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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中国:高校“网络红客”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在现今的中国早已成为现实,高校中更是如此。中国高校的“网络红客”们负责监控学生群体的动态,搜集代表性言论,之后向学校领导汇报。本期“肖像中国”将向你讲述这群“网络红客”的故事。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院学生信息员成立大会 本文原刊于《博客天下》第136期,作者郭勇、邹容 眼前的电脑屏幕,让李顺感到如坐针毡一般。 心病始于今年3月13日。 当时这名大二学生发现学校考证收费不合理,便在个人微博上抱怨了一句。 李顺微博听众多是师友,数量寥寥,转发也仅有五六次。 很快,他接到了来自学院老师的电话。老师劝他删除微博,不要破坏学校名誉。作为学生干部,李顺是个“识大体”的人,删除微博后,他又更新状态来解释之前的微博,“好像造成了误会”。 “你是怎么回事?怎么又发了微博!”电话里,学院领导的逼问气势汹汹,这离他更新微博还不到两分钟。 年轻的李顺被激怒了,他同领导争辩“自己只是提出一个疑问”。 争辩的结果是,这一天李顺“被谈心”四次。谈话中,他惊奇地发现,学院领导除了对自己的网络发言了如指掌,连自己跟同学的抱怨都一清二楚。 微博争论后一周,学校新闻网站一条关于“网络红军”的报道解开了李顺的疑窦。报道称,为了“监控网络舆情,抵制错误舆论,维护学校形象”,一批学生“红客”参加舆情监控工作,每天对学生微博、贴吧、QQ群的信息跟踪了解。 高校网络秩序的重要组成 邱永浩更早察觉到“眼睛”的存在。 邱永浩是四川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2008届学生,热衷于网络发言的他曾活跃于蓝色星空BBS和四川大学贴吧,并以“为川大学生谋利益”为口号,经常撰文批评学校管理和后勤服务。他发现,自己每次发帖都会很快被学校老师所掌握。 和李顺一样,邱永浩遭遇的也是一群学生“红客”,在四川大学校方的文件里,他们被称为“网络红客”。 四川大学团委的官方网站上有一份2008年度工作总结,称“通过组建网络红客队伍,加强对蓝色星空BBS的指导,使得其逐步成为全校同学喜欢的网络交流平台”。 从2005年3月全国高校BBS推行实名制开始,高校红客组织作为衍生物出现。 据《无锡日报》的报道,成立于2006年3月的江南大学“网络红客”队伍由70多名学生骨干组成,后来又扩充至千人。此后,天津大学、四川大学、成都理工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纷纷成立类似组织,引导学生参与校园舆情管理,组织名称从“网络信息员”、“舆情小组”到成都理工大学的“白客”不一而足,多数则使用了同一个名字——网络红客。 2012年9月,新生入学是大学社团招新的旺季。9月16日,川大青春广场挂出了招募校园“网络红客”的广告。 “主要工作是监管百度四川大学吧 、川大蓝色星空BBS 、人人网、 微博等。”广告瞬间引来关注,在网络上,学生们开始讨论这是“何方神器”。 这是“网络红客”这个名字第一次公开出现在川大师生面前。 招新活动后来很快结束,红客也又一次退出同学们的视野,但他们却真实存在着——罗奇和其他36名新生成为这个组织的新成员。 直通校领导的“内参” 到现在,罗奇和他所在的团队仍会记起2011年10月22日那天的忙乱。发生在团队和邱永浩之间的较量,最终证明了红客存在的价值。 当时,邱永浩在人人网贴出《写给川大江安,我的高中》一文,批评“江安校区平时不能出门”的管理,商业街物价过高以及校车涨价等问题。 多数川大学生的大一大二岁月都在这座远离市区的新校区度过。 邱永浩很快接到希望他删除文章的电话。此后,文章下面出现一批内容趋同的跟帖,似乎在努力劝说大家理性一些。之后,一些探讨这些话题的网帖被删除了。 组织这一切的正是新生不久的网络红客团队。 他们几乎是随着邱永浩文章的抛出而动员起来。 通过键盘鼠标的人工方式,他们很快锁定邱永浩发布文章的全部阵地。按照“一天三轮”的制度,邱永浩的任何动向都被值班红客纳入“舆情短信”和每日“舆情邮件”,供学校领导及相关老师参考决策。 学生群体的动态也要掌握,代表性言论很快被搜集起来,出现在学校领导面前。 按照既定的工作安排,红客们之后开始“采取相应措施进入后续引导工作”。他们开始集中在BBS和贴吧中集中发帖,不过负责人一再强调策略,要求红客们避免与同学们“掐架”,而是“以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进行回复引导”。 当天下午,邱永浩又发出《江安高中问题解决方案》,然后,“给校办各领导13个办公室打电话,每个号码至少两遍,无一人接听”。邱永浩连续打电话给四川大学校办常务副主任等领导,希望学校能够体谅学生的意见,并在网络上更新他与学校沟通的情况。 邱永浩的坚持消磨着红客们的耐心。 红客们开始删帖,并对一些发布激烈言论的学生“进行适当控制”。作为对邱永浩强硬态度的回答,百度四川大学贴吧的分站望江楼吧也解除了邱永浩的小吧主职务。近半个月后,舆论逐渐平息。 “邱永浩事件”的处理极大地锻炼了红客们,“网络红客”存在的意义也得以展现。在事后总结中,“知己知彼”被认为是成功处理关键,事件中所使用的方法也被作为经典载入了“网络红客”团队的教学案例。 如同一次辉煌的战役,邱永浩的故事在红客团队接下来的发展中一再被讲述。特别是像罗奇和像他一样的新成员进入团队时,负责人们会不厌其烦地提及这些充满了历史感的往事,用以激发这些新人对团队的认同。 事实上,“网络红客”在四川大学的学生社团组织中仍是一个年轻的成员。 据查证,四川大学“网络红客”队伍最早组建于2008年。