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2011年11月，校车问题在中国两度成为新闻。 导致校车成为新闻的原因如下：11月16日，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的一辆校车因超载发生特大交通事故，一时间校车问题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批评指责声还未消散，11月25日，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消息传出，正好外交部于10月下旬解密了一批档案，公布了1976年以前援助110多个国家地区的资料，于是网友用“援交部”来贬称中国的外交部，批评北京在校车问题上“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外交部倒也处之泰然，在11月28日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人洪磊称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是履行国际责任。 令中国人想不通的是：一个人均收入高于中国的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中国援助？这“国际责任”之说从何而来？——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料，世界2010年人均收入榜上，马其顿排第90位，人均收入为4483美元；中国排第91位，人均收入4382美元。 其实，中国援助马其顿自有缘由，所谓“国际责任”倒也并非空穴来风。这事情的起源要追溯到台湾当年在李登辉与民进党执政时期，与势头甚旺的北京在国际上争取“国际承认”的这段历史。当时，台湾在北京的强势挤压之下，为了争取“国际承认”而不得不开展饱受北京诟病的“金钱外交”，马其顿当年就是台海两岸竞相争夺的一只“香饽饽”。 马其顿建国历史不长，1991年11月20日该国颁布新宪法，宣布自己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方才成为从原南斯拉夫宣布独立的4个共和国之一。1993年4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接纳马其顿为联合国第181个会员国，国名暂定为“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1993年10月12日，马其顿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其时台湾由力主“台独”的李登辉执政，李希望为台湾争取一些国际空间，于是向为摆脱经济困局苦恼不已的马其顿政府许诺，只要马其顿与台湾“建交”，台湾会立即援助马其顿政府3亿美元现金，另外还将在马建工业园，投放10亿美元长期投资。 马其顿政府遂于1999年2月9日宣布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北京绝不容忍这种双重承认（即承认“两个中国”），在马其顿宣布与台建交的同一天，中国政府即宣布与马断交。随后不久，中国罕见地使用了安理会成员国的否决权（大多情况下中国投弃权票），反对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这个前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国延长驻军6个月。 马其顿与台湾建交后的两年，不断面临北京的威胁利诱。终于在2001年6月12日正式恢复曾中断的与北京的外交关系， 此后台湾对其停止援助。这两年当中，台湾共给予马其顿1.5亿美元的援助（另一说法是1.7亿）。 我对十余年前发生的这一“外交事件”之所以印像深刻，是因为当时世界上还有不少穷国用这种方法在台海之间渔利，先与台湾建交获取经济援助，尔后又在北京更大的诱惑下与台湾反目。马其顿当时之所以对台湾特别重要，估计源自这一因素：当时世界上共有28个小国承认台湾政权，它们大部分分布在中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以及非洲。但马其顿从地理上看则是欧洲国家。对台湾来说，是其在欧洲外交的“突破”性进展；对北京来说，则意味着欧洲“失守”。是以马其顿成了台湾双方出大价钱争抢的“香饽饽”。 比较搞笑的是马其顿对自己这种出尔反尔的行径还说得冠冕堂皇。在与台湾建交时期，马其顿国防部长保诺夫斯基曾于2000年10月30日率领代表团对台湾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并在访问期间与台湾国防部长伍世文签订谅解备忘录和国防合作备忘录。等到与北京私下沟通就绪，并准备派员至北京签署“复交”备忘录之后，又为自己丢弃台湾找了个台阶：2001年 5月下旬，马其顿外长米特雷娃趁履新之际表示，两年前与台北“建交”是个错误。 中国到底给了马其顿多少外援？遍查不获，估计北京将此视为“国家机密”，也要求受援方马其顿保密。毕竟北京一直在义正辞严地谴责台湾的“金钱外交”，作为备位“世界领导”的中国，又岂能以“金钱外交”为手段，与台湾争抢其他国家的承认？但从中国一向的行事方式来看，那些从2000年以来先后宣布与台湾“断交”的国家，如哥斯达黎加、利比里亚、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塞内加尔、乍得等国，肯定都因与台湾“断交”而获得北京的补偿。 根据以上事实推断，洪磊声称援助马其顿校车是中国在“履行国际责任”并非虚言。从策略上考虑，当年让马其顿与北京“复交”的援助不可能一次性给足，必须细水长流，中方先后向马方提供了人员培训、学校改建、电脑物资等多个援助项目，估计就是在履行当年复交时的承诺。

如前所述，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诸多美国跨国公司巨头相继从中国市场撤出。中国方面只承认美资有撤出的，但不承认撤资“成潮”。美国波士顿企管顾问公司（BGG）发布的研究报告《美国制造归来》（Made in the USA, Again）指出，中美生产成本差距缩小，美资企业已从大陆撤离回流到美国，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已变身成为美国制造（Made In America）。 中国市场已成美资眼中“鸡肋” 这里需要先对中国商务部公布的外商投资增加的数据作一解析。北京一直宣称外资还在持续增加，2011年1-9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407家，同比增长6.24%；合同外资金额1778.6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66.79亿美元，同比增长16.6%。如果仅看这些数据定会产生误解，即中国还被世界跨国公司视为投资宝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上述数据包括来自维尔京、开曼群岛、萨摩亚、毛里求斯和巴巴多斯等自由港的对华投资。维尔京、开曼群岛、萨摩亚等地正好是中国资本外逃的中转站和洗钱天堂。来自这些地方的所谓“新增对华投资”，其实只不过是中国人和中国公司在这些洗钱天堂漂白的资本回流。 早在四、五年前，美欧众多跨国公司就已经公开表露对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严重不满。中国美国商会与中国欧盟商会连续三年发布的调查报告，都表示欧美商界对中国的保护性政策越发感到担心，认为它们在华工作的环境在未来几年将会更加恶化。