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工业思维批判   段永朝（财讯传媒首席战略官）   互联网是一个文明史上的千年大事，它可能会迎来灵性的回归   我先从一幅漫画说起。小时候看过一幅体育漫画，至今还记得。在一个举重赛场，戏已结束，观众散场，一个清洁工大妈把杠铃这边抬起扫一扫，那边抬起扫一扫——这个漫画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太正眼看某些事情的时候，太煞有介事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被解构了。   “意义互联网”的这篇文章，虽然我位列作者之一，坦率讲这篇文章的最终成稿，我自己都没怎么仔细看过。意义互联网是个大话题，也不是说所有的意见我们三个人都很统一。比如最后发表的时候，叫“适当的社会”，我就强烈反对这个词，当时我推荐的术语是“恰当社会”，我认为“恰当”读上去琅琅上口，“适当”这个词我认为软了一点，还有一点“适应”的意思。“恰当社会”说的不是适应，而是“刚刚好”的状态。这个状态试图对抗马尔库塞“单向度的社会”的说法。   今年 5 月 11 号在杭州参加淘宝十周年活动的间隙，我和胡泳、俊秀聊这个话题，我给他们举了一例子，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的一本书，控制论创立者维纳写的《人与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这本书里，维纳提到了美国诗人 Oliver Wendell Holmes （ 1809-1894 ）写的一首诗《奇异的单马车》。这辆使用了一百年之久的单马车，充分显示了令人称奇的精湛设计，“以致无论是车轮、车顶、车杠或座位，都没有显示出任何不经济的、其磨损程度超过了其他部分的地方。”（参见《人有人的用处》，商务印书馆， 1978 年， p.45 ）这就是说，“好”的马车之所以“好”，就是当它坏了的那一刻，所有的地方都一齐坏了，不存在一个地方比另一个地方更坚固的情形。如果说，你穿的一双靴子帮都开了，底子不坏，这就不是“好”的鞋子。所以什么是“恰当性”？就是“刚刚好”。   “刚刚好”的社会，其实跟今天追求速度、 GDP 增长主义的工业社会是针锋相对的，也跟任何文艺复兴以来乌托邦的社会思潮是针锋相对的。工业社会和乌托邦共享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自私和稀缺”。所以他们推衍出来的“社会进步”的景象，有赖于“物质的极大丰富”。今天工业社会证明自己正当性的最大理由，就是“丰饶社会”，它的技术轴线是“速度革命”，是对自然的大肆掠夺、猎杀和“逼索”（海德格尔的术语），它是以占有为目的的。   在工业社会里，你会看到大量的分析师、投资家、企业家的图表，它都是描画一个“上翘的箭头”，以此来证明其正当性。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信息社会的分析师，所操持的语言与腔调，也不过如此。这个“上翘的箭头”，你不知道它指向何方。   所以思考互联网，我觉得“恰当社会”可能是一个好的切入点。但需要同时警觉的却是，对工业思维的反思、批判，或许只是将工业思维埋得更深而已。   我跟汀阳老师十几年前见了第一面，今天见第二面，我对汀阳老师的学识十分景仰。但容我说这么一句，或许我们在传统思想里浸泡得太久了，我们的根子在不知不觉地汲取着来自古典的养分，我们被“深度格式化”了——但却很难自知。对此真的有点悲观。每当我意欲将工业思维作为批判的对象，审视之、解构之、反思之的时候，我总担心是否已经误入歧途？我说的悲观，是这样一种战战兢兢的情状：我们真的能拯救自己于工业思维的齿轮和铁皮之下吗？   这恐怕只是理解互联网思维的一个序曲。当然，我们还得从脚下出发，虽然所有的词语都是可疑的，都需要略加脚注以后才能使用，但我们不可能不挪动脚步。美国学者 Jackson Lears 在《丰裕的寓言：美国广告文化史》一书中细腻地指出，消费社会现已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也被“吸收”成为消费景观的组成部分。“这种无休止的指控是游戏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批判的幻影，为谎言加冕的反谎言——是消费的语句和倒反。只有这两个斜面才能构成这个神话。”（ p.230 ）作为工业社会的高级阶段，“如果说消费社会再也不生产神话了，那是因为它便是它自身的神话。”（ p.227 ）与消费打情骂俏，一方面直通通地“消费”它，另一方面又煞有介事地“呻吟”着，这样的情状，已经让所谓的“批判”彻底地沦陷了。   这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起点”，不得不努力辨识的“起点”。这就是我所说的“带毒运行”的状态。   