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与新华社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并列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方三大传媒机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大报,在中国大陆境内有广泛影响力。

《人民日报》于1946年5月15日起发行,最初是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的机关报。该报内容代表中共官方立场。因此,《人民日报》成为国际媒体和国际政治了解中国大陆政治发展的“风向标”之一(来源: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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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开阳>论雷锋塔的倒掉:人造雷锋50年(一)

比如不久前还是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接着就成为了“叛徒、内奸、工贼”,过了些年又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昨天还在说“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祝周总理身体比较健康!”,没几年林帅就成为了“叛徒”,“叛党叛国”,接着就被批判“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还有,就算是全国人民都曾喊得震天响的“毛主席万岁”,今天就只能在乌有乡中听到了。     论雷锋塔的倒掉:人造雷锋50年(一)   文/吴恒(复旦大学)     “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于1963年由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提出,一直流传至今,延续了近50年,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毕竟,在1963年之后,中国,哦,“我们这儿”经历过1966-1976年的文革,经历过1971年林彪叛逃,经历过1979年改革开放,等等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的价值观发生过一次次翻天覆地的变化。 比如不久前还是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接着就成为了“叛徒、内奸、工贼”,过了些年又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昨天还在说“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祝周总理身体比较健康!”,没几年林帅就成为了“叛徒”,“叛党叛国”,接着就被批判“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还有,就算是全国人民都曾喊得震天响的“毛主席万岁”,今天就只能在乌有乡中听到了。 在这50年的历程中,整个中国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种精神能够持久的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就算是“伟大领袖”,也被“三七开”了。从这个角度来看,“雷锋”和“雷锋精神”确实是这片神奇土地上一朵长青的奇葩。因为历史学专业的缘故,我不愿意接受任何被告知结论但不告知推理过程的观点。这朵花背后,会有怎样的故事呢?     一、 被曲解的“雷锋精神” “向雷锋同志学习”是好几代人共同的记忆,这句话的传播范围是如此之广,对我们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大多数人将其视为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甚至不愿意去多想一下,多问一句:向雷锋学习什么?什么是“雷锋精神”? 这造成的后果是,虽然从上到下都在说“雷锋精神”,但大家对“雷锋精神”的理解却千差万别。究其原因,这大概是一种文科式的思维习惯(不好意思放地图炮了),因为文科思维习惯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习惯于“不解释”,“你懂的”。而理科思维则不然,如果我们要讨论一件事情,那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定义我们要讨论的事情,比如要先定义函数,定义变量。这两种思维并无优劣之分,但如果一种思维束手无策时,换另一种则说不定会有奇效。 对“雷锋精神”的定义虽见仁见智,但在总体上可以简单的分成两类。这两类定义其间的差距很大,几乎有点鸡同鸭讲的感觉了,但他们都认为自己理解的才是真正的“雷锋精神”。这两类定义,有三种表述方式。普通表述是:朝廷定义与民间定义;文艺表述是:庙堂定义与江湖定义;还有一种表述是:他们的定义与你的定义。 简言之,你所理解的“雷锋精神”其实并不是他们所宣传的“雷锋精神”;不止如此,他们今天所宣传的“雷锋精神”其实也不是他们当初宣传的“雷锋精神”。 如果不意外,你所理解的“雷锋精神”应该是且仅是:“助人为乐”,“做好事不留名”,如果你年纪稍微大点,也许还要加上“甘做革命的螺丝钉”或“钉子精神”。这一句中“是且仅是”的意思是说,你认为“雷锋精神”包括了这些,且仅包括了这些。而其他美德,比如说,“牺牲小我,实现大我”,虽然也值得“学习”,但你肯定不觉得这是“雷锋精神”,那应该是“董存瑞精神”、“黄继光精神”什么的。 但其实并非如此,“助人为乐”、“做好事不留名”虽然确实是“雷锋精神”的组成部分,但并不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来不是,从1963年至今都不是。朝廷对“雷锋精神”的最新版定义如下,有4个分句,按重要程度排序。你的理解只是他们所认为“雷锋精神”的1/4弱: “雷锋精神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根本支撑,蕴含着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赤诚真情,始终具有激发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雷锋精神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取向,把关爱他人、助人为乐当作最大幸福,始终具有感动人心、温暖社会的道德温度。雷锋精神以艰苦奋斗为人生品格,崇尚勤俭节约,彰显优良传统,始终具有引领社会文明风尚的长久魅力。雷锋精神以敬业奉献为不变信条,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始终把普通工作岗位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2/29/c_111585841.htm ) 上文所谓“最新版定义”是指其实朝廷在不同时期对“雷锋精神”的定义是不同的,而且波动比较大。