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作者： 信力建   最近发生的中日钓鱼岛事件，足以看出日本是个为了他国领土无所不为的国度，中国跟这样的国家打交道当十分小心才是。这不禁让人想起半个多世纪前因为跟日本打交道不慎而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汪精卫。 汪精卫因为抗战期间和日，组织南京伪政府，是盖棺论定的汉奸了。然而，真正的知人论世恐怕还不能得个结论就行，得看看这结论是怎么出来的，其过程如何，在做此选择时所依据的有没有道理……等等。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汪精卫当初做出和日决定的客观条件。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汪精卫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个和日派，七七事变后，汪精卫发表讲话说：“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其抗战的调子并不比蒋介石低。然而，毕竟形势比人强：随即展开的长城抗战与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一败涂地——尤其是 1937年8月13日的淞沪会战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载此次会战：“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当时，中国抵抗的军队分三路：右路军辖第八、第十集团军；中路军辖第九、第二十一集团军；左路军辖第十九、第十五集团军，另直辖部队9个师，总计参战军队约50个师，70万人左右，系国军精锐。冯玉祥、顾祝同、张治中等均负指挥责任。参战日军共9个师团和2个旅团30万余人。然而结果让人震惊：仅以其中最精锐的第98师为例，在仅仅18天的作战中，伤亡达4960人，几乎占全师兵力的62%；阵亡的营级以下军官约200人。陶峙岳为师长的第8师并非中央嫡系部队，进入淞沪前线时，其装备甚至仍以19世纪20年代的汉阳造步枪为主，全师根本没0重型武器。第8师参战近3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余人减员至700人。在蕰藻浜战场，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个连在10分钟内就全部阵亡！坚守三月后不得不全线撤退。此役，中国军队伤亡达25万人，日军仅为4万余人。面对如此不对称结果，人人都会产生“再打下去会怎样？”李宗仁回忆，1937年10月，他去拜访汪精卫时，汪曾一再问他：“你看这个仗，能够打下去吗？”据当时在其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汪精卫每当谈及抗战之事，总是“摇头叹息”说：“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当时，国民政府也不是没有寻求其他帮助，然而，首先是英美摇头：蒋介石在抗战爆发不久就在上海主动向日本驻扎上海的海军陆战队进攻，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上海这个国际城市陷于战火而引起英美法各国列强的干涉。但英美法对中日战争的反应意外的冷淡，英法忙于对付欧洲的希特勒，已无暇顾及远东事务，而美国的民众正处于严重的孤立主义中，不愿卷入外国的纷争。不得已，他们又把目光投向苏联， 1937年8月2日蒋介石召见苏联大师鲍格莫洛夫，请求苏联给与全面的军事援助，苏联方面答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要求首先在两国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互不侵犯条约”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国承认以前被沙皇俄国侵占的领土，不再向苏联提起领土要求。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字。条约签了，在出兵问题上，斯大林却含糊其词。11月11日，斯大林在召见中国特使杨杰时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同情中国的抗战，如果苏联出兵，中国就会在世界上失去道义的支持。现在中国在军事上还有很大余地，万一中国军队实在坚持不住时，苏联再出兵也不迟”。1937年11月30日，蒋介石亲自向斯大林发电报，要求苏联表态是否同意出兵，斯大林最后说∶“如果签署九国条约的国家共同出兵制裁日本的话，苏联就出兵。如果苏联单独出兵的话，世界舆论就会把苏联看成是趁火打劫的侵略者”，拒绝了蒋介石直接出兵的要求。 在喊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情况下，汪精卫把目光投向日方——他当时的想法是“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与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他的想法是：鉴于中国抗战难以取胜，不如早和，以争取主动，免遭更大的损失。