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

美国之音 | 解密时刻: 中国禁书·逸闻轶事(完整版)

华盛顿 — 解说:欢迎收听收看 美国之音的 《解密时刻》。我是李肃。 曾经有一位中国的风云人物 在 1989年“六 四” 期间十分活跃 ,他当时身处高位。但是后来又在 1998年被撤职罢官,判刑16年,罪名是贪污腐败。从此, 他的 名字 就 从中国 政坛上 销声匿迹 了 。   2013年6月2号,这位风云人物去世了。在此之前,这位刑期未满、身患癌症的犯人由于病重,曾经住进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的高干病房。在那之前,他在北京小汤山疗养院度过了将近十年的保外就医生活。   姚监复(《陈希同亲述》作者):那个地方,好比一个三层的小楼,一、二层楼住普通的客人。他在三楼有两、三间独立的房间。外面的人要进去,必须通过楼下的服务员。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对他自己的要求是,不准接见外国记者,国内的记者大概他也没接见过。第二个不许离开北京市区。   解说:这个 2012 年还 在服刑的犯人就 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 、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陈希同。   同 年,姚监复 执笔、 陈希同 口述的回忆录 在香港出版 。 陈希同在书中讲述了 “ 六四事件 ”前后中共高层的内斗。不用说,这本书成了中国大陆的禁书 。远离政坛十几年的 陈希同再一次站到了争议的风口浪尖上。今天的《解密时刻》要 讲一讲关于禁书的 逸闻轶事 , 我们就从陈希同 的这本回忆录 和 它的 作者姚监复说起。   *“六四”:北京市长欺骗了邓小平吗?*   解说: 富强胡同 6号座落在北京城中心,是一座老式的四合院 。 2004年, 姚监 复两次去那里探访了前中共总书记 赵紫阳。   1989年 “六四事件”后 , 赵紫阳 因为 “支持动乱” 、 “分裂党”的罪名被 罢 职 免官 , 软禁 在这个四合院 中 将近 16年,直到2005年去世 。   直到今天, 仍然 有不少人认为,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北京市长陈希同等人向邓小平谎报情况,夸大了学潮态势, 致使 邓小平做出戒严决定,最终发生了 1989年6月4号凌晨的血案。   当年, 姚监复问过赵紫阳这样一个问题: “六四”是不是邓小平受骗上当?赵紫阳 对 姚监复说 : 邓小平 如果 会上当受骗,那就不是邓小平了。 这句话让 姚监复 念念不忘。在 赵紫阳 故去多年以后,他把这番话 转述给了陈希同。   姚监复:陈希同听到我的话非常高兴,“啪”地一拍我的大腿,说:我完全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如果我陈希同能欺骗邓小平,那你们不是把邓小平贬低了吗?把邓小平说成昏君、庸君了吗?   所以陈希同和赵紫阳都是这样的观点:镇压“六四”是邓小平个人早做的坚决的决定,别人影响不了他。而且他的信息渠道,陈希同说,比我多得多,怎么会得不到信息渠道,用得着我欺骗吗?北京市的情况,天安门的情况用得着去谎报军情吗? 因此在这一点上,陈希同发现,我跟他讲的赵紫阳的观点,他觉得跟他的想法是一致的。   *《陈希同亲述》的故事*   解说: 2004年,陈希同获准 保外就医 , 搬到了北京昌平区的小汤山疗养院 。他和 姚监复 的谈话就在这里进行。 陈希同 和 姚监复 两人本来素昧平生。他们两人的结识是由一本书开始的。   姚监复:这本书是我见陈希同的“介绍信”,钟鸿著,《风雨半支莲》。钟鸿是我的表姐。她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地下党员,49年解放以后就是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干部,文艺处的。她的同事是陈希同的夫人。另外她参加过“四清”,陈希同是队长,她是队员。所以她和陈希同夫妇都认识。   她让我把这本书送给陈希同。我就跟陈希同联系了,我姐姐有一本书要送给你。她现在去国外旅游去了。你要有空,我就送过来。他就通知我什么时间我去送。   解说: 2011年1月份的一天, 姚监复 带着 表姐 的这本回忆录去见了 陈希同 。在随后的一年半中,他们俩见了十几次,开始了陈希同口述,姚监复笔录的回忆录写作。   姚监复:我想拿个录音机的话,他会相当紧张的,就得字斟句酌了。这样(用笔记录)的话呢,你讲你的,我把主要的大意记下来。我当天回来就整理。我觉得主要意思都在,不会丢最主要的意思。另外,我第二次就给你看。如果你觉得有大的违反你的原意,你会告诉我的。   他后来跟我谈话,我觉得是真诚的,最少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我问他问题,他都是马上就回答,不是说我思考一下,用个什么伪装,用个掩饰。   解说:陈希同 回忆录最后定名 《陈希同亲述 —— 众口铄金难铄真 》,书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是 陈希同 想洗刷自己贪污腐败的罪名。   姚监复:他从审判的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认罪,跟陈良宇不一样。他跟我说过,他以为最后有机会让他陈述,他要辩驳。最后到他要陈述的时候,法官说拉下去。所有犯人都有权利做的最后陈述的机会被剥夺了,因此他高喊:“这是法西斯法庭。”   他现在一直都在通过律师要求重审。没有重审。因此他跟我约定,书你先不出,等我重审的报告申请有回答,说不重审,你公布。或者说要重审,你也可以公布。但是我说一年、两年都没有回答,你怎么再等呢?他说,高法程序不对,不战、不和、不降,用这种方法拖着。   *陈希同在秦城监狱收听美国之音*   解说 :在出版这本回忆录之前,陈希同也担心过官方会向他施加压力。不过, 2012年6月1日《陈希同亲述》在香港面世以后,陈希同并没有因此受到更多的压力。   姚监复:陈希同通过媒体知道书已经出来了。他不很高兴,因为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政治压力。最后毕竟是没告诉他这本书什么时候出来,他没准备。   他自己也做了估计,各种帽子已经给我扣得够多了,我已经够臭了,还能把我怎么样呢?他已经进入最底层了,成了秦城监狱的犯人了,还能怎么样呢? 但是政治太险恶,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把他儿子也抓起来判刑了。   据我了解(书出来以后),没有更恶劣的影响,因为有一次老同志吃饭,后来去参加吃饭的有人告诉我:“老姚,今天陈希同也去了。”   附带再说一个事情。我说:“你怎么知道国外说陈希同贪污的事?”他说,允许带一个收音机。他听的就是美国之音。他通过美国之音在监狱里听到各种信息。除掉《人民日报》,就是通过美国之音听到各方面的信息。   高瑜(前《经济学周报》副主编):他(陈希同)现在住着三层小楼,算保外就医,全部国家安排,而且给他安排的司机、专车,还有他自个儿点名的大师傅。张思之是我的辩护律师,原来他要找张思之为他做辩护。张思之一看他现在的待遇,根本就拒绝。   *记者因言获罪 报社刊文被封*   解说:高瑜 ,上个世纪 80年代做中国新闻社的记者、《经济学周报》副主编。曾经由于“六四事件”被关 押一年多 。 1993年 再次被捕 , 被判刑 六年 。她提到的这位张思之在中国法律界赫赫有名,有“中国律师界的良心”之称,参与过一系列政治案件的辩护,包括 1980年被指派为“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 案辩护律师组组长 。不过,高瑜对陈希同忿忿不平的真正原因在于:陈希同当年曾经把她写的一篇报道指为 “倒邓保赵”的纲领。   高瑜:6月30号,陈希同,北京市市长,向人大去做“动乱暴乱”的汇报。他的第一部分就是“倒邓保赵”,就是说这场“动乱暴乱”是有组织、有策划的,第一步就是要“倒邓保赵”,结果就把我这篇文章给点出来,认为是“倒邓保赵”的纲领。   高瑜的这篇报道题为《严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 1988年12月同时刊登在《经济学周报》和香港的《镜报》上。报道的内容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 严家其 和著名经济学家温元凯关于中国时局的探讨。     高瑜:当时的中国经济过热,经济问题很严重,抢电饭锅,最后抢到坏的我也要,都到这种程度。   当时我就问,如果明年他们把经济上的问题都推给赵紫阳,要把赵紫阳像胡耀邦一下拿下来怎么办?严家其马上就冒出一句话:“那就太坏了,太坏了。”指的是这个形势太坏了。他说,中国现在要避免的,就是那种非程序性的权力更迭,像打倒胡耀邦、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性的权力更迭。   解说: 1988年12月,《严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同时刊登在《经济学周报》和香港的《镜报》上,反响热烈。人民出版社旗下的《新华文摘》第一个转载。在之后的半年里,众多的海内外华文媒体都转载了高瑜的这篇报道。然而,这篇文章后来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她始料不及的。   高瑜 :但是6月3号我就被抓了,被绑架了。还没开枪呢就被绑架了。