随着发展,后来红客们又细分出网络信息队、网络技术队、网络策划队、网络评论队四个分支,分别负责校园网络信息的收集、网络秩序的技术维护、网络交流方案的策划和舆论走向的引导。 “网络红客是一个新生的特殊的学生管理队伍,与传统的学生组织队伍有很大的差异。”针对团队性质的特殊,网络红客在自我定位中特别强调自身的特殊,并在对外交流中淡化了存在感。 在四川大学,这个学生组织的另一个名字更为学生们所熟知——舆情研讨中心。 随着新鲜血液的加入,目前网络红客拥有40名左右的成员。 不过像罗奇这样的新生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学生红客,还需接受团队培训的磨砺。 “我们是学校的眼睛,是学生的嘴巴” “红客在你们心中是什么呢?”培训会上的主持人问道。坐在台下的罗奇和新成员们一阵悸动,主持人是“网络红客”的副主任,一名大二学生。 “正义的化身”、“是一支维和部队”,答案千奇百怪,更多的人则是一脸茫然,罗奇说自己当时“都懵了”。 副主任告诉大家,红客是学生们中间具有敏锐的信息感知度和强烈正义感的人,是为“维护正面声音,最大程度消除负面影响”而生的。 “我们是学校的眼睛,是学生的嘴巴。”看到仍有新生不明白,副主任形象地比喻。 “网络红客”的任务是收集学生言论,反映给学校,同时将学生群体的动向反映给学校,“代替他们说话”。 培训结束后,罗奇和新成员们就开始了“网络红客”的见习期。 按照要求,他们每天都要去“ 泡贴吧和BBS”。罗奇申请了一串ID,每天登录、灌水、回帖。他必须在完成这些步骤时截图保存,以便在周末时作为“作业”交给团队负责人。为了完成规定积分考核,他差不多要每天登录贴吧和BBS各一次,每周回5次帖,同时发布一个原创帖。 江南大学2010年4月的“学生洗澡水铅超标”事件中,有人指出“学生红客”参与了舆论引导,因为顶帖的ID全部都是在新近很短时间内注册的。罗奇和新成员们注册账号长期泡吧,能很好规避这个漏洞。 “我们就像是一支军队,平时训练,关键时候就会发挥作用。”罗奇一度对这份工作感到无聊,负责人在了解他的思想状态后,告诉他要耐得住寂寞。 “刚入大学的新生们听话顺从,总怕丢了好不容易得来的社团活动机会。”罗奇发现团队里除了4名正副主任是高年级学生外,新招的成员全部都是大一的学生。他们多数来自农村或者县城,中学时期父母管束严格,“属于传统类型的好学生”。 不过更让罗奇留恋的还是这个团队的温暖和归属感。 团队极力提倡成员相互关爱,负责人们也总是不厌其烦地跟每个人谈心,帮助他们解答生活上的困难。 一次,罗奇的不开心被团队同事发现,那个人便站在他面前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段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更让大家热衷的还是流行于90后年轻人之间的“宅基腐”八卦。 “红客群里讨论这些话题时大家参与都很积极,QQ群里一会儿就上千条未读信息。”罗奇还记得团队的一次文艺演出,节目里两名男性成员两两相望,最后就牵手在一起了,留下其中一人“女朋友”默默流泪的侧影。 “当然,在平时工作中,这类内容都应该归于不健康信息中。”罗奇说。 做这些工作都是义务的,是出于我们的责任感 团队成长有赖于成员在技能上的熟练,培养罗奇这样的新人对于红客团队的意义不言而喻。成熟的红客再度面对负面舆论的事件时,已经得心应手。 2012年4月19日,四川大学学生在学校食堂用餐后集体患上急性肠胃炎,媒体报道称有上百学生“中招”,引发师生们学校饮食安全的强烈担忧。多名师生在网上发声向学校讨说法。 学生们纷纷要求公布真相,表达对学校封锁消息的不满,以及对致病学生人数的质疑。 红客们立即转变策略,“学校党委副书记连夜赶到校医院看望病中学生”的消息被放出,学校免费治疗致病学生的承诺开始流传。针对学生都不敢去食堂的形势,很快“谢和平校长首先去吃食堂让大家放心”的消息出现在贴吧和BBS。 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凸显这些“正面”声音,红客们一人换十几个账号连夜顶帖。 由于事发的江安校区正是新生集中的校区,一系列新生军训相关信息被提前散发出来。红客们动作利落干净,对于学校食堂的议论逐渐被军训取代。 “这些帖子在平时撰写,适时发表,以转移同学们的注意力。”深知网络时代人们阅读信息的弱点,红客们早已熟稔转移话题的操作。 理论成熟,方法老到。罗奇和他所在的“网络红客”组织,在学校网络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做这些工作都是义务的,是出于我们的责任感。”罗奇介绍说,红客们并没有领到任何补贴,但团队的宗旨感召着大家。 当初,他们正是根据“具有敏锐的感知度和强烈的正义感”的标准,从新生和各个学院推荐的学生干部中选出来的。 你不了解真相,理性一点 2013年5月17日,记者在四川大学见到了两名红客。喜爱网络游戏的王强怀着成为网络技术达人的梦想成为了红客,做着最基本的搜集信息工作。交流过程中,有着一年红客经历的他说自己网络知识仍不足,在谈及网络论争中的热门话题“公知和五毛党”时,他一脸茫然。他从未听说过这些。 “或许是直通校领导的感觉造就了他们的自豪感。”他说,那些加入“网络红客”组织的新生原本多是想在大学履历上多一栏。 长时间埋头收集信息中,罗奇逐渐丧失了对“红客”的热忱。 前不久,他被安排参与了一起学校跳楼事件的舆论引导。坐在电脑前,他滑动着鼠标,寻找那些“言辞不当”的帖子,点开回复的对话框写道:你不了解真相,理性一点。 偶尔,有人攻击他,他也并不在意。不过很快舆论也就平息了。 (应受访者要求,李顺、罗奇、王强为化名) 猜你喜欢 肖像中国:平民与领袖 盛世一景 9-2 盛世一景 8-14 举报赚积分 勇拆鳄鱼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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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内蒙古公安严打网络谣言 拘留52网民