当时的情况是，东北早已为关东军所据，成立“满洲国”；蒙古建立了独立的亲日政权 ；华北经过“特殊化”自治阶段，亦被日军占领 ；华东、华中和华南，除长沙以外的几乎所有大城市皆沦为敌手 ；中国的海上通道全部被封锁 ；国军精锐部队在抗战初始就已经将老本拼光，中国军队无论从装备、素质、供养等方面皆远不及日军，中国正规士兵对日本兵的战斗力是三敌一 ；国共两党既合作又矛盾重重，暗伏着将来决一死战的危局 ；苏俄及西方自由世界对中日战争持观望态度，英美各国即使参战，似乎也难以抵挡穷凶极恶的日军攻势，中国是孤立无援地对付日本 ；中国社会结构涣散，国库空虚，前清及军阀混战时欠下的大量赔款、债务无力偿还，经济随时可能崩溃。这种情形，正如台湾历史学家黎东方所言“它很像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与一个羽量级拳师比赛……这次的战争，中国不能打，也不应该打。但是，却不能不打，由于被日本逼迫得别无选择。” 事实上，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是：战争盘棋正在由赌本雄厚趾高气扬的三庄家操纵：一方是“美”“苏”，另一方是方是“日”。从物力而言，自然是“美”的同占优势。在军事上则“苏”亦不差。然而，从气势和锐利而言，则“日”可谓锋芒毕露，一马当先。于是，国内的各派政治势力就纷纷下注：蒋介石咬定山姆大叔，颠沛比喻是流离必于是——最后，因为日本军阀昏了头，在珍珠港向美国丢炸弹，最后被老美打得丢盔弃甲，老蒋因此翻盘。而毛泽东则投注苏俄，虽然没得到什么直接好处，但战后却在与国民党的东北之争上得到苏联援助，获得大批军械，从而问鼎中原。最惨的当然是把宝押在日本的汪精卫了——日本战败投降，汪精卫自然也就“汉奸”收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本来这就是一场赌博，很多时候取胜不在于袋里的钱多少，而是气势和运气——如果“日”的将领们少犯一些错误，如果“美”“苏”的将领们多犯一些错误，二次大战的胜者就是“日德”一方。中国因为本钱少，根本没资格坐庄，只能在一旁押宝——当然，从稳妥的角度讲，中国该押赌本大的“美”“苏”，可问题是人家接不接受你的押宝。再说，在中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英法美”和“德意日”阵营正处于紧张的对峙中，当时人们根本无法预测哪个阵营会取胜。因而，最后的结果就是：蒋介石赌“英法美”取胜，坚持抗日战争；汪精卫赌“德意日”取胜，主张对日讲和。如果我们不以“胜者王侯败者贼” 的历史观来评判汪精卫的话，或许只能说汪精卫押错了宝。但是，如果二战的结果是“德意日”阵营取胜的话，中国如果站在“英法美”阵营一边，就不可避免要作为战败国受到割地赔款的惨烈制裁，那时中国可能真要被并入日本的一个省，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就要划上休止符了。如果趁早与日本讲和，中国就可以避免成为战败国的割地赔款苛刻制裁，还可以让中华文化苟延残喘下去。这就是汪精卫一派对日讲和的想法和目的。 当然，历史证明汪精卫是押错了，对此，汪本人也不是没有预感——其部属梅思平就曾有言：“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陈公博也打电报劝谏汪精卫。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他对老蒋说“君为其易，我为其难”。 历史学家李零在分析在分析“汉奸”吴三桂是怎么做上“汉奸”时，有云：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三桂别无选择又必须选择。事实上，但凡人能想到的他都一一试过。最初，闯围京师，崇祯决定弃宁远而召吴入卫（“安内而后攘外”，他卷甲赴关，事已后期，想救明而明已亡。接着，他也考虑过投降李自成，但农民军穷疯恨极，入城后到处抓捕拷打明降官，专以抢掠金帛女人为事，令他望而却步。当他得知老父遭刑讯，爱妾被霸占，亲属备受凌辱之后，只好断息此念。然后，死他也想过，但被众将吏劝阻。对道学家来讲，自杀不但是保存名节之上策，还兼有正气浩然的美感，但对一个统率三军的将帅来说，却往往是不负责的表现。只是在所有的路都走不通，并且面临李自成大军叩关的千钧一发之际，他才决定接引清兵。情况更复杂的是，据学者考证，即使吴三桂的接引清兵在初也并不是降清而只是联清。现在我们知道，他在威远台与满人盟誓，完全是效申包胥救楚，实际上只是以明不能有的京畿地区换取清出兵平闯，达成分河而治的南北朝局面。这与南明弘光政权的立场其实完全一致，也是“阶级仇”超过“民族恨”，“安内”胜于“攘外”。因此以王朝的正统观念来看，非但无可指责，还受到普遍赞扬，以为“克复神京，功在唐郭（子仪）、李（光弼）之上”，是一位了不起的救国大英雄。此言用在汪精卫头上，可谓虽不中亦不远矣！ 总之，汪精卫和日，历史证明是错了，可这错自有其国内的国际的，历史的现实的复杂原因，我们对此恐怕也当给予相当的“同情理解”。陈寅恪有挽汪精卫的“阜昌”诗云“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此种态度最为公允。