我在里边的时候还给我个电视看。我一看,袁木骂我这篇文章,说这是“动乱暴乱政治纲领”。我88年写的文章怎么变成了“动乱暴乱政治纲领”?   解说: 1989年6月30日,陈希同向中国人大作了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他说:“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 赵紫阳 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 ―― 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了掩盖 赵紫阳 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为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   高瑜:我是一年零五个月从监狱里出来的,6月3号抓的,第二年8月28号给放回家的。等我出来以后才知道,就因为陈希同向人大会议做的这篇报告,点了《经济学周报》和我的这篇文章,社科院立刻就通过出版总署把报纸封掉了。   解说:除了《经济学周报》, “六四” 之后 ,北京 自由派刊物 《新观察》也被停刊。查封这两家媒体的是时任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   高瑜:那个时候出版总署的署长还是杜导正。杜导正当时还跟人说他有错误,说 《新观察》什么的当时都是他封的,就我们的报纸和《新观察》。   解说:有意思的是,当年查封这两家自由派报刊的 杜导正,现在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的社长。这家杂志经常发出与当局主流声音相左的自由派言论,其网站几度遭到封锁。   *《李鹏六四日记》引出的是非*   解说: 说起 1989年给人大做的报告,陈希同在回忆录中说,那是人家写好了材料,指定他去念的。他说:“这些报告在讨论时,我没参加。要我读,我就念。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改。” 很多人认为,这是陈希同为自己在“六四”中的所作所为推脱责任。   姚监复:他对“六四”没有真诚道歉,那就是他真心的想法。我问过他几次,作为市长,你的市民这样无缘无故地被枪杀了,你有什么感觉?他只说:我感到遗憾,本来不应该死人的,最后死了人。没有那种忏悔的感觉,但是毕竟他承认不应该死人,不应该开枪的。   他的这本书的基调跟李鹏的“六四日记”那本书不一样。李鹏是这是我的功劳,而且你们都支持,我在里面起的作用多大多大。他(陈希同)不是这样,他有一种推脱责任的想法。例如最重要一点,就是李鹏日记说了,陈希同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是北京戒严指挥部副指挥。   他说,2010年他看到李鹏六四日记香港那本书的翻印本的时候,他说我才知道,1989年我有这么一个任务,这么一个重要职务。但是为什么李鹏没告诉我呢?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他说,如果我将来有机会出去,有机会见李鹏,我要问他,你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然后你“李鹏日记”里又这样写。   北京市长陈希同你有什么权力调动乌鲁木齐军区、成都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的军队?你有什么权力调动空军,让直升飞机在那里飞?你有什么权力调动坦克啊?所以现在把它缩小了,是不是掩盖军事政变的性质?据说上面有人看了这个书,找我谈话的时候也点了这一点,说你怎么这样说。就是这一点看来戳到痛处了。   *赵紫阳是被军事政变搞掉的吗?*   解说:陈希同提到的这本“李鹏日记”曾经计划在 2010年夏天由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但是由于中国官方的阻止,出版计划最后胎死腹中。不过,市面上流传着多个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     金钟(香港开放出版社社长):其中有一条是最重要的。5月19日晚上党政军开大会宣布戒严,在那天上午,邓小平主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高层会议。会议上邓小平讲“两个司令部”,另外把赵紫阳赶下台以后谁来接班,这些都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材料我们是在“李鹏日记”中第一次看到。他日记中有关于这个会议的非常详尽的记录。这个以前那么多关于“六四”的书,没有人写到,连赵紫阳的回忆录也对那个事情不清不楚。他只知道,有人跟他讲,中央开过这么一个会,但是哪天开的,他时间都搞不清楚。   李肃:因为他当时已经不属于决策层了。   金钟:他已经被软禁了。所以这个在我们看来,这是李鹏这本书的一个价值。他把这么一个秘密公开了。   姚监复:李鹏承认这是军事政变,因为他有两点,李鹏日记透露:第一个是1989年前几年的春节,那就是87年,88年,甚至86年,李先念、陈云和邓小平在上海讨论怎么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那就是你们三个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人,在讨论把总书记要撤掉,这就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的政变。   另外89年5月二十几号,邓小平让李鹏准备开个“四中全会”前的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李鹏准备好时间以后给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说,等一等,等军队进城以后才有把握,免得别人干扰。那就是明显的是武装政变。军队进城以后,中央委员也好,人大常委也好,老人也好,谁也不敢说话了。   *禁书和盜版在中国*   解说:我们刚才说过,《李鹏六四日记》这本书并没有正式出版。但是很多人,就像陈希同、姚监复和金钟一样,已经把市面上流传的《李鹏六四日记》看成是李鹏写的日记。这些各种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都是在海外出版的。身在北京的陈希同通过什么途径看到了这本书,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来到海外旅行的中国人常常把这类禁书偷带进中国。   金钟:中港这条线有铁丝网,但是它有很多管道。比如那种货车里面的空间是很多的,边边角角的地方塞一包书也就过了。有些人就是用这种方法进去的,他也可以赚钱。   李肃:他这样带能是大批的吗?   金钟:当然不能大批,只能是小批量的,那就要看他的本事了,有些人走私,连汽车都能走私,对不对?何况是一包书呢!   李肃:中国大陆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严防在香港出版的禁书进入大陆?   金钟:在香港已经出了的书,他们就拦阻、拦截,在海关上设防不让你带进去,但是海关的人员流量太大,你不可能每个人的大包、小包全部打开,就是为了一本书,他们防不胜防。你带一本,我带一本(就过了)。而且这个书一进大陆就很妙了。有一本进入大陆就一传十,十传百。我们也听说过,也看到过,那个书传到什么地步呢?传到那本书看得就像一朵花似的。   李肃:看烂了。   金钟:是,看烂了。那个书完全合不拢,书的每一页都翻烂了,都好像一个花菜似的。   戴晴(前《光明日报记者》记者):我就有过一次,我在香港买了很多书。香港现在已经有那种小工作人员,因为便宜嘛,住在深圳,坐火车到香港来上班。都是他,背着大背包,给我背过去。因为他天天走,他们就不查他。我就要被拦下来。看看我的包,问问我,看看我有没有什么书。我那时侯,也有几本书。我就跟他说,我是研究农业经济的。所以现在我在香港就有一个“恶名”,说我过关的时候冒充农业专家。   何频(香港明镜出版社主编):谁去鉴定这个书是禁书还是不是禁书呢,以前依赖的一个文件就是中宣部给各个地方下达的文件。我们出的书就经常被列在目录中间。列在这个目录中间后来他们发现不行,等于是给了大家一个广告宣传,说你到香港去,这本书是值得看一看的。后来他们就不大列这个名单了。   海关把我们的书收了以后,就自己看,自己看不完了,就送给你的长官看。长官看不完了,就拿了这本书去拍马屁,送给某个省委书记,送给某个市委书记,送给某个政治局委员。我记得有一个政治局委员后来跟我们说,他收到了几十本关于他的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版了一本关于他的书。各种拍马屁的人到处找到这本关于他的书,就送给他,因为这样就可以拉近跟他的关系嘛。   *中国处处都有盗版禁书*   解说:不过,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众来说,真正能够接触到这些在海外出版的禁书的,毕竟还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大多数人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读到这些禁书的,那就是盗版书。 《墓碑》的作者杨继绳 从北京给我写来一封电子邮件,说很多人打电话告诉他,中国到处都有《墓碑》的盗版书卖,甚至连新疆的克拉马依、石河子,甘肃的白银这样的小地方都有。