内蒙古公安部门近期展开严打网络谣言活动,导致52名网民被拘留。 据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南蒙古观察的消息,中国内蒙古公安厅网站披露,8月29日召开的“全区公安机关打击网络制造传播谣言违法犯罪活动”会议,对网络制造传播谣言行为将开展调查取证,一经查实,将对违法犯罪嫌疑人依法进行打击处理。内蒙古公安厅网站还披露,截至目前,全区公安机关已清除网上涉及各类谣言信息1200条,抓获网上制造传播谣言信息和谎报灾情、疫情、警情的违法犯罪嫌疑人52名。其中,21人被警方行政拘留,10人被罚款,3人被警告,18人被教育训诫。 旅居德国的蒙古族维权人士、内蒙古人权保卫联盟主席席海明说,近期中国政府加紧了对蒙古族人各种维权活动的打压, “在西蒙,最近有一个组织牧民维权的人士被拘留;在鄂尔多斯,因为要修铁路,要征地、破坏草场,遭到牧民反对,结果又一个牧民被轧死,引起群体事件。政府一方面进行安抚,一方面又在打压。这几天,南旗的牧民也在因为草场被破坏的问题和官方发生摩擦。” 内蒙古公安厅对近期自治区所发生的制造、传播散布网络谣言的案情进行了通报。公安厅新闻发言人刘伟涛表示:目前,内蒙古个别网民在网上散布谣言,特别是谎报灾情、疫情、警情的情况比较突出。更有甚者还在网上炒作内蒙古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纠纷,蓄意挑拨民族关系,鼓动群众采取罢课,示威等过激方式表达 利益诉求。席海明对此表示: “中国政府最近对网络的控制更严,不仅在内蒙古,全国各地都一样。他们对薄熙来倒是挺宽松的,但是却加紧打压维权的基层民众。”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通知还说,将按照自治区领导的要求和公安部的统一部署,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建立打击网络制造传播谣言长效机制。同时,也希望广大网民积极向公安机关举报相关违法犯罪行为 。席海明说,老百姓遭受侵权的案件官方媒体根本不报道,他们只有通过网络披露他们的冤情, “不是蒙古人要闹事,而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断遭受侵占,他们不得不起来维权。现在组织维权的只是个别人,如果中国政府不解决问题,会有更多的牧民起来,事情会越闹越大。” 西安的维权人士马晓明说,中国各地政府最近都在打击网络谣言。他表示,民众在网络上披露的事情不一定都是事实,需要查证,但是很多真实的消息确实遭到官方的封锁, “中共隐瞒了那么多重大的事件,隐瞒了那么多老百姓受到侵害的事件,这个责任谁来负?” 马晓明说,他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这种对网络谣言的严打运动,尊重公民的言论自由。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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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政权正在评估“剑指周永康”的政治风险(高新)

公审薄熙来的那场大戏刚刚落幕,新的重量级党内贪官又被中纪委高调抛出,与以往不同的时,这回不是一次只抛出一个,而是一次端出一窝。除了在任的中石油四名副省部级的高管王永春、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更有从中石油一把手位置上晋升国资委一把手,去年这个时候经习近平亲自审查通过而荣升十八届中央委员的蒋洁敏。另外,在中石油副总的办公室里直接被中纪委调查组“接走”的王永春也是因为“年富力强”、“政绩显著”而在去年这个时候被习近平亲自审查通过为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回顾一九五五年出生的蒋洁敏在二零零七年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先是被从中石油副总位置上扶正,继而在十七大上如愿成为中央候补委员,而比蒋洁正好年轻五岁的王永春还没有来得及被在中石油副总位置上扶正,即已经被习近平等人迫不及待地安排进入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序列,足见此公如果不是在这一波反腐高潮中不幸中箭,晋升正省部级待遇的国企一把手本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说起来,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全会召开至今还未满一年,但当初一一通过习近平同志严格审查才得以成为十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进而又顺利当选者中,如今已经分别有前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和本文正在介绍和分析的王永春以及蒋洁敏陆续被抛出来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祭旗。此举不但在中共党被称赞习近平反腐败“真的是动了真格儿的”,并因此而令外界倾向于相信习近平在王歧山的支持和配合下,已经有了打破“政治局委员一个不死,政治局常委一个不抓”这一党内反腐运动的潜规则的强烈意愿。 