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学术痴|两木金:《光明日报》刊登AI作文是报人的耻辱

《光明日报》的这番操作的确非常滑稽,一方面在头版唱高调,倡导摒弃AI写作;另一方面,在15版公然刊登AI作文专业户用AI创作的散文。这分明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实在是纸媒界的奇耻大辱。

鼎道面面观|“为回击高市早苗的挑衅,我申请每月无偿多加5个班”是觉悟高,还是道德绑架

“我是流水线上的普通车工,为了回击高市早苗的挑衅,我向班组长申请,从本月起,我每月无偿多加5个班。”

现实中,多少工厂连法定加班费都拖欠?多少打工人因拒绝996被约谈、被优化?当“自愿无偿加班”被捧上神坛,那些依法维权、要求合理工时的劳动者,反倒显得“不够爱国”了?

灵灵虎儿:光明日报记者周洪双性侵实习生

编者按:原微博已被删除。   相关阅读: 中国数字空间 |  metoo Vista看天下 | 朱军骚扰案对簿公堂 当事女生:走出来 准备战斗 【麻辣总局】闲言碎语不要讲 表一表今天删帖多疯狂...

【立此存照】编造“中国梦”事件后续:《环时》只用英文道歉

面对来自各方的谴责,《环时》英文版近日公开发表道歉,称“一家中文媒体”误将这则间接引用当作了马若德教授的言论,而该报在翻译时因疏忽大意,没有就内容进行核查,所以是“失误”。

然而《环时》的道歉,无论可信与否,似乎都没有中国读者的份儿。这则全英语道歉只是针对《环时》的译文。而那曲不存在的“中国梦”赞歌,仍在各大新闻网站,包括《环时》旗下的环球网中继续存在着。大陆媒体对此一致沉默,就好像这桩丑闻或者误会从未发生过一样。

另外,《环时》英文道歉中所提到的那“一家中文媒体”,很显然是指由中宣部直接领导的党报:《光明日报》。

谁绊倒了薄熙来?