作者： 信力建   从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的发展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是对中国教育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泱泱大国”竟然被看不起的小国所打败，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刺激了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日本，缘何“昔日之蓝，不如今日之青；昔日之师傅，不如今日之弟子”。 后来他们发现日本早期派遣的大量留学生对日本的富强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也必须仿效。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由此，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这其中读师范、学教育的占相当大的比重。 培养大批教育人才 据统计，“1903年4—10月，共毕业175人(不包括入其他学校继续深造者)，其中读师范者71人，占40.6％；1903年10月至1904年4月，共毕业124人，其中读师范者86人，占69.3％；1904年5月至11月，毕业165人，其中读师范者37人，占22.4％。”这些学生在日本学习教育、心理、教授法、管理法等课程，回国后，被迅速投入到学校的行政管理和师资队伍中。 十年间，留学日本蔚为风气，极盛一时，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前所未有。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留学日本。这么多的人数，可谓是当时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而这些留学生也集中了当时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等等。这些人对中国社会后来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1907年政府规定，凡官费留学生回国后，皆须充当专门教员五年，以尽义务；在义务期未满之前，不得调用派充其他差使。这使得大部分留日学生无论是学工、学农、还是攻医、读经济，归国后都首先从事教育工作。全国各地各级各类学校，出现了一个数量比较可观、分布十分广泛的留日学生群体，他们对中国的教育影响深远。留日学生中曾经担任过民国教育部长的有：范源濂、黄炎培、汤化龙、汪大燮、汤尔和、黄郛、章士钊等。此外，各省教育司官员也多为留日学生，如沈钧如(浙江教育司司长)、计宗型(浙江省视学、浙江教育厅长)，胡家祺(山东教育司司长、教育部秘书)、李元鼎(陕西教育司司长)等。 加速女子教育的发展 据统计，1878年(明治10年)，全日本有1 866名女教师，575 112名女学生。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女子教育却仍然停滞在“足不出户”的闺阁教育的水平上，只有男孩才可以进入学堂接受教育。 而大批留学生通过自己在日本的亲身经历，所见所感，从日本的教育中得到启示：国家是由一个个国民个体组成的，国民“人人当受教育”。 1902年，政府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吴汝纶回国后，将日本女子教育发达的情况写入了《东游丛录》，对当时中国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06年，提学使张骞、李宗棠及各省提学使赴日考察学务，并召开了一个由中日双方共同参加的讨论会，会议深入讨论了中国提学使们提出的有关中国教育问题，中心议题是中国教育的普及，日本学者们的意见集中于四个方面：第一是强制推行；第二是培养师资；第三是提倡女学；第四是统一国语。 到了1907年《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女子学校的建立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虽然在这两个章程中女子教育只是被限定在小学和师范这两个有限的范围内，但是，它却使得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有章可循，也有了法律上的保障。其后，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提升了女子教育的层次，开始将女子普通中等教育纳入学制，从此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便纳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最后，1922年的《壬戌学制》不再以性别划分，从而使女子教育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癸卯学制 1904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持拟定的一系列学制文件，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由政府颁布并第一次得到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 “癸卯学制“规定的学校体系完全参照1900年日本的学校制度模式，由低到高分为七级，而且每一所高等学堂内部的规章制度、课程设置、甚至房屋式样、学舍间数也参考了日本的样式。