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兰

普通话主页 > 亚太报道 拍茉莉花杨秋雨劳教两年 伤残律师倪玉兰涉寻衅刑拘（图） 2011-04-14 因在茉莉花集会点拍照被拘留的北京维权人士杨秋雨周三被处以劳动教养两年。另外，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月初与丈夫一同被从住所抓捕一周后，周三家人收到她涉嫌寻衅滋事的拘留通知。 　　　 图片：杨秋雨的劳动教养决定书。（王玉琴提供本台 /丁小） 第三波茉莉花集会日三月六号，在北京西单拍照被警方带走，其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的维权人士杨秋雨，本周四家人收到北京东城公安分局的通知称，他已被处以两年劳动教养。 杨秋雨的妻子王玉琴当天告诉本台：“ 杨秋雨被劳动教养两年，今天中午刚通知我，我现在去法制办要手续。”   其后王玉琴拿到4月13日签发的劳动教养决定书，其中隐去了茉莉花：“其中一样是认定2011年二月至三月间，杨秋雨在北京南站地区，多次煽动上访人员到天安门、王府井、西单、中南海等重要地区闹访。他没敢点明，这个敏感词他没敢说，说因为这个劳教，是莫须有的罪名。 杨秋雨是茉莉花风波中已知的第三名被劳教者。陕西青年魏强因拍摄北京王府井的第一次茉莉花集会照片并上传推特，被以涉嫌参与非法集会抓捕，上周家人获悉他被处以劳动教养两年半。另外江苏无锡的华春辉因在推特上转发茉莉花革命的帖子被警方拘留，家人四月初到看守所会见时被告知他被处以劳动教养一年半。   王玉琴将找律师为丈夫提起复议：“我肯定要找律师打这场官司，不是为杨秋雨一个人打，因为好多人被刑拘，不够批捕，他就给你劳教。我们必须给好多维权人士争取，打这个官司等于帮大家打，有个希望，否则他们以为能随时随地的害你。” 另外，伤残维权律师倪玉兰和丈夫董学勤四月六日被北京警方从住处带走一周后，本周三家人收到了对倪玉兰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的通知书。 她的女儿周四告诉本台：“昨天收到的，上面就说4月6号23点，倪玉兰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上面就没有别的日期了 。” 而同样被警察带走一周的董学勤暂时未有任何书面手续。 尽管对倪玉兰的拘留通知书上写着她被关押在西城看守所，但家人前往送衣物和钱的时候，却被告知人不在此。 她女儿说：“我妈的拘留票上写的关押在西城看守所，我叔叔去给他们打点钱买点日用品，结果看守所说没有这两个人。” 对于近期中国大陆民间人士受到的广泛打压, 香港的《苹果日报》周四发表题为《被失踪劳教是国家暴力行为》的社论，作者李平写道：自二月中中国爆发茉莉花集会以来失踪人数持续增加，更将一些未涉及茉莉花革命的市民卷入被失踪人群。与被失踪一样令国人恐惧的还有源自前苏联如今在世界上中国独有的劳教制度。被失踪被劳教其实质是当局借执法机构的公权力以违反法律程序、司法正义的手段对公民施加暴力，是对公权的蹂躏。只要公民行动起来，只要舆论发动起来，至少可以遏制被失踪被劳教问题继续恶化。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原始来源： http://news.qq.com/zt/2008/dialog/niyl.htm 　　律师也不给我做无罪辩护了 　　深度对话：倪女士，请简单介绍下您的遭遇？ 　　倪玉兰：那是在2001年，政府说要改进城市环境，改善民众的生活和住房条件。10月份后，就开始陆续拆迁。 　　