不能自食其力的时候必须让他们在自己家中颐养天年。克里斯多夫・法莱士( Christopher Vallace)是香港 M3 资本的一位合伙人,他深入地评论了中国的养老服务市场的潜在机遇。 对他而言,这依然是一个关键的挑战:”这个模式里首要的风险就是老人和他们成年的儿女们的反应怎么看待。”但是,他又很快指出,”其他的文化也遭遇过同样的疑虑,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传统也都有所改变。” 法莱士的观点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养老服务业者要提供很高质量、一流的体验,让做决定的人真正感受到尊敬和荣耀。困难的是让当事人父母能够有机会在相关社区里显得很有面子。”他接着重申,”一个产品形象和感觉要对,这非常重要。” 虽然文化方面的挑战可能困难重重,开创一个商业模式让海外投资人获得他们乐意接受的回报很可能是另一个主要难关。突出的问题一直有两个方面:怎么应对一线城市高昂的房地产价格,怎么能让中国人掏钱买服务。 法莱士的看法是,”这是中国一个增长的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因此,政府应该考虑提供一些激励机制,因为投资人要面对一些内在的挑战,其一,地产价格高企,其二,未经验证的商业模式。地方政府有必要加以诱导,来应对这些独特的困难以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除了投资人对房地产价格的担心,这些新进养老服务业者不仅需要说服中国消费者为购买房地产掏钱,还要让他们为后续所需的服务支付费用。 虽然初期那些成本可以打入购买房产的费用,但随着父母年事渐高,护理的成本肯定会增加,必须通过二次收费来解决。中国文化不喜欢为服务花钱的名声在外,因此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那些抢先的西方业者很可能还要面对另外一项挑战,如果应对得当,那也可能变成对他们的成功起到关键作用的一个机遇:那就是中国监控、管理养老服务业者的法规体系。目前这方面的法规还不多,由民政部掌管。 根据克里斯丁的观点,”民政部的法规范围很笼统,而且经常是由地方来实施,所以,举例来说,你在无锡得到的答案很可能与你在成都得到的不同。” 据克里斯丁的观察,西方业者的机遇在于,”缺乏法规能给早到者一招先手,如果他们运作得当,与政府紧密合作,他们实际上可以帮助制定这些法规。”虽然早期进入中国的一些西方企业可能对中国新生的养老服务方面的法规仅仅在口头上敷衍了事,聪明的西方业者会把这看作一个机会,帮助引导法规的制定,以使得向规模更大的中档市场的扩张能采用更接近西方的模式。 西方企业以前也曾一窥中国的养老服务市场,但没有成功。最知名的个例就是假日退休社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进入中国,不过在设施落成后不久即宣告退出。 克里斯丁相信,大体上说,早期入场者的失败多数是因为时机不对。据他所见,”……早期入场者之所以失败,是他们没有很好地估计这个市场能够接受什么,他们当初试探这个市场的时候,它也许根本就没有准备好接受任何形式的产品。” 法莱士也有同感,尽管还有着显著的困难和风险,一些特定西方业者认真考量中国市场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已经把人口分析、文化、相对富裕程度和现有产品等各种因素都纳入考虑的范畴,结果还是很难对中国市场的潜力弃之不顾。” 他继续介绍说,”……如果你仔细观察中国,对我们来说是经济发展、人口老化、和财富区域性集中几个因素的综合,吸引了我们去评估怎么能够借助我们已有的高龄人口地产的经验,与本土的合作伙伴一起,在这个市场中创造价值。” 分析师、投资人和业内人士一致同意以下两点:人口统计数据代表了颇有吸引力的商机,而中国日益增长的富裕程度使得高档养老服务模式成为合适抢攻的滩头阵地。但是中国是否时机成熟,问题的答案最终可能并不在这两点之间。正如业内专家所述,文化方面的挑战依然是西方业者能否在中国成功的关键问题。 Benjamin A Shobert 在 Teleos Inc ( www.teleos-inc.com ) 任常务主管。Teleos 是一家顾问公司,专注帮助亚洲企业将创新技术引入北美市场。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阅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