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傅国涌 | 转帖:中小学教师可能是知识分子吗?

2011年09月29日 08:18:06    转帖:中小学教师可能是知识分子吗?     梁卫星/蔡朝阳             梁卫星:朝阳兄,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你,看着你一步步从传统的教师伦理中挣脱出来,向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努力,这对我触动很大,我想,一个教师是不是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呢?一方面,教育有其保守的一面,他要传授千百年来人类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累积起来的知识系统,播种千百年来人类为了追求更美善的生活形成的伦理共识,这个时候,教育者作为此一教育理想的载体,其与社会基本的伦理道德是同质的,他算是有机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教育又有其革命性的一面,一旦整个社会体制如利维坦一般与真美善为敌反人道反人性,教育的本性就要求与这个社会体制为敌,坚定不移地持守真美善的价值,另外,即使整个社会体制还能基本正常地运转,教育的本性也仍然要求追求更好更真更美更善的生活,为了适应这一教育本性,教育者的工作也应当有其对社会批判的维度,因为任何社会体制和社会价值天然地封闭理想竭力保守,这个时候,教育者应当算是公共知识分子了。我们生活的时代,道德崩溃,伦理失范,应该是一个教育者更多地要承担批判社会,为生活注入理想,为伦理立法进行人性奠基工作的时代,也就是说,教育者在这个时代本来就应该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举目整个教育圈,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圈,像你这样有着明确伦理责任和公共知识分子情怀的教师屈指可数,为什么会这样呢?你能不能谈一谈你对教育圈的认识,谈谈你这样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       蔡朝阳:其实,没有卫星你说的那么郑重啊。只是经常碰到一些事情,又刚好如你一样,喜欢阅读,愿意去思考这里出了什么问题,仅此而已。知识分子,乃至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自然是存在的,我们在当下可以举出很多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至于中学教师这个群体,能不能算到知识分子里面,那很难说,还是留待别人去评价。从现在的基础教育的现实来看,我倒觉得中学教师像蓝领工人,做的是不需要思想的体力活。可能社会的基本看法也是如此。比如我经常碰到这样一种情况,在网络或者现实生活中,碰上新朋友,当他知道我是中学教师后,会有人向我表达敬意,一般他们的理由是:像你这样的中学教师不多。     其实我并不享受他们的这种敬意。因为这种敬意的背后有一种潜台词:中学教师作为一个群体,是沦陷了。在这个前提下,像我这样,他们认为尚具备一些基本常识,才会不吝赞美,认为我是一名好的中学教师。假设一下,如果我不是中学教师,而是大学教师,或者媒体人,或者律师,或者一个学习经济学出身的,或者it业的从业者,我还能收获他们的敬意吗?这里的问题在于,我的被致以敬意,前提是,整个中小学教师的群体,是普遍的平庸,因而有几个略具常识的人,就被看作是空谷足音,当作珍稀动物。想到这一点,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有一次我跟几位朋友闲聊,说及我不喜欢教书,有朝一日希望从教育体制内出走。当然这是老生常谈,熟悉我的人也仅仅知道我是说说而已,缺乏从体制出走的勇气。但有一位朋友马上阻止,说,蔡老师,你得坚持啊。他笑说,这是他的私心,至少要教完他的女儿。我想,要是多数语文教师都能到达某一水准,我的朋友也就不会这样半开玩笑半当真的劝我留下来坚守了吧。       梁卫星:是的,一种令人绝望的氛围,平庸到了让人心慌气闷的地步,但他们还一个改革又一个改革地叫嚣着,名词换了一个又一个,热闹得狠。却只是圈子内的热闹,社会一点也不买帐!       蔡朝阳:是啊,比如,前几年很多教育圈内人谈一个话题,就是教师的专业化。这是因为目前社会对教育的严厉批判而发生的一种反应。其中一个类比的理由是,为什么很少人从专业角度批评医生,因为医生的工作是专业化的,别人不懂。而教书,即便批评者没教过书,至少有过中学时代,听过课,所以谁都可以置喙。教育圈内一部分人的对策就是,也需要像医生那样,把自己专业化起来,最好搞到人家都不懂,那就没法批评了。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医疗方面的纠纷,多是类似于是否收红包等道德评价,鲜有人敢质疑医生开的处方的,原因即在这里。     但我觉得,谈教师的专业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鸵鸟政策,是自我封闭的选择。面对别人的批评,马上将自己包裹起来:现在你看不到了,你就没法批评了吧。但这不是解决教育问题的根本出路。而社会上对教育的那些负责任的批判,说实在的不指向普通教师个体本身,而更多的指向于制度。     制度的因素是当然存在的,制度很坚硬,制度塑造了大多数的教师,他们按照这个轨道,按部就班,不能越雷池半步。问题是,是不是制度不改变,那么中学教师就无所作为了呢?新闻审查制度也没有改变,但新闻人在最近几年作出的努力,就很可观。当然,这也跟新闻界的声音是被放大的有关,教育圈的客观情况是,它本身就是比较封闭的,自成一统,因而,教育圈内部的一些讨论,很难被外界所了解。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教育圈内多数人用极大精力讨论的,基本上都是伪问题,不涉及教育的本质,也不触及时代对教育关注的最大焦点。这样,毫无意义的,完全游离于时代潮流之外的教育圈,被人忽视,被人遗忘,是必然的。万一被记起,也不是因为什么好事,而是因为出现了像黄艺博这样的怪事。       梁卫星:是的,我们的教育完全无视于生活的奔腾,时代的变迁,彻底丧失了对教育理想的追求,完全沦为一部分教育官员和教育名师的利益跑马场,而绝大部分普通老师则只能把教书作为一个饭碗,过一天算两个半天。这样的教育,出现黄艺博这样的怪胎也就不奇怪了。有时候,我真认为教育圈内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洪洞县里无好人”。     蔡朝阳:哈哈(大笑)不能完全说没有好人了,但的确很少很少。     很久之前,深圳有个严凌君,一人之力编了一套中学生读本,由中华书局出版。《南方周末》采访他,偌大标题叫做:寻找语文教师的尊严。严老师火了一把,之后我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这也是必然,没人理会啊,教育圈内持守理想的人总是寂寞的。