有一位读者说,他在昆明的公共汽车上见过一位老太太拿着本《墓碑》跟大家说:“这是一本好书,大家要看呀!”   杨继绳还说,在北京,就在他的《炎黄春秋》杂志社对面的那条街上,就有《墓碑》的盗版书卖。书贩子还跟他说,三里河那个高干大院买的人最多,买书的都是白头发的老头儿老太太,全是离休的高干。   戴晴也是一位禁书的作者。她的一本文集在 2009年发表,叫做《独立记者》。她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经历。从在大学学习导弹工程,到毕业后先后担任军事情报间谍和《光明日报》记者。从1979年到1989年,她总共出版了10本书。“六四事件”以后,她进了秦城监狱,作品也全部下架。戴晴说,这本《独立记者》在北京就有盗版卖。   戴晴:后来他们告诉我,北京就有了。不但北京有了,还是在2010年“六四”前后就有了。卖得特别好,特别火,因为这里面还有关于“六四”的事,我的入狱,在秦城坐牢啊这些。好多人告诉我这事。这书在哪儿卖呢?都是在中央机关、三里河,就是有干部来来去去的那些地方。所以我说就这样的书,它的对象读者其实是这样的人,在机关里工作的人。   解说: 2012年底, 《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来华盛顿录 制 《解密时刻》节目 。我们也谈到了《晚年周恩来》在中国大陆盗版的问题。   李肃:在中国大陆有没有盗版?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作者):遍地都是。而且有人因为盗版我这本书被判劳教。人家工商执法队对书商讲,你盗版别的书我不管。你盗版这本书,一本我判一年。   李肃:这是政治任务了。   高文谦:这都是他们从北京回来,跟摊主聊天后传过来的话。你卖一本判一年。   解说:出版禁书的出版社的老板们对于中国大陆出现的盗版书非常清楚。 香港明镜出版集团主编 何频说,中国各地都有盗版他们的书。   何频:我们的书基本上3天到4天在广东、深圳就有盗版。专门有这种采购团体,天天就在香港、台湾、澳门、新加坡盯着我们的书。只要我们的书一上市,马上就是拷贝,通过电脑就能够传到中国大陆去。   在全国的各个地方。只要是有看书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盗版品,这点是让我非常惊讶的。我们甚至没办法统计。但是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几个知识分子没看过我们的书,当然几乎都是盗版品。 而且很可笑的,有时候国内的人把这些盗版品带给我们看,我们吃一惊,根本不是我们出版的。   *禁书作者乐见书被盗版*   解说:对于现代人来说,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观念。一般情况下,当作者看到自己的作品被盗版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要维权,要索赔,要打官司。但是当禁书作者们看到或者听说自己的书被盗版以后,会是什么反应呢?   我们刚才说到《墓碑 》的作者 杨继绳, 经常 有人拿着 盗 版 的 《墓碑 》找他 签 名。他不但一概照签,还乐呵呵地写上一句:“ 正版书不让进来,就看盗版吧 !”   戴晴在北京看到了她的书被盗版以后,不但不生气,反而还想帮助盗版书的出版商。   戴晴:有一次我正好在那边办事就过去了。我一看,在书摊儿上就摆在那儿呢。他们印的是大本,就是所谓的小16开,大32开这本。他们还把明镜出版社改成中国的一个乱七八糟的出版社,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反正里面定价、书号什么都有。 我就问他们:“这谁出的啊?”(书贩)就问:“你要不要,要不要?”好像意思是你要多要我还可以便宜点。   我说:“你看看这是谁啊?”他(看看书,又看看我)说:“嘿,还真是挺像的啊!”我说:“就是我。”我说,你跟你们老板说,你这里错字也太多了。我给你一个E-mail地址,你告诉我,我把电子版给你,你照出,爱出多少出多少。   我也挺高兴的,虽然不给我钱,但是就没错字了。   他特犹豫,说:“那你就说吧。”把我的E-mail地址写完了以后,说:“那你叫什么啊?”我说:“你说我叫什么啊?”他说:“哦,知道了,知道了。”然后他也没有敢给我来信。   解说:英国 华裔 作家 张戎 和 丈夫 乔 · 哈里戴花了 10年的时间写了一本 关于 毛泽东 的书, 叫 作 《毛泽东 : 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 香港出版中文版没多久 ,中国 大陆就有了盗版。   金钟:我有朋友(在大陆),我就委托他们给我们收集了好几种我们的书的盗版。像张戎的那本书,有几种盗版的版本,封面﹑内容都不一样。有的就是用原来的照片,有些就全部改排。我们是直排的嘛,他们的全部改成横排的简体字,重新打过。   李肃:这还花了工夫呢。   金钟:花了工夫,结果卖的还很便宜。我们(卖)100多块钱的书,他们就卖二、三十块,就这么推销。   李肃:你们遇到这种被盗版的情况拿他们没办法?   金钟:完全没办法。张戎也对我讲过,像她这种出名的书,(如果)在世界各国出现这种情况是有专门的公司,有律师会保障她的权利,一定要打官司,要交涉的。但在大陆没办法。张戎也笑笑对我说,那算了,就算帮我们宣传好了。   *中国禁书在台湾受阻*   解说 : 说到《毛泽东 : 鲜为人知的故事》 , 这本书 的 出版 还有 一个故事。本来中文版计划由台湾 远流 出版 公司发行, 可是中间出了一段插曲,最后才 由香港的开放出版社发行 。                                                                                                                                                                                                                                                                                                    金钟:张戎这本书本来她是很挑剔的,我跟她也是认识﹑相熟,但是出版之前我都不敢提出这个要求。   李肃:在你这出?   金钟:因为我们的实力比起台湾大实力的出版社来讲当然不够,我根本没提这事。她就交给台湾“远流”,一家大出版社出了。后来因为什么问题呢?因为其中涉及到对国民党将军胡宗南的评价,胡宗南和中共的关系。张戎认为他跟共产党是有联系的,不单是他,还有卫立煌,共有四个将军。   当然张戎作家提出来是有她的根据。其它的文字(包括)英文版,法文版都已经出版了,都保留了。但到了中文版来到台湾出版,就受到胡宗南的儿子胡为真(的压力),他是(台湾)国家安全局的首长。他就出来抗议,当然还有国民党的一些胡宗南的部下一起来起哄。给这个出版社施加压力,所以出版社就解除了出版合约。   解说: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 曾经实行 严格的书籍审查。从日据时代的日文书,到任何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沾边的,乃至留在大陆,没有和国民党军队一道 迁 往台湾的学者的书,一律查禁。   直到 1980年代 初 ,随着社会的逐渐开放,台湾的书籍出版才慢慢解禁。 80年代中,台湾解严,开放了党禁报禁。   今天的台湾,是一个 相当 自由、开放、多元的社会 。 然而 台湾与大陆的特殊关系仍 然 对 出版界 有着特殊的影响 。   金钟:台湾确实有一种趋势,就是说他们和大陆的关系比较靠的近一点,他们不想在这方面找麻烦,尤其是台湾的统派。你知道台湾一个统派,一个独派嘛。蓝营和绿营。这个蓝营,马英九是蓝营,是统派的总统。当然他说,他要做全民的总统。但是在两派中间,在出版业中间,统派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解说: 1994年, 毛泽东 20多年的贴身保健医生李志绥 所著的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在 台湾出版时 就 遭遇 过 审查。   金钟:李志绥的这本书的中文版是在台湾出的,中时出版社出的。有一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大教授余英时教授,在《中国时报》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就说到这本书其中一个情节,是什么呢?是有关邓小平的。   邓小平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打台球时摔了一跤,把腿摔骨折了,所以他没参加庐山会议。他在休养时,李志绥(按照)毛的指示,派了毛的两个女护士去照顾邓小平,后来有一个女护士肚子大了,听说就把她打发回老家了。就这么有关情节,这个主角当然是邓小平了。在英文版中有,但是中文版中就没有。我们只看中文版的就不知道这个故事。但是余教授很专业,很用心的,他是中英文对着看的,就发现(在中文版里)这个情节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94年邓小平还在嘛,怕得罪邓小平,这是很明显的事。   *笑话也被禁*   解说: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也好,《晚年周恩来》也好,这些严肃的书籍被禁,我们还能理解。