从2002年开始把附近几间房子给锁上了，但没拆，正式拆迁是从2003年我第一次出狱之后，一直持续到2008年。包括附近人家的房子拆迁，都是趁我们不在家的时候拆的。 　　深度对话：在房子拆迁之前，他们有没有跟您协商过？ 　　倪玉兰：从始至终都没有跟我们谈过善后的事。他们一共进行过六次强拆，2008年11月21号是最后一次，而且是由法院等几个政府部门同时拆的。 　　他们强拆我们的房子不说，还把我们所有生活用品封存扣押，到现在都没拿出来，包括我和董老师（丈夫）穿的衣服，想打一小包拿走都不让。 　　深度对话：2008年被强拆的周围有几家？ 　　倪玉兰：那地方最后就剩下我们一家了，还有董老师的兄弟，按户口应该算4户。我2008年4月15号被抓，那时已经坐牢了。 　　董继勤（丈夫）：拆我们家之前，周围包括我们一共是有6家。为了拆我们家，周围四户人家无论提什么条件政府都答应了，所以最后就只有我们一家了。 　　深度对话：当时是什么情况？ 　　董继勤：2008年10月30号法院在我家门上贴了一个开庭传票：10月30号9点半到西城法院谈话。他们既不打电话通知我们，也不敲门告诉我们，我是11点看见的，给法院打电话也没人接。 　　一直等到31号12点，又看见开庭传票，30号的“0”让他们涂抹成“1”，也没有盖章，经过行政庭的一审谈话，11月1号，门上贴的开庭传票变成强拆通知了，强拆通知就给改成执行令了。 　　这中间他们不跟我们谈话，打电话他们也不接。因为27号倪玉兰要开庭，我主要关注开庭的事，11月21号他们就把我们家强拆了。 　　这时，案子一审律师跟我们意见不一致。 　　27号开庭，律师一直不跟我讲辩护的方向，本来应该对倪玉兰进行无罪辩护的，但这个律师不跟我讨论怎么辩护，我就觉得不对。 　　24号，律师要去法院领开庭传票，于是23号下午我们见面，他仍然不和我讨论辩护方向，直到24号我也去西城法院了，仍然是不谈辩护方向。 　　26号下午，我已经没有办法，只好找到律师事务所看辩护词，他说“这不能让你看。”我就让他念，觉得不对。他一共写了四条，我就记住两条：第一条，倪玉兰只踢警察一次，不构成妨碍公务；第四条，不构成五年累犯。 　　这个律师原先计划的无罪辩护，在没有经过我们同意，不与我们商量的情况下，就自己改成了有罪辩护。 　　我再往下听律师写的逮捕经过。律师说倪玉兰殴打他人被抓到派出所，在派出所里踢伤警察。但视频录像资料都可以证明，倪玉兰是19号从我们家遭逮捕。 　　而这个律师的辩护是，如果罪行成立，是构不成累犯的。那这样的辩护就变成了有罪辩护。 　　我后来就把这个律师给辞退了，因为没有律师，27号就没开成庭。 　　董继勤：律师一开始还是挺认真的，准备做无罪辩护。倪玉兰是4月15号被抓的，5月份我去请律师，律师要看倪玉兰被抓到公安机关的全程录音录像资料。可是到26号下午，我问他看了录像了没。他说，法官说到法庭上再看录像。 　　深度对话：后来是怎么开庭的？ 　　董继勤：27号因为没有辩护人就没有开成庭。后来我要再给她请辩护律师，几乎请不到律师，那就只能自己给她辩护。 　　我也一直给法院打电话，但法院也一直不接电话，我就到法院去找人，法官见不到，领导也一个都没见到，一会儿说在法院里开会，一会儿说在法院外边开会，我就一直等到5点钟法院关门。 　　后来是12月开的庭。在不通知我们的情况下开庭。我知道要开庭了，就天天上法院门口看电子公告栏，后来看到公告开庭时间是8点半，地点是13法庭。这时已经有30多人领了旁听证。 　　但是到8点半的时候，法院临时改成15法庭，所有领取13法庭旁听证的人，既进不去第13法庭，也进不去第15法庭。法官在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当场就宣判了。 　　