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7月14日，温相在四川成都市主持召开五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时说，“目前我国经济增速仍在预期目标区间内，但经济还没有形成稳定回升态势，经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于是国内媒体竞相报道各地行政长官表态：“政府机关要带头过紧日子”。 无论从中国政府的历史行状还是现实表现，这句“政府带头过紧日子”都是个世纪大忽悠，这有以下事实为证： 一是这话政府说过不止一遍。往近里说，2009年中国也噪动过一阵要压缩行政开支，政府要带头过紧日子。但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官员的腐败上了一个台阶。自2009年以来，政府主导的5万亿投资和地方政府银行配套的10余万亿投资，其中的20-30%其实已经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的口袋，各地上亿元的贪污腐败大案层出不穷。 二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早在2006年通胀开始之后就过上了紧日子，此后这几年，中产的底层（大城市每月4000元，二线城市每月3000元），都开始过上了紧张拮据的日子，不少中产开始担心自己什么时候“破产”。政府此时就算真开始节支，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带头”。 三是中国这个政府早就成了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一向是先天下之乐而乐，在没有倾巢之覆这等大难临头之时，要它一下改弦易辙还真不可能。 根据中国国内媒体历年报道，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现在这个中国政府堪称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GDP总量号称世界第二，这政府就从里面切走了三分之一多。这可不是我信口雌黄，有以下研究为证：宏观税负有三种统计口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小口径”；财政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是“中口径”；政府全部收入占GDP 的比重是“大口径”宏观税负。中国政府从来只对外公布“中口径”，说它的财政收入只占GDP的20%左右。但中国政府刻意漏算了税收之外的其它几项：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把这些统统加总起来与GDP相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根据前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的说法，中国大口径宏观税负达到35%的水平。 这么多钱拿去干什么去了呢？从2003年开始，国内就有经济及财税专家明确地将中国财政命名为“吃饭财政”，据周天勇研究，中国财政收入的44%用来养了5,000万公务员。尽管近20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远高于GDP增速，但公务员每年据说新增100万人。因此，国家财力增长的大头只能用于满足“吃饭”和“养人”。在很多地区，新增财政收入约有80％以上用于人员经费，成为“吃饭财政”。相对于目前中国 13亿6千万的人口， 官民比例已经变成每27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财政供养人员”（26:1）。按照8万亿财政收入的44%平均分配在这5,000万的“财政供养人员”上，平均每人年供养金是 70,400元人民币。据统计，2010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人民币，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财政供养金”是城镇 人均收入的6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0倍！ 如果公务员群体切去的蛋糕只是上面这块还罢了，切给他们的蛋糕还有另一块。 中国政府还有一种开支，即包含“公务接待费”（吃喝宴请的官称）、公车、“因公出国（境）费用”（旅游的官称）这三项在内的“三公消费”。三公开支到底有多少？因为列在财政部的3号帐本里，这帐本又从不公开，于是大家就只好根据从各种渠道汇集的信息，算出一本大致的帐：2006年是9,000亿（约占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30%左右），2009年全国“三公消费”高达 1.9万亿元，占行政开支的60%（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透露）。 上述是养人，再来算政府的行政管理成本。据说中国财政总支出中，行政管理成本几近五分之一。以2006年为例，当年中国行政成本占总支出比例为18.7%，而日本仅为2.4%、英 国4.2%、韩国5.1%、法国6.5%、加拿大7.1%、美国9.9%。