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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舆情综述 警惕“沉没的声音”爆炸 祝华新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5月28日   03 版）      警惕“沉没的声音”爆炸     5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在互联网上引起好评。文章寄语当今官场：“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从这个角度看，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网友盛大林在博客中称赞，文章有“人”味，为“民”言；接“地气”，达“天听”，让“人微言轻”的底层民众感到欣慰。“沉没的声音”如果得不到倾听和回应，就有可能导致矛盾的激化，甚至演变成“爆炸的声音”。天涯网友“于是乎”认为，需要反思的是,我们这个社会过于忽略甚至压抑了弱势群体的诉求和声音，冤情和怨恨情绪缺少宣泄的渠道。“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放大他们的声音，增强他们在这个社会继续生存下去的信心？”胡星斗教授曾经警告说，要警惕“强势集团欺压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滑向边缘群体，边缘群体中的绝望者可能沦为暴力群体”。     这是人民日报评论部系列文章“关注社会心态”的收官之作，此前4篇是《“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和《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天涯社区推出“天涯观察”指出：面对太多群体性事件，执政者该如何处置，确实考验其政治智慧。当百姓心死之际，就是惨剧发生之时，前车之鉴，血迹斑斑。若政府能够及时倾听到那些“沉没的声音”，同时，能切实解决网民所反映的问题，惨剧一定能避免。     新浪微博网友坦言：要做到真心的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其实，说穿了，就是执政者一方面对自己有无信心，一方面是对自己管理下的黎民百姓有多少信任而已。网友“言朔”感叹：党报这次发声振聋发聩，真要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构建利益表达机制，比任何时候都要急迫。网友“平凡旅程2010”相信：要让“沉没的声音”被倾听，重要是“表达管道的铺设、通畅和制度化”，为此需切实加大“民意、公共理性在基层选举中的分量”。      参选人大代表须循法律轨道运作     近日，知名网友李承鹏、五岳散人（姚博）等在网上宣布参选所在社区人大代表，在微博客上引发热议，《羊城晚报》、《扬子晚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于建嵘教授在微博客上议论：这是公民按照法律规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通过适当的宣传引导，让更多的公民了解自己的法定权利和义务，积极行使宪法规定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有利于社会政治发展；但此事不宜娱乐化炒作。所有宣布参选的网友公布真实姓名、年龄、户籍所在地等与选举资格有关的资料。网友“平平之民”批评道：“喊几个口号就要参选的人，是不是真把民主看得太廉价？请证明出你是否有能力、值得大家信任。”另一位网友平国实提醒：直接选举由县区、乡人大选举委员会主持，且受县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如何提供个人信息并向选举委员会推荐自己和向选民介绍自己等一系列法律程序，“并非打横幅、喊口号般简单”。网友“棍客”补充说，还要“防止有些人娱乐起哄”。     网友“一地鸡毛空间”建议：有条件的人先从竞选自己小区的业委会委员开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先学会解决最基本的事儿，再尝试解决广众的事儿”。      越南国会选举引关注     5月22日，越南举行了5年一度的国会选举，由6200万名选民直接选举国会这一越南最高权力机构，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决定权和监督权。这次选举差额数较大，从827人中选出500人，还出现了十几名自荐候选人，候选人须公示个人财产。选举结果，越南共产党牢牢掌握了国会的控制权，媒介称之为一项“执政党可控民主实验”。     王占阳教授在财新网表示：越南“民主化推进有一定惯性”，党内对民主原则有“某种尊重和敬畏”。网友“翔雕”相信：公权需要公众监督，否则就滥用公权为私用。北京海淀区网友称：“这是一种基于社会安全性的探索，越南人对历史的发展有考虑。”网友“小红妹”说：“越南的民主肯定层次太低，毛病特多，但重要的是——它已经开始了。”