在香港颇有名气的政治评论员刘锐绍在接受境外新闻媒体采访时认为,现在就对中央会如何整治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无疑周永康现在很可能已经处于被“调查的过程中”。 至于最后对周永康是做党内处理还是公开审判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对周的处理结果如何还要取决于几个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周永康和薄熙来的干系到底有多大,以及周永康是否能与中共高层合作等。如果中共认为周有其利用价值,双方能达成某种幕后交易,那么也许对周的发落会从轻。 而曾经因为“六四”事件的“幕后黑手”之罪名入狱十数年的陈子明先生则已经十分坚定地相信周永康绝对是在劫难逃,他在接受采访时非常自信地表示:周永康的亲信相继落马,明确显示中共打击的下一个目标可能是周永康。 笔者本人同意刘先生的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的说法,但不苟同把周永康的劫数掺进“薄熙来因素”的分析。笔者在过去的数篇文章中都已经分析过,在薄粉们及个把外界媒体拼命把薄熙来美化为政治犯、塑造为“正义的化身”的同时,最不愿意把薄熙来事件往政治因素上扯的就是中共当局。把薄熙来的倒台和入狱说成是党内权力斗争的结果不但中共当局绝不会承认,在局外的认同者也为数不多。至于所谓政治路线之争,中共当局更是坚决不会承认,这就是为什么薄熙来倒台之后虽然所谓的“重庆模式”不再被官方媒体当成“正能量”大力吹捧,但当局同时也在内部发文指示所有官媒不得刊发任何批评和批判“重庆模式”的报道和评论内容。如今假如已经下决心要拿周永康说事儿的话,肯定也是要竭力避开政治理由而不是相反。无论周永康的未来下场如何,中共现政权和周永康本人至少在一个问题早已达成高度共识,那就是从政治角度把周永康与薄熙来完全切割。 一年半之前,薄熙来被双规的前两天周永康还亲自到北京两会上的重庆代表团发表公开讲话,大赞“以熙来同志为班长”的重庆市委是如何的誉满天下,此一举被中共党内和外部世界记忆尤新,因此也成了周永康力助薄熙来“篡党夺权”的铁证。而同时被外界有意或无意忘记的则是在此之前的习近平亲赴重庆力挺薄熙来时,对“以熙来同志为班长”的重庆市委的“唱红”和“打黑”的赞美歌唱得比周永康的颂扬曲高了八度还不止。更何况周永康当时对薄熙来及他当时主掌的重庆市委的肯定和夸赞不过只是从他本人中央政法委领导人的自身责权出发,仅仅是单方面的重庆“打黑”在治安角度的“贡献”,而在此之前习近平对薄熙来的大力肯定不但已经有了上级对下级的阿谀之嫌,而且那种赞美或者说是阿谀还是以党的“副总书记”身份发出的全方位的“高度评价”,不但说他的“打黑”对全党全国都具有“示范意义”,而且还说他的“唱红”是宏扬正气和正义;不但说他领导的经济建设成就世人瞩目,而且还夸赞他的事实上的“面子工程”是“造福一方百姓”,难怪当时的重庆媒体报道习近平对薄熙来的评价时使用了“盛赞”一词,难怪薄熙来回报习近平说他的重庆之行“令山城人民倍感亲切”,习近平“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重庆之后,重庆人的“唱红”内容中又多了一曲《歌唱薄熙来》。可见,假如要从政治、组织和路线角度去追究周永康与薄熙来之间的关系,岂不是要追到习近平自己身上。 现如今从所有迹象来看,周永康及其亲属的所有被外界陆续揭露出来的贪腐行为无论有多少属实,都与薄熙来本人及其亲属毫无不沾边。在薄熙来入狱和周永康在十八大上平安降落之前此二人过从甚密绝对是不争的事实,但当时两人之间的关系绝对是建立在政治利益之上而不是同属一条经济利益链。而随着周永康的退位交权和薄熙来的入狱服刑,此二人在政治上的相互利用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更不会再对中共现政权的政治和组织运作持续产生任何影响,习近平政权完全没有必要再拿这些陈芝麻烂谷子说事。所以假如周永康日后真是会为习近平的反腐救党运动勇敢作出牺牲的话,百分之百分是与薄熙来已经被在公审过程中公布出来的罪名相同或相似,那就是利用职权帮助自己的子女和亲属大发不义之财—-早已经在外界被一再揭露的周永康儿子周斌的恶劣行径至少有部分属实。 习近平上任党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至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副省部和正省部级贪官已经陆续被抛出了十几个,其中至少有曾经担任过周永康秘书,在四川官至副省长和人大副主任的郭永祥;以四川省委副书记身份进入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序列的李春城;前湖北省政法委书记吴永文;以及本文前面已经开列名单的蒋洁敏外加中石油的三位现任高官都被认为是习近平反腐已经是“剑指周永康”的铁证,而习近平如今陆续抛出一大票与周永康同属“石油系”高级别贪官是治罪周永康的前奏曲的可能性不能说一点没有,但在内部尽可能将周永康与这些曾经的直接或者间接的下属们进行分割的可能性更大。未来的周永康如果仍然还是平安无事的话,当然不是因为“调查”的结果证明了周永康同志的清廉和无辜,而是“剑指周永康”的政治风险被认真评估之后还是令习近平政权感觉有难以承受之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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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中国原铁道部官员苏顺虎承认受贿

