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中国近些年的外交有个特点：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如果有任何“不友好”的行动，中国政府必然提出强烈抗议；但俄罗斯对中国再“不友好”，比如俄国的中国威胁论时时泛起；中国商人及在俄侨民经常受到不公正不人道的待遇：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一波三折，中国经常遭到俄罗斯经常单方撕毁协议的羞辱，等等，但中国政府对此基本低调处理。中国媒体对这类事件也视而不见。在对待普京及西方各国元首的态度上更是泾渭分明，对西方国家首脑及政府丑闻从来不吝笔墨，对普京则除了赞扬，基本不加批评。 普京何以得到如此礼遇？原因无它，只因中国政府将普京及俄罗斯视为反民主盟友。放眼滔滔世界，北京觉得很难再找到与自己如此相似的同类项。北京认定，俄罗斯如果失去普京，将会走上亲西方的民主化道路，这将使北京感到自己失去重要的同盟者。 作为同类项，北京与普京最相似的就是两者都排斥现代民主制度，笃信发展经济是构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普京在今年1月的竞选演说中，仍然坚持政治上的“跳跃与革命”是有害的，需要渐进发展；仍然强调“强大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基本保证”；强调俄罗斯在家用电器拥有率方面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五分之四的人的实际收入超过了苏联发展的顶峰年代，80% 的俄罗斯家庭的消费水平超过了苏联时期。普京当然不会忘记提到民主化初期俄罗斯曾面临的巨大困难，以唤醒人民对他的感谢之情。 ——类似的内容，人们几乎可以从江朱第三代及胡温第四代这两代中国政治领导人的讲话中经常看到。 北京与普京的共鸣还表现在二者对文化思想控制都表现出特别的嗜好。区别只在于：在有了一定创作自由空间的俄罗斯，普京还得礼节性地表示“谁也不能侵犯创作自由”，但普京真正要强调的是：“国家有义务和权力动用资源解决社会和公共问题，包括塑造能巩固国家的世界观”，“国家在文化领域也要提出相应的要求。电视、电影、互联网、大众文化这些塑造社会意识的工具都要做行为表率和制定规范”——这点，中国政府已经走在普京前面，还希望更上一层楼，能够控制得滴水不漏。 在经济政策上，普京强调大型国有公司在经济中的控制作用，富人们因此深感不安全，往外移民成了富人趋之若鹜的选择。甚至有报道说，纽约豪宅的价格因中俄两国富豪购买而被拉升——看到这些，相信熟知中国政治宣传与国情的人士都会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 但是中国政府且慢高兴，在经历过第一轮初始民主化的俄罗斯，民主思想的种子已撒入地里，经过艰苦耕耘，俄罗斯会有收获。 俄罗斯与中国不同的地方在于：1991年苏联崩溃之后实行了全面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不如中国政府这样全面严格；曾经有过的民主化改革，使得多党制成为今天俄罗斯政治生态，执政党势力虽然强大，但不能象中国这样以党领政、政府完全沦为党的政治工具。也因为有了这些政治活动空间，即使普京再想开倒车，也只能在俄罗斯实行开明专制，结社自由、示威游行自由、新闻自由等虽然受到普京及其政治势力的严重干预，但毕竟还为俄罗斯的政治反对派提供了活动空间——这些，今天的中国依旧全然没有。好不容易有个透气的微博，也被中国政府全力以赴地围追堵截。 不喜欢普京强权的还有经济精英，但他们采取了用脚投票的方式，移民外国，并带走自己积聚多年的财富。 普京的支持者有两类人，一类由俄罗斯愤青组成，比如普京青年团“纳什”、“青年近卫军”等。他们拥护普京，是因为普京激起了他们的强国梦，他们高喊“西方人不要对俄罗斯政治指手划脚”。这些青年并不了解前苏联历史，也不能体会斯大林专制曾让苏联人民生活在红色恐怖之中；被普京的说教所吸引，加上普京的俄罗斯青年联邦目标计划为他们进入各级政权提供了机会，因此成为普京的坚定支持者。另一类则是普京的“票仓”，主要分布在农村等信息落后及受控制地区（与穆巴拉克的支持者阶层相同），这类地区的人群仍偏向于“传统的俄罗斯秩序”，即强权政治。 根据2011年初的民意调查，近70%的俄罗斯人选择“稳定”，即使这样的稳定“可能需要以民主原则及个人自由为代价”，只有大约20%的人会选择“彻底自由的民主”，这一人群主要由生活在莫斯科等大中城市的中产阶级构成。这些中产阶级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稳定”，而是要求各种政治权利，尤其是参政权。他们是普京强权的积极反对者。经济上日趋富有的中产阶级是抗议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对政府腐败、税负太重、缺乏自由颇有怨言，但一想到失去政府的强力统治，中国可能陷入无序化的暴民政治，就成为政府强权的坚定支持者。 中俄中产阶级对强权的态度不同，与两国经济特征及中产阶级生成途径不同有关，也与社会底层是否成为本国经济的受益者有关。 俄罗斯是资源型经济，普京将俄罗斯从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并非他找到了重振俄罗斯经济的科技兴国道路，而是世界资源供求格局在90年代中期发生巨大变化，普京因势利导，利用了本国资源优势解脱了本国的经济困境，并利用剧增的国家财政改善了收入分配与社会福利，全社会均从中获益，中产阶级的主体并非公务员阶层，而是涵盖了各种类型的知识群体。 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依赖型经济：不仅在生产上高度依赖外国的原料、能源、核心技术，甚至连市场也是高度依赖国外市场。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只能依靠对劳工生命福利的过度透支，还依赖于对本国生态环境的过度透支。中国占人口不到20%的中产阶级，除了在几个对外开放的橱窗城市之外，大部分地区的中产阶级主体是公务员与事业单位的员工，其生存发展本身就高度依赖政治强权。