吴海刚,一位雷锋研究者,曾对此进行过简单的分析:他以1963-1999年间每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中与雷锋有关的内容为统计对象(见下图)进行分析,认为可将官方对雷锋宣传“分为六个阶段”,其中每个阶段的“雷锋精神”都不尽相同,具体可查阅该论文:《雷锋的媒体宣传与时代变革》(2001年)。     这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雷锋已在1962年8月死了,他做过的事情基本都在当时被报道过了,他的《雷锋日记》也出版发行过。也就是说,这个人应该是已经被“盖棺定论”了,但奇怪的是,虽然他做的事情还是那些,但在过去的50年里,他的精神却一直在变。 无需学者皓首穷经似的挖掘史料,我只要举出一个例子,你就能明白这些年来,“雷锋精神”只是名字没变,内涵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了。你还记得当年你年少时在大明湖畔学的那首歌么?对,就是那首,《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歌就诞生于1963年3月5日当天,可以说,能够准确的反应当年第一版“雷锋精神”。 我相信,这首歌,至少80后及以上都是耳熟能详的,不知道90后在读小学时还用不用学。现在,你再仔细的一句一句读这些歌词,应该就能能够明白,所谓的“学习雷锋好榜样”中雷锋做出的“榜样”是什么了吧。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一版的“雷锋精神”与“助人为乐”没有半毛钱关系。为求其全,将其歌词全录如下: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革命忠于党 爱憎分明不忘本 立场坚定斗志强 立场坚定斗志强! 学习雷锋好榜样 艰苦朴素永不忘 愿作革命的螺丝钉 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学习雷锋好榜样 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 全心全意为人民 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 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 学习雷锋好榜样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保卫祖国握紧枪 继续(永远)革命当闯将 继续(永远)革命当闯将!”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革命忠于党 爱憎分明不忘本 立场坚定斗志强 立场坚定斗志强! 学习雷锋好榜样 放到哪里哪里亮 愿作革命的螺丝钉 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学习雷锋好榜样 艰苦朴素永不忘 克己为人是模范 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 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 学习雷锋好榜样 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 紧紧握住手中枪 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但这首歌描述的确实是最初版的“雷锋精神”,理由有二,一是据词作者回忆,歌词是受周恩来题词的影响,而周的题词为“向雷锋同志学习,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确实与这首歌的意境相似;【见《英雄传奇之雷锋:人民心中永远的“明星”》一文, http://chn.chinamil.com.cn/xwpdxw/2011-07/11/content_4463173.htm 】而更重要的理由在于,当年给“雷锋精神”下的那些定义,现在还都在,与这首歌表达的思想高度一致。诸位可看,这些定义中,可曾有一个提到过“助人为乐”? “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朱德题词:“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刘少奇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林彪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邓小平题词:“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 陈云题词:“雷锋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大家向他学习。” 董必武题诗《歌咏雷锋同志》:“有众读毛选,雷锋特认真。不惟明字句,而且得精神。阶级观清楚,勤劳念朴纯。螺丝钉不锈,历史色长新。只作平凡事,皆成巨丽珍。普通一战士,生活为人民。” ( http://zh.wikipedia.org/zh/%E9%9B%B7%E9%94%8B )     插一句,现在再来看这些题词,如果你把第一个发言的人当成楼主,然后后面留言的当成顶帖的,你会发现这场景确实略有喜感。 说到歌曲,因为这一直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因此宣传工作者也一直很重视。还有一首歌,其知名度和流行程度一点不逊于《学习雷锋好榜样》,却也是因雷锋而起。雷锋牺牲后,《前进报》在《雷锋日记》中发现了其摘抄的一首诗,于是刊登了出来,内容如下: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 母亲只会泪淋淋;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夺过鞭子揍敌人!” 上海歌舞剧院的朱践耳读到了这首诗,深受感动,决定将其谱曲成歌,以纪念雷锋。1963年2月21日的《文汇报》刊登了他的曲,取名为《雷锋的歌——摘自》。这首歌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后,红遍全国。这便是现在鼎鼎大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才是最初的“雷锋精神”。真不好意思,这种“喜当儿”的精神,我真心学不来。 不止如此,还有一点也值得一说。雷锋纪念日是3月5日,但雷锋的生日是12月18日,忌日是8月15日。那3月5日是什么日子呢?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发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第二版刊登的是罗瑞卿写的向雷锋学习的文章。罗在文章中写道: “雷锋同志值得学习的地方是很多的。