中国铁路发展近年多次出现重大争议 中国北京市法院4日公开审理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兼营运部主任苏顺虎受贿案。 检方指控苏顺虎收受2400余万元的贿赂,苏顺虎当庭认罪。 苏顺虎受贿案是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贿案牵连的铁路系统十多名司局级干部的案件之一。 该案原定在上午10时30分开庭,但因押解苏顺虎到法院的警车被堵在八达岭高速公路,开庭时间因此被改到下午1时45分。 现年59岁苏顺虎是湖北人,在担任中国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之前,历任铁道部运输局货运计划处副处长、营运部货运营销计划处处长、昆明铁路局副局长。2012年3月12日,苏顺虎因涉嫌受贿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23日被逮捕。 检方指控苏顺虎接受了三家公司的董事长或法定代表人的贿赂,受贿包括房产、现金、首饰等等,折合人民币共计2400余万元。 报道说,对于有关指控,苏顺虎直认不讳。 苏顺虎说,他主要是通过批示文件、打电话、打招呼等方式,帮助行贿人解决煤炭或货物运输的问题。 庭审历时4个多小时,苏顺虎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会上诉。 就在一天前,原中国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被控贪腐案在北京市二中院公开起诉。 检方指控说,张曙光的受贿多达13起,在2000年至2011年落马前,受贿数额共4755万元。 中国媒体说,张曙光所在的远铁道部运输局在铁路行业内大权独揽,是铁路系统腐败的重灾区。 报道说,企业行贿往往需要上下打通多个环节,局长张曙光被抓后,副局长苏顺虎、客车处处长刘作琪、货车处处长刘瑞杨等,都先后案发被抓,铁道部窝案随之爆发。 (撰稿:田耕 责编:李莉)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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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吴思:官家主义社会转型困难

【编者按】“中国社会转型的基础是什么?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什么?”8月21日晚7:00,腾讯希格玛小剧场,作家、历史学者吴思做客燕山大讲堂,发表了题为《社会转型危机及应对》的演讲。吴思把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称为“官家主义社会”,中国经历世族官家主义—小农官家主义—地主官家主义,进入到毛泽东时代的“工农官家主义”,官家主义社会有维持和平环境的能力,但是具有不稳定性。转型国家两大类,一类是封建王国,如西周或日本、英国:很多贵族架着一个王,贵族有自己的地盘和权力,转型比较顺畅;还有一类官僚帝国,如法国、西班牙、德国:没有独立性,也没有权力制衡,即所谓的官家主义,转型比较困难。”以下为文字实录: 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什么?自秦汉以来,按照毛主席的话说“百代都行秦政制”,在他写这句诗时,文革期间认为还在行使秦的那一代政治体制。如果按照一百代来说,现在孔老夫子的后代才80多代,还会再写几百年。那秦政制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所要转型的社会对象是一个什么性质?教科书上说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是封建主义社会,越来多的人觉得这个概念不对,我也不接受。“封建主义”按古汉语的说法,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西周搞封建是分邦立侯,总而言之把一个地分给哥们或兄弟,在这个地上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府,独立小王国,一些小王上面有一个大王,这就是封建结构。秦始皇把这个废了,建立了郡县制,所以很难说秦始皇废的东西延续到现在,在语言说说不通。 如果用大家熟悉的经济组织形势来描述封建制度,发现封建制很像一个商会,一堆小老板推举一个大家信得过、忠诚可靠的、能干的大老板当会长,这是封建主义的结构、商会的结构。会长手伸得再长、再有权威也不能伸到别人的企业里,那是别人的家产。当年周王下面分侯各自的地盘不能收回,西欧封建时代是这样,日本封建时代也是这样。“封建”两个字是共用的,所以封建时代基本上是一个商会时代。而秦始皇建立的一个结构很像上市公司的结构,把几个小老板给灭了,带着几个哥们打江山,功劳最大的分侯,做稳江山后,杯酒释兵权,让这些跟着打下江山的铁哥们当股东和股民,每年领自己的利息,实际操作不要插手工作业务,聘一个CEO当宰相,聘一些MBA当县长,分管各个分公司、各个部门,那是一个上市公司的结构,代理人是这个金字塔框架的主体,最高层是皇帝(董事长),下面是随时可替换、三年一轮的代理人,这是上市公司结构。郡县制与商会制度差距极大,如果我们把商会制度称作封建制的话,绝不能把上市公司制度、代理人的金字塔说成封建,那叫什么?后人有许多说法,最常见的一个说法是“专制主义”,“专制主义”的确是一个说得通过的概念,但我觉得“专制主义”太模糊,没说清楚谁专制:是封建贵族专制就是封建主义,是无产阶级专制就是社会主义,是资本家专制就是资本主义,所以谁专制没有讲清楚,叫“皇帝专制”也行,但都没有说。后来魏特夫(德国人)到美国加了两个字“东方专制主义”,这比“专制主义”略好一点,但“东方”是谁?