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兰

2011年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得主、中国人权活动家倪玉兰的女儿董璇被禁止离开中国。董璇是在北京国际机场欲登机前往荷兰代其在狱中的母亲接受郁金香奖时被警方带走的，目前受到软禁。 荷兰外交大臣罗森塔尔已召见中国驻海牙大使要求解释。罗森塔尔称，荷兰驻北京大使将要求中国当局作出说明。 董璇今年27岁，是倪玉兰和董继勤的女儿。她原定于昨天从北京起飞，经由香港，飞往荷兰，参加1月31日的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的颁奖典礼，替母亲倪玉兰领奖。倪玉兰目前正在中国受审。但董璇在北京机场被警方带走。 无法离开北京 董璇说，昨天早上6点多，警察就来敲门并一直跟踪到北京机场，当她换了登记牌后，跟踪的警察联系了机场的一个警察，把她抓到机场派出所。下午一点多，西城分局的警察就又将她带到厂桥派出所，直到晚上7点才放她回家。 董璇说，警方不让她上飞机，也没有给任何理由，并明确说：“你今儿就走不成”。西城分局的警察也说：“你就不能出北京，我们会派人24小时跟着你”。 董璇说：“我这次的最终目的地也是给我母亲领奖，但是现在看来去不成了。他们都不让我离开北京。” 澄清 荷兰民主66党（D66）领袖佩赫托德（Alexander Pechtold）早于本周三就要求罗森塔尔就倪玉兰女儿董璇在北京国际机场被捕的媒体报道作出澄清。 去年，应倪玉兰最亲近的家人的要求，罗森塔尔比往常推迟宣布了倪玉兰获奖的消息。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通常都是于每年的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这一天颁发。 空椅子 负责甄选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得主的独立评委会的主席Cisca Dresselhuys称，罗森塔尔于周三告知她董璇被捕的消息。Dresselhuys女士表示，她对此深感震惊，但颁奖仪式将按原计划进行，即使她将不得不“对着一张空椅子说话。” 该奖评委会一直都会考虑将该奖颁给一位异见人士是否将促进他的事业还是会带给他危险。在此次情况下，评委会先咨询了倪玉兰的亲属和律师，然后才决定她应该被授予该奖。 “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实际上就做了中国政府希望你做的事：对异见人士保持沉默，” Dresselhuys表示。 杰出贡献 自2008年起，荷兰就将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颁发给对争取人权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作为一名律师，倪玉兰给那些强行拆迁的受害者提供法律辩护。  

为了推动改善国际人权状况，由荷兰政府2008设立的“郁金香人权捍卫奖”2011年颁发给正在监狱中的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倪玉兰女士。 “郁金香人权捍卫奖”是荷兰政府从二零零八年开始设立颁发的、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一项奖项。由于世界上对人权的侵犯不断地发生，并且常常到非常可怕残酷的地步，为此荷兰政府决定把人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从二零零八年开始设立“郁金香国际人权捍卫奖”，由外交部颁发。   荷兰政府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的改善不仅需要外部影响，真正的变化来自内部，当地人权维护者的努力。荷兰政府希望通过“郁金香人权捍卫奖”强调它对维护人权以及支持维护人权活动家的承诺。   记者获悉，2011年的“郁金香人权捍卫奖”将颁发给中国北京正在监狱中的维权律师倪玉兰女士，推动该奖提名的是英国的“全球基督徒联盟”和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为此，记者采访了不久前访问过欧洲的“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   傅希秋牧师对记者说，“我们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和英国的伙伴机构全球基督徒联盟，一道在今年五月份就开始为倪玉兰律师对中国的维权，尤其是法律维权，为弱势群体的维权做出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提名她作为二零一一年度荷兰的‘郁金香人权捍卫奖’获奖人。   五月份我们开始准备很多的文件，填写各种表格。同时我们也回答了评委会的专业人员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因为这个奖项是面向全球性人权护卫者的，很多国家都在提名，所以竞争比较激烈。去年二〇一〇年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试图提名过。”   傅希秋牧师说，伴随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今年以来在中国民众的维权活动中出现了很多勇敢的维权律师，“倪玉兰律师是他们当中受到残酷迫害的一个代表。