但是,我觉得,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是雷锋之所以成为一个传大战士的最根本、最突出的一条,就是他反反复复地读毛主席的书,老老实实地听毛主席的话,时时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 http://news.sina.com.cn/c/144495.html ) 简言之,现在之所以在3月5日纪念雷锋,是因为当天主席有题词,而为什么雷锋值得纪念呢?那是因为他“反反复复地读毛主席的书,老老实实地听毛主席的话,时时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正本溯源,这才是原汁原味的“雷锋精神”。以后各个版本的“雷锋精神”,都是从此处演绎出来的。仔细阅读罗瑞卿的文章,你能找到“助人为乐”么? 而且,雷锋纪念日的设立,也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不止中国历史上没有,世界历史上也没有。见下表。     综上所述,你所理解的“雷锋精神”并不是真正的“雷锋精神”。“雷锋精神”的内涵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有过多次变动,但其解释权始终在朝廷,因为这个词就是他们首创的。当然,你完全可以自欺欺人的说,我就是认为“雷锋精神”等于且仅等于“助人为乐”,然后我学习“雷锋精神”。但在我看来,这仿佛就像,一个人拿着唯冠的IPAD,然后说,我就是认为唯冠的IPAD才是IPAD,苹果的iPad是山寨的。 (未完待续)     (采编:楼杭丹;责编:应鹏华)     您可能也喜欢: <天枢>“雷锋”的倒掉和公德话语重建 仰望北斗——我心中的新媒体 芙蓉姐姐与罗玉凤——其实我们嘲笑的是我们自己 <摇光>浮生四记(上) 刘瑜这个老女人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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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粉碎“四人帮”细节考证

粉碎“四人帮”细节考证 文章原标题:历史真相与未解之谜——近年来关于粉碎“四人帮”若干细节的新考证 作者:韩钢 来源:CND 来源日期:2012-3-9 本站发布时间:2012-3-9 5:29:17 阅读量:80次   粉碎“四人帮”已经过去35年。35年来,事情的真相和细节一直为人关注,为人乐道。当年惟妙惟肖的传说,后来变成绘声绘色的戏说。关键在于,官方几乎没有公布任何相关的档案文献。这未必是有意保密,因为那是一次政治风险极高的高层权力变更,所以很可能当年就没有多少文字记载。由于缺乏文字资料,相关当事人的叙述便显得颇富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相关当事人回忆、传记、年谱的公开和出版,以及媒体的采访,以往的传说和戏说很多得以纠误,事情的真相不少也得以澄清,但也留下了一些模糊不清或相互龃龉的疑点。   究竟是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过去一般说是叶剑英。主要当事人的回忆表明,事情可能要分为酝酿和正式提议两个阶段。还在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已经与一些当时被边缘化的党政军元老交流过对时局的看法,聂荣臻、王震、杨成武、粟裕等人曾先后以不同方式,向叶表示了对“四人帮”可能控制局面的担忧,希望解决他们的问题。叶则以自己的方式表明了对此的态度和决心。这可以说是最早的酝酿。   但酝酿是一回事,正式提出又是一回事。近些年研究的一大进展,就是弄清楚了正式提议的经过。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等人的谈话和回忆,都说明是华国锋最先提议,经由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得到早有此意的叶剑英赞同的。除了叶剑英事先的酝酿、华国锋正式提出动议外,一些知情人近些年还提到,李鑫在毛泽东追悼大会(9月18日)后,也曾直接向华国锋进言,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   目前的疑点在于,第一,华国锋是什么时候提议的?据华本人的记忆,是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吴德的回忆,是9月11日。时间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达华的提议的?华国锋、吴德的记忆,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说是9月14日;《叶剑英年谱》则说是9月24日。三个说法,前两个相差一天,后一个则差了十来天。第三,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提议后,叶剑英如何反馈的?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环节。据华的回忆,9月21日叶去他家商议此事;《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华叶有三次密谈。也就是说,李带话之后,华叶的第一次面谈,应该是9月中旬或21日。看起来,两者似乎差不太多,但细究会发现《叶剑英年谱》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转达华的提议,怎么会9月中旬华叶已经秘密商议?至于华叶密谈的具体内容,由于两位都已故去,已无法向人们披露了。   解决“四人帮”问题是如何谋划的?以往的说法,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也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据吴德口述,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为追随“四人帮”的吴桂贤、有恙在身的刘伯承不知情外,其余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程度不同地参与或了解此事。吴德还称,其中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都是华国锋本人亲自约谈的,只有倪志福是吴德受华的委托打的招呼。   汪东兴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汪在事件中的作用有意淡化,与事实不符,也不公道。虽然汪迄今从未公开忆述此事,但从其他当事人的回忆看,汪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华国锋回忆,他除了同叶直接商谈外,还找了汪东兴谈话,汪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华没有透露与汪商谈的时间,但吴德口述称,华曾告诉他9月11日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的意见。《叶剑英年谱》则记载,毛泽东生前叶就曾同汪交换过彼此看法。果真如此,汪就是分别从华、叶处得知这个动议的。