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中国人现在活得艰难，普通人家不仅为了生前一套房子发愁，还得为死后的墓地发愁。这墓地的发愁除了付费日益高昂之外（据说北京一块墓地就需要20多万元），还有个死后使用期限的问题。现在纷纷流传的使用期限20年之说。将生者搅得很不安宁，因为中国现在处于人口流动性极大、社会变化极快的时期，谁敢保证自己的子孙后代在20年后一定有能力续上这么昂贵的费用？如果续不上，结果难道是抛骨扬灰？ 话说中国这墓地之劫，并不始于今天。只是1949年之前，不得安宁的主要是帝王陵寝与达官贵人的墓葬。中国的殡葬文化历来重视厚葬，凡有钱人家莫不厚葬其先人，以示孝顺。这就使得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盗墓这个行业。尤其是汉唐帝陵集中的长安、咸阳与洛阳一带，盗墓成风，盗墓利器“洛阳铲”据说就是洛阳盗墓高手发明的。我当年曾到西安，据当地一位文物专家告知，帝陵无不被盗，只是程度不同，连秦始皇陵与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都出现盗洞。曾做过土匪、毒贩的军阀孙殿英公然派军队盗挖东陵，将乾隆、慈禧毁棺抛尸。 但那时无主的穷人墓地即义冢还算安生，因为那是“旧中国”的一项慈善事业，即当地的大姓士绅之家集资买地，归葬贫而无家之人，盗墓贼知道无利可图。遍布全国的义冢的被毁坏，始于中共建政之后的“新中国”。 以“社会主义建设”的名义平坟在中共治下被视为天经地义。山西省晋祠镇赤桥村之西的卧虎山下，原有一座“义冢”，是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赤桥村人集资建立。当地因为常有乞丐云集，死后不得归葬，于是村人集资建立义冢，此事得到当时的周姓县令鼓励，赏钱四千文，批准义冢占地一亩。时人专门刻了一块《赤桥村创置义冢碑记》，立于古刹兰若寺中，以记其事。从1834 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110余年间，义冢已扩张为4亩多地。直到1960年代，义冢也被平整后恢复为耕地。当时全国各地都有同类举动，我当年在湘西修铁路之时，所修路段就平了一座坟山，迁葬是不可能的，全当做废土处理了。那坟山埋葬的死者除了土匪之外，还有当年死于湘西剿匪的解放军战士，因为遗物中有军用水壶与搪瓷杯，上面画的红五星还依稀可见。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名义下，中国历史名人的墓葬遭受前所未见之浩劫。普通将相之墓难逃厄运，就连历史上很受尊崇的文圣孔子之墓、宋代清官包拯之墓都被挖掘。中共本党的前辈也难逃厄运，曾任中共总书记的瞿秋白之墓也被红卫兵挖掘，其遗骸抛置野外，还标上“瞿秋白的狗骨”字样拍成照片，登在当时的红卫兵小报上。大概对这类因政治鼎革而累及亡灵的事情见多了，中共两位国家领导人周恩来与邓小平都生前立下遗嘱，要将自己的骨灰撒向江河湖海。 改革开放以来，修桥修路建住宅等基础建设从未停过，凡这类工程所需要之地，不仅活人让路，死人更得让路。信奉无神论的的中共政府，对挖掘坟墓毫无顾忌，口号是不能“让死人与活人争地”。 公共墓地商业化经营就是近20余年以来出现的现象，随着地价飚升，墓地价格更是飚涨，最后“发展”出只给20年使用权的“中国特色墓地市场”，让中国人有“死不起”之叹。中国人在社会主义人间的贫富差距也体现在死后的世界里。各地有钱有势者占用几亩甚至几十亩地修建豪华坟墓的事屡见不鲜。山东烟台市人大常委会原常委、海德集团董事长李德海，在国家级森林公园昆嵛山中，毁林数百亩，耗资数百万元，为其母及前妻修坟，其规制超过古代王公。湛江开发区龙潮村支书梁杨辉利用权力倒卖土地敛财44亿元，占地50余亩，为其母亲修建“天下第一墓”，据说聘请踏勘墓地的风水师酬金就达一百多万元。而另一方面，却是穷人王小喜无钱葬母，只好将母亲遗体捆在两个麻袋中，再绑上几块石头沉入江中。 无数往事与今天正在发生的事，证明中国是一个生者活得痛苦，死者不得安宁的国家。盖洛普2010全球幸福调查发现，七成中国人感觉生活艰难。虽然造成墓地价格飚升的深层原因是需求无限与土地资源供给有限这一原因，但中国不重视人权才是上述现象发生的根源。在北京政府眼中，活人的人权都无需尊重，死人不是“人”，当然更不需要尊重其安眠权了。中国人的先人要想安宁长眠地下，需要特权。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之所以被其家乡父老深表感谢，原因是他的“面子”使骆氏祖先安葬之地得免迁坟之痛。财经记者叶楚华在微博上说，骆氏家乡是广东台山水步镇吉龙村，两年前曾被政府强制征地，所征地块包括骆氏集体坟场，那里是众多骆氏先人亡魂栖息地，骆家辉曾祖墓地亦在其中。骆氏乡亲多次力争，当局置之不理。直到骆家辉被任命为驻华大使，当局才算是停止征地。 我曾去美国康乃狄格州的雪松岭公墓（Cedar Hill Cemetery）拜谒过容宏之墓地，也曾在台湾大学校园拜谒台大首任校长傅斯年墓园。在那安宁祥和的墓前，浮现在我脑海里的一个想法竟是“幸亏他们未葬在中国”。

