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多年的经验告诉民众，政府习惯性地过滤信息，屏蔽真相。与官方媒体发布的各种消息相比，人们更愿意相信各种小道消息，其行为更易受小道消息左右。 从3月16日开始的抢盐到18日之后的退盐，突显了中国 政府公信力 的严重缺失与民众素质低下这两大中国 … 宣傳機器是只為維持獨裁黨的穩定，根本不顧百姓死活的。 中國民眾的素質在中共 專制 統治下也是，每下愈況，一天不如一天。 中共殘酷打擊民主運動、民眾自組織能力，不許自由、民主這股清流“一溪奔”，注定會面對謠言四起的局面和到處奔騰的亂流，即使再強大的 …
阅读更多何清涟 核电项目的安全保证不仅是技术能力与水平，而是技术之外的政治社会因素。 日本3.11地震中的福岛核电危机后，世界各国纷纷表示重新审视本国的核电政策。只有被称作“核电大跃进”的中国，官方态度却在短期内呈现两极状态：3月12日，国家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态度坚决地表示：“我国发展核电的决心和发展核电的安排是不会改变的。” 但3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却做出决定，立即对全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检，调整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暂停审批核电项目。 中国核安全的保障仅有法律是不够的 层级不同、责任迥异的政府部门的不同表态，正好曲折地反映了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中国现实。因为核电厂建立的第一关就是环评——讲到此处，读者或许能够理解张副部长为何要在第一时间出来表达发展核电的决心了。《南都周刊》3月18日发表的“中国核电‘裸奔’20余年”一文，表达了国人对核电安全深感担忧。该文提到，中国的核电行业在“裸奔”了20余年后，至今还未穿上法律的外衣。因此，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陈炳德呼吁尽快出台《原子能法》。 但在中国这种制度环境中，一部法律又能保障核电安全吗？我不用到别的领域去寻找例证，只举与核安全相关的环境保护为例。核电厂在选址过程中首先要经过环境评估这一关，但环评领域恰好成了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腐败重灾区。 正如我曾多次强调的那样，一个现代国家对于本国环境一般要设有三道屏障，一是法律，二是企业投产前的环境影响评估，三是对企业污染的监测。从形式上，中国这三道屏障一道也不缺少。中国政府早就将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各级人大和政府制定的环境保护法规和规章多达1700多部（2008年数据）。中国各级政府也设有专门负责环境评估、环境监测的环保部门。但事实却令人沮丧：就在这三道屏障一道都不缺少的情况下，中国的环境生态迅速恶化，濒于崩溃。其中的环境评估成为第一道失灵的阀门。 在这种腐败的政治环境中，如此完备的环保机构与1700多部法律法规都未能保障中国的环境安全与国土安全，人们又怎能指望一部《原子能法》能够挽狂澜于既倒，独力擎天呢？ 为什么无法相信环评机构与专家的话？ 普通公众作为核电外行，从专业上与国家环保局、中核、中广核、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等三大集团聘请的专家去讨论核电安全等专业问题显然很困难。但多年来的各种环境灾难教训了中国人，让他们变得聪明起来，不再轻易相信政府的环评与专家的分析就是民众变得聪明起来的经验。 近年来大量环境污染事故与环境维权案件的出现，揭露了一个令国人愤怒又沮丧的事实：随着各类建设项目数量的逐年递增，越来越多的人盯上“环评”这块大蛋糕，催生了一条包括项目业主、环评机构、地方政府部门甚至国家环保局官员在内的利益交织、环环相扣的食物链。 在这条食物链中，评价机构的角色尤为引人注目。《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4 月那篇“环评领域成腐败‘高危地带’， 专家吁打破利益链条” 一文曾列举：2002年至2008年6月，22个省区市环保部门有487人被立案查 处，环保系统几名高级官员连续因“环评腐败”落马。国家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中心负责人因腐败问题被调查。据环保部公布2009年度环评机构的抽查结果：在全国20个省份抽选的75家环评单位中，有30家存在违规行为、工作质量较差或管理不规范等问题，比例高达40%。 中国的环境评估既然已经沦为一些利益集团寻租的食物链，又怎能保证它的环评报告可靠可信呢？况且，专家们的技术水平再高，在中国也不免沦为政治的婢女。以三峡工程为例，在1989年的三峡可行性论证报告中，专家顶着压力所做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弊大于利，国务院因此否定了这个报告，让原来的评估专家靠边站，于1991年让另一个专家组出面，做出让上级领导满意的报告。既然连三峡工程这种项目的环评都如此儿戏，普通工程的环评自然更不会认真。 近年来已将中国折腾得千孔百疮的环境污染项目，几乎都有环保部门预先做过评估合格的结论。