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进展至此，一方面说明中国社会在艰难中依然前行，公检法在政府组织下随便罗列几个罪名就把人关进监狱的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每一个 公民 在面对 公权力 的放肆时都会感受到痛，太痛了就不容易被糊弄。过去两天，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名律师，冒着 … 法治让 公民 有尊严的活在阳光下，关键在于法律不会让政府的决定比个人的 权利 更重要，这是一个启示，相信同为中国，法治发展的方向已经不言自明了。 信力建. 名博、教育家、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这是信孚的后花园，学术的集中区。 …
阅读更多来自: 一五一十部落头条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1年05月05日, 已有 2 人推荐 作者： 信力建 | 评论(24) | 标签: 时事观点 拉登终于死了，这一消息得到了拉登的娘家——基地组织的确认，他的死应该确证无疑了。奥巴马单方面宣布，许多人无厘头的视之为阴谋，现在钉上加了铆，不管奥巴马有什么花花肠子，本拉登是肯定被击毙了。联系到利比亚的卡扎菲，国际恐怖主义正在遭受国际社会最严厉的围剿和打击，这是美国及其盟友长期推行反恐战争的必然结果，无论推行恐怖主义的人是否以国家作为幌子，只要你用暴力的方法对付无辜平民，其下场注定逃不脱应有的惩罚。然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应该时刻保持警惕，恐怖主义绝不会因为拉登的倒下而迅速消失。 至少，在中国，一个本拉登倒下去，千千万万貌似本拉登的衣钵传人在网络上站了起来，沉痛悼念的有之，敬为英雄的有之，指桑骂槐的有之，这么多中国人把拉登当亲人偶像，比阿拉伯世界的反响还要热烈，令人产生强大的错觉：本拉登生前一定不是活跃在阿富汗的山沟里，而是在中国的高楼大厦之中，他在这里建立了很多基地组织，培养了无数恐怖主义的接班人，从而让中国一跃成为拉登、卡扎菲之后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否则，一个只会用行动宣传仇恨的人，其信仰完全游离于伊斯兰教义之外，与美国平民为敌，与欧洲平民为敌，与众多的阿拉伯国家包括他的祖国的平民为敌，这样一个十恶不赦之人如何能让这些个中国人如痴如醉，以至于可以完全忽视恐怖主义罪行、人类生存的底线？ 拉登的罪恶是显而易见的，不少人却把他当成弱者以示同情，恐怕是搞错了对象。任何人的死都应该得到人道的对待，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你能说一个一次性指挥杀死3000人以上，带给无数平民伤痛和阴霾的人是弱者？你见过这样冷血无情，心狠手辣的弱者？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本拉登发动的911，会有之后的阿富汗战争吗？你见过一个只为自己虚妄想法而不顾他人死活的弱者?如果本拉登是弱者，恐怕世界上再无恶棍。恐怖主义分子绝不是弱者，而是以屠杀弱者、牺牲他人换取政治资本的杀人犯，十足的好战分子。再说实力上的弱者是否就有权力动用暴力滥杀无辜呢？马加爵、药家鑫都有自己内心的不平与苦闷，难道籍此一点，你就有权力杀死无辜的人？你有权利指责并且控告你认为的不公，但是你没有权力剥夺他人的生命。滥杀无辜者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国内国际都是如此。 滥杀平民的罪行并不会因为本拉登的出发点而有丝毫，如果仅仅因为他以强大的美国为敌就获得同情乃至赞美，这只能证明许多中国人的思维逻辑仍然停留在非黑即白的极端主义之中。脆弱的地缘政治让中国人对美国没有好感，这个可以理解，国家之间因为现实利益的争夺，有竞争原属于常态，美国与欧盟之间也会因为具体问题发生冲突，比如说伊拉克战争，但是绝对不会不分青红皂白而仇视对方，除非仇恨的一方有着“血海深仇”般的记忆。 中国人民自1949年之后就一直接受与美国不共戴天的思想训练，最早的说法是：美国是资本主义，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定取代资本主义，中国要解放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这种屁股决定脑袋的想法注定把自己逼得走头无路，但是这样的一根筋思维直接导致中国卷进朝鲜战争的泥潭，从而与美国结下不必要的梁子。主义破产了，接下来的主流说法换成了美国是霸权主义，中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不接受霸权主义的领导的说辞，现实情况是无论你怎么渲染美帝霸权，第三世界国家却巴不得美国来领导，尤其是民主、人权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最新的纠结是，美国是民主模式，中国要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的模式，中国模式要与美国的民主划清界限。总之，在长期的思想顺化和选择性新闻的熏陶中，一些中国肉盾们本能反射的认为在中美两国必然处于两个对立的极端，所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成为了首要“真理”，而且不断把自己打扮成受压迫的一方，强迫自己的接受受虐待的推测，以此获得虚构正义的安慰。 过于嫉妒仇恨，或者过度的谄媚其实都是内心虚弱的表现，之所以本拉登会被中国的思想肉盾们选为最新的图腾，其实是同一种思想脉络谱写结果，我们翻开这个中国特色的“英雄”谱系，发现拉登之前有萨达姆，萨达姆之前有波尔布特，波尔布特前面有毛泽东，毛泽东之前有斯大林，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反美“小英雄”环绕期间，让人应接不暇，而拉登不过是一个被标记的符号而已，隐藏其下的是汹涌的二元分立主导下的不妥协。不管这种二元斗争，一方必然消灭另一方的逻辑以什么样的变种出现，其结果不是走向宽容坦诚、与人为善，而是善恶不分、决不妥协。正是没有合作，甚至是没有底线的斗争意识最终产生了极端恐怖主义。 据说，本拉登之所以走上极端反美的恐怖主义道路，是因为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大兵踏上了沙特阿拉伯的领土，这在拉登看来成了十恶不赦的罪行，并坚定的认为美国取代前苏联成为“伊斯兰世界新的恶魔”。拉登脑中简化的概念完全忽视了基本事实，美国大兵之所以踏上沙特的领土主要是为了打击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并得到了沙特王室的同意，这与拉登意念中的美国对伊斯兰的入侵毫不搭调。固然，不同文明之间具有异质性的冲突，不意味着相互之间只有冲突没有合作。亨廷顿提出了解决文明冲突三个原则：即避免原则、共同调解原则和共同性原则。所谓“避免原则”是指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共同调解原则”是指核心国家相互谈判抑制或制止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共同性原则”是指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亨廷顿认为，这样的努力不仅有助于减少各文明的冲突，而且有助于奠定全球不同文明交往的基础。而恐怖主义与人类文明的解决之道完全相反，拉登曾说，他毕生的目标就是使用暴力手段，将所有的美国人赶出伊斯兰世界，不管他是军人还是平民，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老人还是儿童。