三月，对于西藏是敏感的，因为有那么多饱含历史沧桑的日子，概由1959年的3月10日延伸开来。三月，对于中国也是敏感的，简称为“两会”的荒诞大戏， 一年一度在此时开幕。一位以讽刺专制为主题的漫画家，给这个政权的权力者们画上了长长的鼻子，我们都知道这是说谎者的标志。 在这出荒诞大戏上，“少数民族”与“宗教团体”的代表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一概都是充当花瓶的角色。所以我们会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少数民族”与“宗教团体”五彩斑斓，点缀着帝国盛世的风景。而这样的风景，在前苏联这个多民族的极权国家，早就有过。 有些“少数民族”代表倒是换上了名牌西服和锃亮的皮鞋，也戴上了显得斯文的眼镜，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现代风尚，然而一开口就是错，而且错得低级，以至成了笑柄。 印象深的是，在中国较少官方色彩的媒体《南方周末》采访了“两会”代表——西藏自治区人大主任向巴平措和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在香港的越来越多官方色彩的凤凰台也采访了“两会”代表向巴平措。 尽管报道都是在“两会”结束之后出现的，却具有“两会”的特色，即长长的鼻子。我们熟悉的西方童话点破过这个秘密：长鼻子是随着撒谎越多，变得越长。而拙劣的撒谎者常常会因为撒谎越多，露馅越多。 比如，向巴平措说，“2012年整个自治区的5000多个行政村，都派了驻村工作组。这个不完全是为了维稳，主要还是帮助他们发展经济。驻村干部一年一换，三年之内，全区将有2万多干部驻村。” 比如，向巴平措说，“中央领导也跟我们讲，稳定压倒一切。现在，我们常规的、非常规的维稳都在进行。所谓常规维稳，就是政法机关各司其职去维稳；非常规维稳，指敏感时期，实施特殊的管制措施，包括对街面实行一些控制。” 比如，白玛赤林说，“九寨沟一年就有几千万的游客，把九寨沟破坏了吗？西藏120万平方公里土地，2011年才来了六百多万人，把生态破坏了吗？” 这些话就不分析了，罗列在此，明白人自明白。 尤 其是向巴平措说：“送领袖像，这是西藏特有的一种方式，有历史传统……藏传佛教里，很多菩萨实际就是活生生的人，比如释迦牟尼、宗喀巴大师、松赞干布、文 成公主，都把他们作为拜的对象……因此送领袖像在我们这里并不奇怪，是很自然的事情，也受到僧尼的欢迎……挂不挂领袖像，都是自愿的，并不强迫。” 此言一出，顿时哗然。而且这段话，完全可以作为研究集权政治与宗教之间关系的一个范例。 在 美国的汉人学者何清涟最近撰文写道：“中共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共产党用政治暴力来解决宗教问题是不合适的。这只能造成 共产党与各宗教之间的关系紧张，而且只会造成中共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内在紧张、造成政府与各宗教群体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我可以预言，中国政治和宗教之间的 冲突今后会成为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一项重要内容。” 其实说谎话是需要勇气的，需要的是出卖良心的勇气。对于这样的勇气，特别赋诗一首： “他血红的眼睛/他游移不定的眼神/他露齿的笑 他皮笑肉不笑 /他开过枪的手/他藏在台下的手/没错，我说的是这两人/一个叫白玛赤林/一个叫向巴平措” 2012年4月5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自由亚洲电台

何清涟 发表 于 四月 3, 2012 4月1日，在2012博鳌亚洲论坛“青年领袖圆桌会议”期间，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向前NBA球星姚明发问，姚曾经“年收入4、5千万人民币”，而扬州市市委书记谢正义年收入不到20万，为何“大家同样辛苦、同样工作，最后的反差非常大”，姚明的回应是，“两人是在不同体制下发展，属于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 此话引起网友热议，大家都知道芮成钢错了，却不知道姚明的回答也只对了一半，官员与球星“属于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正确，“两人是在不同的体制下发展”似是而非。正确的回答应该是“双方薪酬是不同的薪酬定价系统所给定的”。