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评论

香港蘋果日報 中共湖北省委機關報《長江日報》近日發表署名社評，竟與40年代末國民黨敗退台灣前《中央日報》如出一轍，不但標題一樣，內容和表述也有異曲同工之處，令讀者譁然，質疑中共政權「是否也會像當年國民黨那樣，面臨崩潰之虞」？有網民讚該報「敢言大膽，說出真相」。 仿64年前國民黨報章社論 《長江日報》7月31日在評論版刊出該報評論員劉敏的評論，題為《趕快收拾人心》，有細心讀者發現，該題目與1948年11月4日南京《中央日報》（當時國民黨中央喉舌）發表殷海光執筆的社論《趕快收拾人心》如出一轍，只是用語稍有委婉。劉敏指，中共面臨社會矛盾多發，官民衝突不斷，暗示「人心亂如蔣介石逃亡台灣前夕」，政府已無計可施，呼籲「現在到了從政治和道義合法性方面來思考問題的時候了」，矛頭直指中共政權合法性，稱「當務之急，是趕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這才是為人民、國家和歷史負責的正確做法。 而《中央日報》的社論對當年時局發議論指：「國家在這樣風雨飄搖之秋，老百姓在這樣痛苦的時分，安慰在哪裏呢？希望又在哪裏呢？」幾個月後，來不及收拾人心的國民黨，就在蔣介石率領下倉皇逃亡台灣。時隔64年後的兩篇同名社論，引起網民熱議，有網民指，只有失去民心的統治者，才會發出如此哀鳴。分析人士稱，正如當年殷海光執筆該社論是一篇對國民黨善意的警世文章，眼下《長江日報》的社評也完全是希望中共亡羊補牢，浪子回頭。 《長江日報》發表社論（左圖），標題與64年前殷海光（右圖）於《中央日報》發表的相同。

旺報 【本報訊】     　從來沒有哪屆奧運像今年一樣引來大陸媒體這麼多的反思，從唯金牌論到「舉國體制」，從遵守規則至大國責任等等，看得出大陸精英對於強勢崛起的中國有著更深的轉型期待。但是很顯然，中國不會輕易拋棄能夠大量創造金牌的舉國體制。     　媒體的風向與民眾的感受息息相關。每隔四年，火熱的8月就會成為中國大陸全民狂歡月，中國軍團每奪一塊奧運金牌，都會令人熱血沸騰，但今年倫敦奧運大陸觀眾的金牌意識相對淡化許多，不少人面對金牌的反應是：唉，不知道又花了納稅人多少錢。     　中國羽球女雙選手于洋/王曉理因消極比賽被取消奧運參賽資格，中國羽球隊總教練李永波毫無誠意的道歉引來眾多批評，但他旋即語出驚人：「這次奧運會，有些媒體太不健康……但我們的羽毛球統治地位一點沒有動搖。」李永波有中國羽球隊「太上皇」之稱，他強硬的態度，顯然是以舉國體制作為靠山的，他手中握有絕對的資源。     　大陸體育的舉國體制，以所謂的國家利益為最高目標，動員和調配全國資源，拚全力奪取世界大賽尤其是奧運會的獎牌，這種運行機制，讓中國成為金牌大國，卻與奧運精神相違。中國已經不再需要大量金牌來樹立民族自信，媒體與民眾對舉國體制噓聲不斷，這是多元社會的展現，也是改變舉國體制的開始。

8月1日，“不锈钢老鼠”刘荻获德国笔会金鸽奖一事公诸于世。根据事先与刘荻的相约，我当天下午出门去观赏金鸽，归家已近午夜。第二天上网，见新浪微博24小时头号热博，是伦敦奥运赛场上的让球风波：八名羽毛球女运动员因“消极比赛”而被世界羽联取消继续参赛的资格。我于是连每天必做的功课——朗读《英语世界》也免了，马上调看于洋/王晓理和郑景银/金荷娜的比赛视频。真是不看还省心，一看直恶心。在这场“比赛”中，体育道德和竞技精神荡然无存，“比”的是谁的脸皮更厚，“赛”的是谁更铁心要输。“比赛”过程及“比赛”结果均表明，韩国队只能甘拜下风，中国队的确技高一筹。 耐着性子忍着恶心看完视频，再读取于洋和王晓理的自我辩护后，我得到一个看法：于洋、王晓理的让球固然并不违心，但其实更是“组织”的决定。在“比赛”的第一局中，于、王的让球是十足的裸让——让得半点伪装都没有，两人气定神闲，胸有成竹，击球不是直接出界就是一头撞网，甚至多次干脆以自杀式发球来彰显找死的决心。即便在现场观众一阵又一阵震耳欲聋的嘘声和倒彩声中，在当值主裁和赛事监督的多次劝诫下，她俩依然我行我素，面带微笑，按既定方针办。而一旁端坐的两位中国教练，则面无表情，听之任之。在第二局中，应当说，于洋和王晓理有所收敛，身上冒出了汗，与对手过招也有了几个回合，但依然是在明显假打，以11比21从速求败。我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在全球直播的摄像镜头下，身穿中国队比赛服的她们和她们的教练公然戏弄观众、亵渎奥运，如果不是奉旨行事，焉敢如此？ 