你在2004年的徐州,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是“别做自己憎恶的人”。你这句话是一句否定句,态度很决绝,没什么可以妥协的余地。我倒是想,那么,不做自己憎恶的人,做自己喜欢的人,该是怎样呢?否定很容易,建树却很麻烦。幸好,这么些年来,你并未荒废,并以今年花城出版社的《成人之美兮》,作为一段时间的阶段性成果。       梁卫星:可是,这是一部在艺术上并没有多少价值的作品,我真不是谦虚!       蔡朝阳:当然,按你自己的说法,这是一部在艺术上未必有多少成就的小说。然而,作者自己的评价无论真实与否,其实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因为小说写成之日,就不属于作者本人了。据我的观察,这个小说还是引起了教育圈内外较大的震动。在我身边,就有好几个熟悉不熟悉的,来自不同行业的朋友,都曾向我提及这部小说。《文学报》的记者对卫星兄有一篇专访,这位记者跟我聊天时,也讨论了这个小说。而我的一位同事,则说,这个小说太真实了,真实的叫人不敢逼视。     为什么要谈你的这个小说,不因为这是我们朋友圈内的一个成果,而是因为这个小说的现实批判意味,深刻的触及了现在基础教育中的病态与变态。前面说,做自己喜欢的人,喜欢的人是怎样,可能没有定论,但越是远离自己憎恶的那种生活,可能就越接近我们愿意前往的那个方向。写小说,有什么用呢?这需要卫星兄你自己来解答。而我的看法则是,这是你以说出真实为核心的对其所憎恶的生活的一种反抗,同时,更是尖锐的批判。另一个力证是今年《南方周末》记者对你的一个专访,这个专访里,中学教育圈内部的一些丑态,被前所未有的暴露出来,为了高考升学率,一些校长不惜求仙拜佛,没有比这个更具有讽刺意味的了。教育是启迪人的智慧的,教育是要辅助人的理性的成长,现在呢,扭曲的无以复加的应试制度,将人扭曲至此,不惜诉诸于迷信巫术,太有讽刺意味了,真所谓“不问苍生问鬼神”!所以,我相信这部几乎接近于纪实小说的作品,以及你在专访中提及的那些丑态,你在论及这一切的时候,所遭受的压力,恐怕是空前的。所以,即便仅就这些而言,你的努力便十分值得肯定。       梁卫星:实话说,风险实在很大,大到超过了我的想像,我要是事先知道会有这些风险,肯定不会写这个东西的,只是现在木已成舟,我只能坚持下去了。然而,我还是不敢自信,我的所作所为,算得上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我想,我其实内心并没有充分的准备,不如朝阳兄你一直是内心自觉自明的。我想,这恐怕是很多要有所作为的教师们的通病吧。       蔡朝阳:其实,我对自己的工作也是有怀疑的,我也常常想,就这种持续的批判的态度,以及这种批判的意义而言,这样的中学教师,是否可以称得上是一名知识分子呢?说我从不曾考虑过“知识分子”这个词语有些矫情,但更大原因,无非是言说的冲动而已。梁漱溟说“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在当代早已经破碎,我也不敢轻言代表什么什么,仅仅因为不吐不快。     时下社会对教育的批判很多,但这些批判在我看来,其实还比较隔膜,甚至完全没有触及到教育的本质问题,尤其对近几年来的基础教育的不断变异,极度扭曲,这个社会并没有看到症结所在,因而把握不准。对教育的不了解不知情,可以从爆出来的新闻来观察,一般都是极端化的事件,要么是黄艺博五道杠;要么是教师任由学生在教室内打架,打到死为止;还有就是禽兽教师之类。这新闻本身其实未必属于教育新闻,倒是属于社会新闻更多一点,意思是说,这些新闻不一定具有教育学研究的价值,而社会大众传媒多指出教师这个职业身份,这是对教育圈的不理解和不知情的表现。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前面我们说过教育圈本身是封闭的,这个封闭主要指信息的对流而言。另外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所谓的教育专家基本上是不明真相的。因为他们是教育专家,所以他们很难看到基础教育的真实情况,那种严厉的制度化的对孩子们的摧残,他们看不到;教育圈内部的集体溃败,他们看不到。因而他们的理论和研究,总是像在云端漫步,看上去很美,其实毫无用处。另一个则是基础教育圈内人,他们要么说不出话来,要么不会说人话。郭初阳书名“言说抵抗沉默”,言说是需要能力的,基础教育圈内人,多数由于自身的洞察力和思考力不够,因而仅成为教育悲剧的一员,而没有能力表达,他们是教育圈内沉默的大多数。就这一点,我非常喜欢林贤治先生引用的一句话:因为他们沉默,我才将之传达。而有一部分人,则聒噪不已,尤其是获得教育圈内一定程度的话语权之后,便把持住这些阵地,不断制造文字垃圾语言废料,用这些来填补刊物的版面,这种低级的、毫无思想含量的东西起到的主要作用是迎合主流价值观,是极权主义教育的帮忙与帮闲。这后一部分具体有哪些名师,就不一一指出了,卫星兄,你懂的。       梁卫星:是啊,真是一言难尽。     蔡朝阳:因而,在教育圈内部,能够坚持独立精神,能够反思教育的症结,能够不断将自己的思考指向本质性问题的,同时又具备一定言说能力的作为自由思想者的教师,真是难能可贵。因为这是兼具专业知识和公共关怀的教师,因为他们在圈内,因而所见便深,所知便广,能更大程度上接近真相,反思到教育的本质问题,又因为他们有公共关怀,他们的思考建立在一些更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之上,而他们的言说能力,能对真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将之呈现在公众的面前。     2008年,在李玉龙的推动下,郭初阳牵头,成立了一个研究小学教材的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我有幸忝列其间。我们的研究报告在2009年发表后,《南方人物周刊》等刊物跟进报道,形成了2009年-2010年的历时两年的声势浩大的对小学教材的审视批判。有论者指出,教育内部的讨论,而成为社会公共事件,在近年的历史中,是不多见的。而也有一些媒体,将我们这些参与小学教材批判的教师群体,称为新公共知识分子。我将这些评论看成是赞誉,但并不敢当这些赞誉。之所以要在这里提出来,还是因为我在前面所说的,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究竟为什么,作为一个群体,中小学教师并不值得一提,跟媒体界、律师界,区别在哪里。据此,中小学教师,有可能成为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吗?       梁卫星:我前面对公共知识分子有个说法,是从教育的角度说的。如果是这样,教师不仅应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而且这其实是他的伦理责任。       蔡朝阳:我们来引用殷海光的说法。照时代周刊( Time )的时代论文所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之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     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 他必须为观念而追求观念。 