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建党伟业，伟在哪里？ 作者：信力建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28 本站发布时间：2011-6-28 13:30:30 阅读量：169次 一边是《功夫熊猫2》，一边是《建党伟业》，观众挤爆了功夫加熊猫而且还很二的场子，却着实冷落了星星堆砌起来的建党为爷。老实说，我是很愿意再去功夫一把的，由于前不久已经被熊猫过了，不能再二了，所以鬼使神差坐到了伟业这边。回头一看，就坐着寥寥一二十观众，看来国民的心理素质和欣赏水平真是水涨而船高，这类靠明星脸皮装饰的自吹自擂的片子，实在是调动不起多少人的为爷兴趣。只是不知道，这样一部粗糙的影片如果不靠垄断怎么拉动内需，至于“8亿起步”的说法，还真是得到主旋律的真传。 尽管如此，看完影片，你绞尽脑汁，还是能从影片中找出来一些值得思考的片段。 北洋政府很民主 影片中最为壮观的场面当属“五四”运动之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数以万计的学生身着黑白两色服装聚集于广场，群情激奋，然后在李大钊的一声令下，如潮水般开始涌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抗议。学生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说，痛斥政府卖国。在如此情况下，总统徐世昌听闻只是说学生很幼稚，却没有派出军队镇压，整个过程只有警察维持秩序，不开枪更没有坦克清场。最后警察仅仅抓了36个学生，也没有玩什么秋后算账的损招。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的北京政府已经非常民主。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中华民国约法》之规定：人民有身体、家宅、财产、著作、集会、结社和信教等的权利和自由;有陈诉于行政官署之权;有请愿于议会之权。因此执政者在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的情况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任何人。当时政府的行为遵守了国家宪法，保障了人民在法定的范围内的权利和自由，这在的中国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更是为“无特殊利益”者之所不容。 另外，北洋政府时期，民国北京政府形式上采取了三权分立制度，从“府院之争”，我们就能看出当时的国会不是“橡皮图章”、“表决机器”，而是真正起到了监督政府、制约行政权力的作用。 　 　学生有权力烧他人住宅? 影片中学生火烧赵家楼胡同的曹宅当然有演义的成分，当时的情况是在民族主义刺激下情绪错乱的学生撞倒大门，蜂涌而入，到处寻找曹汝霖。并未找到曹汝霖，愤怒的人群便放起一把火，把曹宅烧了，章宗祥由仆人引到地下锅炉房躲藏，当他从锅炉房中跑出，被学生发现，将他痛打了一顿。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批人马赶到，逮捕了违法闹事的32名学生。当时的宪法明确规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学生的行为已经不是“侵入”“搜索”这么简单了，而是严重违法，不管你高喊的神马看似“正当”的口号，违法就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这一点毫无疑问。 李大钊、陈独秀是“一小撮煽风点火的人” 影片多次而详细的刻画了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位大佬的一言一行，两人肝胆相照、相濡以沫，宛如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雪夜两人一起吃火锅的桥段。影片中，陈首先阴阳怪气的说：“我预感到中国将有大事发生。”，脸上还伴随着暗喜的笑容，李当然也心知肚明，不过李好像没那么多心计，直接就把话挑明了：“如果和谈成功，则举国欢腾;如果和谈失败，则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所受的屈辱，将会转化为巨大的民族主义浪潮”。说完两人相视一笑，心有戚戚焉。其实，两人早就瞅着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幸灾乐祸等着好戏的开场。后来的局势变化果如其所料，两人当仁不让站在了浪尖，宣讲错误的信息误导学生，鼓动学生上街游行。为什么说是误导?因为在巴黎和谈中，北京政府并没有在承认日本在中国山东权益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据理力争被算成了卖国，还真亏陈李二人想的出，只要是和谈失败就必定是卖国，这是两人早就预定好了的。