外资的不满集中在三点：一是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新规定迫使外资企业将业务和技术诀窍转让给中资公司，以换取市场准入。二是政府采购规定有失公平，在华经营的外资公司“期望在公开招标中获得平等对待”。三是中国对外资企业并购采取的限制。要成立合资企业，外资方面必须寻找中国公司作为合作伙伴，双方的股权分配只能是一半对一半。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重不足，这给外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美国政府与欧盟领导层与中国就投资环境进行多轮磋商，但未能有所改变。加之中国大陆近两年面临员工薪资上涨，土地成本增加，以及人民币不断升值等因素，造成整体生产成本大增。美资企业盘算成本之后，认为大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于是将企业回迁美国。BGG在《美国制造归来》中预测，到2020年将有15%针对北美市场的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到美国。前不久，福特汽车公司宣布把1.2万个工作机会迁回美国，并将在美国投资160亿美元，包括62亿美元用于购买和升级在美工厂的配备。BGG高级合夥人希尔金（Harold L. Sirkin）指出，未来五年在美国一些地区制造的商品，生产成本将只比大陆沿海城市略高5%至10%。成本缩小的同时，美国的生产效率更超过大陆。 高盛从急欲联姻到绝袂离婚 撤资的不止产业界，还有金融业。最近几个月，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和高盛先后结束与中资银行的联姻。在它们采取行动之前，美银（Bank of America）和美林（Merrill Lynch）将其拥有的中国建设银行的10%的股份出售了大约一半。在所有美资的撤资当中，高盛的退出具有标志性意义。就我所知，高盛曾绞尽脑汁希望在中国扎根，为此充当了中国金融业最踊跃的战略投资者。为了获得北京青睐，高盛曾投入巨额公关费用进行巧妙的公关。这些公关手段当中包括采用北京最喜欢的手段：即帮助中国在国际社会宣传。那本罔顾事实、竭尽吹捧之能事的《北京共识》（2005年），就是美国高盛公司的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执笔写成。这个报告不仅将中国这种罔顾社会公正与人权、严重透支生态环境的经济模式，说成“以平等与高质量的发展为其特点”，是“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的发展模式；还说“北京共识”包含的许多“非经济理念”（即“专制极权政治＋市场经济”的政治理念与价值观）不仅值得发展中国家仿效，还将在全球范围内取代“华盛顿共识”。这种有点无耻但很有效的“公关”方式其它外资银行亦曾广泛采用，2004年在英文世界里发行并获得关注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作者就是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的花旗（银行）集团的执行董事库恩。这位既非传记作家，也非记者，更不是中国问题专家的金融界从业者，亲自捉笔写就这本传记，其公关意义自不待言。 花费如此投入公关而进入的市场居然被舍弃，只有傻瓜才会将这一信息解读成是出自于自身的困难。只能说，这些银行已经看到一点：中国市场的前景晦暗，该是全身而退之时了。 跨国公司：北京游说美国的重要盟友 这些对美国政界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跨国公司退出中国，意味着联系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已经松动。以往的岁月里，由于在华投资的广泛利益，这些跨国公司一直力主中美友好，是美国政商两界“拥抱熊猫派”的主要社会基础。 多年来，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和保障在华投资利润，对国会进行了大量游说。它们在华盛顿有专门的游说人员，还结成了同盟。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他们热衷于呼吁美国政府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面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状态与专制政治，他们游说国会的主要理由是，“中国正行进在接近西方民主的改良之路上”、“经济发展将会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网路普及将给中国带来新闻自由”等等。这些游说活动中有几项让中国政府受益匪浅。例如，2000 年美国国会对中国最惠国待遇表决之前，波音等美国数百家跨国公司结成团体，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说行动。参与人员包括各公司的政府关系专家、行业联合会的游说机构以及共同雇佣的专门游说公司。在近一年时间里，他们举办大量讲座和会谈，向国会灌输开放对华贸易将会给美国企业带来的巨大商机的理念，最终获得成功。这次集体游说总共花费1.12亿美元－－此前，美国商界集体行动的最高纪录是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游说，总额也不过3,000万美元。2007年美国出台《对华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增加了47项出口管制产品，但最后促使美国减少管制产品的不是中国政府的抗议，而是美国的跨国公司波音、联合技术等企业的游说。 美国跨国公司对中美友好所做的贡献，中国政府基本不会公开承认。但北京心知肚明，尽管北京曾聘请20多家专业公关公司为其在美国游说，其效果却远不如这些在美国本土政界拥有盘根错节关系网络的跨国公司。当美国金融产业界与中国的紧密联系松动之后，中国与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中共价值观与普世价值的内在冲突等各种因经贸利益而被强行压制下去的摩擦性因素就会日益突显。 无疑，中美关系面临新变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美国对此似乎已有心理准备，中国方面明显准备不足。