如，两江师范学堂设立前，总教习缪荃孙专门赴日考察，归国后主持设立的两江师范学堂的教学内容及形式，都仿自日本，课程除伦理学、经学、修身、历史等课外，其余均参照日本师范学校所设课程而行。 教材大都源自日本 1902年1月10日,清廷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管理京师大学堂。当时教科书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因此大量学堂建立后，能供学生使用的教科书非常短缺。 因此，为解燃眉之急，当时采取了三种途径加以解决：第一，直接翻译日本大学使用的教材。1900年成立了译书汇编社，先后将日本当时大学使用的教材翻译后，编辑为单行本发行，如《国家学原理》(高田旱苗著、稽镜译)、《文明之概论》(福泽渝吉著)等；第二，由来华任教的日本教习编写教科书，如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编写的《万国史讲义》等教材；第三是由中国教习依据日本教科书的观点、体系改编，如1905年两江师范学堂教育课教师张子和，根据日本松木孝次郎及松浦的《教育学》著作编写的《大教育学》一书，作为学生的讲义。“这三条途径殊途同源，可以看出，清末我国高等学校的教科书主要取自日本。 总之，近代中国的教育，无论教育制度、管理规章、教科书等，无不受到日本的影响。但模仿的代价往往是受制于人。但在客观上，日本成为了现代文明进入中国的最重要的中转站，留学日本对中国近代等教育的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参考资料 读书人：《浅析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日本因素》

作者： 信力建   转眼又是中秋到，今年难得中秋国庆两大节日连着过，中国人向来重视节日，家人团圆，朋友聚首，游山玩水赏花赏月，虽有国内国际风云变幻，节日气氛只浓不淡，风云于我何加焉。 趁此长假，我也没闲着，携集团一众管理层即将启程出国考察游历，这个中秋只能在美利坚赏月，向各位网友遥送“秋波”了。“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人虽远赴万里之外，祝福却不忘提前送达。哈，这是必须的！祝各位网友双节快乐，阖家幸福！ 犹记得2010年中秋前夕，我的凤凰博客点击量刚突破三千万，那时距开通博客两年多一点，欣欣然写了一篇《常识的航船从这里起锚》，立志把博客做成一个让常识得以广泛传播，思想自由交流，信息无碍传递的平台。而今两年后的又一个中秋，我的凤凰博客点击量已达到了２.２４亿多，在众多网友的大力支持下，实现了一个很大的跨越。新浪、搜狐、网易、腾讯、一五一十部落等的博客虽开博时间不一但也大多有了千万或数百万的点击量。 这数目庞大的点击量，让我甚感珍贵和欣慰，因为有这么多网友愿意从芸芸众网站博客中来到这里驻足探望，不管是长期阅读者，还是飘然路过者，我觉得每一份认同都是动力，每一份质疑都是鞭策，众多的留言和评论虽无暇一一回复，但都有仔细看过，除了无理谩骂、恶意侮辱概不欢迎之外，观点不同可以包容，支持鼓励心怀安慰，批评建议虚心接受。博客就好比是我的一亩三分地，地方不大，出品繁多，这块辛勤耕耘的自留地里的果实，我极乐意与人分享，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教育的，国内的，国外的，欢迎有志之士随兴撷取，如能使网友们能从中增长见识，获取常识，探寻普世价值，重建精神信仰，并能与更多的朋友分享与传播，那么我一切的投入都是值得的，我将继续乐此不疲。 记得去年中秋与共识网创办人周志兴先生一起做了一个访谈，当时讨论的主题是“企业家的责任”，我说：改变中国，官员是一种力量，学者是一种力量，企业家也是一种力量。我在此还想补充，其实还有一股巨大的力量，便是网络的力量，蓬勃壮大、逐渐成熟、追求真相和普世价值的网民们能拧成一股巨大无比的力量。 颇感欣慰的是，这原本并不起眼的个人博客已从最初只是想自娱自乐一番，到有了明确的目标——把它办成一份网络杂志，一个网络社区大学，到现在正努力朝着目标迈进，这亦是我个人从中体味的最大快乐。 借此佳节传递祝福之际，想特别致谢： 感谢关注我博客的所有朋友，不管是铁杆支持者，还是到此一游者，谢谢你们关注、评论和留言，如果你觉得这个博客不错，请你告诉你的朋友；如果你觉得有地方需要改善，请你告诉我。 感谢指出错漏、提出质疑的朋友。一些朋友阅读时非常细心地提出了博文中一些错别字和语句问题，谢谢指出，以后定会更加注意。有的朋友对一些博文中史料或观点提出质疑或不同看法、见解，如：一位凤凰网友说“圆明园是英法联军烧的，不是八国联军，前后差了40年呢”，首先感谢这位叫“棠棣”的网友的评论，但在此我亦想说明，圆明园遭首次洗劫确是英法联军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所为，但我提及的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圆明园又一次遭洗劫，所以并非史料的谬误，特在此做出回应。