如霍夫斯泰德( Richard Hofstadter )所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 Christopher Lasch )说知识分子乃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人。     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按照这样的要求,我们要来谈论中小学教师是否是知识分子,确实有些要求过高。中小学教师,极大多数,是匍匐在应试教育体制之内的,顺从的国家意志的灌输者。这是国家给予教师的任务。按照葛兰西的分法,知识分子分为有机的知识分子和独立的知识分子两类,何谓有机的知识分子,意思即是说,这些知识分子是构成这个体制的部分,是在体制内的,按照体制的要求,来帮助这个体制得以运作的群体。而独立的知识分子,则要游离于体制之外,至少,在思想和精神上不被体制化。这种独立的知识分子,类似于殷海光的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按照葛兰西的说法,中小学教师如果可以称为知识分子,那么也基本上就是有机的、体制内的知识分子。     但我还是在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范美忠、郭初阳、梁卫星、魏勇、周迪谦、吕栋这样的中学教师,还有李玉龙这样的杂志编辑,还有扬州“亲近母语”的徐冬梅老师这样,一点一滴做起的实干家。这部分教师,或者教育圈内人,多数是一线的教师,但都具备我在前面说过的一些基本界定。他们做的事情都不一样,都在从事自己的事业,但他们身上有些部分还是很相似的。相似就在于,他们有独立的思考,有清晰的理念和价值观,按照自己的独立思考,做那些观念中的事情。     中国的教育不会一下子变好的,我们这些人也等不到我们想象中的美好的时代。但阿伦特说,饶是在黑暗的时代,我们仍有权利去等待一种启明。并且我补充一下,等待不是无所事事的等待,而是积极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言说和写作本身就是知识者的责任,就是做事。                  上一篇: 转帖:这世代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73)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阅读更多

OhMyMedia | 中国青年报:共和国的教科书_

作者:本报记者郭建光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套民国元年的教科书,即将影印再版。书名带着当年帝制转而共和的全新气象,就叫《共和国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出版。 百年后重新编辑再版的工作,由文化出版物《读库》的主编张立宪完成。影印本将于今年10月面世,目前虽未正式发售,但在《读库》网店中,定价450元的平装本已预售出800余套,定价960元的精装本,也已经预售出近200套。 此前,知名媒体人邓康延编写的《老课本,新阅读》一书,前后两次印刷共两万册,基本售罄。 还有,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上海一家出版社于几年前翻印的3套民国老课本,一下子进入销售黄金期。其中由叶圣陶主编、丰子恺插图的《开明国语课本》,出版社“紧急加印10万套”之后,仍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民国老课本受捧之状,不一而论。 “大家常问我为什么要做一套老课本,其实翻开这些书看看,你就会为里面的内容所震撼。从各方面来说,它们应该得到这样的尊重,也值得用这样的规格出版。”张立宪笃定地说。 向更根本、更永恒的东西致敬 张立宪对民国时期的老课本产生兴趣,源于2009年。其时,他主编的《读库》上,登载了邓康延写的一篇文章——《老课本》。 几年前,邓康延到云南腾冲拍摄纪录片时,在旧书市场淘到几本民国年间的小学课本。反复阅读后,他被这些“带有体温”的文字所吸引。 “天初晚,月光明,窗前远望,月在东方。这是多么有意境的文字!”邓康延说。于是,他着手编写出《老课本,新阅读》一书,想让现代人领略那时的文字之美。 看到邓康延的介绍后,张立宪感觉自己“像打开了一扇窗”。他不时陶醉在这种文字之美中,顺口就背出老课本中的一段话。“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张立宪说,“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一幅亲情图。” 邓康延的这篇文章刊发后,“反响极好”。张立宪遂产生出版一整套民国老课本的冲动。因为当时,他所看到的老课本,大都不全。 去年春天,他从北京南下杭州,与学者傅国涌见面。 傅国涌长年关注中国近代史,对民国时期的教育颇有研究。他为张立宪推荐了3套书。一套是出版于1904年的《最新国文教科书》,为中国有新教育以来最早的教科书;第二套是1912年面世的《共和国教科书》;第三套是《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是1922年民国学制改革后出现的教科书。 在傅国涌的介绍下,张立宪又拜访了学者石鸥。石鸥多年来一直关注基础教育,搜集有各种各样的老课本。在石鸥那里,张立宪大开眼界,找到了全套的《共和国教科书》等民国老课本。 曾有石鸥的朋友,也是一位长期研究基础教育的学者,在看到石鸥搜集的那些老课本后说:“‘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也许可从这里寻找。”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一个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艰深命题。”石鸥解释。 听到这样的故事后,张立宪更有兴趣了。他认真读了几遍那些老课本之后,便成立团队,开始紧张的修订编辑工作。 “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中国现在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不是因为西南联大比现在的北大清华好,而是因为当年的小学教育比现在的小学教育要好很多。”张立宪说。 时至今日,这套《共和国教科书》已经基本完成。包括初小和高小的《新国文》和《新修身》,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教授法》。这是近年来,最“完整”的一套老教科书。 在历史上,这是一套影响极大的课本。石鸥在研究中发现,当时其发行量在“七八千万册”。再版的次数也很多。1926年的版本,已为第2358版。而1922年,政府进行学制改革,所有的旧教材基本“不合要求”。 张立宪还雄心勃勃,准备再用几年的时间,再现一批老课本。“我们这个群体把民国老课本拉过来,一起向更根本、更永恒的东西致敬,或者在试图接近它。”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也被香港一家出版社看中,对方表示要在香港发行。 “越来越多的人看中老课本,说明一些人在反思,一些人在坚守一种文化诉求。”邓康延说。 民国老课本寄托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情怀 张立宪的电脑中,储存着大量的老课本照片。那些泛黄的老课本上,有的残缺不堪,有的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就是在这一张张图片中,他和他的团队修缺补漏,推出了一套完整的老教材。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也有一支支这样的队伍,在为这个国家修缺补漏。 石鸥介绍,民国初始,蔡元培执掌的教育部迅即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禁止使用清学部颁行的一切教科书。新教科书的编撰工作随即在官方和民间进行。 商务印书馆也召集精英人马,开始编写工作。当时参与的人有庄俞、沈颐、高凤谦及张元济等。这些人,在中国的教育史上,都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人物。 在《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的缘起》一文中,商务印书馆的这些知识精英提出该套教科书的十四条编辑要点。其中第一条就是“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另还有“普及参政之能力”,“扩充国民之德量”,“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以及“以引起学生兴趣而启发其审美之观念”等多条要求。 这些编辑要求也体现在教科书的《编辑大意》中。《新国文》第一册的“编辑大意”就指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为目的。” “这些要求,即使放在现在,也让人耳目一新。”石鸥说。 在这套教科书的初小部分,学生们多是了解一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翻看这套深蓝色封皮的线装书第一册,也可看到,从“人”开始,逐渐增加难度,并配以插图。 “这样的书,很适合孩子阅读。我5岁的女儿就喜欢读。有时,她看着图,还会让我给她讲。”邓康延的朋友杨政说。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出版不久,杨政就背着他,在新浪微博上注册了“老课本新阅读”的用户名,并雇专人打理,将邓的书一条条摘录上去。开通仅5个月,已有2.5万多粉丝。 石鸥介绍,民国老课本的内容随着年级升高逐渐深入。到初小四年级,便开始选编大量政治常识内容。 《新国文》初小部分第7册中就有“共和国”、“平等”、“自由”等政治话语。《平等》一文写道:“共和国无阶级之分,人人平等,受治于同一之法律。不论何人,权利义务无不从同。虽以大总统之地位,犹必谨守法律,不能恃势以陵人。一旦罢职,即与齐民无异。此所以无不平之患也。” 《自由》一文写道:“凡属个人之自由,不特他人不得侵犯,即国家亦不得侵犯,其尊重自由也如是。” “即使现在读这些文字,你能不感觉震撼吗?这些老课本中,寄托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情怀。”石鸥说。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纷纷编写教材。蔡元培、陈独秀、严复、胡适等现在为大家熟知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教材问世。 邓康延还讲了一则民国趣事:一些学者编教科书时,曾就“来”和“去”的选用争执不休。有学者认为“来”字笔划多,小孩不易学,于是改成“去”。但又有人反驳说“太村太俚”。几番争执,最后出现在课本上的是“来来来,来上学”。 “伟人见末节,大师编小书。”他感叹道。 什么是潜移默化的教育?这才是 翻开《新国文》第一册第一课,一幅插图上方,大大地写着一个“人”字。插图中,大小7人,三世同堂。 而在之前的1904年,同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则是以“天、地、日、月”开篇。 “教科书的编写,遵循立‘人’才能立‘国’的基本诉求,从人的自然属性到人的社会属性,从臣民到大写的个人,教科书试图确立起‘现代人’存在的现实合法性,以期成为理性国家的成长基点。”石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出版后,老友陈丹青读后,给他发来一条短信:“民国教育好善良呀。” 张立宪也常收到这样的反馈。有读者在其淘宝店留言称:“什么是潜移默化的教育?这才是!” 中央电视台记者张均曾参与《共和国教科书》的校订工作。他颇有感触地说:“如果我们的国文从小就这么读过来,中国人的精气神就会完全不一样。” 根据当时的规定,教育部门鼓励和支持民间编写教科书,只要最后审查通过即可。各个学校也有自主选择教科书的权利。 正是因为这种自由状态,各个出版社为了抢占市场,纷纷编写出一些高质量的教科书,市场上的“劣质教科书反而不多”。 石鸥介绍,教科书还曾引发过几次外交纠纷。民国初年,一本影响力很大的教科书中出现反对某国的言论。当时该国强烈反对,并向中方递交外交照会。 “当时政府向对方答复,个人有言论自由,政府不能干涉。”石鸥说。 石鸥还发现,其后这本教科书虽然名义上被禁止发行,实际上却一直再版,只不过其中的激烈言论被删除了。 “辛亥革命的枪声并不激烈,帝制能迅速倒塌,五四运动能短期内发展起来,这些老课本功不可没。这也是现代人怀念老课本的原因之一。”石鸥说。 傅国涌也非常重视这些“没有污染”的老课本,认为能从中寻找到一些资源。在一次演讲中他指出:“小学教科书固然不能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高度,但是它能够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底线。” 面对如潮的翻印热,张立宪并不打算去解读其中的意义。“我们只是呈现一个多元的视角。告诉大家,在历史上还曾出现过这样的课本。”他说

阅读更多

傅国涌 |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目录与后记