近日,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重庆刮起了一阵阵表态风,与此同时掀起的,还有一阵阵的警告风。从原市委书记薄熙来被撤职开始,民间的热议和争论一直未休。然而,更多人注意的是事态的发展,很少人探究的一个问题是:薄熙来为什么会沦落到“日薄熙山”的地步呢? 首先,唱红成了走文革老路,打黑成了黑打。薄熙来极力推动的“唱红”,除了耗资巨大又极为扰民之外,还吞噬了市场化经济的成果,比如重庆电视台不得播放广告,只能播放红色电影电视剧,俨然是老大哥时代的思想控制手段。另一方面是对信息资讯的全面封锁,媒体只能正面报道重庆,即使是市外媒体报道重庆的负面新闻也将受到“双起”对待,是赤裸裸的恐吓。 而打黑,本来是薄熙来的政绩之一,但是将打黑成了黑打。打黑应通过正常程序,黑恶势力固然是极大祸害,但并不代表抓到就判刑,抱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态度。扫除恶势力也需要走正义程序,让法律来判决,而不是民意,更不是权势方。 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教授说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认将形同虚设。如果恶势力的罪行没有事实证据支持,就妄自下定论,叫嚣“判死”,那将有悖于公平正义的法则,也使得此次打黑运动名不正言不顺,将使原本的正义大打折扣,依法治国更是无从谈起了。因此,即使黑势力无恶不作,还是应该回归到法律的层面去解决,如何定罪不是依靠舆论依靠权势,而是依靠法律。在法律面前,要遵守人人平等的原则,更要坚持未定罪前被告人都是无罪的“无罪推定”司法宗旨。在打击罪犯的同时,更要警惕被告人的自由权利受到侵害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打击罪犯必须与保护人权相一致。如果不能依法保障一个嫌疑人(哪怕他有可能是罪犯)的权利,那么保障人权就会成为空谈——因为每个人在特殊情况下都可能被诬陷与冤枉。因此,不管你打击罪犯的欲望多么迫切,同情受害者的心情多么强烈,若你不能忠实保护一个被告人的权利,那就背离了法律的正义与公正,使用的工具与方法也就与罪犯同出一辙了。比如李庄冤案,重庆司法机关对法律的肆意践踏,便使这场打黑运动变得让人不寒而栗。 可见,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和打黑更像是一种高科技独裁,而不是更接近于民主。薄熙来在中国民主的发祥地为官5年,其讽刺之处恰恰在于整件事情与民主压根儿不沾边。 其次,薄熙来自我人格的缺陷,也为他的仕途渲染了一层宿命论的色彩。薄熙来也许是一个“心有大志”之人,从他的所作所为上都能看出,薄熙来对中国的未来所勾画的“蓝图”可能不比那些夸夸其谈的“改革者”逊色,可惜薄熙来的投机心太重,对权力的向往达到疯狂的地步。从“王事件”不难看出,正因为薄熙来的这种过于“雄心”的强势人格和过河拆桥的性格导致他不可能拥有一个坚固的后盾力量——一个好的团队,导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但坑害薄熙来的罪魁祸首,要数那一班极左派御用文人了。薄熙来之所以坚定走文革倒退之路,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了御用文人们的煽动和欺骗,这些御用文人在看到法制民主经济大滑坡的时候,没有及时劝谏薄熙来停止唱红、理性打黑,反而火上浇油,与薄熙来互相利用,结果将薄熙来推向了火坑,两败俱伤,粉身碎骨。 比如,2010年11月,“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在上海举行,苏伟、张宏良、朱文晖、顾晓鸣、沈善增等人都发表了关于“重庆模式”之价值意义的讲话。2011年6月,刘吉、石仲泉、陈东平等也在“纪念建党90周年党建理论与实践重庆研讨会”上,发表了肯定重庆模式的言论。乌有之乡之徒对重庆模式的吹捧到了极为肉麻的地步,为重庆模式推向全国可谓不遗余力。重庆打黑,乌有之乡抓汉奸,配合得天衣无缝。其手段并无二致,均是文革式手法,毫无道德底线可言。甚至自立党派,煽风点火与中央对抗,并且计划好夺权之后的人事安排,叫板中央。如此蔑视中央权威,岂能不失败收场? 薄熙来的倒台,想起林语堂的一句格言:在中国,政治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只有凭借这句话才能理清这一事件的线索。过去的必须过去。尽管他的家庭在文革时受到了迫害,却依旧没有吸取历史教训。本来,重庆模式可以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寻找多元化发展途径,却因薄熙来的权欲熏心而告终,不得不说这是令人遗憾的。 但是,薄熙来的倒掉却也让人看到了另一种隐忧,那就是制度不透明、不公正、不完善的情况下,任何人的上台下台,似乎都系于隐形的权力圈子。毛时代毛可以今天指定接班人,明天也为接班人定叛国罪,生死大权完全掌握一人手上。虽然今日之政治格局未及于此,但权力不存在约束,那么对老百姓来说,不管谁上台下台,都不是一件值得乐观的事。 附录: 重庆模式最终失败却说明了三件事情:第一,重庆的崛起之路即使不迅速急转直下,也将偃旗息鼓,“大势已去”在所难免。第二,企图以退回“红色年代”来否定改革、笼络民意的做法,极不靠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第三,破坏法治、重演文革的做法必将“被失败”,因为正常的人都不会答应让悲剧重现。 那么,在看清事实之后,不妨回顾一下那些年,学者们一起为重庆“打黑唱红”的说辞。 (江湖规矩,排名不分先后) 【孔庆东】 ——现在到重庆市委看看,就没有上访的人,老百姓没有问题可上访了,问题都解决在基层了。人民不上访了,汉奸、走狗反而害怕了,怕推翻不了共产党了。 http://bbs.city.tianya.cn/tianyacity/Content/45/1/1254278.shtml ——重庆卫视这样搞(无广告)了之后,首先他的收视率会大幅度上升。因为人民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看节目了……这不是又回到了伟大的毛主席时代吗? ——媒体只要为人民服务了,人民的头脑才能真正的觉醒。 http://wenku.baidu.com/view/8d82f296dd88d0d233d46a6e.html 【郭松民】 ——重庆模式的重大意义就在于重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合法性就是大家都要认同你的执政,认为由你来掌权是理所应当的,这就是合法性。……“有选举才有合法性,没有合法性就会出现政治动荡”,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 ——重庆通过唱红重新肯定共产党的革命历史,……重建了文化、历史自信。……唱红就是一个重建自信、整合社会、增加认同的过程,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司马平邦】 ——我觉得重庆模式是执政党在三十年之后回归原教旨。就是党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原教旨是革命性。现在一说革命就很多人很受不了,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一方面是选举,一方面是不选举,怎么办。我可以回到原来,代表大多人说话,可以不选举。这个正当本身就代表大多数人,就可以不选举了,要不就得搞西方选举制,我觉得重庆的这个现象就是回归了革命性。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扬帆】 ——在1966年全国打死那么多的教师,我们当时作为学生,都盲目地批判自己老师,后来后悔莫及。现在我们当了教授,一定不能同意再赋予群众和学生这样的权利。 ——能顺利揭发坏人坏事,政府迅速处理。全国什么地方达到了?重庆3000万人,抓五千人差不多,抓五个人太少了吧? ——重庆通过唱红造就了信仰的氛围,群众免除了恐惧,提供大量证据,所以这是一个有效的法治模式。不是文革模式,也不是无效的法治模式。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祝东力】 ——唱红,我理解它的作用就是“整容”,重塑共产党的形象,更进一步,恢复过去和老百姓的那种党群关系,恢复那种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 ——重庆模式的好处是,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都给大家一种出路和希望,比如在政治上搞大下访、三进三同,社会上有什么矛盾、老百姓有什么诉求,执政党主动下来给解决了,用不着其他政党来竞争。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刘仰】 ——中国三权分立是什么,是暴力权,财权和话语权三权分立。……共产党在起家阶段,不管发动群众也好,搞思想教育也好,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的唱红不过是要把共产党自己的话语权拿回来。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顾晓鸣】 (社会学家、复旦历史系教授) ——重庆的领导和百姓在都是山寨、克隆版的中国社会用汗水、眼泪甚至鲜血呈献的创新。重庆模式最重要的模式不是模式本身,而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没有最终的真理,我们只是方法。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5da9007e10b958e 【赵磊:重庆模式的成败,事关中共前途,事关中国命运】 (赵磊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导) ——如果重庆模式失败了,中共只能“下课”,而中国将重演民族分裂和民族战争的历史。 ——薄熙来的报告是“一篇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所读过的“官话”中,最有马克思主义水平、最有历史唯物主义境界、最有理论和实践勇气、最有开拓创新精神、最有共产党人伟大胸怀、最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文献之一。即便共产党一统天下,各种“独立势力”都按捺不住,如果搞多党制,那些互相攻讦拆台的党派,哪个能镇住“独立势力”?那些油头粉面、脑满肥肠的“精英”能镇住吗?这些带路党不跟着起哄、火上浇油、趁机凌迟中国,就算给他们祖坟烧高香了。民族战争是民族分裂的孪生兄弟,分裂一旦出现,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既然多党制阻止不了民族分裂,那么,高喊“民主”的宪政先生们,你们就等着战争来当裁判吧。读读中国历史,看看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这样一大一小的多民族国家的解体过程,答案不言自明。这个结局谁最高兴?首先是美国和日本,其次是买办和民族分裂势力,以及乱世中的少数野心家。谁最痛苦?当然是广大中国人民。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08-23/4276.html 【马胜荣:“实”字当头,事事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这是重庆发展特点之一】 (新华社原副社长、全国政协委员) ——“重庆模式”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什么启发?