由这个所谓的“起点”出发，小心翼翼地“说出”什么对未来的看法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看到的东西，可能在未来会显路出它的古怪之处。我们今天思考着的东西，未来恐怕会漂移出我们的“视界”之外，对此我们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我举三点。   第一，我觉得未来互联网会面临一个最可怕的挑战，就是“精神分裂”。就像德勒兹和瓜塔里（ Deleuze and Guattari ）合著的那本大部头著作《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所说的那样。德勒兹试图重新定义“欲望”（力比多之流， Libido Flow ）以及“欲望的生产”。他不满于传统哲学对“欲望”的污名化，即只是将欲望作为需要管束、压抑的对象。他认为欲望是积极的、生动的、生产性的。用德勒兹独特的术语来说，资本主义通过解放与异化的双重过程，实现了对欲望的“解辖域化”，但同时将欲望逼到了精神分裂的边缘。精神分裂并非指某种疾病或者个体身体的病态，而是指作为一种精神的非中心化的力量，精神分裂使主体意欲脱离资本主义现实原则的束缚，抵抗资本主义解放主体之后再度异化主体的图谋。德勒兹说，精神分裂是迈向后现代解放的基础条件，而分裂的主体则是资本主义内部颠覆的真正的力量。   结合我对汀阳老师“共在存在论”的粗浅理解，精神分裂的根由，就是主体的共在性或者说同在性。孤独的、特立独行的个体主体哲学破灭了，个体的重要性让位于关系的重要性（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关系），让位于彼此印照、依存的第三态。互联网，恰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可能的空间，可能的存在感的空间。将来很清楚，我们似乎一下子透明了，但你同时会体悟到，其实越透明越陌生。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更深的奴役。会有一大堆欢乐的羊，也有欢乐的舞台，但我们再也无法用以往的术语言说欢乐或者感知欢乐。欢乐成为陌生的惊喜。这丝毫不奇怪。因为今天，意义本身早就抽离出我们的生活，它需要附着在别样的生产机器之上（德勒兹的“欲望机器”）——但这个“共生的机器”尚在襁褓之中。今天的工业社会（或者消费社会），意义只是符号的存在，是死寂的、干巴巴的，是空洞而教条的，是总体性的、普遍性的，而不是个性化的。我们今天消费的不是物品，是物品上面附着的文化符号。工业时代到了晚期就是这样的（可参考鲍德里亚的论述），所以未来我觉得会引发文化大萧条一样的精神分裂。   第二个可能算是一个好消息。对工业时代的整体看法，我有一个比方，叫做“甩干筒”。工业时代是巨大的甩干筒，指的是工业时代总体上是“杀死灵性”的过程。尼采之后的哲学传统，包括海德格尔、韦伯、德勒兹、巴塔耶，对工业文明、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有一个内容，就是认为工业时代将神灵驱逐出了人的世界。其实我认为不止工业时代是如此的，工业时代只是驱逐灵性的总爆发而已。这个可能要上溯到汤因比所说的高级宗教诞生的 2000 多年前，或者要上溯到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高级宗教与轴心时代，是指人类几大文明似乎在一个狭小的时间窗口期内，奔涌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溪流，转而汇聚成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的文明长河。   在这个文明长河中，宗教的基本形态是人格化的、系统的、与世俗生活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嵌入的，或者说其实是世俗化的。我认为高级宗教出现之后，甩干筒就摆在那里了。这种文化思潮的一个特征，就是追溯、探寻所谓的“终极意义”。终极叙事的传统绵延流长，工业文明的终极叙事，只不过是“大写的人”、“理性的人”、“进步主义”等等。我们今天的文明冲动，依然不能摆脱追本溯源的念想，不能摆脱“一揽子建构宏大体系”的欲望。还原论、本质主义、总体性、两分法等等，总是让我们相信有至高无上的神在那里，这个神在自然科学里面就是牛顿或者爱因斯坦的那个神。我们相信，最后总可以把“那个东西”手拿把攥地捏在手里，什么东西呢？本源、本质、真理、太一、道、梵天，不一而足。   工业社会到底是把什么甩出去了呢？就是把灵魂甩出去了，把灵性杀死了。我说的“好消息”，就是我认为互联网是一个文明史上的千年大事，它可能会迎来灵性的回归（参考我和奇平的书《新物种起源：互联网的思想基石》，商务印书馆， 2012 年 11 月）。这个灵性，是比高级宗教、人格化的神更久远的灵性，是原始宗教、泛灵论时期的那个“神”。