2011年09月27日 08:32:22    百年辛亥: 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下册 傅国涌  目录 引言       第五篇           朝廷内外     一、瑞瀓弃城     二、石头城上     三、陆钟琦殉清     四、只有一个升允     五、荫昌的两个车头     六、王公大臣     七、退还是不退       第六篇           谁覆清廷?     一、学生     二、新军     三、立宪派     四、“哥老会的摇旗唤呐”       第七篇           财政困难     一、度支部:库空如洗     二、独立各省:纸币、勒索与募捐     三、南京临时政府:“急不择荫”       第八篇           创立民国      一、君宪还是共和? 二、 退位诏书·隆裕太后     三、列强中立     四、改用阳历     五、民国襁褓          后记       一百年离我们很远,又很近,说很远,辛亥革命的亲历者都已不在人世,说很近,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影子里,当时的选择一直影响着百年来的进程,历史的每个环节都是无法分开的,一环扣着另一环,不明白历史,不仅难以理解今天的真实处境,也不能清晰地看到明天的去向。     2005年出版的《主角与配角》,我从角色意识的角度观察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变动,意犹未尽,当时就有围绕辛亥革命再写一本书的念头。这些年来一直留意收集有关史料,至于写什么,怎么写,并无任何先入为主的想法。手头积累的这些史料,有些是二十几年前的,有些是十几年前的,更多的是最近六七年、尤其是这三年集中搜罗的,书中各篇的主题都是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我不想复述人们在各种读物中熟知的辛亥革命,我试图发现一个更接近当时历史原貌的辛亥革命,这难度实在太大,大得有点不自量力。好在亲历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的人们留下了大量的私人记录,或日记、或书信、或口述、或文字,若没有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有我的这本书。动笔之前,我只打算写一本十几万字、最多二十万字的书,没想到最后变成了四十多万字,只好分上、下两册出版,这超出了我原先的设想,完全是根据掌握的史料和读史产生的感受自然形成的结果。我只想把百年的辛亥革命更完整、更真实地呈现出来,将我这些年的读史所得与关心中国命运的读者朋友一同分享。     从人心思变、谣言四起、逃难人流、金融恐慌到报馆鼓吹、剪辫易帜,从朝廷内外,封疆大吏与王公大臣们对这场革命的反应,从南北财政的困境到民国的创立,许多细节散落在大量的私人记录当中,我们以往或知之不详,或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知,我试图以较大的篇幅将这些细节做一次梳理和整合,我小小的企图就是重建辛亥革命的叙事,将它从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事中解放出来,从更多元、更开放的视角来重新加以审视,我甚至不想在叙事中加上我的观点,叙事本身的丰富性是任何观点都无法代替的,在这些叙事当中,不同的读者自会看见历史的一个个真相,做出不同的判断。我始终认为,事实胜于任何的理论(这样说,当然不是说不要理论,或理论不重要),在基本的事实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呈现之前,轻易做出的结论往往是站不住的。重构史实,在多数时候要比表达观点更重要。这是我读史多年的一点小小感悟。     基于对史实的尊重,每一篇的后面几乎都有层层叠叠的注解,感谢东方出版社容忍了我的做法。可能有些读者会对那么多注解感到头痛,没有兴趣的读者完全可以不看注解,只看正文。这些注解标明每一条史料的来源,历史正是由点点滴滴的史料构成的,每一条注解的背后都有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不同的人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历史。上世纪80年代包括我本人在内对宏大叙事的激动,到今天回到一个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细节,不仅一代人、几代人乃至整个民族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重新认识历史的程度,也是自我重建的过程,这是个人和民族经过千锤百炼、遭遇无数困厄之后逐渐悟出来的。在史实面前,我们可以看见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看见历史的限度,每个历史人物的限度,从而更清楚地看到创造历史的艰难。读史阅世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每一个体生命的局限,环境的局限,但人在任何环境下依然可以有所作为,依然可以超越自己的时代,展开思想甚至行动的翅膀,历史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等到变化突然来临的时候,你才会蓦然发现,原来一切早已在人心深处悄悄萌芽。这正是历史的奇妙之处。那些漫长的日子,无比寂寞的时光,将因此而变得趣味盎然。诚实地面对历史,就是诚实地面对自己。我常常这样想。         上一篇: 对话与共识:谈判桌上出生的民国   下一篇: 转帖:这世代 阅读数(292)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阅读更多

傅国涌 | 转帖:这世代

2011年09月28日 18:06:30    这世代          午后的水妖        【傅国涌按:如此痛快淋漓而又带着悲悯,爱憎分明而又带着反省的文章值得更多的人分享。】          微博是一面傻X照妖镜。多少冠冕道貌,都被扯出里面全然朽烂的败絮来。         每件事情,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见别人,自己彼此的距离。       点一支蜡烛。火光微弱,即便照亮不了别人,仍可晓得自己在哪里。       夜猫子常到深夜不自觉,更多人身处黑暗不自知。       有心私奔,不如结婚。私奔是离家出走的一种。结婚是另立门户;离家出走是要跟家长回家的。(王功权微博私奔)       他们不是富二代,不是权二代,他们是恶二代。       在台上,你是权力正义;到台下,你就成了金钱和性。为什么贪官形状总那么一致。       网民们被狗屁倒灶的提案气得直骂代表“智商太低”;代表们心知肚明,默默回骂:“装傻才能干到底”。       在所有能拖延的事情里,离婚和死亡各占其一。       一个男人最性感的地方,在于直,硬,敏感却持久。如果一个男人不能走正直公义的路,不能硬起脊梁,不对罪敏感,不能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如何能令女人敬仰顺服?。       谢谢爱枣报。谢谢曾经上过,并爱过,却一一死掉的好网站。我没有神器,可我爱上的总是很快死掉。欢爱恩言犹在,坟茔林立如碑。       【狗屁句】“改革开放以来”完全是个伪概念。通过“改革开放”这个词,将历史分为“开放”和“不开放”。但问题是,这段历史完全应该分为“非人”和“似人”,至今未到“成人”阶段。       翻开一本字典,有多少词因为你的战兢而被贴上封条?你被恐惧占据,你被自己的恶行吓到。你所作的恶,连你自己都害怕面对以至于不许人的口说出。然而,比显明真相更艰巨的,是维持谎言。因为真理中有合一的力量,而谎言却总被自己拆毁。       烂片烂书烂文章,不仅提供错误的知识,而且在反复的强迫灌输中扼杀人对好片好书好文章的兴趣和盼望。