第一,根据自己的特点设计发展重点,制定长期目标,对亚洲国家有参考价值;第二,政府决策有力,重庆的决策符合发展格局,并产生了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果。 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10-09/20/content_20950343.htm 【崔之元:推动经济发展,关注民生改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重庆找到了发展的平衡点,也找到了实现这个平衡点的切入点!民生十条非常系统,3000字一点水分都没有。这十条提出了民生和经济发展的互补,更重要的是,十项政策之间都有互补性。 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10-09/20/content_20950343.htm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cx/2011/0714/39462_2.html 【纪硕鸣:重庆进行的是社会整体改革 是一种核心价值】 (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 ——重庆的很多价值观其实是把已经被社会丢弃的,或者说忽略的理念给重新捡起来,继续发扬光大。……老同志是根,老百姓是本,抓住了这两点就抓住了根本。……重庆的社会综合变革更是领先全国,跳出了改革停留在经济领域的状态。 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10-09/20/content_20950343.htm ——重庆也在试点它的民主化进程,包括它的投入机制等。我是觉得重庆模式,第一是一个统筹概念,第二它从经济发展的模式变成一个经济社会,甚至于在探索民主化的进程,…… ——“重庆模式”的核心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可以维护起社会的公平正义。重庆模式,摆脱了改革开放之初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无序,放下面向一部分人的倾斜,倡导的是科学发展和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观。 ——重庆以自身总结提炼的模式身体力行,重拾共产党的创党理念,这才是重庆模式最为重要的价值,是全中国都可以复制的价值。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朱文晖】 (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副教授) ——重庆系列改革让人耳目一新 ,重庆领导有总体规划设计,但具体做法还是由基层总结推广的,属于是实践的提炼。重庆模式其实是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提炼,不是哪个个领导人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不过,这确实需要领导有这么一种政治的情感,要贴近老百姓去发现他们的诉求,还要鼓励更多的人去发现,发现之后一看这个经验总结得好,就总结、提炼,提炼之后再推广。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 ——“重庆是浓缩中国”。……其他的地方要不要学重庆经验?我说你要学它的精神实质,就像你要探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前提下……重庆的网民实际上很少在网上说重庆的坏话,其他地方的网民说本地的坏话那是很多的,我去重庆问过好几个出租车司机,都说重庆好,唯一的不好就是出租车加气的队伍太长了。有这样的民意基础的模式不可以推广,那我们现在应该推广什么?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邱立本】 (亚洲周刊总编辑) ——我觉得重庆模式代表中国政治的一个新的发展,当前中国面临很多公平正义流失的问题,重庆的追求是对GDP主义的一个反思。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胡鞍钢:真知源于实践 创新来自地方】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重庆经验”的可贵之处在于,通过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联系起来。“重庆经验”为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做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注释,也拓展了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泛认同。 ——“重庆经验”的独到之处在于,对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的各个环节,始终坚持了“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顺应民心、符合民意”的总体要求。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陈东平: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巡视员、全国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 ——2008年以来,重庆市通过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实践证明,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好载体,是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有效途径和举措,应当继续坚持并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858461.html 【刘吉:重庆市委加强基层党建的首创实践应在全国推广】 (中国社科院原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 ——重庆市委这些年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基本精神、中央党建的有关指示,与重庆市党组织和社情民意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基层是党建工作的主战场,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基层的国家大事,教育管理服务党员群众是党组织的基本职能”这三大理念,统一了认识,引领基层党建不断前进。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857643.html 【张宏良: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唱红不是薄熙来组织的,也不是共产党组织的,而是人民大众自发的政治选择,人民大众是在用唱红歌这种方式告诉共产党——路怎么走以及路在何方。 ——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共产党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共产党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共产党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6604483&page=1&1=1#66044836604483 【沈善增:我看“重庆模式”的兴奋点】 ——我在“重庆模式”里看到了。“民生才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产力”,……不是嘴上说说的好听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重庆“新政”的纲。 ——“五大重庆”就是建设健康型价值的重庆,这是价值取向上的一个重大转换,是老子、孔子梦寐以求的回归自然的社会,回归人的天性,帮助每个人按照他的天性去生存、发展社会,这怎么不是非同小可,怎么不令人兴奋呢?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660805_p_1.html 【张勤德:重庆模式本质是新民本主义】 ——重庆模式的核心是实行了——我个人的看法——一种新民本主义。根据司马南同志所说的,向社会主义法统的回归,或者叫做马克思主义的重庆化,这些提法很有启发意义。我觉得向社会主义法统的回归,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庆化,这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的一个重要观点可不可以这么概括?就是重庆模式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很有价值的一个理论,在今天讲很有现实意义,就是说它的新民本主义。 ——“启动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这个口号啊,实际上是配合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一个战略意图,那就是把中东波黑模式引向中国。为了粉碎这场进攻,我们一个非常有利的武器就是宣传重庆模式、推广重庆模式。为了推广好重庆模式,动员更多的群众来参与,我觉得提出一些口号。我提出的口号就是“人民共富裕、熙来当总理”。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59831|1|0|0 【陈谈强:用马克思《资本论》这把刀子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痈疽刮毒!】 (原《光明日报》副总编) ——在当代时间节点上波及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重庆创新复兴科学社会主义,探索重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世界危机背景下的“重庆新政”,凸显重庆创新复兴科学社会主义,探索重构社会主义制度。这也就是说,重庆主政者同重庆人民结合在一起,走历史必然之路、必由之路。 http://mept.gxu.edu.cn/hsgd/254185.shtml 【石仲泉:继续坚决给力预防和惩治腐败】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重庆有了“打黑除恶”、“唱读讲传”,使社会风气有了进一步根本好转,摧毁了黑恶势力,张扬了恢弘正气,这就十分有利于重庆建设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858449.html   源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011f0102e13m.html © 胡扯吧 | 订阅 | 查看原文 | 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爱思想 | 赵秉志:中国刑法的百年变革

