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书籍资料：《贫穷的设计师》 作者：（南非）莫列齐·姆贝基　董志雄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定价：26.00元 很多朋友主张读书一定要读原著，对那些书评或思想史一类，一概而论的斥之为“嚼过的甘蔗渣”。其实在我看来，很多所谓的经典作家，经典名著，往往都是掺了水的牛肉，不值得我们从头到尾的细读或膜拜。等而下之的作家作品，更是掺入了各种的毒素或肿瘤细胞，有让您不知不觉得疯牛病的危险。信息爆炸之下，真正体现一个知识人或传播者价值的，恰恰是从秦晖先生提倡的“常识与良知”出发，对信息进行有效提炼与升华的工作。比如谷歌，比如那些著名的数据库，比如我们将要谈到的这篇书评。 喜爱读余杰先生文章的朋友都知道，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便被迫远离了中国的一切现实问题和一切有关现实的话题，而只能写一些书评投稿，来维持一个写作者的尊严。此前我也曾转过他几篇书评，都是《春秋》那种寄褒贬于字里行间，“虽无一字，尽得风流”的力作。在有心人的眼里，可以读出许多的人生况味与深邃的思考。近期读到余杰先生新作《从南非的“黑人实力集团”看中国的“权贵集团”—— 读莫列齐•姆贝基 》，谈的依然不外是国内早已公开出版的翻译作品，而且有国内媒体推介的书评，译者序文等也都陆续推出。可是在余先生慧眼之下，这本书却焕发出了新的意味。正如秦晖先生谈类似主题的那篇刊于零九年底，一零年初的学术论文《从南非看中国——“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奇迹”》一般，让我们读后“转知成识”，获得更多启发。既然如此，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篇书评，究竟说了些什么。 文章开始，余杰便打破了很多朋友对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过度幻想。这样的工作，其实一直有人在做。只不过多数朋友过去着重于这场运动本身的“去神圣化”，而余杰则藉由此书评，揭示了民主化之后，在“金砖五国”的漂亮长袍之外，在二零一零年世界杯的中国造乌乌祖拉之外，在《第九区》营造出来的外星人贫民窟的科幻场景之外，一个真实的南非形象： “南非最有思想的政治记者海因•马雷在《南非：变革的局限性》一书中指出，在一个社会和种族冲突日渐频繁与剧烈的世界上，南非以政治和解的方式，兵不刃血地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被视为二十世纪的一个奇迹。这一成就的取得，当然离不开无数普通人对真相、正义与和解的追求与牺牲，也离不开作为政治领袖的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以及作为宗教领袖的图图大主教这三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共同的努力与感召。但是，在这一辉煌成就的背后，依然存在着浓重的阴影与危机，南非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远未完成，正如海因•马雷所指出的那样：“南非远未融合进友爱的共同目标，没有为国家建设这种单纯的语言而平静下来，而仍然处于一个紧张的重新开始的斗争之中。这种斗争目标表现出有利于社会上最强大和享有特权的那些部分的人。”换言之，南非社会仍然打上了“赢者通吃”的烙印。” 从这段综述来看，显然南非并非民主天堂，而是和玻利瓦尔之后奉行权贵世袭化的拉丁美洲一般，陷入了一个长期的泥沼中难以自拔。何以会如此？何以当年美好的民主理想，伟大的领袖人格魅力，结果却总是无可奈何走向幻灭？仅仅归结为历史决定论，宿命论吗？甚至归咎于民主本身无法克服的，在各国及各文化圈中的适应性问题吗？真正的有识之士显然不甘回到此类窠臼中去为自己卸责。而《贫穷的设计师》正是展现了作者莫列齐·姆贝基既为南非民主化过程中局内人的切身体验，又为独立学者的清醒观察与思考。这正是本书价值所在。为此余杰于该书评中介绍道： “具有记者、私人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等多重身份的莫列齐•姆贝基，对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现状也持同样的看法。早年，莫列齐与他的哥哥、后来的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一起参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被迫流亡国外。而他们的父亲高万•姆贝基则是非国大的创始人之一，是曼德拉入狱期间亲密的狱友，后来曾出任参议院副议长。按理说，贵为副议长之子和总统之弟、且青年时代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付出巨大的牺牲，在非国大掌权之后，莫列齐可以顺理成章地占据权力集团中的一个显赫位置。然而，莫列齐的选择让众人大跌眼镜：他毅然走出“咸与维新”的新贵行列，转身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异议者，成为从曼德拉到姆贝基政府的多项政策的激烈批评者。《贫穷的设计师》一书，正是他对南非和非洲现状刻骨铭心的反思的结晶。” 既然这本书代表着一段“对南非和非洲现状刻骨铭心的反思”，那么这位比在中国深圳做生意的另一位黑人总统的弟弟“小奥巴马”更有成就的，南非姆贝基总统的弟弟“小姆贝基”，又是如何展开他的反思的呢？对至今徘徊于现代制度大门之外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说，他的反思又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呢？为此，余杰在书评中分别从三个角度，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提炼，同时每一个角度的论述，又都带着浓厚的“问题意识”，都是同我们自己面临的困境息息相关的。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非洲大陆为什么没有出现东亚奇迹？”作者就此有一番清晰的剖析，他提醒我们： “二战结束之后，非洲大陆掀起了激动人心的民族解放运动，西方的殖民统治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溃。一时间，人们对非洲的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只经历了短短几年间，希望便破灭了，诸多非洲国家相继走向崩溃的边缘。 “在这个世界上，陷入痛苦的贫困和绝望之中的人口约有十亿之众。按照人口比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的赤贫数量最高。近半个世纪，非洲国家与亚洲国家的发展之路形成显明对照。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在一九六五年，加纳的人均收入和出口均高于韩国。但是，韩国的人均出口在一九七二年超过加纳，四年之后，人均收入又超过加纳。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九五年期间，以今天的美元计算，韩国的出口增长四百倍。加纳却仅增长四倍，而人均实际收入则跌到仅为其早期价值的一小部分。再比如，拿肯尼亚与新加坡进行比较，两国在刚独立时一样贫困，如今新加坡的人均年收入为两万四千欧元，肯尼亚则为三百四十欧元，仅有新加坡的十七分之一。 “以上惊人的对比表明，非洲国家的贫困与落后，不能完全归结于殖民历史、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环境、地理因素或民族特性。为什么同样经历过殖民统治的若干亚洲国家却能奋起直追并创造经济奇迹呢？就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而言，荷兰学者罗尔•范德•维恩在《非洲怎么了？》一书中的论述是公正的：“如果没有殖民主义的影响，非洲现在在许多方面可能更好——更平衡和更有尊严——但非洲的物质情况不会更好。殖民主义留给非洲很多伤痕，但没有使它更贫穷。”那么，在发展的道路上，非洲为什么失败了？ “莫列齐在《贫穷的设计师》一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错误不在于非洲的人民大众，而在于非洲的统治者，即他所谓的“政治实力集团”。他认为，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大都没有完成国家改造的任务，政治实力集团几乎原封未动地继承下原来的政府职能，即对外销售天然资源，对内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和满足统治者的私人消费。莫列齐将这类国家称之为“新殖民主义伪国家”，非洲大陆的国家十之八九都是如此。 “为什么这些国家是“伪国家”呢？莫列齐指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没有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结构，也没有在大多数公民眼中合法的统治阶层，因此缺乏持续执行发展经济计划所必须的领导的连续性。这些国家所拥有的是陈腐化的前工业和前土地改革的社会结构，由于缺乏一场工业革命，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主要不是积累，而是退化。其经济体制无法吸收新技术和新管理方式。久而久之，统治者吃光了自己的基础，导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各国出现了名声扫地的诸多病症：下降的人口寿命、减少的入学率、资本外逃、人才流失、缩小的森林面积、沙漠化、武装冲突、大量的且仍在增长的不平等、疾病流行和加剧的贫困、外部势力的操纵和日益增长的对外国庇护人。 “莫列齐对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洲传统文化的伤害有深切的体验，他试图重新发掘非洲自身传统中的有益成分，使之成为非洲复兴的动力。但是，维恩却从政治学层面指出，正是非洲的社会文化特征和历史背景造成了“政治实力集团”的肆虐。非洲的领导人不具备建立在权力与责任对等的领导权意识之上的传统与文化。“他们首先不是将政府看作发展国家的方式，而是视为保证自己生活的途经。”政治上的专制，必然导致经济被合并到国家手中。“所谓的国家企业，就是统治者攫取收入的源泉，也为维持庇护网络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于是，这个阶层成了国家的血吸虫。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远比这些非洲国家成功，中国甚至成为到这些非洲国家掠夺资源的“新殖民者”的先锋；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与这些非洲国家可谓“大同小异”——极度腐败、贫富悬殊、国有（官有）经济的垄断地位、开支庞大而低效的政府机构……毋庸讳言，中国只是一个加强版的非洲而已。中国经济的欣欣向荣并不能掩盖其内在的朽坏与溃败。” 在去年底，我曾联系陈志武先生等人的观点，对“中国模式”有过一番粗浅的讨论。无论是在著者小姆贝基或是在书评者余杰先生看来，无论是南非或是中国大陆，显然都患上了类似的制度病。在过去，本党建基的时候，热衷于树立起一个个的假想敌，包括“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三座大山。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不同需要而随心所欲的将这三者进行扭曲化，妖魔化，对本国民众洗脑。从而奠定和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与历史合理性。其实这套把戏，我们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屡见不鲜。