也就是说，他解决冲突方案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杀光对方，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概念越抽象越是贫乏，而拉登满脑子盘旋的都是抽象概念，这些概念脱离实际，只有斗争没有妥协当，非黑即白。正是非黑即白的认识产生了一切尖锐的斗争和极端恐怖主义。而经受革命与文革洗刷的中国人最吃的就是这一套，三十多年被刻意渲染的仇恨，再加上三十年思想启蒙的停滞不前，因此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与文明更远，与恐怖主义反倒更近。 拉登不死，他折腾世界；拉登的尸体被丢到海里喂鱼，还变相折磨中国。恐怖主义者是文明社会的公敌，中国政府不仅仅是表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大力推进公民教育，消除暴力革命和恐怖主义的思想温床，让国民回归文明理性。一旦那些幻想继承拉登遗志的肉盾们非要一意孤行，麻烦你们学好英语，学习如何把自己制成人肉炸弹，然后偷渡美国，别整天在网络上用中文对付自己同胞。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4 个评论 信力建的最新更新： 信孚要闻（5.5）——想入党，先捐款 / 2011-05-05 13:12 / 评论数( 4 ) 信孚电讯（5.5）——方式不转变，危机难走出 / 2011-05-05 13:11 / 评论数( 4 ) 1945年以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 2011-05-05 08:00 / 评论数( 15 ) 信孚电讯（5.4）——国民渴望免税 / 2011-05-04 12:25 / 评论数( 7 ) 信孚要闻5.4薄熙来：唱红，是对年轻一代负责 / 2011-05-04 12:21 / 评论数( 3 )
阅读更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趋于平静。不过，中國并未因此而太平，反而出现大批人员“非正常死亡”。所谓“非正常死亡”，指的是冻死、饿死、自杀、在战争中被杀、在斗争或刑讯中被打死、在监狱或劳改中被折磨死等情况。抗战胜利后，中國非正常死亡数字一直乏人统计，被我们这个自称注重历史的民族所忽略。 1945-1949：国共内战 到底有多少人在国共内战中死亡？根据大陆历史教科书的记载，解放軍一共“消灭”国民黨军队807万人，平民估计死亡300万人，合计1，100万人。这一数字来源于中國人民解放軍《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战绩总结公报》的统计。另据近年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野战军战史资料》统计，解放軍“歼灭”国军人数总计1065.8万。“消灭”和“歼灭”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是否包括受伤和被俘者，语焉不详。那么，不计国民黨军队消灭解放軍的数量，就有1100万至1400万中國军民在国共内战中遇难。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战史》记载，“据不完全统计，中國军民在战争中伤亡达２０００余万人（包括我军和国民黨军的伤亡）”。 内战不仅会直接造成平民伤亡，还会间接致人非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1949年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人口平均寿命则不足35岁。 1950-1951：镇反运动 所谓“镇反运动”就是“鎮壓反革命运动”。建国初期，新政权的权威尚未树立。土匪、特务，国民黨残留分子、恶霸、反动会道门和黨团分子威胁了新政权的存在。于是，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随后2年，镇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1950年12月，刘少奇曾有指示说，“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内，既已向我自新投诚，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即使过去负有血债，亦不应杀。”但是毛澤東将这个批示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以处以死刑”。毛澤東还为一些地方下达了杀人指标。他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在毛澤東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國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千人。 “镇反运动”按比例杀人，到底杀了多少人呢？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达到了毛澤東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毛澤東指示全面收缩。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中，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共黨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认为，“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澤東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1955-1957：肃反运动 “肃反运动”即“肃清反革命运动”，发端于 “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斗争胡风使人认识到：在黨政机关、革命团体、民主黨派内部隐藏有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随后肃清暗藏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展开。毛澤東划定了好人和坏人比例，他说，革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反革命分子一般“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在肃反运动中，就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肃反”。各单位如果达不到这一指标，就会被认为是“右倾”。 历时一年多的“肃反运动”成绩如何？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工作报告中说：全国规模的内部“肃反”在1800多万职员中开展，共查出10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混入黨内的有50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60名，混入共青团的3000多名。