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三一八”枪响之后   傅国涌   一               历史将永远记住 —— 1926 年 3 月 18 日下午 ，天色阴沉，寒气逼人，天上还飘过小雪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卫队悍然开枪，共杀死请愿的学生、民众 47 人，伤 200 多人，造成震惊中外的 “ 三一八 ” 惨案。       当天的《国务院通电》说请愿学生、群众是 “ 暴徒 ” ，第二天的《临时执政令》进一步指控极少数 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如徐谦、李大钊、易培基等） “ 啸聚群众 ” ， “ 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棍，袭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 ” 。               “ 三一八 ” 的阵阵枪声震撼了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灵魂。枪响之后，鲁迅先生停止了手头的写作，愤然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 4—9 节），发表于 3 月 29 日 的《语丝》周刊第 72 期，给历史留下了一个衰亡民族良知不泯的声音：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污之曰‘暴徒’！”“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他把这一天称为 “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 。他这些文字毫不隐晦曲折，直截了当点名批评了段祺瑞政府，而且在惨剧发生后的第十一天就在北京公开发表。               3 月 25 日 ，鲁迅写下《死地》，发表于 3 月 30 日 的《国民新报副刊》；             3 月 26 日 ，鲁迅写下《可惨与可笑》，发表于 3 月 28 日 的《京报副刊》；               4 月 1 日，鲁迅写下了传世的名篇《纪念刘和珍君》，发表在 4 月 12 日 的《语丝》周刊 74 期。 这篇文章因为编入中学语文教科书而广为人知，我们永远都忘不了 ——“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以及“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忘不了“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时的“惊心动魄的伟大”，她们“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充分见证了中国女性的勇毅和临难的从容！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这些文字传诵了将近 80 年，感动了一代代的青年。我有时候常想如果不是鲁迅他们在淋漓的鲜血面前写下的文字，后世的人们也许根本就不知道刘和珍其人，这个年仅 22 岁就被杀害的女孩。               4 月 2 日 ， 鲁迅 先生写了《空谈》，发表在 4 月 10 日 的《国民新报副刊》 。 那些深刻的一针见血的议论即使今天读来依然令我们触目惊心 ——  “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 ”  “ 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 …… 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 ；               4 月 6 日 ，他写了《如此 “ 讨赤 ” 》，发表于 4 月 10 日 的《京报副刊》；             5 月 6 日 ，他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三》，发表于 17 日的《语丝》周刊 79 期。 在 “ 三 一八 ” 枪响后的一个多月中，鲁迅先生接连不断，连珠炮似地写下了一系列匕首投枪一般的文字，并且公开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今天已经没有鲁迅，也没有《京报》、《国民新报》、《世界日报》和《语丝》。