至于详情如何,目前仍然不得而知,有待汪本人的披露。   以往人们都以为一开始就准备对“四人帮”采取抓捕的办法,近些年当事人的回忆,透露出一个情况:在达成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共识后,曾经有过另一种考虑,即通过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的办法解决。华国锋、李先念回忆,9月16日,也就是毛泽东追悼大会的前两天,华和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几位政治局委员,在国务院会议室碰过一次头。吴德建议,用开会的办法解决。李先念表示质疑,还举了赫鲁晓夫上台的例子说明。华、李、吴权衡再三,考虑中央委员会有不少是“四人帮”拉进来的造反派成员,用开会的办法恐怕要冒风险,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故开会之策弃而不用。不过,关于这次会议的时间仍有不同记忆,华、李说是9月16日,而吴的记忆是9月26日或27日,两者相差了十来天。   据华国锋说,他不只是找了上述几位政治局成员商议解决的办法,更重要的还同叶剑英多次商量过此事。遗憾的是,华没有透露他同叶商谈的详情,因此华叶之谈仍是未解之谜。   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如何准备的?过去的说法一直比较含糊或者片面。当事人的回忆逐渐相对全面地复原了历史。据华国锋、吴德的谈话或口述,准备工作主要是由华、汪、李三人分别商谈,由汪、吴组织实施的。整个行动班子分为准备文件的写作班子和实施抓捕的行动班子,前者由李鑫负责;后者又分为三个部分,中南海内抓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的行动由汪东兴负责,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行动由吴德负责,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等新闻舆论单位的行动由耿飚负责。为此,汪东兴指挥张耀祠(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挑选了直接参与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五十来名官兵,吴德则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沟通,并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取得了对北京卫戍区部队的直接指挥权。   关于准备工作,实际上还有一条线被人们忽视了,就是高层经由叶剑英同一些军方人士和党政军元老打了招呼,如李德生、张廷发和聂荣臻、陈云、邓颖超等。从某个角度说,这些也是一种准备,特别是同李德生(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廷发(空军司令员)打招呼,更是对可能发生的不测做好预设。   至于具体行动的经过,当事人的披露比较详细。这是近些年研究一个比较突出的进展。张耀祠、耿飚的回忆录,特别是香港凤凰卫视对武健华、周启才、陈长江、杨正泉、保育钧等人的访谈,都相当细致地叙述了10月6日晚间在中南海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丰泽园内抓捕江青、毛远新,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10月7日进驻人民日报社的经过。   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经过,过去一直不清楚。吴德在口述中作了叙述,但仍嫌笼统,远不及对中南海内行动叙述详尽。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过去人们只知道会议结果,如今当事人的回忆提供了新史料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非程序的强力行动需要得到程序性追认,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需要尽快填补,事件过后的中国政局需要稳定,这些都必须由最高决策层作出部署和安排。因此,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应该说这是最后一环。   过去人们只知道这次会议的结果,至于经过,则不知其详。吴德口述最早作了比较详细的忆述,周启才的口述则更为详尽。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等11人,作为工作人员旁听会议的是李鑫和周启才。会议从6日晚上十点开到7日凌晨四点,时长六个小时,主要是由华国锋、叶剑英通报抓捕“四人帮”的经过,然后作出了关于隔离审查“四人帮”和推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之后,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作出了安排。值得注意的是,会上华国锋曾提议推举叶剑英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则坚持谦辞;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建议按照毛泽东“三七开”的基调,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叶认为这时的文件不可能解决“文革”的问题。   不过,无论是吴德的口述还是周启才的回忆,对会议安排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情况均寥寥数句,语焉不详。那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旁听者),仅有四位尚健在。更进一步的情况,还待当事人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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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中国有多少裸官