比如拉美人将西方白人视为自己不幸的根源，将当年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视为千古罪人；比如南部非洲很多专制野蛮的政府都将责任推到旧欧洲的殖民主义罪恶上；比如中东的伊斯兰保守主义政府和极端宗教势力将所有不幸都推到贪婪，残暴的西方世界……可是历史真是如此黑白分明，问题根源真是如此简单，对立的双方真是如此善恶两极，不容分说吗？显然不是——否则我们何以解释同样在亚洲的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甚至至今存在着美国驻军的日本，韩国等地，从国家到社会，到企业，到家庭，到个人，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到全方位的创新，反而能够在战后得到全面的，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随着各国专制集团的统治的长期维持，随着越来越多的现代专制史上血腥黑暗的真相被揭露出来，亚非拉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神话，相继走向破灭。即便不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发生在前苏联的肃反与集体农庄，发生在大陆的大饥荒与文革这样永远留在二十世纪历史上的震撼人心的大人祸，在许多由本国政治精英统治的国家里，所制造的惨案和对本国民众的奴役，反而大大超过了原来的殖民宗主国家统治时期。这又是为什么？ 正如我在去年纪念九一一十周年的那篇《十年》中，提到的国家恐怖主义一样——可以说，真正的元凶不是那些过去的，已被推翻的皇帝，不是百年以前的外来的白人或早已被剥夺，被残杀殆尽的传统社会精英阶层，而是高踞于权力核心的那些当权者。进一步来看，正是靠着各种披着神圣外衣的现代专制的制度保障，进一步维护了这些权贵世袭家族，政党或集团的畸形存在。对此余杰以南非的社会权力结构为范例，以“黑人实力集团”的“自我殖民主义”政策为主题，对南非那些以政治特权谋取经济和社会特权的上层黑人权贵集团，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解剖： “莫列齐提出的“贫穷的设计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非总理弗沃德，作为种族隔离政策的制定者，被冠以“种族隔离的设计师”之名；莫列齐借用此名，而《贫穷的设计师》作为书名，其批评的尖锐和寓意的深刻，尽在不言之中。 “莫列齐抨击的对象直指非洲的政治实力集团，尤其是“黑人实力集团”。尽管他本人是一名黑人，但他并没有受到种族和肤色的限制而讳疾忌医，而是勇于批评跟自己相同种族和肤色的特权阶层，而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当年一起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战友。这就显示出了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捍卫真理和说出真相的道德勇气。 “二十多年来，从曼德拉到姆贝基的历届南非政府，都大力实行“黑人经济强化政策”。其本意是平衡种族隔离时代黑人在经济上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以达成社会公正的目标。但结果与初中却背道而驰。莫列齐一针见血地指出：“黑人经济强化政策，造成了一个人数很小、不具备生产能力，但非常富裕的黑人资本家阶级，他们由非国大的已退休或尚未退休的高官小圈子组成，成为经济寡头们的同盟者、南非去工业化过程的看管人。这真是十分具有讽刺性。”换言之，昔日的被压迫者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压迫者，角色转换了，但整个机制没有变化。用海因•马雷的话来说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被融入一张为白人特权者并为中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设计的机构关系、体制和实践的网络之中。”于是，南非出现了一个“合伙的统治阶级”，一方面是在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的黑人中产阶级上层，另一方面是拥有矿产能源复合体的经济寡头。 “莫列齐认为，这种有差别和有偏向的政策，让少数黑人特权者过上了奢侈无度的生活，殊不知，长远地看，却使得这个阶层整体上走向自杀。他们的财富是靠掠夺而来的，而不是靠生产和经营获得的，所以他们不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黑人经济强化政策和各种形式的补偿或寻租，几乎完全取代了作为这个国家黑人实力集团自由主义中经济要素的企业家精神。”莫列齐本人也是一名企业家，他深知企业家精神的泯灭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社会中，如果企业家精神被认为是一种不必要的扰乱心智之物，甚至受到压抑，而靠国家再分配政策资助的消费得到孤立，正如今天南非的情况，那么这个社会广大人口的总体幸福和进步就会发生问题。如果大众失去了他们通过劳动对于社会如何生存和发展所应有的影响，那么他们也就被边缘化了。”今天的中国何尝不是如此？今天的中国只有取悦于权力的“奸商”，而没有像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那样的真正的企业家。 “不过，南非毕竟建立了基本的民主体制，如何一个权势集团都不能一手遮天。莫列齐承认：“今天能够对南非政治实力集团的腐败有所制约的，竟是一些白人控制的公司和新闻媒体，这是极大的讽刺。”不过，讽刺归讽刺，这至少说明南非有别于大部分的非洲国家，其基本的宪政制度和相对独立的大众媒体。而这正是社会走向良性发展的有力保障。 “即便在弱小的国内生产力的条件下，非洲的政治势力集团可以存活，甚至过上奢华的生活。莫列齐认为，“黑人实力集团”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新殖民主义”是西方新左派喜欢使用的一个概念，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背景。然而，此概念并不完全适用用南非的现状。与其说这是一种“新殖民主义”，倒不如说这是一种如英国作家奈保尔所说的“自我殖民主义”。 “在中国，“自我殖民主义”也是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有人将中国模式定义为“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与南非的“黑人实力集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数百个高官显贵的家族牢牢控制百分之七八十的社会财富。对于这个阶层来说，意识形态的因素已经淡化，剩下的惟有贪欲而已。” 余杰的这种比较，的确很残酷，但更接近真实。事实证明：政治强人或“民族英雄”，狂热的偶像崇拜，民族主义的悲情或愤怒，赤裸裸的谎言或政治鼓动，虚伪的理想主义和永不能亦不会兑现的政治承诺……这些现代专制的宣传手段可以操纵民意于一时，却终究无法掩饰悲惨的现实，更无法抵挡真相的涤荡。既然“非洲大陆为什么没有出现东亚奇迹？”的问题就在于“黑人实力集团”的“自我殖民主义”政策，那么对南非或中国大陆的底层民众来说，我们难道只有听天由命的资格？又是否有可能——及如何——来开展及时有效的国民自救？或是用书评中第三小节所提示的——弱势群体只能永远“弱势”下去吗？ ——正是在这里，余杰先生于揭示现实困境的同时为我们指出了制度的力量：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取消，并没有迅速给穷人带来经济上的富裕。曼德拉和图图的道德感召力避免了南非在转型过程中陷入内战，但这种道德感召力并不能立即带来经济的振兴和穷人的“脱贫”。在新兴的“黑人实力集团”的掌控下，普通民众不仅被边缘化，而且被“永久贫困化”。在昔日数量庞大、处境并未得到改善的黑人赤贫群体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数量日渐增长的白人贫困群体。而且，比经济上的贫穷更为严峻的现实是，穷人在精神上的贫乏与绝望，如同莫列齐观察到的那样，“南非的受压迫者丧失了自尊、工作能力和对于国家的认同与忠诚”。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和雷诺兹在《非洲史》一书中，将九十年代之后南非犯罪率急速上升的原因归结为“只在政治上而不在经济上给过去的受压迫者创造机会”。而海因•马雷在《南非：变革的局限性》一书中指出，正是极端贫穷和不平等的现实导致人们生活在“暴力和不安全所引起的剧烈的紧张”之中。非政府组织“南非参加贫穷估价”在调查中发现，铭刻在南非被剥夺的指标中的，是千百万公民遭受的长期疾病，极度的焦虑和紧张（伴随着主要加于妇女和儿童身上的暴力和凌辱的现实），低收入的恶劣而危险的工作，以及无所不在的道德沦丧和宿命论的折磨。 “弱势群体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莫列齐指出：“把希望寄托在一个黑人‘爱国资产阶级’的变化潜力上，看来注定是不会得到满足的。”这个声称爱国的利益集团，实际上从不爱国，他们只爱权力和金钱。那么，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复兴的希望在哪里呢？为《贫穷的设计师》一书作序的政治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南非存在着若干改革的有利条件，比如：有了为在社会上和地区间进行收入的再分配以及调整投资的地理分布所需要的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一部进步的宪法和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此基础上，需要为开发落后的农村地区和完成土地改革，进行无比艰巨的努力；需要重新分配收入与建设社会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卫生事业；需要有一个逐步调整工业结构的政策，这个政策既能为需求服务，也能刺激需求。在这些方面，南非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不过其成效并不能立竿见影。” 在这里余杰和大多数观察家提出的解套之方，其实都是一样的，而且已经为二战结束后，人类社会数十年来的政治实践所证实；这便是善用现代制度文明的伟大成就，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创新上，真正跟随乃至融入到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去。而非固步自封，怨天尤人，直到将自己活活窒息而死。对于南非这样已经实现形式民主化的新兴国家来说，便是通过制度的保障，依靠历史的积蓄下来的，以及现有的社会思想资源，社会组织力量，进行更为深入的社会革新。那么对至今尚未实现形式民主的中国大陆来说，制度之害触目皆是，制度所导致的交易成本急剧攀升，对民主的追求就更显得责无旁贷，不容懈怠了： “如果我们将眼光回转到中国，就会发现，南非可以充当中国的一面镜子，中国只比南非更“坏”，而非比南非更“好”。首先，南非改革的那些有利条件，如宪政民主、多党制、新闻自由等，中国并不具备。其次，目前中国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和“阶级仇恨”等状况，也远比南非更为恶劣。从钱云会到钱明奇，中国的底层民众从“被自杀”到奋起杀人，让人想起《诗经》中老百姓愤懑与绝望的呼喊：“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从钱云会到钱明奇，两者在空间上的距离是从浙江温州到江西抚州；两者在时间的间隔上是仅仅相距半年多。中国的“贫穷设计师“们没有从这一变化中发现火山爆发的前兆，仍然在自得其乐、心满意足地“设计”着这个国家的贫困，而把富裕留给自己。