在于、王和郑、金结束比赛后的另一场羽毛球女双比赛中，韩国的河贞恩/金旼贞和印尼的波莉/乔哈里又上演了一场类似的消极比赛，导致世界羽联紧急磋商，并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处分决定；国际奥委会主席随即表态支持这一决定。作为一名体育运动爱好者，我赞成这一决定。但是在这里，我更想对国际奥委会说，在本届奥运会闭幕之后，有必要对竞技体育的现有规则进行一次认真的“违宪审查”，即审查竞赛规律是否违背《奥林匹克宪章》。我认为，能够通过审查的，只能是那些体现“迎战强者去赢得奖牌”精神的良规，它们能引导、规范参赛者依规而战，公平、公正地分出优劣高下。可能通不过审查的，应当是那些有缺陷的竞赛规则，所谓缺陷首先是指：规避强者可能更易赢得奖牌。这类规则违背了作为奥林匹克灵魂的奋斗原则，必须加以修正。 那么，在这类有缺陷的规则已经出笼且未经修订之前，参赛者该如何面对？显然，有两种很不相同的基本态度。一种是服膺宪章，不利用成规去获取不当之功利。像今年欧洲杯足球赛上，已经小组出线的西班牙队不放水，照样践行“尽全力争取比赛胜利”的奋斗精神，那怕这样做是在帮助另一支强队——意大利队出线，从而给自己的夺冠之旅平添麻烦。另一种是无视宪章，“合理合法”地依规打出“战术牌”，以达到规避强者获取桂冠之目的。像1948年伦敦奥运会上，英国双人双桨选手贝尔特•布什奈尔/迪克•布纳故意输给法国人而最终“夺得”冠军。再如2002年世界女排锦标赛中，主教练陈忠和主导中国女排消极比赛，引得舆论大哗。我认为，第二种态度是不可取的。 最后，参赛者背离奥林匹克精神搞金牌至上，导致运动员“在场上的行为明显有害于羽毛球运动”，板子应当打在谁的身上？我认为，要分两种情形来看。若运动员具有独立意志，则上场的运动员当负全责。若运动员“被作主”而成为举国体制下的“赛马”或“夺金”准机器人，则第一该被打板子的，是《北京日报》为之叫好的锦标挂帅的举国体制。第二该被打板子的，是交待运动员“利用规则”去忽悠比赛的幕后决策者。这一次于洋、王晓理很有底气地上场打假球，甚至不惜击穿观众可以承受的底线，没有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的操控，是不可想象的。而在这之前，李永波早有前科。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他安排叶钊颖和龚智超去打一场结果早被内定的假球。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他故伎重演，又授意周蜜和张宁打一场糊弄人的半决赛。第三该被打板子的，是违心或不违心打假球的运动员。我认为，一个运动员拥有奥运夺金的梦想，不仅无何非议，而且应当褒扬。但是，“为了夺金而不惜戕害奥运精神”的价值观，则无疑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可悲的价值观，也是极不可取的价值观。 2012年8月2日于北京家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东方财经》：时隔三年半，央行两度降息，联系到今年2月份和5月份央行两次下调银行准备金率，是否意味着持续三年的货币紧缩政策就此告一段落？ 　　盛洪：可以有这样大致的判断。货币供给量的高速增长已不再持续，而这种变化严格来讲主要并不是由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的，因为还存在另一个货币供给渠道——国际收支。就平均而言，贸易顺差总体在明显地逐步减少，2月份甚至还出现了贸易逆差。贸易顺差的减少将对货币供给量的减少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关键在于贸易顺差是否会持续减少，现在看来大致是，因为美国的市场在不断地萎缩，当然其萎缩的速度是缓慢的。当然，人民币的升值，也是重要的原因。从这些方面来看，暂时停止货币紧缩政策应该是大的调整方向。 　　《东方财经》：未来是否有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的空间？ 　　盛洪：我一贯认为存准率、利率的调整要看国际贸易顺差的情况。国际贸易容易出现波动，一会儿逆差，一会儿顺差。但总体而言，将呈下降趋势，同时，还要看它的速度。如果下降速度很快，就要大刀阔斧地去做。目前看，央行不宜动作过快，还需静观其变。