中国如此高昂的成本养出来的政府办事效率又如何？据安邦咨询公司的研究，在亚洲国家中，中国政府的行政效率排名倒数第五。 温相说，经济困难还会持续一段时期。依我看，中国经济的风光日子已经不再，困难日子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经济结构优化的最大阻力其实就是现政府。 中国经济过去依靠的所谓三驾马车，投资一项中，外资投资不可能继续增长还会下降，民间投资也不可能，政府投资只会继续扭曲经济结构。外贸目前正以每年20%的速度在下降。目前能够依靠的就是“内需”这一驾马车了。 2012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消费拉动6.2个百分点，达到了自1994年以来最强劲的状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达到了77%，上升到了198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且慢高兴，据鲁政委分析，这消费不是经济学界期望的“居民消费”在增加，而是“政府消费”在上升。自 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几乎每隔10年就要上一个台阶：80年代稳定在21%~23%；90年代上升至 24%~25%；2000年~2010年进一步提高为26%~27%；2011年已爬上了28%。政府消费往往对应着政府机构和人员的扩张（维稳的需要就是人员扩张的重要来源），由此导致政府对经济管制的过分扩充，管制越多，政府部门就越庞大，需要养的人也就更多，由此在GDP这块蛋糕中切去的份额也就越大，最终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 体制内的经济收益、福利、稳定性及各种特权，与体制外的无权状态及日益被压缩的生存空间相比，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只要目前这个毫无外部监督、自我约束完全失灵的政治体制继续下去，这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性政府会让自己过紧日子吗？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最近几天，据说国家环保局将通过一项行政立法，禁止民间环保自测。查其原因，应该是近年来环境冲突越来越频密地发生，土壤的重金属、空气里的PM2.5、看不见的核辐射时时威胁着国人的健康，环保人士或一些有钱人购买检测设备进行环保自测变得越来越普遍。为了不让国民因自测的“不科学”而变得多疑，影响社会安定，中国政府决定将环保数据发布权及解释权收归国有，2009年下发的《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将被通过执行。 这意味着中国政治的管制重点将由“三P”转向“四P”，利用权力作后盾的信息垄断及信息欺诈将扩大到环境质量。 如果要将近十多年中共政府的社会管控重点列出来，可以说是三个P：第一个P是Political（政治），第二个P是GDP。第三个则是CPI（Consumer Price Index,消费者价格指数）。对于第一个P，即国人的政治参与要求与热情，中国政府早就用著名的三大罪名：危害国家安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泄露国家机密罪作为悬在国民头上的三把剑，将不少热血人士下狱、甚至折磨至死； 对第二个P，即中国GDP总量的增长，则既当作考核各级官员的首要政绩指标，又当作在国际社会展示国力的重要成果。随着国民渐渐了解GDP这个指标既不表示一国财富分配是否公平，也不表示为GDP透支的环境成本，甚至更不标识国民福利的增长之时，中国居世界第二位的GDP总量已经成了网民嘲弄的对象。 第三个P，即CPI，本是反映物价变化的经济指标，但中国政府却将它变成用来证明物价稳定的工具。近年由于中国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物价上涨特别快，多数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生活大受影响。为了粉饰政绩安抚民心，国家统计局费尽心思编制出一个比较低的CPI，以示物价上涨幅度很小，营造和谐盛世景象。 现在新增的这第四个P，是标识空气污染程度的PM2.5。自从2011年10月下旬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公布的北京空气数据被传播到微博上以来，PM2.5这一符号代表的空气微尘颗粒物之多少，在中国政府眼里成了“国家机密”，于是就有了今年6月间中国外交史上的旷世奇闻：中国外交部除警告美国不要再报告北京的空气情况，干预中国的“内政”之外，还谆谆告诫中国人，勿将空气质量改善寄望于外国使馆身上。 有了这一中美外交风波，传言《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将会通过，并非空穴来风。据中国媒体报道说，这部条例的征求意见稿当中有几个条款极具争议，如“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涉及环境质量的环境监测信息”；“进口的环境监测专用设备必须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认定的检测机构进行适用性检测合格后，方可销售和使用”。