2011年儿童节二题 ( 据本人录音整理 ) 一、还给孩子留连时光 中国的应试教育，已经提前到儿童阶段，义务教育搞成了应试教育。从幼儿园开始，提前把小孩的快乐给剥夺了。应试教育为什么这么坏，它就像我们的体育一样，我们的体育是竞赛体育，目的不是为了锻炼身体，而是竞赛获奖，应试教育的目的不包括培养人格，主要是为了考试。一万个人参加的体育活动，竞赛体育只认前三名，后面全是陪练，全是废品。一万名学生参与的应试教育，学校只看重能升学的前几名，其余的都“不成才”。 就像竞赛体育按照体育天才要求每一个孩子一样，应试教育也把每一个孩子当成智力天才来要求。让大部分孩子去学奥数，一定会像竞赛体育把大部分“体育苗子”训练残疾一样，使孩子的思维受到伤害，成为“奥数废品”。更一般地，我个人觉得，现在的学校对孩子的学习要求，应该只有少数人才能完成，其他大部分孩子的自信、自尊和思维，都将受到打击和损害。 有个词，叫“流连忘返”。童年应该有流连时光。刚才（电话采访的之前一会儿）看凤凰卫视，梁文道讲到，他小时候在河边玩，看蚂蚁搬家，这是天真无忧的流连时光。今天的孩子三岁以上就拉去认字、画画、学琴，也不管他 / 她的智能特，不管他 / 她左半脑，右半脑是什么思维，反正就让他 / 她学。 童年的流连时光对孩子的大脑发育可能有重要的益处。你看着一片草，一朵花，躺在地上看着天空，对着墙上的斑点的幻想，思绪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一个小孩如果有留连时光，他望着天空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是追问人生的开始。按照自然的天性，每一个孩子都是哲学家。这些点点滴滴，是童年的幸福。我们现在长大了，也许记不得小时候认识某个字的经历，但一定记得在小河边玩耍，在草地奔跑。 80 年代以后，小孩学习时间提前。从幼儿园到小学期间，都是上学、上学，上幼儿园，是为了上好的小学，上好的小学，是为了好的中学，上好的中学，是为了上好的大学。学校对学生的评价很单一，从小学开始，学生的学习任务就很重。 过重的学习任务，可能扭曲了小朋友的大脑的自然发育过程，对身体也不免有伤害。我目前每一个周末都发条微博，说现在的学生没有周末。其实不只是没有周末，现在的学生每天都睡的很晚，从小学就没有足够的睡眠。小孩子很早就起床去上学，走到街上遇到的是环卫工人和菜贩，工人还没有上班，公务员更要两个多小时后，九点才到办公室。 面对学校教育的压迫，有些家长说，我希望我家小孩不要多么优秀，我只希望他快乐，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是这样想的，他看到孩子每天背那么多书回来，做不完的作业，读不完的书，很不忍心，宁愿他学习不那么好。但家长这个愿望会落空。把小孩交给学校之后，就进入了学校教育的轨道，学校对学生的评价，就是考试分数。通过单一的评价，让小孩获得自信，怎么可能不要求他“学习好”，他还能快乐？他获得很多负面评价，他能获得快乐吗？ 每一个家庭都爱自己的孩子，可是，社会却不看重孩子的成长。城市的建设并不看重孩子的成长，许多城市不考虑供孩子玩乐的设施。社会对孩子的要求，为孩子提供的，只是学习、学习。我的家乡在嘉陵江边，十多万常住人口的县城，城市也算是初步繁华了，但是，县城长大的孩子不会游泳，因为没有一个室内游泳池，哪个家长也不敢放孩子去江里学习游泳。也没有羽毛球馆，乒乓球馆，足球场。当然，如果有，也没有多少孩子去玩儿，因为他们的课业太多了。 学校给了孩子们如此之重的学习任务，却并不培训孩子的人格。不注重教育他们学会友善和爱，以及训练他们判断是非的能力。“三好学生”的标准订得非常“实际”。虽然戴上了红领巾，告诉他们那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但并不塑造一点超越的理想。这就给孩子的人生铺垫了暗淡的底色。 我甚至觉得，相比之下，这种残酷的教育，还不如 80 年代以前。 80 年代前的童年特别简单，连省城的幼儿园都没有普及，小孩缺少教育，相对更自由。这当然也不好。但是，谁能说今天的孩子的成长环境，就比那时好。此外，今天的小孩还面临严峻的食物污染，连早餐奶工程都不保险，让家长不得不提心吊胆。我甚至想，如果我现在 20 来岁，我可能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生小孩来迎接这个世界。 二、文革乡村的童年 问：你童年是在哪里度过的？ 答：在乡村呀。小孩子在农村不务农，农村对小孩子来说，就只能叫乡村。乡村对小孩子的成长特别好。现在，中国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孩子生活在城市。城市的孩子先接触人造自然，先从电视和图画上认识大地、江河、动物、植物，乡村的孩子是反过来的，这个不一样，我宁愿选择后者。小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是乡村的庄园。 