假如国际贸易顺差持续往下走，就相当于国际货币供给往下走，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考虑进一步的降息。 　　同时，还应考虑到财政政策，在这方面还是动作太大。中央政府现在太过依赖于财政政策的手段，尤其是财政政策中的刺激政策，动不动就推行扩张计划，就是找理由多花钱。而真正到了要紧缩的时候，财政政策又紧缩不下来。所以，财政政策也需要更平稳一些，不要开口就是4万亿、2万亿，这对于由此产生的通胀是很难化解的。 　　《东方财经》：有关人士称此次降息为新颖的降息模式，即所谓的不对称降息，并解读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试图在利率去管制及顾及中资银行消化信贷损失与盈利能力之间取得平衡。 　　盛洪：所谓新颖，只是对中国而言。对于拥有成熟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并不新颖。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前一直实行计划经济模式，银行业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仍然留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一年期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保持同等幅度的调整，保持固定的利差不变，一年期的利差大致保持在3.06%左右。在银行业较为成熟的国家，利差一般保持在1.5%、甚至是以下。而中国的利差是1.5%的两倍，八十万亿的存款银行将少支付上万亿的利息。从国际经验看，这种模式是反常的，它是为保证国有垄断银行的利益而存在。 　　此次调整为存贷款利率同时下调，与过去不同的是，放宽了浮动区间，特别是存款利率的浮动区间可扩大至基准利率的1.1倍。商业银行就在给定的10%浮动空间里进行竞争。小银行会充分利用这一浮动空间去争夺市场，但小银行囿于规模小、网点少等原因，对大银行威胁不大，所以主要还是大的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目前，商业银行纷纷将存款利率上浮到顶，五大行则保持一年期存款利率3.5%不变，无疑，后者将面临存款价格竞争压力。银行之间开始出现竞争，结果就是利差缩窄。 　　我对此评价不是很高，这样的改变并不具备利率市场化的真正含义。表面上看，央行放宽了存款利率的浮动空间，至少原来是不能上浮的，但实际上，由于存在竞争，上浮到顶才有可能是真正的底线。降息前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5%，现在降至3.25%，五大行上浮至3.5%（保持一年期存款利率不变），五大行固守着3.5%的旧有底线。而事实上，基准利率的1.1倍，就变成了新的利率底线。 　　今年两会期间，很多代表、委员和记者都对银行高利润提出质疑。央行放宽浮动空间，即是迫于舆论做出的应景之举。所以，只要不完全放开利率浮动就不是利率市场化，银行间互相竞争，什么利率合适应由自己作出决定。现在仍然是央行规定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上限和下限。 　　《东方财经》：央行的这次降息，还规定了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在利率双轨制与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背景下，似乎意义不大。 　　盛洪：目前贷款供不应求，商业银行没有理由会对贷款利率做出下调。而在商业银行之外，民间金融的贷款利率数倍于银行贷款利率（受管制的贷款利率）。民间金融利率甚高，是因为国有垄断银行占用了过多的货币作为贷款资源。所以说，央行制定的货币政策很让人怀疑是国有垄断银行的货币政策而不是全国人民的货币政策。事实上，由于贷款利率无需下浮，五大行的利差根本没有改变，保持3.5%的存款利率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在我看来，存贷款利率很大程度上是由金融利益集团自己决定的。 　　《东方财经》：根据各方信息的汇总，可以认为今年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困难程度远远超过了启动四万亿的2008年，国家统计局给出的一季度GDP8.1%增长数据似乎没有真实、全面地反映实体经济的现状。