法院允许贝贝（女儿）去旁听，我就把证据都给了孩子，让孩子转交给书记员，法院不允许，让孩子交给法官，但法官不收。 　　” 　　（倪玉兰传唤证） 　　谁给你检查了“睾丸挫伤”？ 　　深度对话：4月15号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董继勤： 2008年4月15号，早上不到6点，很多人埋伏在我们家附近。不到7点，他们就把我们家院门砸碎了，开始冲到院子里拆房子。我出来打了110报警，说有人有抢我们家东西，拆我们家房子。 　　不久，一位肖姓警察带了几个警察来我们院里，问我，哪个房子是我的？我说，拆的这房子都是我的。之后他说，拿出证据来证明房子的所有权。我就拿了法院的判决，证明前章胡同19号的房子是董氏家族共有的。 　　他看了以后，说，你有蓝图吗？我说这是法院的判决，判决书没有蓝图。他说，没有蓝图他们不管。警察这样就走了。 　　这帮人有一个头儿拿了摄像机在摄像，后来我就拿照相机给他们照相。 　　警察走了以后，他们还拆了一段时间，把电话线、电线也剪断了，房子直往下掉土。7点，她（倪玉兰）还没起床，拄着拐出来，她因为第一次入狱已经残疾了，说：前章胡同19号是我们家私人财产，任何人不能侵犯。 　　倪玉兰：我跟他们要身份证件和拆迁文书，他们拿不出来，说是西城区新街口派出所、西城区公安分局队领队、西城区派出所让他们来的。 　　董继勤：他们当中就有人躺在院子里装死，警察又来了，把玉兰塞到警车后备厢里。4月还挺冷的，我去屋里拿一件大衣给她，追出来时车子已经走了，我就抱着衣服回来。肖姓警察看我在院子里站着，就说，还有谁打人？他还揪着我头发把我塞到警车里，踩掉我一只鞋也不让拣。 　　我报警时报的是刑事案件，他们不立案调查，警察说没有人拆我们家房子，没有拆我们家房子，那拆的谁家房子？说没有抢我们家东西，就相当于我拿了你家东西，警察来了，我放回去，那就不算拿了。最后，警察把我们抓走，把院里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 　　警察说她在派出所殴打他人，法院竟然给了她一张传唤证，也给了我一张传唤证，理由也是我殴打他人。 　　殴打他人程序应该是这样：警察先做笔录备案，再给传唤证。传唤是民事行为，跟法院开庭、行政开庭一样的，是自己去的。 　　当时是一个乔姓男子报新街口前章胡同19号有人被打伤。警察一方面向市局汇报没有打人现象，一方面又在报案的时候说现场有殴打他人的现象，并且把我们抓到了派出所。 　　肖姓警察诬陷她踢他的睾丸了，还诬陷我是谎报警情。在给我的传唤证上写着的传唤原因是殴打他人、谎报警情，拘留我五天。 　　肖姓警察到积水潭医院拍了一个诊断证明：“睾丸挫伤”。（附照片）后来我到积水潭医院调查，发现医生没给他做任何检查，他的病例档案里也一无所有，连最起码的B超都没照过，怎么能检查出问题呢 　　倪玉兰：经过查证他2008年4月15日的工作说明，上面写着：“带肖姓警察去积水潭医院诊断，又带其去市局法医中心进行了伤情鉴定，其实伤情不构成轻微伤。”不构成轻微伤就是几乎没有任何伤，但是整个案卷里并没有出现肖姓警察去市局法医中心进行鉴定的信息。 　　我们这些证据和文件都是律师给我们复制案卷时得到的。辞退的律师告诉我们一审法庭上没有播放录像。但是在检察院起诉书上写的证据之五是音像材料，而在法院的判决书上并没有提到音像材料，法庭上也没有播放。 　　二审时法院看了光盘，就是拆迁当天在我们院里拍的光盘，里面并没有倪玉兰殴打他人的音像。 　　董继勤： 2002年也是这样，说她踢警察妨碍公务，但要是踢警察，警察应该有防御意识地就把她的脚给固定了，但警察连手铐都没有给她带上，这就不合常理了。 　　倪玉兰：警察在屋子里会跟你保持一定的距离。 　　