在“一小撮煽风点火”的人鼓动下，不明真相的学生成了玩偶，盲目仇恨国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再一次被灌输到了国人心中，完全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初衷。 　 　胡适的远见 面对陈李以俄为师的盲动，胡适公开提出了批评：凡事须以理服人，他们不可以批判吗?马克思的学说只是个理论，岂可东效西颦、邯郸学步。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说明胡适先生的卓越洞见，历史也证明了他的看法。只是历史的灾难还是如期降临在中华大地上，这不是胡适这样摒弃邪教主义的人能呼喊避免的。更为可笑的是“以俄为师”，现如今俄罗斯人不谈共产主义好多年了，马恩列斯这一套东西也已经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可是上当受骗的学生还在玩这套巫术，真是可悲可叹。 工人阶级得到整个世界? 影片最后，“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那条船上共唱“工人阶级砸碎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听得让人哭笑不得。每一个阶级都要砸碎身上的锁链，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追求自由的权利，前提是不能妨碍他人的自由。工人阶级得到整个世界，那其他阶级的人怎么办呢?都该死或者全部同化变成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本身不是罪人，当然也绝不是上帝的义人。所以还是影片中辜鸿铭一段话在理：“老夫的辫子长在脑后，笑我的诸公，辫子却是长在心里”。没有皇帝，但是要千方百计整出领袖;没有一个家族独霸天下，但是某一个阶级、一个政党却要独霸天下。这个辫子就是权力，不是分配权力，而是抢夺权力，抢了权力就成为爷了，这不是文明政治的逻辑，而是强盗流氓逻辑。 斧头还是锤子? 在《建党伟业》的宣传海报上，中共党徽不是“锤子镰刀”而是变成了“斧头镰刀”，被网友称为“斧头帮”再现。导演韩三平和黄建新，日前出席电影首映礼时说，海报设计是为了还原历史，最早的中共党徽就是“斧头镰刀”形象，后来才变成“锤子镰刀”。 1927年9月秋收起义，中共有了自己的第一面旗帜，当时的这面旗帜用一大块鲜红的布制作，旗帜两面的中央各缝着一个黄色的五角星，在五角星的中心位置，画着镰刀和斧头。 直到1942年，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关于中共党旗样式的决议中，还规定党徽是镰刀斧头:“中共党旗样式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 只是对于世人来说，甭管是斧头还是锤子，都会让人产生血腥、暴力、残忍、恐怖的不好联想。 建党为爷，少儿不宜 据香港媒体称，香港影视处解释：《建党伟业》有暗杀、中枪溅血、士兵被炮火炸伤等“暴力场面”，而根据影视处的规定，场面属于“有限度暴力”，因此将套戏评为IIA级;电影中有“使用容易得到的武器进行容易模仿”的危险动作，《建党伟业》表达得太“主动”不够含蓄，因此戏儿童不宜。影片中的人物口口声声宣传的是“暴力方式”、“暴力革命”，这对于年轻人来说肯定不会起到正面的教育作用，而只会败坏青年。 当然建党伟业真正的“伟大”在于其双重分裂性：影片与现实的分裂，价值与事实的分裂。只允许一小撮特定的人有建党为爷的权力，更多的人不要说建党，连宪法规定之公民权利都不能享有，这才是“一小撮”修炼几十年成爷的关键所在。

一边是《功夫熊猫2》，一边是《建党伟业》，观众挤爆了功夫加熊猫而且还很二的场子，却着实冷落了星星堆砌起来的建党为爷。老实说，我是很愿意再去功夫一把的，由于前不久已经被熊猫过了，不能再二了，所以鬼使神差坐到了伟业这边。回头一看，就坐着寥寥一二十观众，看来国民的心理素质和欣赏水平真是水涨而船高，这类靠明星脸皮装饰的自吹自擂的片子，实在是调动不起多少人的为爷兴趣。只是不知道，这样一部粗糙的影片如果不靠垄断怎么拉动内需，至于“8亿起步”的说法，还真是得到主旋律的真传。 尽管如此，看完影片，你绞尽脑汁，还是能从影片中找出来一些值得思考的片段。 北洋政府很民主 影片中最为壮观的场面当属“五四”运动之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数以万计的学生身着黑白两色服装聚集于广场，群情激奋，然后在李大钊的一声令下，如潮水般开始涌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抗议。学生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说，痛斥政府卖国。在如此情况下，总统徐世昌听闻只是说学生很幼稚，却没有派出军队镇压，整个过程只有警察维持秩序，不开枪更没有坦克清场。最后警察仅仅抓了36个学生，也没有玩什么秋后算账的损招。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的北京政府已经非常民主。