但是即使是网上的笑话,有时也会遭禁。姚监复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笑话。他说,他讲的这个笑话实际上是 文革后期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给他讲过的一件真事。   姚监复:有一个笑话是真实的故事,是纪登奎告诉我的,纪登奎不当常务副总理,就在我们农研室当研究员了。跟他一起出差的时候,他告诉我的。我们经过贵州,他说,贵州的第一任革委会主任叫李再含。周恩来总理让我调李再含开会时的讲话录音审查。审查以后发现讲话录音内容没什么问题,基本上都是重复中央的《人民日报》精神。 就是喊口号时候,一般是喊两个口号,他喊了三个口号,第三个口号有问题。最后结束的时候,一般文化大革命喊:敬祝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第二个就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他加了第三个,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主任的身体永远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   记者:真的假的?   姚监复:真的。我说给他处分了没有,他(纪登奎)说没有。他说,后来想想,你们是北京的红太阳,他(李再含)就是个月亮反射你光芒,而且是贵州的“小月亮”,也不能算错啊。你们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他才比较健康,这不能算错吧。但是你没有资格就第三个喊。喊完毛主席、林彪,就喊李再含,因此以后不准再喊了。   我说完以后,吃饭的时候,朱厚泽在场,朱厚泽笑完以后说,老姚你瞎编的,我当过贵州省委书记,我怎么没喊过永远比较健康啊?我说,这是67年上海夺权以后,全国实行的。你那时候干什么?他说,我劳改。我说,你劳改,你没权利祝万寿无疆啊!   结果旁边一个县委书记,沿河县的县委书记,贵州的,说,朱书记,老姚说的是对的。我们那时候开几万人的大会,都是很严肃地祝李再含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他说,还有呢,我们县革委主任,以为这是中央的文件、精神,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省里是比较健康,那我县里呢?我也得喊一个,我说省里都比较健康,你县里喊什么?他说我们那时候就喊,祝贵州省沿河县革委会张三主任身体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勉强健康!!!这是真的。所以我就写到我的笑话集里了。   我在网上写了一个50个笑话的笑话集,最后安全部派人正式找我们机关党委书记,书记警告我,说安全部门告诉我,你在网上写笑话,安全部门警告我说,不准你姚监复再在网上写笑话。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准在网上写笑话呀。我说这本身不就成了一个笑话了吗。他说,你写笑话不是一般的笑话。叫我不要写。   有一个人说了,老姚,把你这笑话收集起来,咱们印一个《姚监复笑话集》,我说你要印出来又得成为禁书了。哈哈。   解說: 2013 年 5 月,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了姚 监 复的新作:《姚 监 复政治笑話集》。   * 莫言抵制禁书作者 *   解说: 如果说,官方对禁书和禁书作者的打压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话,一些作家对禁书作家受到压制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更让人感到世态炎凉。   德国 的 法兰克福书展是全世界出版业的盛会。法兰克福书展有个传统 ,就是 每年邀请一个国家作为主宾国,在书展上大力推广这个国家的文化 。在 2009年 的法兰克福书展 上, 中国第一次成为主宾国。中国 非常 重视这次展示形象的机会,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亲临书展开幕式, 中国 还派出了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其中包括作家莫言, 就是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的 得主。   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办方也挑选了一些他们认为的优秀中国作家 ,邀请他们到德国参加研讨会,其中包括戴晴和流亡诗人贝岭。这两位持不同政见的作家获得邀请 , 让中国官方很不高兴。   戴晴:结果又是一系列的手段,拖时间,把我的邀请信退回,把我的飞机票给取消。我这人,这会我也无所谓,但你不让我去,我当然要去了。我就去了。   到了会上以后,德方的组织者在德国传媒和德国社会的压力下觉得不应该这么对待我。于是就给了我10分钟,说你可以到台上正式去讲讲这是怎么回事。我就答应了。我讲这番话的主旨,因为本来中方的喉舌已经把我骂成敌人,说绝对不能邀请这样的敌人。我就想,既然已经来了,我终于来和你们坐下来一起开会了。我就觉得中方真是一个进步。中方同意了,也就是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是可以让步的。这个才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特点。我就想上台夸夸他们,说你们还是有进步。   结果没想到我一上台,所有的中国代表团,前三排,人家退场了。一看就剩一个人,就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秦晖,只有他一个人还坐在那儿。都退场了,莫言就是其中的一个,就是抗议像我这样的人居然上台了。可是我是中国公民啊,我是作家啊,我是可以在台上讲讲我的经历的。   解说:当时也在现场的贝岭后来回忆说 , 那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我和戴晴才走上主讲台,就看到莫言沉着脸、一声不响地随着政府官员和官方学者们集体起立 , 鱼贯离席。他转述莫言的话说,我退场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中国作协和新闻出版署邀请出来的,我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员,我就当然只能够按照领导的指示退场。   其实, 身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莫言 ,其 作品不乏对中国历史、现实社会的尖锐 批评。 小说《酒国》描绘了共产党员烧烤吞食婴儿 ; 《天堂蒜薹之歌》揭示了中国尖锐的官民矛盾 。莫言的 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的命运更是大起大落 , 1995年出版后一度成为禁书,两年后又获得中国文学界的大奖。同年,莫言的中篇小说 《我们的七叔》三次送审却没有通过。   戴晴:我想讲的就是,莫言的行为和1989年以来所有一连串的,从新闻出版总署,到最后审稿的编辑,他们的行为都是一样的。如果他不和政府,不和党保持一致的话,他就要失去他的位置。失去了他的位置,他就失去了他在这个体制下所能得到的全部好处,于是他就采取这个办法。   解说:就在那次法兰克福书展之前,莫言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从小他父母对他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定要少说话”,因此他后来写作时并没有使用自己的名字管谟业,而是用了一个笔名 –莫言。   莫言:就是“不要说话”的意思。   解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莫言也算是“禁书作者”了。他对戴晴和贝岭的冷漠态度使我想到了 德国牧师马丁 · 尼莫勒 (Martin  Niemoller) 。 马丁 · 尼莫勒 曾经支持纳粹领袖希特勒,而且发表过反犹太人的言论。后来,他 反对 政府 对教会的控制 ,开罪了希特勒。 希特勒亲自下令 将他 送进纳粹集中营 。他在那里被关押了八年,而且险些被处决。 1963年, 马丁 · 尼莫勒 公开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反犹太观点道歉 。 不过,他最著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传于世的诗句:   起初他们追杀 社会主 义者,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 社会 主义者;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最后,他们 冲 我来 了 , 这时 已经 没有人为我说话了。   我们今天谈的中国禁书逸闻轶事,从根本上说,就是言论自由受到压制和侵犯的问题。我想, 马丁 · 尼莫勒 的话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当他人的言论自由受到侵犯时,如果我们不为他说话,那么在我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侵犯时,谁会为我们说话呢?我是李肃,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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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看完台湾文化方知大陆“四不像”