说实在的，艾未未本人没让我感动，因为我认为，大丈夫做事上不封顶，干多大的事都是应该的，令我感动的是艾未未所属的这个大家庭。首先是艾母，高瑛老太太，至始至终高调地与儿子站在一起。在中国，行公义、好怜悯少见，高调地行公义、好怜悯更鲜矣。如今 1500 万的政治勒索又送上来了，艾母 ” 已经用房产为艾未未作了担保 ” ，这是何样的担当，何样的襟怀！ 艾未未的妻子路青，自事发至今，一直理性、克制而坚定地支持丈夫。艾未未的姐姐高阁是高家的新闻发言人，即便在当时弟弟未未被关、风声鹤唳的形势下，也总能看到高阁不失时机、分寸得当、无所畏惧地有力发声。 日前德国之声报道，艾丹已与母亲高瑛共同签署一份声明，愿以父亲留下的房产为哥哥担保。 ” 高阁表示，他们一家人都选择和艾未未站在一起。……这房子算不了什么。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我们没有什么舍不得，就像强盗抢东西，舍不得也得给。 ” 言下之意，兄弟未未（和他的信念）比房子金贵万倍。 ” 为什么我的眼中充满泪水，因为我对这大地爱得深沉。 ” 我不知道诗人艾青给妻子儿女留下多少房产，但我相信这房产的百分之九十是这些诗句积累而来。如今诗人深爱的大地正在受辱，用诗人留下的房产拯救诗人深爱的大地，正是得其所哉，得其心哉，得其爱哉，得其孝哉。 与这个大家庭相对应的，是我从何清涟女士的文章中看到的有关冯小刚导演的信息。十月上旬，小刚发了一条微博： ” 说两句实话，代价是很大，先是媳妇不让睡觉，苦口婆心央求：看在我和孩子的份上少说两句实话行吗？后是兄长如道明，声色俱厉质问：你不说实话能死吗？他戳痛我：你得多大的好跟我没关系，你倒多大的霉跟我有关系！说两句真话竟让家人朋友如此不安，我认栽。收声。往后我要嘴里没实话，大家包容。 ” 小刚说了什么真话呢？何清涟到冯小刚的微博上打捞，发现有这么一条 ” 像真话 ” 的微博： ” 我耳朵馋，听了几嘴闲话。意思是说：不是戏子无情，是婊子无情。污蔑别的群体我也就算了，污蔑婊子，我还真得主持个公道。文革时没婊子行业吧？住在北京西什库的教友和修女们被逼着烧圣经神像，不从就用皮带抽，修女们哭着亲吻圣经投入火中。这种丧尽天良助纣为虐的事婊子是干不出来的。是谁更无情呢？ ” 小刚口中不让睡觉的媳妇是徐帆吧，请教徐帆女士：小刚发这条微博与看不看你和孩子的份儿，我怎么没看出有什么联系？如果一定要找出其间的联系，倒也不是找不到。小刚这条微博，不过是即兴出口气，就像鲸鱼浮出水面喷一口水，如此而已。鲸鱼不喘气不行，小刚不出气也不行，不出气闷出个三长两短，反而对你和孩子不利。要说其间的联系，这就是联系。 陈道明先生的声色俱厉质问，我认为更是属于一惊一乍婆婆妈妈。 ” 你不说实话能死吗？ ” 我倒想反问道明先生一句： ” 一个人装没嘴的葫芦就能活一万岁吗？即便能活一万岁，横竖一个葫芦，活那么久有意思吗？ “” 你得多大的好跟我没关系，你倒多大的霉跟我有关系！ ” 这句话我也得请教道明先生： ” 小刚随口说句话，究竟能倒多大个霉呢把你吓成这样？他要真倒了霉还能株连到你这十族以外去？即便真的株连到，到那时你还有足以逃脱牵连的牌可打，划清界限宣布脱离朋友关系可也，保你没事。 冯导的 ” 两句真话 ” 究竟引起多大反响，我不清楚，起码我没听说小刚失业，或家被抄，或片被禁拍之类的消息。中国人的言论自由都让杯弓蛇影的庸人主动出让掉了。在言论自由的王国里，这些人都是丧权辱国的卖国贼。小刚在微博里说： ” 说两句真话竟让家人朋友如此不安，我认栽。收声。往后我要嘴里没实话，大家包容。 ” 很显然，小刚这气没喘顺。我来挑拨一下小刚：不要光看家人朋友不安的一面，还要看家人朋友 ” 可恨 ” 的一面。要知道，亲情对言论自由的扼杀，比中宣部所做的更深重广大。不要怪别人不让你说，不给你自由，克扣、勒索你自由的首先是你的家人朋友。 人生处处是选择。你要想做精神贵族、文化贵族，你就必须有社会担当，就像艾家一门一样。否则，如果你只想闷声发大财，只想灯红酒绿、吃喝玩乐、声色犬马，或只想片刻也不能离开 CCTV 的舞台，新年除夕晚会一次也不能拉下，诸如此类，那也是你的自由。 来源：华夏快递  

谁农奴化了西藏 谁农奴化了西藏 自08年“拉萨事件”以来，我党向藏独分子们打响了一波又一波的宣传战，把旧西藏描绘成了“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农奴制，而达赖喇嘛则成了搞政教合一的万恶农奴头子，以此作为自己当年“和平解放”并统治西藏的合理依据之一。这话说得倒是煞有介事，但一个中国人只要对自己的祖国稍有了解，就会觉得这种宣传无比可笑，因为就在中国“解放”西藏后不久，我朝太祖毛爷爷就在中国的农村施行起了正儿八经的农奴制（而且正是此举导致了西藏50年代末的“叛乱”），虽然旧西藏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确实非常落后，但跟中国所谓的“人民公社”一比的话那简直就像是人间天堂了。 美国藏学家Goldstein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里对旧西藏的制度有大量细致的描述，和毛时代的农村做个对比，结果马上一目了然。根据此书所述，西藏的“差巴”（从领主手上分得“差地”的农奴）只要能够按时缴纳赋税，领主们对土地的使用方法并不过问，差巴们不仅可以雇人种地，甚至还可以把差地转租、典当，而这在毛时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毛时代的农村土地全部归集体所有，农民在土地使用问题上没有任何自主权，甚至于连种植什么作物都必须接受统一安排，至于出租、典当什么的在他们看来更是天方夜谭了。按照我党当时的革命观来看，像西藏农奴这种身为“奴隶”居然还敢雇人帮自己干活的，哪怕是打到“地主阶级”都不嫌过分。 但这点差距还只算是小意思。西藏的赋税类似土地税，交多少税由农奴能从领主手上分到多少生产资料（土地、耕畜）来决定，剩余的作物统统归自己所有，一些差地较多的农奴其实家庭条件相当不错，在日后甚至被共产党划到“中农、富农”之列。直到80年代我党才反应过来这种划分打了自己的脸，遂宣布“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是个封建农奴社会，不存在富农经济和富农阶级”，要求“全区纠正划分富农（牧）错误”【1】。至于毛时代的农村税负则在大跃进前后变态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个农民除了可以保留一年三到四百斤左右的固定口粮外，剩下的粮食必须统统卖给国家，几乎相当于禁止农民拥有私人财产。有人可能要说了，既然是“卖粮”，那也不亏啊！这就完全搞错了，十块钱卖一斤大米和一毛钱卖一斤大米是有很大差别的，一般自发进行的交易才是双方主观上都认为“不亏”的，对方只肯出一毛钱的话你完全可以拒绝；相反，如果一桩交易必须依靠强制力才能执行，那么被强制的那方实际上是遭到了打劫。毛时代的时候政府是唯一合法的粮食收购主体，而且还是强买强卖，可以肆意压低粮食价格，这种“买粮”跟直接动手抢粮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和今天的强制拆迁是同样的道理。 更傻逼的是，假设中国政府规定的固定口粮是300斤，某农民一年的实际收成为400斤，那么理论上他只要上缴100斤粮食即可。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操作的，中国政府往往会给各地政府定下所谓的“农业指标”，完不成的话就把当地的领导给撸掉，大领导只好再去逼小领导，最后一直逼到农村，本来明明是产400斤征购100斤，最后谎报自己亩产万斤，变成“产700斤”征购400斤，所有的粮食统统上缴，那农民一整年都只能去啃树皮了。像58年的粮食产量明明只有四千亿斤，到老毛嘴里就变成了：“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到这么多，搞太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途【2】。”一年就想让全国的粮食产量翻一番，这厮简直是把自己当成机器猫了。读过笔者《大跃进简史》或了解相关历史的人应该知道，60年代的大饥荒跟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无关，而是因中国政府从农民手里抢粮引起的，最终导致3000多万人的死亡，而这样的破事在旧西藏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除了税赋以外，旧西藏最让人诟病的应该算是“乌拉差”，即免费或低价替政府当苦力，运输人员或物资。这种乌拉差和上文所说的赋税不同，税每年交多少那是固定的，但具体要出多少差则视政府的需求而定，有时会对藏民造成极大负担。但说到滥施徭役的话，西藏的农奴主们在我们的毛主席面前只能算是小弟弟，浮夸风那一阵中国是“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不把农民累死不痛快，当时就有人给彭德怀上书，称“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3】”，人民公社因为男人全部被拉去干活而被讥为“人民母社”，导致粮食产量严重下降。