孙中山曾将民生、民族与民权合称“三民主义”，这“三民主义”曾经是20世纪中国人追求光明未来的主旋律。但在缺乏公民意识的极权或威权国家，民族主义极容易被煽动成盲目排外，民生主义则很容易被导向民粹主义，作为民生保障与富国足民前提的民权，更是极易被挤压至可有可无的境地。中共建政60余年以来，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邓小平的“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其实都是为了解决民生。至于民权的落实至今未见，民主话题更是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 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中，弘扬民族主义与保障民生的途径完全不同。在民主国家，民族主义完全只是公民出于自愿的一种政治表达，民生则属于经济权利，这都是民主制度予以保证的公民权利，没有民主制度，民权有如无根之木。但在非民主国家，民生的保障往往需要依靠统治者的仁慈与开明，比如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意识到“文革”的后果是民不聊生，让百姓吃饱饭才重要，于是开始允许发展商品经济，开放农村集市，一步步走上在政府控制下的市场经济道路；民族主义更是经常被专制统治者用来转移国内矛盾，服务于外交。 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是普京构建强权政治的基础，但因为俄罗斯已进入开明专制，政治领导人当选必须经过民选这一程序，所以民意最后还是得通过选票体现，哪怕这选票是通过“购买”或者操纵得来。普京青年团支持普京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希望国家更强大”，二是“西方人不要对俄罗斯政治指手划脚”。他们的团歌是“15年前，当我们的国家毁于一旦，他们嘲笑我们；我们的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积蓄，没有退休金，没有未来；但是，现在我们重新站起来了，现在，我们要行动，我们将会更加坚强，因为我们的祖辈曾经在战争期间流血牺牲保卫祖国！” 当年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俄国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普京上台后利用俄罗斯优质的天然资源与石油价格上涨这一时势，迅速扭转了俄罗斯的经济形势。这歌词说明普京的选票来自于解决民生，让俄罗斯人看到了国家强大的希望。 但中国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奠基于信奉者的自我欺骗，当局者也不需要象普京那样用社会福利、经济利益、为青年人提供进入各级政府的管道这种方式购买。对付不同层次的人民，北京当局娴熟地使用不同的手法。 对于知识界的新老左派，当局在打压各种针对当局的批评意见，却为新老左派留下一扇窗户，让他们以自己拥有特殊活动空间而沾沾自喜，并以消灭不同意见为己任。这一点已经为过去十余年的新左与自由主义的“交锋”所证明，当局捆住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手脚，让新左放开手痛击，形成了自由主义的败局，不少自诩为自由主义的知识人纷纷倒戈。 对于中国民间底层成员怀念毛泽东的思潮，当局固然有不喜欢的一面，但更多地是加以利用。当局不喜欢的是这类人物借怀念毛泽东批评时政，但对他们认同毛的专制与反西方民主的排外情绪，则从不忘记加以利用。政府与民间毛派也经常默契地在玩“扮傻游戏”。对于参与扮傻游戏的民众来说，明明是一党专制的政府在掠夺民众生存资源如土地住房，但民众却硬要装出一副（也许是真心）相信中央英明，是地方政府这班“歪嘴和尚念坏了经”。这种“扮傻游戏”上演到近两年，导致出现这样一种政治奇观：一部分人选择相信温家宝是党内改革派领军人物，只是由于党内保守派多方掣肘，才使温家宝无所作为。甚至有关温家妻儿经商致富的消息，他们也宁可相信这是温的政敌造谣中伤。另一部分人选择相信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是出于让底层受益的惠民考虑。这类人的信仰本身就是种悖论：现有体制放纵官商结合掠夺民众，但对未来的希望则寄托在这一体制的开创者毛泽东身上。他们对于毛亲手制造的种种国家之罪假装不见，将毛时代幻化成平等、公正、人人有工作（实际是连当工人都需要打破头）、有免费医疗的社会，以此作为镇痛剂。 这种出于生存焦虑的民粹主义，其必然结果是对政治强人的期待。本来，在俄罗斯曾经有相当大影响的民粹主义，对领袖人物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但中国这块肮脏的土壤中，时至今天，从政治泥潭打滚出来的的领袖人物，并没有什么人符合这一道德期待。但不少中国人却可以自欺欺人对心中的领袖美化，这种精神，说是犬儒也罢，说是阿Q也罢，就是中国的国民精神。 