所以，互联网可能会迎来一个“人神共在”的世界，这是“泛神”的世界。这个时间关系很难展开来讨论，以我自己的见识也觉得需要深入思考，现在只能说期望如此。如果不这样的话，我觉得未来互联网世界就少一张至关重要的“牌”。（赵汀阳：有什么迹象呢？灵是怎么回归的？）汀阳老师问了一个直率，且无法回避的问题。不过我想先把第三点说完，回头再谈几句感想。   第三，讲一下技术问题。今天美国人对互联网的兴趣已经超越了“比特意义”的互联网，已经在玩更高级的人工智能，比如脑机接口、脑神经网络、类人脑、具身性智能（ Embodiment Intelligent ）等等。这势必会带来一个问题，即未来的“人”，还是今天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意义上的这个人吗？我对此深以为虑。   比如，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给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希格斯粒子。这个粒子被称作“上帝离子”。我认为，这意味着超弦理论以及标准模型会进入理论物理的主流。过去超弦也好、标准模型也好，都只是大胆的构想，保守的主流物理学界对此甚至是不屑一顾的。我觉得这将再度点燃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想像。简单说，就是多重宇宙、平行世界的理论架构，或许并非仅仅是科学幻想。   联系到互联网，大家想想看，今天的赛博空间中，人机对战、角色扮演、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以及人工生命、人工社会、复杂网络等学科的蓬勃景象，无一不展现出某种征兆：原子世界与比特世界的彼此缠绕、卷入、镶嵌，将以超乎人们传统想像的方式，大步向前。   汀阳老师刚才问道，迹象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是迹象。我认为未来的互联网会日益变得有“温度”、有“情感”、有“味道”，这一定会大大超越我们今天的时空观、世界观。互联网将抛弃传统思维中“确定性”的思想，将拥抱复杂性思想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却不是古典概率统计、通信工程中命名的“背景噪音”或者“知识的不完备性”。传统思维看待“不确定性”，总是认为这只不过揭示了人的认识的局限性，而理性“终将”把这些怪异的玩意儿一扫而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永远是笛卡尔式的、牛顿式的清爽世界，是用漂亮的公式、光滑的曲线、明晰的运动轨迹来刻画的世界。想想看，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思想的主线，不就是这样的吗？   那灵性如何回归呢？这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首先我觉得思考、探索、表达这个问题的方式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天人合一”只是一句勉为其难的解说词，其实骨子里我们得承认“不可言说”，“不可说”。我也就只能尝试下“强说之”。互联网多重空间的展现，摆在汀阳老师这样的哲学家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多重主体？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哲学，有一个说法叫“身体转向”，比如梅洛－庞蒂的观点就是这样。千百年来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人的肉乎乎的身体，有温度、情感的身体，不是被宗教贬抑为肮脏的欲望的载体，就是被现代笛卡尔哲学归集为抽象的主体而忘却掉，忽略掉。我从互联网这里看到了身体回归的可能。具象的身体不再只是一团肉，或者尊贵主体的寄居地，它自身就是哲学的主题，也是神学的主题。   想像一下未来我们两个肉身相见，无论是否相识过，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我们的虚拟化身就会告诉彼此的肉身，对面是谁？是怎样的人。将来生人和熟人没有区别，因为我们刷一下眼镜，彼此在赛博空间里的存在就有了交集。在这个意义上说，多重空间带来的颠覆或者想象是巨大的。   最后总结一句话：思考互联网，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传统的学问统统需要改写。比如经济学， 2008 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其实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经济学危机”。