还有很多网友提出了很好的看法，五一十部落的一位网友对我《容易被“刍狗”的大众》一文中“刍狗”一说有很好的见解，令人钦佩。“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非常欢迎大家提供精确史料的查证和更多新颖、有理有据的观点，大家交流，互有增进，让博客也成为开放的、自由讨论的平台。 感谢凤凰网和博报小编提供了如此宽广和优质的平台，以及对我大力的支持。 最后也谢谢在我博客里积极活跃的五毛们，你们的攻诘我权当一种修炼，地藏王菩萨道：“地狱不清，誓不成佛”，亦是一种逆向的动力。同时，我也发现不少五毛兄变得比以前文明多了，实乃可喜可贺。 特告大家，国庆期间我的博客会一如既往持续更新，各位网友赏花赏月之机亦可赏博文，如觉得不错，请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最后，再祝大家节日快乐，一切顺意，国泰民安，万事大吉！

作者： 信力建   中国是一个倡导主旋律的国家。主旋律的作用是引领舆论、塑造光明，指引人们抬头仰望光荣、伟大。前些天，中国百余城市举行保钓大游行奏响了2012年主旋律的最强音。在这一美妙的爱国主义乐章中，爱国者叮叮当当地砸毁了国人的日系汽车、打劫了日本餐馆、哄抢了日本商店，日本帝国主义受到极大震慑。偏偏有人不愿在爱国激情中迷狂，万人独醉他独醒，发表了一些理性思考的声音，岂料这些“唱反调”的人立即就成为爱国者眼中的“汉奸”、“卖国贼”，几乎成为“人民群众”要镇压的对象了。 一个抛弃自身文化传统的民族，必然会陷入偏执与蒙昧。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经历了无数个运动，彻底摧毁了传统文化，如“土地改革”、“反右”、“破四旧”、“移风易俗”、“文化大革命”、“反对封建迷信”等等。现在中华传统文化已基本在大陆绝种，极端和异端思想支配了古老的民族。追求和谐、富于包容性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公元前约500年，晏子就提出应该容纳不同的观点，把异见作为能否成事的重要因素。他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这种行事方式，晏婴称之为“和”，如果君所谓可，臣亦日可，君所谓否，臣亦日否，那就不是“和”而是“同”了。后来，孔子发挥了晏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显然，“和”与“同”不仅代表两种不同的人，也代表君子之国与小人之国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 所谓和谐，就是要包容不同的东西。道家创始人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万事万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因素，冲突的双方相互涌动、激荡正是事物实现和谐、统一的内在机制。如果片面追求某一方面，就不能得到善的结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只有懂得万物和谐的道理，才称得上有智慧。《周易》特别重视阴阳和谐与平衡，提出“保合太和”、“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思想。按张载的诠释，“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可见，“和谐”的前提是承认差别和对立。 《周易》中有两个奇怪的卦象。一个是“泰”卦，它的卦象是，上面三个断横，下面三横，代表上为坤（地），下为乾（天）。本来，这违背了自然界的实际情形，但卦辞却是“小往大来，吉亨”，大吉大利。另一个是“否”卦，它的卦象与“泰”卦正好相反，乾上坤下，卦辞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不吉利。何以有如此颠倒的解释？在易经系统中，乾属阳，阳轻清而升，坤属阴，阴重浊而降。阴阳相交，万物化生，当然吉利；阴阳不合，万物不通，自然就凶险。也就是说，古人认为只有和谐、融合不同的因素，事物才能有所发展。西周末年太史伯阳父也曾提出一个类似的命题，“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主旋律不允许出现任何“杂音”，更不准“唱反调”。据中国历史教科书记载，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一个新中国。新中国之“新”在于它与以往任何社会都不同，它不再是一个包容性的社会，而是主旋律社会。按照社会发展进程，建国60余年可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十年，它的主旋律是“革命”，没收国民资本，赶跑国外投资，对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然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三十年，它的主旋律是“经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进行国企改革、放开市场交易，重新请回外资，培育市场经济，最终加入WTO。