经济评论家叶檀在《最大危机是权贵继续绞杀市场》一文中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权贵资本导致财富鸿沟越拉越大，尚无制服权贵贪婪之胃的致命武器”。这是一个大部分国人都认同的常识。” “中国的权贵集团在无情地绞杀着中国培育中产收入阶层、培育内需的努力，但人们对这个集团的胡作非为和横征暴敛束手无策。在南非，至少还有独立媒体，还有舆论监督的“第四权”，而在中国只有“四权合一”的党国体制。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少许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微弱的呼吁，正如叶檀所说：“为什么我们时刻紧盯着权贵资本，是因为这一阶层贪得无厌、不受规则制约，将在一夜之间毁灭改革成果，并且移民到大洋彼岸靠着瑞士银行的帐户继续在民脂上过寄生虫生活。”她认为这无关乎经济，而关乎经济体制。然而，她的文章毕竟还要在官方控制的媒体上发表，所以她不能说出这下半句话：这不仅关乎经济体制，更关乎政治体制。 “如果中国权贵集团拒绝变革，那么弱势群体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刻，就只能启动“自改革”了。而那一天的到来，已经不会太遥远了。” 如此看来，无论是在初步奠定民主制度框架但举步维艰的南非，或是至今挣扎在红色恐怖之下的大陆，都再无拖延甚至倒退的借口。对持续六十多年未曾间断的笔杆子们的弥天大谎，和枪杆子下遍布的血泊与坟墓，我们若再无莫列齐·姆贝基和余杰这般的清醒认知，沉痛反思，那么苦难也势必随着时间之流，无边无际的向前延伸。有鉴于此，在这篇书评里，作者提醒我们当“弱势群体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刻”，可能给所有人带来的不幸——正如许多体制内改良派朋友竭力描述，设想和放大的共产式的，太平天国式的“暴力革命”之类的场景一般。 显然，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既承认自下而上的制度的变革——或所谓“自改革”——的无可避免，而且还要竭力促成她的实现，同时理应尽量的避免那种可悲的，无效的，甚至倒退的“革命的重复”——哪怕它出现的几率其实并不大。很多时候，这种过度妖魔化的“反革命”论调只是来自当权者及其笔杆子的危言耸听，再加上对一些国家民主化之后出现的暂时的，局部的社会震荡的极力夸大（《贫穷的设计师》所揭示的南非困局，到了我党笔杆子那里自然又是“民主失败”的典型，非得配合“国情论”，“素质论”大加利用一番不可），以便迫使人们在臆想出来的恐惧中“两害相权取其轻”，继续屈从于这个政权，满足于在此制度下的卑微苟活。从此再也不敢求新求变，不敢挑战现有秩序，越过雷池半步。为了维持现状所提出的这两个谎言，屡试不爽，正是我们需要时刻警惕，给以正面驳斥的。而无论中东或是东欧的民主往事，尤其是刚刚结束的台湾大选的空前成功，却昭示我们一种全然不同的前景。值得每一个自由主义者为之欣然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余杰先生看来：“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少许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微弱的呼吁”，恐怕这个判断并不符合今日国内的实情，过于悲观。如果以此观照新千年之前的大陆，或许的确如此，但随着信息时代的降临和普及，真正代表时代最强音的民主力量，正在从网络和网络所道代表的民间而非过去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中崛起和壮大。毋庸讳言：相比起倾全党全军之力搞对内维稳，对外统战的当道来说，相比起“既得利益集团的板结”来说，这种力量迄今依然是弱小的。而何清涟女士也正是以此为依据，对中国的民主前景心怀忧虑，以致兜兜转转之下，竟然又回到向当局谏言，把希望寄托在假设第五代之为“理性人”的老路上去。 这虽然是我向来敬重的何清涟女士不得已之下的苦心选择——正如她去年提议大陆当局主动开启类似深圳经济特区那样的“政治特区”一般，实在等同于不切实际的空想——却也从反面揭示出中国的民间民主力量的贫瘠现状。问题在于：面对这个悲惨，残酷的现状，悲观的人就此放弃或转向，坚守信念者却义无反顾，更为坚定。正如蔡英文女士在她的《败选演说》中所强调的： “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洩气。你可以悲伤，但是不要放弃。因为明天起来，我们要像过去四年一样的勇敢，心里充满着希望。因为，我们必须勇敢地扛起这个国家的责任，我们必须乐观地，继续为台湾这块土地打拼。” 人性注定是不完美的（唯理论与经验论所共同建基其上的理性主义，也并不囊括人的本质，所以尼采才要在宣称“上帝已死！”之后，进一步廓清人类对“理性”的崇拜，高举酒神精神，来抗争现代文明对人的新的整体异化），正如由一个个人所组成的人类社会一般。可是只要你真心的服膺和追求自由，那么无论结果是喜是悲，是否得到了世俗或功利意义上的成功，至少在这个注定不完美的，残缺的世界里，都意味着一种伟大的胜利。毕竟我们拥抱过未来，尝试过一种更好的生活。而那些真正可悲的失败者，首先是败给了自己，然后才真的，无可挽回的一败涂地。为此，我们别无选择，依然要回到自启蒙，自组织，自我救赎的制度建设之路上来。限于本文篇幅和主题，对此的讨论择日再续。 （余杰书评原载于《观察》，链接：http://www.youpai.org/read.php?id=4615） （全文终）

　　知识分子的特征有两方面，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哲学家杜威 　　人类学家常常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暴力的崛起使野蛮代替蒙昧，启蒙运动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如果说暴力是人性恶的泛滥，那么启蒙则是人类理性的滥觞。知识分子作为理性的象征，作为启蒙运动的领导者，无疑是人类摆脱暴力恐怖，走向自由文明的重要力量。如果说成吉思汗和希特勒是野蛮的象征，那么卢梭和哈维尔就是文明的象征。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暴力社会、财富社会和知识社会。早期野蛮时代和极权主义都属于暴力社会，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暴力，国家是暴力的化身，政府是施暴的机器;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代替了暴力，有钱能使鬼推磨，财富是权力主要出处;在后工业时代或者后资本主义时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将成为最大权力。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和世界第二经济体，如果说史蒂夫·乔布斯是美国权力的象征，那么刘志军&张曙光就是中国权力的象征。 　　1 　　“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中国从远古的酋长时代开始，所谓的氏族部落实行的就是“人治”，到了城邦、国家也仍然是“人治”模式。“人治”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个“人”一般指的是“贤人”。“举贤”的禅让制度拉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按照《尚书》的记载，尧时已经有羲、和这样专管天象历法的臣子，并广泛地“克朋俊德”即考察举用贤良之才为官员。《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夏禹之后开始权力世袭，依然是“人治”，龙种就可能变异，成为跳蚤，所以出现了夏桀和商纣这样的“恶人”。从此以后，传统的“人治”就被污染了，“人”可能是“贤人”，也可能是“恶人”。 　　在“人治”传统下，中国历史开始了2000多年的轮回。遇见“贤人”则为盛世，遇见“恶人”则为乱世。如果不幸遭遇“恶人”，中国的传统是“人人得而诛之”。孔子说“伐无道曰仁”;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也。”“杀恶人即是行善”，“邦无道，天下共伐”，这是中国人对恶的抑制。 　　中国每一个王朝最大的夙愿其实都是为了避免出现“恶人”的出现，“选贤任能”是这个中国传统“人治”体制的核心。英国有句谚语，“良心是柔和的枕头”;中国也有类似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正如哈维尔所说，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它应当是正义和良知的产物。在政治的发展中，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成为人类良知的代言人。因此，知识分子往往扮演着体制牧师的角色，甚至他们构成体制的主要构成。荀子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中国儒教塑造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所说“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中国民间传统认为知识神圣，读书人需要得到敬重，这种感情甚至投注到了知识的载体上，形成“敬惜字纸”的习俗。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后，弘扬良知和正义的知识分子精神一直是体制力量的重要构成。没有文化素养和学理思想的人不能成为帝国的官吏，最多只能成为下贱的“衙役”。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部皇权越来越强而相权越来越弱的历史。依附于相权的知识分子，人格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萎缩。秦汉时代，相权很大，皇帝对丞相相当尊敬。萧和病了，汉惠帝亲自去探望，这在明清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梦话。刘备三顾茅庐，其实在当时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后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会非常羡慕。一直到唐代，丞相还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而进入宋朝，知识分子在皇帝面前便没有了“坐”的权利，只能站着。明清时期，丞相没有了，皇帝高高在上，知识分子连仰望皇帝的权利都没有，成了真正的奴才。当然，在这期间，也不乏脊梁挺得很直的知识分子。 　　毫无疑问，作为“最后的中国”，宋帝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享有着中国历史上最优裕和宽松的环境。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打破了数百年来豪门士族对文化的垄断，如范仲淹吕蒙正都出身寒门。“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宋朝历代皇帝都很重视科举制度。为了保证让家境欠佳的士子赴京应试，赵匡胤在开宝二年就实行了一项旅费补给制度，“往来给券”，由各地驿馆免费接待。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惟一一个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政见的分歧)而屠杀知识分子的朝廷。