中国有多少裸官? (北方网,2012-03-08)     中国有多少“裸官”?恐怕现在还难以拿出统计数据。今天上午,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接受记者采访时作出上述表示。 相关链接: * 倪萍邂逅毛新宇–“两会”有趣花絮之一 * “王立军”现身两会——“两会”有趣花絮之二 * 杨澜:我是中国籍——“两会”有趣花絮之三 * 倪萍:我一点也不哑–“两会”有趣花絮之四   对于新疆阿勒泰、湖南浏阳等地区推行官员财产申报的情况,马馼表示,还不好评出“优劣”。   “裸官”就是指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对于高官把子女送出国的现象,马馼回应说,她个人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官员和公民是一样的,并不是说官员就有什么权利。   对于“中国有多少裸官”的问题,马馼表示“恐怕这个统计数字现在还拿不出来”。“媒体很关注,各地也在采取措施,大家关注是有道理的。”她表示,自己也已经连续三年对裸官问题谈了一些意见。   据了解,去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马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11年我国首次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同时,将为官员财产申报和社会管理建立基础的制度做支撑。   今年政协会议开幕时,马馼再度透露,此前已进行了两次官员重大事项的报告,在第一次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汇总和评估,这也是官员财产申报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关于“裸官”问题,官员们在第二次申报中都已经非常认真对待了,也有了详细汇总。   马馼表示,官员的重大事项都在进行汇总。“推进这个事情,大家可以想到,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她表示,对于公开时间并没有准确的时间表。   她说,现在正在密切关注已经推出的重大事项报告的执行情况,今年是在1月31日以前完成了去年的申报,还要进行汇总。“关注这个制度的执行情况,并且及时地去完善它。这就是我们目前要采取的措施。”   针对一些地方尝试推行官员财产申报的情况,马馼表示,一些地区在进行探索,包括新疆阿勒泰、湖南浏阳等地区都有各自的做法,目前不太好评价哪些做得最好,欢迎新闻媒体深入调研,也为监察部门提供相关情况。 两会代表痛心:春晚5个亿,可建多少小学?(羊城晚报,2012-03-08)     “一台晚会最低成本1000万元,明星多一点的,要去到6000万元。一个春节,光‘上星’的晚会就有40多台,成本就要5个亿!”   3月6日上海团开放日中,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叶惠贤“炮轰”春节晚会主题形式“雷同”,花了很多钱群众却没得到高享受的“晚会怪象”。   叶惠贤痛心疾首地算了一笔账:40万可以办一所希望小学,这5个亿可以建1250所希望小学;3000元可以资助一名贫困学生,5个亿可以资助16.7万名贫困孩子。 温家宝迟到4分钟致歉 全场为他送上掌声 (国际在线,2012-03-08)    “我今天出门因为有个事情迟到了4分钟,向大家表示歉意。”   8日下午,出席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的经济界、农业界别委员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联组会。温家宝从市中心赶到位于北五环的北京会议中心参加讨论。原定会议开始时间是15点,因为临时遇到急需处理的事情,晚了4分钟的总理向大家表示歉意。   话音未落,全场政协委员们即为他的致歉送上了掌声。   当天的讨论开始时,温家宝说:“我是来看望委员同志们,往常这个安排都是在人大会议开始之前,去年我把时间改到人大会议开始之后。这样有个好处,就是做完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再听大家的意见。谢谢大家!”   联组会上,杨凯生、王建宙、宋丰强、胡克勤等政协委员围绕支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发展,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科技创新,以及确保农产品安全供给等问题发表了见解。温家宝边听边记录,并在每位委员发言结束后都给予回应。   温家宝说:“政府一定要认真倾听群众和各有关方面的意见,查找不足,改进工作。越是形势复杂、众说纷纭的时候,越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集思广益,越要重视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作用。”   关于发展实体经济,温家宝强调,要给不同所有制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让企业有信心、有条件专注于实业发展,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发展实体经济。   谈到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温家宝对委员们表示,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要与改革完善税制紧密结合。既要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负,又要使税制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有利于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利于解决分配不公,有利于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有利于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中国不存在秘密拘捕 (中国日报网,2012-03-08)    【中国日报和中国日报网记者】谢谢主持人。郎主任您好,我是中国日报和中国日报网的记者。我们今天注意到,和二审稿相比,在上午交付大会审议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对逮捕、拘留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三种措施可以不通知家属的范围做了进一步限定,但三种限定的范围又各自有所区别。从去年刑诉法开始修改之后,这方面的改变一直是社会关注度非常高的,请问条文上新作的修改是不是对社会关注的一种回应,立法原意是什么?另外为什么修改之后,三种强制措施各自的限定范围还是各不相同?   【郎胜】这位记者提了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我也很欣赏你能对我们历次的法律草案看得这么细,提出了这几部法律草案之间的差别。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措施,除了无法通知或者有碍侦查的以外,应该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不通知家属的规定作了严格的限制。在审议过程中,综合考虑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需要,反复权衡研究以后,人大常委会认为有必要进一步限制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   当然我也注意到,今天在大会结束以后,网上出现了一些说法,说对危害国家安全的可以秘密拘捕,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在我们国家没有秘密拘捕,法律也没有这样的规定。