我们都是东方人,日本是,朝鲜是,越南也是,我们能专制吗?所以“东方专制主义”也太模糊。李慎之先生推的一个概念是“皇权专制”,这比“东方专制”好得多,但我觉得仍然有问题,这个概念比前两个都好,但我觉得都不好。所以我杜撰了一个概念—“官家主义”。“官家”古汉语概念里包含三个意思:一是皇帝,《水浒传》赵官家就是皇帝的意思;二是衙门,官道、官门,不管是县里、省里,哪个部门的,条条块块不是你们家的,而是公家的、官家的;三是对官员个人的尊称。这就是古汉语里“官家”的三个主体,基本内容是这三条,他们三个互相争夺地盘,皇帝强了压缩下面,衙门强了架空上面,官员个人强了把上面两个全都架空了。就是这样一个决策的体系、一个主力,当家作主,“义”是规则体系、法规体系。这三个主体都能够当家作主、都能立法定规,但不管他们怎么争夺地盘,当家作主、立法定规都在“官家”范围之内,所以我把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称为“官家主义社会”。 “官家主义社会”有不同的阶段,流氓打了天下后就是分田地,打江山打完后每人分几公顷地,后来实现了,而且一直在实行秦朝砍一个脑袋给一百亩、砍两个脑袋给两百亩,等他打赢仗了,自己手下士兵砍了一堆脑袋会有一堆地,于是出现了大地主、小地主,大地主、小地主的后代一代一代就有了官二代、官三代。所以汉到魏晋时期我称为“世族官家主义”。后来“世族官家主义”把“官家主义”折腾惨了,我们知道魏晋时倒退到封建时代又分裂了。隋唐总结经验,开始科举考试,不许他们天然地当官,可以考公务员。于是中国历史进入第二阶段,朱元璋打天下把一些大地主、大商人都灭了,就是因为官家和小农、富农共谋天下,然后选拔一批MBA给他当代理人、当官僚。那时我把朱元璋建的叫“小农官家主义”。再过几十年“小农”分裂了,有佃户和地主,佃户向地主缴租,地主向官府交皇粮,我把这个时代称为“地主官家主义”。“地主官家主义”这个时代有一个经典集团——乡绅,一只脚踩在土地上,一只脚踩在官僚里。 这是我对秦汉以来中国社会性质做的定义,我们谈的社会转型基础就是秦汉以来的。当然我们还得追着说几句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有很多说法,主流说法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难以从逻辑上进行讨论,社会主义有一个定义: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是谁?我们知道无产阶级的主体是农民工,但农民工是一个弱势群体,为了要工资有13连跳,如果这样的弱势群体是领导阶级在形式逻辑上陷入了困难;“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我们知道“农”也是弱势群体,尤其在征地的时候;“人民民主专政”,人民通过什么专政?宪法规定通过人大专政,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行使权利的主体,而我们知道人民代表60%、70%是官员,那这是人民民主专政还是官员专政?若是官员专政则是官家主义,人民专政的话人数比例也不对。所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请逻辑高手讨论,今天放下,说不清楚。还有一些观点,比如吴敬琏先生说“中国已经成为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容易讨论得多了,抓住了两个非常核心的社会主体:一个是经济主导者,民营企业影响就业80%,GDP60%以上,民营企业肯定是大头,是中国的领导阶级;还有一个特别强大的是权贵。但若说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核心词是“资本主义”,权贵色彩比较重。可中国是资本主义吗?用这个问题问资本或老板,“你能主义吗?你们能当家作主?能说了算吗?”不能,他们也担当不起:“党领导一切,我们只是给领导打工。”如果以这个问题问党,党肯定不高兴——“怎么是资本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领导。”这个话两个当事人不认,此概念谁好,主要当事人不认账,我们不能不遵从当事人的意见。怎么遵从当事人的意见?——“资本权贵主义”,“资本”色彩比较重的权贵主义。我觉得这更精确了,但在中国谁是权贵?当然是官家,这是我对当代中国性质的一个定性:中国是“资本官家主义”。 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有点攻击性,其实,如果三分天下,两分是赞美,一分是批评。第一分的赞美是,中国经过了上百年前赴后继的现代化努力走到今天,工业化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基本完成了,这是一百多年前我们前辈们的梦想,现在实现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年小农或地主官家主义80%、90%的是由农业创造的,现在农在GDP的比例中不足10%,90%左右主体是工商业创造的,而工商业领导者是资本,我们进入资本官家主义社会,意味着在生产力方面我们完成了前人的伟大梦想:工业化、现代化基本实现,这是资本官家主义的第一重赞美。 第二重也是赞美,毛泽东时代是什么主义?按此系列说下来:经过世族官家主义—小农官家主义—地主官家主义,进入到毛泽东时代,我称为“工农官家主义”,官家直接代替资本家管工人,代替地主管农民,当一个生产队长管佃农,只要在那个位置上逼着农民干活,农民偷懒、斗智斗勇,会很快发现你的心态进入奴隶主心态(现场笑),这是不可避免的,可惜不能拿鞭子抽,如果允许,肯定想抽。