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要闻

英国文人罗素说过：民主政治就是选一个人上去挨骂。如果一个国家，民众既不能真的去选领导人，在台上的人又不让人骂，这个国家肯定没有民主。从言论自由的角度看，民主政治，就是民众有骂掌权者的权利，掌权者有容忍被骂的义务。那些还没有上台的政治家，也要做好挨骂的心理准备。 民主政治的有两个要件：一是公民参予，二是权力的监督。公民的参与也包括对权力的监督。言论自由既是参与的工具，也是监督的工具。言论自由是一种参与权，民主政治可能出现的流弊也需要言论自由来监督。要表达政见，要对当权者提出批评，要充分交流，都离不开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民主政治将即刻停止运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社会能够实现民主，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连最基本的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如何实现平等的享有民主权利？ 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言论自由是指的公开表达意见，不是私下议论，也称表达自由。广义的言论自由还包括用符号和象征形体动作、图像、绘画、雕像、音乐、音像等形式来表达自己言论的自由。而且，要行使言论自由需要有有公开发表见解、观点、立场、思想的途径与媒介，那就是新闻媒体和各种出版物。因此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分不开的。 民主社会是由自治、自立的公民构成的。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的关系，它们的深层根源是个体对自身的拥有权和自主权，从而享有对自己的思想、言论的自由支配权。没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个体的独立与自主，以及对自身的支配，就是不完整的。因此，言论自由来自于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与自由。言论自由与言论是否正确没有相关性。言论自由的前提不是要确保所有的言论都是正确的。既然言论是自由的，这也意味着，错误的言论也有自由。人人有发表错误言论的自由，政府不得禁止。就是说，在民主政治下，并不是有能力说出真理的人才有言论自由。诚如作家丁林所说的：言论自由只有一个目的，保证每个人能够说出他自己的声音，保证这个世界永远有不同的声音。 民主社会既是商品的自由市场，也是观念的自由市场。人们可以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商品，也可以自由地出售的自己的观念。如果每个人有经商的自由，那就应该包括办报刊书局、办电台电视台、办网站的自由，而这方面的自由须臾不能离开言论自由。在市场化的社会，言论自由也是赚钱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民主政治下的公民才有自由去消费到充裕的观念、舆论和思想。 民主政治下言论的自由市场有一个巨大的优越性，就是它能相对挤压（不是取缔）那些虚假的、不负责的、庸俗的、恶意的言论，而尽量不必动用权力去干预言论自由。公民作为消费者会自己做出选择。民主政治允许批评民主、甚至反民主的言论。因为一旦禁止这样言论，民主政治反而自身受到更大的伤害。宽容批评，是民主政治相对于其他政体的一个巨大的优越性。 言论自由还是其他诸多的自由与权利得以充分行使的条件，没有祷告的自由，就没有宗教信言自由，没有公共场所发表政见的自由，也就没有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甚至，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选举的自由。沉默的，不发表政见的竞选就是不是竞选，没有竞选，就没有竞争的选举。可以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民主意义上的选举。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反对党和反对派。不让反对派与反对党自由表达政见，选民如何知道他们是反对党？所以，离开了言论自由，甚至没有民主政治下的两党制、多党制，因为政党制度不过是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政治。 当然任何自由都不是免于任何责任的自由。不承担责任的自由是放肆。在民主政治下，言论自由也是与特定的责任联系在一起的。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都有普遍权利。因此，每个人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都是有边界的。比如说，行使言论自由时有尊重他人的权利与名誉、尊重公认的道德标准，不得煽动使用暴力、鼓吹战争，不得煽动仇恨与歧视，不得妨碍公共秩序，例如，不得在满座的剧场高呼：“剧场失火了！” 在民主政治下，民众的言论和一切行为不是为配合统治者统治国家服务。而是相反，国家的最终目的乃是协助个人自由地发挥其天赋才能，国家也应当每个人充分自由发挥与言论相关的种种潜能创造条件。言论自由，事关公民的潜能与快乐，事关社会的安定与对权力的制约，事关政治的参与与朝野的交流，事关社会的安定与文化的繁荣，因此，民主政治对言论自由权以维护为原则，以限制为例外。所以，在民主政治下，言论自由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充分保护。 本文来源《凯迪网络》 ——白衬衫