而河南省省委书记吴芝圃搞水利工程所挖出的土方量，“要是铺成一米厚、三十四米宽的大路，可以从地球直铺到月亮，或者相当于开挖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一百一十条苏伊士运河【4】。”这个土方量的数据固然吹了牛逼，但也足见毛时代的农民负担之重。 在人口流动问题上，西藏的农奴可以向领主提出申请、离开庄园，从“差巴”变成所谓的“堆穷”。堆穷不再从领主处得到生产资料，卖艺也好打猎也好都随你便，而土地税也变成了人头税。至于批不批准则要看领主的心情，在土地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堆穷的人数越多，领主的额外收入就越多，但西藏地广人稀，堆穷跑了就是跑了，找都找不回来，为了确保能收到人头税，领主一般总要留几个亲属下来，不会让一家人全部外出打工，因此旧西藏民众的迁徙自由是相当有限的。但一说到迁徙自由，毛时代的农民又要哭了，我国是粮票制度加户籍制度双管齐下，你要是不带介绍信和粮票就往村外跑，那结果往往不是活活饿死就是被民兵活活打死，甚至于在大饥荒的时候我党依然在极力阻止农民逃荒，以免“国际形象受损”。 从Goldstein的描述可以看出，虽然西藏的农民没有土地，但在生产和生活上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就连老毛自己都说：“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5】。”而毛时代的农民则一切生产活动都要服从公社安排，你要是在工作之余自己跑去河里捞了两条鱼，那就是“自私自利、单干歪风”，很快生产队长就会让你见识到劳动人民的愤怒，工作组就会来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这种集体生产模式的效率极其低下，如果一个公社有一百个人，即使国家不来剥削你，你每创造一块钱的财富也只能让自己享受到一分钱的好处，与其努力干活，还不如寄望于别人。问题是，效率低为什么还要搞呢？除了我国领导人普遍没什么文化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搞集体生产就难以准确的掌控粮食产量，难保农民不私藏粮食。换句话说，搞人民公社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确保能把农民的财富压榨到极致。 一个毛时代农民的一生，就是生而为农、一世为农，一辈子拴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法离开，被强迫加入公社替国家创造财富，自己得到的报酬则微乎其微、只够维持温饱（有的时候连温饱都维持不了），稍有懈怠便被克扣口粮关进牛棚。别人搞农奴制好歹是胡萝卜加大棒，我党那是大棒加大棒，除了人口贩卖以外，奴隶制的一切要素在中国都齐活了——但中国委实没有贩卖人口的必要，因为对我党来说，这只不过是从左口袋换到右口袋里罢了。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上其实从来没有出现过奴隶社会，不能按马克思主义史观进行划分，古代有没有我是没研究过，反正到共产党当政之后肯定是有了，而且无论是西藏的农奴制也好，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也好，跟我党这套奴隶制一比那都是望尘莫及。只不过我党深谙语言的艺术，给奴隶制换了个名字叫“人民公社”，听上去也立刻牛逼了起来。 又有人要说了，光看经济制度还不够，要知道旧西藏的农奴地位极低，命贱如纸，可以被农奴主随意施加肉刑，断手断脚挖眼……这话还真不假，请看以下几段描述：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然后是无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儿。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 “印象最深的是两组连成一串的尸体，一串是用粗铁丝从五个死者的两耳中穿过，两女三男，一位老年妇女，一位小孩，三个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与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估计是母子俩。两位死者的手指均用粗铁丝穿过，连在一起，女死者浑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只，阴户也被用刀挖去一块。当这两串尸体被捞上河岸时，不少围观者都为之掉泪……最残忍的是将煮饭用的铁锅烧红后罩到被害者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 看起来是不是极其残忍？不好意思骗你的，以上文字第一段出自杨继绳的《墓碑》，第二段出自遇罗文（遇罗克的弟弟，遇罗克、张志新、严凤英这些人怎么死的我想也没必要介绍了）的《大兴屠杀调查》，第三段出自何清涟的《被遗忘的数千冤魂——记1968年湖南邵阳县大屠杀》，写的都是毛时代中国的故事，而类似的记录简直随手可得。当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以上这些事件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不是说国人真的就极其野蛮、没事儿就变着花样随便虐杀别人了。但是如果你很有“技巧”的把这些材料拿给一个老外看，而且又不允许中国人辩解的话，那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可就很难说了。 我党在旧西藏制度上的宣传便展示出了极高的“技巧”。比如我党素来喜欢展示西藏的人骨法器，一些网民再一传，标题前面加两个字“恐怖”，后面添一堆感叹号，看上去确实颇有感染力。但我党却没告诉大家，这些人骨实际上是由西藏的得道高僧生前自愿捐献出来的【6】，没一定的修为人家还不要，对捐献者本人来说是极大的荣耀，其它所谓“湿肠一付、头颅两个、人皮一整张”等也是同理。这和西藏的天葬习俗（死后让鸟兽虫蚁把死者的尸体吃掉，象征着“最后的布施”）其实有几分相似，在藏人的文化里只不过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共产党则利用汉人对藏人文化的陌生来进行泼污，搞得好像器官骨头什么的都是在黑监狱里摘下来的一样。比如一个党卫军飞行员的回忆录里就写道： “但是，当你走进这座庙宇，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我们不时被它的阴森而战粟，只见那头骨，腿骨，手骨，人皮，布满着几个大厅。经解说员介绍才知道，这就是农奴的处境……给人总的感觉就是贫穷，愚昧，惨忍。我们亲眼目睹了农奴制度是世界上最反动、最没落、最惨忍的制度，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地将农奴制度消灭掉【7】！” 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就更搞笑了，即西藏一直沿用到“民主改革”为止的《十六法典》和《十三法典》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命价各不相同，命贱之人（下下等人）只值区区一根草绳，说得仿佛农奴主们对农奴是想剐就剐想杀就杀还不用负法律责任一样。诚然，西藏的古法典确实有其落后的一面，两部法典都将藏人从上上等到下下等一共分成九等，法律对不同等级的人约束力也不同。