赵秉志:中国刑法的百年变革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进入专题 : 刑法 辛亥百年    ● 赵秉志 ( 进入专栏 )       一、前言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五千年来,秉承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历经数十个朝代,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 其间有起有落、有兴有衰,波澜壮阔、扣人心弦。一个民族的法律是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回眸过去,五千年的中华历史,既是一部文明史,也是一部法制史、刑法史。从“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到现代法治文明,从“德主刑辅”到“依法治国”,中华民族“立刑以明威,防患于未然”( 《旧唐书·刑法》) ,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华法制文明。     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1911年的辛亥革命因其推翻了没落的清王朝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因此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中国各族人民克服重重磨难,逐渐走上了民族解放、人民独立、国家富强的康庄大道。也正是由此开始,中国刑法经历了由清末民初、民国政府到新中国的变革,实现了从传统刑法、近代刑法到现代刑法的历史性转变,完成了从理念到体系、从内容到技术的重大变革,建立起了理念先进、体系完善、结构合理、内容科学的现代刑法体系。古人云: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顾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刑法变革发展的百年历程并总结其历史经验,对于深入把握中国刑法的历史命运和现实机遇,并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刑法立法的发展与进步,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二、清末民初中国近代刑法之初创          近现代中国刑法的百年变革始于清末民初。这期间的主要刑法立法有清王朝1911 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北洋政府1912 年颁行的《暂行新刑律》及之后的两次刑法修正草案。其中,1911 年《大清新刑律》的颁布成为中国刑法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标志[1],并成为中国法制从传统刑法向近现代刑法过渡的分水岭[2]。     ( 一) 大清新刑律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的入侵引发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内忧外患交织,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为了继续维护其专制统治,清朝政府甚至“考虑在另外的基础上组织政体的可能性”[3 ]( P. 321)。在此背景下,变法成为清王朝末年的必然选择。     1902 年,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会奏,建议从速修订法律,并保举沈家本主持修律工作,得到清政府的应允。沈家本认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在修律过程中,他始终以制定新刑律为主要任务,并于 1907 年制定了《大清新刑律草案》[4 ]( P. 294)。不过,由于沈家本的《大清新刑律草案》大量引进了资产阶级的刑法文化,草案的体例和内容较旧律变化极大,因而遭到了以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的激烈攻击,他们称沈家本“用夷制夏”,违背了中国传统的礼教与民情[4 ]( P. 311)。由于反对的声音太大,新刑律的修订工作被迫延缓。     不过,考虑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旧律之删订,万难再缓”,作为过渡,沈家本奏请清政府同意,对《大清刑律》进行删改和局部调整,并且根据“总目宜删除也”、“刑名宜厘正也”、“新章宜节取也”和“例文宜简易也”的“办法四则”,于 1909 年 10 月 12 日编订成了《大清现行刑律》,并于 1910 年颁行[4 ]( P. 296 -299)。这部《大清现行刑律》在当时虽然只是一部过渡性的刑法,但它较之于旧律仍有两点突破: 一是删除吏、户、礼、兵、刑、工等总目,并将纯粹的民事性质的条款析出,打破了中国古代长期以来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立法格局; 二是以罚金、徒、流、遣、死取代原来的封建制五刑,并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使得刑罚更加人道[5 ]( P.