中共将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会推出怎样的改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周二（27日）宣布，将于11月在北京召开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主要议程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 分析人士注意到，这次将是20年来中共召开最晚的一届三中全会，而这次是十年一次的中国最高层领导人换届后的三中全会，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因此外界猜测，中共高层内部可能在薄熙来事件上仍然有争执，需要等完全达成对薄熙来处理的统一意见之后，才会召开三中全会 。 薄熙来与经济下滑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炜在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说，这是上届政府遗留下的问题，已经拖了很长时间，如果在三中全会之前不做出决定性的处理，很难对外交待。 但张炜指出，还有另一个重大因素可能是推迟本次三中会议举行的原因，那就是相比前两届政府，习近平和李克强面临更复杂的经济下滑局面，而他们尚未作好在全会上向外公布应对方法的充分准备。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在最高领导人换届的年头，一中全会是决定党的最高领导，二中全会是推出国家的最高领导，三中全会则是真正给新领导人举旗和打纲领的重要机会。 而目前中国的整个经济形势不佳，尤其在前几个月，相继出现银行资金短缺、经济增长放缓等不利消息，刚上台的习近平政府必须拿出一个能说服全党上下的基本对策，在三中全会上公布。 习近平必须在如何处理薄熙来问题上与中央内部的不同意见者达成统一，还必须就经济下滑做出能让共产党和老百姓基本满意的对策，所以需要较长时间作准备，因此推迟了开会时间。 制度反腐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此次三中全会的议程说得很笼统，称主要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令人感觉其中包括了国内外期待已久的政治改革。 早些时候中共党内著名学者俞可平在香港发表演讲时说，预测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在今年下半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动更大胆的改革。 张炜认为，在三中全会上，总理李克强会拿出一个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很像样的纲领，比如减少政府的权力、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比如农业的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等。 但是对于人们期待已久的政治改革，目前看来，新领导人能走多远还是个很大的问号，更可能的是，政治改革将只停留在反腐问题上，最多走到所谓的“制度反腐”这一步。 张炜指出，“制度反腐”的伸缩余地非常大，既不会完全让司法独立处置，也不会让媒体独立监督，反腐仍然会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但习近平会把它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拿到三中全会上公布。 明确强硬态度 习近平初上任时，把深圳作为他第一个访问的地区，曾引起人们对他很可能进行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猜测和期望，但是很快他就大踏步向后退。 他先是提出“前30年与后30年不可分割，不能用改革开放的后30年否定前30年”；之后又通过内部文件提出“七不讲”和16条；现在则加紧对宣传部门和网络等政治舆论的控制，尤其是反对提倡西方民主和普世价值。 习近平前后不一致的态度，给了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一个不定向的感觉，因此张炜认为，在本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政府将拿出一个明确的指导性意见的文件，表达当局加强政治控制的强硬态度。 因为习近平和他的同志们希望学习新加坡模式，在中国树立威权式领导人物，以此来整顿执政党的作风，平息老百姓越来越严重的不满，巩固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 （撰写：嵇伟 责编：李莉）

近日，北京警方以涉嫌“网络造谣”、“寻衅滋事”的名义，相继拘捕了网络推手“秦火火”、《新快报》记者刘虎，并以“嫖娼”的名义拘留了微博名人薛蛮子，一场声势浩大的网络整肃运动似已拉开帷幕。虽然此举声称是为了肃清“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环境，但背后的用意显然是“敲山震虎”，警告热衷于“传谣”的大V们：造谣、传谣都是要受到法律惩治的！然而，看了官方新闻针对秦火火的“批判”之后，我的感觉是秦火火的言论即便真是谣言也不可怕，可怕的恰恰是动辄用国家机器惩治“谣言”的公权行使习惯。 针对秦火火的不当言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政府或名人的攻击，涉嫌侵犯他们的名誉权；一类是以不道德方式包装、炒作个别女性，并从中不当牟利。如果后一种行为侵犯了特定人的权利并触犯刑法，可以依法惩治，但是一般需要受害人自己出面起诉，而且此类官司多属于民事纠纷，无需公检直接出手，在此且不赘述。前一类言论如果伤害了特定人的名誉，一般也需要受害人自己出面；如果雷锋的名誉受到损害，那么雷锋的家人可以出来维护他的名誉，“群众举报”不是动用公权的理由。问题是秦火火所涉及的都是“名人”。虽然名人也有受法律保护的名誉，秦火火不能恶意诽谤，但是为了便于社会监督公众人物，证明诽谤的举证责任很高。在名人的名誉权和秦火火的言论自由之间，宪法的天平向后者严重倾斜。 无论是雷锋、张海迪、杨澜还是军队将领罗援、戴旭，秦火火的造谣对象显然都是名人。