三十年来，乡村的变化是很大的，各个方面变化都很大。对于乡村文化来说，虽然文革期间有主动的破坏，所谓破“四旧”，但未见得有最近三十年间，以经济发展的名义带来的消失快。然后是自然环境的变化。我小时候上学的路边有一条小河，早就干涸了。最后是农村人口减少，小孩子已经没有了玩伴，他们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乡村小学减少，要走很远去上学。 问：乡村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答：我的童年覆盖着文革。当时，社会主义农村的行政建制已经十几年了，但把乡村传统文化连根拔起的过程并没有完结。我出生在何氏祠堂的院子里，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个院子有多少年了，传说早于“湖广填四川”。从“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来四川的第一代始祖的坟墓就在我家后山上。我很小的时候，看到后山上的许多祖坟被挖开，石碑被取下来做毛主席语录碑，就是把毛泽东的话，裁成像今天的微博似的一段一段的，书写在这些立在大路边的碑墙上。但是，何氏第一代祖先的坟墓没有人挖，到今天还在。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大人们在最后保留了那仅存的几座古坟时，说过一些敬畏的话。 我小时候住的屋子的石壁和木壁上刻着字呢。在我还一个不认识的时候，被人用石灰涂盖了，我现在还记得提着石灰桶来涂的那个人。还有一些有字的木匾，被拆除销毁了。我对那些字感到神秘。某一个字上的石灰掉落，我就用手指沿着它的笔画婆娑。在我上中学以后，我开始抠那些字上的石灰，大学期间的某一个假期回去，我把它抠完了。这时，开始有本族人来访，专门看那些字。 我还看到过学校斗地主。我爸教我离这种场合远点，告诉我地主是我们何家最值得尊敬的人。现在应该说，当时斗争的，是我乡传统文化的代表。土改期间，从他家搜去烧的书，堆了乡公所的半边戏台（旧社会留下的遗迹）。我大学毕业之后才知道，书被烧了，他家还藏了一本何氏家谱，在我小时候看到他们挨斗期间，自己躲在家里悄悄地烧了。我还在学校看到过宣判“写反标”的罪犯，我现在还记得宣判后，捆绑押解，他的妻子抱衣服追着哭的样子，听大人说，她怀有身孕。 但是，尽管阶级斗争已经兴起，人性恶的一面激发出来，另一方面，乡村还有传统的纯朴，人际关系也还有传统村庄的和谐。我记得，当我放学老是在路上徘徊，就可能听到有人大声招呼，那个什么娃到家里来吃饭。其实，那时家家户户都吃不饱。 那时候乡村还有读书人。现在的故乡还偶有残存的毛泽东的微博标语可以证明，他们的书法正宗。我的小学时，来了一位老师很了不起，我认为，我如果现在被打成右派，发配回乡教小学，我觉得我没有他牛！我有一篇写他的文章，是我惟一一次被读者杂志转发，长话短说，我想以此证明我的小学老师多么值得缅怀。 怎么样？这就是我的童年环境。我经历了乡村传统文化的黄昏。 问：记忆最深的快乐或不快乐的事是？ 答：现在来回答这些问题，经过记忆的筛选，恐怕不太真实了。当你经过那么多岁月，你会忘记童年的艰难和忧伤，觉得童年真好。这也是我们现在要给孩子们自在的童年的原因，我们不要让现在的孩子们的记忆里留下灰暗的记忆。 我觉得小时候比现在的孩子留连时光多，幻想出神的时候多。这是比现在的儿童幸福的事。但那时的孩子成长环境也相当严酷。我记得童年时很痛苦的一件事是，毛主席发表过一个对学校教育有颠覆意义的“五七指示”，要让学生学工、学农、学军。每年 5 月 7 号，要求我们交出我们的成果，向五七指示献礼，不交不行，全学区还要汇展呢。有人带去一个小板凳，一个篾器，多半从家里偷去的，说是自己做的，老师也知道怎么回事，但还能交差，很荒谬。但我自己做不来，又不愿意偷家里的东西，非常痛苦，每年提前好多天就开始痛苦和焦虑了，现在还能回忆起那种感觉，令人诅咒。 此外，我觉得我十岁左右就对对农村的凋敝和农民生活的痛苦很有感觉，我就在想这种痛苦跟三国演义里讲的黄巾起义前的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有什么不同。这也算是令我不快乐的事。上高中的时候，经举报我的笔记本里有危险思想，开了一个全校批判会。我觉得这是从小缺乏管教造成的。 问：童年都读哪些书？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书？ 答：跟今天的孩子们从幼儿园就开始背一个大书包相反，文革期间的小学连课本都稀少。童年的学校教育乏善可陈。语文课是读语录本，头几课是几个万岁。这些万岁们现在在某些网站又以深情的方式重新登录了，不难看到，我不想提了。 连环画是儿童时期的记忆。样板戏的连环画肯定也看，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天仙配等涉嫌封建文化的连环画。当时能复述，现在也还记得那些图画的样子。再长大一点，我就看水浒和三国的繁体字版了。小学高年级时，在外公家看到三国演义繁体字版，没了封面，我就不由分说带回自己家了。