六四至今已逾23周年，反观这23年中国政府与民间互动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主线：90年代前期，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再次启动经济改革，为国人提供了一副精神镇痛剂，一段时期内，“六四学生也有错，是学生不撤出天安门才导致镇压”、“向前看”成为一种主流意见。在经济学界，腐败是瓦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谬论也堂而皇之登上殿堂。21世纪零年代，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共，无论是国内的异见者还是关注中国人权政治状态的美国，都一致认为可以通过温和方式让中共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于是国内有“护宪维权”之说，在法律框架内维权成为抗争活动的主流形式，这种活动的最大特点是不提政治权利要求，比如选举权、游行集会权、自由结社权与新闻自由等权利，将重点放在经济权利（如征地拆迁利益受损）及司法受害申诉等上面。这条道路艰难行进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时，此后基本成了断头路。在真正的维权律师屡遭打压之后，国内不少社会底层只好将希望寄托于毛泽东回归。薄熙来的民意拥戴就来自这种因生存焦虑而引发的民粹主义。这种焦虑之严重，已让民众来不及辨识薄的真正政治意图。 中国民心思变，已经是凡有眼者也可见之事实。但这种求变心态究竟出于生存焦虑还是出于权利意识觉醒？这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很重要。因为前者可以通过政治强权实行资源再分配获得缓解；后者则必须是制度变革。民众大多是短视的，民主制的希腊在面临危机时，民众尚且为自己的福利可以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在中国这种极权体制下，民粹主义更容易抄近路，走与强权相结合的道路。 民粹与民主，在今后的中国谁主沉浮？这关系到中国今后能否摆脱专制桎梏。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乐观。只要滋养民粹主义兼民族主义的土壤存在，就算薄熙来从中国政坛上消失，这种类型的政治人物在中国却始终存在。 　　

今年逢6•4天安门事件23周年，前苏联和中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也逾21年。大多数“植入型”（或称“外铄型”）社会主义国家如东欧诸国，在一代人的老去之后，共产主义带给这个民族的耻辱与痛苦渐成历史；但在“内生型”（亦称“原发型”）社会主义国家，如俄罗斯及中国，前者还处在开明专制状态中，后者还未能进入开明专制。 比较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很有意思。 共产党国家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原发型。这些国家是共产革命的原发地，共产党政权是通过本国的武装革命建立起来的，如前苏联与中国；另一类是“外铄型”，如东欧国家那样，是在外国军队占领下，将由外国政府训练好的本国共产党干部输送回国，从而扶持起一个依靠外国的坦克机枪维持的共产党政权。前东德共产党干部列昂哈德•沃尔夫岗的《革命之子》一书（1980年出版，英文），其中有一节“跟随乌布利希回柏林”，记述了他跟随东德共产党领导人乌布里希，在苏联枪炮护送下回东德建立共产政权的过程。 如果用“玩牌”这一形象的说法，在内生型共产国家，是统治者与本国的反对武装力量双方玩牌，支持列宁的德皇威廉二世与支持中共的苏联，都不正式出场，只是暗中送上几张好牌支持其中一方而已。但在植入型共产国家中，除了本国统治者与不成气候的反对者之外，还有手持王牌的外来者，其力量足以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格局。两种不同的牌局决定了这两类共产国家的历史命运的不同。内生型共产党政权的解体多半起因于内部的瓦解；植入型共产党政权的情况则取决于外部变化。 在植入型共产国家，历史上市场经济、市民社会、自由思想、自由言论等经济文化传统的影响根深蒂固，多数民众对共产党意识形态和专制制度缺乏发自内心的拥戴。相反，他们往往把政治高压看成是外国势力撑腰的本国傀儡政权的不得已作为，对本国共产党政权的不满与维护民族独立、维护本国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东欧的东德、波兰、匈牙利、捷克先后发生过反对共产党政权的起义，社会根源就在这里。在这些国家，一旦最有决定力量的玩牌者退出——即外国扶持者放弃其干涉内政的立场，傀儡政权就可能随时垮台。 苏联和中国同属“内生型”共产国家。这两个国家之所以会出现共产党政权，既有内在的深厚社会土壤，也有外在的一些所谓“历史偶然”。 先说“历史偶然”因素。比如，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就不可能得到德国的经济支持，军队也不会反战，十月革命可能就无从发生。没有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早期的中共就无法生存；而没有日本侵略中国，中共也不可能生长壮大到打赢内战。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农业社会占据经济的主要成分，小农构成社会成员的大多数。这类社会中，共产党的乌托邦宣传比较容易骗取民心；而城市的市民社会、自由思想、自由言论等传统则非常脆弱，很容易被小农的汪洋大海所吞没。这些，都构成共产国家的“内生”社会土壤， 俄中两国在共产革命前夕，都是农民大量破产并半无产化之时。