英国《卫报》观察家栏目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此番金融危机的根子，在于古典经济学、金融学的大量数学公式的滥用，比如瞩目的期权定价公式 Black-Sholes 公式。华尔街的分析师和投资者们，在套用这个公式计算价格、设计金融衍生品的时候，完全把这个数学公式得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抛之脑后。我们今天套用的公式、套用的思想、套用的理念，一部分已经透入骨髓，成为所谓社会秩序、伦常纲纪、思想方法的组成部分，用法国后现代学者利奥塔的话说，已经成为流行于世的“宏大叙事”。社会学也是如此。今天的所谓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心理危机等等，其实是社会学危机、政治学危机、心理学危机。简单说，我们的学问，还深深扎根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当然，这倒不是要得出一个反传统文化、反传统经济学、社会学的什么结论，如果这样的话就太浅薄了。至少，我的想法是要提出问题，提出更加基本的问题，要对我们耳熟能详的术语、理念，乃至存在状态表示怀疑。我常说，我们是“带毒运行”的状态——这里马上就需要补一句话，“带毒”？那岂不是要呼唤“解毒”吗？不是的，解毒，是纯净水思维，是逻各斯主义。带毒并不可怕，可怕的恰恰是“误读”啊。   附带说明一下，为什么谈意义互联网这个事情呢？俊秀年初跟我谈意义互联网的说法，我立刻觉得这是个好词儿，一拍即合。的确像他所介绍的那样，香农（ Shannon ）的信息论，其实不是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意义上的信息论，只是通信的、工程的信息论，意义是被抽离掉的。 2004 年俊秀主编的“数字文化与经济管理丛书”中，我有一本书名字叫《比特的碎屑》，里面谈到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境况，其实是一种“被许可的计算”，在丰富多彩的技术世界背后，总是会有一个看不见的操控的手。这个操控的手，今天是在技术专家、极客、新闻媒介、大亨、投资者的手里。这其实是传统互联网的样貌。我们今天的互联网，其实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这个样貌。   传统互联网中，意义的生产方式依然是工业化的，即“先生产后消费”的程式。未来的互联网，我觉得意义的生产方式将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今天所说的意义，将不是一个凝固的东西，不是摆放在那里，就等你来享用，或者来诠释，来解读的。借用汀阳的术语，意义是“共在的”。意义是双方握手的那一刻产生的，而不是“预制灌装”的。按照工业化的预制罐装的方式，所生产出来的文本、意义，弥散着塑料、机器的味道，其实是通向威权、集权之路的定制品。信息时代显然需要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而这个“意义”的生产方式是什么？请看王俊秀刚才解读的这篇文章。    

意义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王俊秀（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   原来我们讲信息，完全就是比特。香农在写《信息论》时，他也意识到信息对应的是一个物体，是有意义的，但他马上声明他的信息论是有关通讯的，是通讯工程，和意义没关系。为什么“意义”这个事情不断的浮现出来呢？事实上跟互联网发展高度相关。最重要的是从 2.0 之后，原来的互联网还是一个单向的传播，只不过是介质发生了变化，其实还是一个通讯工具，后来 2.0 发展起来，社会化软件发展起来，所有人都可以用这个东西了。“意义”问题就开始凸显了。   如果说过去我们谈的是技术的互联网、商业的互联网的话，今后十年应该到了一个意义生成，讨论意义本身的问题了。现在讲“意义”更多的是关系型的，流动的。这个正好可以跟目前互联网状态是吻合，所以我们称之为“意义互联网”。   “意义互联网”最深层的逻辑，就是还是想找到一种新的权力，用新的系统的权力、平台的权力，来抵挡目前真实世界的单一权力。从这个角度我愿意把这个“意义”搞成关系型的，是一个对立的、分裂的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找到政治、经济、社会三块的对应物，那就是“互联网经济体”、“网络国家”和“数字化社群”的概念。   这十年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互联网平台的兴起，原来大家都是小网站差不多，现在的确是大的平台兴起了，成为了一个系统，成为了一个生态。