董继勤：还给那些拆迁人员伪造了身份，说他们是什刹海房管所的工人。这个身份是很容易调查的，我到什刹海房管所问是否有这几个人，房管所说没有这几个人，又问是否在4月15号派人去拆我们家房子，他们说什刹海房管所不管私房，况且我们家那里归新街口房管所管。 　　（此证明为法医开出的警察伤情鉴定结果——伤情不构成轻微伤） 　　在监狱里，我被要求爬行 　　深度对话：你被判刑之后，还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 　　倪玉兰：前面的事情都知道了，比如说2002年被抓，2008年被抓，被判了两年有期徒刑。判决书是12月18日宣读完的，19号送达给我，24号以“修改宣判书上的错别字”为由，以法院的名义把宣判书收回去了，到26号他们才把判决书还给我。但是前后判决书内容有所改动了，只是判刑两年没改。 　　深度对话：判决书上具体改了些什么？ 　　倪玉兰：原来的判决书承认前章胡同19号是我家的自有财产，那些拆迁人员进入我们家，就是违法的，这对我们的辩护是很有利。 　　当时有个检察官说是来帮我的，但却告诉我希望我不要再告了。检查官暗示我，有一个人告官，很多人警告他，他不听，对方急了就把他双脚给斩掉了。 　　深度对话：这些话都有在场的人证或物证吗？ 　　倪玉兰：检察院的张检察员，当时屋里全都有监控录像，能记载我们的谈话情况。 　　深度对话：在你被收押阶段，还遇到了什么事情？ 　　倪玉兰：2009年3月，二审维持原判，3月13号下午执行票下来，4月14号他们就把我送到了北京市天河监狱遣送处，被判刑的人会先羁押在那里，然后转到各个地区。 　　深度对话：后来被送到哪里了？ 　　倪玉兰：我在天河监狱大概待了20天，那里的条件比较差，20天都睡在地上，叠被子叠得比较好的人才能睡到床上，被子褥子非常脏，全都是屎、尿，也不洗，我们就用这种被子。因为我的身体情况比较差，很难爬上铺，就只能睡地上。 　　20天之后他们把我送到北京市女子监狱。在天河监狱遣送处虽然不方便，但自己能做的我尽量都自己做，不去麻烦他人，好心的人也都在帮助我去刷碗、洗东西。 　　但是，自从到了女子监狱以后，我的情况发生了恶劣的变化，他们要求头一个月写认罪悔过书，坦白自己犯罪的经过，坦白交代其他人的犯罪等。我把我的事情经过叙述了一遍，我告诉他们我是无罪的。 　　就这样，他们对我实施体罚，不让我用拐走路，不让我扶着凳子、扶着墙，就让我在地上爬行，每天都在爬行。 　　无论其他犯人做什么事，如果我也要求去的话，就要爬行。比如说要参加车间的劳动，我就要从5楼爬到楼下，然后要经过一个比较大的监狱广场，经过广场大概有500多米左右，再爬上2层的劳动车间。这个距离别人大概走5到10分钟，我从楼上爬到劳动车间要爬行一个多小时。 　　中午回到监狱去吃饭，大家中午吃饭洗洗手再上趟厕所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我还要再爬回来，下午再爬到车间上班，从来不会让我们休息。这样一天我就要爬行四次，差不多要6个小时。 　　深度对话：在监狱里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倪玉兰：在狱里面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和家里人见个面，能说说我真正的情况。他们是不让我们说外面的情况的，否则会掐断我们的谈话。 　　每次探监，他专门对我的电话实施了声音的监控，我只能跟我爱人说我们三口的事，哥哥、姐姐、父母或者家里其他成员的问题他们是不让说的，一旦你说，管理人员会干涉你，你要是再说别人的事，就取消你们的接见。 　　（倪玉兰用卫生巾带出监狱的照片） 　　出狱的时候靠卫生巾带出监狱日记 　　深度对话：今年出狱是什么情况？ 　　