尽管中国民企的困境，不全然都是融资困难的原因，那么，目前贷款利率的下调幅度是否足够？ 　　盛洪：利率只是表面现象，核心还是金融体制问题。央行目前规定的利率无法真实地反映全部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货币市场的状况。中国的银行业不是充分竞争的银行体系，存在进入管制，大量有志于从事银行业的企业家无法进入。这实际上是若干寡头垄断的行业，所以，银行服务供给存在巨大缺陷，也就是说，在现有基础货币的基础上，不能创造出更多的货币，有效的货币供给相对就少。金融体制如果要更有效率，就会有一个货币乘数，通过它的借贷能创造出更多的货币供给，又不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威胁。反之，基础货币没有推动生产活动，只是变成简单的购买力的话，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另一方面，在获得贷款能力上，大量的民企相对于国企是没有优势的，大量的贷款资源都给了国有垄断企业。有些民企虽然资质很好，但不具备所有制的优越地位，就无法获得银行的贷款资源。于是，只能跑到银行体系之外，寻求规模相对较小的民间金融。由于大量的贷款资源被国有垄断银行把持，剩下的货币资源就更为稀缺。而在剩下的货币市场中，其均衡的贷款利率就会远远高于央行规定的贷款利率。所以民企面对的融资成本远远高于国企，它们的生存环境是相当恶劣的。 　　《东方财经》：此次降息打开了一个降息通道，缩窄了逆差空间，对于主要依靠利差盈利的中国银行业来讲意味着什么？是否会触及银行业的运营模式的改变？对促进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化竞争将起何作用？ 　　盛洪：目前谈结束中国银行业靠利差盈利的时代为时尚早，因为还没有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某种程度上，浮动上限10%的3.575%的才是真正的基准存款利率，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估计五大行不久也会上浮到顶。只是在名义上缩窄了利差空间，实际上根本没有。某种程度上，央行此次扩大利率浮动区间，还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这是一项精确的设计，既为垄断银行赢得了利率市场化的声誉，同时却丝毫未损害它们的垄断利益，根本谈不上改革。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利率市场化的第一步，在我看来毫无意义。 　　触及中国银行业的运营模式的改变，促进中国银行业市场化竞争，对于这些，作用也极为有限。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行利率市场化是否可以给出具体的时间表？究竟还要让公众等多长时间？中国自1978开始改革，动作之大，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到了95年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也就十几年的事情。而现在所谓的改革，连隔靴搔痒都谈不上，不知道要磨蹭到哪天去。这些年这样的假改革太多了，就是借着改革之名行不改革之实。利率市场化必须有一个具体的目标，要在哪一年完全完成。在我看来，利率市场化明天就可以放开，一旦真正放开，那就会触及国有垄断利益的利益，他们当然不愿意。所以这些所谓的改革，都是利益集团精心设计的，他们根本不想改。 　　《东方财经》：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1至5月，CPI平均同比上涨3.5%，5月份CPI更是创了23个月以来的新低，涨幅回落到了3%，联系到各大商业银行都将央行规定的10%的存款利率上浮空间用尽，是否可以理解为保持多年的实际存款利率为负的局面正在慢慢改变？ 　　盛洪：可以这么理解。实际存款利率为负或者很低，显然是不对的。刚才已经说到，我国的货币政策不是真正的货币政策，是国有垄断银行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制定是从国有垄断银行的利益出发，以盘剥广大储户和企业的利益为代价。