一个杀戮青年的民族是可悲的，但有了鲁迅，有了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民族便还有希望。杀人固然可恶，但一个没有鲁迅的民族更加可怕，一个民族的整体堕落以此为甚。             二             “ 三 ? 一八 ” 的枪声一直回荡在鲁迅的耳边，烈士殷红的血迹一直晃动在他的眼前，所以他才会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一再提起这件事。但是如果说当时除了鲁迅就再也没有人站出来谴责屠杀了，那不是对历史的篡改就是对历史的无知，还是让我们抹去岁月的灰尘，读一读 1926 年 3 月 18 日 枪响之后那些发黄的报刊吧。             和鲁迅走了一条截然不同道路的兄弟周作人，这个以苦茶隐士自我解嘲、写小品文的作家，他的忧愤虽然没有他的哥哥来得深重，但对于 “ 未完成的生活之破坏 ” ，他同样的感到悲痛。             “ 三一八 ” 第二天，周作人就写下《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不仅指名道姓、愤怒地谴责段祺瑞等杀人者，对无动于衷、至少袖手旁观的国民军也毫不客气。他连续在《京报》副刊发表《对于大残杀的感想》、《可哀与可怕》等文，为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之死痛心疾首，对 “ 不知哀矜 ” 男女感到可怕。               “ 三一八 ” 第五天，他写下《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发表在 3 月 29 日 的《语丝》 72 期），谴责 “ 这回执政府的大残杀 ” ， “ 中国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随时随地被夺其生命而无所爱惜。 ” 他说： “ 惭愧我总是 ‘ 文字之国 ’ 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纪念死者。 ” 他的文字平稳而不激烈，但对死者的追念，对政府的谴责、抗议则没有什么两样。             4 月 5 日 《语丝》 73 期发表了周作人《新中国的女子》，对牺牲学生给予极高评价， “ 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 ” ，与《纪念刘和珍君》一样热情地讴歌 “ 新中国的女子 ” 。             5 月 24 日他还在《语丝》 80 期发表的《闲话四则》中提到 “ 三月十八日 以来北京有了不少的奇迹，结果是沉默，沉默，再是沉默。这是对的，因为这是唯一适当的对付法。 ” 这些话虽然没有鲁迅 “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 来得精粹、沉痛，但周作人那一刻也没有沉默，他几乎参加了每一场追悼会，并送去哀愤的挽联。直到 1926 年 5 月 31 日 ，他还在《语丝》 81 期发表《死法》一文， 6 月 28 日 他又写下 “ 百日 ” 祭文（发表在 7 月 1 日 的《世界日报 ? 副刊》），称 “‘ 五四 ’ 是解放运动的开头 ” ， “‘ 三一八 ’ 乃是压迫反动的开始 ” 。             面对 “ 三一八 ” 的枪声，在暴力和血腥面前，周作人和当时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没有被吓倒，而是无所顾忌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守住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底线、人道底线。这个周作人和我们习惯中所了解的那个隐士、汉奸完全不一样 。今天我们重读那些遗忘已久的文字，简直不敢相信出于周作人的手笔。             “ 三一八 ” 的枪声，青年殷红的血在周作人心中留下了铭心刻骨的记忆。所以，他才会一而再地提及 “ 三一八 ” 。 1928 年当国民党 “ 狂热地讨赤 ” ，屠杀革命青年时，他又想起了 “ 三一八 ” 的死者，将他保存的燕京大学魏士毅烈士纪念碑的照片交给《语丝》发表。 20 年后，他在 1945 年 3 月 18 日 的日记里不无苍凉地写下： “‘ 三一八 ’ 的第二天，下著小雪，铁狮子广场上还躺著尸体，身上盖著一层薄雪 ……” 甚至 40 年后，他还在 1966 年 3 月 18 日 的日记里写着： “ 今日是 ‘ 三一八 ’ 纪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现在记忆的人，已寥若晨星矣。 ” 悲凉之气笼罩了他的整个生命，他也在随后到来的民族浩劫中丧生。可以说 “ 三一八 ” 的噩梦缠绕了这位知识分子整整一生。               三             温文尔雅、以《荷塘月色》等美文传世的朱自清先生，时为清华学校老师，他也参加了 “ 三一八 ” 那天的集会游行，亲身经历了从死尸堆里爬出的血腥一幕。作为屠杀的见证人， 1926 年 3 月 23 日 ，他在屠杀后五天内就愤怒地写完了《执政府大屠杀记》。他说： “ 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杀！ ”“ 这一次的屠杀，我也在场 ” 。他要国人 “ 看看这阴惨惨的二十世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国 ” ，因此他详尽地记下了那骇人听闻的公开杀戮，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感所闻。枪响之时，他还以为是空枪，直到鲜红的热血滴在他的手背上、他的马褂上，他才清楚屠杀发生了。他说，那滴在身上的死者鲜血的 “ 红色我永远不忘记 ” ，那近在耳旁的伤者的 “ 呻吟我也永远不会忘记 ” 。他清楚地记下了光天化日下的兽行，为历史留下了一份可信的珍贵记录 ——                “ 有些人虽幸免于枪弹，仍是被木棍，枪柄打伤，大刀砍伤；而 魏士毅 女士竟死于木棍之下，这真是永久的战栗啊！据燕大的人说魏女士是于逃出门时被一个卫兵从后面用有楞的粗木棍儿兜头一下，打得脑浆迸裂而死！ …… 卫队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剥死人的衣服，无论男女，往往剥到只剩一条袴为止 ” 。             他还记下了值得纪念的两件事：                 “ 一是清华同学韦杰三君（他现在已离开我们了！）受伤倒地的时候，别的两位同学冒死将他抬了出来；一是一位女学生曾经帮助两个男学生脱险。这都是我后来知道的这都是侠义的行为，值得我们永远敬佩的！ ”            在那场惨剧中，他的学生 韦杰三 被罪恶的子弹击中，挨不到三天，在一个漆黑的深夜（ 1926 年 3 月 21 日 凌晨 1 ： 48 ）他的微笑就永远凝固了。 4 月 2 日 ，朱自清先生含泪写出《哀韦杰三君》（发表于 4 月 9 日 的《清华周刊》）。他反复地说 —— 韦杰三是一个可爱的人，反复地说起韦杰三的微笑。他说 “ 三一八 ” 那天早上在天安门下电车时还见过韦杰三的最后一面， “ 也照平常一样，微笑着向我点头。他的微笑显示他纯洁的心，告诉人，他愿意亲近一切；我是不会忘记的。还有他的静默，我也不会忘记。 ” 无论多少年后，凡读过这篇文字的人又有谁能忘得了韦杰三永远的 “ 微笑 ” 呢？               四               时任北大代校长的 蒋梦麟 在北大公祭大会上沉痛地说： “ 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 ” 据报道他说到这里 “ 潸然涕下。于是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              时任女师大教务长、刘和珍的英文老师 林语堂 ，在刘和珍她们被难的第三天就写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文（ 3 月 29 日 发表在《语丝》 72 期），他说自己经过了 “ 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种经验 ” ， “ 二女士之死不尽像单纯的本校的损失，而像是个人的损失。 ” 他说刘和珍她们 “ 是代表我们死的 ” 。             “ 她们的死，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她们虽然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她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 ”            刚动过手术的 梁启超 先生也在医院对记者表示自己 “ 极为愤慨 ” ，认为 “ 无论在任何国家，均非依法从严惩办不可 ” ，否则就是政府 “ 自弃于人民矣 ” 。             