我看着繁体字亲切，这要感谢我家的碑壁，还有我的小学老师，他在教我们认字的时候，常常把繁体字写到简体字旁边。 我觉得，今天的孩子比较可怜的是，一旦进入学校的轨道，就没有自由阅读的机会。直到高中毕业，许多学生没有通读过一本经典小说。我觉得，这可能会使人情感单薄，成为一种人生的缺失。 问：童年时有没有设想过长大后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 答：我当时大约是朦朦胧胧地渴望着一种求知的，壮阔的人生，一个童话般的远景在激动我，没有具体地想过要做什么人，没有以某个生活中的原型做为我的楷模。我第一次写作文，抄了一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上去，联起来是不是通顺，我记得不了，但我记得，最后一个符号还是逗号，我没有写完就交了，觉得没法写下去。但老师帮我加了几句，在最后面放了个句号。还在上面那句话旁边批了一句，“这个志向很好”。我记得当时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志向是什么意思。 我依稀记得童年有一种孤独感，并体验着某种神秘，忧伤和恐惧。在忧伤和恐惧中耽于幻想。其中一种幻想是，人间以后怎样才会更美好（不好意思）。我觉得我在上大学时，虽然学的是很纯的理科，但还抓住柏拉图，康帕内拉，圣西门等人胡乱看了一些，跟这种少年孤独中的幻想有关。当然，这都是浮云。后来，我确立了我真正臣服的对象——罗素。不过，我当时就知道，上帝给我的智力，只够我抓住他的衣角飞翔很小一段。翻到他的巨著的任何一个页码，都有可能突然让我找不知道他飞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自己就已经掉了一下来。 但我也早我想通了，我不是一个天才，这不妨碍我建立与时俱进的人文价值观念，这也不错了。 ( 2011-05-31)

哥斯达黎加2010年人均GDP为7350美元，排名世界第68位，但在各种“幸福指数”排名中该国都名列前茅，其GDP与幸福指数之间的差别之大仅次于不丹，这是为什么呢？我上个月去哥斯达黎加转了一圈，发现这个国家可以让各种治国理论都找到根据，同时也是各种原教旨主义者的坟墓。 有人认为一个国家的好坏完全在于人种，哥斯达黎加的白人和白-印混血占95%以上，黑人只占3%，但其实除了海地等岛国，以及伯利兹之外，周围几个中北美洲国家的差别其实都不大。 有人认为人均资源是主因。哥国总面积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400万，人口密度是中北美洲最小的，人口出生率也是最低的，但与其说这是原因，不如说这是结果。 有人认为环境好是主因。哥国自然环境确实好，但据我观察，普通哥斯达黎加人的环保意识远不如北欧，首都圣何塞大街上垃圾很多，渔民们偷起乌龟蛋来毫不手软，哥国的环保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府行政命令在运行的。哥国最早的自然保护区居然是一个瑞典人建立的，这个保护区的建设过程充满了强权意味，在今天的中国会被认为是“强拆”，而这位瑞典人几年后去另外一个地方搞环保，被当地人谋杀了。 有人认为宗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但哥国的宗教气氛是中北美洲里面最小的，天主教势力一直低微。当然，该国信教的人数依然很多。 有一种地理决定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现状与其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哥国是中北美洲倒数第二窄的地方，矿产稀缺，热带雨林密布，西班牙殖民者都不愿住。最窄的地方是巴拿马，但因为运河的缘故反而更受到重视。也就是说，哥斯达黎加是中北美洲最不受西班牙殖民者重视的地区，以至于自然资源保护得很好，没有遭到太多破坏。这确实是一条很重要的因素，但北边那几个小国，包括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其实也都差不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这几个国家比起哥斯达黎加来都差远了，天天打内战，经济一团糟。 有人认为民主是决定因素。确实，哥斯达黎加是中北美洲民主制度保持得最好的，选举制度进行了很多年都没有停歇，甚至二战期间也没有停止。而冷战期间该国是很少几个仍然允许共产党合法参选的“右翼”国家。但是，民主制度并没有杜绝独裁者，哥国历史上出过好几个独裁者，这个国家也经历过很多动荡不安的时期，直到出了一位“恐怖分子”为止。此人就是被称为哥斯达黎加之父的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Jose Figueres Ferrer）。 此人是西班牙移民的后代，曾经去MIT工程系读书，回国后建了个农庄，最多时有1000名雇农为他干活。他在自己的农庄内搞“农民社会主义”，为雇农们修建集体宿舍，为他们提供廉价医疗服务，还专门开辟了一块菜地和一片牧场，为雇农们提供新鲜蔬菜和牛奶。