她过去已经被抓捕两次。在被抓捕期间受到酷刑折磨而残疾。出来之后，仍然没有放弃，他们两个人的房子被强拆，成为无家可归的北京人，并以所谓的扰乱社会秩序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今年第三次被抓捕。”   对于这个奖的评选，和为什么会选在十二月二十二号公布这个奖，傅希秋牧师说，“九月份我在访问英国和荷兰期间就收到荷兰政府的的电话和电邮，特别希望了解怎样通知家属的问题。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和倪玉兰的家属和她的法律代表联系。十一月份郁金香独立的评选委员会通过投票决定把这个奖项授予倪玉兰律师。因为在十一月下旬的时候，有可能倪玉兰的案子面临开庭，因此荷兰政府就暂缓宣布，直到十二月二十二号荷兰外交部才正式公布。颁奖仪式应该是在明年年初。”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青年时代的倪玉兰。 http://day.fyfz.cn 如今五十有余的倪玉兰原本可以像许多人一样，有体面风光的事业，有安逸舒适的生活。她1960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年毕业于法律专业，母亲则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她本人1978年考入北京语言学院，在中文系获得本科学位之后，她又在中国政法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1986年起，她开始从事律师工作，曾在中国国际贸易总公司担任法律顾问，在正义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直到2001年。但是，北京争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 奥运北京的“江姐” 2001年，伴随奥运工程的启动，北京以城市改建为由的强拆工程更加变本加厉。越来越多的民宅在当事人权利没有任何法律框架保护的情况下，被强行铲平。身为律师的倪玉兰开始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为这些拆迁户维护权利。2002年4月，邻居赵家的房屋变成了强拆队伍的工地，倪玉兰和许多同情者前往声援。有心的她同时用照相机在拆迁现场外拍摄。而这也恰恰成为她此后被指控妨碍公务的依据，她是当时众多声援者中唯一被警方带走的人，而且，这次原本为10天的行政拘留演变成正式逮捕。同年11月，北京西城区法院以“妨碍公务”罪宣判她有期徒刑一年，并同时吊销了她的律师执照。 此时的倪玉兰已经被殴打致残。控方提出的罪证之一是她在被拘押期间大喊大叫。倪玉兰后来解释说，她当时“大喊大叫”是因为被殴打时疼痛难忍。她是被抬着送进拘留所的。疼痛之中，她想到了小说《红岩》里的江姐。她回忆说，她当时忍受的折磨比江姐在渣滓洞受到的酷刑还要惨！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她如今双腿已经无法独立行走，生活失去自理。 但是，她的磨难并没有因此停止。2003年7月，她获释出狱后，开始不懈地上访，陈诉不公正的遭遇。她不能理解，为什么以法律维护自己权利，却要面对殴打和关押，而违法侵权者却逍遥法外。此前的维权律师也成了中国不计其数的上访者中的一员。不过，她不是普通的上访者，她为自己伸冤的同时，没有忘记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向其他的访民提供帮助，为身边的强拆受害者出主意，想对策。身在狱外的倪玉兰其实并不自由。据她自己的统计，2004年至2006年间，她被反复看押的时间累计长达593天。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她后来在自己的推特上写道：“我求饶过一次。仅仅一次，在他们第一次毒打我的时候，但他们说‘晚了’。那我只能作‘江姐’了，那是他们逼的。” 2008年，北京即将以奥运向世界展示中国经济成果的那一年，倪玉兰在北京新街口的住宅多次成为强拆的目标。双腿残疾、无法行走的她不仅被警方带走，而且随后还被指控“踢伤”了执行公务的警员，于同年4月再次被以“妨碍公务罪”正式逮捕。8个月后，北京奥运会的辉煌已经落幕，她在没有任何律师出庭的情况下，被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而法庭始终没有播放作为指控罪名证据的光盘。几个月后，北京第一中级法院拒绝律师提出的开庭要求，于2009年3月，二审闭门宣判维持一审判决。这两年的刑期间，身体残疾的倪玉兰不仅因为不肯认罪而常常被处以各种体罚，而且被禁止使用拐杖，只能爬行去劳动车间，完成包装一次性餐用筷子的每日定额…… 北京街头的无家可归者 2010年4月，倪玉兰刑满出狱。但已经身无居所，房被拆，地被占，一度只得与丈夫在皇城根一所公园的角落里，搭起帐篷。这个因地面下陷而形成的大坑，因为北京独立纪录片记者何扬的纪录片而得名“应急避难所”。 2011年4月，倪玉兰再次被警方带走，罪名是“寻衅滋事”。这一次，她的丈夫董继勤也没能逃脱被关押的命运。 倪玉兰、董继勤夫妇“寻衅滋事”案原定11月24日在北京西城区法院开庭，但开庭前夜，检察院突然要求补充侦查，开庭日期另行通知。 倪玉兰的遭遇并不是孤立的个案。她身边有无数像她一样的暴力强拆工程的受害者。他们像一面镜子，折射着北京奥运、上海世博这些旨在向世界炫耀中国强大的盛事焰火背后惨重的社会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