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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最近中国官方发出系列声音，抨击网络谣言对社会的危害。官方媒体并且表示将针对微博大V传谣进行治理。有评论人士认为，这显示中国政府对日益失控的网络舆论非常焦虑。 号称五亿网民、两亿多微博用户的中国互联网上，官方媒体和意识形态，正在日益失去以往的垄断控制地位。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目前正集中部署打击利用网络造谣和故意传播谣言的行为。《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最近发表多篇文章，对微博大V进行专门的批评。 所谓微博大V，是指有规模庞大粉丝群并得到认证的微博博主。《环球时报》五月七号的一篇评论文章表示，大V如今成了网络谣言的重要中继站，对大V做一些法律上的规范是非常必要的。文章表示，一些大V以“求辟谣”、“求证”的方式故意散播谣言，损害了法律尊严，侵犯了公众合法权益，因此规范他们的行为是“中国法制建设的题中之义”。 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表示，中国政府多个部门正在研究对互联网，尤其是微博的控制，大V将成为其中的重点。 “《人民日报》和其他的官方报纸，出了一一系列文章，暗含着对包括这些大V进行打击。大V相当自媒体，影响相当大，比《人民日报》还大，官方对此有很大戒心。最近新闻属和其他部门准备联合采取一些措施，估计大V会是最新的牺牲品。” 他介绍说，中国一些微博博主的粉丝多达数百万，其影响力比中央级的官方媒体更大，而且他们常常发表和官方不一致的看法和观点，使得中共宣传部门非常恼火。《环球时报》的文章说，大V们通过“求辟谣”和“求证”的方法传播网络谣言，明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效果，而且一些大V选择什么样的信息传播有强烈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倾向，他们是“故意转发扩散”。 认识不少大V的刘先生表示，所谓“求辟谣”、“求真相”和“求证”的微博，是中国社会的特有现象，并形成一种“倒逼真相”的局面，对此中共宣传部门非常被动。 “网络上叫做‘倒逼真相’，把真相倒逼出来，官方对此非常头痛。这表现出来的是，政府的信用和官方媒体的信用已经降低到极点。” 官方媒体认为，越有影响力的人越需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大V们应该自觉配合主管部门打击谣言和净化网络环境。《环球时报》的文章说，有人从社会现实环境中寻找网络谣言盛行的深层原因，为造谣者和传谣者推卸责任。 在美国的专栏作家章天亮表示，网络谣言哪个国家都有，而在中国能够形成如此大的影响力，却恰恰应该从社会现实环境中寻找深层原因。 “一个就是为什么关注人民日报没有关注大V多，说明你没有信用；第二为什么你的公信力为什么这么低，人家宁愿相信谣言也不相信共产党？这些问题你不搞清楚，那你怎么打击谣言也没用。” 《人民日报》下属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较早前公布《2012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认为网络“意见领袖”的构成日益多元化，并和传统媒体共同塑造主流民意。章天亮表示，互联网时代，网络舆论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但由于互联网本身的特征，使得中共对舆论的控制日益困难。中国政府不断推出各种打击策略，实际上表现出中国当局无法适应新局面的特点。 “互联网就有自由的特点，就像大街上聊天，你怎么控制？网络只是用新技术更大范围的大街聊天，你没办法控制别人聊天，你也同样没有办法控制网络上流传各种各样的消息。” 章天亮分析说，网络言论自由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在中国宪法中有明文的规定，而互联网的特点就是开放、自由、多元和互动，因此当局无法控制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传播。他认为中国政府和中国网民的这场对峙不可能获得胜利。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德国之声在上周邀请来自中国丶俄罗斯丶伊朗和乌克兰的博主，在柏林讨论互联网和微博等新兴社交媒体的影响力。他们同时还接受德国之声的委托，担任本年度国际博客大赛（Bobs）的评委。 （德国之声中文网）揭发国家领导人贪污时，互联网往往扮演先锋的角色，然而讯息最后是否在社会上传开，关键还是报纸和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报导，网内与网外的世界仍存在着隔阂。 乌克兰备受欢迎的新闻网站”乌克兰真理报”（Ukrainskaja Pravda），2005年揭发总统尤先科为儿子买名牌轿车的弊案後，全国的电视台丶广播丶和报纸立刻大幅报导，对总统声望带来严重的打击。可是到了2010年，同一个网站揭露总统亚努科维奇花公家的钱买房子自肥时，却没有一家电视台敢跟进，结果只有时常上网的少数民众知道这件丑闻。 数字与真实世界的落差 “乌克兰真理报”网站的资深记者丶本身也在电视台主持节目的纳耶姆（Mustafa Nayyem），举这个例子来说明近年来乌克兰言论自由倒退的情况，并提醒大家互联网的影响力虽然不能小看，但由于年纪比较大的民众没有上网的习惯，”数字生活与真实世界，仍存在巨大的落差。” 纳耶姆表示，乌克兰的电视台一般只传播官方说法，记者如果想自己挑题材报导和批评政府，就只能在互联网发表，”正因为读者大多是没有投票权的年轻人，所以政府其实不大在意互联网上的言论。” 微博成为公共平台 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的胡泳，多年来关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在他眼中，互联网在中国的传播力量，远比在乌克兰大的多。胡泳表示，从言论自由和网路审查的角度来看，中国是全世界镇压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吊诡的是，中国的网民也十分活跃，能迅速在互联网上组织运动，微博在中国的普及率很高，影响力相当惊人。 胡泳指出，微博本身虽然无法传递太复杂的讯息，透过微博快速传播即时新闻和评论，加上视频和图片的转发，却为中国建立了公共的信息和讨论平台，而且许多大学教授和记者都有自己的博客，”互联网内与网外的世界尽管仍有隔阂，崛起中的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正在逐渐改变中国。” 