他们的组织生产完全跟原来不一样。原来生产是成立一个公司，现在很难讲平台是公司还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产权的变化，现在基本就是租用型的，平台有控制权，但是开个网店是租用了个空间。控制权与使用权是分离的。      第三块是消费者权力。消费者主权时代的到来直接影响到商业模式的变革。像张瑞敏讲的，原来的商业是消费者是交了钱就结束了，现在是交了钱商业服务才刚刚开始。厂商开始对用户行为进行长期的跟踪，然后不断地提供服务。另外整个生产也成为并行生产，原来是一条供应链，从原材料到制造商，到品牌商到销售商是一条链，可以通过广告、营销把产品推出去。而且产品都是大规模生产的，没有什么个性。互联网出现使得生产以用户为中心围绕价值网络配置资源，这也是一个变化。   就政治而言， 1996 年，巴罗写了一个《赛博空间独立宣言》。他说我们这个虚拟空间不欢迎政府，“你们那一套关于财产权、个人言论、个人身份、迁徙 , 以及环境的法律概念对我们不适用。那些都是基于物质实体的 , 但在赛博空间里没有物质实体。在这里 , 我们的身份没有实体 , 因此 , 我们不会像你们那样通过肉体上的强迫来维持秩序。我们相信 , 我们的治理可以从伦理、开明的个人利益，以及共同利益的追求中涌现出来。”   现在看来的确，互联网上大的平台形成了一种非常大的权力。首先他们拥有了海量的用户， Facebook 目前就有 10 亿用户。其次，开始有自己的货币系统。如比特币。还有自己的网络规则，这种网络规则一般来说也都是自治性的产物，比如淘宝有 129 条网络规则。都是与用户互动慢慢磨合制定的。   我们提“数字化社群”是想回答，“在互联网时代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因为互联网出现以后碎片化特征非常强，现实的单一权力是非常乐意看到这种原子化状态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提倡社会团结。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比如百度贴吧，百度贴吧事实上就是一个大型群组，不是 BBS 。因为 BBS 结构是树状的结构，分到 1 、 2 万以后，自然衰竭，分不下去了。但是贴吧是主题性的，是一个并行的东西，可以不断的往上贴，现在有 813 万主题吧，每个吧里有成千上万人，这就把社会团结起来了。           当然，怎么把人组织起来？搜索引擎这种方式还是有局限的， Facebook 为什么取代了谷歌，在我们看来也是跟团结性高度相关的。   http://www.21bcr.com/a/pinpaihuodong/xueshuyantaohui/2014/0114/3511.html      

赵汀阳：新技术的未来可能是一种新奴役 “ 意 义 互 联 网与适当社会 ” 时间 :2014-01-14  来源 : 《文化纵横》   作者 : 赵汀阳、王俊秀等   时间： 2013.12.29  下午   地点：北京大学中关新园 9 号楼   主办：《文化纵横》杂志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   高超群（《文化纵横》杂志执行主编）   我们今天的会议题目是“意义互联网与适当社会”，是《文化纵横》杂志与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主办的。缘起是因为信息社会研究所最近发布了一个关于“意义互联网”的报告，《文化纵横》 2013 年第 6 期杂志刊登了这篇报告。我们认为，这篇报告很有分量，提出一些很有意思的想法，这些想法在中文互联网学界具有很强的创新性。而此前《文化纵横》也刊登过一篇赵汀阳教授关于互联网未来的文章，“现代性的终结与全球性的未来”，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两篇关于互联网的文章来展开讨论。   严格来说，关于互联网对于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影响，这个话题还没有进入中国的学术体系，甚至没有进入中国人的思想视野。只有一些喜好制造耸人听闻的概念的评论家和互联网从业者，在关注和谈论这个话题。但一方面，实际上，在国际学术界，关于这个领域的已经非常深入，它成为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而反过来，它也对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产生了冲击。另一方面，互联网对中国人的社会经济生活，乃至政治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互联网正在重组我们的社会经济，而我们对互联网的理解和关注还仅仅停留在技术和产业的层面上。