“环境监测信息涉及国家秘密的，适用国家保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四个条款讲得很明白，由于环境监测事关国家机密，任何单位与个人都无权监测。这个“任何单位”，当然包括外国驻华大使馆在内。可以设想，这部行政法规一旦通过，中国人民哪怕呼吸着呛鼻的空气，身处几米外不见物体的阴霾中，从官方那里听到的消息也是 “空气良好，能见度略低”。想要就空气污染与人体健康讨个说法，可能比2009年河南农民工张海超被迫开胸验肺维权还要困难。张海超的尘肺病至少算是冤有头，债有主，那家因工作环境恶劣害了许多农民工的振东公司最多能买通本地政府，但不能将本公司的恶劣工作环境列入“国家机密”。一旦标识空气污染程度的PM2.5被列入个人与单位不得通过自测获知的“国家机密”，每年因空气质量恶劣而死亡的中国人，到死也不知自己的死因是什么。 北京的设想是，只要控制人民对政治的发言权并取消其参与权，再以追求GDP的高速增长营造经济增长的幻象，控制CPI及以PM25为代表的环境质量数据，就可以构造“和谐社会”。以往尽管未出台《环境监测管理条例》，但中国官员在污染状态上做假已是司空见惯之事，国际上最出名的做假，就是2007年北京政府以维护社会安定为名，强行要求世界银行删改《中国污染报告》的数据——该报告指每年中国有75万人死于环境污染，在许多中国城市，空气与水源污染的代价估计高达中国GDP总量的5.8%。 政府的统计部门由纳税人花钱供养，提供准确的数据调查和统计，是其本职工作。环保部拒绝驻外使馆在华监测空气数据，禁止民间机构自测环境数据，利用行政权力形成一种统计垄断，如同不受约束和竞争的权力一样，将导致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严重的统计造假和统计腐败。只能说，这种信息垄断是一个毫无政治责任心的政府通过权力赤裸裸地对民众进行信息欺诈。 但这种信息欺诈最终只能自欺欺人，因为只要政府继续按照旧思路进行社会管理，无论是继续其“三P政治”还是将“三P”扩大至“四P”，都无法取得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更何况，经过30年对外开放，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中国政府精心构筑的防火墙时常被穿破。在微博上我就看到最新的《世界银行环境报告》在流传：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有10个在中国，其中空气悬浮的微粒和硫磺含量，太原超标8倍、济南接近7倍、北京和沈阳6倍；二氧化硫的含量则重庆最高。污染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和智力发展。 PM2.5引发的风波，实际标示着中国人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大多数中国人宁可愿意相信美国使领馆与民间机构的数据，而不是政府权威部门颁布的数据。北京如果还想挽回信任，唯一的办法是开放第一个P，达成了民主政治，其他的三个P就不用继续造假。

中美两国之比较在中国成了一件时氅事情，尽管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人均受教育程度，以及人均拥有资源量方面都不存在可比性。但中国方面还是乐此不疲。前些时由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在其配发的解读中声称：中国家庭净总资产高出美国家庭21%。 这个数据公布之后，人们大都不相信。最后有人总结，由于房产在家庭金融中占很大一部分，中国的家庭金融总资产一靠人多，二靠房价拉抬上去。 但这种比较其实毫无意义，因为财富的拥有与消费，只有落实到每个消费者头上才是真实的，尤其是中国这种贫富差距甚大，财富分布极不均衡的国度，统计数据多有虚假的国度，将其与美国比较，在比较项目上就多有不对称。 第一，两国的房产真实价值完全不同，中国的房价高度泡沫化。中国经济已经高度货币化。据渣打银行前些时发布的报告，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存量高达13.8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一货币大国。 反映经济货币化的指标是广义货币（M2）。M 2既反映现实的购买力，也反映潜在的购买力。按照货币学原理，一个国家经济每增长1元价值，中央银行也应该供给1元货币，超出1元的货币供应则视为超发。那么中国到底超发了多少呢？ 5月份，中国国内有篇“‘地产财富不过是货币泡沫幻觉”的文章列了一组数据来说明中国房产泡沫化有多严重。文章对比中美两国M2的几个指标：一，截止2011年底，中国M2与GDP比值为1.89倍，这意味着1元GDP有1.89元人民币支撑或流通；而同样比值在美国为0.64倍，即1美元GDP只有0.64 美元在支撑或流通。二，中国货币发行增速远远快于GDP增速，近十年中国的M2增速平均是18%，而GDP是9.5%；三，2011年底M2存量为85万亿，与2000年底的13万亿相比，增长了6倍以上，同期GDP仅增长4.7倍。