作者: 信力建   要看唐代的中国,就去日本。那里有唐代的建筑和歌舞,甚至日本天皇登基也是按照唐代礼仪。要看明代的中国,就去韩国。那里保存了明代的礼乐制度,据说曲阜孔庙曾派专人赴韩国学习中国早已失传的“文庙祭礼乐”。要看民国时的中国,就去台湾。那里保存着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在大陆却无法看到真正的传统文化,大陆的文化,只是一个“四不象”。 对于西方文明,中国大陆只是吸收了浅层次的、表面的物质文明,而不是精神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大陆早已革了它的命,“弃之如敝屣”。这造就了一个结果:今天中国虽然在“硬件”上已经开始“超英赶美”,各种超级工程震惊外邦,而在精神上却日益走向病态。“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是人们的普遍感受。文革对中国传统的打击的确是毁灭性的。很多人都清楚的记得,文革时期儿女告发父母,学生告发老师,朋友告发朋友,邻居告发邻居,夫妻相互告发的悲惨情景。 60多年来,台湾与大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1949年,两岸分治。国学在大陆成了“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变成需要破除的对象,继承了孔孟之道的人,也都变成应该被扫荡的“牛鬼蛇神”。台湾则刚好相反。国民党一败退到台湾,就开始清除日本殖民主义的影响,致力于全面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当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蒋介石却在台湾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亲自担任总会长,全力推动文化复兴。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了台湾。 台湾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经典。1949年以来。台湾学校一直延续“国文”的称谓,使用沿用几千年的繁体字。在小学阶段,台湾学校注重传统文化思想的熏陶和古文训练,以国文、历史和传统文化课程为主。在高中阶段,文科的必修课程有三种:《高中国文》、《国学概要》、《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前两种是语文基础知识,以及经史子集的基本介绍,《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则完全是“四书”内容。《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已在2008年被中国大陆引进出版,更名为《国学基本教材》。2010年9月7日,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又通过了新的“国文科新课程”纲要,进一步加强了民族文化经典内容所占的比重:高中三年文言文所占比重由原来的40%、45%、50%提升至45%-65%,篇数酌定30篇,文章皆出自《论语》、《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老子》、《诗经》、《春秋左氏传》、《礼记》等经典,另外增补“国学常识”为选修课。 台湾的经典文化也造就了一批学术巨匠。杜维明、余英时、成中英、刘述先等人是公认的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几乎都出自台湾。杜维明为徐复观、牟宗三的弟子,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余英时为迁居台湾的钱穆弟子;成中英和刘述先都毕业于台湾大学。台湾培养的国学巨子不止于此,还有:在大陆有广泛影响的方东美的弟子傅佩荣,在两岸推行“读经运动”的牟宗三的弟子王财贵,著名老庄研究专家陈鼓应……。台湾的经典文化还孕育出了不少优秀的艺术作品。喜欢流行音乐的人可以在《东风破》、《菊花台》、《青花瓷》这些细腻凄婉的曲词里感受到古代诗词之美。喜欢看电视剧的人可以在《新白娘子传奇》里发现古典夫妇情谊与宋代儒学、佛学精神的完美融合。喜欢舞蹈的人可以在林怀民那里领悟到民族舞蹈的现代魅力。 台湾保持着传统的伦理秩序。台湾的家庭关系很传统。台湾的媳妇是小媳妇,伺候孩子、洗衣做饭是分内的职责,要是婆婆不高兴、一瞪眼,媳妇还要赔不是;老人是台湾家庭里的爷,儿女如果不孝就是大逆不道。到台湾旅游的大陆人总会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台湾比中国更像礼仪之邦。首先,游客会被台湾的地名吸引。如台北市区从北往南排列着几条主干道,路名依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此外还有“四维”、“八德”之类出自“四书五经”的路名(“四维”出自《管子》:“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在宋代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近代则指孙中山等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只有到了台湾,大陆游客才能体会到什么是中华民族提倡的“温良恭俭让”。在商店里买东西,服务人员为你提供了服务,不待你说声感谢,人家会主动说声谢谢。在公交站台排队等车,车上到站的人没有下完之前,绝不会有人上车。上了车,车上有深蓝色的“博爱座”,那是给老弱病残孕准备的,年轻人总是宁愿站着也不占用。在餐厅用餐,人们总是非常自觉地保持餐桌和周围的清洁,桌上和地面几乎看不到用餐后的残留物和纸屑。曾有大陆人这样回忆自己在台湾购物的经历:“台北尚未如香港那样通用人民币,营业员稍有迟疑,进去问过,欢天喜地回说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烦,解决了,比我还要宽慰……礼貌、笑容、抱歉、连声谢谢,都不在话下,办各种琐事,没一次落空、尴尬、被拒绝。我本能预备遭遇粗暴的态度,冷漠的脸,僵硬荒谬的机制,穷凶极恶的生意经,还有,在零星小节上的不专业,不认真,权责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随时随地的日常经验”。台湾人亲切善良,质朴,有礼貌。有的人会以为传统的道德不能适应民主制度。两者真的存在矛盾吗?有一位台湾作家曾讲到台湾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情节:电视机前,一对父子面对两位总统候选人为谁应当选争论得面红耳赤,可是一到饭桌前,就“有酒食,先生馔”,立即恢复了传统的礼让孝悌。 台湾淳朴的民风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应该归功于其传统教育。台湾道德教育的宗旨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继承固有道德”。当年国民党为台湾各级学校立下了“礼、义、廉、耻”的共同校训,今天台湾的中小学教育更加重视修身养德。“小学开设《生活与伦理》课程,重点加强对小学生‘社交礼仪、生活起居、孝亲敬长、善友乐群、待人接物、爱国’等方面的教育。国民中学(初中)开设《国民与道德》课程,重点强化对初中生‘修己善群、立身处世、互助合作、济人利物、民族意识、民主法制、国家尊严’等方面的教育,意在‘弘扬中华优良文化’。高级中学则开设‘公民’课程,在‘学养、知能与价值观念、健全品格、弘扬优良文化、培养法制精神、建设和乐社会’等方面作为教育的重点”。可以说,“礼仪廉耻、温良恭俭让”已经成为台湾人生活中潜移默化的东西。 台湾继承了传统的宗教。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释道。佛教和道教也已经在大陆败落,可是在台湾却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台湾寺庙特别多,香火鼎盛。与大陆相比,其一大特点就是进庙不需要买门票,这使寺庙真正发挥了承载民众信仰的功能。目前台湾信仰佛教的人口为550万,占台湾总人口的24%,掺杂佛教信仰的人口占全岛总人口的比例则高达80%。佛教在台湾主要有四大宗派:星云法师创立的佛光山、圣严法师创立的法鼓山、证严法师创立的慈济功德会、惟觉和尚创立的中台禅寺。台湾佛教的弘法手段非常现代化,他们不仅采用讲经、讲座、共修等传统的方式;还有自己的出版社,出版书籍和音像制品。他们大多创办有自己的网站,甚至自己的电视台。目前台湾共有五家佛教界的电视台,如佛光山的佛光卫视,慈济的大爱电视台等。它们在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传播佛法,或传播与佛教有关的内容,民众可以方便地听闻佛法。