后来他参与政治，因为观点激进被哥国政府认定为恐怖分子，并被驱逐出境。 1940年，亲共的卡尔德隆•瓜蒂亚（Calderon Guardia）当选总统。此人为了拉选票，对穷人做出了很多承诺，开了不少空头支票。上台后他摇身一变成了独裁者，遭到来自各方的反对。这种情景早就被一位名叫马里奥•桑卓（Mario Sancho）的教师预言到了。他在1935年写了本小册子，标题叫做《哥斯达黎加-中北美洲的瑞士》。他在这本小册子中指出，哥斯达黎加实行多年的民主选举制度是一个谎言，因为农民会将选票卖给地主，地主再卖给政治家，所以光靠选举解决不了问题，仍然会出现独裁者。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从技术层面上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态，使之摆脱左右两种意识形态的控制，走一条中间道路。 受桑卓的影响，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成立了“国家重大问题研究会”（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National Problems），费雷尔就是这个研究会中的一名成员，他后来的一系列政治改革的思想基础就来自桑卓的这本书。但他意识到自己的理想不能靠民主来实现，必须动刀枪。1948年的选举给了他这个机会。当年的选举结果非常接近，瓜蒂亚和代表右派的总统候选人奥蒂里奥•乌拉特（Otilio Ulate）票数几乎相同，当时的左派政府在瓜蒂亚的授意下宣布选举结果作废，于是支持乌拉特的费雷尔决定起义，率领一支游击队和政府军打了一场内战。这场战争持续了44天，超过2000人战死，是哥斯达黎加建国以来伤亡最大的一次军事冲突。善于打游击的“叛军”最终获得了胜利，接管了哥斯达黎加政府，费雷尔则担任了哥国的临时总统。 后来的研究表明，那次选举真正的获胜者其实是瓜蒂亚。 费雷尔上台后立即施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左右两派各打50大板。比如，他一方面宣布取缔共产党，另一方面则向大资本家课以重税，打击哥国的垄断资本，鼓励经济多样化。之后，他宣布成立无党派的最高选举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督今后的总统选举，并给予黑人、华人和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以及妇女选举权。与此同时，他宣布取消军队，从根本上杜绝了军事政变的隐患。这几样事情是多年的民主政府都没有做到的，最终被一位依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恐怖分子”做到了。 18个月后，费雷尔如期退位，将总统宝座让给了乌拉特。但在此后的总统大选中他先后3次获胜，一共担任了12年真正意义上的哥斯达黎加总统。 在他的管理下，哥斯达黎加走上了一条真正的中间道路。哥国严禁左派组织进行反政府活动，但又拒绝美国利用自己作为镇压中北美洲左派游击队势力的大本营。哥国提倡言论自由，但却给媒体以很大的限制。比如，哥斯达黎加将 Desacato Law 写进了宪法，这项法律的大意就是媒体不能任意诋毁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如果有人指控媒体诽谤，则媒体必须自己拿出证据证明消息来源的可靠性，如果拿不出证据，记者就要坐牢。这项宪法引起过很大争议，但确保了哥国媒体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总之吧，这个国家的历史非常有意思，我写的也不一定对，希望喜欢政治的人有空好好研究一下，为我们科个普。顺便做个广告：我写的哥斯达黎加游记刊登在今年第16期《三联生活周刊》上，封面是“清华基因”，敬请关注。 每日一歌：Matthew Barber-《And You Give》：

中国的人口为什么这么多？答案当然不是中国人的生殖力比别的民族强，而是因为中国的粮食亩产量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这又是为什么呢？100多年前，有位名叫富兰克林•金（Franklin King）的美国农业土壤局局长访问了中国、日本和朝鲜，并于1911年出版了一本名叫《四千年来的农夫》（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的书，试图回答上述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粮食亩产量高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以粪为肥，保证了中国的农田在种了4000多年的粮食后依然肥沃。西方人则只学会了刀耕火种，或者依靠休耕来恢复地力，复种指数比中国低很多。 