他说雷锋的道德楷模形象完全是由国家一手制造的，真实的雷锋生活奢侈、为人虚荣，根本不是什么道德榜样，因而被认为严重玷污了雷锋的光辉形象。他说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说罗援的哥哥罗抗在外企工作是“卖国”，说戴旭在禽流感期间发表的言论“反人类”，组织网络水军攻击《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是“狗”，并编造了“红会郭美美”事件、“温州动车事故”处理事件和“李天一事件”中的某些细节。 先说雷锋——雷锋有什么不可“玷污”的？他是一个五六十年代打造的政治形象，现在早已失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但仍然是一些人的道德偶像。对于他们来说，尤其有必要还原一个真实的雷锋。如果崇拜了一辈子，最后发现自己的偶像原来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未免太遗憾了；与其如此，不如早点醒悟，另找其它更靠得住的精神支柱。如果秦火火编的雷锋生平是虚构，也犯不着动用国家机器；国家需要做的，至多是发布正版的雷锋生平，自然可以起到辟谣的作用。即便这件事情也大可不必国家出面，一个没有任何公权色彩的历史学者即可完成，他的说话还比政府直接发话更具公信力。 张海迪、罗援事件也同样如此。张海迪有没有日本国籍、罗援是否有哥哥在外企工作，都是可以公开验证的事实问题，自己出来澄清就完事了，没有必要搞得那么义愤填膺。张海迪是中国残联主席，具有官员身份；她是否具有外国国籍，是社会普遍关心的公共问题。如果没有，她也并非因为秦火火造谣就百口莫辩。作为公众人物，她完全可以亲自出面澄清。罗援的家族关系也是不难查清的。其实，即便他有哥哥在外企工作，难道就意味着罗援本人“卖国”吗？这种无厘头“推理”只能是“愤青”的思维方式，值得当真吗？秦火火得出罗援“卖国”这个没有事实根据的结论，只能是他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 秦火火对戴旭、胡锡进的攻击更是出于个人价值判断，而不涉及捏造事实，因而法律没有干涉余地。简单地说，他就是表达一个意思——“我不喜欢你！”。戴旭曾发微博建议，禽流感造成的损失并不比其他灾难如转基因更严重，并很有可能是美国的生物战武器。他说过此话是一个没有异议的事实，但这样的言论是否构成“反人类”，则见人见智。戴的粉丝会咒骂美国以表达对他的认同，秦火火则用“反人类”来表达对他的排斥。这种表达可能是理性温和的，也可能是尖刻粗鄙乃至不堪入耳的。骂脏话显然不可取，但并不能为法律所禁止。网上骂脏话的多了去了，法律有能力制止吗？如果法不责众的话，为什么单单惩罚秦火火呢？ 宪政常识是，人民有选择好恶的自由，也有选择表达方式的自由。如果说国家不能强迫我爱上帝，就更不能强迫我喜欢雷锋、戴旭或胡锡进。就和选择自己的婚姻一样，我有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人，而没有义务喜欢任何特定的人，并有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评论我不喜欢的人。当然，我没有权利造谣，我不能捏造不存在的事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没有诽谤任何人的自由。在任何文明社会，人的名誉是受法律保护的，雷锋死了也是有名誉的。但是为了保障公众知情权，诸如雷锋等公众人物的名誉必须在言论自由面前退让，尽管不是退让得一无所有；如果稍有失实即被当作“网络谣言”或“寻衅滋事”治罪，还有谁敢讲话？宪政国家对这个问题的普遍标准是，原告有义务证明被告具有“实际恶意”。换言之，只有证明秦火火及其团队确实明知故犯、恶意编造大量不实信息，才能依法追究其言论的责任，而信息是否属实则需要在自由举证基础上进行公开鉴定。 事实上，即便秦火火等人的言论失实，也是没有必要大动干戈的。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智者，都有分辨真假的能力，但前提是具备充分信息，而只有自由言论的环境才能保障信息充分。如果张海迪没有日本国籍，罗援没有在外企工作的哥哥，他们完全可以站出来澄清真相，而以他们的话语力量，我相信多数网民会还他们清白。相反，如果一旦出现不同声音就动用国家机器使之消失，那么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真相反而不可能弄清楚了。公权力可以将任何造谣者打入大牢，却没有能力消除谣言——即便货真价实是谣言——在人们心中产生的疑惑。对于秦火火捅出的这些“篓子”，我还没有看到令人信服的回应，因而仍然心存疑惑。这种疑惑并不是一条新闻联播的声明或秦火火这个人的消失就能消除的。 这样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政府出手整治网络言论的效果总是适得其反：一个社会的言论越不自由，政府公信力越差，谣言越多。当然，更不用说这样的政府透明度低，公权滥用的机会多，其中包括封锁新闻、掩盖真相的权力，而在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不少小道“谣言”真的成了“遥远的预言”。刘虎举报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渎职，也许是无中生有、“寻衅滋事”，但是如果国家因此出手使之消声，则不仅涉嫌动用公权庇护一个潜在的渎职者，而且可能把不久前刚刚掀起的“网络反腐”扼杀在摇篮里。没有网络的监督，各类渎职者、贪腐者、滥用公权者无所顾忌、大行其道，其对社会造成的实际危害是任何“网络谣言”不能望其项背的。 还是把属于言论的还给言论吧。网络是一种新生事物，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主体正在对中国社会转型发挥越来越大的正能量；抗拒和压制是不明智的，它只能使政府进一步丧失威信，甚至为“造谣者”造势。与其如此，不如还网络自由；除非网络言论构成商业欺诈、煽动暴力等真正意义的犯罪，公权还是不要介入的好。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