台湾很多佛教宗派都办有佛学院或研究所,目的是培养僧众、研习佛法或服务社会,如星云法师创办佛光大学、晓云法师创办华梵大学、中国佛教会办玄奘大学、星云法师创寿山佛学院、如学法师创办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证严法师则创办了慈济医学院。台湾很多佛教宗派都开办慈善事业。例如证严法师创办了“慈济基金会”。这是一个专门的慈善团体,自1966年创建以来,会员已达461万之多,从慈善、医疗、文化、教育四个方面为社会提供帮助。台湾也有很多人信仰道教。有的人每天早、晚都要到庙里去焚香参拜。台湾的道教小庙遍布乡村,大的城镇还有不少规模宏伟的道教宫观,例如台北市就有道教宫观七十五座,其中霞海城隍庙、指南宫、行天宫等规模较大,前来参拜的善男信女也非常多。台湾人的信仰体系是混杂的。很多道观里供奉的是三教神佛,还包括地方神。实际上,道观里供奉最多的就是妈祖和关公。 两岸同为炎黄子孙,对民族的忠诚却显示出天壤之别。民国给大陆留下了200万知识分子,他们是信守“仁义礼智信”的民族精英。经历了思想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之后,这批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被消灭,从此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士阶层”不复存在。炎、黄二帝被中华民族奉为始祖,他们同样难逃厄运。文革期间,“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黄帝陵号称“天下第一陵”,亦被永久性的毁灭。1966年11月,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谭厚兰掘开曲阜孔子陵墓,孔子遗骸和遗物惨遭游街示众,并被焚毁。有资料统计说,曲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毁坏石碑千余块,捣毁文物六千余件,焚毁书籍十万余册,砍伐古代松柏五千余株,盗掘陵墓二千余座。到底是谁背弃了自己的父母之邦? 不久前,中共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显然,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它表示,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惨遭荼毒60年之后,终于有了一点恢复的迹象。大陆说,台湾必须回到祖国的怀抱,那么,大陆不应该重新回到中华民族的怀抱吗? (文章原创于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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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文库】共识网|余英时:知人论世的历史研究

200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颁授历史学家余英时“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09年12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了《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该书厚达960页,汇聚了华人世界众多著名学者的论文,向余英时先生致敬。在前言中,余英时的学生田浩、黄进兴、陈弱水、王???匾淞俗约核?鲜兜睦鲜Γ?渲杏幸痪浠捌挠幸馑迹?ldquo;为什么这位学者的英文著作比较少,可是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所名牌大学任教数十年,而且是头一位获颁KlugePrize的亚洲历史学家?”   克鲁格奖(JohnW.KlugePrize)是由克鲁格捐资,为诺贝尔奖未能涵盖的人文研究设置的、由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奖项。这次得奖,在余先生看来是机缘凑合:“许多外面的东西我认为都不必去求的。我早已决定自己的真生命便是求知识学问,我也没有别的才能。至于将来得到什么荣誉,这是自己做不了主的。我对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一概置之不问,等于不存在一样。我只要够吃饭就行了,用不着蝇营狗苟去追求这个追求那个。”   近年来,余英时依然健笔如椽,著述不断。2011年,余英时的《中国文化史通释》和《史学研究经验谈》在中国内地出版后,深受文化界关注。2012年,余英时最新著作《论天人之际》将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香港中文大学即将举办第四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而中国内地也将出版多册余英时文集。   爱好中国思想史的根苗   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26-1928年赴美国考尔格大学和哈佛大学读美国史。1929年,余协中继蒋廷黻出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1930年,余英时在天津出生,母亲张韵清因为难产去世。余协中伤心欲绝,举家离开天津。余英时童年住过北平、南京、开封、安庆等城市。抗战爆发后,余英时回到祖先居住的故乡—安徽潜山县官庄乡。   1945-1946年,余英时在桐城县城舅舅家里住了一年。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来往,余英时从他们的交谈中,偶尔学得一些诗文的知识。抗战其间,余协中在重庆考试院做参事,父子分隔两地九年,多少年后余英时回想,父亲无形中还是产生了影响:“我对西洋史有兴趣是从父亲那儿来的。他编著一部几十万字《西洋通史》,对我很有启发。小时候看不大懂,但渐渐入门,对著作肃然起敬。因此我不光对中国史有兴趣,还对西洋史有兴趣,看看西洋史是怎么变化的,我用比较的观点来看历史,很早就跟家庭背景有关。”   抗战胜利后,余协中受杜聿明委托到沈阳创办东北中正大学。1946年夏天,余英时从桐城重回安庆,然后到南京转北平,最后定居沈阳,其间找老师补习英文、数理化。1947年夏天,余英时考进了中正大学历史系。他回忆:“我选择历史为专业,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我的数理化不行,但另一方面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家所藏英文书籍也以西史为主,我虽不能阅读,但耳濡目染,便起了读西史的强烈愿望。我课外阅读则由梁启超、胡适的作品开始,种下了爱好中国思想史的根苗。中正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通史由一位青年讲师讲授,用的是钱穆的《国史大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钱先生的学术。因此,我在这所新办的大学虽然仅仅读了三个月,但我的人生道路却大致决定了。”   此后战局变幻。1947年12月,余英时随父亲从沈阳飞往北平,当时机场一共有三架飞机,余协中被安排在第一架,余英时则在第三架。余英时正在排队,余协中忽然招手要他过去,因为第一架还有一个空位。余英时在最后一刹那坐上第一架,结果第三架失事了。   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余英时在北平闲居,开始接触当时中国流行的思潮,受影响最大的要算储安平办的《观察》以及结集而成的《观察丛书》。他回忆:“这当然是因为我的心灵深处是接受五四以来的现代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宽容、平等、人权等等。我记得1948年夏天读到胡适《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刊在《独立时论》上),非常兴奋,因为胡适在文中强调争取自由在中国有很长的光辉历史;他指出孔子‘为仁由己’便是‘自由’的另一说法,我也认为很有说服力。我一直相信中国既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其中必有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文化因子,经过调整之后,可以与普世价值合流,带动现代化。我不能接受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只有专制、不平等、压迫等等负面的东西。”   1949年8月底到12月底,余英时成为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插班生,留下美好的回忆。2008年余英时为巫宁坤的《孤琴》作序,便以《回忆一九四九年秋季的燕京大学》为题。   人的记忆才是真生命   1950年元月初,余英时到香港探望父亲和继母。余协中原来在沈阳办中正大学时,曾决定请钱穆去教书,钱先生当时答应了,后来没有去成。余英时到了香港以后,余协中说:“钱穆先生现在这儿办新亚书院,我送你去念书吧。”当时新亚书院就是一个普通楼房的两层。余英时去考试时,钱穆亲自出来主持,只叫余英时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之类的文字。