根据解密档案：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1957-1958：整风反右运动 所谓“整风反右运动”，是指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又掀起了“反右运动”。“整风”是共產黨的整风，“反右”是给黨内、黨外人士确定“右派”身份，并进行打击。 1956年，毛澤東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们自由发表意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黨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号召黨外人士进行“鸣放”，帮助共產黨整风。知识分子们便开始向黨和政府表达不满或提出改进意见。新闻界也刊出各种声音，运动进入 “大鸣大放”时期。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黨和政府的批评十分激烈、尖锐，为黨所不能忍。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黨内同志阅读。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据说是毛澤東亲笔写的社论，指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也有人认为，“引蛇出洞”、“阳谋”只是后来的托词。李志绥说：“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黨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反右运动”由此开始了。 究竟有多少人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分子”？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黨集团4127个。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根据1978年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全国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 根据上面数据：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 1958-1962：中國大饥荒 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1958年至1962年间，中國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以致大批人被饿死。一些学者研究气象日志后却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中國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非常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在中國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也从未发生过。“中國大饥荒”的另一个托词是苏联逼债，但是有谁曾出示苏联逼债的证据吗？恰恰相反，当中國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以后，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闻讯以后，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國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当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中國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中國事宜与中國协商。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國大使谈话以后，马上向毛汇报，但是，被毛一口回绝。毛说什么“哪怕把全中國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國黨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更加令人惊诧的是，中國在所谓“自然灾害”时期，不仅没有接受外国援助，反而进行大量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除对几内亚的援助外，1960年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國也决定援助15吨。张戎在《毛澤東：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國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中國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各方对此数据一直存在争议。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曾为此下达国家级课题，课题负责人蒋正华的计算结果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國饿死了1700多万人。这个数值已经是各方数据中很小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孙尚拱教授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数据建立统计模型，估算认为：截至1961年中國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约为4400万。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及其成因》一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重建了1959-1961年中國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他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國在1959-1961年中非正常死亡3250万人。著名黨史研究专家金冲在《二十世纪中國史纲》一书中，披露中國“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民众数量为3860万人。中國政法大学教授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当时周恩来让各个省市统计，统计完了以后把数字全部销毁，而且还亲自打电话一个个问，是不是都销毁了？这个材料只给两个人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澤東。这个材料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现在已经解密了，现在是可以讲的了”。3756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一块死的中國人是2900万”。