1926 年 4 月 1 日，《晨报》副刊《诗镌》推出 “ 纪念三一八 ” 专号，青年诗人 闻一多 发表《文艺与爱国 —— 纪念三月十八》，以饱含深情的语言歌唱为自由、正义而血洒铁狮子胡同的死难志士，称 “ 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 ” 甚至连 “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 的诗人徐志摩也写下《梅雪争春》一诗：             南方新年里有一天下大雪，         我到灵峰去探春梅的消息；       残落的梅萼瓣瓣在雪里腌，         我笑说这颜色还欠三分艳！               运命说：你赶花朝节前回京，         我替你备下真鲜艳的春景：       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         但梅花是十三龄童的热雪！       同时，他在《自剖》一文中谴责了这场 “ 空前的血案 ” 、 “ 屠杀无辜 ” 的行为 ——“ 这回却不同。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见，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像。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比是国务院前的断脰残，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 ”                        五             “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 ……”            刘半农的诗句，经赵元任作曲后传唱全城，悲怆、低沉、反复的旋律飘荡在 20 世纪音乐史的上空。两个文弱书生，不惜自己 “ 名教授 ” 、 “ 名学者 ” 的羽毛，不惮铁血和子弹，唱出了一个民族无比悲愤的心声，成为衰亡民族不屈从于强权、暴力的见证。                                                                       六               《现代评论》周刊主编王世杰的《论三月十八日惨剧》、主要撰稿人之一 陈翰笙 的《三月十八日目击记》，都一致抨击了军阀政府的杀人暴行。身为北大法学教授的 王世杰 还在《现代评论》连续发表文章，明确提出法律制裁问题。他根据大量事实断定 “ 此次残杀，是一种预定计划，不是偶然发生的事实。段祺瑞以及其他参加残杀计划的决定的人，自然要与他土匪式的卫队，同为本案的责任者 ” 。并一针见血地提出了 “ 元首犯罪，也能与庶民百姓一样受制裁吗？ ” 这个问题。             其他主要撰稿人 许士廉、高一涵、陶孟和 等也纷纷发表文章公开谴责政府， 杨振声 和 凌叔华 则以 “ 三一八 ” 为背景发表小说《阿兰的母亲》、《等》。即便是陈西滢的 “ 闲话 ” 也是谴责杀人者的。翻开当年的《现代评论》，那个温和的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知识群体针对 “ 三一八 ” 惨案发出的声音和其他优秀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两样，历史的真实面目就是如此。                                                                         七             当然，值得一提的还有邵飘萍办的《京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新闻和评论，广泛深入地报道 “ 三一八 ” 的真相。               3 月 19 日，《京报》第二版刊出题为《国民拥护国权大流血 —— 八国通牒之大反响》的长篇报道，副标题是 “ 死三十余人伤二百人死伤确数容再详细调查 ” （其时，比如韦杰三就还辗转呻吟于医院中，并未断气），率先公开报道了 “ 国务院门前之屠杀 ” ， “ 中弹倒地之男女甚众，满地皆血，哭声震天。 ” 并刊登了 70 多位伤亡者的姓名、单位、籍贯、职业、性别及负伤的部位、伤势等详细情况。以血写的事实把段祺瑞政府钉在了历史的被告席上。               这一天，同时发表了邵飘萍先生连夜起草的《世界之空前惨案 —— 不要得意，不要大意》。他还调整版面刊出了请愿代表撰写的长篇纪实《民众大流血之别报》，揭露惨案真相。             