我刚才所说的这种例外情况,就是所说的拘留后除了涉嫌恐怖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通知有碍侦查的,其他的都需要通知。   即便是这两种犯罪,如果不是有碍侦查,或者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也必须立即通知家属,现在修正案里都做了规定。我需要说明的是,拘留一般情况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都是在紧急情况下实施的。我想我回答了这位记者的问题 住建部长:房价崩盘太可怕,大城市必降 (人民日报,2012-03-08)     今天上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青海团的讨论时指出,全国七八个大城市的房价如果按照现在每年十几甚至二十几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发展下去,将来一旦泡沫破裂,后果不堪设想。“对整个经济甚至社会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姜伟新说,“现在下定决心,至少这七八个大城市的价格一定得降下来。”   针对保障房的建设问题,姜伟新说,目前保障房的建设进展很快。这几年,整体上来讲还是缺房子的,所以中央政府直接组织实物建房。从去年开始,保障房就不仅要考虑建设问题,还要考虑质量和分配管理的问题了。不过,从“十三五”开始,保障房可能会转为资金补贴为主。 农业部嚣张回应致癌牛奶:吃几吨才得癌? (中国青年报,2012年3月8日)     农业部副部长、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会长高鸿宾今天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自己并不赞成媒体对“致癌牛奶”等的过度炒作。 高鸿宾是在列席全国政协农业界别会议之后接受采访的。针对去年年底蒙牛乳业公司某一批次纯牛奶被检出致癌物质黄曲霉素M1超标一事,高鸿宾表示,该批牛奶只有一个批次发现了问题,但此事的传播“弄得太严重了”。     “你说吃了致癌,它得吃几吨、吃几年才致癌啊?”他说。   去年被曝光的河南省双汇“瘦肉精”猪肉事件,令瘦肉精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今年2月,高鸿宾在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考察时,专门了解过该县“瘦肉精”羊事件处理情况,强调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到人民身体健康,关系到政府形象,要严厉打击非法添加“瘦肉精”行为。   今天他对记者说,非法添加“瘦肉精”问题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农业部非常重视。不过他同时表示:“就那么个别人、个别场,出现那么点个别问题,炒得全社会沸沸扬扬,好像哪个都不能吃了。”   3月6日,农业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意见》,指出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近年来保持了“总体平稳、逐步向好”的发展态势。农业部将继续以“瘦肉精”等非法添加为重点,实施全链条查禁和监管,严防向牛、羊等养殖领域扩散和蔓延。深入开展奶站整治,严厉打击在生鲜乳中添加违禁物质的各类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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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精神越来越强烈地在地球村引起共鸣

2012年03月05日 03:04 来源: 人民日报 雷锋,今年两会再度成为热词。雷锋,一位普通中国人的名字,也越来越多地为外部世界熟知。雷锋精神,一种充满真善美的道德情怀,正越来越强烈地在地球村引起共鸣。 诸多渴望真实了解中国,也尽力真实描绘中国的外国人士以尊敬的态度介绍雷锋。 澳大利亚 人文学院院士、社会科学院院士路易丝·爱德华兹说,雷锋是中国最为崇高的“英雄模范战士”,他对其身后英雄模范的影响不可低估。 在中国迅速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如何看待雷锋的榜样作用也是世界关注的话题。美国人汤姆已在中国生活了5年,他就“你怎样看待雷锋”向一位中国同事发问。面带微笑的中国同事平静地告诉他,“雷锋是一位好人,是一位能够善待别人的人。他帮助了那么多人,做了那么多好事。我想人们应该以他为榜样。” 中国弘扬雷锋精神,自然会有个别对中国充满偏见的人说三道四。美国某媒体近日刊载题为“戈登·盖柯遇见雷锋”的文章。文章称,“中国共产党知道有个麻烦。当十亿戈登·盖柯涌现之时,道德标准却在夭折……”戈登·盖柯是美国影片《华尔街》中为金钱不择手段的主人公。中国确实存在腐败现象,公民道德水准确需得到提高,但以“十亿戈登·盖柯”形容当今中国,是对事实的肆意歪曲,称中国“借雷锋以挽救”等妄论更加凸显偏见。 世界不乏有着良知的明眼人。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圣迭戈的读者丹尼尔留言说,“这篇报道真正可悲之处在于强以为知,炫耀带有美国意识形态色彩的嘲讽能力,正如在电影和实际生活中,美国人总是嘲笑说英语带口音的外国人一样。在一个被认为教育程度很高的国家,美国媒体甚至对外国文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缺乏最基本的正确评价,以便很无知地显示美国文化优越的神话,这是一件多么耻辱的事情。”来自法国巴黎的读者曼德拉戈尔认为,“伴随着一套又一套陈词滥调,这篇文章恰恰是对中国进行反面宣传的实例。重要的是看问题不要偏颇。” 在人类文明社会发展进程中,高尚的道德情操一直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真善美的高尚行为与境界能够穿越国界,打动世人。尽管历史、文化、宗教、社会制度等背景不同,但雷锋精神中服务人民、助人为乐、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要素在世界各国有着普遍认同。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这里的“人”不仅指个体的人,亦指整个人类社会。在人类文明社会的精神宝库中,雷锋精神代表着追求真善美的崇高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雷锋精神不仅仅属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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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勇 | 两会观察:中国酿变