爱思想 | 郝建:在良知的死刑台上——纪念遇罗克罹难42周年

郝建:在良知的死刑台上——纪念遇罗克罹难42周年 进入专题 : 遇罗克    ● 郝建 ( 进入专栏 )       这年冬天北京几乎没有下雪,气温却一直很低。气象学家说这是北京27年来最为寒冷的冬天。3月5日这天,天使投资人薛蛮子发出微博:“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执行枪决,年仅27岁……”     今天的年轻人会问,谁是遇罗克?     遗忘,对大量历史事实的惊人的遗忘或者人为的遮蔽、切割,这是民族的羞耻,也许会埋藏着悲剧重演的萌芽。于我,那些历史场景和各色人物却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京郊卢沟桥畔          2008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我去看阿根廷对美国的奥运足球赛,带着索尼Z1C的小型摄像机。眼前是欢闹喧腾的人群,梅西在球场上腾越奔跑,身影矫健。而我的思绪却不时将这人声鼎沸的场面切换到1970年3月5日。     那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数万人被召集到这里,高呼口号,支持对十九名“反革命分子”严惩:立即执行枪决。网友薛蛮子在微博中说的不准确,那天的公判大会是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但处决现场不是在那里。很费了一些周折后,我终于寻访到当时的刑场,它位于旧的石头卢沟桥南大约500米,永定河西岸的河堤外侧下方。村民们告诉我,这里旧地名叫南沙筒,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里就是北京市执行死刑的场所。1971年新的卢沟桥建成以后,刑场就迁移到河流的北边去了。     接受采访的几个男女村民在少年时都来看过枪毙人的场景。有个女村民说他哥哥有一次还不小心踩到过人的脑浆。     在那个年代,“群众专政”被认为是法律的创新。法国著名的左翼学者福柯在60年代是颇为著名的“毛主义”知识分子。他说:“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宣战为的是夺取政权……任何战争都以胜利为目标,没有人为正义而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很可能对刚刚被它击败那些阶级实行暴力的、专制的、甚至是血腥的专政。在我看来,这是无可非议的。”     在与另一个法国“毛主义”者维克多辩论时,福柯对中国的执法形式十分赞赏,他说:在中国“国家机器并不执法,”其作用仅在于“教育群众,给群众以政治的训练,开阔群众的政治视野,丰富群众的政治经验,以至于群众自己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能杀这个人’或者‘我们必须杀死他’。”(转引自:郭建:《人还活着,他已经死了—— 一个中国人眼中的福柯》,《万象》2000年9期)     显然,福柯这里的学说与文革时期令无数人胆战心惊的“群众专政”完全异曲同工,遇罗克的死刑判决就是由群众讨论的。1970年1月9日,北京市的“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公判大会之前的通告,在这一份通告上列出了20名“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供群众讨论。“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在这份名单上,遇罗克名列第十。其罪名有:“遇犯思想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1963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这份通告最后还有一句话:“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是的,今天的人们大概都不知道或者遗忘了文革期间一些流行词汇,“一打三反”、“5·16”,有的词写出来青年人也很难读懂,例如:“革干”、“恶攻”。他们不知道,这些词带着多少血迹和人的生命,至今依然是中华民族心理的巨大伤口。          1966年·北京东四北大街519号          北京东四坐落着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明星电影院,今天那里已经是装修一新,终日门庭若市。几乎紧挨着它的北边,有一个很小的死胡同,往里走几十米的右手是一个如今已经看不出的小院落,小院落的前面和左右都是拥挤的小平房。1942年5月1日出生于南京的遇罗克从7岁时随家人迁居北京到1968年1月5日被捕,遇罗克就生活在这个小院里。     我采访中遇到的大部分老邻居都很愿意谈论他,除了表示悲哀和惋惜,他们对遇罗克做出的最多评价是聪明、好学。一个遇罗克少年时的棋友说他可以同时跟三四个人下盲棋,还总是他赢。邻居们对遇罗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爱看书,上公共厕所时都拿着老厚的大部头书。从遇罗克家人、朋友、同学的回忆和他的日记中我得知他的阅读涉猎广泛。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波斯人信札》、启蒙时期的作家蒙田的著作、《论语释注》、《元曲别裁集》……就是这些书成了他思想火花的初始爆发点,就是这些书与他那敏锐、勤奋的大脑相撞,使他在1966年前后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冷眼旁观,还颇有抵触和反思。遇罗克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心路历程,他是否知道,就是这些思想和文字很快就会被桂冠文人、思想警犬和专政工具的忠实卫士利用,将他的命运强力推入黑暗的绝路?     1966年1月29日:“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1954年尚可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十足的愚民政策”。     1966年2月15日:“去看《地道战》,以后的电影,一定离不开读毛著的镜头了,越来越滑稽。”     1966年5月2日:“读《波斯人信札》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遵守教规,绝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信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     1966年5月3日:“×××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这些日记摘录发表在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今天我们能看到这很少的日记片段,都是当时《光明日报》的记者、编辑用钢笔从北京市中级法院尘封的档案中一字一字抄录下来的。现在,这些材料短时间内不容易被看到了。即使从这些日记中也可以看出,遇罗克这样一个家庭出身一栏填写着“资本家”几个字的人在文革前就处处碰壁,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报考大学时也挑选了比较偏冷的院校,但还是没能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到了文革浪潮兴起,他这样的“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弟即使不说话,也是十分艰难甚至危险的。面对这种荒诞境遇,遇罗克依然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1967年1月18日·北京1201印刷厂          1966年12月底,中学生牟志京在北京西什库后库的一个电线杆子上看到了一份油印的《出身论》,“拜读之余,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他按照油印稿下面的联络地址找到六十五中,与遇罗克的大弟弟遇罗文相识。经过他们一番奔走,《中学文革报》在北京1201印刷厂付印,于1967年1月18日正式发行。当时这个印刷厂属于部队,位于现在北三环边的花园路,它的库房和旧车间现在成了一个大超市。我每次去买东西,车就停在厂子业务室门口的停车场。     《中学文革报》第一期的主要文章就是那篇由遇罗克撰写的《出身论》,署名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遇罗克在文章中主要批驳的对象就是那幅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据说江青和陈伯达当时也觉得这幅对联不够正确,江青将其修改为“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遇罗克在文章中列数了多年来用家庭出身决定个人命运的种种丑恶现象,斥责了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对所谓“黑五类”子女的公开歧视和残酷迫害。他在文章中发出庄严宣告:“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     紧接着,《中学文革报》又连续印出了5期,刊发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多篇引起极大反响的文章。这些文章受到当时官方支持的《兵团战报》、清华《井冈山》的猛烈攻击,但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极大的共鸣。读者来信已经到了邮递员不能负载的程度,遇罗文他们只好每天用三轮车到北太平庄邮局去拉回那三四千封来信。许多读者在来信中向《中学文革报》编辑、作者们倾诉他们的悲惨遭遇和求得平等待遇的强烈心声。     一个贵阳青年来信述说,自己在闹市区看到热心人手工抄写的《出身论》,那是洋洋一万五千字的文章。他读到一小部分就抑制不住自己,嚎啕大哭起来。     今天阅读这些文章,会看到其中用了许多文革时期的主流话语,比如“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之类。但是如果与遇罗克仅存的日记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出,两者的话语以及思维模式、根本价值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也许是遇罗克在那个极端恶劣政治环境中要想发出声音所必须采取的唯一话语方式。当然,我们也不必拔高遇罗克,说他对于最高领导人发动文革的目标和走向都洞若观火。但我们在他1966年5月10日的日记中就可以知道,他那时就从对邓拓的批判中看出这个运动的矛头指向远远要高于北京市委。     2008年,美国西雅图的海岸边,牟志京跟我回忆起自己在办报时为了修改文章与遇罗克兄弟俩的争论和对遇罗克的崇敬心情。对于自己,他有一种无端的自责。在得知遇罗克被判死刑时,他哭了。他后悔,总认为如果遇罗克的文章不在《中学文革报》发表从而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也许不会被杀害。这时,成群的海鸥在我们身边翱翔、号叫,抢食着游人抛洒的面包, 年近六旬的牟志京眼中闪动着泪光。          1968年1月5日·北京人民机械厂          早晨,遇罗克像往常一样带着饭盒去厂子里上班。一到厂子里就被警察带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同时,他家也受到搜查,弟弟遇罗文赶紧把哥哥的一篇文章藏在了自己屋里。在那之前遇罗克已经知道自己可能面临的遭遇。     1967年4月17日,戚本禹公开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立刻就引起新的批判狂潮。