考虑到美元是世界货币，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流通，而中国主要在本国流通，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胀压力主要由本国人民承受。 中国的房产高度泡沫化还有一个指标可衡量，即“房价收入比”（Housing Price-to-Income Ratio），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国际上通用的房价收入比的计算方式，是以住宅套价的中值，除以家庭年收入的中值。国际上通用的合理房价收入比的取值范围为约6倍，若计算出的房价收入比高于这一范围，则认为其房价偏高，房地产可能存在泡沫。高出越多，则存在泡沫的可能性越大。比较讽刺的是，中国买一套8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需要普通中等收入家庭20年的收入（北京上海房价收入超过30倍），而美国只需5年。 此外不得不提一句的是：在美国，即使在华盛顿地区与房价最贵的新泽西，30万美元可以购一套相当不错的连栋屋，而在中国的北京、上海，这个价格只能购一套二手两室公寓房，至于住宅小区的外部绿化等环境因素，中国更是不如美国。 第二，人民币汇价的变动并不反映其真实购买力。如同我2007年分析的那样，中国由于国内超发货币过多，导致人民币陷入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双重境地。对外，人民币一直处于缓慢升值阶段：从1997年到2005年，人民币8.3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此后人民币对美元一直处于缓慢升值，目前维持在6.3元人民币兑1美元。 但在中国国内，这段时期人民币的购买力却一直在下降。据网上资料，广州市区快餐价格，2002年时一般是4到6元，2011年上涨到8到15元。2000年左右，中国国内97号汽油价格2元多一升，2011年上涨 到8元多。交通价格也扶摇直上，粤西某一条客运票价，2005年时票价是5元，到了2011年6月上涨到9元。珠海到广州直达车，2004年时45元左右，2011年上涨到70元。 人民币购买力降低，在房价上体现得最明显：例如广州市区的房子，2002年一般都是每1平米4000-5000元，2011年上涨到2、3万元。十多年前，中国大陆物价很低，很多东西都很便宜，很多港澳人士到深圳连玩带采购，谓之“深圳东门一日游 ”。当时，500万人民币在香港买不到一套商品房，在深圳却可以购买8-10套，因此很多香港居民都在深圳购房，然后到香港上班。这种现象自2005年开始逐渐消失，许多香港人卖掉深圳的房子，返回香港生活，理由是深圳的东西太贵了，香港物价更便宜。现在，深圳罗湖区的房子比对面香港新界的房价还要高。 三是中国人的收入差距过大，财富分布极不均衡。2009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数据报告，其中列有各国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之比在中国是10.7倍，在美国是8.4倍，俄罗斯只有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这一状况至今也未改变。本文开头述及的这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也承认这一条，10%的收入最高的家庭收入占整个社会总收入的57%。 以上三点分别说明了中国房产价格的虚幻，世界第一货币大国的财富高度泡沫化。这种情况下拿中国与美国相比得出来的“家庭净总资产高21%”的结论毫无意义，更何况，中国那高达两亿多的穷人不会因为“中国家庭净总资产”高于美国而成为阿Q，顿时轻飘飘地觉得自己也富起来了。

四川什邡的环境维权抗议活动虽然暂告平息，但其中有一点经验却值得记取，那就是在项目环境评估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实质性缺失。 为什么说是“实质性缺失”？因为这个项目已经通过国家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估。地方政府也宣称环评公示出来一年多以后，当地群众并未提意见。由于国家环保总局（后升格为部）早在2006年就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在相关的环评报告中必须列入公众评议结果（至于其真假如何则是另一回事）。但根据我对中国的了解，以及什邡市民这次的激烈反抗，我很清楚地知道在环评的整个过程中，什邡市民并未能实质性参与，借用中国时尚的网络用语，报告书上的公众评议是“被代表”了。 近年来，中国环境冲突频发，什邡事件只不过再次突显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社会抗争类型之间的相关性：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是哪里，中国的社会冲突也就集中发生在哪里。中国财富寻宝图上的四大金刚分别是地产、矿产、股市与金融。其中，房地产开发引发了农民反抗征地、市民反抗拆迁。矿产的大量开挖与污染则导致各地环境维权蜂起。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冲突，早已超过国企转型、土地征用、住宅强拆等矛盾，成为引发社会冲突的主要原因，2006年和2007年的环境冲突约为70万件左右，此后每年至少以超过5%的速度在递增。 