倪玉兰：监狱里面的警察对我们进行了全面检查才放我们出去，所有的衣服都被脱了，拐也卸了。因为什么都不让带出，文字性的东西是一概不让你带出的，包括我们在那里写的所有的日记。 　　深度对话：你最后通过卫生巾带出来了什么东西？ 　　倪玉兰：我只带出了一份认罪悔过书，还有服刑期间的一张小照片。放在裤子上的卫生巾他还是没有办法查的。 　　深度对话：那你们有没有得到什么说法？ 　　倪玉兰：没有人谈过拆迁这件事。那些拆迁人员背着我们去房管局偷偷出了一个黑裁决，用的章也是一个过期的章。因为在2005年8月15号前，章用的是“西城国土房管局”这个名字，后来北京国土局把西城区国土局给划拨到“北京国土局西城国土分局”。 　　2005年12月份出的裁决，盖的是“西城国土房管局”的章，让一个前章胡同19号管片儿的民警签字，后来这个法院就是用“西城房管局”到西城法院强制执行强拆。 　　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他申请强制执行的180天的期限已经失效了，2005年12月份盖章的，到2008年10月份强制执行早就过了180天了。 　　深度对话：您出狱以后回到自己原来的家去看过吗？ 　　倪玉兰：我在监狱里面就知道它被拆了。 　　深度对话：现在有没有提及补偿之事？ 　　倪玉兰：没有，从来没有跟我们谈房子的事。无论是开发商还是拆迁公司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过拆迁的事。 　　老伴他们探监的时候，我担心他们住的问题。西城看守所管教说，给他们住房他们不去住，安排在宾馆里面了。但根本没有这回事，女儿在一间很小的小房子里面住，我爱人一直都是在火车站、医院的急诊室、应急招待所、马路边儿住，有的时候天实在冷得受不了了，他才花100块钱在旅馆里面住一宿。 　　出狱：“应急避难所” 　　深度对话：出狱之后的生活情况是怎样？ 　　倪玉兰：他们来接我的时候，我担心是不是出狱第一天就到路边去住。女儿很懂事，在保险公司打工挣了一点钱，给我买几件衣服，让我出去洗个澡，在房间里面住几天，因为外面太冷，我当时身体肯定受不了。 　　出狱当天，女儿、老伴还有几个朋友来接我，我们在门口拍了几张照片，就回到新街口住的附近。女儿找到一家新疆饭馆，我们一家三口两年多来第一次吃了一顿团园饭。女儿问我想吃什么，我看到里面有酸奶，我说特别想吃酸奶，女儿想都没想就给我叫了一碗酸奶，然后点了羊肉串之类的让我吃。 　　吃完以后我们就在胡同里找了一间旅馆，120元可以开空调，只住了一个晚上，因为太贵也住不起。第二天中午，我们找到50块钱一天的旅馆。 　　22号，司法局要吊销了给我做二审代理的刘律师的执照，老伴想去看望刘律师，结果被警察抓了，逼我换房间，我没换，后来旅馆老板说，房间要留给服务员住的。我就只好换另外一个房间，离监控摄像头比较近。 　　4月28号我们就搬出来流浪了。一些访民给我们带来了被褥，我们带着被褥到了应急避难所，天黑的时候有人指点我们说五四大街的地下通道比较背风，晚上我们就到那里去住。 　　深度对话：这样的流浪生活持续了多久？ 　　倪玉兰：整50天。现在的情况是东城把我们推到西城，西城给我们弄到这。 　　深度对话：您提到避难，能和我们说一下你在那里的生活吗？ 　　倪玉兰：应急避难所是露天的，没有水，我们看到浇花的来了就拿桶接水喝，洗脸是到公共厕所去洗，洗生菜、黄瓜也是到那个地方去。太热了或者下雨了，我们就到那个地下通道去住。一些访民给我们做饭、捐钱、送被子。 　　深度对话：您的桌子上放着好多书，您说要写书，大概会写些什么？ 　　倪玉兰：关于这几年的遭遇，我的上访和帮助别人维权。