戚本禹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这个小组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几乎是当时中国政治机器的中控机房。根据《光明日报》高级记者苏双碧搜集的资料,1967年12月30日公安部门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决定立即拘押。谢富治于1968年1月1日批示“同意”。     当时高调批判《出身论》的戚本禹1968年1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批准逮捕遇罗克的谢富治后来官至公安部长,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政治机器上的螺丝钉在绞杀别人的生命时,总认为自己是不可触及的,不会认识到自己也会受到无端伤害或者时过境迁的惩处。     遇罗克被捕后很快就被带走,他在工厂的好友杨雨树赶过去没有看到他。后来再看到遇罗克已经是他被警察押着到厂里来接受批斗。前年我到他方庄的住处采访杨雨树,他说自己坐在下面,也跟着举手喊了口号。在他堆满油画作品的小屋里,他给我看他的老师和朋友赵文量为遇罗克画的油画肖像。画像只有寥寥几笔,十分传神。          1970年2月9日·北京半步桥看守所          戴着十几斤重的手铐脚镣,张朗朗和其他几十人被关进北京半步桥监狱。这里是当年关押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并对她执行死刑的所在。他们一进去,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人喊报告:“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问题要细细交代,可是怎么不提审我,那我怎么交代呀?”     张朗朗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因为读书多,好讲故事,时常对江青等人发些牢骚,被定为反动组织的黑后台。因为1968年就曾经和遇罗克被关在一起,张朗朗听出,这是遇罗克!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冷静的辛辣。通过这个方式,遇罗克睿智地让新来的人明白,这里是死刑号,要大家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同时也在向大家传达一种延缓屠刀下落的方法:就说自己有问题“要细细交代”。     张朗朗是干部子弟,出生在延安,在“马背上的摇篮”长大,文革前在经济条件和升学等方面一帆风顺,一直在育才、101、四中这样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而遇罗克是所谓“黑五类”的子弟,在社会上备受歧视。在监狱里,两人互相讲故事,辩论哲学,论诗谈书,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张朗朗回忆“遇罗克不是监狱油子,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更不会在当局谎言的‘感召’之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他也不会在老弱病残的犯人身上踩两脚,以示自己手狠心黑,借此镇唬他人”(引自《我和遇罗克在狱中》,载《遇罗克遗作与思考》)。由于得天独厚的家庭条件,张朗朗读过萨特的一些著作,他跟遇罗克谈起存在主义哲学时,遇罗克认为那是吃饱饭撑得没事干的人思考的哲学,而马克思主义才是最精辟、最有指导意义的。     一次提讯时,审讯室坐了二十几个人,主审官员说:“遇罗克,你的态度极端恶劣,今天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否则你就自取灭亡了。你好好想想还有什么话说,我们五分钟以后回来。”这是明白的死亡威胁。五分钟以后,主审官员对遇罗克说:“最后还想给家里留什么话,说吧。”遇罗克的回答是:“我想要家里带一只牙膏。”后来遇罗克告诉张朗朗,主审官员当时气得脸都青了。     但是政治绞肉机终于落下了它的屠刀。文革中最重要、最严厉的镇压运动“一打三反”在最高领导层的推动下掀起高潮。1970年3月5日,张朗朗听到隔壁牢房里一个个狱友被拖出去,听到了遇罗克最后的“呃”的一声,那是他的脖子被细绳子勒住的自然反应。     遇罗克对这最后的时刻早有准备,他入狱之前曾经写过一首《赠友人》:“攻读健将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清明未必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张朗朗现在居住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一栋美丽的别墅里,地下室放着几千张密纹黑胶唱片。他一直想着在自己退休以后设法把这些唱片带回大陆捐给某个音乐爱好者俱乐部。在我的请求下,他哼唱起前苏联的一支歌曲《光荣牺牲》,那是一首他和遇罗克两人都会唱的歌,他们在死刑号里过春节时开临终晚会一起唱过。          1978年11月·《光明日报》宿舍          1978年之后的十年,是改革开放全面启动的时期,是1949年以来首次允许外部思想进入中国大陆的时期,是内部各种思潮抵触、对话的活跃时期,那是一次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颇有狂飙突进意味的解放和复兴。     1978年11月的一个晚上,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冒着寒风走进《光明日报》记者苏双碧的家中。因为她读了苏双碧11月1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评姚文元 》。苏双碧在此文中提出“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王秋琳说遇罗克在文革中的第一篇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点名批驳了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一文。这是遇罗克罪状中“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依据。第二天,苏双碧向领导汇报后就带着报社的介绍信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下午四点在北京市中级法院找到了积土尘封的遇罗克档案。档案共有24卷,放在一起将近半人高。第二天苏双碧又约请了报社的两位记者一起来看材料,仔细阅读后,他们认为这是一起冤案。便以《光明日报》的名义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要求为遇罗克平反。     1979年11月21日,遇罗克的家人接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再审判决书。改判如下:“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二、宣告遇罗克无罪。”此后,苏双碧为此事写了长篇报道《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发表在1980年6月的《新时期》第4期上,随后《北京日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遇罗克的事迹感动了改革开放年代的许多百姓和官员,促进了当时中共中央积极推进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2009年4月5日·京郊宋庄美术馆          又一个清明节,我和北京的徐晓、栗宪庭等知识界人士以及遇罗克的家人、亲友来到北京郊区的宋庄美术馆,举行了一个十分简短的遇罗克半身铜像落成仪式。人们为遇罗克献上几束鲜花,站立在他的铜像前静静地默哀。     铜像的作者郑敏也来到这里,这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的毕业作品是王小波的一个裸体坐像。郑敏创作遇罗克塑像时,我到他借用的工作室跟踪拍摄。他一边拿着雕刻刀在遇罗克的塑像小稿上细细修饰,一边跟我聊起自己老家文革时发生的一些惨剧。他的老家是湖南道县,道县在文革后成为一个著名的县份,就因为这里在文革中发生过集体参与的较大规模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在湖南省零陵地区道县发生了针对“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大规模屠杀事件,波及零陵地区(现称永州市)其他10个县。据统计,道县事件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达4519人,其中4193人被杀,326人被迫自杀。后来解放军6950部队出动才逐渐制止了这次大规模的屠杀。     遇罗克铜像的底座是不锈钢的,上面刻着北岛题献给遇罗克的诗句:“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     诗人北岛的这首诗创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     《宣告——给遇罗克烈士》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空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徐友渔写过这样一段评述:“人类历史上,有两种人对同时代人和后来者的精神和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一种是烈士,他们为真理、为理想受尽苦难,视死如归;另一种是思想家,他们目光如炬,洞察实质,是社会的先知先觉。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两任者寥若晨星,他们承受的巨大苦难和发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辉映,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座丰碑。苏格拉底是这样的人,布鲁诺也是这样的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给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带来空前灾难,反人性、反人道的蠢行、丑行和恶行发展到登峰造极,夺取了无数人的青春、前途、家庭和生命。对苦难的以及黑暗的反抗造就了思想家和烈士,遇罗克就是其中一身兼两任的佼佼者。”     遇罗克的铜像静静地竖立在那里,多数时光都是布满尘土,但这座铜像和这个人的文字、言行却时时在发出光芒,烛照着我们的思想。铜像上的那双沉静、深邃的眸子,时时在凝视我们,与我们进行着穿越历史时空的心灵对话,让我们思考自己的生存意义,提醒我们:不管在任何艰难境遇中,做出自我选择都是无可逃避的。     文章付梓之日,正是全国两会闭幕之时。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现在“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温总理同时强调:政改有赖于觉醒的人民的推动!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从2007年开始筹拍纪录片《遇罗克》。     来源: 中国经营报      进入 郝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遇罗克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文革博物馆 > 人物档案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449.html    