后一点更加致命,也更加难以改变。       演出来的繁荣,装出来的发展,遮不住内战烽火,四围硝烟。宣传出来的前进,自行捣毁的梦想,公权做了恶榜样,逃不脱阴谋阳谋。         【倒计时】有多少人在倒计时?奥运倒计时、世博倒计时、**运动倒计时、高考倒计时、发射倒计时、开业倒计时……倒计时们,你们能跟现在这个比一下“迫不及待指数”?          【通向地狱的语言】大量使用偏见色彩的词语、区分敌我的用语、缺乏内质的比拟引用和典故、似是而非的惯用语……每句话都是经不起追问和推敲的。所以,他们不允许人有思考的能力,也不给人提问的可能,在句式上采用大量下断语、排比,在逻辑上则充满主观目的推断。       不为民意左右的意思,既指不屈服盲从于民意,也不故意跟民意作对。即,无论民意如何,它自有更高更绝对的权衡标准,并以由始至终的一致性形成公信力。法律不是民意的反映——无论正反。       人随时都可能发疯。但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有各方面的声音和约束,使他即便是发疯,也只能自己发疯。现在真正恐怖的问题是,公车在癫狂,满车人遭殃。没有制衡的力量,只能让手握权柄的人疯下去。红都拉斯就是一个例子。个人,永远是靠不住的。因为人性本来就是软弱的。        二会期间,天安门安检搜身非常严密。一个老朋友说,建议把天安门建成世界第一个最大的裸体广场(可称“天体广场”),这样就一目了然,可以不伤民众尊严搞搜身了。多么靠谱的建议啊!       【抢盐】恐惧、昏盲、软弱和疯狂,在抢购中完美呈现。能参加抢盐的,应该还记得萨斯时的板蓝根和醋,或各种包治百病的保健品及秘而不宣的偏方。与其说在争取健康,不如说在寻求安慰,无论是否有效是否合理,先占有了再说。这是被匮乏和恐惧长期奴役的结果。此事只合常情常识常理,而无关加碘非典。       本以为某些人是嘴上挂满生殖器,孰料却是命根子上长了张嘴。本无恶感一人,不好好说事论理,一见女ID的不同意见就强行拉人参观性爱博物馆。而本身他所说的破绽百出亦不见得高明。在论坛时看不出来,到了微博就现形了。       先是把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放在一起,令他们穿上鲜艳衣服,在该论辩投票的时候像个小丑一样载歌载舞;后又以教主自居,把各个宗教都网罗到自己名下,说谁是邪教谁就是邪教。信仰与公权的媾和,伤害的是信仰本身,法老国王皇帝元首总统首相,人间万变,神却从不改变祂的公义慈爱圣洁。       把数字变成名字,不需要数学或语文知识,只需要承认,这是人间而非集中营。但从地震到矿难到各种灾祸,无一不在提醒你身处世界的本质。只是要个名字,更多的名字就成了敏感词。       有些人除了富贵功名,断无是非公义。遗憾的是,这类人占了这地上的大多数。更令人遗憾的是,即便将人降格为利的动物,他们也难得平安——不是所有的空洞,都可以被权势和金钱填满。因这不平而带来的不安,则勾出更大的罪——流无辜人的血、封冤屈者的口、为掩盖真相做假见证。最遗憾的是,我亦为其一。       哲语禅语机智语,都令我无语;星座时尚养生汤,总是伤智商;金言玉律转必灵,无视拉黑遭报应,一诱一吓颇似党。——我承认自己跟这世代格格不入。不但对“金句”“妙语”“秘诀”“魔法”等幸福捷径已经丧失了兴趣,连对插科打诨俏皮话也失去了陪笑的和气。快到中年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生命是一次严肃的游戏,严肃到即便明知是游戏,也仍然要投入真情。所以,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因为那最难走的路,是礼物中最宝贵的那部分。       我们领土面积据说居世界第四,却没有寸土可以安放尸骸和墓碑;我们造纸产量居世界第二,我们的报纸却没有老二。我们造起三峡来发电,却容不下一根小小的蜡烛;我们把国家形象打到美国最繁华的街头,却将谎言塞满镜头;我们声称就算强大也不会危害世界,却用冤屈暴力恐惧贪婪来囚禁每一个自由的灵魂。每一次与公义背道而驰的决定,都在逼迫更多人拿起灵魂的匕首,与罪恶权势划界决裂。当故土人情牵连心肠,举不起刀子,却总要在漆黑里闭了眼睛,亲手斩断自己那一部分的人生,连血带肉直至骨头,都不要了,怀受伤的灵逃遁而去。——这个夜里,有多少人暗下去国的决心?       相见不如想念。论不如书,是常见的,书里装逼绷得住,面对面谈话很容易露怯——所谓露怯,倒不在于见识长短,而是什么短,就给你露什么——见面,比“激情”更容易发生的,却是幻灭。       男人比女人好。因为,比较而言,男人要什么一目了然,无论贪多少,无非是要,或者不要。但女人不一样,越爱你,越要纠缠你,没事就跟你吵,闹着要分手。真当男人要分手的时候,女人却接受不了。刺痛你,扰乱你,只因为想你靠得更近爱得更不顾一切,只是期待男人再一次的征服。       不要以为欺凌自己的女人,就可以获胜。当丈夫成为一个自私的人,也就失去了丈夫配得的权柄。当你抹去女人的付出,你也抹去了女人对你的崇敬、顺服和温柔。有多少人从心里认为:我的爸爸,是一个遵循真理,施行公义,拥有正确价值观并知行合一,用生命里活出爱的男人?又有多少人可以坦然宣布:我的妈妈,是一个温柔喜乐,完全顺服并敬爱自己丈夫的女人?当女人以“独立自强”来自我勉励,男人要愚蠢到怎样的地步,才会觉得如释重负?神造她,是为帮助你,与你本为一体,为你骨中骨,肉中肉。要怎样的失望,才能叫你的肋骨自愿从你胸腔破出,独悬于天地间,宁受风吹雨淋也不愿恋慕你、仰望你?你当恐惧战兢,要怎样的祷告忏悔才能评析造物主的愤怒。                   上一篇: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81)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阅读更多

傅国涌 | 对话与共识:谈判桌上出生的民国

2011年09月26日 11:27:49                      民国不是打出来,而是谈出来的、对话对出来的。如果说“剿抚并用、以抚为主”只是传统的老办法,那么,走到对话桌上,以和平谈判来解决政治危机,就是前所未有的新办法,在中国历史上尚无先例。辛亥时期的民谣《海上光复竹枝词》反映了当时情景:     议事厅前颇认真,安排西捕辟行人。同居一国开和议,今日君民势已均。       但和谈也非易事,紫禁城里的惊恐、保皇派的荒唐、立宪派的稳健、革命党的激进、北洋派的实用……这众多支流,在一片喧闹中各有目的却殊途同归,最终达成共识,汇入“共和”之河。        保皇派的主张:以孔子后裔为帝     在川西华县,小学生每逢朔望要向石印的慈禧太后、光绪帝画像行三跪九叩大礼,后来又要向着摄政王抱着六岁宣统皇帝的像行同样的大礼。     1911年11月7日,以翻译《天演论》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留英学生严复写信给莫理循(发表于《泰晤士报》),充满忧虑地说:     他们(南方革命党人)允许目前这个王朝在法律上存在呢,还是干脆将其废除代之以中华共和国呢,还是他们相互战斗直到最后,而以一个中国的波拿巴为最终结果呢?现在没有人敢于预言……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     宣统帝是个幼儿,在清朝陨落的时刻,这是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当时有人提出以孔子后裔为皇帝的想法。