目前正在回想我过去的遭遇，毕竟好多年了，这两年又受了这么多打击，从身体情况到精神情况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以前的事，我要一点点回忆，回忆是很痛苦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也要写这本书。 　　深度对话：您教一些访民维权时，都教什么？ 　　倪玉兰：教他们走正常渠道去上访，争取到自己的权利，还帮助他们整理材料。 　　2007年我和记者们到顺义跑马场，当时有1200亩农民土地被征用，农民因此和他们当地在打官司。我作为律师帮助他们，公开报道以后，国土资源部下了一个文，撤销了顺义跑马场奥运耕地的问题，1200亩土地归还了农民。 　　深度对话：您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想法？ 　　倪玉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古以来有句话：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无论你是政府官员还是王子，在法律框架允许的情况下都可以去做。只要我们严格依法治理国家，国家肯定会给老百姓一个比较平稳的日子。 欢迎订阅《政府丑闻》博客！ RSS地址： http://feeds.feedburner.com/GoveCN 邮箱订阅： GoveCN+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政府丑闻》RSS广告： 威众安全路由器，硬件翻墙解决方案！ http://bit.ly/9T4yAg 编辑招募： http://bit.ly/cBfPhF

很惭愧，一直到今年的端午节，我才听说倪玉兰的悲剧。 端午节晚上，北京大雨。大约9点左右，政法大学的一个毕业生给我来短信，说是正在雨中“围观”——倪玉兰又被部门给“收了”，朋友们冒雨到派出所去声援声援。 　　“倪玉兰是谁？”我傻乎乎问。 　　“你去看看崔卫平的文章，就明白了”。围观中的那位毕业生匆匆给我了回答，就没了音信。 　　第二天去网上搜崔卫平的文章，果然有《倪玉兰，倪玉兰》一文。读完、转载，已是悲愤难抑。 　　崔卫平文章中介绍了制作倪玉兰纪录片的作者何杨，使我猛然想起，其实早一周，曾经与 何杨君有过一面之缘，手中也有那部纪录片，题目是《紧急避难场所》，没有副标题，也就没有在意。读完文章，找出纪录片来看，再次被那黑暗窒息，使我几几乎怀疑自己的存在——这就是那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吗？这就是我们所崇仰的皇城、所谓天子脚下的“首善之都”吗？这就是我们的伟大的中华文明的复兴时代吗？ 　　几乎愤怒得要杀人，如果手中有朱军的武器。第一个要冲进去的就是那个北京市新街口派出所，一个魔窟式的黑暗世界。不管他有多少警力，拼上这项上人头，杀他个片甲不留！ 　　但我们的时代却是一个连水果刀都被管制的时代啊，这样的狂怒，也就只好发做恶毒的文字，在这个虚拟空间里，做幽灵一般的弥散了。 　　倪玉兰，一个曾经美丽过、青春过的女性，拥有双学士学位，北京语言大学与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后还曾经担任过市长秘书之类的差事。按理，她是应该有一个幸福人生的。但也许基于文学的理想，也许基于法学训练的正义追求，她选择了律师职业，这个在中国的高危职业。作为一名维权律师，2001年起，她就开始了那种“有中国特色”的艰难维权。也就是因为这份“维权”，使她陷入了永远的磨难与痛苦中，备受“权力”凌辱。 　　