3 月 20 日 ，《京报》发表邵飘萍亲笔写的社论《可谓强有力之政府 —— 举国同声痛哭，列强一致赞成》，以及特写《小沙场之战绩》，辛辣地嘲讽段祺瑞政府 “ 以国务院为小沙场 ” ，弹无虚发、尸横满院的 “ 战绩 ” 。               同一天《京报副刊》发表了石评梅的《血尸》，几天后又刊出她的《痛哭刘和珍》一文。             3 月 21 日 ，《京报》发表评论《警告司法界与国民军 —— 段、贾等可逍遥法外乎？各方注意屠杀案要点》，在杀人政权的眼皮底下，一个普通报人、一张民办报纸居然毫不含糊地提出 ——“ 缉拿要犯公开审判，使犯罪者伏法 ” 这样要命的问题。             3 月 22 日 ，《京报》发表《诛人类之蟊贼》、《敬告法大学生》等时评。             3 月 23 日 ，北京各界社会团体、学校在北京大学大操场举行万人追悼会，悼念刘和珍、杨德群等 47 位死难英烈。邵飘萍亲往采访，并登台演说，慷慨激昂，痛斥政府杀害和平请愿的民众。第二天《京报》作了详细的报道。             3 月 31 日 ，《京报》出版《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全面详尽地报道惨案真相，印刷 30 万份，以 “ 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 ，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仅仅从 3 月 19 日 以后的 12 天里，《京报》就发表了 113 篇有关 “ 三一八 ” 的消息、评论、通电、文章，平均每天 10 多篇，最多的一天达 18 篇。《京报副刊》也发表了鲁迅先生等撰写的有关文章 103 篇。             4 月 26 日 ，邵飘萍惨遭军阀张作霖的杀害，他手创的独立报纸《京报》也被封杀，离 “ 三一八 ” 枪响仅一个月零八天。                 八             这是 1926 年 3 月 18 日 ，军阀杀害了 47 人之后，新闻界和知识分子们的群体反映。军阀虽有杀人的武器，却也奈何不了知识分子们手中的笔，在青年男女们淋漓的鲜血面前，他们用自己的良知写下了一个个大写的 “ 人 ” 字。             透过这些热血文字，我们依稀看到了这个民族的面孔，在军阀政府开枪杀人之后，本民族的优秀分子，那些文学家、学者、新闻记者并没有鸦雀无声，在枪声面前沉默了，而是公开地发出了正义的声音。这是一个衰亡民族之所以没有灭亡的真正原因所在。正是这些本民族的精英人物能够直面强权和暴力，坚定地捍卫人类的良心和人性的尊严，我们的民族才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年轻的刘和珍君们倒下去了，血泊淹没了她们年轻的面孔，如果没有她们的师长们站出来，写下这些传世的唁文，不，不是唁文，应该是檄文，也许我们将永远无法追寻她们彗星般的足迹。因此那些挺身而出的师长们将和她们的英名一起永垂史册。             正因为有了这样优秀的热血青年，有了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有了举国上下社会舆论的一致抗议，尽管那个年代依旧黑暗，当时的花瓶国会还是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学生的 “ 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 ” 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进行调查取证，多少 “ 维持一点司法独立的精神，也替国民保存一点异于禽兽的人格 ” （周作人语）；因此才有了国务院 “ 阁员总辞职 ” ，段祺瑞才被迫颁布了对死难家属的 “ 抚恤令 ” ，段祺瑞政府也在 1926 年 4 月倒台了，这一切离大屠杀发生还不足一个月。             那些死伤的青年学生未必有什么高深的政见，但他（她）们都一样深深地热爱这个国家。那些老师辈的教授、学者、作家、记者、编辑，政见也许五花八门，对社会的关怀程度也天差地别，有些根本不关心政治，但面对屠杀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共同的怒吼，一致谴责杀人政权，这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们的面貌。他们用自己手中神圣的笔，行使了天经地义的抗议权。那些发表他们文章的报刊，《京报》、《国民新报》、《世界日报》，还有《晨报》（曾公布 “ 三一八 ” 伤亡者名单），更不用说鲁迅等创办的《语丝》周刊，甚至《现代评论》等，在 “ 三一八 ” 枪响之后的那些日子里，他们都写下了值得后人永远追忆的一页 。        