大约也由于这一点，它才得以达到自己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的“巅峰地位”，使中国一度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从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即是“史官文化”，“留取丹心照汗青”带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可战胜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正义与道德成为传统中国智慧永不磨灭的一部分。这种荣光最后终止于“崖山”。“崖山之后无中国”，蒙古鞑靼和后来的女真鞑靼以野蛮暴力对中国传统文明实现了“肉体消灭”，屠杀与恐怖使中国重新回到一个蛮荒时代的暴力社会，文明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分子沦为体制下战战兢兢苟活的犬儒。中国从1000年前的世界文明中心沦落到1000年后的世界流氓典范。 　　2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曾说：“有史以来的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丰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管文化指的是科学、文学或是艺术。……他有权和有能力发表意见，是根据他在一定学科方面拥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鉴于他在精神上的权威，这是他从事的职业以及人们想象他具有的道德或文化赋予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也是一种精英制度，制度的建立者往往是一群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国家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建立的，比如美国的“建国三杰”，民主捷克的哈维尔。就近代中国而言，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无不是知识分子的运动。甚至说，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直到胡耀邦，最终统治中国的社团也是出自一群知识分子之手，并带有革命理想主义这种强烈的知识分子印记。 　　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中讲到：“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美国精神其实就是自由主义，这与知识分子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美国传统文化充满对权力体制的极度不信任和滥用权力的恐惧。当年，美国人的祖辈因为无法忍受欧洲大陆的专制迫害而背井离乡来到新大陆，虽然美国是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但美国的体制却是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和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用思想创造出了的。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托马斯·杰佛逊当年主持起草了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詹姆斯·麦迪逊则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 　　从知识分子这一特点上来说，中国传统帝国时代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有相似的一面，就是构成国家体制的官吏群体基本为知识分子组成，即使个人品性不一。从很大程度上，中国儒生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儒学本来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是维护父权制的思想武器，当它延伸到政治领域的时候，只是在原有的框架上，家上升为国，父上升为君。君父一体，构成了社会权力的轴心。服从这一权力体系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在没有选举的古代，中国创造了文明的考试制度，这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显得比世袭或地方推举要公平，也为寒门氏族开了晋升之阶，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协调的一种机制。但是明清两代的八股取士却把知识官僚训练成没有独立思想，只知惟命是从、同上级以至皇上保持完全一致的奴才。 　　孙中山在游历世界各国后，反复进行了比较，又根据民国初创，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强权决定官员选任的现状，颇为务实的承认考试制度的合理性，“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从某种程度上，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完全是科举制的复活。事实上，西方大思想家罗素也对中国考试制度赞赏有加：“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别的国家迥然不同，占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国的世袭贵族已消灭了两千多年了，执掌政权的都是考试中的获胜者。这样，受教育的人就掌握了别的国家贵族所掌握的势力。” 　　在中国专制传统中，知识分子与权力的斗争构成一条历史的主线，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流氓军人的专制权力屡屡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从嵇康到李贽，良心犯思想犯层出不穷。据《国语•楚语》记载，早在距今4500年前的颛顼帝时代，权力就开始严禁民间巫术，巫师全部被权力掌控和垄断。与西方自由传统相比，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传统历史上就显得少有骨气。在传统文化中，人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与才智，而不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或者说，中国一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这种趋势在现代以后更加不可救药。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境遇。特别是在过去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下，一切都被专制权力卑鄙的垄断，只能依靠权力的恩赐和配给，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独立生存的物质基础。 　　3 　　施京吾先生在《良知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文中写道：“思想进步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人类的每一次前行，都会留下知识分子的足迹：哲学，度量着人类思维的深度;政治学，衡量着人类的组织能力;信仰，使心灵不受国家的制约、良知不受政治的控制;科学，则是人类精神对物质世界的深度回应。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或者缺乏知识分子的世界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世界。”100年前，天朝崩溃。在礼崩乐坏中，中国知识分子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一场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使中国重新树立起一个社会共识与政治良知。即使在军人当政的数十年里，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国家道义和体制力量的角色。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李泽厚认为，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诞生了，“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刘半农、易白沙、傅斯年、周作人以及罗家伦等人，“他们或终其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但他们却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真理”成为一个时代的女神，一个精英人群将他们的人生目标不再锁定在读书做官、依附政治权力上面，而将学问、文化、求真知本身视为理想和追求。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16名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上共同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份宣言主张“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来奋斗”，并提出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等政治要求，同时对当时北洋政府与南方护法运动之间的南北和谈、裁军等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方案，这也被人们概括为“好政府主义”。“好政府主义”是民国初年一批知识分子在关心政治、跃跃欲试的背景下产生的，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既不是以参与者的身份，也不是以反对者的身份对政府提出政治要求。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知识分子从来不是简单的读书人，即使科学家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即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鲁迅的“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知识分子是一批拥有智慧和良知的贤人，他们是“人瑞”，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珍贵礼物，他们是人类的希望，是人类不至于灭亡并保持发展，维持尊严的坚强保证。鲁迅将其称为“中国的脊梁”。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国民参政会上詈骂蒋介石独裁的张奚若何等刚烈，骂倒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的傅斯年何等勇敢，章太炎、黄侃师弟又何等狂傲。