这明显是不够的。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两篇论文，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研究和论述互联网的，我认为它们在中文的互联网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   新技术的未来可能是一种新奴役                                       赵汀阳（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对互联网我是技术外行，是旁观者，关注的是互联网或许导致的新权力问题。早在 1996 年或者 1998 年，万圣的刘苏里就组织出版过一套关于互联网的文化意义的书，是郭良主编的，作者有胡泳等。高超群先生让我继续说说技术与权力的问题，我那篇文章已经说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还有一些没有写到的更加不成熟的想法，今天就一并向大家请教。由于无法预知未来，因此关于未来的预测往往错比对多，而且即使说对了也无法断定是好是坏，因为未来属于未来人，我不能替未来的人去想象他们的标准，因此，未来的生活方式是否令人满意只能由未来的人去判断。   这里的问题其实是关于新技术的，并不限于互联网，互联网只是最有影响力的其中一项，同样重要的技术还有生物学和人工智能。互联网和生物学等等新技术或许导致整个世界的游戏状态的一个根本改变。现代社会的游戏正在终结，现代游戏规则早已成熟而稳定，但是正在被新技术运动所打破。新技术带来的游戏状态非常接近一个新的初始状态，当然不是文明开始的状态，而是新旧游戏的转换时刻。初始状态可以是霍布斯讲的自然状态，还有罗尔斯设计的初始状态，总之是某种意义上的开端时刻和条件。一种具有开端性质的初始状态，它意味着新旧交替，原来游戏的稳定性失去了，各种规则和制度都被挑战，而新的规则和制度也正在形成。总之是一个生成的过程。   我相信一个假定：权力从来都不会放过它能够生长的任何机会，权力不会消停，不会接受一个稳定结构，不会安于本分地接受监管，限制自身，放弃最大可能的利益。权力一定会去寻找能够让它生长的新机会、新条件或新空间，甚至变形而获得力量，就像病毒一样，这是永远值得警惕的问题。能够让权力迅速生长的地方一定是相对无序或者未受充分控制的新空间，权力不会放过新空间，不仅是对新空间的殖民，而且能够通过新空间而影响甚至支配社会。新技术给权力带来的就是这样的新机会。新权力可能会与新技术联手而试图占领未来。当然，同时可以想象，也会出现反对权力的新方式。权力与反权力是一个不断消长的运动过程，类似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辩证过程。   即使只是技术的量变，增加一点、扩大一点，速度快一点，都有可能导致社会的质变，这是新技术的现象。就是说，那些貌似量变的事情在全球化的速度上往往导致的是质变，而未必需要古典观念所想象的实体本质变化。比如我们可以想象在非洲大草原上所有的蹄类动物时速都由 60 公里提高到 100 公里，结果狮子全都饿死了。量变足以导致致命的变化，何况按照科学家们的预料，新技术还将带来某些实体本质变化，据说人和机器将可能合为一体。   今天互联网普及率的增加，速度更快，信息量更大，这已经导致社会生活的一些变化和很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很多人已经高度依赖新的生活方式。依赖性蕴含着权力的秘密。现代开始时，知识就是力量，后来信息就是力量，而在以新技术为依托的未来里，我看是“服务就是力量”。服务，或者说足够好的服务，导致消费一方的高度依赖性，也就构成了权力的新基础。新技术，比如说互联网、智能系统、基因技术最有可能得到金融资本的支持，这种资本与新技术的系统有能力提供最广泛、最平等、最全面的服务，就能够生成最大的权力。普遍依赖就是普遍被支配。   新权力和新技术体系可能改变许多概念的意义。比如说，自由可能变成是技术服务所提供的选项，人们确实还是在自愿选择，但自由已经被定义为给定的选项，尽管那些选项几乎“应有尽有”。当系统和技术能够提供足够丰富的选项，所谓优良服务，人们感觉既舒服又方便，而舒服和方便就足以让人接受被系统和技术所支配。情愿被支配，这是新权力的问题。民主和市场都是通过每个人的选择形成的公共选择，民主和市场与新技术条件的全面服务系统之间有着契合关系，这意味着，市场和民主将支持新技术全面服务系统的专制，不过，这是民主和市场所选择的专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专制。传统意义上的政府专制迟早总会被现代民主推翻，这是现代社会日程表上的既定步骤，已经不是疑难问题，而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日程。现代的解放通向自由和民主，颠覆了传统概念的的专制，可是现代解放是否能够解决未来技术专制的问题？