不过，这怪不得姚明，他并非经济专家，但已经迅速机敏地抓住最本质的问题，即不能拿名球星与官员做比较。因为即使在美国，从总统、州长到国会议员等政界人士的薪酬，都无法与名球星、好莱坞明星相比。当然，也不会有人会象芮成钢那样去拿两者相比较，并扯到收入分配公正这个问题上来。 名球星的薪酬高，是上世纪70年代全球化以来发生的事情。全球化开始的时候，正好是电视机普及的时代，这就使人们对球赛的消费超出了球场，人们通过电视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球赛。由于一些专才的高知名度提升了球赛门票价格，增加了全球转播收入，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会中少数专才的市场价值，于是著名球星可以参加门票与转播收入的分成。一些商业化运动项目（行业）的翘楚——如棒球、篮球、足球业的顶尖球星与拳击手的收入逐渐上升，终至出现姚明这样的天价薪酬球星。与此同步，各个行业如律师、企业管理、投资银行业的顶尖人才的薪酬都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幅度上涨，他们的薪酬虽然不如顶级球星那样丰厚，但年收入逾百万成为常见现象。他们的生活之奢华也让人吃惊，比如一些公司在纽约，人住在新泽西的企业高管，竟然每天上下班都乘坐小型飞机，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了节约开支，这种奢华举止才算是停止。 理论总是姗姗来迟。 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专家们对上述现象从各个角度加以分析。政治学家认为这意味着着社会特权的转移，所得税下降损害了原来的公平原则。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赢家通吃”（Robert Frank以及Philip Cook的观点）。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教授罗格•马丁（Roger Martin）的说法让那些强调“人力资本”重要性的经济学家听了满心欢喜，他认为专业人士的薪酬飙涨，原因在于世界开始意识到，“才能”比“财富”更稀缺、更有价值。总之，各学科的专家们的解释中，只有经济学家偏重于认为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习惯了市场竞争的美国人当中，虽然很少有人将其纳入社会分配公正的范围内加以质疑并讨论，但也在反复问：为什么要付给顶级明星那么多钱？ 2010年10月11日，《纽约客》（The New Yorker）发表被誉为“本世纪前十年全球最顶尖的十位思想领袖”之一的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Talent Grab：Why do we pay our stars so much money?”（人才争夺战：为何要付给明星那么多钱？）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该文认为，经济学家阿亚•查卡尔（Aya Chacar）和威廉•赫斯特里（William Hesterly）在《管理与决策经济学》（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的一篇文章中提供了答案。这两位经济学家引用加州大学（UCLA）洛杉矶分校人类学教授阿兰•佩奇•费斯克 （Alan Page Fiske）的“关系模式原理”阐述其观点。由于该文阐释得比较简单，我从费斯克的主要著作《社会生活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Life）一书里引述其观点。费斯克认为，由于生产模式根植于主体间的关系，根据主体之间的特殊组合特点，他提出了“关系模式原理”。 根据费斯克的理论，主体之间互 动有四种基本类型，跨越时间空间依然有效： “在所有文化中，人们绝大部分时间仅使用四种基本模式来组织社会的多数情况”，第一种模式为公共分享（communal sharing,CS），是基于互惠的血族关系或世系，如家人、手足等，这是一种照料和分享的关系，关键的关系为“财产”；第二种模式为权威等级（authority ranking，AR），有着垂直等级排列的人之间具有这种关系，如上司和下属。在农业或封建领地类型的社会，权力等级处于统治地位，这种关系以效忠为基础；第三种模式为平等匹配 （equality matching，EM），如同学、战友，该关系中的人需要达到和维持平衡，如轮流值日、等待分配等，这是一种平等和互惠（equality and reciprocity，ER）的关系；第四种模式为市场定价（market pricing，MP），这一关系中的人需要用比率或概率来进行评估，如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社会决策的得与失等，这是一种公平和均衡的关系。