根据2005年解密的《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人；1961年，全国各省市有173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7万人；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人。根据上面的数据，全国1958-1962四年中被饿死的总人数为3755.8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密数据中，少统计了1959年12个省区的数据，以各省饿死平均人数进行修正，1959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890万人。那么，全国在1958-1962四年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4165万。 今天，国内外的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中國大饥荒死亡数字为3700-4300万。 1966-1976：纹化大革命 毛澤東认为，社會主義社会仍然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争以及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此基础上，毛澤東发展出在无产階級專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他发动纹化大革命的思想依据。有人认为，毛澤東是要借助纹化大革命铲除异己，打击政治对手。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开始，1976年，毛澤東去世并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结束。 纹化大革命中，民族菁华，付之一炬。受迫害致死者有：陈寅恪、张东荪、顾准、李达、赵树理、施今墨、田汉、钱海岳、向达、杨端六、贺龙、刘少奇、陶铸、陶铸、陈克礼、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自杀身亡者有：熊十力、陈梦家、翦伯赞、刘绶松、吴晗、杨朔、老舍、李平心、黄绍竑、傅雷、刘盼遂、刘永济、罗广斌、邓拓、顾圣婴、沈知白、焦启源、上官云珠、严凤英、赵九章、叶以群、李立三、陈昌浩、万晓塘、阎红彦、周小舟等。文革中，凡有骨气的学者、政界人物，尽数折损；残存者基本学会了明哲保身、阿谀事上的生存之道。如果说，“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备受摧残，那么，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被消灭了。文革期间还提出了“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口号，他们威风凛凛地捣毁文物古迹，焚烧古典书籍，犯下了中华民族数千载未有之大罪。至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陷于不传之境。 文革期间，国家各职能部门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真实的死亡数据难于统计。有国外科学家依据国内出版的县志等资料，计算出1966-1971年间中國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据很小。R.J.Rummel教授在其专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中则认为，文革丧生者约为773万人。1980年鄧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國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上面，仅仅是摘取了历史的几个片段，把它们加起来，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在6000万到1亿之间。《维基百科》记载说，“有约600万犹太人因为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而被屠殺”。中國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仍然出现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人口规模的非正常死亡，使父老乡亲蒙难。这是为什么？ 来源：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dfab2b1e49e07d3e 作者:信力建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5-0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1945年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９·１１：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0) 追认前清政权为纳粹式政权的倡议书 (18) 追查杀害严凤英的刘万泉 (1) 近代国史漫谈 (0) 迈一小步要用１００年 (0) 质疑两炮论 (2) 贞观王朝因何成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0) 谈袁伟时教授对历史教科书的评论 (1) 试论明王朝对东北女真人的民族政策与其覆灭之关系 (15) 老三届人，别自恋了！ (0) 粪土当年郭沫若 (2) 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 (0) 神拳百年 (0) 知青血泪三十年 (2) 甲申再祭 (59) 清末的大论战与历史的重要启示 (0) 流动的百年时尚 (0) 法美矛盾的历史渊源 (0) 武士道的虚妄 (0) 武则天与慈禧太后 (1) 是谁烧了圆明园 (1) 明天你我就是“暴徒” (2) 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0) 我看《太平天国》 (0) 我为西安事变说几句真话 (3) 怎样看待汪精卫政府 (18) 忏悔，还是不忏悔？ (0)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粉饰历史 (2) 庚戍三十年祭 (0) 庚子百年祭 (0) 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 (3) 巴夏礼的膝盖与圆明园的大火 (0) 宋美龄：历史与神话之间的探寻 (0) 宋教仁——为宪法流血第一人 (5) 大跃进简史 (4) 大汉：世人永远景仰的国度 (0)