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中华民国约法》之规定：人民有身体、家宅、财产、著作、集会、结社和信教等的权利和自由；有陈诉于行政官署之权；有请愿于议会之权。因此执政者在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的情况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任何人。当时政府的行为遵守了国家宪法，保障了人民在法定的范围内的权利和自由，这在的中国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更是为“无特殊利益”者之所不容。 另外，北洋政府时期，民国北京政府形式上采取了三权分立制度，从“府院之争”，我们就能看出当时的国会不是“橡皮图章”、“表决机器”，而是真正起到了监督政府、制约行政权力的作用。 学生有权力烧他人住宅？ 影片中学生火烧赵家楼胡同的曹宅当然有演义的成分，当时的情况是在民族主义刺激下情绪错乱的学生撞倒大门，蜂涌而入，到处寻找曹汝霖。并未找到曹汝霖，愤怒的人群便放起一把火，把曹宅烧了，章宗祥由仆人引到地下锅炉房躲藏，当他从锅炉房中跑出，被学生发现，将他痛打了一顿。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批人马赶到，逮捕了违法闹事的32名学生。当时的宪法明确规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学生的行为已经不是“侵入”“搜索”这么简单了，而是严重违法，不管你高喊的神马看似“正当”的口号，违法就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这一点毫无疑问。 李大钊、陈独秀是“一小撮煽风点火的人” 影片多次而详细的刻画了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位大佬的一言一行，两人肝胆相照、相濡以沫，宛如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雪夜两人一起吃火锅的桥段。影片中，陈首先阴阳怪气的说：“我预感到中国将有大事发生。”，脸上还伴随着暗喜的笑容，李当然也心知肚明，不过李好像没那么多心计，直接就把话挑明了：“如果和谈成功，则举国欢腾；如果和谈失败，则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所受的屈辱，将会转化为巨大的民族主义浪潮”。说完两人相视一笑，心有戚戚焉。其实，两人早就瞅着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幸灾乐祸等着好戏的开场。后来的局势变化果如其所料，两人当仁不让站在了浪尖，宣讲错误的信息误导学生，鼓动学生上街游行。为什么说是误导？因为在巴黎和谈中，北京政府并没有在承认日本在中国山东权益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据理力争被算成了卖国，还真亏陈李二人想的出，只要是和谈失败就必定是卖国，这是两人早就预定好了的。在“一小撮煽风点火”的人鼓动下，不明真相的学生成了玩偶，盲目仇恨国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再一次被灌输到了国人心中，完全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初衷。 胡适的远见 面对陈李以俄为师的盲动，胡适公开提出了批评：凡事须以理服人，他们不可以批判吗？马克思的学说只是个理论，岂可东效西颦、邯郸学步。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说明胡适先生的卓越洞见，历史也证明了他的看法。只是历史的灾难还是如期降临在中华大地上，这不是胡适这样摒弃邪教主义的人能呼喊避免的。更为可笑的是“以俄为师”，现如今俄罗斯人不谈共产主义好多年了，马恩列斯这一套东西也已经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可是上当受骗的学生还在玩这套巫术，真是可悲可叹。 工人阶级得到整个世界？ 影片最后，“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那条船上共唱“工人阶级砸碎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听得让人哭笑不得。每一个阶级都要砸碎身上的锁链，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追求自由的权利，前提是不能妨碍他人的自由。工人阶级得到整个世界，那其他阶级的人怎么办呢？都该死或者全部同化变成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本身不是罪人，当然也绝不是上帝的义人。所以还是影片中辜鸿铭一段话在理：“老夫的辫子长在脑后，笑我的诸公，辫子却是长在心里”。没有皇帝，但是要千方百计整出领袖；没有一个家族独霸天下，但是某一个阶级、一个政党却要独霸天下。这个辫子就是权力，不是分配权力，而是抢夺权力，抢了权力就成为爷了，这不是文明政治的逻辑，而是强盗流氓逻辑。 