其中有所谓“杀人命价律”，即杀人凶手应对受害者家属进行物质赔偿，上中等人的命价为三百到四百两黄金，而下下等人的命价仅为黄金十两，中间相差四十倍，并不平等（妇女的命价还要折半）。但说成“一根草绳”则纯粹是瞎扯淡，十两黄金放到今天大概值十五到二十万人民币，放到十七世纪初的西藏则相当于20多吨青稞或80头牦牛【8】，假如十两金只能买一根草绳，那所谓的上中等人的命也不过就值四十根草绳而已。实际上“杀人命价律”的主要作用是平息受害者家属的愤怒，以免冤冤相报何时了，法典中所规定的命价仅仅是个参考，实际原则是既要让凶手能够负担，又能让受害者家属感到满意，就连今天的藏民还在沿用这些规矩。86年一藏民失手杀人之后被法院判处12年有期徒刑，事后双方经过调解，凶手共赔偿受害人家属各类牲畜117头外加价值万元以上的经卷，而受害人家属则联名上书司法机关，要求对凶手从轻处罚【9】。 至于这个“一根草绳”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十六法典》中的原文如下：“下下是如旧法典所述的‘流浪汉、铁匠、屠夫等三种人，彼等命价值草绳一根’，流浪未有固定居住的铁匠、屠夫和乞丐，彼等命价值十两金至十五两，也有慈悲者赔偿二十余两之习俗【10】。”换言之所谓“一根草绳”至少也是十七世纪前某个“旧法典”里的老黄历。而此后订立的《十三法典》则是在《十六法典》等众多法典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原文为：“昔之旧律谓：杀铁匠及屠夫等，偿命价为草绳一根【11】。”除此以外对下上、下中和下下三等人的命价都没做出具体规定。我党不知道是看不懂“旧法典”、“昔之旧律”这几个字还是怎么着，连国新办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里都在公然造假，如果说《十三法典》的意思还有那么点模糊的话，那么把语义非常明确的《十六法典》也算进去则毫无疑问是在故意撒谎了。 对我党稍有了解的人对这种做法绝不会感到意外，共产党泼污阶级敌人那是历史悠久，足以让吴法天之流辟谣辟上一辈子。比如影响了几代人的反面教材大地主刘文彩，据说其家里有一座可怕的水牢，“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连修水牢的工人都被刘文彩杀人灭口；而我党兴办的地主庄园陈列馆里则布满了刘文彩是如何吊打农民、强奸妇女、残杀幼童和割人耳朵等等的罪证，等到文革后却查出全他妈是假的，当年地委宣传部的一份批示直接开宗明义的指出：“真人真事没必要。”【12】现实中的刘文彩其实还曾投资兴办教育，学校的建筑质量说不定比现在的要好多了。另外一个耳熟能详的大地主“周扒皮”的事迹同样也是虚构的，据说作者曾声称“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而现实中的周扒皮其实在土改时被活活整死了【13】。至于罗广斌那本《红岩》在我看来根本就不是革命小说，而是科幻小说，里面的美国鬼子居然都已经发明哈利波特里的吐真剂了；而且中美合作所实际上是个抗日组织，美国人跟迫害共产党人根本毫无关系【14】。罗广斌同志后来在文革中因不堪红卫兵折磨，高呼一声毛主席万岁之后自杀了，这娃连渣滓洞都混过来了，咋愣是没挺过幸福的新社会呢？ 在这种人造阶级仇恨的灌输下，毛时代那会儿打死个把阶级敌人倒还真就跟过家家差不多，这在上文所引的三段文字中已有体现，无需赘言。做个总结的话，西藏和中国虽然都是农奴制，但农奴制和农奴制之间也是有差别的，西藏那叫普通农奴制，中国这叫二逼农奴制。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所谓的59年西藏“叛乱”，实际上就是普通农奴制和二逼农奴制之间进行的一场碰撞。 虽然我党吹牛逼说西藏的“叛乱”只不过是一场农奴主们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发起的垂死挣扎、是广大翻身农奴配合党卫军对一小撮反动势力进行的围剿，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像青海的“循化反革命叛乱”中，一个叛区甚至有68.4%的党员、69.5%的团员都参与了“叛乱”【15】；而总人口16572人的兴海县，“叛乱”人数竟高达10840人，简直就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因此被划为“全叛区”，最后饿死和被“歼灭”的藏民多达7217人，相当于全县人死了40%以上【16】，说是种族灭绝都不为过。按我党自己的话来说，当地的“叛乱”是“群众思想混乱，敌我不分……群众有意将垮牛赶在前面，将660头奶牛留在后面，被匪全部劫去……甚至有的群众与匪同睡同住，也不报告匪踪【17】”。到最后就连身为汉人的青海省委常务书记张国声都忍不了了，称共产党是“给农民三刀子”、“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18】，结果被第一书记批为“张国声的张，就是张牙舞爪的张，国就是国民党的国，声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声音”，“必须批倒批臭”【19】，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一切职务。大饥荒期间其秘书王志敏在农村考察，看到“一个个个在桌子下面爬着捡饭粒的乞讨者”，“因饥饿而浮肿的病人几乎村村都有”，不禁感慨“农村竟变成这种光景”【20】。当时“平叛指挥部”的报告则指出：“该乡（温泉乡）去年11月至今已病死319人，占全乡总人口的24.7%，群众反映是饿死的【21】。”一个乡活活饿死四分之一的人，这在过去的藏族自治区可是千年未有之景象，这就是我党在藏区搞得轰轰烈烈的所谓“民主改革”。 这藏人的“叛乱”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从1958年3月到8月期间，“甘、青省内一部分反动的宗教上层分子和部落头人、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和本阶级的利益，在帝国主义和西藏反动集团的唆使下，掀起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先后参加叛乱的有13万余人,叛乱地区达42万平方公里……共歼灭叛匪11.6万人【22】。”这意味着甘肃和青海两省的藏人中有接近20%都参与了叛乱【23】。青海省委将局势汇报给老毛之后，老毛这个傻逼批复道：“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24】。”但很明显，青海的“叛乱者”本身就是他口中的“劳动人民”。实际上不光是藏族人在“叛乱”，这个二逼改革大家都有份，已经搞完了土改揍死了地主的汉族人理论上已经统统都是“劳动人民”，但当时也一样在造反。根据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所述，从55年到57年期间，安徽共发生农民暗杀基层干部事件100多起，被害人数114人，暴乱更是接连不断，“暴乱者”提出了“要饭吃，要土地”、“现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等等口号，而参与者99%都是农民。单是57年1月2月，安徽就发生群体性事件89起，参与人数达到4.5万【25】。就连西藏驻军里都有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姜华亭叛变到了藏军的队伍里，据其口述回忆录称，当时某营参谋长徐金陵也曾在反右会议上公开向我党叫板：“我请假两个月，到家乡河北省去结婚，我一回家，八十多岁的老母亲饿病床上，待见面第一句就说，每月只购粮十八斤杂粮，饿的真难受……可惜我手上没有兵权，有兵权早拉到山上打游击去了！”