1861年，俄罗斯开始农奴制改革，农奴成为自由人，但需要交付巨额赎金，不少农民无力经营农业。加上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原有生产方式的挤压，导致大批农民破产。民粹主义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俄罗斯封建制度发生碰撞，俄罗斯农民生存状况恶化的这一状态下产生的。正是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批代表着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利 益的年青知识分子冲上了俄国的政治舞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的运动。“民粹”两个字就是从俄语的“民意”转译而来的。民粹主义不加分析的把资本主义大生产视为衰落和祸害，对大规模商品生产深恶痛绝，带有明显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色彩，在19世纪60-70年代的俄罗斯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在19世纪中晚期，本来就已经承受着不堪负载的沉重人口压力，再加上口岸通商，资本主义工业品严重冲击中国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破产与农民半无产化这一痛苦过程，产生了大量游民。清朝廷对付的各种会党叛乱民，其实主体就是游民——失地农民与城市无产者。各种思潮通过大批留洋学子而涌进中国，但无论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其他的各种主义，都不如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大。 一个穷人过多的社会，对民粹主义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对以个人自由为特点的自由主义更是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很容易接受以消灭阶级差别与均富为号召的社会-共产主义思潮。在这种社会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属于内生型。这种内生型共产党政权一旦建立，除非它因内部严重分裂或经济危机不能自我维持下去，一般不太可能因为外部力量的介入而解体。它的长寿特征造成了社会内部对现代民主的隔膜，甚至出现包装在爱国主义旗号下的拥护专制、抵制民主化的思潮以及民粹主义。另一方面，即便这样的国家实行改革，甚至开启了民主化的历程，也不可能象植入型共产党国家那样形成与共产党制度划清界限的社会氛围，于是，旧体制的游魂就会和转型中的权贵组成种种结合，左右舆论、蛊惑民心，因而走上漫长而反复徘徊的转型时期。 中俄两国只有一点不同：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这只双头鹰就开始将它的一只头转向了西方。在数百年近现代化进程中，俄罗斯一直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东方的专制之间摇摆不定。它时而表达自己对西方文化的钟情，时而又强调自己 的东方特征。也正是因其两只头的朝向摇摆不定，俄罗斯的文化归属属于边缘化状态：西方从未视俄罗斯为欧洲文化的成员，而东方更从未将俄罗斯当成亚洲国家的成员。在东西方文化中的长期犹豫和彷徨，导致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决定了俄罗斯目前的政治特色：外表上具有西方民主制的选举制形式，实质上却奉行东方专制特色的强人政治。 但中国从来只有一只头，这只头更是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方向。中国虽然也高喊要学习西方，但从晚清时代开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直到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体，西方科技”为用，其政治内在禀赋从未变过。如果说俄罗斯现在已经进入开明专制阶段，政治反对派所要求的是建立完整健全的民主制度，那么中国则距离开明专制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形形色色的政治反对派的“共同底线”，无非是希望当局实行开明专制，区别只在于是由共产党继续领导，还是让共产党内部分为两派，通过党内民主程序 决定由哪一派执政。

时下中国的怪事多，5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的出版发行，应该算得上一件。为什么？因为这是部分文学艺术家向毛泽东亲手制作的扼杀文艺自由的绞架顶礼。抄写者当中，有些老人当年是历次运动老将，有的在“文革”中曾被批斗，一些年逾五、六十的中老年文人的成名，则是依靠80年代疏离毛的党文化另树一帜。如今，因向当局敬献“投名状”的政治需要，这些人终于走到一起来了，摹仿佛教徒手抄佛经的虔诚，将毛的这份讲话抄写了一遍。 这是什么精神？这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重症患者的精神；抄写者在向当局展示他们的政治虔诚之时，更是让世界看清他们尽管早已修炼成各种文化班头、艺术教习，但终究不过是一群终身戴着镣铐跳舞的宫廷舞者，朝廷有需要时得献歌献舞，恢复舞者本相。 