交卷以后,钱穆当场看了余英时的中文试卷,接着又看英文试卷,马上决定录取。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余英时犹豫不定,还是决定回北京。这一年夏天,余英时坐上开往大陆的火车,过了香港不久,车到东莞石龙,停了三四个小时,他的内心经历了一场搏斗:“我是跟我父母呢,还是回北京?后来考虑到父亲年纪大了,弟弟还小,也没有人照顾。我想中国人多得很,多我一个少我一个不相干。我在思想交战之下,最后决定还是回香港,主要还不是政治考虑,是个人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战胜了革命理想。”火车到了广州,形势紧了,香港人也多了,不能随便回去,余英时就找到一个所谓“黄牛”,私下给了大概一百港币,顺利回到了香港,不复北上。   从此,余英时决心在新亚书院读书。1951年冬天,钱穆去了台北。不久发生了在联合国同志会演讲礼堂倒塌的事件,钱穆头破血流,昏迷了两三天,几乎死去,有一段时间在台北养伤。等到1952年6月,余英时毕业的时候,钱穆还在养伤,到秋天才回来。毕业以后,余英时反倒跟钱穆谈得多一点。“我跟钱先生谈的都是怎么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他是学与思并重,是学者也是思想家。”   1953年,钱穆得到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在九龙太子道租了一层楼创办研究所,这是新亚研究所的前身。当时只有几个研究生,余英时也在其中。进入新亚书院以后,余英时就决定将来研究中国史。他也念有关西方的东西,当时就感觉到不能光看中国的东西,要有比较世界性的眼光,对西方的历史思想,后来包括政治思想方面像民主自由的思想都要考虑。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为故国文化延续了一脉香火。钱穆逝世后,余英时将纪念钱穆的文章结集成《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一书。以余英时的专著而言,标举历史人物大名者还有多本:《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重寻胡适历程》。这些著作的重心实则投注在这些人物所处的时代。余英时在谈新亚书院精神的文章中引《新亚学规》:“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的。我们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或许可以由此看出余英时治学中的一些脉络。   综合与分析并重   1955年,余英时来到哈佛大学,第一年是访问学人,以后的五年半是博士班研究生,指导老师是杨联?。1955年之前,余英时根本就不知道杨联?这个人。初到哈佛,几个朋友带余英时到杨联?家里拜访,闲谈中感觉杨先生学问渊深。两三天以后,在费正清家中的茶会上,余英时向杨联?问道:“您现在专门研究什么东西?”传为笑话。余英时回忆:“这并不是我看不起杨先生,我根本不知道他,怎么可以乱讲话:久仰久仰。后来我写东汉士族大姓与政权,有人告诉我:杨先生写过很长而且很有名的文章,日本人都注意了。我才知道,所以我的文章写完以后,请杨先生看一看,他借给我两本日本书,说日本研究得很多。他很担心我的文章内容是他已经讲过的,等他看完说:你这个跟我的不一样。虽然是闭门造车,但是跟日本人的并没有重复。他读我的稿子时,我也同时在读他的名文—《东汉的豪族》。他讲了东汉一代,我当然开了眼界,但我讲的是两汉之际那一小段,而且特别注意‘士族’,和一般的‘豪族’也不同。”   正式成为杨联?的学生后,余英时深感杨先生为人厚道,非常爱护年轻人。而杨先生做学问是日夜不息,非常用功,乃至精神崩溃。感慨杨联?先生“千古文章未尽才”之际,余先生说:“也不然,杨先生的论文相当多。他到四十五六岁之后基本上不能做大规模的研究了。当我初来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是汉学界‘第一人’。我记得他病的时候,我代他教书,用他的书房,我看见费正清给他条子:你就好好休息一年,你还是第一人,放心好了。杨先生阅读的汉学范围很广,尤其在日本方面,他如数家珍。许多大史学家、文学家对他都非常推崇,像法国的戴密微。说老实话,作品不在多少。他的许多论文都有开创性,影响很大。”   重寻学术历程,钱穆和杨联?对余英时影响深远。“钱先生给我关于中国传统学问的基本指导,要我在经、史、子、集上选取最重要的原典下扎实的功夫,必须做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地步。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才能自己发挥。决不能书未读通,便抢着想表现,急于发表文章。”余先生说,“杨先生知道我已在钱先生门下受过熏陶,所以开玩笑地说我是‘带艺投师’。因此他教我另外一套治学方式,也就是现代西方学界的普遍规矩:基本材料当然是原始文献,但原始文献中有许多地方必须用现代的眼光去理解,读者才能明白,这就得考证和分析,不能不负责任地引用经典原文,便算了事。更重要的是,研究任何一个历史上的大问题,其中都涉及无数次一级的小问题,有些是现代学人已研究过的。你必须广读相关的他人著作,英文、法文、日文等不能放过,这些是所谓第二手的资料,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你不能不知道。所以我很有运气,两位老师各教一个方面,恰好互补,综合与分析并重。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   中国情怀   余英时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为《东汉生死观》,1967年出版英文专著《汉代贸易与扩张》,后来结集的英文著作有《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人文与理性的中国》。1973-1975年,余英时出任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转向用中文发表学术著作。   担任新亚书院院长是余英时生平唯一从事行政工作的两年。1974-1975学年,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雄才大略,请余英时担任“大学改制工作小组”主席,成员中有日后卓然成家的金耀基、陈方正。患难之中,余、金、陈三人成为一生至交。金耀基先生谈到自己当时的处境:“1975年大学正在改制,学校里各方面有不同的理念冲突。这时候,我拿到去剑桥大学访问的通知,多么愉快啊!这样就没有这么多烦的事情。”得力帮手尚且如此,余先生有多“烦”就可想而知。陈方正先生则回忆:“他翩然回归,出长母校新亚书院,跟着又担任中文大学副校长,真所谓英才俊发,风华正茂,不料旋即卷入大学体制改革风波,为这所崭新学府的转型付出沉重代价,两年后就黯然返美,似乎是绚烂归于平淡了。其实,那才是他事业的真正开始。”   在香港中文大学这两年,是余英时重新转向东方的开始。1976年,余英时在台湾出版了《历史与思想》,在中文学界可谓石破天惊。此后,余英时在台湾每出版一本著作,均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讨论。中年学者黄克武说:“在台湾,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大多经历过英雄崇拜的时代,最崇拜的是:梁启超、胡适、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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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 | 余英时: 中国当局的侵犯人权问题和共产党的无耻文化

中国的人权问题跟“耻”的观念,因为“耻”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观念。我最近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新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得不用侵犯人权来保持它的政权,基本上的原因之一,不是唯一的原因是它没有可耻的观念。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问题呢?因为12月10号就是国际人权日,在这个人权日在纽约有一群中国的异议分子,逃出中国的人要纪念这个事情,特别要为刘晓波跟刘霞的人权说话。 这里面刘霞的问题尤其严重,因为最近美国一个通讯社突然之间闯到刘霞的公寓去了,在她的住处见到她。刘霞痛哭流涕地讲诉她人权受侵害的情况。这是一种很意外的新发展,也许是共产党故意安排那就不管它,要紧的是刘霞的人权被侵犯可以说到了不能想象的地步。照她最近说的话,刘晓波入狱两三年来特别是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她完全被禁止在北京这个小小的公寓里面。不能有网络也没有电话,买菜也要共产党陪她一块儿,除了探望父母以外,离开家一步都不行。这等于她整个人被软禁在家里面,等于是关在监牢里面一样。换句话说刘晓波三年在监牢,那还是因为至少表面上他们还判他刑,判他11年的徒刑。