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在野”的中共代表团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明确写道：“政府应保障国内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之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苦、免于恐怖等自由。……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大学采取教授治校制度，不受校外不合理之干涉。”作为新中国的合法性基础，由一群知识分子起草确立的《共同纲领》象征着一种正义公平的政治理想。当权力成为一种唯一的目的时，无论建国时代的拉拢引诱，还是政权稳固后的暴力清洗，一切都只是一种手段而已，而与道德无关。对古老的中国传统宫廷政治来说，本来就不存在道德这种概念。历史正如《儒林外史》开篇时王冕说的一句话：“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民国三十八年，在大批知识分子的拥护下，一个强大的流民武装成功地成为新统治者，中国从此进入体制时代。 　　1951年，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席卷全国。这场暴力化的精神阉割曾出现了不同的民间版本，比如“割尾巴”、“脱裤子”、“洗澡”……等等。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这样形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事实上，人作为地球上唯一一种智慧动物，精神阉割比肉体阉割更加残忍和致命。强权之下，所有读书人不得不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自己当众吃下自己拉的屎、喝下自己撒的尿。 　　社会学家潘光旦是民国时期有名的独腿硬汉，历任清华和西南联大教务长，从来不向权贵低头。可是这个“民国范儿”到1949年后就彻底否定自己，那种自我糟践与当年的傲骨英风完全使其判若两人。潘光旦一连写了12份检讨，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上万字的长篇自我批判文章——《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把自己的父母、师长、同学、教育和科研逐一否定。与郭沫若等人的彻底堕落相比，潘光旦还算是怯懦而善良的君子。身为社会学家，潘光旦在这种屈辱的环境中，竟然不可思议地总结出了 “3S”求生理论：“Surrender(投降)、Submit(屈从)、Survive(生存)”;当他最后发现“3S”也没法苟活时，他又补上最后一个“S” ——“Succumb(毁灭)”。事实上，对体制下的知识分子来说，有时连死都成为一种奢侈。从老舍、傅雷，到潘光旦，这些中国的文化精英死得没有一丝人的尊严。 　　在一个强大的体制下，即使潘光旦这样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也被“改造”成一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奴才和僵尸。这无疑是国家的胜利，但却是人类的悲哀。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桀骜不驯杯葛权贵，坚决不肯加入国民党，蒋仍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相反，自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当年拒绝随傅斯年入台，20年后竟被红卫兵活活吓死。梁漱溟曾作打油诗一首：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4 　　“我们甘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就这样无耻地开始了，“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他暴露，后发制人。”1958年3月22日，毛万岁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300年前，流民武装首领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帝国”。帝国草创，张献忠深知读书人之可怕，遂生一计，以求贤若渴广招天下英才为名，在大悲寺设“特科”考试。张献忠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还规定谁家若有父兄胆敢阻挠子弟赴试，必将受到严惩。普天下应试士子信以为真，趋之若鹜，齐聚大悲寺。张献忠秘密设以伏兵，一举血洗大悲寺，尽灭天下举子。此次大捷成为中国权力史上的“千古佳话”，有幸的是，这个“佳话”在300年后能够以“阳谋”的经典再次重现。 　　1957年，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未能看清楚毛万岁“引蛇出洞”的“伟大战略部署”，跳出来向党提意见，最后落了个灰头土脸，自己搭上不算，还连累全国至少55万右派与他们一起遭殃。此后，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们果真老老实实地当起了“花瓶”和“鼓掌器”，即使被外界和民众多有讥刺也无怨无悔。倒是毛万岁高踞金銮殿，面对一片高高撅起的屁股颇感无趣，为了展示万岁的胸襟，号召大家学海瑞，“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回被“阳谋”的是彭大元帅，一个万言书使其马上成为资产阶级野心家、反党集团头子，接下来有1000万人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一场人为饥荒下，这些贱民“非正常死亡”者不计其数。聪明的吴晗秉承圣意，大讲“海瑞精神”，结果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仅仅10余年间，思想与文化、智慧与人性在暴力中国遭遇灭顶之灾。 　　马寅初提倡控制人口，梁思成呼吁保护古城，黄万里反对三门峡上马。结果，马寅初被罢官，梁思成挨批判，黄万里戴了帽。社团斗士李锐更被长期关在秦城监狱。有时候，短寿竟然是一种幸运。1957年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期，罗稷南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回答说：“鲁迅嘛──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邓拓摘抄的这句古老对联成为“公开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证”。对知识分子实行种族灭绝之后，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就可以安全地登场了。无论指鹿为马，还是焚琴烹鹤，在一个永远正确的体制下，都是一件很高明很伟大的壮举。1958的9月5日，毛万岁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得意地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偌大中国如同一个精神病院，“全民炼钢”、“全民打麻雀”、“高产卫星”、“吃饭不要钱”，一出接着一出，最后举国饿殍遍野。不几年，消灭一切文化和知识的“文化大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愚蠢的人越聪明，中国人赛着个儿比谁更愚蠢更低智，学校关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古语云，与虎谋皮。虎有皮，人欲取之为革，必先杀死虎，是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毛万岁的“好学生”柯庆施对知识分子总结了两点：“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毛万岁则总结了四点：“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 　　在汉字中，“牢”就是“牛棚”的意思;在接下来的日子，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到囚禁。囚禁的地方不叫“牢”，叫做“牛棚”。在传统时代，历代统治者是非常尊重知识分子的，“士可杀不可辱”，但到了牛棚时代，知识分子面对的不是“杀”而是“辱”。摩罗曾在他的《耻辱者手记》中写道： 　　他们一群一群地被赶进了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已没有一丝知识分子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自我、没有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 　　从60年前开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到了边缘化的尽头。”体制试图消灭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精神。不是要杀掉知识分子，而是要打断所有中国人的脊梁，“夹起尾巴”做狗。韦君宜说：“我在年轻时入党时对着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没有想到的是，有时候甚至要牺牲自己的良心。”一旦失去良知，这个知识分子作为个体也就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行尸走肉而已。 　　1968年12月20日，70岁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自杀，当局从他的口袋中找到一个纸条遗书：“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即使死，他依然要向权力效忠。同样一个翦伯赞，他在40年代强烈批判蒋介石政权说：“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章诒和这样评价道：“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苏联帝国覆灭之后，随着大量尘封的档案公开，这个红色政权的暴力恐怖程度令人毛骨悚然，正如法捷耶夫自杀前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所说：“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在一个依靠权力和暴力支撑罪恶体制下，作为知识分子不仅是困难的，更是危险的。 　　5 　　1840年，巴黎人在凯旋门送走了拿破仑，一个站在云端的“伟人”;45年后，他们又在凯旋门送走了雨果的，一个为法国所有弱者呐喊的作家。几千年欧洲文明的积累，才最后在法国完成这样一个转变。从这一天起，法国人终于明白，不是因为有了拿破仑，而是因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国才得救了。拿破仑说过，世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暴力，一种是精神。如果说拿破仑是前者，那么雨果就是后者。 　　回顾中国现代史，不得不承认一种可怕的事实，作为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列宁)，毛万岁借助现代国家机器，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这是传统君主做梦都想不到的。如果说从前一个遭到迫害的人还有来自民间的慰藉的话，那么现在他却成了“全民公敌”。当一个国家彻底消灭了高贵和骨气、批判和智慧之后，一个完美的和谐社会就完成了，放眼望去，都是无边无际奴颜婢膝的奴才和蠢材。正如古希腊智者托拉休马可斯所说，“所谓正义，除了强者的利益，别无其他。”