政府部门擅改专家报告的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以中国各地正在兴建的垃圾焚烧场为例，2008年9月4日国家环境保护部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份文件附件中的“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审查的技术要点”第6节提出，“作为项目与周围居民区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控制间距，防护距离不得小于300米”，据曾参加评估的中国环境科学院的赵章元先生披露，原来最初定的是1000米。按照二恶英的污染毒性，1000米距离也太小，定为300米完全没有依据。 腐败让核电厂变得不安全 在信息不透明与政府企业均缺少社会责任感的中国，核电工程运作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堪虞。体制下滋生的腐败渗透在核电领域中，质量与安全问题经常让位于成本控制、利润，甚至腐败行为。自2007年底以来，中国核电系统共发生三次高层涉嫌腐败被调查事件：2007年年底，因核电招标中涉嫌泄密，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原总裁蒋新生被中纪委双规；2008年年底，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原副总经理沈如刚及集团20多人涉案被查；2009年中核集团总经理康日新被调查。不仅如此，连与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合作的法国核能公司阿海法集团领导人之一的保罗•费尔腾都因涉嫌腐败在中国被强制扣留两个多月。这种情况下，核电工程质量是否能够确保，成为核电能当中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由于信息受到严格控制，政府与民间处于完全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不想让民间知道，就以国家机密为由进行封锁。比如2010年10月23日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发生了8年来最严重的核辐射泄漏事件，也是半年来该厂第3度发生事故。1号机组核反应堆一条盛载冷却水的钢管，出现了3条最长3吋的裂痕，并泄漏2毫希（mSv）辐射。身为核电厂大股东的中华电力在事隔三周后才对外透露事件。本来事关香港深圳两地居民安全，但只有还保持自由身的香港能够召开立法会紧急会议，批中共当局延迟公布相关讯息，漠视香港市民安全。深圳市民则根本无法对此做出作何反应。 核电项目的高危险性非其它项目可比，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它的安全保证不仅仅是技术能力与水平，而是技术之外的政治社会因素。在腐败的政治根源未能消除的情况下，停建这种项目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意见反馈： 你的联络资料： 姓名： 国家、城鎮： 电邮地址： * 电话：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 * 总字数不超过300字： 0 免责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阅读更多因为那些国家的开明专制――允许民间结社与多党制，部分放开 言论 空间，允许私人办媒体等等，中国确实统统地没有。中国是专制中的极品，是统理世俗与意识形态（宗教）于一身的极权政治，其牢固性远胜中东北非那些暴政俱乐部的老弟兄。此外，本.阿里、穆巴拉克与 卡扎菲三 … 比如温家宝总理说“ 政府 认真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存在的问题，老百姓也有目共睹”，我相信如果让老百姓在不受 控制 、免于恐惧的情况下发表心声，那显示出来的问题肯定比温总理承认的要严重得多，而且公众肯定大都不相信 政府 有“认真解决问题”的诚意。 …
阅读更多这一点宣示了中国今后的政治发展方向，正好也是对中东和北非正在进行的革命的一种否定。而从去年7月份以来, 所有的报纸和外国媒体都对温家宝有关 政治改革 的讲话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尽管后来在五中全会开之后有些失望，但还都是希望听到这样的表态，但是 …
阅读更多今年“两会”上官员纵声高唱“幸福歌”，媒体记者却关心一个多年未曾解决的老话题，即公务员财产申报立法。在全国政协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就此提问，但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却回答说，中国的公务员数量庞大，更兼财产包括收入、房产、投资等等，还要报告家属情况，即配偶和子女是否侨居国外等，项目很多，要一步一步推动。 众多网友对赵的回答很不满意，纷纷在网上留言，希望给出具体步骤及时间表。但我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中，加之中东北非国家清算前国家元首海外资产的示范效应，官员们公布财产一事的最大阻力，其实来自于执政集团自身。 