2012年03月09日 11:46:14   暮春3月,一年一度的“两会”隆重登场,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在3月5日由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公布。     而在大会堂外面的天安门广场上,被如长枪短炮般照相机镜头包围者的,是身着红衣,青春端庄的两会礼仪小姐。在镜头娴熟地摆出各种被媒体称之为“卖萌的”的姿态,无论是北京灰蒙蒙的pm2.5超标的空气,还是两会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和代表全体国民参政议政方式造成的政治压力,似乎都压抑不住这些来自北京市昌平职业技术学校的女孩子飞扬的青春气息。与媒体和民众,这道美丽的“红色风景线”,已成为两会的固定节目。     无论如何,当这个社会的注意力放在这个国家政治生活花絮,津津乐道于花边琐事的时候,无论是代表还是民众,都在感受看僵化意识形态的松动和一种现实生活的回归,而另一方面,人们也要承认,这种爱好背后,又确实是在回避着什么,在半真半假得消解着什么。     而随着时间过去,问题慢慢浮现:这是十一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18大也即将到来,领导着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打算给这个国家和人民带来哪些变化和改革?       变潮涌动       各种代表依然带着自己的理解进行了他们的两会,于是,人们终于再一次看到了浙江代表团部分女代表们的曼妙构想:她们准备身着瑰丽旗袍统一在会议开幕时候亮相。另外,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歌舞剧院歌舞团团长刘春梅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突然高歌一曲,随后大呼“我爱你们”,可以视为是代表委员娱乐化举动的极致体现。     与固定轨道中运行,同时不断观察到改变的发生,这个可以说是本次两会的主要旋律。变与不变的纠缠,从追逐明星到津津乐道于奇谈怪论,再到严肃的民生议题以及公众代表行使政治权力,这一过程虽然漫长,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变化正在发生,即使缓慢,却在历史大势形成的合力之下加速潜行。     在温家宝的工作报告中,民生问题照例占有格外重要的位置。房价,环境污染,教育平权,养老,医疗改革、三公消费等议题均与民众息息相关,校车安全等问题更是因为此前的事故而被全社会关注。     据统计,温家宝总理的报告赢得了26次掌声,最长一次28秒。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在其总编辑“两会”日记中这样描述其在现场的观感:“‘雷鸣般掌声’的时代已经过去。近年来,一些人大代表的问政意识增强,不满足当花瓶和只投赞成票。加之今年是本届人大最后一次大会,不少代表任期将到,想必会抓住最后一次问政责询机会。”     在今年2月6日至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听取社会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时表示,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各项工作一定要善始敬终,能做的事情绝不拖延,能解决的问题绝不推脱。     在划定的航道上,变革的潮水正在涌起,无论如何强调稳定,强调航线的确定,都无法改变2012注定是一个变革之年的宿命。作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大事的两会,每个参与者围观者都在体会暗中涌动的变革之潮,中国这条大船,正朝着随后的十八大以及未来的政府换届航行而去。船上的每一个乘客,都将和大船一起经历风浪。       经济求变       3月4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宪法学教授杨海坤当着中央领导的面,作了5分钟的即席发言,阐述了自己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强调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可能真正成功。。而此前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赵启正在新闻发布会上亦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会有新的进展”,亦让人们感受到某种变化。     不过,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两会的主旋律:民生问题,经济问题,依然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主流。在温家宝总理面对近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继续着力民生建设依然是本届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温家宝在报告中提出了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4%左右。     对于这份报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重点有三:首先,现实改革中最深层次的矛盾是利益关系失衡,在利益关系失衡成为改革发展深层次的突出矛盾的背景下,如果收入分配改革没有突破,这种突出的矛盾很难解决;其次,经济转型直接依赖于收入分配改革,民众的消费能力不提高,消费的拉动力就无法显现;第三,现在社会的很多矛盾问题跟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这已经成为牵动全局的一个重要问题。     实际上,即使是传统的经济改革话语体系,公众也能看出其中的显著变化:这是近8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预期首次降到8%一下,2004年中国曾将GDP预期增长目标定为7%,自2005年开始,这一预期目标连续七年被确定为8%。转换增长方式已经成为本届政府在最后一年中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有可能成为下一届政府首先要完成的工作。用3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候的说法就是:转弯,当然要减速。     而在本年度全国两会之前,各地政府公布的工作报告中,东部部分经济大省逐步淡化GDP增长目标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质量和可持续压倒速度与规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如何调整产业结构,使经济转型升级更为被侧重。