也无法肯定实际存款利率为负局面就此发生改变，也有可能再回去。目前，实际存款利率即使为正，也不值得庆幸，因为正常的实际利率应该比现在要高。 　　《东方财经》：有观点认为这一轮银根放松将对业已回落的通胀形成新的压力以及产生新的房地产的泡沫（已有商业银行放出消息，首套房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可降低至基准利率的0.7倍；而5月份70城市房价跌幅继续收窄，部分开发商则开始“理性提价”），对此，您怎么看？ 　　盛洪：降息、放松银根对货币供给只具有象征意义，真正对货币供给影响更大的还是国际贸易顺差。如果国际贸易顺差继续缩窄，实际货币供给并不会如想象中的那么大。货币供给主要出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央行的货币政策，通过准备金率、利率、公开市场业务来起作用；另一方面是国际收支，主要是国际贸易，这些年，国际贸易对货币供给作用巨大。2007年的通胀压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年中国的国际贸易顺差太大。2010年已属于金融危机，其中也有一段时间国际贸易顺差很大，最高达到一个月400多亿美元，现在平均起来能有100亿美元就不错了，那段时间非常反常。从中期来看，国际贸易顺差会逐步减少，这就意味着货币的供给增量不会像过去那么大，那么，通胀压力将会减小。 　　产生房地产泡沫也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货币供给量过多，像2007年和2010年都是由于国际贸易顺差过大造成的；其二是与这些年政府不太温和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手段相关。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总是倾向于短期见效，且对其政策效果缺乏自信，所以，政府一般的做法就是用力过猛，从而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变动过快。2009、2010年期间，政府曾出台鼓励买房的政策，房贷优惠，有人甚至打出“买房爱国”口号，当时的力度非常之大。没有几个月泡沫就出来了，紧接着又出台另一个政策。这些年，政府像堂吉诃德一样，总是在奋斗，一会儿出台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台力度还很猛；一会儿又感觉泡沫过大、通货膨胀压力过大，赶紧实行紧缩政策。要知道，今天的泡沫就是昨天刺激过度的结果，而明天的萧条就是今天紧缩过度的结果。而政府奋斗的对象其实都是自己上一个政策的结果。所以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温和的、平缓的、渐进的，而不是好走极端、用力过猛的。 　　《东方财经》：在决策者近期频繁强调“稳增长”之后，5月底，国家发改委核准了一批重大钢铁建设项目，其中包括久拖未决的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和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除了钢铁投资，有迹象显示，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审批核准也在加速放行。在5月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要认真梳理在建续建项目，切实解决存在问题，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同时，最近发改委有人称给房地产松绑是救市的第二张牌。对于GDP之上的地方政府而言，近期到发改委申请项目的数量也是剧增。，据此有人认为新的四万亿又来了，那么您认为我们这一轮的投资刺激与我们2008年的一轮有何异同？ 　　盛洪：整体上看，政府的行为方式没有太大改观。政府整天在忙着处理它自己创造的问题，如之前的紧缩力度过大而造成了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就业等诸多问题，然后再进行新一轮的刺激计划。