以竞争为特点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受市场定价的支配，这是现代社会的主导模式。在任何情景下对模式的选择都会从根本上影响人们互动的本质。 查卡尔和赫斯特里在分析了费斯克的“关系模式原理”之后，认为这正是人们对“才能”的价值集体改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专业人士与雇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综上所述，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特别在美国）每个行业的“明星”能够获得巨额薪酬的原因，是因为市场定价系统的作用。由于这些明星人物的才能都是稀缺的，因而能够获得稀缺物品的定价；扬州市市委书记谢正义的年收入不到20万，那是因为他的薪酬属于权力等级系统给定。相比较而言，做市委书记的人才与做顶级球星的人才，当然是后者属于稀缺物品。 姚明的回答如果是：“我与谢书记的薪酬是属于不同定价系统给定的”，那就是非常完满的答案。 Categories: 中国略影  |  标签： 2012博鳌亚洲论坛 , voa , VOACHINESE , voachineseblog , 官员 , 芮成钢 , 青年领袖圆桌会议 , 顶级球星  |  Leave a reply

近几个月西藏不断发生僧侣自焚抗议的悲剧。3月23日，人民网指达赖喇嘛煽动藏人自焚并向藏民传播纳粹思想。此前中国卫生部官员承认中国的器官移植供体来自死刑犯，让人联想到法轮功多年来的指控：器官移植的供体有不少来自不明不白死去的法轮功学员。所有这些都让人清晰地看到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中国政治与宗教的冲突达到前所未有之紧张程度，而且这紧张不限于法轮功，还包括藏传佛教、新疆的伊斯兰教，以及中国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与天主教。 面对这些矛盾，无论是北京当局还是中国人（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几乎很少有人能够从宗教与社会之间的结构功能关系这一角度理解。大多数汉人都在想：我们给了少数民族许多经济上的帮助与政策上的优惠，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至于对待法轮功，许多人干脆除了重复北京宣传的那种“邪教”说，甚至不愿意多花点时间倾听一下其呼声。这种内涵上与官方相近的态度，源于中共政治与宗教之间那种与生俱来的紧张关系。 西方的文化学者一直将宗教视为“解读人类文明的钥匙”，很重视研究宗教文化。但中国对宗教的态度却完全不同。1949年以后，中国的宗教生活曾被禁绝，宗教研究也陷于荒废。我在大学时曾专门选修过《世界三大宗教》这门课，但内容很浅，其宗教史观主要是马克思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这一理念的阐释。对明清时期非常兴盛的民间宗教，我本人了解也是由浅入深，随着对史料的接触逐步了解的。根据我自己的阅读与思考，中国政治与宗教的紧张关系，需要从三方面加以理解： 一，来自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但这点必须分成两个层面分析。 第一个层面：历代王朝虽尊儒，对佛教道教始终持容忍态度，儒佛道三教均被视为正统。虽然曾发生过“三武一宗”四大“灭佛”事件——这些“灭佛”事件的原因有文化的，比如信奉儒学的士大夫们反对。但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因为寺院僧尼不事生产，不纳税赋。但当时灭佛造成的紧张与恐怖远非今天中共政府禁绝法轮功可比，即以死亡人数最多的唐武宗“灭佛”为例，整个过程因各种原因死亡者约300人。北周武帝宇文邕只是强迫几百万僧尼还俗，并未强迫他们改变信仰，在家当居士也一样可以信佛。周世宗更文明，只是规定，出家前先得获得父母、亲属同意，统一设置戒坛，不允许私度僧尼，同时还禁止宗教习俗中一些伤害身体的残忍方式。大多数时期，朝廷对佛道等允许存在发展，一些皇帝及皇室成员、达官贵人还是信奉者。与中共建政以来对宗教的严酷控管完全不同。 第二个层面：历代王朝对民间宗教大多都持警惕态度，明清两朝统治者甚至视之为祸乱根源。在儒释道三教之外，中国其实一直存在名目众多的民间宗教。这方面的研究不多。宗教史学者王庆德在2010年曾发表一篇《中国民间宗教史研究百年回顾》，梳理了中国学界对民间宗教史的研究并指陈其优弊。