阅读更多makabaka.wang 发布于 2011-05-02 博客：浮云网–神马都是浮云！ 署名： 中国人一向会找借口——尤其是碰上出了大事后，那借口找得是无所不知无奇不有。譬如， 1958 年 -1960 年因“大跃进”而带来的大饥荒，直接导致死亡的准确数字应该是 4165.5 万人。对这以“人相食，要上史”的段时间，官方自然是借口多多。先是怪老天，说这三年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就是说不是政策制度有问题，是老天有问题。然而，事实却不不支持这一谎言： 专家研究了这三年的水文地质及气象资料，得出的结论是：这三年中国的自然条件属于中等偏上，基本上属于风调雨顺，老天怪不着。老天怪不着，于是又怪邻居，说是中国所以饿死这么多人，全是因为苏联赫鲁晓夫逼债，害的我们拿自己粮食去还债，结果自己人饿死了。然而，这又是事实么？ 首先，中国当时欠苏联的债无足轻重，不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死人事件。中国欠苏联债，主要是抗美援朝时欠下的—— 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苏联虽同意提供，却以援朝要“共同负担”为名，要求中苏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因财政困难无力马上付款， 1950 年 11 月周恩来同苏联扎哈罗夫总顾问议定，从中国入朝作战起，苏联以半价提供的武器算作苏联对华贷款。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 1961 年和 1962 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 1950 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 57.43 亿元人民币。那么，这笔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 ?1959 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 520 亿元， 1960 年则为 654 亿元。而且至 1960 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 33 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 23 亿元人民币。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实在算不得一个太大的数额。不足以导致全国性饥荒。 而且，更重要的是：苏联当时有没有逼债？ 历史事实是：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还主动提出帮助我们。 1961 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份 , 上半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 1961 年 2 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向中国提供当时苏联最先进的米格 -21 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成为苏联最后向中国提供的一次军事援助。同年 2 月 27 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 100 万吨粮食和 50 万吨古巴糖。然而，面对这一姿态， 1961 年 3 月 8 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大使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 提出愿向中国借粮后， 3 月间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 10 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同年 4 月 8 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专门接见了中国对外贸易部的正副部长叶季壮、李强，又谈到可推迟还债。随后两国发表的公报称：“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 1960 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 8 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 1964-1967 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对此， 1961 年 4 月 10 日，《人民日报》曾以专文对苏联表示感谢说：“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 1960 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 ——可见，当时苏联不仅没有逼债，反而主动帮助我们度过难关。 然而，因为意识形态的争论，中苏关系此时出现紧张：早在 1959 年中苏领导人出现了一系列争吵，尤其是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庐山会议出现的党内争议也被怀疑与之有关，两党关系趋向恶化。 1960 年 6 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又出现激烈争执，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于同年 7 月 16 日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并违反合同停止供应许多建设项目的设备。 61 年底，中苏双方又因如何对待阿尔巴尼亚问题而出现公开分歧。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从这年的年末起，毛泽东有几个月不吃肉，以表示带头共度难关。就这么着，在人家没有要债的情况下，中国人自己主动还了这笔债。 值得一提的是：这笔还债跟大饥荒基本上没有内在关系，这不仅因为这笔还债数目在国家年财政支出中比例很小，而且根据当时的中苏联合公报也说明中国还债并非是用粮食，而是“供应苏联有色金属矿砂、锡、水银、铅、生铁、水泥、桐油、化工品、羊毛、生丝、茶叶、呢绒和绸缎、缝制品和针织品，以及其他工业品和手工艺品”。新疆出产的重要矿藏，便担负了对苏还债的半数款项， 60 年代初中国出现的饥荒可以说与对苏还债并无多大关系。 把因为自己政策和体制失误造成的大饥荒归咎于根本不存在的苏联逼债，这种愚民政策可以欺骗大多数人于一时少数人于永远，却无法欺骗大多数人与永远。 （来源：信力建搜狐博客） 苏联向我们逼过债吗？ 本文来自 浮云网–神马都是浮云！ 订阅用户如果看不到视频，烦请移步至网站阅读！ 阅读全文 发表评论 关注作者 © 2007-2010 我烧网 . 我烧网的全部内容均由博客作者自行发布，不代表我烧网立场。复制、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阅读更多民主不是一个绝对好的制度，仅仅是一个不那么坏的制度，所以民主从来不是理想者的首选。不选择它的人有种种理由，而且会很容易找出民主的缺陷，比方说，柏拉图在目睹雅典城邦的公民通过民主决议判处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死刑后，就对雅典那种靠多数人决定的 …. 所以，这样的政府没有能力与国民为敌，小布什不行、奥巴马也不行，他们必须看公民的脸色，争夺公民的选票才能换来短暂的执政机会。没有高人一等的公仆破坏民主、践踏人权，国民实现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真正平等，因此开放的民主制度没有敌人。谁是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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