在这方面汉族人跟藏族人其实是同病相怜，只不过藏族人的骨头更硬一点罢了。 除了经济上胡搞之外，我党当时还有两套戏码，一是宗教灭绝，二是阶级斗争。比如青海省仅仅三个月内就将全省859座寺庙关掉了731座，近一半喇嘛被强制还俗，甘肃的196座寺庙只保留了四座，四川的320座寺庙仅余7座【26】。至于为什么要保留那么一点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同志有过精辟的论述：“为了照顾群众的宗教信仰，堵塞国内外反革命分子的造谣、挑拨，便于集中管理没有还俗的喇嘛，保留一些寺庙是必要的【27】。”“为什么要提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呢？这一条是不能丢的，这一条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有了这一条，就使反革命分子不能说我们消灭宗教，我们就主动【28】。”我党是一边毁灭宗教，一边还要给自己立个贞节牌坊：“对外没有公开提宗教制度改革，而提出彻底肃清宗教寺院中的反革命分子，废除宗教寺院的封建剥削和特权，这样作，既策略，又达到宗教制度改革的目的，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29】。”青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冀春光说得就更直接了：“我们一再强调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加强宗教工作只是为了争取信教群众和逐步限制以至最后消灭宗教【30】。” 至于搞阶级划分的方式则完全可以用“无厘头”来形容。比如国新办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中宣称：“占西藏总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占有着西藏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着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下等人是占西藏总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但就在前几行他们还宣称人口120万的西藏有“僧众114925人”，这就已经占到总人口的快10%了，那么请问这些在毛泽东口中“既不生产物资，也不生产人口”【31】的僧众到底是农奴主还是农奴？实际上这个“5%的农奴主”的比例是这么搞出来的：“农奴主和代理人的比例在人口和户数上仍以掌握在百分之五左右为宜，个别县区较多一点是有可能的，但也拟不要超过百分之五点五为宜，以达壮大自己、孤立敌人之目的【32】。”95年“内部发行，禁止引用”的《西藏的民主改革》一书中的文章《西藏民主改革综述》里还有一段自抽耳光的文字：“不划富农是西藏划阶级中的一大特色……这样就扩大了团结面，缩小了打击面，有利于改革运动的进行【33】。”换句话说这些比例都是共产党自己为了“革命需要”随口乱掐出来的。对我党的辉煌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对这种行为绝不会感到陌生，当年中共肃反的时候就提前认定反革命分子的比例为“大约百分之五”【34】，反右的时候则规定知识分子中的右派有10%【35】，都是自己在家拍脑袋拍出来的比例，而下面的人还不得不跟着这个指标走，像玉溪专署反右工作组小组长褚时健就因为无法完成指标，结果被批为“反右不力”，自己成了右派【36】，还有些地方为了凑指标，有自愿当右派、投票选右派、把外地人打成右派等各种千奇百怪的做法。 被共产党扶持起来的十世班禅11岁的时候就给共产党发电报表示拥护中央政府，后来被我党评为“最好的爱国者（小平同志语）”、“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但62年时就连他都看不下去了，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七万言书：“……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南蛮入侵啊！）般的破坏。”“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口粮极少使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强一饱，人们的饥饿痛苦之火燃烧起来，所以使我们藏区以前作为马驴、牛、黄牛饲料的油渣、麦糠等，也成为人的难得的有养分的香的食物了。”虽然班禅同志已经深谙中国的官场文化，开篇先用大段大段的废话好好夸耀了一番共产党的英明神武，但最后还是被撤销一切职务，到文革时期更是被关押了整整十年。 上文所引用的绝大多数还是我国公开发行的史料，至于流亡藏人眼中的共产党那就更是不堪了，什么禁止藏民点佛灯、转玛尼筒、煨桑、念经、佩戴民族装饰，搞阶级斗争的时候逼迫亲属相互揭批、往喇嘛头上泼尿、上竹签刑【37】，甚至于改革开放后我公安干警还在用电棍捅反动尼姑的阴道【38】，完全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本文所摘录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民主改革”之后没几年，我党又来个“文化大革命”，篇幅所限我也不多说什么了，大家自己领会精神。还是那句话，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旧西藏也算不上是什么好地方，但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相比之下更是比昔日的农奴主坏出百倍，对西藏社会造成了千年未有的严重破坏。奇妙的是我党的自我感觉还极其良好（就跟老毛58年时觉得中国两年就可以超过英国一样），79年时我党曾尝试与达赖喇嘛进行和解，让达赖喇嘛派代表团来参观“西藏解放后日新月异的建设成果”——最搞笑的是我党还教育藏人要“讲礼貌”，千万不要攻击达赖喇嘛的代表。结果代表团在西藏溜达了一圈，不仅没有遭到攻击，反而受到了热烈欢迎，“不管他们到那里都被泪水盈眶的西藏人包围，他们也看到充足的证据显示中共当局以残忍而有系统的方式企图摧毁西藏的古老文化。此外他们也见证到无以计数的饥荒岁月，许许多多人饿死、遭到公开处决，诸如此类对人权形成显著而可怕的侵犯【39】”，已经出狱的班禅喇嘛还向代表团展示了自己在牢里留下的伤疤。这类交流又进行了两回之后我党自己都快被吓崩溃了，只好恢复了原先“汉贼不两立”的方针。 截止今天为止，我党仍然没有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道过一次歉，甚至不断的制造出新的谎言去妖魔化西藏过去的文化传统和今天的流亡藏人。如今我党声称达赖喇嘛要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的黑暗农奴制”，但实际上达赖喇嘛早在1952年就已经成立了一个改革委员会，打算由政府出钱购买庄园主的土地分发给农民【40】，这个良性的土地改革后来被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改革”硬生生的给打断了。59年达赖喇嘛刚逃到印度便开始推动正儿八经的民主化改革，60年藏人的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民选议会，63年的《西藏民主宪章》即规定议会有权罢免达赖喇嘛，到2001年达赖喇嘛又指出由他本人指定内阁候选人、议会批准就职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民主的发展，推动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第一次首相全民直选【41】。