中国的环境评估制度，据说参考了美国的环境评估制度。美国是世界上最早以法律形式创设并成功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国家，1969年制定的《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和1978年《国家环境政策实施程序条例》（CEQ条例），可以被看作是从政府角度认识环境问题的一次革命，其中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制定与实施的全过程，更是美国环境管理战略的一个显著特点。《CEQ条例》对公众参与意见的反馈作了非常详尽的规定，无论个人还是集体的意见都必须给予积极的回应，不论意见是否被采纳，都被附在最终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或写在勘误表中。 为什么中国学习美国的环评制度成了邯郸学步？根本原因是中美两国环评制度依托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环境都很不相同。美国的环境评价是建立在信息透明公开的基础上，有民主政治制度保证的政府信息公开、自由媒体，民众可以自由结社、集会，这些因素是保证美国公众能实质性参与环评的基本条件。上述这些政治及社会条件，中国一样也不具备，因此，在美国实施得很好的环评制度，在中国成为“聋子的耳朵——摆设”。以下是导致中国环评公众参与缺位的实质原因： 首先，中国的环境信息实际上被当作各级政府垄断的“国家机密”。2008年5月1日，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与此同时，环境保护部出台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但直到2011年年底，据《新民周刊》披露，全国各地的环保部门，仍旧有很多人不知环境信息公开为何物，更不知道如何应对公众的环境信息公开申请。2010年5月是《环境信息公开法》实施两周年之际，《南方周末》向内地所有31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的环保局发出公开2010年以来该局行政辖区内受到环境行政处罚的企业名单及处罚事由的申请，其中拉萨和海口两地因缺乏基础信息未能发送，其余均顺利发出，结果是：29个被申请环保信息公开的城市中，12个积极回应，3个明确拒绝回复，1个提出无理要求，另外的13个则始终保持沉默。 如果将拒绝披露环境信息的行为看作是地方政府行为，那就太幼稚了。因为2011年10月至今年5月，中美之间的“空气风波”足以说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一样不诚实。由于在美国使领馆与本国政府公布的空气质量信息之间，中国公众宁可相信前者而不相信本国政府，纷纷指责政府信息造假。这场“空气风波”最后引发了中国外交部的抗议，指责美国公布中国的空气数据是“干预中国内政”，沦为国际笑柄。 其次，各种听证会存在严重的做假。中国各级政府近年来确实也召开各种听证会，除了政府官员及被邀请的专家之外，也有“群众代表”。但这些群众代表显然是政府部门通过一些不便公开的“邀请”参加的。因此，中国出现了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职业，“专业听证户”，从四川成都某老妇7年参加19次“价格专业听证会”，到湖南长沙以数十种身份10年20多次参加“听证会”并为冠之“听证帝”的石爱伟。这些人之所乐意参加听证，是由于每场听证可获政府发放的薪酬。所以这些人几乎场场必到，每到必投赞成票。长沙的石爱伟尝了甜头之后，还准备将家人数名也发展成“专业听证户”，以便利益均沾。 由于中国的经济开发体制是政经一体化，这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政府集规则的制定者、参赛者与裁判者于一身。因此，中国的环境评估早就成了一条巨大的利益链条，附着在这根利益链条上的有污染企业、政府环保部门、具有参与环境评估专业资格的专家，各种听证会上的专业听证户只不过是捡了这块巨大蛋糕上掉下来的一点渣的小人物罢了。（“环境评估：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重灾区” http://heqinglian.net/?p=1723 ） 如我多次强调的那样，环境生态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底座，是所有中国人都生活于其中的“国家－政府”这所房子的地基。无论这所房子是处于长期维修状态（政府的保守派与民间立宪派的共同主张），还是需要拆了重盖（革命派），中国都需要让自己立身的地基保持牢固状态，这样才能保证住民们的安全。但是，只要中国的政经一体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还存在，这种环境冲突只会愈演愈烈。因为中国的环境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从根本入手，国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的资源被贪官污吏、黑心厂商蚕食，并化作他们及其家族奢侈享受的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