大粪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这么宝贵呢？答案是氮元素。 分析一下植物身体的元素构成，你会发现含量最多的是碳氢氧，它们可以从水和空气中获取。含量排第四的是氮，蛋白质和核酸中都含有氮，但是氮没办法直接从空气中获得，因为氮气属于惰性气体，很难参与化学反应，需要变成“活性氮”，比如硝态氮（硝酸）或者氨态氮（氨气）。这个转化过程需要消耗能量，自然界的活性氮只能来自三个方面：闪电、某些土壤细菌，以及固氮菌。前两种方式转化率很低，总量不高，固氮菌虽然效率较高，但它只能和豆科植物共生，依靠植物提供的能量完成固氮过程。活性氮也可以通过反硝化过程重新成为氮气，自然界的“活性氮”总量一直是相对稳定的，“氮循环”一直处于某种平衡状态，并维持了几亿年。 然后人类出现了。 人类发明了农业，土壤中的氮元素逐渐被消耗殆尽。古代农民不认识氮元素，但也都知道“地力”这个概念。刀耕火种和休耕都是恢复地力的好方法，本质上就是让土壤中的微生物，以及闪电产生的活性氮随着降雨而补充到土壤中去。中国农民也不认识氮元素，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尝试以粪为肥，终于部分地解决了氮缺乏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粪肥在很多热带地区并不适用，因为太脏了。事实上，有人认为中国人对细菌的抵抗力之所以比较高，原因就是多年吃沾染粪便的食物。 但是，随着人类逐渐向城市集中，氮元素的净流失越来越严重，农田缺氮的问题日益突出，成为限制粮食产量的那块短板。这个问题直到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李必希（Justus Liebig）搞清了植物的“食谱”（即氮磷钾理论），并发明了矿物质肥料后，才终于得以改善。再后来，德国化学家弗雷兹•哈伯（Fritz Haber）发明了一种廉价的氨气制备法，以消耗化石能源为代价，把空气中的氮气转变成氨气，进而合成出了化学氮肥。这件事对人类、乃至地球生态环境的改变非常之大，至于说这种变化是好是坏，各人有各人的判断。 中国人口多，耕地少，急需提高亩产量。这里面当然有精耕细作、水利设施，以及袁隆平等人的功劳，但最需要感谢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化肥。据统计，中国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但是却用了世界上35%的化肥，其中最主要的化肥就是尿素，目的就是补充氮元素。 尿素的生产需要消耗大量化石能源，加剧了全球变暖。但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这个，而是氮循环的失衡。人类每年依靠化学方法从空气中固定的氮早就超过了自然界固氮的总和，研究表明，地球每年可以承受的固氮总量不应超过3500万吨，目前的水平是1.21亿吨，远超临界值。这么多氮元素进入生态系统，不但会污染空气和地下水，增加癌症和心血管病发病率，而且会造成水体的营养过剩，导致蓝藻过量繁殖，杀死江河湖海中的鱼类。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其它方法都是小打小闹，关键是如何减少化肥的使用。而对于这一点，不同领域的人士争得面红耳赤。某些环保人士认为有机农业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只要算一下氮的平衡就不难发现，有机农业永远只能是小范围、高投入的产业，很难扩展到整个农业体系。 那么，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呢？请看我在这期三联上写的《氮的问题》（封面是本拉登）。 （据说这个封面引起很多人不满，大家真是闲的氮疼啊，需要狠狠地扯一扯啦。） 每日一歌：Lee Morgan-（一首非常带劲的疯克爵士乐）:

　　我大学时代的一位女同学，长得挺好，追求者众。其中一位进修生，会拉小提琴的络腮胡子，追她追得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为了博得青睐，他经常请这位女生下馆子，进修生有工资的嘛。有时，甚至连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同乡，他也一起豪气干云地捎带着请了。我赶上过一回，在学校旁边的小饭馆吃炖吊子，就是砂锅炖猪大肠，大料生姜腐乳没少放，咕嘟着泡泡端上来之前，再泼一勺生蒜汁，香啊！用今天的时尚语言描述，那是“各种油腻，各种解馋”。 　　这件事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吃人的嘴短，我们经常劝同学从了这位老兄，这样我们或许还有下馆子的机会；二是再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只要吃到炖吊子，都会想起这位老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