政府欲显示自己的政绩并证明自己有多能干，是政府及时挽救了行将崩溃的经济。而实际上，政府并没有理解它的政绩应是使得宏观经济的波动越来越缓和，这才是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不是天天做各种动作，因为今天的扩张性政策就是明天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的理由。 　　另一方面，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可能都有自己的利益驱动。政府喜欢财政政策而不喜欢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能够相对地多花钱，财政政策从来不运用于紧缩。如果是在紧缩期，政府会说是稳健的财政政策或者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而从来不说是从紧的财政政策。所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背后是有利益集团在花钱，才会出现市长有冲着批文磕头这样的情况出现，这是非常糟糕的。 　　更进一步说，中央政府就不应该直接控制投资。投资决策愈分散，就愈不可能出现系统性的偏差。中央政府一旦决定进行大规模投资，使劲批项目，就愈有可能犯大错误。如果投资分散到各省或各市，由地方政府来做出投资决策，那么，节奏就会完全不一样，时间上就会分散，越分散就越不会形成系统性错误。如果由企业家去做投资的话，就会更分散，就有可能互相抵消，出现系统性的偏差的概率就更小了。所以，由中央政府来批准投资的做法，大可不必，他们哪儿比地方政府、企业家更高明呢？事实上，中央政府是通过审批项目来抓权力，看得见的是冲批文磕头，看不见的是在那儿进贡呢，这确实容易滋生腐败。 　　中央政府不能急急忙忙地做这样的决策，越是急急忙忙批项目，由政府来推进项目，效率一般就越低。这些项目有可能是造成下一轮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上一轮膨胀的时候也是搞了一大堆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项目，花了钱但没有生产出产品，导致的结果就是债权债务不能兑现，最后就会出现紧缩，从而出现危机。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东方财经》：上一轮的四万亿是由政府主导投资的，而这两年政府的财政比较紧张，那么这一轮的投资刺激主要来自于哪里？ 　　盛洪：其实，上一次的钱也不全是由中央政府投资的，四万亿只是一个概念，严格分析来讲，中央政府只出了一点一几万亿，再乘以3的投资乘数，才得出是四万亿。上一次主要不是由中央政府出钱，而是来自银行贷款。在2010年贷出了10万亿，因为那一年出现了大量的贸易顺差。顺差流入银行，银行就有钱贷出去，由此可以看出，货币供给很大一部分来自国际贸易的顺差，如果国际收支顺差减小，银行业没有那么多贷款资源，银行房贷就会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对投资市场也将形成约束。所以，在目前国际收支顺差减小的背景下，就有可能不会像上次那样掀起那么大的高潮。 　　《东方财经》：发改委人称小国务院，发改委的审批权限是否过大，是否助长了“跑部钱进”现象，并成为改革的阻力之一？ 　　盛洪：这个体制本就应该逐渐改掉的，他们批准的一些项目，很多都是各城市的发展项目，最清楚的还是各城市自己。而且中央政府和发改委也没必要去投这些钱。各城市的投资应该出自各城市自己，除非有很多跨区域的项目，比如像高铁之类的，而高铁的这样的项目恰恰是需要极其慎重的。现在像高铁就是投资过多了。铁道部最近又获得银行授信两万亿。这样做是不对的，高铁在中国相对而言还是为高收入阶层服务的，不是给一般老百姓提供的服务，所以这么大规模上高铁是有问题的。 　　《东方财经》：如何看待发改委是改革的阻力这一问题？