斧头还是锤子？ 在《建党伟业》的宣传海报上，中共党徽不是“锤子镰刀”而是变成了“斧头镰刀”，被网友称为“斧头帮”再现。导演韩三平和黄建新，日前出席电影首映礼时说，海报设计是为了还原历史，最早的中共党徽就是“斧头镰刀”形象，后来才变成“锤子镰刀”。 1927年9月秋收起义，中共有了自己的第一面旗帜，当时的这面旗帜用一大块鲜红的布制作，旗帜两面的中央各缝着一个黄色的五角星，在五角星的中心位置，画着镰刀和斧头。 直到1942年，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关于中共党旗样式的决议中，还规定党徽是镰刀斧头：“中共党旗样式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 只是对于世人来说，甭管是斧头还是锤子，都会让人产生血腥、暴力、残忍、恐怖的不好联想。 建党为爷，少儿不宜 据香港媒体称，香港影视处解释：《建党伟业》有暗杀、中枪溅血、士兵被炮火炸伤等“暴力场面”，而根据影视处的规定，场面属于“有限度暴力”，因此将套戏评为IIA级；电影中有“使用容易得到的武器进行容易模仿”的危险动作，《建党伟业》表达得太“主动”不够含蓄，因此戏儿童不宜。影片中的人物口口声声宣传的是“暴力方式”、“暴力革命”，这对于年轻人来说肯定不会起到正面的教育作用，而只会败坏青年。 当然建党伟业真正的“伟大”在于其双重分裂性：影片与现实的分裂，价值与事实的分裂。只允许一小撮特定的人有建党为爷的权力，更多的人不要说建党，连宪法规定之公民权利都不能享有，这才是“一小撮”修炼几十年成爷的关键所在。

信力建：还原真相才能实现宽恕 标签： 林昭 ● 信力建 （ 进入专栏 ） 4月29日，是青年人林昭被无辜冤杀的43周年，离五四只有短短的五天。在我看来，她的死无非三点原因：一、她是青年人，所以是政治老年人眼中的针刺；二、她是独立思考的个体，不是合唱团成员；三，她说出了真相，而真相在我国很多时候都被视为罪行。1980年在她迟到的追悼会上，出现了一副无字的挽联，意味深长的表现了其死亡和悲剧——上联是：？下联是：！ 43年后的今天，又一个老人在青年人的节日站出来说，“青年要善于独立思考，从年轻时就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学会判断事物的真伪。靠思考了解事情真相，做出正确判断；还要勇于创新，不墨守成规。青年要树立为实现崇高理想勇于献身、不怕牺牲、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两相对比，历史的问号和惊叹号被一起甩了过来，真是“变亦变，不变亦变”。 在时间序列上，历史早已经翻过去了无数页，那些个怀念也许早就死在新时代的春风里了；然而，正如《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的作者马格利特所说：“如果是单纯的遗忘，那就不是真正的宽恕”，“宽恕是一种有意识的决定，为的是改变自己的态度，为的是克制愤怒和报复心。忘却也许是制怒和不报复最有效的法子。但是，由于忘却只是一种忽略而非一种决定，遗忘却并不是宽恕。”现在和未来都是过去的延续，因此，为了抗冷漠与遗忘，实现和解、达成宽恕，还原真相实则是必要的前提条件。否则，为了忘却而忘却，受害者与加恶者共同回避历史的灾难，狂妄与浮躁代替坦诚与勇气，只可能让遗忘的群体再一次走进未来的废墟。 中华民族似乎有善于制造内部仇杀灭绝与迅速遗忘的传统，林昭的背后有遇罗克、张志新、顾准等等数不胜数的精英分子身影，也有6000万到1亿冰冷的死亡数字，这些都是1949年后的“丰功伟绩”。但是，时过境迁，除了少数几个当年的红卫兵因内心愧疚难当出来认错外，更多有罪的人不是推卸责任，就是对此提不起兴趣，好像近在咫尺的灾难都发生在遥远的外星球，连现在自以为红色衣钵继承人，鼓励百姓唱红歌的那一位应该都忘记了其父曾被高唱红歌的红卫兵们殴打，其母被打死，遗忘真不失为对正常人性的巨大嘲讽。《维基百科》记载说，“有约600万犹太人因为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而被屠杀”。中国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仍然出现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人口规模的非正常死亡，使父老乡亲蒙难。这是为什么？ 当然，作为新的一代和再新一代的执政者，他们不是那些灾难的制造者，对过去阶级斗争杀人无数的重大错误没有责任，相反，他们和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也是极左疯狂的受害者。所以，他们没有历史的包袱，且具备了推动还原历史真相的条件。对于执政者来说，除了尽快还原真相，真的别无选择。 近在一峡之隔的台湾却已经跳出了历史的漩涡，值得大陆借鉴。除了制度上的民主化外，坦诚的认识才是谅解的开始。在2006年纪念“2・28”大型音乐会上，马英九强调了真实面对历史的重要：唯有愈早面对历史，愈早道歉和解，才能愈早从旋涡中脱身出来。他说，历史悲剧不能忘记，一旦忘记，历史可能重演，要面对历史追求和解。他以当年执政党的晚辈，表达最诚恳的沟通和解，这也是以后一直要做的事。