11月30日,张謇写信给汤寿潜:     昨有美人詹美生来言:中国今日政体似尚以君主为宜。若不愿满人,何不举衍圣公,而总理为之办事?     12月16日,日本公使伊集院与英国公使朱尔典会谈后出门,朱尔典追出来,刚接到英国外务大臣的绝密来电,要给他一看,其中说:“当前官、革双方在保存满洲朝廷基础上达成协议……已全无可能,作为此时之解决方案,册立当代孔子后裔,拥为皇帝,未悉是否可行?望即与日本国公使进行密商。”     极力主张立孔子后裔为帝的是康有为。他在《救亡论》一文中说:“以中国四万万人中,谁能具超绝四万万人而共敬之地位者,盖此资格,几几难之,有一人焉,则孔氏之衍圣公也。”在另一篇《共和政体论》中,他提出保留宣统为虚君,各省公推孔氏衍圣公为监国摄政王,“直出上谕,则汉人为主矣。若欲行总统共和,则称监国总统可也”。     袁世凯对拥立孔子后裔之说断然否定,“此种荒唐论调实不值一笑;单纯可以拥为君主之族系人物,不但无从寻觅,容或有之,而废黜现今皇帝另立新主,其结果只是在实质上成为共和政体,且会惹起更多纠纷,无论如何,不能考虑……” 黎元洪接受英文《汉口日报》采访,记者问及康有为,他强调说:“康有为的事业不是我们的。”显然他不会同意康的这些主张。黄兴、孙中山他们不会同意,北洋军中廖宇春这些人也不赞成。      严复的坚持     严复作为南下和谈的各省代表之一,12月12日,从汉口过江,与当年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黎元洪有过一席谈。     北京《京都日报》12月23、25日接连刊登《严复与黎元洪之政见》、《唐黎会晤志略》,报道12日他们的师生谈。严复说中国人民程度不足,实行共和必多流弊。黎不便驳难,由孙发绪代答,“大致谓人民程度不足,由于无良政府以督率之,此次改革正欲增进人民程度,而期渐进于完善。如谓程度不宜于共和,亦未必即宜于立宪。况立宪政体君主万世一系,彼有何功何德,而能永享尊荣如此”。严复说:“我亦尝谓万世一系不合人群公理,但今日之事颇难为力。”孙说:“此事转移全在先生,先生为当代大儒,若著书立说启发国民,程度自然高尚;鼓吹共和政体,则共和政体自必早庆成立。”严复只是说:“谨受教,但鄙人此次南来,总期保全人民之幸福,凡鄙人所能为者,无不尽力为之。”     严复一直坚持国人程度不适合共和,日后甚至提出了一个“共和女性”说,说共和属于阴类,共字又读“恭”,恭顺而和柔之意,引用古语所训,“共和”二字,女性最贱,故列于十四等。他认为今日将这个名词尊为全国名号,岂非大谬。      “民国”、“共和”的强大声音     当时南方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主张共和。     10月28日,苏州尚未独立,中学生叶圣陶日记即说:“从此以后……汉族同胞共歌自由,当即有一共和政体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半球之东,乐矣哉!”11月16日,黎元洪对记者热情地谈到中国的未来,“描绘了一个以美利坚合众国为蓝本而建立的未来的联邦共和国” 。     在上海等地,许多以民国、共和为名的团体纷纷出现。     不用说革命党人,不仅张謇、汤寿潜、程德全、赵凤昌这些立宪派,就是岑春煊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更不要说年轻一辈的孟森、雷奋、杨廷栋这些人。     12月16日,上海租界巡捕在宁波路墙上撕下的纸条写着:“走狗唐绍仪胆敢来沪议和,一定将他打死,反对打死他的人不是同胞,凡撕下此通告者也该杀。”巡捕在山东路上也发现类似的纸条。唐绍仪对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表示,“目前最堪忧虑者,在于各省对和谈真相缺理解,竟然妄加抵制。今晨以来,本人已接到恫吓信数封”。     参与和议的北方代表冯耿光回忆,从武汉到上海,下船以后,“很多代表被……歹徒要挟,硬说‘北方代表都是宗社党,不要轻易放过他们’。代表们怕事,就纷纷躲避了”。      紫禁城的战栗与痛楚     12月20日,凌盛仪在湖南听说,隆裕太后想要带着溥仪出奔,“无地可往,唯有痛哭而已”。这只是传闻,但当时确有人为溥仪避难联系过美国使馆。在袁世凯进京前,皇太后和皇帝请求在美国公使馆避难,11月10日,北京方面给诺克斯电报,主张允许请求。当日,诺克斯回电,如果其他公使馆不反对,他同意“暂时避难,如果为了保护无辜的生命这是必要的话”。     当年回国考取翰林院编修的留学生叶可梁,也从非正式渠道获得了美国使馆的同意:     武昌起义后月余……我与义理寿联系过两次,十余日后彼告我谓美使馆已答应让出二等秘书宿舍给溥仪使用,并计划由天安门挖一地道直通东交民巷,以避免袁世凯的耳目。     后来,当袁世凯大权已握,与内阁大臣联名上奏,要求顺应民心改定共和政体时,紫禁城再次经历战栗与痛楚。幼帝溥仪日后回忆,是一份密奏吓住了隆裕太后:     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人家告诉我的那次与袁会面的那天……由此我也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听了袁世凯的话就吓得魂不附体,以至袁世凯退下去之后还哭个不停的原因。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他议。”“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隆裕太后没有读过法兰西革命之史,不知道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故事。经袁世凯这么一讲,她完全给吓昏了……      和谈代表唐绍仪的窘境与功绩     清廷的牌几已出尽。12月6日,袁世凯在逼摄政王退位后独掌大权。整个朝廷的重心发生倾斜,战与和、退还是不退的主导权落到了袁身上,次日他决定派唐绍仪南下议和。     12月12日,日本公使伊集院致电内田说,自决定派唐为代表南下议和以来,对袁世凯的意向,外间传说纷纭。“闻昨日(清国)陆军部某人曾向青木少将秘密透露云:如此次交涉不成,或则乾坤一掷,断然废黜皇帝,完全同意共和政体;或则效法罗马教皇之故智,使皇帝保持尊荣而置于虚位,不使其干预一切国政,二者必择其一,袁世凯对此已有所准备”。他将这些问题当面问袁,并说如果袁主张君主立宪,日本必尽量援助。袁回答,自己始终主张君主立宪。11月23日,罗瘿公写信向梁启超报告与袁世凯面谈的情况,袁说“我主张系君主立宪共和政体”——这首次出现的新名词,将君主立宪与共和捏在一起。     此前的11月14日,袁对汪荣宝等资政院议员阐述自己主张君主立宪的宗旨和理由。但是,袁交给唐绍仪的方案“二十二条”,已不是一般的君主立宪制,而是 “君主共和立宪制”,这是袁与外交团商定的:     大清帝国改号中华联邦共和国;皇帝改为国王;各省改为中华联邦,组织共和政府,包含蒙、藏、青;由各省选举议员组织上、下两院,公选大总统以为行政机关;行政之权统归大总统统揽,国王处宪法上之特别地位,不得干预政事;国王例为世袭,但大总统以四年为任期……司法机关为独立,归裁判所管辖……     当时,《申报》、《民立报》等报纸都曾刊登。