即将在安徽合肥开庭的谷开来案将是中国的“世纪审判”，能否依正当法律程序公正审判此案，不仅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未来中国法治的建立。 笔者认为，在专制制度下，无论当事人是谁，要得到公正审判比骆驼穿针眼还难。究其缘故，一是司法不独立，公检法机关是党的附庸工具；二是没有保障被告得到公正审判的具体规则和措施；三是法律规定被告有限的权利往往是一文空纸，难以实施。相形之下，虽然美国法律制度有不如人意的地方，但由于其建立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之上，加上良好的上诉和其他纠错机制，从而能防止政府滥权，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基本实现司法审判的公正。 假设谷案在美国审理，会是何种情形呢？ 首先，因为美国自立国来即采用无罪推定原则，所以在法庭证实和判决其犯有谋杀罪之前，谷开来会被认定是无罪之公民。这就是说谷开来是本案的嫌疑犯，举证责任在美国联邦或州政府公诉人，他们必须对谷所指控的谋杀罪提供充分、确凿、有效证据，证明其有罪；否则，就应判其无罪。美司法机关还有责任防止消极舆论导向，泄漏案件侦缉调查情况，致使公众和媒体对被告的作有罪假定。更为重要的是，在无罪推定的原则下，司法机关采取切实措施保障被告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以及名誉权和隐私权。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统治阶级实行有罪推定，虽然1997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无罪推定的精神和罪疑从无的原则，但并没有使用无罪推定的规范性表述。在实施中，有罪推定的观念和隐性规则仍然占主导，逼供信的刑讯十分普遍。在谷案审判前，中共利用公权力将谷案政治化，利用官媒将被告有罪判断严重外化，致使判案人员承受来自政府方的巨大压力，这显然不符合无罪推定的原则。譬如，不使用被告的正式法律姓名，而创造性地使用薄谷开来，以及党政干预司法，官媒在调查期间和开庭前的大量报道，无故采用异地审判等。这些隐性的有罪推定的做法有违刑事诉讼法。 其次，在美国，谷女士有聘请任何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这个辩护权在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中非常明确规定，并得到判例法的非常具体的诠释。美国法庭只有在被告无经济能力聘请律师的情况下，或者在不能有效自行辩护的情况下，才能为其指定律师。这一辩护权不仅适用于诉讼，而且也适用于警察侦缉调查，以保证警方合法取证，不损害被告权益。律师的无能和疏忽，都可能成为判决无效和重审的基础。即使是美国政府指定律师，虽然其质量不能与自聘自选律师相比，但是他们同样是独立地为被告服务，而不受政府旨意的影响和干扰。在1996年美国“世纪审判”的辛普森案中，辛普森重金聘用了众多美国当代著名的辩护律师为自己辩护；其律师团队先由罗伯特•夏皮罗担纲，后来中途换将，由约翰尼•科克伦和凯尔•卡瑞接替领军，成功地为当事人进行了辩护。可以想见，谷开来也一定能请到像科克伦一样的著名刑诉专家为其辩护。 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在谷案中，被告家人据报聘请了中国一流的专业律师沈志耕与杜连生为谷辩护，但两名律师至今未能与当事人见面，当谷的律师到合肥检察院交涉时，才被告知政府已指派两名安徽律师担任谷的辩护人。在谷开来被逮捕，被羁押过程中，也没有任何律师代表她与警方交涉、提出异议，保障她的基本权利。在美国，这样的安排侵犯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利，会导致不公平的审判的结果，属于严重违法。而在中国，律师缺乏独立性的问题十分严重，政府指派律师尤甚。因此，很难想象政府指派律师会不受政府的影响，全力关注被告权益，一心为其争讼。 再次，谷开来在拘留和审判期间有权要求保释，每州的保释法不同，但一般说来，只要对社区不构成危险，以及不会逃离司法管辖都应予以保释。这一权利是与前面提及的无罪推定原则相关联的：既然被告在定罪前是无罪的，那么，除非有不得已的理由，在案子调查和审理期间，被告的人生自由就不得予以剥夺。美国法律还要求保释金不得过高，另外，美国还通过颁发人生保护状等通过限制政府权力的措施，来防止对嫌疑犯人身自由的侵犯。现代文明国家都有人生保护状制度，中国没有，故而非法逮捕拘禁，超期羁押，黑监狱等违宪违法行为比比皆是。 再次，谷女士有权要求陪审团对其指控进行审判。陪审制度是被告最为重要的权利之一，美国宪法对此有明文规定。 