倪玉兰的罪名是“妨碍公务”：政府强拆民房，她不过用相机拍了照；暴打她至于头破血流，她不过说了一句要上告；就这样被强行拖进派出所，酷刑对待：八个男一起施刑，“坐飞机”、“老虎凳”、挤压穴位使你生不如死，却不留下任何痕迹；53小时的连续审讯不给休息；甚至连上厕所的权力也被剥夺，要她在地上爬行才允许.据说，这就是派出所的“规矩”……革命电影中所宣扬的国民党特务的酷刑一一在共和国的政法机构里上演，而她却只能忍受。 　　但倪玉兰毕竟是一个血肉做的女人，她不是革命者，不是“钢铁战士”，不是英雄——她也从来没想过做一个英雄，尽管这个当局把她制造成了英雄——她无法忍受这非人的痛苦而喊叫，而这喊叫又成了她的罪名——妨碍公务。因妨碍公务被判刑两年。 　　在派出所被那帮打得终身残疾，腿萎缩，监狱当局不仅不给治疗，连拄拐的权利都被剥夺。反而要她从六楼爬上爬下，去完成每天包装一万一千双筷子的劳改任务。稍不如意，就是毒打。挨了毒打，你还得想感谢狱警，感谢他们打得是，打得好，还要在日记中记下了，为他们“建功立业”留下一笔。 　　两年的残酷遭遇，一个一米六六的女人，被折磨得萎缩成一米五的身躯。这是怎样的人间地狱啊？！在这个人间天堂里。 　　就这样，这个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一个执业律师，被打成残疾，打成腿萎缩。家被强拆，至今流落皇城根下，在朋友们接济的帐篷里栖身，过者流离失所的生活。而就是是这种非人的生活，也得不到安宁，一有风吹草动，碰到“两会”、“三节”、“敏感词”之类的日子，就得时时准备“进去”，比如这次端午节。也许，以后的任何节日，万民共欢之日、举国同庆之时，倪玉兰都会面临着从共和国地面“消失”的危险！@ 　　这样的身体惩罚还不够，那些“人民”，为了发泄兽欲，竟然对着一个女性，在审讯室掏出自己的生殖器，对着倪玉兰撒尿。倪玉兰无法忍受这种非人性的凌辱，大叫“打人了！”这又成了“妨碍公务”，罪加一等！ 　　原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务”还包括出示“生殖器”这样的伟大武器！ 　　这就是共和国的“公务”，审讯中掏出生殖器的“公务”。 　　是啊，在这个人民的国家，“公务”何其多啊，又何其怪也；“妨碍公务”罪名何其多也，又何其重啊！ 　　他们收缴我们的剪刀、菜刀，那叫公务；而我们在观看，就是犯罪； 　　他们闯入我们的卧室，干涉我们的夫妻生活，那叫公务；而我们看看有色片，就是犯罪； 　　他们免费享用性服务，蹂躏女性，那叫公务；而我们说说笑话，就是犯罪； 　　他们强拆我们的房子，那叫公务；而我们拍照，就是犯罪； 　　他们炸烂我们的脑袋，那叫公务；而我们喊痛，就是犯罪； 　　他们掠夺我们的口粮，那叫公务；而我们乞讨，就是犯罪； 　　他们驱赶我们出家园，那叫公务；而我们流离失所，就是犯罪； 　　他们封闭消息、制造谎言，那叫公务；而我们发一条短信，就是犯罪； 　　他们侮辱我们人格，那叫公务；而我们诉说冤屈，就是犯罪； 　　他们命令我们变成“动物”，欣赏着我们爬行，那叫公务，而我们要守护人的尊重，就是犯罪； 　　…… 　　倪玉兰在接受采访时，一再使用“白色恐怖”这样的词汇表达自己的恐惧。是啊，这确实是白色恐怖，比白色恐怖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回忆小说《红岩》中江姐受刑的场面，说那也不过是灌辣椒水、插竹签之类，还不会侮辱人格。其实，倪玉兰是不知道的，军统头头徐远举在审讯江姐时，曾经下令脱了江姐的衣服，准备羞辱她。但江姐义正言辞警告说，你的母亲、你的妻儿也是女人，你侮辱我就是侮辱你自己的母亲妻女。徐远举竟然良心发现，羞愧而退。