亦如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直言,转型发展不是件容易的事,“要转型,速度要降一点。”       共识与方法论       可以预见的是,变与不变的主题将贯彻两会。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回答关于乌坎问题记者提问的时候,强调广东方面的不变:“我实事求是地说一句话,乌坎的民主选举是按照村民委员会的《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我们把选举法和组织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形式做了纠正,如此而已。”     在两会期间,汪洋还表示,广东各部门正强力推动政府“放权”,但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法律上的障碍。比如有的法律规定政府部门的相关权力,如果“放权”,就违反规定。广东正在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支持,成为“放权”的试点,然后用成功经验推动相关法律修改。而新任广东省长朱小丹,面对有代表担忧这一改革会引发中央部委不满,难度甚大时更是表示:“难,但是我们准备碰一碰。”唯有冲禁区的改革才是真改革,广东一直扮演着改革开放先行者的角色,为中国改革探路。     而已经有“重庆模式”提法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同样在强调重庆方面对于改革开发这一基本原则的坚守:他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矛盾是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不放松。30年前,中国处于几乎完全封闭的状态,经济体制相对僵化,经过党中央国务院坚持不懈的努力,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但还要坚持到底。     改革依然是这个国家的共识。做完报告之后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亲切握手,两人均面露微笑。而在刚刚宣读的报告中,温家宝共提到“改革”近70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其信心,一如两会前人民日报评论的标题《宁要微词,不要危机》。     不过,改革共识并不能掩盖改革方法论之间的差异乃至争议。与东部先发展地区用淡化GDP增长等方式为经济转型寻找空间,探索小政府大社会的新型治理方式不同,以重庆为代表的西部省份在探索公平分配和优质高速发展兼得的新模式。     在本次人大重庆团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薄熙来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它指引的道路是完全走得通的。他拿出重庆2011年和2007年各项经济数据来比较,表示共同富裕不是有些人脑子里想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最后经济僵化发展不起来。“这是在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同时,取得经济高速优质发展,而且走在全国前列,我觉得是可能的,二者是可以兼得的。”     对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认为,这给重庆带来了结构调整的新机遇不过,不过,几年前他在接受媒体记者时采访的时候亦表示,重庆发展得益于中央给予的种种特殊政策,是中央直辖市政策、库区移民区政策、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西部大开发政策和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政策叠加的结果,未必具有普适性。而在3月6日参加中央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两会特别访谈的黄奇帆,也用“中国经济可放慢点重庆还应相对快一点。”也在佐证重庆模式的特殊性。     实际上,无论是薄熙来的“共同富裕”还是汪洋落实人民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都强调了对于中国共产党核心价值观念和执政理念的坚守。如果说他们之间存在的差异,也仅仅是方法论的差异,是所在区域本身问题特殊性以及代表性不同造成的差异。       新媒体之变       3月6日凌晨,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负责人熊伟回到北京。熊伟还有另外的身份被公众所知:两会院外游说人、专业民间立法参与者。凭借着与其身份似乎不相称的家国情怀,熊伟从湖北荆门的一名热电工成为到中国鼓吹公民参与立法的第一人,一直成为固定的院外游说者,他的工作,就是实现民意和立法者之间的对接。今年,他准备继续就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提出建议,而这,得益于他此前在乌坎几个月观察的经验。     对于中国公众,由于代议制民主实施规则的设置方式,政协委员人民代表与真实民意之间往往存在一定距离,这也是历次两会中会均有雷人提案出现的重要原因。不过,随着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客等新媒体传播手段的进步,虽然制度未有大的变动,但是人民代表与真实民意之间的距离正在发生变化。即使常微小。     新传播技术造成的压力已经开始显现。在新媒体面前,公共人物首先面对的是质疑。政协委员杨澜的国籍问题,“从不投反对票代表”的人大活化石申纪兰名下产业问题,以及众多委员身上的奢侈品,都成为公众围观的热点。浙江人女人大代表的旗袍秀,亦因为公众质疑而未能如期上演。     比围观更重要的是人大代表与民意之间的沟通。有网友粗略统计,今年两会      15省有65名人大代表开了实名微博。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更是表示:今年会有个提案,让所有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通过公布电子邮箱或微博,做政府和群众的日常联系人,如果有几千个人,每天都跟普通网友交流,能有效减少社会怨气。     按照西方文化批评的观点,观看意味着权力,当媒体在网站上公布亿万像素的两会会议现场图,民众可以任意放大而“看”到会场每一个人每一处细节的时候,新技术带来的权力改变又一次出现,而对于委员和代表们,对于中国国家政治生活场域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压力也就随之而来。         删节版刊于2012年3月8日时代周报      上一篇: 死亡vs希望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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