2007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吴乃德教授筹设“民间真相和解委员会”，希望对“2・28”与白色恐怖进行更细部的调查研究，以作为台湾民主与人权教育的一环。台湾国民党通过面对历史灾难，勇敢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并通过致歉与赔偿、文化纪念等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诚意以及与历史告别的决心。国民党新政从而开始摆脱历史阴影，获得了因和解而带来的团结力量。 除了台湾，还有韩国、还有南非，执政者也曾经给国家民众带来无法磨灭的灾难，然而，在每一个国家步入文明的过程中，当局者既没有千方百计掩盖这些历史事实，也没有反过来对原来执政者进行报复性的大清洗，而是共同正视过往的历史，通过当事人对真相的还原，通过忏悔与宽恕，使每一个人获得解脱与新生。在中国，每一个经历那个年代的人，无论你是拥护、是沉默、还是逃避，所有的人都对这些灾难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如耶稣所说：“你们中谁没有罪，就拿石头砸她吧！”在每个人都有罪的情况下，勇敢面对几十年来不愿揭开的伤疤，求得内心的宽恕是唯一通向心灵解救的途径。 林昭曾在那惨无人道的处境下，依然给迫害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是的，死亡已经发生，血债不应仅仅由执政者背负，更不是他们背负得起的，而是由每一个仍然幸存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性的人来背负。我们不希望历史的真相始终停留在那无尽悲怆的问号，也不是响彻惊讶的叹号，我们不奢望句号，哪怕是一个平静的逗号，都能让历史的包袱看起来不再那么沉重。 进入 信力建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评论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522.html    

在今天，中国行政单位中最为普及而又权力最大，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无疑是县一级。而此一行政级别的最高领导县委书记则无疑是这一最普遍而又权力最大单位的龙头老大——清代所谓“灭门的知县”这一说法在今天就体现在了县委书记头上。据行政区划网统计，截至2006年12月31日，中国共有2，860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其中包括1463个县、369个县级市、117个自治县、49个旗和3个自治旗，此外还有2个县级特区、1个县级林区和县级以上城市中的856个市辖区。鉴于县域的人口和地域规模，执政党只要控制了县级政权，总体上就把握住了中国，因此，对执政党而言，县级政权在执政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县委书记作为县级政权的“班长”，处于各种县级地方组织的权力金字塔的塔顶，其重要性毋庸置疑：首先，县委书记离群众最近，既明白“上头”，又了解“下头”，在国家政权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县委书记应是中央实现对地方管理和控制的推动者。 清代学者汪辉祖曾明确指出：“亲民之治，实惟州县，州县而上，皆以整饬州县之治为治而已。”其次，县委书记置身于中国社会矛盾的最前沿，当前日益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都集中于县级政权，6·28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以及甘肃陇南事件等就是例证。因此，县委书记应是实现社会稳定的责任人。最后，县委书记集县级地方大权于一身，直接或间接控制着决定公民命运的国家机器——对此，县委书记自己也心知肚明：湖南省湘潭县县委书记陈忠红曾在《人民日报》上这样描述：县委书记居于县级政权的权力中心位置，能够统筹运用广泛而全面的权利，除了国防和外交，什么事都管。”有的县委书记不无得意地说：“我的责任重大啊，要负责一方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还有的县委书记故作姿态说什么“我的压力大啊，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睡都得管。”这样的县委书记简直是把自己看成是“一县之主”和“老百姓的再生父母”了。 事实上，今天县委书记的地位和作用几乎等同于东周时期的所谓“八百诸侯”了所谓“诸侯”乃是指在其统辖区域内，世代掌握军政大权，但按礼要服从王命，定期向帝王朝贡述职，并有出军赋和服役的义务。西周天子为天下共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周天子将大量土地分封给宗室，功臣和先代贵族，让他们建立诸侯国，以屏藩周王室。