他指出，将民间宗教纳入文化视野的不是对其持贬斥态度的中国士大夫，而是荷兰汉学家格鲁特(1854-1927)，在1892年到1910年间,他先后撰述六卷本的《中国的宗教体系》和二卷本的《中国的教派宗教与宗教迫害》，专注于中国民间存在的非制度化、非系统化的信仰与仪式，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有关中国民众宗教的体 系。20世纪40年代,陈荣捷将中国人的宗教生活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寻常百姓的层次，即民间宗教；一个是知识已开者的层次，即儒道释三教等制度化宗教，从而在社会中给定了民间宗教本应有的位置。但这点学术上的突破，完全因为中共的政治文化而被摧毁。 二，中共与宗教的关系紧张前所未有，源于共产主义学说本身。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只有共产主义学说为人类的终极价值提供解释，这是其他所有社会科学没有的特质，因为只有宗教才为人类提供终极解释。信奉此学说的共产政权建立的都是极权政治，其特点是不仅要管理人间与人的思想，还要管理神界，负责对世界做出终极意义上的解释，因此将一切宗教视为威胁其统治的异端邪说。这就是中共政治与一切宗教之间必然存在紧张冲突的内在根源。即使在改革开放后对制度化的宗教如佛、道、天主教有管控地开禁，也不允许民间宗教的存在。与此对应的就是宗教史研究上的极权文化特点：对宗教的界定更多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由于流传于社会下层即民间的各种教派之思想信仰与社会的正统观念有所抵触，其组织独立于一元化的社会体制，有的教派（如白莲教）还成为反政府的民众运动的主角，遭到官方和法律的禁止，明清两代统治者将这些民间宗教称之为“邪教”，今天的研究者有不少也认同这一定义。 正因如此，法轮功在其初起阶段，是以气功组织而不是以宗教组织的名义存在，否则不可能有任何活动空间。 2000年北京政府决定消灭法轮功，中国知识界几乎一致认定这种消灭具有政治正当性与合理性。直到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过程开始后，北京在西藏与新疆遇到的麻烦才逐渐为国内公众所知。中国人开始模糊了解到，西藏问题遇到的最大的一个结就是宗教问题，新疆的冲突同样也包含着中共政治文化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习惯性地认同政府消灭邪教的中国人，在法轮功的问题上可以与政府一致，但在西藏、新疆、基督教家庭教会与中共政府的政治冲突上感到困惑。 如何理解宗教现象？马克·布洛克曾有言，宗教“就像一个结，这个结将社会结构与社会精神大量迥异的特征缠绕在一起。简言之， 宗教信条涉及到整个人类环境问题”。任何宗教（包括中国民间宗教）的兴起和传播都有植根于社会土壤的强大的原动力，并履行一定的社会功能，如心理安慰功能、社交功能、济助功能、治病健身强体功能、谋生功能、晋升功能等等。除了这些功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宗教所发挥的精神纽带作用。 中国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将会构成中国今后社会矛盾的重要内容。北京当局如果只采用政治暴力简单地取缔、打压各类宗教，结果只会加深中共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内在紧张，造成政府与各宗教群体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上周末，在RFA做Calling节目时，一位听众来电，谈到中国政府最近允许养老金入市，让人感到很不放心，害怕这些“保命钱”最后被倒腾光，还不如存在银行里让人放心。我当时的回答是，这些钱如果存在银行，利率太低，赶上不通胀速度，会严重缩水。明智的方式是用去投资。但关键是如何减少投资的风险，并加强对社保基金运作的监管。 但我深知，这样回答在道理上站得住脚，但要在中国付诸实行却难之又难。原因之一是中国的资本市场长期处于过度投机与政府干预过强的高风险状态，投资品种太少；二是社会信用太差，不仅是民众不信任政府，就连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也缺乏政治信任。以刚发生的网友谑称的“最坑爹保险”为例：1995 年，浙江台州椒江农民黄某为其妻儿买了农村养老保险，每人一次性缴费200元。按当时的计算表，17年后，他的妻子 60岁，以后每个月可领取12至14元。最近，他妻子年满60岁，但社保部门却称，由于利率的降低，现在“养老金”每个月只能领2元。这类例子每时每刻都在教育中国人民：政府是不可以信任的。 且先看看中国养老金的种类及其管理方式。