如果谷案属美国联邦管辖的案子的话，公诉方的政府必须通过大陪审团来决定是否正式对其提起公诉；在此过程中，公诉方必须提交有关谷开来犯罪的证据，传唤有关证人，陪审团可以质询证人和公诉人；如果陪审团没有相当理由相信谷开来犯下所控罪行，政府则不能起诉她。大陪审团成员都是从犯罪地从各个行业的百姓中随机选出，大约有16到23人组成。美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来保证陪审团成员最大可能地不偏不倚，不先入为主，不带偏见，不受媒体的影响等等。这一建立在真正相信人民、将普通公民提高到法官的地位的陪审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司法腐败和枉法裁判，伤及无辜。这一方式在中国的司法制度中也是不存在的。 再次，谷开来及其律师有权要求就其精神健康状态进行专家医疗鉴定评估，如果她对评估报告不满意，还可以要求不同专家再次咨询。谷有权引用对其有利的评估结果，以其精神障碍为由进行辩护，求得免于或减少刑罚。在谷案审判中，精神评估专家会出庭公开作证，接受质询。1981年，刺杀里根总统的约翰•欣克利就是用精神障碍辩护，而判无罪开释。1859年一美国国会议员以临时精神障碍为由，为其杀死老婆的情夫辩护而开释。目前，大部分的州，精神障碍的举证责任在被告，小部分州在公诉人。从披露的消息看，谷开来可能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也可能存在精神问题。只有不受政治操纵，通过独立公正的医疗专家公开评估，才能理清被追诉人是否罹患严重精神障碍, 对其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关键问题。 另外，谷开来及其律师有权挑战公诉人提出的证据，包括取证的合法性。例如，在逮捕和讯问谷开来之前，如果美国警方和检察方没有向谷宣读米兰达警告，使其明白无误的告知其有权援引宪法规定的被告有“不被强迫自証其罪的特权”，而行使沉默权和要求得到律师协助的权利，此后获得的被告一切证言均不能构成合法证据。通过逼供信屈打成招而获得的证供，更不能成为合法证据；没有通过法官签署的搜查令而获取的物证，也是非法的。 最后，谷女士有权要求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适用。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和后来第十四修正案规定的这一原则是公平审判的基石，保障被告所有权利的核心。它要求任何权力的行使都不得超越法定的程序，任何审判都要公平平等，不偏袒任何一方，听证争讼机会均等，结案及时，被告律师有权竭尽全力取得对被告有利的证人证据，法庭必须按程序容许被告方的证人证据呈堂。保证公平正义的审判最重要的前提莫过于一个独立和公正的法庭，以及公开的、阳光下的审判。这在中国也是不具备的。 必须指出的是，笔者并无意暗示谷开来案在美国开庭审理，可以使其逃脱法律责任；笔者的意思是，无论谷开来是否犯有谋杀罪，她只有在一个具有独立、完善司法制度的法治国家，才能得到公正的审判；只有公平的审判，才能真正安定人心和社会，摆脱司法沦为政治暗箱斗争工具的恶劣印象。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以及保证实施这一程序的具体的、精细周密的规则，包括不受政治干扰的独立司法体系，是美国人民长期自由的秘密所在。如果中共真要通过严格查处这一案件建立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它就应当修改刑法和刑诉法，学习和采纳美国的法律制度，通过保障谷开来的人身权利和辩护权利等措施，通过公开公平审判，包括允许国际律师团和英国政府旁听观察，令人信服地查明真相，追究法律责任，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如果薄熙来当年不是唱红打黑，而是致力于建立正当的法律程序和独立的司法制度，他可能改写历史，绝不会出现昨天文强，今天薄谷开来，明天温张培莉或胡劉永清的现象。体制内达官贵人的权利尚且没有保障，草民百姓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本文作者为公民力量义工，美国哈德森研究所访问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