作者： 老虎庙  |  评论(0)  | 标签: 史料 , 党史 , 资讯 【老虎庙按】近日偶然通过微博朋友引介读到了傅国涌发表在“共识网”上的文章《1949前夜，一代青年误读的代价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031255283.html》，为林牧遗作读后感。与此同时，我在网上搁置多年的电子版《日月昭昭》（出版用名《烛烬梦犹虚》）下载链接忽然下载量猛增。知道是傅国涌先生的文章给力，也知道了我这多年来对宣传林牧遗著的不力。看到如此之多追求历史真相的青年来读林牧，心中倍感欣慰！ 林伯伯生前思想如山却留字如金，这除因了终生忙碌，还有晚年时常遭遇文字封杀缘故。记得那时在网上根本无法搜索“林牧”相关。我与林女虽走的近却也难得楼台之月。听说从2006年起就时常被监视，被绑架，被旅游的林牧老先生遭遇，同学们非常气愤。我则利用我的博客发声，为林先生鸣不平。小说《思想家木木的天下旅行记》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006/05/2570471.html就写于那年。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字封锁已有程度，我不得不把“林”字分解而为“木木”。小说发出后不久，林牧先生逝世（2006.10.15）。我写博文以祭奠，而那篇文章竟然没敢用一个字，而是用一张写有文字的图片“制作”而成（下图），即使这样，也在一年后被发现，亦被封锁http://24hour.blogbus.com/logs/3589337.html…… 一个身旁之人，但凡说起林牧都要如此唯诺，可以想见林牧先生生前若想发点文字那该多难！而这样一位老人竟然曾被誉为党内四大才子之一，曾任胡耀邦助手，任省级宣传副部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关于这些遭际，林牧女儿在下面文字里多有描述。为了大家阅读《烛烬梦犹虚》的方便。今天我将首次公开林牧之女林红为其父著作所写“出版感言”。因为出版时的某种需要，当年未能将这篇重要文字编入书中。因此这里所发就成为首发。遗憾的是林牧先生著作至今不能在大陆发行。 　　　　　　　　　　　　　　　父亲自传出版感言 [林牧之女/林红] 父亲写了一辈子字，那些稿纸摞起来肯定超过他的身高。这些年，我经常看到父亲给别人的书作序，而他一个写了一辈子字的人，竟然没有一部自己的专著出版。现在他的自传将要出版，而他却看不到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开始帮助父亲在电脑上处理文字，至今最少也打了有一百多万字了。“六四”以后，父亲的文章不能在国内发表，他的所有重要文章，全部登载在海外报刊上。 这期间，我们家因为这些文字，遭遇了两次抄家。父亲所有的文字（包括信件、笔记以及别人写给他的信件）被抄得精光，作为父亲当时思想的一个纪录，这是多么大的损失！这些文稿有些父亲能记得起来的，在抄家后挑重要的又重新写过，有些在当时就准备了备份，存在朋友处而幸免于难，但大部分至今还躺在西安市公安局的某个角落，难见天日。 记得在2000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给父亲整理稿件时对他说：“老爷子，你写了一辈子文章，大部分都是替别人写的，现在人家写得不如你的人都出书了，你也应该好好写点东西，出一本书。”父亲说：“我现在没有时间，要做的事情还很多，等过几年再说吧。”我说“我觉得你应该开始写你的自传了，你知道那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你要是不写，以后这些事别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他还是没有答应。有一天我和大弟和父亲一起去机场，回来的路上，我们两个一起又一次动员父亲开始写自传，父亲有点动心。过几天送给我一摞稿纸，说：“我已经开始写自传了，不过只写了我在老家的事，你先把它打印出来，放在那里，后边的等我有时间再写。”结果这部分（金城旧事）在我的电脑里一放就是七八年，父亲再也没有写出新的内容。直到他去世那一年，过年时去了几个老朋友家，回来后告诉我：“你石伯伯、王伯伯他们都让我写自传呢，看来，今年我得把我的自传写完。”我说：“你原来写的那一段到现在你也没有校对，你应该先把那个校对一下再写别的。”父亲说：“那一段写得有点勉强，等我把后头的写完，再重新写一遍前面”。 这一年父亲陆续写出了“走向延安”、“两次反右，三年大饥荒”、“我在批习斗争中”、“在文化大革命中”等篇章，在“自由圣火”杂志分期发表。