当前，中国当前的养老金由三大块构成， 一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现时其总额约为8566.90亿元人民币。这是一种旨在用高回报支付未来债务的战略性储备资金。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中央政府采用“吃小灶”的政策倾斜方式保证这部分资金获得高回报。即使如此，2011年这项社保基金交易类资产还出现浮亏357亿。对此，中央政府动用中央级彩票公益金转移支付保值。3月26日，财政部对《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修订，根据修订后的第十条规定制订的《2012年中央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显示，2012年预计支出的中央本级彩票公益金中，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支出241.26亿元。 二是基本养老保险，这是一项受地方政府管辖的全国性养老金计划，资金总额约为1.4万亿元人民币；三是由中国各企业管理的养老金，总额约为 3000亿元人民币。这两项现已允许投资资本市场，投资途径大多是发行债券和投资股市。前一向广东省政府宣布将千亿养老金委托给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运营”，引发了一轮各地方政府管辖的基本养老保险金是否应该入市的讨论。 中国的养老金确实面临危机。即使各地没有发生挪用社保基金这类违法事件，因投资渠道有限而产生的资金缩水也是个大问题。因为中国股市历来是个高风险的资本市场，中央政府为了保险，规定的主要投资渠道是在中国国有银行的低息存款以及有限购买本国债券。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强，养老金的低回报产生的压力越来越大。施行政策倾斜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都难免亏损，地方政府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资金更难实现资产保值。这些资金的年收益率仅有2%。计入通胀因素后（2011年的通胀率超过了5%），这笔资金的回报率通常都是负值。其次，中国的人口在快速老龄化。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养老金入不敷出的压力日益加大。 要解决养老金的危机，理论上是放开投资渠道，让地方政府可以多些自主权。但由于地方政府挪用、经营不当等原因，中国养老保险金已经形成总额至少达1.7万亿的空账，中央政府不愿意背负填补地方保险金缺口这个大包袱，再也不敢信任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也不愿将基本养老保险资金的掌控权拱手让给中央政府掌控的投资机构。象广东省那样将千亿养老金委托给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运作的，目前仅此一家。面对各地方政府想用基本养老保险金投资的冲动，国家财政部当头浇了一盆冷水，3月下旬，财政部发布文件，要求各地社保基金结余只能转为定期存款或购买国债地方社保基金不得入市。 养老金投资的第一要义是保值，其次才是增值，追求高额回报并不是养老金投资的目的。在通胀预期很高的今日中国，养老金的投资策略应偏重于长期性和分散化，保障其安全性，最重要的是通过“跑赢”通货膨胀来实现养老资金保值增值。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学习一下美国政府对养老金的灵活管理。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养老金体系遭遇很大冲击，当年美国养老金资产市值缩水到14万亿美元，对此美国政府采取了两方面应对措施。一是直接救助，如2008年9月提供850亿美元紧急援助，接管涉足养老保险业务的美国国际集团。二是调整养老金资产配置和投资比例。2008年初，美国的养老金约57%投资在美国国内或外国的股票资产上，通过几年痛苦转型，美国养老金投资正从偏重美国股票、债券等，转向房地产、非美国股票以及私募股权等。这一转变使养老金总体投资风险下降。 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将养老金的投资转向国际市场，会比盯住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的效果好得多，前提是中国得有一批负责任且通晓国际投资业务的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