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绝不允许“党大还是法大”伪命题干扰政治定力
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提出似是而非的观点，热衷于讨论“党大”还是“法大”，把“党”和“法”人为地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对此，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表明政治态度，坚定政治立场，绝不能让“党大还是法大”这个伪命题干扰政治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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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热点面对面｜怎样理解党和法治的关系
在中国，讲到依法治国，很多人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另一方面，法治强调宪法法律至上，那么党的领导和法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后，人们普遍认为，全会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党和法治的关系讲清楚、讲透彻了。历史和现实表明，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二者关系，才能确保法治中国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一、党和法治的关系为何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
阅读更多澎湃新闻｜揭秘四中全会举办地京西 “从未发生泄密事件”
【编者按】十八届四中全会已近尾声，考虑到会议内容尚未公布，现在只能“扒一扒”举办地京西宾馆的神秘面纱，为网友解渴。 10月22日晚，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侠客岛”以《京西宾馆：见证历史的神秘场所》为题，以京西宾馆历史沿革和举办重大会议为内容，对这一“只有门牌没有招牌”的会议宾馆进行了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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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赵紫阳之子望将当局对其父的定性刻于墓碑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最小的儿子赵五军日前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称，希望能将中共高层对赵紫阳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定性刻在他的墓碑上。据接近赵家的友人称，赵五军的这番话反映了赵紫阳后人的共同意愿。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对此表示，当局应该协助赵家后人，并赞成把当局的定性刻在墓碑上，让民众思考高层对赵紫阳的定性。他希望赵紫阳和夫人梁伯琪的骨灰盒早日安葬，入土为安。在赵紫阳去世十周年之际，香港《南华早报》记者专访赵紫阳最小的儿子赵五军。赵五军说，在他全家继续争取骨灰安葬的权利的同时，也希望官方的结论被人们记住。当被问及是否希望官方的结论被重新否定时，他说“我希望‘支持动乱和分裂党’刻在他的墓碑上，对于我们家人来说，这不是什么耻辱，是我们的光荣。”一位接近赵紫阳子女的友人星期三告诉本台：“五军的这番讲话，不仅仅是赵紫阳目前家庭成员的一人讲话，他家里都是这样的想法，这正如赵去世以后，他们家庭子女写的一副对联所说的‘支持您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能做您的儿女是我们毕生的荣耀’。我觉得这是赵紫阳子女集体的心声。我对他们子女十多年来所表现出对父亲的爱戴、理解，我觉得非常好”。今年1月17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十周年。本台曾在1月3日率先报道，赵紫阳的家人曾多次向中央要求“将赵紫阳及夫人梁伯琪的骨灰盒一起安葬”，让两位长者入土为安。但得到的答复是在中央认为合适的时候。这位赵家友人告诉记者：“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死者为大，入土为安。十年了，竟然没有把这样一位致力于中国改革，受到人民尊敬、怀念的领导人，和他的老伴一起安葬。这是不可容忍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号称自己‘三个自信’，‘三个代表’的执政党，竟然这样对他们自己的总书记，我觉得这样对赵紫阳是非常不公平的。在入土安葬问题上，实际上大家心知肚明，无非是害怕人民去瞻仰他”。赵紫阳在1989年学运期间，反对邓小平采取军事镇压的决定，后被定性为“分裂党”和“支持动乱”。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被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七年。被软禁中的赵紫阳于2005年去世，其遗孀梁伯琪于2013年辞世。赵去世时，中央办公厅曾提出将其骨灰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但是家人希望自行安葬在公共墓地，未被接纳。俩人的骨灰盒至今仍放在北京富强胡同的故居。赵紫阳的子女分别在2013和14年，多次向中央办公厅提出，希望把赵紫阳和梁伯琪的骨灰盒合葬于墓园，但被婉拒。赵五军对南华早报说：“这件事始终压在心上，我们希望他得到合适的安葬。”、“我们不希望父亲的安葬与政治或者官衔有什么关联。我们只图一个安静的家庭葬礼”。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表示，赵紫阳的子女提出的意见应该尊重：“这就是历史，赵紫阳给中国人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大家心里都知道。中共中央对他做了一个什么结论，应该刻在墓碑上。这两个东西对照起来，使大家既了解赵紫阳，也了解中共中央，不是很好吗。这就是历史，将历史改来改去是不好的”。鲍彤认为，赵紫阳的后人希望安葬骨灰盒，当局应该协助：“家人的愿望应该得到支持，当局应该有支持、协助的责任，没有干涉、阻拦的权力。任何一个老百姓对自己父母的遗体处理，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为什么要权力机关，政权机关来干预？依法治国不能这样治吧。赵五军说：“只要六四问题一天不解决，我爸爸的名字就会继续敏感。”他表示尽管家里人对这位前总书记是否会翻案并不在乎，但是纠正这一事件的错误对整个国家来说是重要的。赵紫阳当年反对军队镇压学生运动。二十多年来，他的名字成为敏感词，而不能出现在官方媒体、书刊及不得评论，但在中国民间却口耳相传，有口皆碑。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胡汉强/申铧
阅读更多自由亚洲｜袁贵仁一心取宠当“贵人” 法学院沈岿凛然发“三问”
针对教育部长袁贵仁指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高校课堂，北大法学院副院长沈岿提出三问反驳。袁贵仁1月29日出席座谈会时表示，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高校的课堂，又提出三个“决不允许”，包括“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沈岿向袁贵仁提出三问。其一，如何区分“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沈指出，众所周知，近两个世纪前游荡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跨洋过海”来到中国后，才促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现行宪法规定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进行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教育，也是源于西方，影响中国的。西学东渐的例子数不胜数，“请教袁部长，是否可以请您清晰划出『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的分界线？”沈岿二问袁贵仁，如何区分“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和“反思党曾经走过的弯路、揭露黑暗现实”？沈指出，没有任何政党敢于宣布自己是从不会也永远不会犯错，也没有任何社会，无论是姓社还是姓资，敢于宣称自己是没有任何黑暗面的社会。“请教袁部长，是否可以请您清晰给出『攻击』与『反思』、『抹黑』与『揭露黑暗』的区别标准？”沈岿三问袁贵仁，“如何让您领导的教育部贯彻执行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方针？”沈岿还建议袁贵仁，如果袁对有关问题已有明显易懂的答案，请他适时发表另外一次讲话；“如果您本人尚无明确答案，还请您以后谨言慎行，因为您所领导的教育部，关系到『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宪法第19条），关系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宪法第20条），关系到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宪法第47条），归根结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您如果轻言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稍有不慎，就会存在触犯宪法、法律的可能性。”（责编：胡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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