博主抱改革使命感 在俄罗斯，使用互联网的多属年轻世代，在民主运动中相当活跃的波波娃（Alena Popova）相信，这些怀抱改革理想的年轻网民终将改变社会，”我们写博客，是为言论自由和政治清明而奋斗，我们不时揭发贪污，许多地方的官员都怕我们，这是具有理想和使命感的工作。”定居加拿大的伊朗电脑专家阿巴德波（Arash Abadpour）也说，伊朗的年轻网民利用各种方法逃避官方的控制，”不了解互联网透明和民主的本质丶只想控制言论的政府官员，迟早会被时代淘汰。” 然而，胡泳也提醒，中国和伊朗打压言论自由的情况类似，光在网路上发表意见就可能因言获罪，甚至被关进监狱；而且中国官员学习和掌握科技的能力很强，不只严格审查互联网和微博的内容，还指派所谓的”五毛党”丶也就是网络评论员来影响舆论，控制的手腕非常细腻，”中国政府很聪明，一点也不笨。”胡泳因此建议德国政府，在与中国官员进行法治国家对话时，多关心互联网管制的问题。 作者：林育立 责编：叶宣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国际关注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二发布全球《互联网之敌2013》报告，再次将中国列为互联网敌人之一。另一国际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也发布报告说，中国的新闻检查制度正面临民间的挑战。 3月12日是“世界反对互联网审查日”，总部在法国巴黎、致力维护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年度报告《互联网之敌2013》，列出今年全球的5个以互联网为敌的国家：叙利亚、中国、伊朗、巴林和越南。 报告指出，中国当局目前控制着全球最大的数据王国，其日趋严格的“网络防火长城”构建的庞大监控体系，正有效控制着中国网民发表不同意见或访问境外网站。中国目前有30名记者和69 名网民因发布新闻信息遭拘禁，这一数字名列世界第一。 “无国界记者”组织高级顾问道兰茨沙希女士在报告发布当天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 “中国是我们高度关注的五个被称为以互联网为敌的国家之一，当局通过对民众网络活动等系统性的监控，借此侵犯甚至剥夺了公民的正当权利。我们在‘世界反互联网审查日’发布这份报告，更强调了中国政府的审查手段有悖于人权原则的立场。” 中国当局对互联网信息采取屏蔽、控制的政策已多年名列“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年度互联网敌人名单。道兰茨沙希女士指出，虽然中国互联网使用的普及程度近年大幅增加，但与往年相比，中国政府对互联网信息的控制更日趋严格。“无国界记者”的道兰茨沙希女士说： “确实，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微博及互联网使用者，但中国政府的监控政策却一如既往。对与官方不同的观点冠以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而进行无情的打压。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控制信息，而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公然侵犯。” 位于美国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日前也发布了有关中国新闻检查制度的报告，题为《来自中国的挑战：审查与控制变化》。报告强调，中国仍然是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之一，十年前发布的材料至今仍然可用作中国监禁记者的证据。 “保护记者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协调主管鲍伯•狄茨指出，今天的中国，民众通过互联网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理解各种信息，并且不在把中国政府的宣传当作新闻。但由于中国传统媒体都由政府控制，并受到官方宣传部门指令的干扰，中国网络经营者所面临的被迫或主动审查的压力日趋强大。 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就此表示：“在全世界范围来讲，侵犯言论自由最严重的国家中国是首当其冲的。首先因为中国的人口数量最大，这就造成了它的规模。共产党一贯在意识形态上的垄断、媒体的垄断以及现在在网络上大肆进行的审查制度，屏蔽关键词、屏蔽海外对中国有批评或不同意见的网站。也就是说，从它的体制到技术手段在全世界都算是做的极致了。”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还指出，由于世界上其他压迫性政权正以北京的模式当作限制本国公民言论自由表达的样板，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关注中国的情况。特别应该关注中国官方媒体在加快向海外扩张的同时，对互联网信息的过滤以及强制媒体进行自我审查成为常态的可能性。 胡佳认为，中国当局的互联网信息控制政策也同时产生了一种官方没有预料到的负面效果。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使用者在感受到言论受压制的同时，必将奋起反抗： “因为以前只有作家、电影导演还有新闻记者会受到言论审查制度的侵害，但现在不是了。所有媒体上那些微博的成员，只要想发布一些真实的言论，对于政党、对于这个体制贪污、腐败、滥权进行一点点批评或牢骚，都有可能被变成‘转世党’，就是被取消ID、删贴。这不是让人觉醒的过程吗？原来是记者享有的专利，但现在平等啦。那些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网民们开始从这个角度认清了国家的真相，这就促使他们觉醒了。而且那么多‘转世党’成员他们已经成为捍卫自己言论自由、进而同时也是捍卫这个国家公民整体言论自由的一支中坚力量。”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还指出，中国新领导人虽公开承诺反腐、加强诚信，及限制权力，但在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当局对言论和媒体的审查、监控政策只会导致共产党信誉危机的持续。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