中国选举与治理 | 媒体札记:北京、重庆48小时

  对沉迷于帝王将相电视剧的中国亿万城乡父老来说,2012年3月14日下午13时45分之后两天里发生的一切,完全可以用“宫廷政变”来概括。当今中国最有权势的25人之一(甚至早有言之凿凿的传闻称其将在半年后进入前十之列)--薄熙来,在一场由其下属、前重庆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叛国”而引发的蝴蝶风暴中,未能全身而退,功亏一篑地倒在了进军政治高峰的最后台阶上。   那天午后,在温家宝允诺“再回答两个问题”之前,人们已经为这位总理的两会记者会谢幕演出而兴奋异常。这位被一些反对者讥作“影帝”的老人,为上任9年来的工作不足而公开道歉、请求宽恕,承认类似“房价越调越高”、“政策不出中南海”的嘲讽确有道理,更叹息自己“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他也再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令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别热心的话题,声称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否则“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在与电视直播同步进行的网络讨论中,即使是一些长期以来认定温家宝的勤勉亲民只不过是“做秀”的异议者,也承认他今天的言论尺度超出期待,仿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不过,不论是“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还是许诺最后一年做好5件难事,都还不能让围观的人们尽兴。此刻,温家宝的缓慢语速已经使这场发布会延长到了前所未有的接近3小时,最后一个获得提问机会的记者站起身来。在询问了地方债务的政府难题后,这张来自路透社的白人面孔没有辜负人们对外媒记者的期待:“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大家很关心的重庆市发生的所谓‘王立军事件’。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以后,中央的有关部门已经进行调查。您本人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的?您觉得这一事件会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对重庆市政府和市委领导的信任?谢谢。”   屏幕前攒动的人们一定也会对这位深谙汉语技巧的记者说声“谢谢”,除了遭遇民间异议者阻击的刑诉法修正案之外,“重庆”可能是关心中国政治者最想听到的关键词。   这种焦急的等待甚至令一位网民产生错觉,当温家宝承诺认真对待地方债务并特意说明“稍后回答第二个问题”时,电视机前的他误以为答问就此结束,在微博上对总理“故意不回答”表示愤慨。好在,现场翻译很快完成了工作,温家宝抿了抿嘴,开始那段注定会被反复解读的表态。   在声明中央高度重视王立军事件后,他话锋一转,在面向全世界的摄像机前公开责备:“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然后,这位被公认为党内右派、开明派的中共高官决定“讲一段话”:“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网络文字直播实录这时反而显得跟不上他的语速,温家宝显然早有准备。   与此同时,是中国互联网上的一片沸腾。那些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治理模式常持异议,并因为王立军事发而断定“平西王”前途暗淡的人们,激动不已。依据对中共政治话语模式的判断经验,他们认定,温家宝的这段讲话无异于将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定义为文革思维,批评其与中国共产党得以稳定政权的改革开放策略背道而驰。   “这是十年来最有含金量、最有料的一场发布会”--一位媒体主编发出微博感慨,并迅速得到赞同。来自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职位更高的官员的批评,就像一把更加锋利的尚方宝剑。对这位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毛左”做法心存不满的“右派”们,利用在网络空间中的绝对优势话语权,提前开始狂欢:“重庆市委市府必须反思”成为最大新闻门户网站们的头条标题;有心人前往重庆官方管辖的华龙网,发现那条有关王立军的同步直播实录链接曾经失效,就此嘲笑此举无异“掩耳盗铃”。   此后发生的事情说明,薄书记的属下们此时应该已经不会有“掩耳盗铃”的勇气了。那条华龙网的链接最终得到恢复,重庆市人大的官方认证微博账号更是迅速摘录转引温家宝的讲话精神:“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波谲云诡的政治摊牌气氛简直要冲淡温家宝催人泪下的“请人民忘记我”。正当人们兴奋地观看央视《新闻联播》,并确认温家宝这次的“敏感言论”没有“不出中南海”时,中国最有名声的记者胡舒立已经通过财新网发表“火线评论”--《温家宝为何两提〈决议〉》:“温总理两提《决议》,均与‘文革’相关,均强调历史感和历史检验。在第二个回答中,他强调重庆当局应当吸取王立军事件教训之后,再谈文革教训;在第一个回答中,他的担忧在于不进行政改则‘文革’可能重演。无疑,重提《决议》显示了对‘文革’复辟的担忧。”   新华社公布的记者会答问电稿并没有与电视机前人们的记录有太多出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文革重来”在内的所有表述都未遗漏,央视一套也在当晚21时重播记者会全程。一些人在网络上传说着“宣传禁令”的到来,一些人则鼓励有良知的媒体人要在这个时候“帮总理一把”。   一夜劳作。因为在多次重大事件中表现突出而受到关注的上海《东方早报》,最终在15日的封面上选取“改革须有人民觉醒和支持”作为头条大标题--这句话被一些人解读为温家宝作为“右派”在党内感到形单影只,不得已而求助于民众。另一些典型标题来自温家宝那些诗词警句,广东《新快报》因为摘录了“文革可能重新发生”、“重庆必须反思”和“吴英案要实事求是”这三段热点答问,而获得同行们的普遍称道。在这种几乎所有市场畅销报纸都将整个头版贡献给温家宝临别箴言的环境中,《南方都市报》简直要因为选了句“一些地方房价远未回归合理”而感到愧疚--事实就是,这家中国最著名小报已经有记者就此公开表达对总编辑表现的不满。   这种比拼在新闻管制下如何游走极限边缘的竞赛,主要发生在市场化媒体身上。当然,风暴中心的重庆例外。人们在最能体现官员意志的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上也没能发现“惊喜”,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又或者《北京日报》、《解放日报》一样,这份由本地宣传官员直接管理头版的媒体正常出版发行,按例刊登温家宝答问电稿,未删一字。   时间来到15日早晨9时17分,那些因为薄督前途兴奋讨论了一夜的网民们,再一次被人民网吸引住了:这个曾经在王立军事发之初宣布“将有重要消息发布”的《人民日报》主办网站,通过官方微博账号故伎重演。不过,这次预告被民间消息灵通者提前一步透露天机,“今天上午薄已免职。重庆市委大会。张德江兼任市委书记”。拥有近20万关注者、长期贬斥“西红市”模式的前记者杨海鹏甚至赌咒,“如此消息不实,甘愿以此博关闭‘自裁’。”   10时整,新华社获准发稿,一共54字:“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这则短讯迅速直攀各大新闻门户头条位置,不到1小时后,稍微详细一些的表述公布:“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称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当前形势和大局出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的。”   棋行至此,人们开始明白温家宝在20个小时前语重心长的缘故,那决不是见招拆招、个人表态。华龙网再也没有理由使得这条新闻链接失效;虽然在下午14时后,新浪搜狐腾讯网易凤凰已同步将标题由“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更改为“重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并移出要闻区,但更靠近中南海的人民网和新华网却保住了醒目版位。   重庆森林消息森严。人们只能从新华社播发的只言片语中推演局势,比如“不再兼任”与“免职”之间的距离。有中共历史爱好者在推测薄熙来是会走上陈希同、陈良宇式的覆辙,还是能像王乐泉、杨白冰般“软着陆”。   终究还是对“平西王虎落平阳”的“幸灾乐祸”汇成了互联网论坛上的嘹亮歌声,俨然盖棺论定。新浪新闻的官方微博账号也已经在传播“王立军事件回顾”,热点话题榜首的用词是“薄熙来去职”,那些在整个两会期间不停传播的画面、段子更是获得新生,并且加上了对功亏一篑的无情嘲笑,薄熙来时代的一些“罪人”的喊冤音量也更大了。来自海外媒体的分析得到网络传播,比如来自呙中校的《亚洲周刊》特稿:“王立军是个监听狂,掌握着大量薄熙来录音,涉及薄熙来及其家人甚至小团体的秘密……形势对薄熙来越来越不利,十八大升为政治局常委已基本无戏,软着陆的可能性也在降低。”   