同时委托海外的朋友们代为寻找出版商，和出版资金。最令我难忘的是父亲去世的前一天，我又收到袁红冰先生的信，催问父亲到澳洲参加会议事宜，回家后我对父亲说：“袁红冰又给你来信了，你去不了澳洲，给人家回封信吗。”父亲说：“这部分快完了（自传两进两出部分），大概还有两千多字，我明天早上赶一赶，这部分自传写完后，我不准备再写了。最近，我要写一篇关于自由文化运动和重建中国文化的文章给他们，在会上用。今天晚上我写封信，你明天来和我写的这部分稿子一起，打印了给袁红冰发去。自传等到了海南再写，在那儿没有资料只能写自传。”（我们原计划11月初去海南。）没想到这竟是父亲给我留下的最后的话，第二天我回到家中，父亲已走，写好的文章和信整整齐齐的摆在茶几上，看着这些稿子，我不禁痛哭失声。 父亲的自传原计划写三十万字，目前完成的部分只有十五万字，他生命中最精彩的阶段还没来得及写，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一直生活在警察的监督下：家里电话长期被监听，一有风吹草动电话就被掐断，两次抄家、一次被绑架到临潼强行“疗养”，三次被迫出外旅游……其中大部分事件，我都和他一起经历。这些经历，以及自传其他的缺失部分，只能由后人来写了。 一年多以来，为了这本书的出版，朋友们给了我太多的帮助。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表示感谢：首先要感谢德高望重年逾九旬的胡绩伟伯伯和古道热肠的胡夫人狄沙阿姨，对自传和文集的编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就是在狄沙阿姨的启发下，我才能想到自己组织人来编辑父亲遗著，想到在千里之外寻找合适的编书人。 感谢可亲可敬的于浩成伯伯，毫不犹豫地接受我的要求，为父亲的自传写下很有分量的序言，给父亲的自传增色。 感谢在父亲刚刚去世时帮助我整理父亲遗著，几个月时间看完全部文稿，写了厚厚一本校对笔记的马晓明先生，是他对全部文稿进行了初步校对，减轻了后来者的负担。 感谢胡发云大哥，在自己百忙中不能亲自参与编辑时，建议自传由我的同学张世和（老虎庙）编辑，他亲自监督，自传编辑的每一步他都给与了中肯的意见。 还要感谢我的同学张世和（老虎庙），在没有任何编辑经验的情况下，毅然接下编辑任务，编辑出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本书。为什么要找他这么一个毫无名气和经验的人编辑这本书呢：其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其二，由于张是我的同学，是著名网络写手，和我有相同的经历，对父亲书中所写的人物、事件和我一样熟悉，我们之间容易沟通。这本书的编辑虽然还不尽如人意，但张世和是付出了真情实感的。 更需要感谢的是周勍先生，保存了父亲在人间的唯一影像资料，弥补了父亲没有写完的自传中鲜为人知的部分。并将父亲口述亲自整理成文，无偿的提供给我们。 感谢樊百华先生在独立编辑父亲文集时，对自传编辑同样给予了关注与帮助。 感谢杨海在几年前的《脊梁》一书中写了父亲的生平，并对父亲在六四以后所做的事情，做了较为详尽的交待。 特别要感谢袁红冰先生，在接到我的委托不久就给父亲的自传找到出版商和出版资金。 感谢国际学者基金会提供出版资金，感谢赵晶女士一年多来为本书的编辑、出版所作的实际工作。 我的父亲从青年时期起，就全身心追求民主自由，八九民运以后，为中国的人权事业付出了种种努力。在此过程中，他既严肃又热情、既执着又宽容，尽管个性上肯定有一些弱点，但在公正公平、关怀弱势群体方面，他永远都有一颗赤子之心…… 熟悉、喜爱父亲的各界朋友们一定比我更能理解父亲的思想，自传之外，我希望父亲的文集能够在展现父亲的思想方面，起到更为直接的作用，因此也在这里表达一个愿望，希望朋友们继续提供帮助，为父亲文集的出版一起努力。除了替父亲感谢外，我则只有深深的感恩了。 要感谢的人太多了，一年来，父亲自传和文集的编辑过程中的种种，够写一本书了，我只能在这里向所有关心我父亲、关心我父亲的书的长辈、朋友，再道一声谢谢！ [2002年4月5日] 【下载】《日月昭昭》（出版用名《烛烬梦犹虚》）（20万字） □ 此链接本月31号前下载有效 点击 http://211.150.66.42/downAttach.do?file=1f030e85540bba0f1a0161a94cf762d8 □ 115网盘（免注册）可下载 点击 http://url.cn/0qXfUM?type=1&from=19&u=laohumiao&s=3&f=1&skey= □ 五柳村专递（感谢陶世龙先生提供在线阅读） http://56cun.jigsy.com/linm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