人作为一种智力型动物，知识分子象征着人类的希望，一个没有知识分子的国家和民族必将沦为人类的次品和耻辱。 　　如果说暴力是军人的产物，那么法律就是知识分子的产物。与暴力相比，法律无疑是人类的文明的象征，因为即使兽类，也懂得暴力的意义，但只有人类才会制定法律。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法律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第一尺度。《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民国时期，《观察》杂志扮演起中国知识分子陪审团的道义角色，可以说，这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第一次滥觞。他们奋笔直书，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毫不留情的杯葛与批判。朱自清、向达等13位教授联名以“保障人权”为题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肆行搜捕”，并要求“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如果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也应从速移送法院，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次年，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对此，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等48位教授公开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从法律的角度批评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法性，指出“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坦陈自己的合理意见，以此要求政府改变错误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大学教授的这些集体抗争，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化宣泄，建言立论均以法理精神为前提，折射出他们建立在深厚专业能力上的对社会弊端的诊断能力与主持公平、公正的理性批判能力，这是教授自信的基础。其次，这些批评立论体现了教授忧国忧民的人格品质，映衬出他们不愧是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带头人。 　　即使进入新中国之后，一批经历过现代宪政法治精神锻炼的新型官员同样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当时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就反复强调：“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 毫无疑问，在一个反正常的体制下，贾潜希望将中国建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的梦想很快就成为一场噩梦，这些充满诚意的忠告立即被认为是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从而遭到猛烈的批判，他本人更是遭遇到无尽的残酷迫害。 　　作为一种反衬，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曾直言不讳地说：“文化部就是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公安部!”思想警察的面目昭然若揭，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奥威尔《1984》的不幸预言。这部写于1949年的小说中，“老大哥”无处不在，“老大哥”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你。 　　6 　　清初顾炎武曾经说过：亡国必先亡士。古代的“士”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代表国家的智力水平，也代表国家的精神高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反右到文革，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官方到民间，中国几乎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肉体消灭殆尽，也将知识分子精神彻底摧毁。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可怕境地，直到毛万岁的生理死亡。 　　从1976年的清明节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小草开始钻出寒冬的土地，接下来“春风吹又生”。近乎崩溃的体制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来获取民众的谅解和合法性，这一做法无疑是有效的，从文艺界到思想领域，劫后余生的知识分子精神开始复苏，进而将中国带入一个万象更新的1980年代，“文化热”的背后是一场充满希望的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刚从“牛棚”里爬出来的学者、专家、教授们又一个个衣冠楚楚、风度矜持，俨然都是社会中坚、国家良器，再加上几篇文章一鼓吹，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图书馆座无虚席，书店里人满为患。 　　对中国来说，仅有知识分子是不够，还要有广泛的知识分子精神，让中国恢复正义和良知。这一切社会变迁得益于构成新体制力量的知识分子。朱镕基、王蒙、费孝通和钱伟长等都是那一时期咸鱼翻身被重新启用的知识分子。 　　在70年代末期，北京出现了著名的民主墙，人们甚至可以张贴批评政府及其政策的大字报。在80年代，抗议行为的最公开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的集中批评和学生的一系列游行示威行动。 　　1986年11月，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费孝通接邀请之后，严令“民盟”成员“汲取1957年的教训”，禁止参与此类活动，并立即向社团揭发……事实上，从1957年镇压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集体失去了自五四以来建立起来的正义话语权。在后毛时代，新生代的知识分子作为良知和正义的代表，无疑与既得利益发生了冲突。知识分子遭遇到了来自体制毫不留情的残酷暴力。秀才遇到兵，淑女遭遇莽夫，暴力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直面对的困境。暴力的作用在于“虽然不能解决问题，但能取消问题”。此次灾难之后，体制再次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规模地清洗，知识分子全部被驱逐到媒体和学校，然后以酷吏组成的权力来进行严厉的控制。 　　经过净化的体制完全“去知识分子化”，一个反良知反正义的纯净利益集团打造成功，他们垄断了一切暴力和权力，甚至话语权。“囚禁”或者“圈养”知识分子的媒体与学校遭到酷吏的严厉监视审查和打压。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体制，知识分子沦为被劫掠到山寨的“账房先生”。正如雷蒙·阿隆所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人员”，其“研究或思维不再是无偿的活动，而是谋生的手段。”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强烈批评了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业余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他把业余性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业余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他们的动力来自兴趣、普遍的关怀，而不是利益和专业化。而专业的知识分子总是遵从体制，缺乏批判精神，著书只为稻粱谋。 　　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典范，鲁迅被权力逐出中国孩子的教科书，钱钟书与季羡林的走红标志中国一个犬儒时代的来临。一个研究梵文的普通学者因其效忠权力，因此获得了权力给予的万般荣誉。温家宝表扬到：“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这个“国学大师”的名言是：“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他在《牛棚杂忆》中甚至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我们把这个阶级(知识分子)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在物质利诱和暴力威胁下，知识分子精神在中国不断的泄散和萎缩，虽然还有苦苦坚持者，他们不是被赶到外国，就是呆着监狱。剩余的基本都被“软禁”在体制的角落，被彻底边缘化，沦为倡优般考据苟蝇的犬儒。国学热的兴起与学术界万马齐喑正是知识分子被打压消解的结果。余杰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90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尊严的丧失，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灵魂的缺席。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 　　7 　　五四运动的先驱胡适先生在台湾时，每天都要收到无数来自另一个体制的辱骂攻击的信件，他试图一一回复，别人劝他说：一个处女怎么能跟一群流氓恶棍搏斗呢?2012年1月11日，颇有胡适之风的知识分子余杰携全家从北京国际机场出境，据称几年内可能不会再回中国，这实则是一种政治逃亡。作为独立作家，余杰秉承自由主义精神，以批判暴力杯葛权力为己任，著作颇丰，包括《火与冰》《铁屋里的呐喊》《香草山》和《中国影帝》等。毫无疑问，余杰比“特立独行”的王小波走得更远，他遭遇到的已不是“被设置”的困惑，而是“被捶”的灾难。据说他在此前的软禁期间“差点被秘密警察活活打死”，这种悲惨遭遇艾未未早已领教过。暴力的用处在于通过伤害一个人的身体，以此报复其思想，而思想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标志。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所有权力都离不开其最原始的出处——暴力，失去暴力的支持，权力就不复存在，但暴力永远无法替代权力。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指出：“暴力总是能够摧毁权力;一只枪管所发出的命令是最有效的命令，带来的是最及时的和最完全的服从。永远不会从枪管中生长出来的是权力。”权力的暴力化不仅取消了权力的合法性，也取消政治本身，所谓政客不过都是些恶棍和流氓，他们依靠谎言和恐怖维持非法的权力。政治暴力使社会走向暴力化，知识分子沦为苟且的犬儒，道德沦丧使整个社会走向溃败和解体。 　　