在我们党的宣传里那些十恶不赦的国民党特务，却原来还有一点点人性。而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培养出来的“人民”，却丧失了基本人性，道德沦丧到连国民党还不如了。这就是中国人民牺牲数千万生命换来的新中国吗？这就是我们“伟大革命”结出来的硕果吗？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吗？人民在蒙难啊，新中国已经被这批人颠覆了啊！这那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连被日本统治都不如啊！ 　　生为中国人的耻辱，生为共和国公民的耻辱！ 　　何不幸而生中国？何不幸而沦为这个共和国的“公民”？何不幸而处于这样的“盛世”？虽屡遭欺凌而喊冤无门？何不幸而沦陷在这批失去了人性的官僚手中，沦陷在这批贪得无厌的饕餮之徒的口中，沦陷在这批占领者的恐怖统治之下…… 　　国家在和平时期，但我们的《治安管理条例》却成为国家《戒严令》；执政者声明以经济建设为主，但我们的维稳机制却在执行对国民的军事管制；国家越来越强大，而这强大却成了对国民的强暴；国家是独立了，而在这个独立的国家里人民却在沦陷。在日占时期，我们还可以发出声音，可以游击战，可以演出抗日戏剧，可以流亡或反抗。 　　但在这个人民的沦陷时代，我们却失去了任何反抗的可能，连哭的权利都被剥夺。 　　我们失去了一切，人格的与身体的。但我们还有永远无法剥夺的，那就是记忆！ 　　那么，就请记住： 　　记住这份耻辱，共和国公民的耻辱； 　　记住这种邪恶，执政府的邪恶； 　　记住这该诅咒的暴行，人民的暴行； 　　记住这官僚的嘴脸，在这张脸上，留下的只有冷漠与残忍； 　　记住这份苦难，这份身体遭受毒打的苦难； 　　记住这份屈辱，这份被迫爬行的屈辱； 　　记住，在记忆中，在血和泪浸泡的记忆中，我们活着，或死去。 　　但请在活着时，告诉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的熟人、朋友、亲人以及陌生人，告诉网络上所有的空间，即使是虚拟的，告诉他们，倪玉兰在蒙难中，我们在蒙难。我们这些公民们在蒙受屈辱，在蒙受身体与人格的欺凌与侮辱。 　　但请在死去之前，告诉那些可能认识这批的人，告诉他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告诉他们的朋友与熟人，告诉他们从幼儿园开始时就结识的同学们同事们，告诉他们，在共和国的首都，在北京，在这个数千年文明古国，有一个叫做新街口的派出所，一个如同人间地狱般可诅咒的地方。 　　记住这些，无论是活着，或者死去。 　　如果我们注定无法成为公民，而只配享受臣民的安稳，我们注定无法享受公民的权利，捍卫我们人的尊严，那么，就让我们这十亿的臣民一起跪下，向着中南海我们的党中央，我们的领导核心一起叩求—— 　　党啊，倪玉兰在蒙难中，我们在蒙难中，请管好你的爪牙，爱惜我们。 　　我们毕竟是有用之躯啊，我们至少还可以为党三呼啊！ 　　请管好你的爪牙，保护倪玉兰，保护我们！保护你忠实的臣民们。 　　2010-7-1，星期四，北京淫雨 　　中国共产党成立89周年之际

据悉事件引起北京市当局不快，向 中宣部 逼宫要求广东处分有关刊物。 《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文章题为《倪玉兰这两月》，虽然目录提要不显眼，但内页全文长达5000字，且配上受访者大幅相片，相当引人注目，堪称是本期刊物的“压轴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