因为技术专制正是市场和民主所支持的。当然，这未必是个坏消息，技术系统的新权力试图把所有人变成客户，因此倾向于提供人们需要的良好服务。   同样，民主也会发展演进。意思是，人民意志的直接加总或许会变成由新技术和系统权力所推荐的公共观点选项所代替。既然公共观点是自由选择的选项，因此仍然是民主的。这类似于好莱坞大片，尽管是系统生产出来的产品，却是大概符合多数人“喜闻乐见”的选项，当然，这种接纳方式也是被系统所塑造和培养的。公共观点不是卢梭空想的公意，而是现实公观。公观是否是更好的公共选择？这是需要思考的。或许阿伦特和哈贝马斯会认为，只要公观是基于理性讨论的，就有可能是更好的；或许罗尔斯会认为，不通过讨论的无知之幕下的公观才是更好的。问题是，这些方案都是基于现代条件的，而未来将提供什么样的新条件和新平台而使问题发生变化，还有待细心观察。互联网天生是个民主言论广场，类似城邦的 agora ，在这里人们本来可以自由发言。但也有个问题，在互联网广场上，公共观点有可能淹没少数人观点，因此失去一种本可在场的讨论对方。这个问题有别于删贴问题，删帖是残留的传统专制，是传统暴力，随着现代民主的进程，这种暴力注定会被减弱。而技术系统的新专制是非暴力的支配，并非强制。不过，还是这句话，权力与反权力的运动是“辩证”发展的，未来会发展出什么样的反权力的技术手段，同样也非目前所能想象的。   互联网所提供的新世界是另一个维度的空间，它会形成另外的社会和另一种存在方式。既然互联网这个世界目前还具有初始状态性质，游戏规则和制度还在形成的过程中，这种初始状态就可以类比为江湖。古代的江湖是在官府支配的社会之外的体制外社会，并非没有规则，而是其游戏规则不是国家法律，不是由一个最高权力所设定和承认的制度，而是一个各种势力高度互动下的尚未稳定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有某些方面类似于江湖，人们在互联网空间里有更多的自由博弈和未被限定的机会，有着未封闭的可能空间，因此有更多的自由行动。互联网的江湖性质一方面使它具有高度活力和演变前景，但它是否也有可能跨界导致公民社会的江湖化？这是个问题。互联网并不是一个自足的单独世界，它与现实世界之间有着通道，甚至可以直接映射为现实世界。既然互联网的江湖世界比现实世界更活跃，也就具有引导能力，事实上更有活力的世界总是能够影响相对稳定、比较惰性的世界。在互联网江湖里，社会关系、身份认同、新族群、新的意识的共同体，都在不断生成和变化中，它将形成什么样的均衡和制度？或者总是在流变中，都有待观察。   我的问题是新技术所定义的未来可能有一种新奴役方式。不过这样说恐怕过于严重，听起来像是海耶克或波普尔的词汇，因此还是使用中性的说法：一种支配方式。技术将使每个人之间越来越平等，技术本来就是推广平等的力量。但同时每个人相对于技术系统来说却越来越弱小，技术系统越强，每个人就越弱小，因此对系统的依赖度就越来越大，高度依赖使人们感觉不到被这个系统所支配。假如每个人的自由其实是被一个系统的选项所定义的被动自由，那么，现代所树立的自觉自由，也就是康德所说的自己为自己立法的自治自由（ autonomy ）会慢慢消失，而只剩下自立的独立自由（ independence ）。其实， 自立只是自由的表面，自治才是自由的本质。   最后还有一个疑虑。由金融资本和新技术所定义的新权力，会把“运作”的问题变成主要的政治问题。 一切事情取决于运作，而不是意义和理想。所以说，服务就是力量。 掌握了运作就控制了一切。这一点和传统的政治有些不同，传统的政治问题关键在于占有，比如说什么叫做一个国家？就是占有土地和人民，就拥有了权力。在未来，占有的问题仍然存在，但更突出的问题或许是“运作”，谁掌握了运作，就实际上掌握了一切，因为运作很可能会成为控制一切事情的关键环节，成为纲举目张的那个纲。不过，假如未来技术的发展并非仅仅强化了系统的支配能力，而同时也强化了个人终端的自由能力，或许就能够看到权力与反权力的辩证平衡。   最后我想说，这些想象都可能是错的，未来说了算。 http://www.21bcr.com/a/pinpaihuodong/xueshuyantaohui/2014/0114/3511.html  

【自注：本文为我为王石新书《大道当然》撰写的序言。】 王石以他2000年以来的经历成书，嘱我作序。我与王石并不相熟，不过，其人与其治下的万科，确是我多年的关注对象。此次有机会完整阅读了他13年来的文札，我了解到不少新闻事件的台前幕后、来龙去脉，分享了他的企业管理思想，还有他对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问题的思考。从文中看，这是一位有担当的、奋进的企业家的自白。 王石是中国最大房地产企业的掌门人，首先是位企业家。在本书文章中，我格外喜读最后几节，这是作者书中所思所想的高度浓缩与总结。文中坦言：“今天，中国企业家就面临一些困惑和迷茫，面临社会的曲解和丑化。……我们不必抱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