且说说这篇《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篇什么物事。在上世纪80-90年代，一些曾亲身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的党内老人如李锐先生等都曾回忆过这段令许多革命者丧失尊严的红色恐怖时期。这场运动起始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是运动开始的标志；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运动宣告结束。其中，毛泽东1942年5月2日至23日的两次讲话（即《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称对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已故历史学家高华曾对这段历史有过独具慧眼的深刻研究，他认为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最终确立自己作为文艺界大法师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文化人不听话，不尊重领导”。这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毛氏党文化”观包含五个层面： 一、文艺是政治斗 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 ‘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二、与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对他们的改造。 　　 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 　　 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五、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在同类研究中，高华对这场运动的总结很到位。我无从猜想这百位抄写者在誊抄这篇讲话时怀抱一种怎样的心情？他们难道真心承认自己比工农“肮脏”与“无知”？他们愿意重温当年“无产阶级”对其曾施加过的半暴力“教育与改造”？他们难道听不到今天中国的“工农兵（复员军人）”正通过每年逾20万起的群体性事件在发出反抗的怒吼？ 将中共比之为绑匪，可能会让不少中国人觉得不舒服，但从中共挟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所有社会资源并迫使中国人听从其号令这点来看，其实与绑匪本质相同。在沦为人质的中国人当中，这百位文化名人在才赋上自有其杰出之处，那么多人拼命往上爬，却只有他们能爬上文艺界阶梯的顶端，足以彰显其才赋优越。但才赋的优越也无法掩盖一个事实：他们已完全被中共党文化驯服，其行为具有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所有特征。且看： 　　　　　 “人质感到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中共至今仍然掌管着他们的饭碗与福利，在“不服从者不得食”的铁则下，他们还需要依靠体制的物质恩赐； “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会出加害者略施小惠的举动”——与同类群体相比，他们感到党赐予他们的待遇很不错。除了见到级别更高者需要打躬作揖之外，在大多数人面前，已经很有上等人的感觉； 　 “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部信息”——中共长期控制媒体，限制学术自由，而这些人由于自身的文化班头、艺术教习地位，早已成为党的宣传工具，他们也不再倾听官方媒体之外的声音，部分人自觉地相信那是“腐朽的西方文化”，或是海内外敌对势力在造谣。 　 “人质要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经历过改革30余年，中国出现很多问题，朝野不少人虚构了一个平等、底层人人有工作与免费医疗的毛泽东时代并怀念之。于是这百位文化名人认为，要从毛的阴影下逃脱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那就干脆做个在当局眼中表现优异的驯服者吧。 知识群体的堕落，标志一个社会彻底的堕落。记得当年一位研究当代文化史的人士曾收集了许多文化名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亲笔写下的认罪书、检讨书，准备结集发表。但这些文化名人当中的在世者与逝者家属均表示强烈反对，声称一旦出版，将全力以赴诉诸公堂，并在经济上彻底整垮这位研究者。不让出版的理由中最强的一条是：当时政治压力太大，谁也顶不住。但观看今天的中国，我实在不知这百位文化班头对自身向创作自由绞架顶礼的可耻行为有什么说辞？是什么力量驱使着他们写，个别人即使象“吃苍蝇”也还要写？是不写这份投名状会被处死，还是没有高干病房入住？是升迁道路受阻还是担心进不了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些人当中的不少人其实墓木已拱，党能够赐给他们的现世利益不会更多了，写下这投名状，只能说他们对中共专制只剩下谄媚的“勇气”，只会说“圣上英明，臣罪当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