这个独特设计在世界各国不曾有过先例。袁以为南方会同意这个方案。不料唐绍仪一到武昌,黎元洪他们提出的四点建议就是:推翻满清、优待皇室、厚待满人、统一各省。唐绍仪到上海,发现保留清帝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他也没有将这个方案拿出来讨论。     12月20日,唐绍仪与南方代表伍廷芳第二次开谈。伍廷芳说:“我初亦以为中国应君主立宪,共和立宪尚未及时。唯今中国情形,与前大异,今日中国人之程度,可以为共和民主矣。人心如此,不独留学生为然,即如老师宿儒,素以顽固称者,亦众口一词,问其原因,则言可以立宪,即可以共和,所差者只选举大总统耳……将来满人亦可被举为大总统,是满人何损而必保存君位。故此次改革,必须完全成为民主……”     第二天,袁世凯致电唐绍仪:“近日体察各国情形,皆不赞成共和,日本因恐波及,尤以全力反对,如再相持,人必干预,大局益危,亟宜从速自家解决,冀免分裂,况十九信条已具共和性质,君主民主两相维持,即可保全危局,何苦牢守成见,空争名义……”     唐绍仪南下前夕公开表示,政体改为共和也可,唯君主之名义当保存,若革命军必要除去君主名目,不得不回京罢议。他内心却是主张共和的,随他南下的八旗代表章福荣回忆,船至南京下关,他与江苏都督程德全密谈许久,所谈内容虽不知,但看他们亲密的神情,就心中生疑。章福荣写信给朋友:“此次会议,原为南方主共和政体,北方主君主立宪,故要开会彼此商讨二者之得失利害,而我们的北方代表未到开会地点,在船上业已主张共和,这会还开个什么劲!”     12月20日,第二次开议时,唐绍仪说:“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次日,他电致北京内阁,如不承认共和,无从开议。     12月29日,南下和议代表之一许鼎霖给赵尔巽写信:“此次议和,实误于唐大臣过于胆怯。两次开议,皆存逆来顺受之心,是以革党得步进步,不至共和不已。”他还在资政院指斥唐绍仪,“何谓议和,直是送礼而已”。恽毓鼎甚至在日记中写下“唐绍怡之通匪卖国,令人发指”。     而英文《大陆报》记者笔下的唐绍仪,“他冷静、充满人性、和蔼可亲,易于接近。当他被任命为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出席和平会议时,革命人士感到很高兴,他们认为唐绍仪是一个具有开明观点的、通情达理的、并非对革命毫无同情心的人” 。      双方各有目的,终于殊途同归     其实不是唐绍仪软弱,关键还在袁世凯的态度。这一点,12月20日第二次开议时,唐绍仪就已说破:     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     12月21日,随唐南下的北方分代表范静生(源濂)在湖南共和协会欢迎宴会上说,“北方亦多赞成共和,项城尤为赞成共和。唯一国总不能有两政府,南京非建都之地,都会要以北京为宜,并说明种种理由”。     莫理循多次对人说:“袁知道唐持有共和党人的观点”,“袁世凯派唐去上海时完全清楚唐的意图,我对这点从没有过任何怀疑。” 1912年1月24日,他写信给威?伍?柔克义说:“12月里,我有几天呆在上海,那时唐绍仪宣称他坚持共和的理想。我相信袁世凯知道并准许他这样讲的。”     袁世凯未必有什么共和的信仰,但对清廷不放心则是确实的。美国驻华代办威廉斯记录,10月15日,袁即派亲信密访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告诉美国外交官:“袁将到京,不久我们会有一个共和国,袁且为总统。”     这是个十分重要的记录,袁从一开始就表面一套,暗中一套,似乎令人猜不透,其实只有一条,他既要取而代之,又不想背上篡位的恶名。     在唐绍仪之外,北洋军代表廖宇春南下秘密斡旋,如果不是出于袁世凯的安排,至少也是洞察了他的心机,否则很难理解廖如此大胆。廖宇春在秘密和谈时说:“中国人民无爱戴君主思想,已非一日,其故一由皇统无血族之关系,一由君主无爱戴之价值。今民军进种族革命,而为政治革命,用意极为正大。”并直言不愿为清帝而战,只要袁世凯做总统。     双方之所以顺利达成协议,是因为各自完成了主要的目标:对南军而言,要的是共和政体;对北军而言,要的是袁世凯为总统。     1912年1月5日,莫理循给布拉姆写信:“我相信一定会出现一个民国,而袁世凯只要在此期间不被炸死,会成为民国的第一任总统。”“我见到袁世凯时,他小声对我耳语:‘再加些压力,朝廷就垮台了。’……”     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等47名将领联名电奏速定共和。     共识形成,尘埃落定,清朝的命运决定了——退位是唯一体面的方式。      共识下的双赢、多赢     回看百年前的那次大变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派(后来发展为北洋军阀),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这三种力量表面看去有不同的道路,或革命,或组织军队,或倡导改革与实业救国,但最终殊途同归,走到了一条道上。袁世凯代表的是实用,选择的是出将入相之路;张謇、梁启超们所选择的是稳健;孙中山则是激进。激进、稳健和实用这三者间看似没有共同点,很难找到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但武昌首义打响的这一枪,引发的不是一场无限革命,而是一场有限革命。辛亥革命最终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的深层结构,没有把社会翻个底朝天,更没有触动基本的儒家文化价值,它是相对节制的。清廷退位,建立共和政府,战争即告终——这样一个有限目标,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朝变成共和。它只是一场政治革命。正是政治革命,成了三派达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因此他们得以坐下来,和平谈判,彼此妥协、退让、博弈,不是哪一派全赢,也不是哪一派全输。这样的方式付出的社会代价最轻,成本最低。但我们往往不愿意这样解决问题,中国历史向来有暴力逻辑,我们也有“痛打落水狗”的心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开了一个好的先例。这个先例应当成为后世的一个传统。后人应当懂得并记得:达成共识的民智基础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关键在于时势,在于选择;流血越少的革命、改革,越显得荣耀,因为它珍惜人的生命。       上一篇: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7)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十月之声(2024)

【404文库】“再找演员的话,请放过未成年”(外二篇)

【404媒体】“等帘子拉开,模特已经换上了新衣”(外二篇)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