前、后两个三十年，中国社会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当然，主旋律怎么唱，老百姓就要怎么跟着走，异见是不被允许的。如刘少奇在革命运动中要搞点经济，己巳年有人要求反腐败和民主权利，无一不被主旋律的强音所埋没。 革命主旋律奏响于1949-1976年，表现为一连串的运动。据胡甫臣统计，建国不到30年间，中国就掀起了52次运动。一般来说，新朝代刚刚建立，是要大赦天下、安抚人心和休养生息，但新中国采取了全“新”的方式，先后发动了“清匪反霸运动”、“镇反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运动。这些运动以清除民国残余力量、消灭异己力量为主要特点。其中，仅“镇反运动”以革命的名义捕杀反革命分子71.2万人，“土地改革运动”又杀地主200万人。虽然杀了这么多人，红色政权还是不能放心，认为在党政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内部都混有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思想无处不在，因此又发动了“肃反运动”、“整风运动”、“反右运动”。在“肃反运动”中，全国共抓捕21.4万人，死亡5.3万人；在“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全国有317万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者被剥夺了自由思想的权利，不再有人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对异见的打压，实际成为1958-1962年中国大饥荒致3700万人无辜死亡的重要因素之一。1962 年9 月，八届十中全会认为，中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指出，革命和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为防止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给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浩劫持续了10年，直到毛泽东去世，浩劫才结束。 经济主旋律奏响于1977-2004年，表现为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文革末期，中国的国民经济实际已经崩溃，广大老百姓处于温饱线以下，有的家庭一家人只能穿一条裤子。全国性的改革势在必行。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正式终结了毛时代的“革命”主题。这以后，中国老百姓再也不用担心无辜遭受迫害或丧失生命，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迈开了中国社会走向文明的第一步。经济主旋律并非完美无暇的乐章，由于它排斥不同意见和声音，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其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后，有人提出反腐败和民主化的诉求，遭受失败，造成了权贵资本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其二，经济主旋律是一种“唯物”主义，一味引导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其最终后果只能是形成类似霍布斯人对人是狼的社会。在这个国家，人们不能欣赏艺术的美，不能遵循人与人相敬相爱的道德，不能享有追求真理的自由。这样的国家注定永远无法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2004年9月，胡温政府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和谐社会”本应是一个富于包容性的社会，一个各种力量都能为国家做出自身贡献的社会。中国社会距离这样的目标实际还很远，某些部门甚至以“和谐”的名义清除不同的声音、压制人民的合理诉求。不过“和谐社会”口号提出以来，中国社会还是取得了不少难能可贵的进步，如媒体舆论自由度较为宽松、台海关系走向缓和、私有财产权入宪和通过《物权法》、废止收容遣送制度、自由迁徙权逐步实现、民间社会逐渐形成等。 “和谐”源自中国哲学的古老思想。古人认为，实现和谐的途径是发扬德性。《尚书》记载说，尧帝能弘扬美好的德性，使家族亲睦，万邦祥和。对于古人而言，德性就是依从礼法行事。现代社会已不同于古代社会，要实现民族的复兴，可以借鉴先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讲法。一方面守住传统文化的精神和道德价值，另一方面用西方民主制度补救和替代陈旧过时的“礼法”制度。这也算是“吸收外来输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