有人将2011年称为“文革元年”，“三妈的”不仅象征着知识分子精神的没落，更预示着野蛮与暴力的“王者归来”。以孔庆东周其凤为标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聚集地的北大已经沦为社团的“党校”，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北大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中国重新回到军人体制下的酷吏时代，从一个城管、警察、街道办主任、局长、市长到封疆大吏，无一不是军人出身或者流氓酷吏出身。暴力镇压以“刚性维稳”的国家制度甚嚣尘上，实名制将全体国民置于一个强大的监狱管理体制下，“老大哥在看着你”。干部学校成为一个效忠和洗脑的车间。体制拒绝一切关于良知和正义的想象，暴力和金钱成为体制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民众只有在暴力和金钱层面才有意义，民众的存在不过是权力的对象。 　　余英时先生说：“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作为知识分子，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痛苦是难免的，因为他们都将遭到体制的严厉打压和摧残，体制不需要良知与正义。体制也不是没有思想，体制的思想依然停留在100年前的法西斯时代。当时的世界是一个丛林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四处弥漫，弱肉强食，强权就是公理，落后就要挨打，枪杆子里出政权……当人们嘲笑北朝鲜还停留在冷战时代时，其实当下中国比它兄弟更古老。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这个体制需要的不是智慧和良知，而是一群娼妓、鹰犬和打手。 　　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说：“体制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开始你抗拒它，然后习惯它，最后离不开它。”体制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思想的，它拒绝一切关于人类传统和良知的想象，权力规则或者说暴力规则(血酬定律)是它运行的唯一动力。对这个时代的中国来说，谈民主谈人权谈启蒙都是荒诞不经的，因为连人类基本的常识和良知都已经不存在了。一个失去知识分子的国家不过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而已，如同一个植物人，你甚至无法断定它是否还是一个人，更不用说它是否还有生命。 　　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人文主义者拉波哀西在《自愿奴役论》中曾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绁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他不清楚遗留给他的权利，不知道自己或者他前辈剥夺了什么东西。”“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在一个犬儒时代，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曾经创造了一个奇怪的经济学理论，叫“钻狗洞”。“钻狗洞理论”是说：“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不知这个“钻狗洞理论”是否有望获得诺贝尔奖。另一个被称为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曾经预言中国将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他对了一半，一个中国罪犯获得了和平奖。 　　1957年，老舍在《创作与自由》一文中鼓吹作家的写作自由;转眼反右开始，老舍立即识时务地对胡风展开毫不留情的批判。结果老舍仍然在劫难逃。听到老舍自杀的噩耗，胡风愤慨道：“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许纪霖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有“外圆内方”的特点：“现实是如此的恐怖，统治者是如此的残忍，人们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没有顾虑，……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喻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 　　8 　　“文化的真正的本质和意义就在于从心里厌恶一切肮脏的、卑鄙的、虚伪的、粗俗的东西，一切贬低人和迫使人痛苦的东西。”这句话出自高尔基。在俄语中，“高尔基”的意思是最大的痛苦。这个“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有一部少为人知的文集，叫做《不合时宜的思想》。在一种野蛮体制下，思想必然“不合时宜”，知识分子必然“不识时务”。作为蒙古帝国和沙皇极权的继承者，暴力化的苏维埃帝国从1922年起，就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驱逐知识分子，100余名俄罗斯精英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离开祖国，投向西方——只有清除他们，才能“净化俄罗斯”。这就是著名的“哲学船事件”。事实上，列宁时代的“哲学船”比起斯大林时代的“古拉格群岛”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一个集权的暴力国家里面，作为社会良心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始终是有一种犬儒化趋势。对于伟大的索尔仁尼琴来说，即使他曾经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憧憬而使他对政府的暴行保持了沉默的态度，但一部厚重的《古拉格群岛》足以证明他的勇敢。索尔仁尼琴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 　　独立作家黎学文在他的微博中写道：“去年几次聚会，朋友们都说余杰张大军在准备移民，我还疑惑：会让他们走吗?这次他们都走了。良心知识分子纷纷用脚选择离开，类似逃亡，当一个政权用暴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的时候，精英只有被迫离开，尽管他的末日还在持续，丧钟其实已经敲响。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黎学文的另一则微博则说：“清华大学的‘转型陷阱’研讨会上，感受最深的是知识界的绝望情绪;孙立平教授说：我内心的绝望比我的文字还要绝望。郑也夫教授说：谁都不是傻逼，上层更不是傻逼，大家一起玩完吧，这是国民性决定的。汪玉凯教授说：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体制了。”著名的中国当代史学家高华先生去世之所以在网络上成为一个颇为悲情的公共事件，是因为他焚膏继晷呕心沥血的研究和作品竟然成为体制下的“禁书”。这个体制内一生坚守研究中共党史的知识分子，直到临死前才勉强出版了一本书。 　　犹太人的塔木德经上说：一个出身卑贱的学者比一个不学无术的祭司更加伟大。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事实上，中国从来不乏傲骨铮铮的知识分子。在郭沫若钱学森们曲迎圣意春风得意时，出身名门的黄万里与梁思成马寅初等一代正直学者宁愿承受打击迫害也不愿放弃良知。从早先的反对三门峡大坝到后来的反对三峡大坝，直到去世，黄万里所有的诚恳建议几乎从未受到官方的重视，更不用说被听取和采纳，而他的许多作品也一直都无法在与时俱进的中国被准许发表或出版。2001年8月20日，黄万里的学生们将他的文章汇编整理自费印刷了500本没有书号的《黄万里文集》，作为他90华诞的纪念。7天之后，被中国民间誉为“当代大禹”的黄万里逝世。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文字本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常常会沦为一场暴力灾难，中国历史因此充斥着数不清的“文字狱”。梁文道近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有一次他搭机从香港去南京演讲，入境时被神色紧张的边检人员叫到一边开箱检查。梁文道开玩笑说：“怎么啦?看到一包包粉末?”这位敬业的中国执法者说：“不，一样严重。你带了很多书。”梁文道由此感叹：“书的危险程度原来和毒品差不多!”正如摧残、囚禁和消灭一个知识分子身体(“坑儒”)是为了扼杀思想，同样禁书焚书同样也是为了消灭思想，特别是异端。在思想和良心都成为一种犯罪行为时，真正的知识分子便沦为思想犯和良心犯，从而遭到暴力迫害和打压。因此在东欧和前苏联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没有坐过监狱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知识分子是真理的孩子，而不是权力的宠臣，在很多时候，真理常常成为权力和暴力的公敌，知识分子沦为权力与暴力的祭品。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激愤地写道：“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之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 　　辛亥百年如同一场轮回，2011年已成往事，2012年拉开帷幕，中国又回到了一个龙年。当启蒙成为一种禁忌，从体制内的高华黄万里到体制外的王小波余杰，知识分子在中国不仅愈来愈边缘化，其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甚至连存在本身都越来越成为问题。失控的权力暴力在消灭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消灭了常识与良知，所以“文明”与“和谐”完全依赖谎言的裱糊。暴力法则与血酬定律使中国继续在蒙古鞑靼开创的野蛮与蒙昧中滑行。 　　“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而对待农民的态度则可考验这个民族的良心。”中国传统社会，士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他们在政治、文化与道德上都占据着社会中心的位置。“士”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孟子对其的定义是“无恒产而有恒心”，有别于普通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鲍曼曾说：“在这样的一种消费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没有立锥之地。”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医;失去知识分子的精神，就如同一个人丧失了免疫功能，电脑卸载了防火墙;人性就失去美德至善和公正，只有自私自利和伪善;恶必然战胜善，邪恶战胜正义，每个人都陷入对每个人的战争。所谓流氓，就是丧失精神家园和道德感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流氓是知识分子的反义词。 　　从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的本质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是人性与自由主义，而不是某种简单的政治立场。