王文“独立的人格”显得更加“不为人们所理解”了。这位《环球时报》评论负责人在新华社发出第二条稿件的同一分钟,宣布:“删去几条微博,但仍坚定保持个人的政治信仰!这是我近期内唯一的声明:8个月内不再谈论朝政!”此前,在温家宝发布会斥责重庆市委市府之后,王文表示不解;更早前,在重庆代表团媒体开放日答问后,他更是连发三段微博,批评舆论“妖魔化”“刁问”薄熙来,强调重庆人高满意率、高支持率“不可抹杀”,并公开呼吁“6个月后的九个位子应该容下他”。   另一位受到关注的“挺薄”派是林治波,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这位宣传系统局级干部“在这个时刻,本人公开地说一句心里话:薄熙来是个好干部!”林社长或许代表了一批曾经亲身感受过山城民生提升的观察者,他们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方向”。   两位著名的“毛左”--司马南、司马平邦,更显失落。前者除了吟出七言绝句“半壁西南一柱倾, 媚骨奴颜不容雄”外,也叹息“今天的几篇微博被责令删除……致意网友,祝贺网敌人”;后者正因为一早发出“薄黄挺住!重庆挺住!中国挺住!”的金光大字而备受调笑,他决定“午间习书,新华社电”。   沦陷的还有大本营。欢欣鼓舞于“五毛党”失去靠山的人们,开始奔走相告:“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民声网和红色中国网全部打不开了!”在过去的4年中,这几家左派网站成为薄熙来拥护者的主要言论阵地,在15日的下午,它们陆续宣布“服务器正处在维护中”。   “人未走,茶已凉”的感慨还因为人民网和新华网已经删改薄熙来简历和过往活动报道而生--因此,联系到另一位“毛左”孔庆东被北大停课的传闻,有人已然叹息中国民众那套成王败寇的斗争哲学之根深蒂固,“如果政府可以封杀左派的言论,他们就同样可以封杀右派的言论。那些欢欣鼓舞的公知本质上跟左派没啥区别。”一段嵌入中共关键人物的曲词则表明了对密室政治的厌恶:“熙来攘往,薄情怎抵德满江,莫慌张,胡说温情,习已为常,强颜欢笑即为相,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更有那,江湖尚在,死国耀邦。”   北大学者陈浩武理解“左派”:“以人治为背景的人事变迁,不能给予太多的浪漫主义解读。中国左倾思潮的泛滥,既有对文革缺乏清算的历史原因,也有当前贪腐横行,社会贫富差别极大,缺乏公平正义的现实原因。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制度变革。某个人事变动,只能暂时改变力量对比。”而在这天下午一篇曾短暂生存的经济观察网评论中,学者孙立平呼吁“冷静”:“重庆模式的出现,客观上起到撑大政治空间作用,刺激了有特点的‘地方施政’和政治多元化出现,不应从‘削藩’角度肯定(薄熙来解职)这件事……既不能仅仅因为重庆出事就简单否定重庆模式,也不能根据重庆重视民生就肯定重庆模式。”   混合着对胡温十年施政成果的失望,“既不能”和“也不能”的两端正盘踞着重庆路线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凭借着在重庆以外市场化媒体上的巨大麦克风,追求自由民主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坚持贬斥“唱红打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民生改善只不过是杀富济贫;而那些坚信薄熙来一身正气的人们,则赞扬这位中共元老之子继承正统,给民众带来公平正义、共同富裕。   18时30分,因改作“红色卫视”而失去收视率的重庆卫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全国观众,人们等着观看那场宣布薄熙来失去根据地的大会。在事后的形容中,有人从男主播的表情中看出了“压不住的欢乐”,有人从市长黄奇帆的主席台表情中读出了“惶恐”。这段口播新闻的解说词很快得到门户网站记录转载,包括“李源潮表示,这次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是鉴于王立军事件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张德江指出,重庆的发展必须依靠改革开放”,以及“黄奇帆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王立军事件的处理,拥护中央对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   电视画面中出现了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照,这或许可以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喉舌的一贯重视。这一晚,重庆卫视也已经“与中央保持一致”。这家在过去两年中因为“不播广告”而名动天下的电视台,甚至在晚间开设了一个认证微博账号,而商业广告,也已经有小部分回到了荧幕上。   蔡副部长亲自督阵的重庆报纸,当然更不会出错。继承发扬14日当晚的正确抉择,16日晨间,《重庆日报》原本每天都有的“五个重庆”、“缩差共富”等口号版面不再出现,代之以“民生”之类的版名。晨报、商报、晚报、时报,更是用几近整个头版向直辖市民众通告中共中央决定、干部大会表态以及新任最高长官的简历。   那些因为“一薄三折”而兴奋了两天的《南方都市报》记者们肯定又要在心中骂娘了,总编辑没有允许有关重庆的任何一个字出现在16日的封面上,简短的新华社电稿孤单地悬在第5版。不过,也不用太担心读者抱怨,事实上,在这个早晨的广州街头,根本没办法在任何一张本地时事报刊头版上找到薄熙来或者张德江,从《南方日报》到深圳《晶报》,广东省委宣传部成功地将这条可以被用来与本地大员汪洋前程两相对比的消息押出头版。《新快报》作出的努力是,在评论版转荐来自胡舒立的警告:“一些人滑得很远,只看到当前问题的症状,却找错了病根,开错了处方,把板子打到了改革头上,甚至主张‘退回去’。于是,这些人怀念贫困和饥饿时代,并将一个等级森严、社会流动几乎停滞的社会,浪漫化为一个人间天堂。”   中共中央机关报给出的标准位置是头版中下部两栏题,《北京日报》跟进。这个时候,《新京报》做得更多。除了以头版头条刊出“张德江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以及“青海副省长何挺接任王立军职务”的消息外,更有社论《中国,只能向前走》助阵:“当下,中国社会确实面临不少问题,可是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全方位‘改革’,而不能靠运动式的‘文革’。”   虽然王文还是在子夜时分微博抱怨“舆论操纵者的煽情与民粹”、反问“30多年来,欧美媒体几乎没有一次像过去24小时内那样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举动齐声叫好!这说明了什么,没有人想一想吗?”,但他的领导、《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恪守了自己的承诺:“当信息过少或过多的时候,我相信党中央。这是理性,也是信仰。”作为当今中国极少数给予“毛左”人士发言渠道的正式出版物,这份畅销报纸今天只是摘录了部分国外通讯社对重庆人事变动的报道点评。   即使需要去争夺市场眼球,总还得顾及媒体安全。一些总编辑选择头条,另一些选择导读,这种上上下下的琢磨,同样体现在这个上午的新闻门户编排中--腾讯网易只能借《重庆卫视一年来首次出现商业广告》曲线救国,凤凰网则是唯一一个仍能坚持把“重庆领导调整”留在首页要闻区的大型门户,基于新闻冲动和逐利目的,编辑们勇于为一些关键表述加粗加黑,并在稿件下方加上诸多历史专题链接。当然,这种管制更不能有效延伸到网络论坛和微博中,类似“政治观察”和“中南海来信”之类的帖子正与强行删除者赛跑,仿佛野火烧不尽,至于有关薄熙来的秘闻更是四处流传,仿佛一夜之间就获得了通行证。   现在是2012年3月16日下午14时,距温家宝公开批评政治局同僚已经48小时,距中共中央确认薄熙来去职重庆已经28小时。这48小时里发生的棋局变幻,显然早在那位路透社记者发问前就已排定,但一招招腾车换帅,外人看来依旧步步惊心。虽然薄熙来的名字后面仍有“同志”二字,但即使是死忠粉丝,也得承认形势极为不利,凭借“唱红打黑”问鼎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在一夜之间变得那么遥不可及。   有人早已将王立军事件比作当年林彪出逃,只不过,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全民全程直播的最高层政治人事变动,虽然那些密室决议的细节还不得而知,虽然这还是一盘未下完的棋,但从“王捕头夜奔美领馆”到“平西王黯然离山城”,拜这三年以来蓬勃发展的自媒体之赐,中国民众第一次可以通过那么多“民间通讯社”获知各类事关最高机密的小道消息或空穴来风,胡耀邦、赵紫阳当年被元老院罢黜自不待言,即使是6年前陈良宇被免职调查,也从未有过这般众目睽睽、物议汹汹。甚至,完全可以将温家宝48小时前的切割摊牌理解为民间沸反舆情的压力所致:改革,的确必须有人民的觉醒和支持。   2012,遮挡中国执政者最高机密的沉重幕布,不再那么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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