官越大越不怕公开财产的真实原因 2月24日，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发布《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1）》，指出公众希望公开官员财产，但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不同官阶的官员，对财产公开的态度略有差异，级别较高者的认同度更高。在接受调查的省部级官员中，85.7%认为应当公开公职人员财产，认为不应当的只有7.1%。而在地厅及司局级官员中，认为应当和不应当公开财产的比例分别是91.3%、8.7%。在县处级、科级、科级以下官员中，认为应当公开官员财产的比例分别是75.2%、71.5%和64.4%，认为不应当公开的比例则分别为17.3%、20.4%和24.5%。 这一点与中国公众的常识不符。因为中国人普遍认为官越大权越重，腐败的机会越多，高干子弟的财富神话亦证明了这种猜想有事实基础。因此许多人不太明白为何官越大越不怕公开财产，认为是社科院这份法治蓝皮书做假。我在电台的Calling节目里就遇到观众这样提问。 这里有两点需要解释。首先，中国确实是官越大，腐败的机会越多。这一点与国外对中印俄三国的腐败模式研究相符。 反腐专家瑞吉是美国Trace International的创始人和总裁。她曾将印度、中国与俄国的腐败模式做过比较，认为印度的腐败是金字塔型，主要由最基层的大量小额钱款往来构成，但高级别的政府官员不太愿意收受贿赂，部分官员在官僚系统里往上爬的时候已经“金盆洗手”。俄罗斯的腐败是一个巨大的矩型，从最基层一直到最高层，其腐败程度没有任何区别，并且都伴随着威胁与恐惧。中国则是倒金字塔型，级别越高，捞钱越多。瑞吉举例说，在印度，如果一家公司在投标过程中遇上官员索贿，那么他们有时可以（肯定不是总能）找到索贿者的某个痛恨贿赂的上级，让他来干预。而在中国，更高级别官员的索贿金额只多不少。 上述研究结果与中国实际状况大致相符。为什么说是大致？这就牵涉到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权力变现问题。高阶官员权虽重，但在中国的体制中，有时候与具体分管某项业务的下级官员相比，捞钱反而不如下级多。比如因高铁案倒台的刘志军虽然贵为铁道部长，他与其部下丁羽等人涉案金额据说共8.22亿元。这数字本来够让人吃惊，但最近传闻刘志军部下张曙光腐败所得竟然高达28亿美元（存放在海外），妻女早就定居美国。 上述案例当然不能当作通例。高官不怕公开财产的真正秘密在于他们的资产当中的大部分早就成功转移至国外。我分析多年积累的腐败案例，官阶越高，与外商打交道的机会越多，接受贿赂的形式越多样化，比如让行贿的外商为其家属提供移民留学机会，将钱直接存放于外国银行只是常见的招术而已。至于普通县市级官员及村镇级官，有的贪腐金额虽然很庞大，但毕竟“土”，没有藏富于外国的管道与经验，其贪腐所得大都留在国内。可以说，高低级官员对待公开财产的态度，其实取决于他们藏匿钱财的方式不同。 中国官员公示财产为何应包括近亲 该蓝皮书还指出第二个特点，受调查官员对于公开官员和配偶的财产的态度与公众没有很大差别，但对于公布官员近亲属财产的态度则与公众有较大差异。官员希望受监督的家庭成员和财产内容的范围越小越好，而公众则反之，希望公开官员父母、岳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财产。 关于这一点，只要是中国人就很清楚公众为何有此要求，官员们反对的原因何在。中国改革以来的权力市场化，虽使手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成了“造就国王的人”，但权力要变现，必须通过“市场”，在市场上操作的人最好是亲属，这就是中国官员家庭大都实行“一家两制”的原因。即使配偶子女缺乏经商才能，也得从兄弟当中或者妻子家族中物色合适人选。最近一篇“中国官场哥俩好，四大涉贪上阵亲兄弟”，列举了铁道部长刘志军与其弟刘志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乔洪及其弟乔建华等四位官员兄弟官商合谋寻租的故事。 上述案例都是兄弟俩一在官场掌权，一在商场将兄长的权力变现。因此，如果公示官员财产只及官员本人及其妻子，官员可以用藏富于亲属这一招来显示自己的“清白之身”。在中国，这类把戏只是用了一张纸遮盖而已。 政府向人民公布税收用途与官员向人民公布财产，本是现代政治的起码要求，但在中国，这却成为一个“两会”讨论多年却始终没有结果的提案，公务员财产申报这扇大门犹如生了厚厚的铁锈，用尽力气都无法推开。最后的结局，有北非几位独裁者的覆辙在前，无须多言。 相关日志 2010/11/05 — 何清涟:遍地官员豪华居，尽是黎民血染成――从“上海官场的权力囤房者”谈起 (0) 2011/03/11 — 政协常委：若公务员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 最终倒霉的是老百姓！ (0) 2011/03/05 — 养老金并轨启动 公务员担心退休金将削减一半 (0) 2011/02/10 — 金融时报:陶笸箩：到“体制内”去！ (0) 2011/01/25 — 何清涟:美国人缘何将中国视为“第一经济强国”？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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