虽然当下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有很多，但可以促进中国进步最直接、最有力的推手只有一个，那就是新闻和言论自由。作为知识分子精神的重要意义，只有实现言论自由，人类社会才可以重新确立良知、找回良心。一个拒绝良心的社会必然害怕言论自由，从而导致谎言与暴力盛行。当一个社会消灭了知识分子以后，流氓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力量，他们挟裹着一个社会，绑架了整个国家，向着没有未来和希望的罪恶深处奔去。对一个流氓来说，不要说正义和良知，连道理都是不存在的，跟不用说法律和程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因为他不仅是失败的、孤独的，而且他成为一个笑柄，连同良知、正义、未来、责任、智慧、尊严一起，都沦为一个荒诞的话题。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中国自由作家余杰去国出走，举家“搬迁”美国，引起中国“圈内”注目。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说，余杰出走，对他自己和国家都是“痛苦较小的选择”。 *胡锡进：余杰在为难自己也为难祖国* 北京作家余杰举家来到美国，引起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关注。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其新浪微博上撰文说：余杰出走，“客观上对他对国家都是痛苦较小的选择”。 余杰通过什么渠道、以什么方式进入美国、是否长居美国，还没有相关的报道。但是，胡锡进还是正反两面评价了余杰(们)的作用：“自由主义作家对开拓中国的言论空间是有贡献的，但他们要求中国的创作环境，一下子达到西方的标准，这是在为难自己的祖国，也是为难他们自己。要求有无数紧迫任务的庞大国家，变成优先为少数知识精英服务的‘文化自由小灶’。中国无论如何做不到这点。” *网友反驳胡锡进观点* 胡锡进这种观点，遭到一些网民的反驳。和讯财经微博网名Happyvag评论说：胡总说得对，钳制言论就是无数紧迫任务之一。在凯迪网，网友北极风雪转发微博说，“胡锡进总编放放臭屁，客观上对他对国家都是痛快的选择。环球时报对歪曲中国的言论空间是有贡献的，但他们要求中国的创造环境一下子达到朝鲜的标准，这是为难孔庆东，也是为难金三胖。要求有无数维稳任务的庞大国家，变成优先为屁民服务，中国无论如何做不到这点。” *胡锡进、环球时报、艾未未* 胡锡进领导的环球时报，经常发表一些抨击美国或西方的报道、文章和社论，引起了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关注，“吸引了大量眼球”。总编胡锡进也成了引人关注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艾未未问题上，环球时报发表政法大学吴法天的文章，说网友给艾未未资助，帮助其应付罚款，可能涉嫌非法集资，可判刑多年。为此，艾未未公布了胡锡进、吴法天、司马南、王文等几人的电话号码，以致他们的手机“被人打爆”。 *胡锡进希望余杰做“另类”出走者* 胡锡进星期五在其微博上说，余杰等人的“出走”是遗憾的，但这不是他们影响中国文化的终结。定居西方后，他们有机会更贴进地观察西方制度，体会中国与西方的同与不同。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文化碰撞会产生触电一般的力量。希望他们不要被过去的选择绑架，保持思考的开放，敢于求真求实，敢于做与以往不太一样的‘出走者’。” 其实，38岁的余杰以前已多次出国，并来过美国，还在白宫见到了小布什总统。自由派作家昝爱宗说，余杰为了“这一天”，下了很大决心，准备了半年到一年，“为了自由，为了写作，为了孩子，也为了未来。”余杰说，祖国“这个政府没有底线”。 网名my2cents在凯迪论坛上发言说：胡锡进说这是为难自己的祖国，“祖国是谁啊？这个‘祖国’管得真宽，连他人说话的权利都剥夺了。”网友瑞昆说：“大清皇帝在的时候，也未必敢用这样脑残的奴才。” *胡锡进：余杰制造敏感，当局反应是必然* 胡锡进在自己的微博上还说：“看看我在微博上受到的汹涌攻击，就知道余杰在现实社会中那样写书，究竟制造了多大的敏感。这些敏感是客观存在的，当余杰后来这几年把它放到足够大时，体制的反应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我的意思是，真要推动中国进步的人，就应有把握度的胸怀和智慧。” 余杰写的书，制造了多大敏感？余杰早期作品《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等并无多大“异议色彩”，作家刘逸明说，只是后来，随着网络时代来临，他的书开始在海外出版，才使得他“异议色彩日益浓厚”。特别是余杰积极参与活动，比如签名，签署“零八宪章”，参加独立作家中文笔会，和刘晓波结为好友，特别是他在香港出版了《中国影帝温家宝》，引起当局一些人的相当不快。 余杰这次搬迁美国，他在中国的几个好朋友都说，他是“被打出国”的，主要一次是2010年底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前几天，遭到了非常严重的“修理”。 有网友评论说，“有把握度的胸怀和智慧”同“惨遭痛打”之间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平衡点。 *胡锡进：余杰早年成功证明中国不是铁幕*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还在其微博上说，“中国的言论自由的确有提高的空间，而且这样的拓展在不停地发生着。今天中国推动民主进步的合法途径越来越多。批判者和自由主义作家是推动言论更自由的力量之一，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客观上做了‘啄木鸟’。包括余杰早年的成功，都证明了中国不是严禁自由主义的铁幕。” *刘逸明：余杰出国是为了孩子、自由和未来* 作家刘逸明说，余杰作为一个从事自由写作的作家，竟然遭到当局这种非人对待，足可见得中国人权状况的糟糕程度。余杰虽然遭到当局的严密监控，但是，他在出入境方面依然比一般的异议人士要自由。余杰早就可以在海外定居，但是，他在此前每次出境参加完活动后都会打道回府，这显示他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如今，他举家赴美，显然不是因为逃避现实，而是忍无可忍的结果。 刘逸明说：“余杰曾写过一篇题为《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的文章，表达了他对这个制度疯狂残害孩子的愤怒。如今，他举家去国，相信类似于克拉玛依、沙兰镇、小悦悦、甘肃校车这样的孩子悲剧不会在他的孩子身上重演。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日前发表文章称，人才资源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欢迎世界各国专家到中国实现“中国梦”。但有评论人士认为，李源潮所说到“中国梦”和“美国梦”无法相提并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的文章题为“中国也有一个可以追求的梦”，发表在《交流》杂志2012年第一期卷首。李源潮在文章中说，人才的国际交流为人才充分发挥作用提供了新的广阔舞台。开放的中国机遇无限，发展的中国希望无限。现在世界上不仅有一个西方的美国梦，也有一个东方的中国梦。我们热忱欢迎世界各国的专家来华工作，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深圳独立作家朱建国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李源潮当然可以提出中国也有一个可以追求的梦，但是，中国这个“梦”恐怕不是美国梦的“梦”，而是回归中国古代的“王朝梦”。 “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它只是在政治上专制，但是经济上它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的传统历来就是政治专制，经济自由。只是到了毛泽东时代的30年到现在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想回归到那个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回归到中国的封建王朝的时候。但是即使它把这个路政治专制，党天下依然保持，但是经济上会比现在更开放一点。 它可以做成，但是它能走多远，能不能保成？恐怕历史的回答是不能的。”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就此表示，美国梦更精确的翻译应该是“美国人梦”，中国虽然也可以提出中国梦，但是，在中国很难有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中国人梦”。夏教授强调，美国梦的实质是，即便你一贫如洗也可以通过打拼过上富足生活；哪怕你是新移民，也有机会取得普通美国人都难以得到的成功。美国梦的基础就是自由，而中国梦却完全不同。 “如果有人还有梦想的话，显然中国不是一个通过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实现梦想的地方。恐怕是一个可以去坑蒙拐骗——骗民、骗财、骗色、骗子倒是一个很好的去所。” 李源潮的文章还说：“从2001—2010年的10年间，每年来中国工作或交流合作的外国专家有30万人次，中国政府专门设立了“友谊奖”，表彰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夏明教授对此表示，中国人才资源总量听起来虽然增加很多，但是中国却无法吸引世界一流的顶级人才，尤其是那些可以引领技术、超越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型人才。夏教授说： “中国需要几种顶级人才。第一金融方面的人才。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全球经济的金融化，需要有一大批的人才能够把钱财管理住。同时用钱生钱；另外一批中国还需要教育高教方面的人才；第三中国还需要高科技的人才，无论是航天、电脑、汽车等等；当然第四中国还需要社会管理方面的各种人才。” 李源潮在文章中还写道： 2008年中国开始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3年来已有1600多名海外留学的高层次人才通过这个计划回国创新创业。2011年中国又开始实施面向外国专家的“外专千人计划”。 但夏明教授告诉本台记者，美国的《纽约时报》去年连续报道了五六个海归科技人员在中国的悲惨遭遇，其中国际知名汽车尾气处理专家、海归博士胡志成，因为商业竞争而被地方势力诬告，被地方当局羁押一年多。夏明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司法不公正、政治不清明的环境下，不可能吸引国际高尖人才。 “如果说一个政治学教授、律师、社会学家、教育学家他们回到中国去遇到这样的遭遇，你可能觉得中国共产党我不需要你。因为意识形态上的要求，你不是我的人才。但是这个给中国的汽车工业50%的市场尾气、消声器做贡献的海龟科学家有如此遭遇！我想中国怎么样吸引全球的高端人才？它的困难确实很多。如果它不给人以最基本的民主、法治和自由的话，我想再伟大的科学家进到这个体制，最后都得变得贫庸。再有创造力的科学家进去了最后都会失去创造力。” 夏明教授还表示，美国梦是一个开放性的梦想，全世界有理想、甚至被自己祖国遗弃的人，都可以来美国寻找梦想。最新来美国寻梦的例子，就是因不堪中国当局打压而抵达美国的北京异议作家余杰。夏教授表示，相信余杰在美国一定可以自由的生活，自由的创作，自由地寻找他的美国梦。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