刘霞根本是完全无罪,何以三年来同样受到人权的侵犯,把家里当监狱给她关起来?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在任何一个外面的人来看都是非常羞耻的事情,很可耻的。一个国家对一个孤苦无靠的女人,一个犯人的妻子采取这样严厉的手段侵犯她的人权,但是共产党没有这个感觉。 同样,我们可以想到,前不久放出来的,逃出来的陈光诚,他是一个盲人律师,因为他为人权说话就变成共产党的敌人。除了关监狱以外,后来在放回家以后,还用几百个人一个单位来看着他。不准任何人采访他,这都是见诸报纸的。包括美国人去看他都挨打。像这种情况可以说用全国之力去对付一个盲人律师,而且是在一个很穷的小地方、小村子里面这也是非常不要脸的举动。这是我们想象不通的。所以这也是缺乏耻的观念。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涉及到其他任何方面的,包括共产党的贪腐。这个贪腐已经公开化了。连习近平现在刚刚上台,也要拿贪腐做他的第一目标。这里面贪财几乎是所有干部都犯的错误。其实在过去有很多人也在偷偷摸摸地干,但总还是觉得不能见人,颇以为耻。现在不然,共产党里面如果因为贪污被指责或者被处罚那就觉得是自己倒霉,并不觉得是自己做错了。这件事可以说是无耻观念普遍在共产党里面流行,包括给共产党做御用文人的一些所谓的学者,包括清华大学或者其他大学的教授抄书,抄外文的书、历史的书抄错了,被人指责出来不但不以为耻还洋洋得意,觉得我虽然是抄的但是在中文里面那还是第一次出现,好像还有原创性。这也说明无耻到了极点了。所以,在这些观念之下,因为这种没有耻辱的观念所以对侵犯别人的人权就毫不在意了,就不觉得可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中国文化当中也有罪恶感。但是耻辱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在里面讲耻还是很多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孔子说巧言、令色、足恭,你就是说花言巧语,面上装着谄媚的样子。共产党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做到十足的花言巧语。在骗人的时候,尤其是对它有好处的人那他见了面以后是恭敬到极点,说话都是漂亮极了,而且都是假话,完全不在意的,而且也非常恭敬,这些巧言令色足恭这些孔子以为耻的东西在共产党里面是很普遍的。它是靠这个起家的实际上。另外,孔子还有一句话说匿怨而友其人,就是心里对某人怨恨而表面上跟他好像还跟他是很好的朋友,这个孔子也以此为耻,说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个事情在共产党政治上也是非常明显的表现。 中国的文化我们说有各种各样的成分,但是“耻”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十七世纪的顾炎武有一句话说的行己有耻,这是儒家、孔子、孟子以来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自己做事情的时候要有耻辱感。觉得哪件事情不应该做。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那这个社会就不成型为社会了。而共产党所犯的主要就是行己有耻这一点做不到。因为做不到这个原因, 所以做任何坏事他们都是洋洋得意,视为当然。作为中国的观点来说就是完全没有“耻”的观念了。没有“耻”的观念可以说是共产党的一个基本的特质,因为这个特质所以它对别人的人权不会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人权的观念必须对人人有尊严。如果你对别人根本没有有尊严的感觉,把任何人可以贱踩脚下,为自己保持权力。从权力里面得到各种贪污的机会,这就是共产党的政权今天演变成的一个局面,这个局面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可以说是自共产党最早夺政权的时候就开始了,这种没有耻的观念可以说已经是很重要的因素了。 我想共产党如果想要不下台的话,那必须从有耻开始。自己觉得自己哪些事情要做下来是很耻辱的,如果这个观念根本不存在的话那我想在共产党底下人权就没有被恢复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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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 余英时:百姓的力量是可以战胜强权

共产党是强权,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老百姓个别看起来好像都软弱无能,加起来就是不得了的力量,而且证明是可以战胜强权。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民众抗议在最近发生的变化与动态。 照共产党官方发表的数字,在去年一年(今年还没有发表),2011年就发生了18万次到20万次的民众集体的抗议。官方可不可靠,也都不重要,可见民众抗议是不断的。但是民众抗议在最近几件事情上发生重大的效果,值得特别注意,我先讲两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陕西有一位妇女,她是叫冯建梅,她的丈夫姓邓,这个冯建梅已经怀孕6个月了,但是被一胎化政策的执行者强迫她堕胎,因为她拿不出钱来,她如果拿得出钱来,就可以允许有第二个。 结果堕胎以后,她自己流血满床,加上一个死婴在旁边,便成了网络上流传最广的一张照片,一直流传到海外,非常恐怖,而且非常不人道。 这件事情因为网络的关系,弄得全国皆知,而抗议的人千千万万。政府虽想禁止这个抗议,但也来不及禁止。闹到最后,共产党就不得不让步了。 共产党一直是强硬的,对任何它都表示可以应付,结果全国如此的反应,而且国际上又一再地登载,国家名誉受到极大的损害。所以现在就决定做三件事情: 一件是惩罚原来的几个负责人,其中有两个官员被解职了;另外还有五个人被警告、谴责;然后官方有正式道歉信;最后又加上赔偿,美金算大概11200元,照《纽约时报》登的数目字。冯建梅跟她先生也没有办法不接受,接受以后这个事情就暂时告一段落。 这个事情也是老百姓,特别是网络抗议的一种结果,而且这个案子现在还没有结束,因为引起有15个有名的学者一致上书,要求对一胎化的政策要放松。因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人口老化,一个孩子或者一个女儿,没有办法负担四个老人的生活。所以有人提议要延长退休年龄,使子女减少负担。 另外,就是中国人本来是要几代同居的,现在子女太少,做事又不在一块,所以这件事情也很难实行。所以中共现在面临这个问题,就只有让步。 我觉得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就是跟环保有关的,那就是四川的什邡。 四川什邡要造一个钼铜公司,这是一个宏达化学公司,它要造一个钼铜厂,这个铜厂已经投资很大的数字,已经开始了,已经揭幕了。然后因为学生,年轻的学生起来带头反对。 带头反对以后就被共产党的地方警察、武警抓起来。抓起来以后,引起老百姓的抗议,是几千上万的人上街。第一要求释放学生,第二要求停止建造,因为工厂污染非常损害水源,把所有水都搞脏了不能喝了,因为它里面有许多化学成分。 因此这个抗议就闹得越来越大,因为什邡这个地方本来是2008年地震的灾区,他们大概想赚钱来补偿受到的灾害,结果引起更大的问题,就是环保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到最后也是学生出来抗议,共产党已经很吃惊了,再加上那么多老百姓不断地上街,跟警察又起很大的冲突,所以最后又只有让步。 这个让步最初是说暂时停止建造,现在是公开承认不但是暂时停止,是永久停止,以后永远不在什邡这个地方建制造化学东西的工厂,所以这又是老百姓一个很大的胜利。 从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推断共产党统治下老百姓抗议的几个来源。这来源当然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数。我所知道的有三件事情,是共产党引起老百姓普遍抗议的。一个就是环保,环保污染遍地皆是。第二个就是、特别是城市也有乡下,老百姓被迫迁居,要造工厂或者要造更大的大楼,这个抗议也是不断地全国性的到处都有。 第三个就是堕胎、一胎化。一胎化引起的抗议是无形的,因为不是件公共事情,是每个人个别的事情。所以个别事情报纸不报道,电视不出现镜头,所以一般人都不知道,可是却经常发生,从陈光诚的案子就可以看出来。但这种案子只要一发生,我们就知道这是很普遍的案子。 这三个来源都是靠老百姓上街游行,或者通过网络,像一胎化的问题在山东,因为陈光诚的关系,有过上街的事件。但像冯建梅这个事件,在陕西是靠网络把她个人案子暴露出来了,然后就传遍全国、传到海外。所以这是网络的力量,但是也是老百姓抗议的力量。 至于房地产,老百姓被迫迁居,得到的赔偿根本不够买一个厕所,在这种情况之下,抗议也是不断的。当这种抗议越来越多,共产党也非常受不了,所以共产党就是赔款,像打胎的事情,赔款、道歉、惩罚有关的官员;完全取消,也是如此。 所以从这些可以看出来老百姓只要肯用他们的力量,网络可以帮助发挥,抗议结果是会很好的,是很有希望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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