这意味着官家干部直接代替的这几个地主和资本管工人、农民,集中力量好办大事,比如兴修农田水利,比如一上来就搞五年计划,搞大项目。但也有大问题:工人偷懒,农民也偷懒。农民不干活,大田里的草非常茂盛,跟庄稼长得一样“茂盛”;工人也是,一天干三四个小时,当时我在一个厂里,属于大红旗飘扬的地方,我们做的是搬沙工,干了三四个小时,我不明白:为什么无产阶级、领导阶级对我多干也有意见?他们说定额做高了,让我们怎么办?现在也是。“工农官家主义”有优点,但缺点是效率低下,于是改革,改革之后把工人交给资本,能管就管,管不了就破产。我们知道中国资本家非常厉害,弄得现在农民工一天干活11个小时,一个月歇两天,但不管怎么说偷懒减少了,中国产品、中国制造销售全世界。农民也是,自作自受,饿死活该,能干就多干,我们知道大量的农民出来了,只有很少的人把 过去辛辛苦苦种不好的地种好了。所以“资本官家主义是“工农官家主义”的进化、演进,这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这是资本官家主义的第二重褒义,当然还有一层贬义:官家主义还是官家主义,不是民主主义。 官家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好处和缺点?最大的好处是打仗少了。我看李陵考证有独立王国的那个时代有400万常备军,当时中国人口(汉朝统计)是6000万,战国时肯定没有6000万,就算有6000万,3000万男人中一半老人和孩子不上阵,1500万男子中400万而战争而活,也就是说30%成年男子的劳动力是用于打仗的,如此想想社会的暴力浓度有多高?看公元前221年以前往前数的一百多年几乎年年都打仗,很少有间断,暴力程度很高,而且动不动斩首8万、6万,最狠的是40万,赵国成年男子就没了一半,这是封建主义的缺点。官家主义后,天下太平了,不许谁拥兵自重,独立王国给削了,那时常备军有多少?清末常备军有80万,清末将近4亿人口,4亿人口一半是女人,男女各2亿,2亿男人中老人和孩子不上战场,一亿成年男子才80万常备军,0.8%。一个暴力浓度是30%,一个暴力浓度是0.8%,这就是官家主义的好处。中华文明足以自立于世界之林,而且一度领先世界靠的就是这个维持和平环境的能力,我们建立的帝国体系、官僚制度是我们的优势。这是官家主义的优势。 不过有一个大缺点,即官家主义不长寿。中国的官家主义从秦汉以来到清朝,如果单算大一统的王朝,平均寿命是171年。如果加上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零碎的小国,平均寿命是67年。这是官家主义的问题,到时候就死。死因是什么?40%死于官变,比如曹操篡汉、王莽篡汉,赵匡胤兵变。还有40%死于民变,比如朱元璋、刘邦都是造反的,陈胜、吴广起来了。20%属于外敌入侵。这些都混合了,很难说哪次大变只有民变没有官变,或者只有官变没有民变,或者与外敌入侵毫无关系,外边边疆始终太平,但有一个主导力量。李自成把明朝推翻了,只能说明朝亡于民变。后来李自成把外敌引进来,只能说李自成亡于外敌入侵。资本官家主义的问题,还是难免王朝循环,而且这些入侵、官变、民变的威胁始终存在,这是问题,不稳定。 我介绍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介绍了官家主义社会的问题、长处和短处。到了当代,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官变,比如皇帝变了,皇帝内讧,打起来了,包括宗室之间的屠杀,比如李世民把他们的哥哥给杀了,朱棣把他的侄子杀了,这都是皇室内部政变。衙门就是宦官专权等都可能导致一个王朝崩溃。官员个人,曹操是官员个人,没有王室的身份,就把皇帝架空。这样的事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经常有。现在会怎样?王朝当年不稳定因素走到今天,今天没皇帝了,衙门还有,变了,增加了;官员个人也有。现在这种体系增加了新的变量,过去的67年、171年是那个时代可以维持稳定的时期,到现在还能不能持续这么长的时间?维护那么久的稳定? 先说皇帝。自从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中国就出了一个麻烦:最高权力传承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不能世袭了。最高权力传承的基本规则是什么?我们知道毛泽东选刘少奇,后来不成功;选林彪,林彪跑了,也不成功;后来选华国锋,华国锋没待几年被另外一个人推翻了。所以替代世袭的最高权力传承规则更加不稳定,变成了指定接班人制度,这是“官家主义”过去那些不稳定性现在加剧了,几乎每一个接班人都会出事。比如邓指定的赵、江,然后邓南巡对人有批评,内部其他老同志对这个批评有点说法,暂时稳住了,但非常险。要不是那么险,明天要审的人也不会到那么高的位置。接班人制度作为最高权力传承,一到换届就会出大事,比过去的稳定度差远了,最麻烦的是如此不稳定的指定接班人到现在更突出,因为邓可隔代指定,一下指定了两个,江不能指定,胡更不能指定。现在最高权力传承规则是什么?不是接班人指定,那是什么?很难表达,有点像红衣主教推选教皇(现场笑)但红衣主教推选教皇是教皇去世了,把红衣主教们关到屋子里商量,商量完不许出门,点一把火,地炉上一冒烟:新教皇诞生了。 衙门。过去的衙门吏、户、礼、兵、刑、工六户很简单。现在的衙门有四套班子,四套里比较麻烦,比如人大,人大在宪法上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衙门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要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达到了落实宪法的规定,那这个官家主义还是官家主义吗?