今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则正式宣布退出政坛：“由精神领袖领导藏人的方式已经过时……我不想做穆巴拉克。”除此以外他还多次提出：“如果多数西藏人民觉得达赖转世制度已经过时，那这个制度就该消失。我没有问题。”。倒是中共对此反应激烈，摇身一变成了“宗教的守护神”：“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中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当然也包括尊重和保护藏传佛教这一传承方式【42】。”2007年我国甚至推出了一部让人哭笑不得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究竟是谁在试图用宗教操纵政治可谓一目了然。就我党这操性，西藏人要是不想独立才叫活见鬼了。 说来也好笑，我党用来妖魔化西藏的手法其实也不比当年斗地主、反右倾时更为高明，但中国人民好像总要过个几十年后才会意识到自己又他妈的上当了。行文至此，鄙人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了08年时的热闹场景：四月巨婴对CNN的无情揭批，海外华人声势浩大的反藏独游行，爱国网民对莎朗斯通的愤怒声讨，以及家乐福前躺着中枪的荷兰国旗。耳边则反复回荡着CNN主持人Cafferty的那句话——“一群五十年不变的暴徒和呆子。” 【1】《西藏发出通知纠正划分富农（牧）错误》，新华社1980年6月20日【2】1958年9月8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3】《彭德怀全传》第七篇《庐山海瑞》【4】丁抒《人祸》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5】1959年4月15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6】《狮吼棒喝》——大藏寺祈竹仁宝哲问答选录【7】江达三《西藏平叛》【8】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P92【9】隆英强《浅谈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十三法典》，《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10】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 ，P39【11】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P96【12】笑蜀《大地主刘文彩》【13】杜兴《真实的周扒皮是个厚道人：土改时被打死》，《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16期【14】《中美合作所和红岩屠杀毫无关系》，《“红岩”史事补正：江姐遭受“钉手指”酷刑为虚构》，均载于《北京日报》【15】关于循化匪乱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37-P1039。本文中凡引自《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的内容，全部转引自李江琳著《1959拉萨》【16】《兴海县志》，转引自李江琳《1959拉萨》【17】《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03【18】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428【19】王志敏《我的右倾罪：青海农村调查》，《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20】同上【21】《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06【22】《新中国国防大事记》【23】藏族人口资料参照《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吗》【24】1958年6月24日转发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5】尹曙生《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26】李江琳《1959拉萨》，P69-P70【27】汪锋同志一九五八年十月七日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784【28】《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730【29】为彻底完成青海省牧业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70【30】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432【31】1959年4月15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32】《西藏的民主改革》，P199【33】《西藏的民主改革》，P32【34】《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35】1957年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36】《褚时健的德与能：“不整人”和“让别人也好”》，凤凰网【37】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转引自余杰《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 》【38】纪录片《雪山狮子的哭泣》【39】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第十三章【40】达赖喇嘛《我的土地，我的人民》，P25【41】安乐业《初谈西藏流亡民主》【42】2011年9月26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种种迹象显示，中美婚床正在迅速裂开，而且在短期内并无弥合可能。除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夏威夷亚太峰会上批评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强硬讲话及亚太九国TPP协议中国“未获邀请”之外，更重要的方向性指标是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的年度报告。报告共列出了43条建议，第一条建议就是，美国国会应委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对现行对华政策开展评估。 我注意到该委员会主席William Reinsch特别指出，美国已经意识到，指望中国彻底融入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是不切实际的。