在西周前期由于天子实力强大，故诸侯国十分臣服，这些土地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还属于周天子所有。但西周中后期以及东周时期，天子王权衰落，中央武力在控制各个诸侯国，有时候周天子还不得不依靠强大的诸侯即我们所熟知的所谓“霸主”。这些土地也就只是在名义上还属于周天子，但事实上归各个诸侯国君所有。周天子实际管辖的只有“王畿之地”即京城周围方圆一千里的土地，到了东周以后王畿之地连八百里都不到了。这段历史从平王迁都洛邑以后，也就是“东周”开始了。周天子已基本是傀儡了。各路大诸侯均“兴师不请天子”，不再听从天子命令，不再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觐，述职。完全就是傀儡，前606年楚庄王甚至率军至洛邑郊外，周定王只能被迫派人为他举行慰劳欢迎之礼，庄王“问鼎以大小”就表明了他灭周的野心。各路诸侯的会盟，每次周天子都是以傀儡代表的身份走走过场。“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这个时期早已开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东周的存在时期称为“春秋”呢，就是因为这段时期太能搞了，东周只是因为还有个傀儡天子。 这种王纲解纽诸侯横行的形势，一些边远地方的“县委书记”最会利用。平王东迁以后，西土为秦国所有。它吞并了周围的一些戎族部落或国家，成了西方强国。在今山西的晋国，山东的齐、鲁，湖北的楚国，北京与河北北部的燕国，以及稍后于长江下游崛起的吴、越等国，都在吞并了周围一些小国之后，强大起来，成了大国。于是，在历史上展开了一幕幕大国争霸的激烈场面。 今天的“诸侯”（县委书记一级）虽然还没有能量闹出他们祖辈“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动静，但其折腾出的场面也够小老百姓瞧的了。6月29日《南方都市报》“大肆卖警衔36名行贿警员获提拔”一文就告诉我们，茂名市公安局茂港分局原局长杨强在2007-2009年，他任茂名市公安局茂港分局局长期间，几乎将茂港公安分局各派出所所长、教导员、副所长及分局内等要职，均明码标价“出售”，共有36名民警花重金购买，此项获利345万多元。茂港境内的大小赌场，均由杨强同意才能开设，并按期缴纳“保护费”。面积仅420平方公里的茂港，纪委公布的资料显示曾先后出现39个赌场，遍布全区7个街镇，共上缴100多万元的“保护费”。杨强还利用手中权力，在办案过程中接受案件当事人以及嫌疑人家属的贿赂，违法帮疑犯办理取保候审。仅在茂名黑帮李振刚一案中，杨强就受贿43万元。身家过千万的杨强，在茂名、广州、佛山等地，炒房买楼；与人合股，从事钢材运输、煤炭贩卖；向人放高利贷等。事发后，纪委查获杨强的资产高达2000多万元。其“为官一任，诸侯一方”的神态，可谓俨然——也就因为手中还没有“军权”和“外交”权，不然，楚庄王“问鼎以大小”把戏，他应该也会玩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今天的政府不是“有限政府”，而是在党“一元化”领导下的“无限政府”。所谓“有限政府”是指：宪政有着亘古不变的核心本质，它是对政府（党）的法律限制。因此，宪政的要义就是“限政”，即控制国家，限制政府（党），约束官员。简言之，宪政就是要用宪法和法律来为政府（党）套上一个紧箍咒。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言：“一条永恒的经验是，任何掌权者都倾向于滥用权力，他会一直如此行事，直到受到限制。”依据有限政府原则，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即必须依法执政，可是，我们的县委书记（乃至各级地方书记）却是手握重权的一方“诸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一方“霸主”，县委书记成为权力腐败的高发群体，与其权力难受约束有关。 西方思想家对分权制衡原则早有论述。英国哲学家洛克认为：“对人类的弱点来说，权的诱惑是太大了，在同一人的手里既有立法之权，又有执法之权，就不免使他们不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法律。”在洛克的影响下，孟德斯鸠提出了完整的分权学说，他把政权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孟德斯鸠指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民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权力”，“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决私人犯罪或讼争权，则一切便都完了。” 可惜，这一切在我们这个日益“诸侯化”的国家中都无从谈起，于是我们只能无奈地看到：过去，我们是面临一个毛泽东；今天，我们却不得不面临2800多个“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