成了半个民主主义了。所以这出了一个人大就很麻烦,衙门更不稳定,过去没有都不稳定,何况有了。另外是法院,《宪法》第126条就是独立审判,法院有权独立审判,一独立,依法办事,谁老大,谁说了算?谁主义?就是法治社会、宪政、宪法主义,于是就麻烦了,因为这不是官家主义了,变成了宪法主义或者宪政。所以这两个被称之为橡皮图章,他们自己也知道,经常反驳要变硬,但真的变硬“官家主义”会很麻烦了。法院真的要独立审判了,官家主义的基础也会动摇。所以一个衙门的变化比过去增加多了。 官员个人变得更复杂。过去官员个人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套的儒家理想;现在儒家理想变得更复杂,说不清楚。在这里岔开一下,中国此时此刻官家主义的存在是国际环境大变,这是第一大变化。过去中国是中国,天下就是老大了,现在发现不是老大,人家比我先进,向人家学习,要开放,要向先进文明靠拢,争取现代化,承认有别人比我们更高。此环境一变,就是李鸿章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先睁眼看世界的是魏源,是士官。中国近百年不像过去40%官变、40%民变、20%外族入侵,清末时有一个新变化,戊戌变法是“士”发动的,康梁变法;辛亥革命也是知识分子折腾起来的,孙中山是留学生。这些知识分子发现外面有更好的世界要学习、要赶超,纠住不放,他们成了革命灵魂,去找革命的材料。康梁找的材料是皇帝以及内部的一些人,没成功,想搞官变,知识分子找官员去变法,拉着皇帝去变法失败了;孙中山找流民、江湖,找民间暴力势力也找商人化缘,也找新军,就找体制内外的暴力以及新出现的资产阶级,这是孙中山那批知识分子所找到的革命材料、依据和基础。共产党也是知识分子,从陈独秀开始一直到毛泽东,他们到农村找材料,打土豪分田地,以土地激励农民搞革命,都是知识分子主导的改革或转型,但要找对材料。这些知识分子满脑子的思想从哪儿来?从外面来的,外面不是民主主义就是宪政或者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那一套。现在官员脑袋里装的是什么?我觉得大家都知道(现场笑)。他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他们在追求良心时,他们在追求理想时,很可能导致的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能是乱天下。我们知道戈尔巴乔夫好不容易上去了,那是一个优秀的官僚,最后把苏联给折腾跨了,把苏联的官家主义折腾跨了。“官家主义”不稳定性如此之多,条条不稳定,比起过去不稳定大得多。这说的是官家。 还有士农工商,这个“士”跟过去大不一样,“士”在中国一百多年以来主导了三四次革命,包括几次大危机和动荡,比如二十多年前那一次,五四运动、四五运动都跟天安门有关,这几次大动荡都是知识分子——“士”折腾起来的。资本发现有危机可趁,就跳进去、帮助一把,赞助赞助。这两个大集团跟过去不一样。过去小农官家主义,小农很好对付,现在几个资本合起来,构成一个环保组织,这个环保组织的力量能够动员的资源顶一个省、一个市,力量大不一样。所以“官家主义”的基础小农和地主已经变成资本官家主义,而且资本家都有知识。官家主义的稳定性在历史上追究到现在会发现千疮百孔,但别小看官家主义,别看官家主义千疮百孔,它仍然非常强大、非常灵活。 看亨廷顿写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他有一个说法:发现所有转型国家两大类——一类转型来自封建王国,像西周那样的社会或者向日本那样的社会、英国那样的社会,很多贵族架着一个王,贵族有自己的地盘和权力,转型比较顺畅;还有一种转型比较困难,即官僚帝国,也就是我所谓的官家主义。封建王国转型容易,官僚帝国转型困难。我们找实例会发确实如此,英国不用说;德国是封建王国,虽然折腾了好几次,转得也行;日本折腾了一次,转完了也行。官僚帝国特别能折腾,还转不好,比如法国自1789年开始转,一直到二战才消停,中间几次复辟几次折腾;西班牙是官僚帝国,早早开转,到1975年佛朗哥去世,新国王胡安·卡洛斯转型,到一九八几年才成功;俄罗斯也是一波三折,直到现在还没成功。我们是最成熟的官僚帝国,现在还充满着自信。这有什么道理吗?为什么?亨廷顿没说为什么,我替他找了找原因:一个重大原因就是唐太宗看士子考试与鱼贯而入时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我愿意升谁的官就升谁的官,我愿意撤他的职就撤他的职,精英都在我这儿。现在说制度自信、理论自信能否自信得起来我不敢说,但有一点是可以自信的:人才自信。公务员千里挑一,那都是精英,能考上的人,至少读书和写文章都是高手,那就是精英。一大堆精英集中在上层,相应的把下边掏空了不少。上层最善于学习和交流的一批高智商的人就是感觉不一样,就有本事让中国连续30年每年GDP增长10%,这个牛劲别的地谁比得了?所以这个自信是有道理的,就是因为官僚帝国把人才拢到中央,反过来把下面的精英抽空了不少。封建王国不行,封建王国每个贵族都是世袭的,世袭的治理水平应该是社会的平均水平。而治理官僚帝国的官员智商在平均水平之上,而官僚帝国还有强大的各自独立王国的实力,可以对抗王的参与,于是形成了一种权力制衡,所以转到民主宪政比较不容易。宪政局面、权力制衡,封建王国有底子,贵族所享受的权利、自由很容易往资本家身上扩张,再往工人扩张,民主就实现了。而官僚帝国都看上层脸色行事,既没有独立性,也没有权力制衡,一个一个还特别聪明,智商还特别高,所以官僚帝国转型困难是有道理的。 本文来源《腾讯思享会》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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