这一说法表明：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幻想已经破灭。 梳理一下中美关系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特别是回想美国总统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的三年对华外交，一定让人感概万千：奥巴马在其任期的第一年访华回来两手空空，欧美舆论称其“向北京叩头”；这次在夏威夷亚太峰会上对华讲话强硬，国际媒体称其“揪住中国的衣领”。从“叩头”到“揪住衣领”，这三年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里先得简单交待决定中美两国关系走势的美国因素。以美国而言，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至少有三支政界力量：一支是以两国经贸关系为优先考量的财政部与商务部（支持者为美国金融界与产业界的跨国公司），代表美国的即期利益需求；另一支以国务院为代表，从克林顿时期的人权外交开始，一直希望通过接触、说服，影响并引导中国进入西方体系。这两支力量构成“拥抱熊猫派”的主体，是近年主导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力量。近两三年美国金、产两界对华态度发生变化，中美关系摩擦也日益增多。 第三支被称为“敲打熊猫派”（由蓝队与弑龙派演化而来），以强调地缘竞争的五角大楼为代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这支力量无论从人数还是从影响来看处于衰退状态，直到近两年势头才变得稍旺。与之相应的是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也发生同步变化：美国太平洋舰队本世纪零年代中期不得退守太平洋第二岛链，去年又在东南亚国家的吁请下回归第一岛链。 从90年代柏林墙倒塌后，中美关系成为两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无论是克林顿政府还是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都呈“低开高走”曲线。1992年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承诺：“不会拥抱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但后来却成了解除“六四”后各国禁制措施的积极推进者。面对媒体的讥讽，克林顿只得以 “创造性模糊战略”来自我辩解。其继任者小布什在竞选时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但在9•11以后因反恐需要，被迫与中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在美国的“拥抱熊猫派”与“弑龙派”两种主张夹击中走中间路线，被称为“熊猫避险派”。 与前两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呈“低开高走”曲线相反，奥巴马政府的中美关系呈“高开低走”。奥巴马在进入白宫之前，对中国（包括台海关系）并无倾向性的定见。他从未指称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也没有承诺他会采取一些方式将中国引向民主。奥巴马当选后，在对华关系上更是创造了两个“第一”：他是第一个在对华政策上充分考虑了来自中国的“智囊”的建议的总统，其“对华政策期望清单”是由美国东西方研究所邀请中国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从“中国视角”出发参与起草的。该清单建议中美两人国应该建立五个伙伴关系：经济伙伴、反恐伙伴、防扩散伙伴、绿色伙伴、跨太平洋伙伴。另一个“第一”是开创了美国总统上任不到一年就访问中国的先河。这次访问中，他公开表达了正面接纳中国和平崛起、不谋求遏制中国、愿意同中国分享部分“领导责任”等意愿，以此换取中美战略相互保证，希望确保中国崛起不挑战美国利益而且成为促进美国利益的正面因素。 但奥巴马向中国伸出的友谊之手，并未赢得北京的友谊。北京对他以种种方式表达了前所未有的轻慢。在奥巴马访华时，中国政府的各种控制比过去克林顿、布什两位总统来访时要严厉得多。美国为了表示奥巴马的访问行程不完全受控于北京，曾点名《南方周末》采访奥巴马。尽管《南方周末》总编向熹本来就是中共信任而派去看守这家媒体的干部，采访报道本身也没有出格之处，但北京还是给予向熹以免职的惩罚。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期间的24国首脑会议上，中国“忘记”了自己愿做美国的“绿色伙伴”并在全球气候及节约能源等议题上支持美国的承诺，甚至置起码的外交礼仪于不顾，派一个副部长级的官员对奥巴马颐指气使，表现极为粗鲁。所有这些，都激起了美国人对中国政府的反感。这些反感积聚到2010年1月，终于在Google事件上找到了爆发点，此后中美婚床开始出现裂缝。两国间风波迭起。从Google事件、对台军售，直至奥巴马接见达赖喇嘛，所有过去美国为顾及中国政府情绪而暂时搁置的事接连推出。 这些事情与2010年开始冒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华外资对中国投资环境的严重不满结合在一起，使中美关系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中国的反应也非常激烈，《光明日报》于2010年2月4日发表了一篇“奥巴马，13亿中国人鄙视你”，开创了中美建交以来官方媒体辱骂美国总统的先河。当时，一向慎谈政治的美国在华商界人士对中美关系前景也持悲观态度，欧亚集团甚至将中美关系列为2010年全球十大风险之首。 中美关系出现这么多的风波，北京冷静下来之后，倒也想了一些办法希望挽回。尽管中国已经成为GDP总量第二，但中国却表示了前所未有的谦让姿态。先是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戴秉国于2010年12月发表长文，主题是表示，“说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那是神话。”继之又有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发表署名文章“被歪曲的中国国家安全形象”，斥责国内有人过高估计自身实力，鼓吹“持剑经商”，“加深了外界对中国的误解”。2011年5月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访美，再次强调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只是希望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一从“崛起”到谦辞“候选老大”的急转弯，虽然是缘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尤其是经济形势非常不妙，但希望与美国修好的想法表露得非常清楚。 问题是，美国决定对华政策的几种势力的消长，并非白宫能够控制。总统个人无论对中国的观感如何，毕竟无法将其个人偏好带到美国的对外政策中来，如同小布什总统从不喜欢专制中国，但也形格势禁，不得不与中国结成反恐“战略伙伴”关系。郎咸平最近发文“我们低估了奥巴马的权谋”，是因为没看到决定美国对华政策两派势力的消长。 （后续分析请见“美资回流：中美友好的重要纽带开始松动——中美关系变化之回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